论文学的权威性

第一篇：论文学的权威性

论文学的权威性

-------------------------编辑整理：www.xiexiebang.comedy）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它是这些关于梦想世界的作品中的极致。所有这些例子，尽管形式各异，但是它们所揭示的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诗歌的权威并不在于诗歌的语言本身，也不在于诗人的创造力量，而在于诗歌用语言准确地再现了一个先验存在的超现实的世界。正是通过诗人的语言，人们才得以走进这一世界。诗人什么都没有“杜撰”，他或她只是做了一个准确的描述。在这里，诗人只相当于一扇透视另外一个未知世界的视窗，如果没有他们，那么这一未知世界就不可能被发现。这个世界可能是虚构的（fictitious）、人为的（factitious），或者魔鬼的创造（你怎么能够确切地知道呢？），这一点揭示了梦的世界为教堂权威所拥有这一深层的困惑。像《旧约》或者《希伯来圣经》这样预言性的、经典性的书籍就是教堂权威的源泉。试图加上一些新东西则是另外一回事，可能为了焚烧的原因吧。

第二篇：论宪法的权威性

论宪法的权威性 作者：龚祥瑞

法不仅仅是“法律制度”，也不仅仅是“依法办事”。就其形式而言，法包括法律、法规、条例、判决等等；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法却高于和先于法律规范，是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所必须遵循的规则。罗马法学家乌尔庇安(Domitus Ulpianus)说：“法是鉴别人类行为之是非的科学。”这样说来，法也就包括法学中那些追求公平正义的法理了，法的本质不外乎是达到正义的一种手段、—种体制、—种秩序。

宪法是“法中之法”，这前一个“法”字，指的是法的第一种意义，即形式意义的法----法律法规判例等等；后—个“法”字，则指的是第二种意义的法，即法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必须遵循的规则，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法则。

宪法因而是先于和高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所以即使是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循，任何法律法规和判例都不能与它相抵触。于此，可得出宪法概念的广义性和宪法权威的最高性的论据。

我们把人类在一切组织关系上都完整结合(于一个领域)的状态叫做“国家”。既为一个国家，便总有一批人管理它的事务，我们把这批人叫做“政府”。政府以国家的名义依照国土上最高的法律管理国内外事务，我们把这种法律叫做“宪法”(the constitution)，把这种政府叫做“立宪政府”(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以色列和伊朗则以祖传的圣书如《圣经》和《可兰经》为其根本法。还有些国家并无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区别，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也就是一国的根本法，英国和新西兰就是如此。含有上述这几种意义的宪法就是狭义的宪法，我们把它叫做“成文宪法”。

当代宪法学者所称“宪法”的内容并不以此为限。即使严格就载在文件上的条款而言，也不只限于被叫做《宪法》的文件本身，而应包括《宪法》中明文规定“须以法律定之”的“宪法性法律”(the constitutional law)。宪法性法律的效力低于《宪法》又高于其他普通法律，所以通常被称为“基本法律”。然而即使加上宪法性法律，所谓宪法仍然是狭义的宪法。宪法学者所研究的宪法尚有更广的含义，它包括宪法条文的解释、法院(包括宪法法院)的宪法性判例(对美国宪法来说这必不可少)、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政治道德和传统。

宪法并未明言然而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或原则通常被称为“宪法惯例”(the 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或“宪法习惯”(the customs of the constitution)，又叫 “不成文的宪法准则”(the unwrittenmaxims of the constitution)。把成文和不成文的根本法融成一体就是宪法之广义的概念。宪法含有不成文的意义，如在英国、新西兰、以色列这类国家找不到 一部叫做《宪法》的文件，别国成文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 准则在这些国家里或散见于普通法律，或存在于习惯之中。即使在成文宪法的国家里，虽不见之于宪法条文但实际上起着宪法作用的东西也不少。如美国总统必须在宪法惯例或美国国会授予他的权限内活动----这是一切法治国家的根本观念，也是法的 本质使然。所有这些非正式的、不成文的宪法往往比宪法中的明 文规定更能说明一国的实际政体，更能反映法的本质。

宪法的权威性决定于成文宪法背后的隐含因素：宪法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以及实际存在的力量对比，可以与成文宪法记载得一致，也可以与之相去十万八千里。宪法学者要探讨的正是实际存在的“活的宪法”(The living constitution)，而不仅仅是写在文件上的纸面宪法(the paper constitution)。

关于宪法权威的最高性的最早表述见于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 法。美国宪法第六条写道：“本宪法和依照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以及在联邦权力下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其他 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对此也有明文表述。如加拿大宪法第52条宣称：“本法是加拿大的最高法律，一切法律与本宪法的规定相抵触的，其抵触部分将不发生效力。”意大利宪法第1条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并在本宪法的形式和限度内行使之。”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反对蓄奴制的领袖哈利.西华德（William Heray Sewad）在参议院里宣称：“在我国有一个高于宪法的法。”这句话在当时引起蓄奴制的辩护者和反对者的共鸣。西华德的说法对相对立的两派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即不受宪法规定的束缚，无论是蓄奴制的辩护者还是反对者都否认宪法的最高性而诉诸自认的高于宪法的法----法中之法。西华德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宪法理论问题：宪法本身有没有最高权威? 宪法可以要求什么样的权威 ? 关于宪法的权威问题，宪法学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概括起来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一种是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种是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而这三种见解又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或彼此孤立。这三种权威就像后浪推前浪—样。—浪高过—浪运动着向前推进的。

一、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

宪法具有最高效力或最高法律效力，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论断。那么执政者如何处理违宪或合宪的法律问题呢? 称作宪法的是否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呢 ?于是宪法是不是可执行之法，宪法是不是法律这个问题便被提出来了。

如果说法律必须由一个能够立法的机关来制定、批准、公布施行的活，那么在宪法出现之前，哪里有个能够立法的机关呢? 既然能够立法的机关是由宪法规定的，那么制定、批准和公 布宪法的机关是不是一个立法机关呢 ?显然，只有在宪法授权立法之后才能给予宪法以实际的法律效力，那么究竟谁是法的首创者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回答。

例如，英联邦国家的一些宪法是由英国议会和女王在枢密院制定或颁布的。在这些例子中、宪法的法律效力是由最高权力机关赋予的。英联邦有一条公认的法律规则，就是英国议会至上“权比法大”，法由权而产生，同时又宣称：“法比权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这是法学学者的文字游戏，就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辩论。

由于英国议会对英联邦大多数国家享有名义上的主权，这些国家宪法的效力是由英国发生的，由英国议会授予的，澳大利亚、新两兰、加拿大等国的宪法就是这样。另一些英联邦成员国，如牙买加，则是英国女王的枢密院为它立法。所以这些国家的宪法是经 英国承认的，其法律效力来自先于宪法而存在的外在的主权。英国 自治领或殖民地的宪法之拥有权威从而产生法律效力，是因为这些 国家的宪法就是英联合王国的法律。

1950年后印度宪法宣称其权威来自人民。“人民”二字最早 出现于宪法中的是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当今大多数国家 都效仿美国的模式，直接宣称其制宪会议以人民的名义取得立宪的 权威。美国最高法院也把人民作为宪法法律效力的来源。

首席法官马歇尔(Chief Justice Mashall)在论及1819年的“麦古卢查诉马里兰”一案时说 道：“政府是来自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规定和建立起来的 …… 形式上也好，实质上也好，都来自人民。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是由人民赋予的，并且是直接地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使的。这些全体人民的政府，它的所有权力都是由全体人民委任的；它是代表全体人民并为了全体人民而活动而生效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紧接德俄奥匈帝国的战败而通过的新宪法使“人民主权”这个术语在宪法中的使用达到了高潮。每一部宪法无不宣称它的法律效力来自人民。如魏玛宪法、捷克宪法、波兰宪法、爱沙尼亚宪法都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宪法仍然强调宪法的权威来自人民。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宣告“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由宪法建立的机构行使，宪法须“经法国人民批准”。

综观各国的宪法文本，从严格的法律观点出发，宪法之所以拥有法律权威，均出于它是由一个能给予它以法律效力的团体所制定。这个团体或者是外在的立法机关，如联合王国的议会；或者是本国领土上的人民或人民以某种方式选出的制宪会议。宪法不仅享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即高于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答案。第一种是逻辑论证。母亲高于儿子，母法高于子法，宪法不是普通法律，它先于立法机关而存在。即使事实上不是如此，在逻辑上宪法也是先于它所规定的立法机关的。

宪法的功能就在于规范各政府机关，使各国家机关的活动 有章可循，因此不能将它与《文物保护法》这样的普通法律相提 并论。正如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1803年)一案中所说：

“毫无疑问，所有制定成文宪法的人们都想建立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这样的一个政府理论必将使违宪的法律不发生法律 效力。我们认为，宪法或者是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非普通立法 所能改变；或者与普通立法处于同样地位，立法机关想改变就改 变，二者必居其—。不是宪法控制着普通立法行为，就是立法机 关可以随意改变它。如果前者是正确的，那么一个违宪的立法便 不是法律。如果后者是正确的话，那么从人民的立场上看，他们 想要限制的权力从本质上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宪法必须按照 它的条款规定对它创建的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在内)加以限制，否 则又何必制定宪法呢?！”

另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宪法最高性的理由是：宪法是行使制定最高法律之权的产物。这个有权制定最高法律的机关便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外在的最高立法机关，如英国的议会之对于其自治领及其人民(包括复决和公民投票)。许多国家对此有明文 规定：由公民产生的制宪会议，它高于制定《选举法》的立法机关----其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法律观。

显然，任何理论总不能只靠逻辑形式主义的推论而使人信服。美国首席法官马歇尔的论据，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有权解释美国宪法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的论据。换言之，所谓美国“宪法的最高性”，只不过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最高性，因为美国的真正宪法仍 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所造之法：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对社会 问题作出了前后不一的“活的宪法”。

由于两百多年以来美国所有的最高法院法官都是自由主义法 哲学家，所以1787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迄今有效，依然可以适用 于以“自由企业”为立国之本的美国。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亦复如 此。即使宪法实际上不生效力的国家，也可自称其宪法具有最高法 律效力。所以仅仅由法律领域不能说明宪法权威最高性的问题。我 们不得不进而转移到其他领域。

二、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

对宪法作为法律就有两种对立的道德观：一种视宪法为国家法，而 国家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另—种认为国家是多数人受握有权 力的少数人统治的状态，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国家与人民 不分的话，那么就没有宪法的地位，剩下来的不过是一纸法律文本 而已。

先说第一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宪法观。宪法之所以不是普通法律而是根本大法，且不说它的制定机关与程 序特殊，仅从道义上来说，宪法也是法律得以制定和实施的基础，是法律与秩序产生的—个前提。因此宪法从道义上应该是统治着任 何组织和个人的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律。

这个论断不过是在道德领域里重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在法律领域里的论据，谓宪法不能与 《野生动物保护法》相提并论，以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精神予以服 从或拒绝服从。除了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人在政治哲学领域是极少 的)，大家一般都公认社会上必须有一个强制权威以规定社会行动 的适当规则。

人类既有善良的—面，也有残酷的—面，如果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临 之于上，势必不能成立有秩序的生活。有了法律然后有秩序、有安 全，秩序和安全是人类需要可得和平满足的条件。

这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道德观是以—种将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的 观点为基础的。许多哲学家都企盼建立—个理想型的国家，然而这个理想国不过是根据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得出的真善美的概念。他们 把它写进现实的宪法中，就认为理想中至善至美的国家已经实现，人们都应该服从它。

霍布斯的国家论，归根到底是坚持秩序和稳定高于一切，而不问秩 序与稳定的代价如何。黑格尔也说：苟无—位正统的皇帝，则国家 的人格就不健全。按照这种见解，国家也好，宪法也好，都是由它 的本性决定的；如果遭到失败或失误，不可归咎于国家和宪法，国 家和宪法始终是最高的。

