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评价（精选五篇）

第一篇：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评价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特征与缺陷

民主的概念，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将之定义为：人民当家做主。而从目前世界范围内民主的实践来看，民主的涵义和实质并非这么简单。让人民当家做主，让人民来决定国家大事，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受现代世界人口、国家疆域的限制，实际上不可能由人民来决定国家大事。现代社会已不同于古希腊城邦，任何一个城市的人口都远大于那个时期，按照古希腊的模式来实践民主是完全不可能的，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正因为不可能实践古希腊的民主，资本主义产生之初，人类的思想家提出了代议制理论和三权分立学说，探索建立起了现代民主制度。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1、多党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实行多党制，只是多党制的实践在各国具有不同的特色。不同政党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角逐政治权力，通过政治权力的获得来实现最大的利益。

2、议会制。议会是依据代议制理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议员也是通过选举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是由各政党推荐人选来竞选议会议席，通过对议会席位的占有来掌握议会的议事权，参于法律的制定及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在资本主义国家，议员名义上代表人民，实质上代表的是各资本利益集团。

3、政府、议会、法院三权分立。三个机构具有相互独立的平等地位，分别具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三权分立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学上一大创举，用权力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方法。

4、权利监督。在民主制度产生的早期，权利监督的作用十分有限，发挥的社会作用亦不大。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新闻媒体和现代互联网的发展，以新闻舆论监督为代表的权利监督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闻工作者被称之为“无冕之王”。

从上述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四个主要构部分、西方民主制度的实践情况和民主政治的运作来分析，其存在如下缺陷：

1、代议制理论本身是阐述人民授权由议员来代表人民议论和决定国家大事。但是，在西方国家，任何一名议员都没有真正代表人民，受利益集团的游说和贿赂，议员代表的往往是游说和贿赂他们的这些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一方面通过议会来影响重大政策的制定，同时，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政府决策部门的游说来影响政策的执行，使已制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样或者打折。利益集团的普遍存在，使得现行西方的议会制度成为利益集团影响法律、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政治平台。利益集团有强有弱，处于社会经济上层，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利益集团自然能掌控和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干预和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这一利益集团并不占居社会的大多数人口，占居社会大多数人口的底层百姓由于拥有的经济实力有限，往往成为弱势集团，在利益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在实质上成了资本利益集团角逐的政治平台，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并不能有效的通过民主政治制度来实现。

2、多党制选举和政府的轮替造成西方国家尤其是建立起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不连续性，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资源，滞缓了社会的发展速度。

由于不同政党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每一个政党在执政期间的政策优先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受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影响，当其下轮竞选中失败时，新的政党上台执政，新政党的政策会因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而发生改变，原先的很多政策都被终止或者废除，使执行一半的政策停止执行和废除，使得已投入的社会资源前功尽弃，政策的不连续性，造成大量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3、多党制竞争一方面加强了民主权利监督，另一方面，各利益集团通过政党对政府政策进行干涉，使得许多有益的政策不能得到有效的制定和执行，大大降低政府的行政效率，增加行政成本，对社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西方政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总统制，一种是内阁制。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如果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没有获得多数席位，往往会出现在重大法案的商议过程或者重大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总统与议会之间相互扯皮。实行内阁制的国家，内阁总理受议会政党之间的斗争会频繁变更，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无论是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扯皮还是内阁总理的频繁变更，都造成政府行政效率的降低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4、由于总统在职期间享受司法豁免，对总统权力的制约只有议会。而议会是不同利益集团角逐的政治平台，主要是强势利益集团角逐的政治平台。底层百姓属于弱势利益集

团，通过议会对总统的权力制约有限。造成的结果是总统在执政期间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以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为主导，而忽视底层民众的利益述求。使得竞选人或竞选政党在竞选时所承诺的各项惠民政策在竞选胜利后不能有效的落实，而民众并没有有效的办法进行制约。以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为例，美国的民选总统可以操纵情报部门编制假的情报来欺骗美国民众，发动一场给美国民众带来巨大经济负担的伊拉克战争，也使许多的美国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做为美国的民众对此却无能为力，加之新闻媒体操纵在主要的资本利益集团手中，新闻舆论导向不断的替美国总统进行辩护，使得美国的民选总统无需对他的恶意欺骗承担法律责任。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底层百姓属于弱势利益集团，发动伊拉克战争符命合了美国石油资本利益集团和军火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些利益集团是美国伊拉克战分政策的真正策划者。另外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制度，民选地区领导人陈水扁的贪腐弊案连连，由于在职期间受享受司法豁免，而反对党在议会没有占居法律规定的三分之二的席位，无法弹核、罢免其职务，尽管台湾地区百姓抵制、反对如潮，陈水扁仍旧我行我束，台湾民众除了反对抗议之外毫无办法。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对西方民主制度和西方所宣扬的民主的最大嘲讽。