如果我们不取这种见解，那么—种宪法观分明是评估现实国家的成 就的—把尺度，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现实的说明。在现实世界中(不是在哲学家的要求中)，秩序有好的秩序，也有坏的秩序。现在 的德国人不见得会像黑格尔那样，认为“个人之最高责任是要做国 家的—分子”，他们想的也许是德国的最后责任是要做欧洲的一分 子。

与以服从国家为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的观点相反，另一种宪法观以 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作为宪法道义权威的基础。美国宪法第5条宣 称它自己是全国最高法律，总统、国会和法院都必须遵守。亚伯拉 罕.林肯在内战爆发前夕向南部诸州讲话时说道：“美国宪法过去 确实就是这样，只有坚持宪法中的牵制和限制等原则，并经常随民意和民情的变化而迅速地变化的大多数，才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名副 其实的全权者。否定它，就必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暴政。”

根据林肯的见解，既然只有人民才有权改变宪法，而且人民可以自由地选出他们在国会中和各州政府中的代表，他们就必须服从既定的宪法；如果他们想修改，就应竭尽艰难地按照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去修改。

这番话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不成问题，但对于固执己见的少数派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既无希望以自己的形式修宪，又无希望阻止他人修宪。当他们竭尽全力去说服大多数人而达不到目的时，他们该怎么办呢? 少数服从多数，然后保持沉默么 ? 按照林肯的回答就是“必须这样”，他们必须接受宪法，他们不能从宪法所建立的联邦中分离出来。

由于林肯的论断是蓄奴制已存道义上无法辩护的时候提出的，因此他顺应了历史潮流，取得了胜利。但如果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派固执的不是蓄奴制而是民主的人道主义的东西，情况也就不同了。在道义上少数人有权做出不服从的决定，并且顽固地维持这种决定。历史上不乏其例。如阿基诺反对派推翻马科斯政权即为显例。

宪法是法律和秩序的基础，但仅仅法律和秩序是不足为据的。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好的秩序才能为人民所服从。如果少数人认为生活在—个糟糕的宪法之下，并月试过别的方法而没有成效，他们就会诉诸高于宪法的法----如自然法。并非宪法当然享有道义上的权威，而是宪法必须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才能享有权威。主张权威主义的霍布斯说得不错，服从是人类的经常习惯，恐惧是服从国家与法律的动机。但以此来解释全部社会问题显然是太简单了。大多数人之服从法律并非总是出于恐惧，有时是自觉自愿的。例如对《义务教育法》，做父母的服从它恐怕主要不是由于惧怕而被处罚。犯法的人总是极少数，但有些穷凶极恶的刑事犯是毫无恐惧之心的。

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时期说过：当整个宪法有被推翻的危险时，除非破坏其中的一部分以保全整体，例如宣布戒严、限制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使。这种做法比少数不妥 协分子拒绝服从宪法更危险，因为并非所有的宪法条款都是同等价 值的。如果政府是有道义有权威的，它就必须作出恰当的选择：宪 法中的哪些部分需要拯救，哪些部分必须暂时停止实施，哪些部分应该抛弃。

一国宪法之所以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看来是 因为它把政府的权力建筑在自然法的基础和人权的保障上。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天赋人权。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说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等权利是人生来所固有的，并非法律的恩赐。

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所谓“自然法”，是指客观存在的法则或自然成长的习惯法，它不同于立法或一次制定的国家法。这是罗马法学家对法的理解。自然法思想为我 们服从法做出了合乎道义的解释。说到底，法律应该是以理服人的 东西。我们服从国家立法，原因就在于这些规定在某种意义上乃是 我们应该做的。

西方中世纪将法解释为“上帝的意志”，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的 斯多噶学派认为法是理性和人性的表现，带有普遍价值。奴隶制在 罗马的制定法下是合法的，在自然法下则是非法的，因为人是生而 自由、平等的。凡与自然法冲突的法都不是真正的法，因为任何一 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可以把是非置之度外而保持其统治的稳定。乌尔庇安就认为，正义并非来自民意而是来自自然、来自人性。这 种观点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风靡一时，它否认法仅仅是以国家主权为后盾的东西，否认权大于法。否认权大于法的理由正如著名 的耶稣会法学家喀德伦所说：“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每一条法律无 论它怎样荒谬可笑不合情理，也把它视为真正的„法‟；那么一来，人们将不复有权诉说不公道和不正义了。”根据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的观点，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颁布者和审判者。谁不服从自然法，谁就是否定自我、否定人性、否定神，谁就要受到最残酷的惩罚，即内心的谴责，假使他逃脱了 通常所说的惩罚的话。

洛克在他的《政府二论》一书中，以经典的语言为英国1688年反对 詹姆斯暴政的“光荣革命”进行了道义上的辩护：“在人民主体或 任何单个的人被剥夺了他们权利的地方，或生活在一种毫无权利的 权力之下，在地上已无控诉之处，那么也就足以成为向天老爷求救 的原委了。” 他继续写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伴随着信任所授予的一切权力 都受此目的之限制。什么时候该目的显然被忽视了，或与之相背了，信任也就必然被收回，权力也就落到先前给予者的手里，他们也许 会重新将权力置于他们认为最可靠和使他们最安全的地方。” 洛克的这段话告诉人们，法律和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权力使人服从，这是很危险的，也是很不可靠的。法律必须符合某种更为正当 而有效的东西，例如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如果一个当局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营私舞弊，残害百姓、侵害人民 的权利，那么这个自称代表国家或人民的当局就在道义上失去了叫 人服从的理由。当然他可以运用手中的强制权力迫使人民服从，但 是根据自然法的真谛，欲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令人服从的力量不 应该是强制力而应该是说服力。

根据人类的理性来解释自然法，进而解释宪法的权威，体现了—种 宪政主义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宪政批判的阵地，相应地也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服从的理论根据。来自自然法的观点并没有否定 法律的效力。相反，它表现出对法律的需要，就像洛克在《政府二论》第57节所指出的那样：“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 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 就不能有这种自由。”

我们提到了西方几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卢梭、黑格尔、霍布斯、洛克，以及几位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以各不相同以至各自相反的观点，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国家权 威辩护，就是为有限的政府权力立言；不是为维持现状(法律与秩 序说教)，就是为制止暴政、保障人权、伸张正义提出各自的道义。

卢梭与洛克是后者，黑格尔与霍布斯是前者，林肯则介于二者之间----为了维护整个宪法的权威，不惜破坏部分宪法的权威。这些资产阶 级革命时代产生的观点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从道义上而不从 形式主义的法律上来提出人类的要求。

三、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

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卢梭认为一切重大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 铜版上，而是铭记在公民们的心中”，民心、民意才是“真正的宪 法”。他说：“当旧的法律腐朽了，渐渐消亡了，新的权力有的把它保留下来，有的则取而代之，驱使人民按其心之所向的方式走去，他们 无情地把靠习惯势力生效的那个权威抛在后面，取而代之。人们讲 的是道德，是习惯，但最主要的是民意，一个尚未被政治思想家所 了解的权力实有待它(指民意)在一切方面取得胜利。” 这无疑是说：宪法到底有多大的权威，并不靠它的自称，习惯势力 也靠不住，终究还是取决于民意。这是对宪法法律权威和道义权威的挑战，它吹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号角。这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 革命是最大的权威。”

宪法自称权威是—回事，宪法的实际权威则又是一回事。宪法后面 的实际力量对比和宪法文本所记载的东西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相 差十万八千里。宪法规定与社会实际的政治力量对比一致的，就有 权威；不—致的，就没有权威。把各国宪法拿到这个权威光谱上来检验，不难发现有的宪法是没有 权威的，如曹锟的中国宪法是无耻的拙作，马科斯的菲律宾宪法是 对现实的讽刺；另—些宪法则是完全有权威的，如爱尔兰宪法的记 载就真的变成了现实。大多数宪法在权威程序上介于两者之间，如 英国宪法的“议会主权”现在变成了法律虚构，大选决定政府命运 的宪政主义使英国宪法名实不一，重大问题实际上是经全民表决后 生效的。

纸上的宪法是静止却不变的，但宪法的实施是—个过程，实际生效 的宪法是动态的。发展中国家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使在发 达国家，宪法也不是条条名副其实。美国宪法要求政府“随时公市一切收支项目”，实际上国会和白宫都从未向公民公布，最高法院 也宣称该规定不在它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

同样在60年代通过《民权法案》前—百多年，英国的国会、总统、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谓“平等保护”条款一直视而不见。根 据1981年修改前的《下列颠美洲法》的明文规定，加拿大政府首相 “须向加拿大议会负责，进而向选民负责”，实际上则明确是向英 国女士的代表----总督负责。”意大利宪法明文规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立法却使行政长官在“最高审判委员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将司法独立原则化为乌 有。卢梭说得好，宪法权威只能是政治权威，只能取决于民心的向 背。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谈到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他说：“代议机关的立法如违反委任其行使代议权的根本法，自当 归于无效，这是一条十分明确的原则。因此违宪的立法自然不能使 之生效。如否认此理，则无异于说：代表的地位反高于所代表的主 体，仆人反高于主人，人民的代表反高于被代表者本身。若这样的 话，那么行使授予的权力的人不仅可越出其被授矛的权力，而且可 以违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由此他得出结论：“宪法与法律相较，宪法优于法律；人民与其代表相较，则人民的意志优于代表的意志。”宪法的法律权威似乎是形式主义的逻辑游戏；宪法的道义权威则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我们只好接受宪法权威是政治权威 一说。宪法有没有权威，即有没有最高效力，不取决于法律上的文 字游戏，也不取决于各个相同甚至各自对立的道德观念，而是取决 于力量的对比。

政治既可以是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也可以是人性中残忍的—面，或 者是既善良(口头上)又残酷(行动上)的—种活动、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的本性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易犯错误的。麦迪逊在《联邦党 人文集》第51篇中道出了一条宪法原理。他说：“政府本身岂不是充分不过地反映了人性的特色么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 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两方 面：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就要控制政府自身了。控制政府无疑要依靠人民，但经验教导我们：人类必须有其他的防 备方法。” 这里所谓“防备方法”，简言之，就是内有分权制衡机制，外有人 民团体对政府的控制，特别是司法机关对立法、行政机关的行为在 个别案件中进行公正的审查。显然单讲这些技术，未必能使人们相 信不经革命便可以达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要知道我们探索的问题，其渊源甚深，不是立宪过程所能揭晓，也不是这些卓著的技术----分权制度、人权宣言、成文宪法所能收效的。

如果每个政府都有腐败的必然趋势，那末我们仍想知道政府所以腐败的原因，政府所以滥用权力的原因。法(包括宪法)能不能防止 或遏制权力的滥用，我们不能不考虑各种在法律条文之上的价值问题。我们所得实在不多，这里存在着许多的空白，实有待进一步去觅取 各种势必出现的普遍的公平状况，而法律尤其是作为它的依据的宪 法之圆满实施，是以取得这些状况为条件的。

第三篇：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

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

王 刚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是指权威机构不能顺利地获取必要的所属群体民众的忠诚，其评价结论对所属群体民众不再具有约束力，更无法转化为所属群体的实践行为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形成，是由于权威机构失去了合法性，丧失了作为社会群体的现实主体的资格；是由于权威评价活动失控，不再具有合理性；是由于权威机构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机制缺乏自觉，尤其是对作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最为普遍运行机制的赏罚机制运用不当，从而使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无法通过良性机制发生作用；是由于社会群体不再具有统一的价值观念，因而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认同发生危机。

关键词：权威；权威评价活动；权威性危机

现代社会，权威评价活动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又是一个权威受到普遍怀疑的时代，批判权威、消解权威、否定权威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时髦话语。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否需要权威、究竟如何对待权威？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权威评价活动①的权威性何以成为问题？

一、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及其危机

权威评价活动就是以权威机构为主体的评价活动，其权威性就在于它作出的评价结论代表着群体评价活动的结论，能为社会所承认，并在实际中得到贯彻和执行。权威评价的权威性首先表现在权威机构所属群体民众对权威评价的结论一定程度地认可和服从，尤其表现在权威评价结论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化，即转化为所属群体的社会实践行为上。能否激发和引导所属群体的实践行为，是权威评价活动是否具有权威性的根本标志。[2]（306-308）②

[1]

权威评价的权威性体现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权威机构作为社会群体的管理机构，合法地掌握和使用公共权力，其合法性和进行评价活动的资格得到了所属群体民众的认可和服从；第二个层面，权威评价活动有效地维护和增进民众的利益，民众对权威机构表现出来的评价能力产生信任感和依赖性，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得到了所属群体民众的认可和服从；第三个层面，权威评价活动能够反映其所属群体民众的需要，维护最广大民众的最根本利益，因而其评价结论得到其所属群体民众的认可和服从，并转化为民众的实践活动。作者简介：王刚（1981—），男，甘肃通渭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05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 权威评价活动可以理解为以权威机构为主体的评价活动，也可以理解为具有权威性的评价活动，本文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权威评价活动”一词，下同。

② 社会群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有机部分，即权威机构，它由处于各级职位的“官员”组成；另一部分为无机部分，由以无机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民众”组成。这种规定不仅适用于政治性的社会群体，如国家；也适用于非政治性的社会群体，如某一跨国公司。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是指权威评机构不能顺利地获取所属群体民众的忠诚，其评价结论对所属群体民众不再具有约束力，更无法转化为所属群体的实践行为的状态，它寓含着民众对权威机构、权威评价活动及其结论的信任危机。毫无疑问，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对权威机构及其评价活动是一种危险与威胁，是对权威评价的运行机制、权威机构的决策和选择提出的挑战。

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权威评价及其结论不具有权威性，成了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拿法律评价来说，民事法律判决（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评价结论）的“执行难”成为近年来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而民事法律判决“执行难”的本质是法律评价的权威性陷入了危机。因此，重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这一切，须以分析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的根源为前提。

二、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的根源

概括的讲，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权威机构失去了合法性，丧失了作为社会群体的现实主体的资格，不能顺利地获取必要的所属群体民众的忠诚，权威机构不再作为正义的、充分合理的存在物被其所属群体民众认可

权威机构的合法性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内在地镶嵌在一起，权威机构的合法性构成了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基础。罗德里克·马丁认为：权威概念的实质性要素是“合法性”，“无论怎样给权威下定义，没有一位作者看不到它以某种方式与合法性联系在一起。据说，权威就在于指望服从和要求服从的权利。”[3]民众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认可和服从，是建立在民众对权威机构的合法性的认可的基础上的。在社会群体中，民众对权威评价结论的服从是基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服从？权威机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从而尽量减小权威评价结论在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变的过程中为获取服从而付出的代价，从而加强其体系内部的秩序与稳定。而当权威机构的合法性出现危机的时候，其权威评价的权威性也必然出现危机，这时权威评价结论在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变的过程中就会受到来自民众的巨大阻力。应当指出，尽管权威机构的合法性构成了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基础，但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又巩固着权威机构的合法性，因此阿尔蒙德指出：“统治的合法性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物，是由统治者制订的政策的内容实质和实施程序所决定的。”

2、权威评价活动失控，不再具有合理性，权威评价活动已经不能反映其所属群体整体需要和利益，因而其评价结论无法获得民众的认可，更无法转化为民众的实践行为

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权威机构拥有优势的公共资源，在与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的一致的前提下，组成 ①①

②[4] 西方政治学上的合法性原则或合法化原则的意义与我们平常所讲的合乎法律的意义完全不同。“合法性”一词的英文是legitimacy，德文是Legitimation，法文是klegitime，有正当性、证明合法、得到认证等意思，在中文词汇中目前尚难找出一个legitimacy的对应词，故而有人又译作“正当性”等，这里的合法性或合法化与法律上的合法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参见汪世锦．论权威——兼论权威与权力的关系[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21-28。

② 当我们讨论权威机构的合法性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关系的时候，这里的权威机构主要指政治权威机构，即政府。权威机构的个体（即官员）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权威机构本身具有自己特殊需要和利益，因此，在评价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在权威评价活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在权威机构独断的享有评价权的情况下，具有自利性的权威机构有可能将其所拥有的权力转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使权威机构不能或不能完全站在所属群体整体需要和利益的立场上，在权威评价活动的第一个环节的决策中，使所选择作为权威机构的评价标准与群体优势需要发生背离或偏离；在权威评价活动第二个环节的决策中，使所作出的价值断定与群体整体需要和利益发生背离或偏离，从而使权威评价活动的权威性陷入危机当中。

3、权威机构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机制缺乏自觉，尤其是对作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最为普遍运行机制的赏罚机制运用不当，从而使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无法通过良性机制发生作用

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核心在于权威评价的结论得到民众的服从——不管它是心悦诚服（服从），还是委曲求全（屈从，从而实现由观念形态的转换，即转换为民众的实践活动，为了实现这一转换，权威机构需要采用赏罚机制强化其权威性。

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韩非关于赏罚“二柄”的分析，对于我们分析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如何通过赏罚机制发生作用具有启示意义。韩非从趋利避害这一人的本性出发，分析了“二柄”即“赏罚”与权威性建立的关系，他指出“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矣。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5]

②①韩非同时指出，为了获取民众的忠诚，“人主”对于赏罚二柄不可偏废，否则就要“见劫”、“见弑”。韩非的这一分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认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须臾离不开赏罚，不能说不深刻，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对于权威机构来说，自觉地意识到奖赏和惩罚之间的辩证关系，并通过组织或机构实施措施加以运用，就能使权威机构的评价结论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这对于提高其权威性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赏罚机制是权威机构为了强化其评价及其结论的权威性采用的最为普遍的措施。但是，赏罚机制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张力，如果赏罚机制运用不当，其赏罚权力的运用“倾向于某种个别的、特定的目标时，就会丧失它的天然的公正性，”不仅不能使权威评价结论转换为民众的实践活动，意即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无法通过良性的机制发生作用，还可能对权威机构及其评价活动造成震荡性的威胁。①③

[6]

④ 只要我们不是对现实采取漠视的态度，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权威机构具有自己特殊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这一点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分析一下刑法对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参见陈新汉．权威评价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60-365。

② 韩非在《韩非子·二柄》中指出：所谓“二柄者，刑、德也。”“杀戮之为刑，庆赏之为德。”通俗的说，“刑”即“刑罚”，罚之极致即为“杀戮”，罚总是指对对象的害；“德”即“庆赏”，赏总是指对对象的利。

③ 韩非将分析的基础建立在人的趋利避害这一基本的人性定位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其分析的重心是为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服务，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④

权威机构之所以掌握赏罚大权，在于其处于权威体系的核心，其权力获得在于所属群体的民众的权力让渡，但这种让渡是有条件的和有保留的，民众让渡部分自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保护，如果权威机构任意取舍赏罚标准、滥赏滥罚，赏罚显失公平，从而严重的侵害了民众的利益，则会引起民众的不满，严重的还会引起民众的反抗，如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近代史上工人罢工运动。

4、由于缺乏统一的价值观念，社会群体失去了判断权威评价结论的依据，对权威评价的再评价处于一种无序和冲突的状态，无法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因而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认同发生危机

权威的维持，需要权威系统内的民众接受统一的评价体系，从而对权威产生认同。“当社会价值体系作用于社会民众、并使多数社会民众认同并遵从其规范时，人们的价值观虽然不可能达到绝对完全的一致，但社会价值体系却能够在某些基本的方面统律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这时的社会价值便获得了较高的统一性。”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形成得力于所属民众的价值认同，而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目的，亦即是权威机构的意志为一定的其所属民众所服从，这种服从的根据一如前述，正是价值标准的一致。权威的这种目的要求是和它的功能相一致的，即它一旦形成之后，为使权威本身得以有效实施，必须致力于权威影响力的有效辐射范围内社会民众价值标准的一致性，否则，该权威系统的稳固性就会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群体失去了判断权威评价结论的依据，对权威机评价的再评价处于一种无序和冲突的状态，无法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从而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认同发生动摇。

[8][7]

三、由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引发的几点思考

1、权威评价活动的矛盾运动和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

危机是反映辩证矛盾发展的许多因素之一，任何矛盾的发展都在于矛盾的对立面的变化，都在于矛盾的各个对立面在统一的范围内相互关系的变化。危机正是对立面的相互独立性不断增长过程的一个阶段[10]

[9]，这一阶段超过了矛盾每一方面相互独立的限度，因而阻碍了体系的发展。

[11]

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是反映权威评价活动辩证矛盾发展的许多因素之一，它预示作为对立面双方——权威机构和民众——矛盾的解决的开始。权威性评价的权威性危机作为权威评价活动的一种否定趋向，它将导致社会群体不能有效的开展活动，因而这个群体就处于自发的状况，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无机”状态，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事关群体的事务“具有它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

[12]，当这种混乱状态不能得到及时地控制时，有形群体失去了粘合剂，作为对立面双方——权威机构和民众——的关系开始破裂，社会群体濒临解体。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当权威评价出现权威性危机以后，权威机构如果能在思想上形成紧迫的危机意识，能在行动上进行调整与创新，那么危机的挑战就能变成一种反向动力，社会群体就可以开创新的局面，社会就会在更高层次上取得进步。

[13]

2、民众评价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

权威评价活动和民众评价活动是社会评价活动的两种现实形式。

[2]（p91）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对于相同的评价客体，权威机构以“有机”的形式对其展开评价，而民众评价以“无机”的形式对其展开评价，从而构成对同一社会事件的权威评价和民众评价。当然，针对同一社会事件，权威评价和民众评价展开的时间、展开的程度和范围不尽相同。

权威评价与民众评价的良性互动，构成了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内在运行机制。因为权威评价活动及其结论能否得到民众的服从和认可并转化为民众的实践活动，对于权威评价活动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权威机构掌握着优势的公共资源，其评价活动关乎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权威评价结论一经作出，就 不可避免地引发民众的评价活动。这种评价常常以民众评价的形式表现出来，本质上属于民众对权威评价活动及其结论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对整个权威评价过程及其结论的公平性、合法性，合理性的拷问，因此，“现实的、具体的权威评价活动必须不断地考察和研究社会群体内众多个体的评价评价活动所体现的群众形式，以修正自己的评价结论或者引导众多个体的评价活动，如果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与民众之间的评价活动长期背离，以至于不能在社会群体中贯彻下去，必然使权威评价活动及其结论失去权威”，[2]（p90）

①而恰恰在这一背离过程中，民众评价以社会舆论和社会谣言等形式作用于权威评价及其结论，使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受到空前的质疑。而一旦权威机构正视民众评价，实现权威评价与民众评价的良性互动，权威机构的权威性就会重新的树立。

3、权威评价的悖论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重建方向

权威机构在现实性上一般以“有机”的形式体现群体主体的意志，是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权威机构通过权威评价活动形成群体的实践理念，并通过领导和管理以及强化权威性的措施，把实践理念贯彻到群体的行为之中，由此就要为由它所发动的群体行为的后果负责，因而成为现实的责任主体权威机构既是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又是群体行为的现实责任主体。