5、在部分西方国家，政府首脑实行的是全民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源自于对民主概念的最初解读。从民主制度发展过程、现状和经验来分析，全民选举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在政府首脑的选举期，候选人为获得选民的选票，赢得选举的胜利，往往采取以下策略： ①、投其所好，宣布符合选民意向的竞选纲领和施政纲要。②、通过新媒体进行意识形态的炒作，把选民的意向引导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③、通过新闻媒体对竞选对手进行道德和声誉攻击。④、通过新闻媒体对竞选对手的施政纲领和施政业绩进行攻击。竞选过程中各竞选人采取策略服务于本人，从本人的利益和立场出发，而不是站在国家、人民和民族的利益立场出发，往往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竞选时为了有胜选而宣布的施政纲领有时只是一种竞选策略，一方面他不一定符合国家和民族长远的发展规划，全体选民对国家民族长远发展不可能有一个共识性的规划，选民的选择出于短期利益来考虑，从而造成对国家民族长远发展规划的破坏。另一方面，候选人胜选后出于利益集团或者政治权力斗争的原因，有时不能兑现竞选时宣布的施政纲领，造成对选民的欺骗，这种欺骗往往不承担的法律责任，久而久之，使民众失去对政治人物的信任。

为胜选而进行的意识形态炒作，会破社会文化的正常发展轨迹和方向，不利于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民心的凝聚。以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为例，民进党为了选举，不是从台湾的健康发展为念，而是出于一党之私，炒作爱不爱台湾，炒作外省人与本省人，炒作外来政权与本土政权，割裂族群，加剧社会矛盾冲突，破坏了台湾的健康发展，给台湾社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为了胜选而进行的对竞选对手进行道德与声誉的攻击，往往用一些不能考据或者无法考据、甚至随意捏造的事情对对手进行抵毁，形成一种不良的政治文化，破坏社会的良好风气。

全民普选是民主的良好愿望，但不是民主的核心与实质，他建立在社会民众具有高度的政治判断能力和高度的政治热情基础之上，但是，事实上，现代社会民众不可能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在对政治的研究和关注之上，社会大部分民众并不具有高度的政治判断能力和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从而使得政治领导人误导和诱导民众的政治选择成为可能，给社会发展造成危害。

西方民主制度经过200多年来的实践与发展，总体上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也不断的暴露出来，而可怕的是，西方社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引以为骄傲的民主政治的缺陷与不足，反而以民主卫士自居，向世界各国推广他们的民主政治制度。

第二篇：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比较

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比较

美国大选刚刚结束，Trump战胜Hillary成为第45任总统。美国选举在中国引起一股热潮，甚至有些人说中国的关注程度可以和美国相媲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别的国家选举我们这么关注的现象？我觉得除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他的政策会影响全球外，还有个原因是我们国家民主并不如欧美国家直接和广泛。“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我们都知道，最早的民主来自于希腊，当时他们的民主是直接民主，民主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逐渐完善，独裁专政的国家已经很少了。但是西方和中国的民主制度却有一些异同，两种制度各有各的优缺点，也说不上谁好谁坏。西方民主制度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制度是现代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带共性的东西，直接体现了制度的民主性；第二个层面是指政府制度。第一层次的制度有：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与司法独立、军队制度。第二层次的制度有以下几种类型：议会制、总统制、半总统制。制度只是一些构件，整个制度不过像一部机器。要使制度运作起来，就需要人们不断地为这种制度注入活力。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纠错机制、法律机制，所有这些构成了西方民主的框架。

从这些制度看上去也许很完美，权力并不是掌握在个人手上不管是法律还是制度的更改都要经过多人的讨论。但是这个“多人”却很令人思考，虽然公民享有选举权，但常常被金钱、媒体、黑势力、财团等所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了“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

在我看来这种较为直接的民主方式的优缺点很明显，优点是每个人都可以较为直接的参政，而这也是为什么国外选总统首相时，候选人都会上台做演讲，演讲关于他的政治主张以及对自己在任职期间所需要做的事的承诺。因为每个人的选票都至关重要，每个人都有种我是国家的主人的感觉；缺点是制度的过于民主导致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不能准确客观的认知这个政策或候选人对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利益能带来什么，他们容易受到金钱的诱惑或其他的影响而被别人所操纵。同时过于宽泛的民主可能会使中央的政策不能很快的完成，例如英国修一条高铁花了两年还没动工，因为在高铁沿线的每一个人家都要进行协商，只要有一家不同意就要等到他同意为止。所以有一些好的政策不能很快的进行执行，导致工作的效率较低。我国的民主制度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它是绝大多数人享有民主权利和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的统一。我们国家人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间接的参政的，人民通过选择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通过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参政的。我国的制度是较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因为我们国家是单党执政的，所以不会出现多党的混乱但是却滋生了党内的一些腐败问题。但随着舆论及媒体的发展，我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缓解。不过在我看来在我国中央的权力太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于分散所导致的问题很明显，地方民众不能很好的享受自己的权力。并且地方官员并不是全部由地方选出来的，还有很多是从中央分配过来的。虽然人大代表是群众选出来的，但是民众不能正确的了解人大候选人。他们不会发表演讲或举行拉票活动，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谁，更不用说自己选他的理由。总结