当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出现危机时，权威机构不能在现实性上体现群体主体的意志时，其评价活动不再具有合理性，不能反映其所属群体民众的需要时，权威机构就丧失了作为群体现实主体的资格，群体的全体民众在现实性上也不应该为它所发动的行为负责。但是权威机构仍能利用其掌握的公共权力把它的实践理念贯彻到群体的行为之中，其作为现实的责任主体所负的责任，在实际上必然要由所属群体主体或所属群体主体的全体民众来承担的。这就是说，不应该承担责任的群体全体民众必须在实际上承担由丧失了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资格的权威机构作为现实的责任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而丧失了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资格的权威机构在实际上仍然具有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的资格，这就是权威评价活动的悖论。在理论的研究中，悖论的出现意味着理论问题内部深蕴着的矛盾被尖锐地揭示了出来，从而指出了思维的辩证方向。权威评价活动中的悖论所指出的“思维的辩证方向”指向了不能成为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的权威机构。

因此，规制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为其设定前提和划清界限，便成了权威评价的权威重建的必然之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在于完善制度，推进权威评价活动的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予以讨论。

①②

[14] 民众的评价活动可以以个体评价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以以群体评价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即民众评价。

这一点在2005年的哈尔滨停水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2005年11月下旬因松花江遭受污染而引发的哈尔滨市全②城停水后，哈尔滨市政府首先发布的停水公告称是由于要对全城进行管网改造，因而在这一公告发布后，民众对政府的诚信发生了质疑，网上流传关于停水的原因的说法：饮用水网中被投入了可以导致2亿人死亡的剧毒氰化钾及氰化金钾；水源头被有毒的苯污染。与此同时，地震的谣言也疯狂传开来。“出现市民储藏食物、夜间不敢睡觉、搬家躲避的现象。”可喜的是，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正视了民众评价，10小时后哈尔滨市政府重新发布公告，称停水是由于水源受到污染。正是这一及时修正的权威评价结论，使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的权威得以重新树立，其评价结论得到了民众的认同和服从，从而政府和民众一道化解了一场公共危机事件。参考文献：

[1]陈新汉．论权威机构评价活动的机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114-118。[2]陈新汉．权威评价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福克斯．工业劳动社会学[M]．纽约：柯利尔—麦克米兰公司．19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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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2．

[7]王宏维．社会价值：统摄与驱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

[8]薛广洲．权威特征与功能的哲学论证[J]．浙江大学学报，1998，（3）：23-31． [9]邦达列夫．再论“危机”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2，（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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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戈尔良斯基．辩证矛盾及其结构[J]．哲学问题，1965，（10）．转引自[苏]邦达列夫．再论“危机”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2，（12）：55-

56、16．

[11]列文托夫．“危机”范畴的社会哲学内容[J]．哲学科学，1980，（10）．转引自[苏]邦达列夫．再论“危机”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2，（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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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31． [13]郝永平．危机价值辩证[J]．天津社会科学，2004，（5）：52-55．

[14]陈新汉．论权威评价活动中的腐败[J]．山东社会科学，2005，（12）：38-

42、93．

On Authoritativeness Crisis of an Authoritative Organ in its Evaluation Activity

WANG Gang（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 Authoritativeness crisis of an authoritative organ in its evaluation activity means that the authoritative organ cannot be necessarily trusted by the mass and its comments hold no sanction by the subordinated mass.Also it cannot be practiced by the mass.This kind of situation is caused by such factors as: the institute of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will loose its validity and qualification as realistic body of the public;the institute of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looses its rationality because its activities are out of control;the authoritativeness of the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exerts no effect on the mass through well-organized mechanism because the mass do not have a uniform value system.Key words: authority;Authoritativeness crisis of an authoritative organ in its evaluation activity;authoritativeness crisis 联系方式：

电话：***（手机），66130916（H），66134658-19（O）EMAIL：yinongxiaoxia@shu.edu.cn 7

第四篇：文学风格论

第十三章：文学风格论

无论古今中外，大凡优秀作家的创作，总是有着鲜明的个性，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在一定的时期、地区，那些创作风格相似或相近的作家，又可能形成一定的文学流派；而那些具有较大势力的文学流派，则往往以其自觉的理论主张、艺术追求和创作实绩，在文学领域内掀起风靡一时、影响深远的思想潮流，这就是文学思潮。总之，文学风格、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乃是文学创作达到一定水平和境界所形成的重要现象。

一、文学风格的涵义

在文学史上，不同作家的作品在文风、趣味、情调、境界上往往是相去甚远、迥然不同的，李白与杜甫，一绮丽飘逸，一沉着典雅；鲁迅

与郭沫若，一冷凝犀利，一淋漓酣畅；巴尔扎克与雨果，一形象真切，一热情澎湃；米兰·昆德拉与萨特，一寓意深邃，一观念直露。而这一切，都是每个作家文学风格的表现。

中西方文论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风格的研究。在古代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就有“风格”一词，在希腊文中该词表示那种长度大于厚度的直线体，其中有一个含义是指写和画所使用的雕刻刀；罗马人吸收了这一含义，扩展为技巧、手法、笔迹的意思，在古罗马作家特伦斯、西塞罗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该词指组成文字的特定方式，进而指用文字装饰思想的特定方式。我国古代不大用“风格”一词，与之相对等的是风趣、风气、风神、滋味、格调等概念。那么，什么是文学风格呢？

文学风格是一个带有总体性、全局性的概念，如果只是孤立地取出其中某一个方面、某一种因素而不及其余，势必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风格，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１８世纪法国学者布封在一篇名为《论风格》的演说中提出的“风格就是人”的命题，这一命题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即风格必须以人为本，以人的主观精神修养为根柢，包括人的道德、品格、情感、胸襟、趣味等等。唯其如此，这一命题才赢得了后来许多人的认同，黑格尔说：“法国人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黑格尔：《美学》第１卷，第３７２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马克思也说：“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７页。）我国古代文论中历来也有“文品即人品”、“文如其人”的说法，意思也大致接近，较早是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所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后来宋濂在《林伯恭诗集序》中说：“诗，心之声也。声因于气，皆随其人而著形焉。”叶燮在《原诗》中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说：“诗品出于人品”。以上这些论述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文学风格乃是以作者主观的人格修养为根基，作者的人格修养常常能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什么样的作者，便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以何种人格修养作为根基，作品便会呈现出何种品位、趣味和格调。文学风格不仅以内在的人格修养为根基，而且要通过客观的、物化的形象和形式表现出来，缺少这种外在的形象和形式，文学风格仍然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文学创作是“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的过程，因此文学风格乃是“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的产物，或者说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而这种外在的形象和形式本身也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作家要形成风格，一件要事就是必须做到对于这种客观的艺术规律的顺应和契合。正像在文学史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作家在创作中如果采用不同的题材或体裁，则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表现工业题材与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风格不一，描写市民生活与描写校园生活的作品风格殊异，小说的风格不能与戏剧一致，诗歌的风格也总是与散文有不小的区别，这都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如果他表现不同的题材，或采用不同的体裁，最终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也会迥异其趣。瑞士学者沃尔夫冈·凯塞尔说：“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同一作家的两部作品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之下，很难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重新认识那位曾经写作戏剧的创造者。„„另外一个明显的例是歌德的《葛兹·封·伯利欣根》和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们还可以再加上这些年代各式各样的抒情诗。假如我们利用这种解释来帮助，说这刚好是关系到各种不同类别的作品的事情，让风格的差异可以理解，那么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在各种类别中有一些规定风格的力量。”（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第３７２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但是不管这客观的方面如何切要，它也不能是孤立存在、与主观因素相睽离的，而是必须始终受到作家内在的人格修养统摄的，客观的艺术规律只是在作家人格修养的规范之下才能发挥作用，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的生命只是受到作家情感和智慧的灌注才能显得光彩熠熠。德国学者威格纳特将风格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比成衣服和肢体的关系，他说：“风格并非安装在思想实质上的没有生命的面具，它是面貌的生动表现，活的姿态的表现，它是由含蓄着无穷意蕴的内在灵魂产生出来的。或者，换言之，它只是实体的外服，一件覆体之衣；可是衣服的褶襞却是由于起因于衣服所披盖的肢体的姿态；灵魂，再说一遍，只有灵魂才赋予肢体以这样或那样的动作或姿态。”（威格纳特：《诗学·修辞学·风格论》，《文学风格论》第１５－１６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关于风格，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把风格理解为文辞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亚里斯多德主要在修辞学的领域内讨论风格问题，古印度的毗首那他认为，风格只是连缀词句的特殊形式。我国古代文论也常常以文辞形式作为划分文学风格的依据，曹丕《典论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刘勰《文心雕龙·定势》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由此可见，文辞形式确实是构成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仅此也还是不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那怕是同一种体裁形式，在表现不同的内容题材时，也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试看下面的两首唐诗，一是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一是王昌龄的《塞下曲》：

饮马度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虽然这二者均属五言律诗，但有谁能说它们的风格是一样的呢？另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虽然同属散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与契诃夫的《海鸥》虽然同属戏剧，萨特的《恶心》与加缪的《局外人》虽然同属小说，但其风格都是相去甚远的。可见在文学风格的概念中在肯定形式的意义的同时还不能排除内容的作用，毋宁说文学风格恰恰是内容与形式的水乳交融。在这一点上，前苏联学者米·赫拉普钦科的一段论述值得首肯，他说：“艺术作品的风格组织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形式的独特性，而且还有内容的某些方面的独特性。人们经常称为形式的东西——诗情语言、情节、结构法、韵律等等，——所有这一切，在一般意义上，都包含在风格之中，可是，除此之外，风格还包括揭示思想、主题的特点，对人物的描写，艺术作品的语气的因素。„„应该着重指出：标志出风格来的，不是这些或那些个别的形式和内容的因素本身，而是它们的‘融合体'的特殊性质。”（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第１４１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对什么是文学风格下一个定义了：文学风格从本质上说，是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的有机融合体，它是作家在主观方面的个人独特性在创作过程及其物化的成果——作品中的体现，它不但在作品的形式上，而且也在作品的内容上表现出来。这里还须指出的是，一般作家虽然在创作上都可能显示出某种个性特点，但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风格是较高的、甚至最高的要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称得上风格的个性特点起码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这种个性特点具有开创意义，它必须成为某种起点，并有力地影响着以后的文学风尚，像李白、杜甫的诗，辛弃疾、李清照的词，关汉卿、王实甫的戏曲，都曾起过开一代风气的作用，从而都是有风格的。二是这种个性特点必须非常鲜明和清晰，它不应是含糊不清、朦胧暧昧的，而应是让人不假思索和一目了然的。鲁迅在３０年代十分险恶的斗争环境中为了避免种种麻烦，在发表杂文时常常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但是无论是广大读者还是国民党文化特务，仍然能够分辨出他的作品，正说明了其杂文创作有着极其鲜明的风格。三是这种个性特点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贯串在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中，不能说一个作家写了一两篇有特点的作品就有了风格，风格应是一个作家的一批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像海明威“硬汉小说”的风格就不只是靠一两篇作品确立的，而是靠《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一大批作品而蔚为大观的。正因为需要这样几个条件，所以文学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品达到较高境界的尺度，无论哪一个作家，都应以形成自己的风格为最高目标，说一个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或说一部作品显示了某种风格，对于这一作家、作品乃是一种最高的褒奖。

二、文学风格的成因

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总的说来，主要有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实际起作用的时候，这两个方面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的，这里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才将其分开来加以分析。

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从根本上影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军事斗争、阶级状况、民族关系、文化背景等都可能对作家的创作个性产生制约作用，并最终在文学风格上体现出来。例如所谓“魏晋风骨”，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状况下形成的一代诗风。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各个统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倾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民不聊生、饿莩遍地。由于农民起义的有力打击，汉王朝的统治行将崩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也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在这失序的社会状态中却解除了思想禁锢，滋生了离经叛道的倾向，敢于直接暴露社会黑暗，大胆表达内心意愿，于是他们往往击节高歌、直抒胸臆，其作品勃发出慷慨多气、悲怆激越的风致，形成了特有的风力和气骨，表现出刘勰所说的“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涌现了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试看曹操的《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从中不难了解所谓“魏晋风骨”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因果关系。再如法国１８世纪启蒙文学以浓厚的哲理意味而形成鲜明的风格，便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１８世纪启蒙运动以推翻封建统治和破除神学伪说为己任，以照亮思想、启发理性为宗旨，标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在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将理性悬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崇尚自然、崇尚人性，主张在现实中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王国”。而当时一批启蒙运动的斗士也就是作家，他们都致力于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对深奥难解的哲学道理加以阐释，做了大量普及和推广的工作，以唤醒人民起来反对封建制度、封建贵族和宗教迷信，因此像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波斯人信札》、《布鲁图斯》、《拉摩的侄儿》、《爱弥儿》等作品哲理化风格的形成，便表现出共同的文化特点，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整个文化氛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种种个人原因也是影响文学风格的重要原因，其中包括作家的生活经验、思想观念、个人的气质、性格等因素。例如作家的思想观念就是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成因。文学风格总是包含着作家的哲学、政治、伦理、宗教、美学、艺术等方面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苏轼

和辛弃疾

都是宋代著名词人，他们的作品都可以归入豪放一派，但是细玩其风格，却又甚为判然，相比之下，苏词更加旷达超脱、潇洒自如，辛词更加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这只须比较下面两首词便可见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如果深究这二者风格的殊异，则可追溯到二人的思想根基，在苏轼的旷达情趣中更多表现出佛道二家的出世思想，在辛弃疾的愤激心情中则更多流露出儒家的入世精神。又如作家的气质、性格对于文学风格的影响也颇为显然，如果作家的气质和性格不同，哪怕是父子兄弟，写出来的东西也往往是风格迥异的，恰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不能以移子弟。”如果作家的气质和性格不同，哪怕写的是同一桩事情，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红楼梦》第７０回写暮春之际，大观园众姐妹结社填词，虽然都以柳絮为题，但词风互异其趣。林黛玉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 凭尔去，忍淹留！的《唐多令》写道：

薛宝钗 的《临江仙》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 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前词托物言情，写得缠绵悲戚；后词翻出新意，写得雄心勃勃，这正是黛玉、宝钗二人个性的折射。

必须指出的是，从上述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出发只是揭示了文学风格形成的社会学根源，还不足以说明文学风格形成的心理学根源。文学风格作为文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它的形成还有着特定的心理基础。

在风格研究中曾经盛行过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风格的形成是出于在审美活动中节约心灵力量的规律，斯宾塞说：“决定选词和用词的一切规则的基础，我们认为是这样一个主要的要求，即珍惜你的注意力”。俄国历史文化学派文论家亚·维谢洛夫斯基也对此表示首肯，他说：“风格的优点恰恰在于，它能以尽可能最少的词来表达尽可能多的思想。”但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认为事情并不像节约心灵力量规律所揭示的那样，因为节约心灵力量的规律是建立在习惯成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一旦人的感觉和动作变成习惯性、自动化了，那么感觉便将趋于迟钝，动作也将变得带有机械性了，这恰恰不利于形成风格，而是走到了风格的反面。据此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陌生化”的原则，即通过结构布局、语言技巧、修辞手法等形式因素的颠倒、重叠、浓缩、扭曲、强化、延缓而使文学语言对日常语言产生疏远和变异，从而使人从麻痹、迟钝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产生耳目一新的感受，这就是风格产生的心理机制，什克洛夫斯基据此断言：“我个人认为，凡是有风格的地方，几乎都存在陌生化手法。”（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篇论文》第１３页。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艺术心理学家维戈茨基的赞同，他明确指出，斯宾塞所提出的节约心灵力量原则是不适用于艺术风格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恰恰遵循的是相反的原则，他说：“至于艺术，那么占优势的恰恰是相反的原则，即神经能量舒泄的消耗和耗费；我们知道，这种舒泄和消耗越多，艺术就越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我们的审美反应，首先是作为破坏而非保存我们的神经能量的反应向我们显示出来的，它像爆炸，而不像斤斤计较的节约。”（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第２６８页。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什克洛夫斯基和维戈茨基对于风格的心理基础的揭示可以在前人大量的论述中得到印证，叶燮说过：“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数见则益不鲜；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叶燮：《原诗》内篇。）由此可见，文学风格的心理背景其一大要义在于创新和突破，在于独创，在于首创。

但是肯定这一点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越是标新立异、嗜怪求僻就越有风格，一味求新而失却一定的规范和法度，则势必流于混乱无序和摇摆不定，缺乏必要的稳定和秩序，对于风格的形成只会产生消极作用。包世臣说：“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体调均，遍视数千万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谓之真异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颠倒条理，删节助字，务取诘屈，以眩读者。是何异自憾状貌之无以过人，而抉目截耳，折节 胁，蹒行于市，而矜诩其有异于人人也耶？”（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这样，就文学风格而言，就有两种倾向必须避免，一是踵陈习旧，乃有剿袭雷同之弊，一是追新逐异，乃有芜杂秽乱之病，二者皆不可取，看来有必要在这两极的中途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度，唯有这个度才是创立风格的最佳条件。关于这个问题，国外的一些理论值得借鉴，美国学者伯克霍夫提出这样一个公式： Ｍ＝Ｏ／Ｃ

其中Ｍ代表审美尺度，Ｏ代表有序性，Ｃ代表复杂性。按照这个公式，审美尺度（Ｍ）与有序性（Ｏ）成正比，与复杂性（Ｃ）成反比。前苏联学者艾依泽克则提出另一个公式，即：

Ｍ＝Ｏ×Ｃ

就是说，艺术感知和艺术享受的强度（Ｍ）与艺术现象的有序性（Ｏ）和复杂性（Ｃ）均成正比。（见鲍列夫：《美学》第２５０－２５１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总之，不管是哪种意见，文学风格的形成都与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创新、变革）和有序性（规范、法度）相关，离开了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真正揭示文学风格的心理成因。

三、文学风格的演变

如果说以上社会的和个人的因素影响着文学风格的产生的话，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旦这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其文学风格最终也不能不发生变化。在这个问题上，李商隐就很具代表性，据吴调公先生分析，李商隐七律诗的风格一生凡三变，即从早年应举时期的俊丽挺拔到中年求仕时期的婉丽深稳，再到晚年幕府生涯时期的凄丽悲凉。即使是晚年的凄丽悲凉风格亦数变，可以分四个阶段，一是在桂州作幕阶段，这一阶段他吸收了韩愈和杜甫的风格，把远方景物的萧森情境和仕途偃蹇的失意情怀交织起来，突出了晦冥萧瑟的风格；二是离开桂州在长安小住阶段，由于获得当时政治中心的一些见闻，他的爱国忧时心情重新燃烧起来，这一阶段的诗歌亢亮郁苍与高华浑朴兼而有之；三是在徐州作幕阶段，这一阶段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为代表的诗作兴会淋漓代替了忧思婉转，慷慨高歌代替了如泣如诉；四是其妻王氏死亡，严重的精神打击使其诗风产生了急遽变化，以回顾生平的杰作《锦瑟》为此期的代表作，从高昂健拔转入凄苦酸楚，比起此前的忧郁萧瑟更加深了一步。由此可见，李商隐

晚年诗歌的每一次风格转变，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个人遭遇息息相关。（吴调公：《李商隐研究》第６章。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文学风格的演变往往是作家创作活力的表现。形成自己的风格，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但是如果他一经形成某种风格，便就此固定下来，裹足不前，那么势必不断地重复自己，蹈袭自己旧日的足迹，尽管在创作水平上可能有所提高、有所前进，但毕竟使人感到似曾相识，感到单调、乏味，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再可口的美味佳肴缺少变化也会吃腻。因此作家不仅简单重复别人的风格不行，即使简单重复自己的风格也是不可取的。王蒙

说：“一个青年作家以为自己的路子已经成功了，‘定'下来了，不要轻易改变了。一旦这样固定下来，按既定风格写，就会走上写姊妹篇的窄路，一、二、三、四，连写几篇，风格乎风格也，彼此模样相仿，不但是嫡亲姐妹甚至像孪生姊妹，读者的兴趣就会逐渐凉下来。”（王蒙：《论风格》，《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４３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古往今来的文学大师大都是在创作风格的不断演变中确立自己的崇高地位的，巴尔扎克的创作以写实风格著称，但是也曾写过像《驴皮记》这样带有荒诞意味的作品；鲁迅在创作《呐喊》、《彷徨》之前也有一个从浪漫风格向写实风格转变的过程，之后又过渡到《故事新编》借古讽今的速写和漫画风格。如果他们的创作风格始终如一的话，那倒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可能他们的创作成就也不会达到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高度，起码也要逊色一些。

对于不同作家来说，文学风格朝着什么方向变化发展并不是相同的。有的作家其风格更加趋于成熟，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格调和境界更高，在文学史上占有的地位也更高，如普希金，由于早年受到十二月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张扬民主思想、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如《自由颂》、《致恰尔达耶夫》、《致大海》等，在这些作品中回荡着理想和激情的音调；后来他因思想激进而被流放和幽禁，接触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开始注意俄国的农民问题，同时他大量搜集民间故事、民歌和童话传说，钻研俄国历史，创作风格开始向平实、朴素转化，写出了像《杜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风格的演变也有相反的情况，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等而下之，格调和境界一落千丈，如果戈理，他开辟了俄国文学中的讽刺艺术的先河，像《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作品，以泼辣、犀利的笔触对于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官僚、政客、地主进行了无情的讽刺；然而到了晚年，由于思想矛盾的加剧，同时也由于受到斯拉夫思想的影响，虽然意识到农奴制崩溃的不可挽回，但又不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力图将俄国推向古代宗法制社会，他的文学创作也转向阴郁沉闷和悲观失望，最后甚至在极度的苦闷中自己将《死魂灵》第二部付之一炬，当然在这一变化中他个人的身体状况恶化，长年折磨他的癫痫病的加重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

四、文学风格的艺术辩证法

文学风格的表现方式和变化过程往往受到多种矛盾的牵制，而历来文学风格恰恰是在这多种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不断发展的，表现出丰富的艺术辩证法，对于这种艺术辩证法的探讨和把握，将对促进文学风格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首先，文学风格是多样性和同一性的统一。

文学风格一共有多少种？这可能是无法罗列穷尽的。以我国古代文论为例，曹丕《典论论文》分为４种（“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分为８种（“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皎然《诗式》分为１９种，即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诚、闲、达、悲、怨、意、力、静、远；更有甚者，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竟分为２４种！即雄浑、冲淡、纤浓、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然而风格的分类肯定还可以再深入和细密下去。这种情况正说明了文学风格具有多样性。

文学风格的多样性首先来自作家个人个性气质的多样性。前面讲到，影响文学风格的因素之一是作家个人的气质性格，而作家的气质性格是多种多样的，这就势必使得文学风格呈现出多样性。关于这个问题李贽说过一段很好的话：“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故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扬，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李贽：《读律肤说》，《焚书》卷３。）就拿唐诗来说，既有《春江花月夜》的华丽典雅，又有《登幽州台歌》的悲酸苍凉，既有《北征》的平易直白，又有《蜀道难》的雄浑奇崛。既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闲适安逸，又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寥廓，既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清新明快，又有“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的奇特精巧。而这多种多样风格的形成，都与作者个人的自然性情不无关系。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也来自作品所采用的题材的多样性。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题材是丰富多采、摇曳多姿的，因之表现这些题材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只有同一种风格。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和熟悉的领域，因而他们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不同，其风格特色也就迥异其趣，他说：“他们对自己面前遇到的一切任何形象并不是同样乐意地用来填补自己的想象；他们的目光特别仔细地审视他们最感兴趣的那个生活领域的特点。„„心理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有的诗人最感兴趣的是性格的勾描；另一个则是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冲突对于性格的影响；第三个诗人是情感和行为的联系；第四个诗人则是激情的分析；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童年〉和〈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故事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５辑，第１６１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描写心理活动的题材是如此，描写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的题材也是如此，一般说来，描绘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应有雄浑劲健的风格与之相应，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波澜应有细腻委婉的风格与之相应，歌颂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适宜用高亢激昂的格调，刻划普普通通的凡人小事则适宜用平实素朴的格调。

提倡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发展是促进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前提，它鼓励作家去描写自己所熟悉的题材和内容，用符合自己个性禀赋的方式去进行创作，通过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去实现自己的美学追求和审美理想，这是与那种给作家套上种种思想禁锢，为文学创作划定种种禁区的做法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文化专制主义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严重钳制时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７页。）应该说，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无论文学风格如何丰富多样，一定时代、民族、阶级的文学仍然具有某些带主导性的风格，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仍然存在着某种同一性，这是由这一时代的民族、阶级所处的特定矛盾、所流布的精神气候、所涌动的思想情绪、所盛行的趣味风尚决定的。这时无论作家所反映的客观生活，还是作家个人的思想情绪，都包含着某些趋同的方面，这就是文学风格尽管丰富多样但仍然不失其同一性的原因。雪莱说：“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雪莱：《〈伊斯兰的起义〉原序》。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诗人和哲学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一样，在一种意义上是他们时代的创造者，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他们时代的创造物。最最卓越的人物也无法逃脱这种支配。荷马和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维吉尔和贺拉斯，但丁和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和佛莱却，屈莱顿和蒲伯，都有类似之处”。（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原序》。《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册，第１３８－１３９页。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要说明的是雪莱这里所对举的若干人物都是时代相近、国籍相同的伟大作家，他们既有各自的个性，又有彼此相通的共性。我国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例，譬如南宋时期，外族入侵，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山河破碎，家国沦丧，烽烟四起，生灵涂炭，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不能不成为当时的进步作家忧心的头等大事，而南宋王朝采取的投降主义政策压制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抗敌热情，加剧了民族的深重灾难，这就导致当时的文学创作蔚成了慷慨激昂、悲愤激越的主旋律，像陆游、辛弃疾、陈亮等爱国词人的作品就是如此，如“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辛弃疾）“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陈亮）这些千古佳句尽管仍然不失个人的明显特点，但在风格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同一性。其次，文学风格是变易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如前所述，作家由于受到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创作风格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创作风格的单调划一只能被视为才能欠缺的表现，正如在文学史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一个成功的作家在一生的创作道路上往往要经历多种风格的嬗递，这种风格的变易性正是他艺术生命生生不息、辉光日新的表现。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不管一个作家的风格如何变化，只要他的创作是发自内心，出于他真实的个性，最终仍然能够从中寻得一以贯之的方面，找到它们相互钩搭连环的某些迹象，就像猎犬总是能够循着猎物所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的踪迹一样。这就是说，不管作家的风格千变万化，在其不同的风格中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因为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出发点——“风格就是人”，再多变化的风格也是出于作家的自我，最终都是在这一点上得到联结。例如王蒙在新时期创作的小说，其中有一些篇目如《风筝飘带》、《蝴蝶》、《布礼》、《春之声》等，曾以被评论界称为“意识流”的奇特风格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王蒙来说，这种新的风格却不是九天落花、无由而至的，它的渊源很深，甚至可以追溯到５０年代初他写《青春万岁》的年月。《青春万岁》第３４节就写得颇为出格，整整一节完全离开了人物和故事，来了一大篇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旁白。据王蒙自己讲，这样做是因为写了那么多中学生的生活画面以后，想跳出来，拉开“距离”看一看全景、远景和中景，这样，不论是在思想意义上还是在审美心理上，都会比一味地沉浸在人物故事中不能自拔更丰富，更多给人一点东西，而这恰恰与３０年后《布礼》等作品的风格相通：“《布礼》中时间的跳跃，除了是否意识流可供讨论以外，其实，也是造成距离感的一种手段。”（《王蒙致高行健》，《新时期作家创作艺术新探》第４４４－４４５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王蒙也讲过：“重视艺术联想，这是我一贯的思想，早在没有看到过任何意识流小说、甚至不知道意识流这个名词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主张了。”他论述这方面主张的较早的一篇文章写于１９６２年。（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４６７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可见王蒙的新时期小说创作所发生的风格嬗变原是在其创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埋下了很深的根由，从这一点上看，日后像《布礼》等带有“意识流”风格的作品的出现并不是不可思议、无迹可求的，而是往日的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合乎规律的延续。

当然，就像液态的水变成水蒸汽不仅需要不断地加温，而且需要到达沸点那样，虽然从水到水蒸汽的变化是一个连续过程，但毕竟是从渐变走向了突变，这就需要一定的条件。文学风格的变化亦然，从一种风格的萌芽到真正形成，也是一个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完成。还是以王蒙的创作为例，他的“意识流”小说风格的真正形成，固然有着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伏笔，但最后在新时期蔚为大观，则是得力于新的时代条件，得力于适宜的精神气候，总的说来，一是新时期以来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到处呈现出斑驳绚烂的色彩，雄浑多样的音响，变化多端的节奏，而这一切都呼唤着文学以新的手法和新的形式来加以表现；二是经过“十年**”以后，人们受到压抑和钳制的心灵世界迫切地需要得到抒发，人们的心理矛盾和灵魂的撞击需要得到表现，人们内心的痛苦、悲酸和苦涩需要得到倾诉，人们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需要得到描述，这一切又要求文学改变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层面；三是种种思想禁区被打破，国外现代派文学特别是意识流作品的大量翻译引进，为作家的借鉴吸收和为我所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王蒙小说的创作风格才有可能在保持其总体的连续性基础上实现从渐变向突变的飞跃。

第五篇：论重庆的文学精神（模版）

人物介绍：

刘东：“重图讲座”嘉宾。重庆作协主席团委员，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笔名雨枫。四川射洪人。中共党员。1988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国际经济法在职研究生。先后在 重庆市财政局、市委研究室、市外经贸委任职，现供职于市纪委，正县处级，会计师。市纪检监察学会常务副秘书长。重庆市首批青年文化人才。10岁开始发表作 品，28岁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情怀底色》、《独钓中原》、《爱神复活了》、《雨绿爱情树》、《与爱同新生》、《盛 世风铃》、《寻觅金佛》等长篇小说和作品集《心雨岛》，发表长篇报告文学《那一方净土》、《组织打大战役的班长》及其他体裁作品百余篇（首），共计240 万字。《盛世风铃》入选“重庆十年文学丛书”。以下为主讲内容：

part01论重庆的文学精神

问题：你所理解的文学精神是什么？重庆的文学精神是什么？重庆的文学精神在哪里？ 刘东：首先我声明一点，我们在这里纯粹以文学的名义进行交流，在这里，我也只是一个作家（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

简单地说，文学就是人学。我们中国人这么说，英文里的文学也是人学的意思。这么推论，文学精神就是人的精神。众所周知，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很多，包括生物学、医学、哲学等，但只有文学是从人的情感（当然也包括思想、精神层面）这个范畴来研究人。把人作为抒写对象的，其物化状态，其物质载体，就是文学作品。那么，我的理解，文学精神就是作为社会良心、心灵天使的作家采用作品，展现人类的生老病死、恩爱情仇、兴衰荣辱、升降沉浮的各种状态和正确态度，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通过人的情感、思想、精神这个介质来正面地使人的情感更丰富、更柔软、更高尚，使人的思想更开阔、更深邃、更无私，使人的精神更纯净、更深刻、更健康，使人们的生活更富于诗意、激情和活力，促进整个社会甚至全人类更宽容、更友爱、更和谐，达到一种美好、美妙甚至理想的境界。从文本上讲，包含了友善之心和批判精神的文学作品，就具备了文学精神，特别是关注了小人物或陷入逆境中的人物（他们是所有人命运的象征）的作品。文学精神还体现为真切关注民众疾苦，为民鼓与呼，当护民官，文学揭示真理和真相，本身就是权力，可以制衡政治权力的滥用（政治权力滥用的受害对象天然是民）。

一个人在充盈着慷慨悲凉情怀时可能会感叹：“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秦始皇的确早就灰飞烟灭了，人世间早已没了他的踪影，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精神符号了；万里长城还在，是物质形态的，但诗经离骚、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史记也存在，寿命肯定比万里长城长得无穷长，它们已经融合在我们的血液，渗透进我们的精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情感和生活的状态，并且比我们及其若干代子孙都长寿。比如说，我们到天堂苏杭、如画江南，去旅游、寻踪，首先是冲着唐诗宋词对它们的描述而去的。这话可能偏颇，甚至极端了点，但大家体会吧，至少有一定的成分在内。也就是说，这些优秀文学瑰宝为什么能如此影响我们，关键是它们所体现出的精神起了作用，说白了，这也是文学精神的一种。当世界上一切的轰轰烈烈都尘埃落定之时，唯有文化传承下去，传承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换句话说，我们民族的悠久历史、精神遗存，主要的或相当大部分是通过文学传承下来的。举个例子，总的来说，全世界知名度最大、影响力最强、权威性最高的奖项——诺贝尔奖，文化方面就只有文学一项；就我国而言，文化方面的奖项也没有哪个超过了茅盾文学奖。被誉为“世界第一文体”的长篇小说，就是文学样式中的重要一种。

这可能有点抽象，将其中几个举例说吧：善恶是文学中一对必不可少的矛盾，按文学精神的理解和表现就是：人都有弃恶扬善的本性——即“人之初，性本善”，但善分大小，小善是爱憎分明，大善是对恶的包容和改造，有时对一个人精神的审判，远远比肉体上消灭他更重要！有个故事，一男子驾车不慎撞死了一女孩，在法庭上，女孩的父母却请求法官免于对肇事者的刑事，也放弃了民事赔偿（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使死者复生啊！），唯一要求是判决肇事者给逝者的账户上每月存入一元钱。肇事者如释重负，甚至大喜过望。两年后，该男子却哭求法官有罪去坐牢，因为他感到每次去存款时，他都有要窒息的感觉，最后实在忍受不了了。为什么？这就是精神审判的威力所致！特别是当善于恶相互较量、惩罚时，恶是不会先住手的，只有善的一方忍痛自我牺牲，才会终止“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恶性循环。又比如，人与人的关系，就应该是人类民主平等的思想和价值追求，对弱者以悲悯之心给予同情，对恃强凌弱者进行批判。再就我的现身说法吧，初中一年级时有篇课文叫《最后一课》，是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当时我还没有相应的史地知识，但老师讲解了创作背景，11岁的我从那种悲伤情怀和语言味道中深深感受到了亡国的痛楚，铭心刻骨。可以说，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情结和对文学、史学的兴趣，首先就是从中激发的。30多年来，我一直难忘，这就是文学精神的力量，其他任何学科、文体都难以替代。这好像说到了文学的功能上，经典文学理论认为文学的功能是认知、教化、审美，后来加上了娱乐。我就简单地把文学功能归结为文学精神产生的作用吧。

这当然是一般意义上来谈论的文学精神。事实上，我们人类进步的历史充满曲折，也充满了苦难，文学就自然随她的抒写对象（包括作为抒写者的作家本身）的不同生存状态而跌宕起伏，也随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而戏剧性地无常变幻，因此文学的众多特性中，时代性是重要特性之一。这在重庆文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现代意义上的重庆文学，应该说滥觞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的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主旋律，革命志士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红岩精神也自然成了“重庆文学之魂”。从抗战时期的英雄之城、中央南方局驻地到解放初期中央西南局驻地，到“三线”建设的最大的国防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军工企业更是共和国的骄子），再到第一个计划单列市，到中西部第一个、目前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主流政治意识，结下了不解之缘，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就是为什么影响和塑造了几代人的长篇小说《红岩》这部红色经典诞生在重庆的原因，《红岩》也成了重庆文学精神的象征和标杆。

当然，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大批的知名作家流亡、客居重庆，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等，在这里创作了许多传世之作，这里我姑且把它们当作“移民作家”的作品，不算在重庆文学之列。但这些作品不仅体现出抗战大后方文学的革命激情、战斗精神，而且对重庆文学精神的形成也产生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重庆文学精神当然体现在重庆作家的作品中。新中国建立后，直到今天，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重庆文学形成了这样的基本格局：一是以长篇小说《红岩》为代表的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新时期”以来特别是直辖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十分活跃，成果颇丰，一批作品具备了摘取国内文学大奖桂冠的水平，今年茅奖评选中，重庆有2部进入了前20名；二是以《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为代表的纪实文学创作颇具实力，目前势头看好；三是一批优秀诗人的崛起使重庆成为繁荣的“诗歌重镇”，诗集《柠檬叶子》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四是儿童文学创作形成了气候，具有了较强的作家队伍和创作实力。

关于重庆文学的现状，市作协领导曾如此概括：有作家,缺大家；有作品，缺精品；有活动，缺品牌。但是，重庆作家很有血性，勇于正视差距，正在积蓄力量，厉兵秣马，取长补短，厚积薄发，或个人，或团队，创作出更有影响的佳品、精品，冲出重庆。

part02论重庆文学大繁荣

问题：你认为重庆文学要取得大发展大繁荣，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刘东：我先说句自曝家丑的话，重庆市作家协会领导曾有个谦虚的估价：重庆文学在全国处于中等略偏下的水平。我个人表示赞同。毕竟，历史上，巴蜀大地的文化中心主要在成都，少数时间在重庆，重庆是个地处内陆的码头、移民城市，两千多年来行政区划经常调整，抗战以来一直是大工业城市，文学的积淀不够厚实；尽管文学创作中不时有个人的异军突起现象，但从面上讲，传承性还是较强的，正如富翁可以几年甚至一夜造就但贵族必须经历几代人才能培养出来一样。反过来说，正因为起点不是很高，才更有大发展大繁荣的空间。对重庆文学而言，目前可谓“双重福音”：一是刚刚闭幕的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是在此两年前市委三届五次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已经奠定了重要基础，重庆市据此出台一些文学扶持政策，如对重点扶持作品和核心期刊发表作品的奖励，对都市作家群等三大作家群的培养等等。当然，文学作品的创作不同于工业生产，具有特殊的生产周期，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时候，就要开花结果的，迎来的是重庆文学的满园春色！有了这样的环境已经很不错了，是作家们莫大的福音，但我认为还有三点实际措施至关重要： 第一，主流媒体的正确舆论引导。我们都清楚，文学只是众多精神食粮生产形式的一种，没有什么特殊的尊荣，也早就失去了轰动效应，况且作家头上也早已褪去了本身就应不有的光环或“晕圈”，但文学毕竟是一切艺术之母，如果说大概念的“文艺”是一个人，那么文学无疑就是大脑(CPU)，其他艺术形式则是手、脚，CPU受到礼敬是应该的。现在的普遍情况是，我们的纸质媒体也好，网络媒体也罢，其中不乏主流媒体，对文学作品很排斥，但乐此不疲地热衷甚至醉心于跟踪所谓歌星、影星或一些什么乌七八糟的“名人”的绯闻、轶事，有的无聊、下作到了长篇累牍去揣测人家肚子的孩子是男是女的地步！

其恶果，一是极大浪费社会资源。二是严重误导读者群体，把读者向庸俗、低俗、媚俗和“一夜暴富”的肤浅、浮躁的歧路上引导，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包括将作家“逼良为娼”（创作中迎合读者的“那种”口味），说这样的舆论导向毒害了下一代以致下若干代都不过分！事实上也造成了大众读者和优秀读者的“人为流失”！

中国作家协会一位主要领导曾慨叹：创作出又好又多的作品是我们作家的天职，但在某种程度上说，媒体现在这样干，我们拥有的许多优秀作品也因为缺少了好读者而贬值！这也难怪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发出质疑：现在的报纸很怪，难道主编们都是失败的文学青年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应该切实肩负起增强全民文化素质、提高其文学阅读与欣赏水平、推介优秀文学作品的职责。

第二，关注和尽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改善作家的生存、创作环境。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是富商高官谈文学、文人雅士讲生存。我今年参加了鲁迅文学院西南六省区市青年作家班学习时，留心关注了这一问题。这个班41人，平均年龄37岁，基本上是这个年龄段六省区市的拔尖作家。遗憾的是，不管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他们都没有达到同地区同龄人的平均水平，个别人的生计都成问题；即使是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公务员作家，往往也很尴尬：创作被视为不务正业，诗人成了“神经病”的代名词，导致他们在工作场合的很多时候还不得不掩饰甚至否认自己是作家。任何人都不希望苦难，作家也不会去赞美苦难，但对于作家而言，苦难是可以转化为财富的，正如俗话所说的“文学憎（作家的）命达”“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作家注定是自己幻想的牺牲品”。作家即使没有苦难（没有苦难才好），也必须有对苦难的体验、关注和描述，至少是在想象和虚构中去体验别人的苦难。很简单的道理，作家如果生活环境相对稳定，舆论环境相对宽松，有助于他们的心灵坚守这块净土和自由，坚守这份高雅而冷清的事业，甘愿忍受寂寞和孤独，实际上有助于他们给社会奉献出更多的好作品。同时，需要社会尽可能为品德修养好、创作实力（或潜力）强、思想品质正且创作勤奋的作家，提供体验生活或采风、采访的便利条件，包括挂职锻炼、深入生活等。再说直白点，作家一般属于感情丰富、细腻、炽热之人，社会给他们“滴水”之爱，他们将倾注“涌泉”之爱在作品中，回馈社会；而且，高素质的作家至少能洁身自好，他们对名利、权势往往没多大兴趣，他们对社会的要求并不多、不高。

第三，加大对纯文学作品的扶持力度。出版社必须面对市场，讲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有的有创作才华但属于初出道作家出书很难，便不难理解，这需要财政资金给予一定的资助；有的作家即使想办法把较好的书出版了，也许就负债累累、债台高筑了，作品存在市场化问题。被公认为“大腕”作家的莫言曾谈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可以一门心思安心创作,但现在每出版一部书，都面临着卖书的推销难题。在市场的压力下，逢迎读者的写作现象比较普遍，如凶杀、暴力、色情文学，不负责任的网络写作、地摊写作甚至堂而皇之的“成人写作”，以及由出版社策划、从市场找热点、多名枪手共同协作的“新三结合”写作等。而真正使作家和读者达到“双赢”的作品罕见。说到莫言，再说几句，莫言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有一件趣事，很有黑色幽默成色：他今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第三名的佳作《蛙》在获奖前，在上海为了推销，策划方请出的“形象代表”或“代言人”竟然是“文学娃娃”韩寒！要命的是，“娃娃作家”在大作家面前居然很摆谱——姗姗来迟不说，还傲慢装酷！莫言先生居然忍住了！大度！谁叫人家是明星、自己只是个实力作家呢？我们设想，要是孔老夫子看到这一幕侮辱斯文的滑稽戏，非要浩叹“礼崩乐坏”一番不可，甚至气得在棺材里站起来也未可知！大家设想一下，韩寒可能已算“过气”人物了，当赛车手去了，要是请什么李宇春更摔什么“巨星”派头的话，可能莫言先生也许会当场发作了；再要是请什么刘德华，可能把《蛙》的版权卖了还不够出场费哩！

part03论名著

问题：你认为当代社会还能出“红楼梦”那样流传千古的名著吗？

刘东：我认为理论上可能。毕竟，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大作家、名作品。“红楼梦”之所以流传千古，是因为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较真起来，也并非无懈可击，仔细研究再苛求点的话，其语言描述和人物塑造上，有毛病，最明显的是其中的时间转化就很乱，但任何一部好作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天衣无缝。可以这么说吧，具备曹雪芹先生的文学才华、思想水平的作家，目前中国还是有几个的，关键是作家要像茅奖新科状元张炜那样，22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坚韧不拔，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缤纷尘世中耐得住寂寞，十年数十年磨一剑；要像曹雪芹那样，耗干毕生心血来雕塑。但现实中恐怕很难。第一，太平盛世里，作家缺乏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的激烈思想交锋、生活起落和情感跌宕，对生活、情感、精神的冲荡体验和体悟难以达到。这就是什么样的时代产生什么样的作品。

第二，工业化时代，生活的同质化现象太严重，抒写对象的差异化、个性化程度较低，作家要有独到发现的难度增加。

第三，太平盛世里，作家缺乏对苦难的亲身感受和真切体验。而伟大的作品总与巨大的苦难紧密相连；鲁迅先生也因此说“苦难是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在经济高速发展、物质享受丰富的今天，人们包括作家们患得患失，胆小、怯懦，缺少担当的勇气，缺乏“硬骨头”精神，不敢深入矛盾，不敢共担温凉，导致作品的深度和震撼力、感染力削弱。同时，目前我们缺乏务虚的哲学支撑，缺乏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导致作家思想狭隘、原创力差，作品自然缺乏神性、魅性和美感。

第四，当代中国出一个张炜已很不错，但张炜受到的质疑和攻讦已不少了，谁还能坚守？能坚守者纵然有曹雪芹的才华——也是应该的——近二三百年来，长篇小说在文本上不断创新，在创作技能技法技巧上不断丰富，但如果受上面三者任何一者或多者的限制，当代版的“红楼梦”要想难横空出世，就是空穴来风了。

但不管怎么说，如果真出了，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我们这个时代之幸！我们翘首以待！

part04论文学的“治病救人” 问题：文学在塑造国民性方面有很大的作用，这点可以从鲁迅的很多作品可以看出，那么，你认为现在的文学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如何？文学目前还能取得当时的“治病救人”的效果吗？

刘东：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我把顺序颠倒过来回答。我认为，文学目前仍然能够取得当时的“治病救人”的效果。

当然，至少必须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作家要具备鲁迅先生那样的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的境界，全面、深邃、独到洞察国民性的眼光和精细、准确、透彻的理解，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和像钢板一样挺且直的脊梁；同时，还要具备鲁迅那样杰出的文学才华。这个条件，实际上是对作家人格的严格考量和极高要求。这里的作家人格主要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格概念，而是决定作品终极价值的作家的天生气质禀赋（其中包括：一副炽热心肠）和后天综合素质，也是文学的终极较量之所在。

作品是什么？就是作家人格之树上生长出来的叶子和花朵！这可能有点抽象，通俗点、简单点说吧，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既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独特个人性格的作家个体，共同给力，就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作品。作家能否成为鲁迅，创作出的作品，能否成为《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那样振聋发聩的杰作，秘密全在这里了。

其次，我们的教育、舆论体系不要“帮倒忙”。换句话说，这两个前提，前者是影响力——作家的能力和作品的品质（极高的精神深度、人性深度和文化品质），后者是接受力——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全民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了，但追求正义、真理的勇气反而萎缩了，这主要是拜金、拜官、拜色和享乐主义给害了的，这不能不说对现代化的反讽和现代化的悲哀！

对此，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功不可没”！

3年前，重庆某知名高校50年校庆，报纸上唯一报道的是一张“杰出校友”一览表，姓名、性别、届次、最高职务，全是副省部级以上的。有意识的是，历届校长（都是大学者）无名，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大教授，一个都没有。请问，我们堂堂的高等学府半个世纪就以培养出了这20来位高官为荣吗？大学究竟是以培养什么人才为目标？新闻媒体究竟要把我们的社会和莘莘学子们往哪条路上引导？更有意识的是，这批高官中，有那么几位所受的国民教育只是初中，是这所大学的短训生，根本就没资格当什么校友！当年，“杰出校友”来混虚假学历、注水文凭时，是沾大学的光，作为往上爬的资本，现在风水轮流转，“母校”要沾高官的光了！这是什么古怪的舆论导向？其中为官场上“逼人钻营”推波助澜——这也是“国民性”的一种吧？这种报道，攀权媚贵，趋炎附势，说文雅点，焕发着卑贱的光泽，说准确点，不仅无聊，简直可耻！如此可耻的行径，却不是孤证！

说到这一怪现状，顺带说说审丑的话题。这种报道，就属于审丑的范畴。在文学创作中，审美与审丑的价值是同等的，关键是要审得公正，不能“葫芦僧断糊涂案”，好比成功塑造一个贞洁烈女形象与塑造一个烟花女子形象的美学价值相等一样。大家注意一种眼下的国民性，反正连西方的哲学家都观察到这一现象：在蜂拥于北京城里大量“北漂”“京漂”人群中梦想当演员的候选人里，如果挑一个演正面形象的角色，哪怕是个小配角，很难；但随机抓一个出来当反面演员，且不管演何种角色，都很入戏，好像量身定做似的，十分成功。大家想想，好人、英雄你不会演，当恶人、小丑你在行，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究竟在模仿什么人？我们有一批作家，以“先锋派”的余华、苏童等人为代表，还有残雪、李尔（也包括莫言）的一些作品，不是武打的“打”，打得风生水起，斗得死去活来，人心都是阴暗的，人性都是丑恶，只有权谋奸诈、罪恶阴毒；还有不少的作品，憎恨、憎恶多于友爱、宽容，罪与仇多于仁与恕，冒犯多于神圣，傲慢多于敬畏，冲撞、破坏多于包涵、建设，等等。所以海内外都有评论家认为，我国文学目前的水平相当于美国上个世界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水准。这，就是差距！怎么办？

重拾文学的理想——当然不是盲目乐观——用社会的光明、人性的光辉等一束束理想的光芒，去照亮、去驱散！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消除人间的精神荒漠！那光明、光辉、光芒在哪里呢？就在座诸位和你们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心中、身上！

因此，尽管文学在塑造国民性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但现在的文学在这个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文学和作家没有履行起应有的职责，值得作家们和全社会的反思与警醒！

part05论文化改革发展

问题：刚刚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入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抛给了各个城市，刘东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刘东：我喜欢听真话、说真话，厌恶空洞的套话，但我发自内心地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真是一场及时雨，久旱甘霖！党中央高瞻远瞩，深刻洞察世界发展的潮流与新格局，敏锐捕捉到我们文化中的问题、丑陋、毒素与危机，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战略。

好比一个人，文化素质差可以弥补，能力水平差了可以提高，但道德品行差了就很难弥补、提高，甚至对社会有害，且文化、能力越高越危险。一个国家也如此，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不强，不一定被打败，即使被打败了还可以东山再起，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经济、军事同遭灭顶之灾，但不到20年就迅速发展到有能力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彻底失败后，与同样失败的日本，迅速发展为仅逊色于美国的经济强国；但文化不强的话，别人不打自败，如“二战”以后一些国家的衰落、解体、分裂或陷入内战、内乱，往往是文化出了大问题（宗教问题的根本是文化问题）。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没有断裂、长盛不衰，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仅存的硕果，对维护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完整，功莫大焉，从正面印证这一点。但是，世界形势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主权问题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著名的“铁娘子”、当年与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针锋相对谈判香港问题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这么说中国：“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话虽难听、刺耳，但不能不承认是人家的友好忠告。现在，我们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抵不上德国1个贝塔斯曼集团；美国拍摄关于花木兰的电影，成功占领了中国市场，我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说狼要来，狼真的已经来了。如果我们不能高举起文化这面“国家的精神旗帜”，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精神家园、民族根基，也就等于亡国灭种了。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党中央所指的文化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大文化范畴。我们谈论了半天文化，但文化是什么呢？全世界有150多种定义，我国也有60多种说法，我赞成其中一种意见，它虽然可能不是很严密（描述性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的发展根基，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既塑造灵魂，又滋养精神，其核心价值内容是：礼让宽容、扶贫济困、敬孝互助、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文学要抒写的永恒的对象。

目前，我们的文化，外受挑战、挤压，内则反映为一系列社会矛盾（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特别是人自身——人性的丑陋矛盾，灵魂与人性的矛盾，即人对权力、财富、浮名的欲望急遽膨胀，与人的善良本性相矛盾），一系列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和诚信危机）。诚信危机的话题我想多说几句，既然都称危机了，问题是十分严重，到了危险的地步，信乃人之本，诚实信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缺乏以致没有了诚信，人就不成其为人了，没人敢信任人了，相对应的就是坑蒙拐骗盛行，社会上假货泛滥成灾，处处陷阱，人人自危——注水文凭、论文抄袭、科研造假、食品药品（本来是保健康、治疾病的）造假掺毒，连醋都有问题了，坐在家里都不敢吃饭了，人活着还有意义吗？我认为，“仁义礼智信”中，“信”最重要、最根本，有了“信”，其他四样，基本包含其中。

落脚到文化上，就是文化被商业肢解、压迫，如传统文化随意商业包装，历史文化随意打造产品，革命文化随意经商赚钱，文化遗产随意商业赞助，文化创作随意低俗商化，文化活动随意搭台卖假，甚至毁田毁林修筑侵华日军碉堡，身穿“大日本皇军”军服搞旅游的，为当年给日军侵华战争服务而后死在中国的日本人立碑刻字的，等等。国格都不要了，这些沐猴而冠者的人格“将焉附”？这叫什么？乱象丛生，没有了方向感，没有羞耻心，搞得一片混乱、一团乱麻、一头雾水，从而导致文化的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下降，受到严重损害。其中有些人真应该押上法庭去接受审判！

稍微说远了一点，还是回到文学上谈。刚说了“文化是国家的精神旗帜”，那么，文学作为文化的精髓，当然就是国家的精神记忆和精神标志，某些时候也代表着文化的全貌。

这个话题很大，许多东西已在“重庆文学大发展大繁荣”已经涉及到，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一句话，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的第二个春天到来了。我们记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集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革命家于一身的郭沫若老先生，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一篇诗意盎然、激情四射的讲话，题目就是《科学的春天》。30多年的实践证明，那的确是科学的春天，我国已是科技大国，某些领域已世界领先了。随后一年即1979年，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浩劫而中断多年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迎来了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春天。30多年的实践证明，那的确是文学艺术的春天。现在，又一个春天到来了！这不仅是作家、艺术家的福音，也是中华民族的福音！接下来，关键就看我们的文学精神的承载主体、文学精神的承载客体的创造者——作家自身——的文化自觉、创作本领了。这里，我就优秀作家的素质要求进行简要概括，并作为本讲座的结束语：作家起码要是个什么样子？在确保生存权的前提下，少受、不受、抛弃名利和权势的诱惑，做世界潮流的开拓者，价值观的塑造者，真善美的捍卫者，先进文化的引领者，从而成为黎民百姓权益的护民官，知识分子气节的举托者，民族大众精神的守卫者。在专业技术层面，著名评论家白描曾这样概括优秀作家的基本素质，赠送给大家吧：一是进行深度的感情体验，建立健全个人的精神生态系统；二是加强勤奋创作训练，要培养出高强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表现能力；三是保持诚实的劳动态度，要像老黄牛一样辛勤耕耘不止；四是具备丰富的美学修养，要锤炼起扎实的组织文字、结构作品的基本功，要操练出独特的风格，体现出众的才情，要熏染出品位高雅、魅力十足的人格；五是保持强烈的超越意识，永远具备不断创新的活力。

刘东：漫谈重庆的文学精神

2011年11月07日 21:21凤凰网重庆站【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条 论文学的“治病救人”

问题：文学在塑造国民性方面有很大的作用，这点可以从鲁迅的很多作品可以看出，那么，你认为现在的文学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如何？文学目前还能取得当时的“治病救人”的效果吗？

刘东：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我把顺序颠倒过来回答。我认为，文学目前仍然能够取得当时的“治病救人”的效果。

当然，至少必须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作家要具备鲁迅先生那样的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的境界，全面、深邃、独到洞察国民性的眼光和精细、准确、透彻的理解，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和像钢板一样挺且直的脊梁；同时，还要具备鲁迅那样杰出的文学才华。这个条件，实际上是对作家人格的严格考量和极高要求。这里的作家人格主要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格概念，而是决定作品终极价值的作家的天生气质禀赋（其中包括：一副炽热心肠）和后天综合素质，也是文学的终极较量之所在。

作品是什么？就是作家人格之树上生长出来的叶子和花朵！这可能有点抽象，通俗点、简单点说吧，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既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独特个人性格的作家个体，共同给力，就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作品。作家能否成为鲁迅，创作出的作品，能否成为《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那样振聋发聩的杰作，秘密全在这里了。

其次，我们的教育、舆论体系不要“帮倒忙”。换句话说，这两个前提，前者是影响力——作家的能力和作品的品质（极高的精神深度、人性深度和文化品质），后者是接受力——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全民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了，但追求正义、真理的勇气反而萎缩了，这主要是拜金、拜官、拜色和享乐主义给害了的，这不能不说对现代化的反讽和现代化的悲哀！

对此，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功不可没”！

3年前，重庆某知名高校50年校庆，报纸上唯一报道的是一张“杰出校友”一览表，姓名、性别、届次、最高职务，全是副省部级以上的。有意识的是，历届校长（都是大学者）无名，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大教授，一个都没有。请问，我们堂堂的高等学府半个世纪就以培养出了这20来位高官为荣吗？大学究竟是以培养什么人才为目标？新闻媒体究竟要把我们的社会和莘莘学子们往哪条路上引导？更有意识的是，这批高官中，有那么几位所受的国民教育只是初中，是这所大学的短训生，根本就没资格当什么校友！当年，“杰出校友”来混虚假学历、注水文凭时，是沾大学的光，作为往上爬的资本，现在风水轮流转，“母校”要沾高官的光了！这是什么古怪的舆论导向？其中为官场上“逼人钻营”推波助澜——这也是“国民性”的一种吧？这种报道，攀权媚贵，趋炎附势，说文雅点，焕发着卑贱的光泽，说准确点，不仅无聊，简直可耻！如此可耻的行径，却不是孤证！

说到这一怪现状，顺带说说审丑的话题。这种报道，就属于审丑的范畴。在文学创作中，审美与审丑的价值是同等的，关键是要审得公正，不能“葫芦僧断糊涂案”，好比成功塑造一个贞洁烈女形象与塑造一个烟花女子形象的美学价值相等一样。

大家注意一种眼下的国民性，反正连西方的哲学家都观察到这一现象：在蜂拥于北京城里大量“北漂”“京漂”人群中梦想当演员的候选人里，如果挑一个演正面形象的角色，哪怕是个小配角，很难；但随机抓一个出来当反面演员，且不管演何种角色，都很入戏，好像量身定做似的，十分成功。大家想想，好人、英雄你不会演，当恶人、小丑你在行，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究竟在模仿什么人？我们有一批作家，以“先锋派”的余华、苏童等人为代表，还有残雪、李尔（也包括莫言）的一些作品，不是武打的“打”，打得风生水起，斗得死去活来，人心都是阴暗的，人性都是丑恶，只有权谋奸诈、罪恶阴毒；还有不少的作品，憎恨、憎恶多于友爱、宽容，罪与仇多于仁与恕，冒犯多于神圣，傲慢多于敬畏，冲撞、破坏多于包涵、建设，等等。所以海内外都有评论家认为，我国文学目前的水平相当于美国上个世界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水准。这，就是差距！怎么办？

重拾文学的理想——当然不是盲目乐观——用社会的光明、人性的光辉等一束束理想的光芒，去照亮、去驱散！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消除人间的精神荒漠！那光明、光辉、光芒在哪里呢？就在座诸位和你们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心中、身上！

因此，尽管文学在塑造国民性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但现在的文学在这个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文学和作家没有履行起应有的职责，值得作家们和全社会的反思与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