各级人大从低到高虽然能够很好地处理好我国人口众多的问题，但却使得最底层的人民的意见被淡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形象，于是就有了开头所说的关注美国的选举情况，因为他们的不管是演讲还是电视答辩都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为了满足自己参政的愿望开始主动关注别国的民主制度。

欧美国家率先走上民主的道路，于是他们成为了发达国家，在世界上领先别国。但是面对不同的国家要用不同的制度，我国的人代制度非常适合我国的国情。但是我觉得更应该鼓励群众参政，在选举时多进行宣传，让民众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谁？同时中央应该放权给地方，这样既可以减轻中央的工作负担更可以提高地方人民参政的积极性。所以说制度上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让民众感到自己说的话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二

小岗村虽为先行者，没有富裕成功，是因为小岗村没有能实现产业升级，发展工商业，始终围绕土地打转转，在整个农业衰败的前提，不可避免于失败，虽然失败，但小岗村的失败，带有陈胜吴广式的悲壮色彩。

南街村曾经富裕，但并不成功。它富裕的原因是抓住了产业升级的机会，同时得到了超额的资金扶持，广阔的外部市场和廉价的外来劳动力，这些市场因素的存在说明了南街村集体经济的虚伪性。政治上的光环不但没有给南街村带来持续的发展动力，反而因为钱来得过于容易而失去了市场的竞争性。所以说，南街村富裕但并不成功，因为这个富裕也是靠不住的。

把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两个样本，小岗村与南街村互相比较，在社会快速变革的大背景后，谁是真的英雄？市场说了算，社会发展的规律说了算。、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其他诸“统筹”之首位，是因为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改革发展演变到今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即农村的问题不能只在农村找出路，必须联系城市发展即城市化探索解决农村的问题；同样，城市化的问题，不能只在城市中找出路，必须联系农村的发展探讨解决途径。这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真谛所在。固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但中国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却有明显的体制性特征。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过度的工业化、城市化追求，都在强化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表现出持续强化的路径依赖特征。问题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当前存在着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很难得到化解的。这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统筹城乡发展。

无论中国的城市化达到多高的程度，总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留在农村，而这部分农民的发展与城市化是息息相关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决不可能存在着世外桃源般的原始农村。农村居民也在不同程度地享受着现代化的成果，即现代城市的文明。有形城市化与无形城市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城乡差别还相当悬殊的情况下，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是相当困难的，无论是进城的农民还是当地政府，都要为城市化付出高昂的成本，更谈不上短时间内把亿万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可能性。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工”、“城中村”和“小产权房”，是不可逾越的“三道坎”。中国城市化的难题不在于把农民转化为农民工，而在于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是一种身份的差别，要剥离附着在农民工身上的种种不平等的差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城中村”和“小产权房”，也是件不容易解决的难题。仅深圳市，“小产权房”就占住房面积的49%。城市化不是城市居民的专利，农村居民也在城市化，如果农村居民不存在城市化问题，城乡差别怎么有可能缩小呢？我们把农村城市化理解为无形城市化。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启动无形城市化，强化无形城市化，克服有形城市化与无形城市化之间的不协调状况，以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六、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强公共性职能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首要条件。公共性职能是政府为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在内的全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公共职能缺位是产生城乡社会问题、造成城乡不和谐的重要原因。政府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公平公正地面对城乡广大社会成员，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在配置资源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在提供机遇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在分享成果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归根到底，在制度建设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最基础的最薄弱的“三农”问题，要着重于推进现代农业的建设，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及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城乡基础设施共同发展机制、城乡公共服务均等供给制度、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向着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一，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与农民生产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软件硬件供应。以往政府对农村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考虑的只是生产性项目，而对直接关系农民生活的水、电、交通、通讯等重视不够。事实上，由于这些建设项目的公共品特性，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为此，政府在财政投资上，必须要改变观念，即政府不能局限于只向城市居民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要想使农村走向现代化，就必须抛弃那种只管城市市政设施建设、很少考虑农村地区的思想。二，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采取政府与农民联合办理的方式，鼓励农民去参加医疗、养老、教育保险，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用于农民的农业保险，彻底解决靠天吃饭的局面，帮助农民在经济上规避天灾的风险。加强信用社，城镇银行等机构对农民的放贷力度，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在技术上支持，政策上扶持，政府要做好农民自主创业的“保姆”，帮助农民解决他们遇到的后顾之忧。鼓励风险投资等机构到农村投资，激活农村经济活力三，进一步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应允许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并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对于有长期稳定的收益的公益性占地（高速路、机场），允许农民用农地入股；允许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以租赁形式转为工商业用地。发扬经济民主，由村民自己来管好用好农村集体的这部分来自农地转为非农用途的收益，如前述的建立义务教育基金和医疗基金等。允许土地自由流通，完善农村土地市场。

四，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建立的进程，让农民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

五，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在大城市定居仍是不现实的，他们往往是在积累一部分资金后，回到自己家乡附近的小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加速中国城镇化进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战略仍然是发展小城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目前遇到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要想解决三农问题，任重而道远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求是双方面的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比如，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来创造出新的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三驾马车：从支出角度看，GDP是最终需求─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最生动形象的表述。“三驾马车”原意是指三匹马拉一辆车。中国古代以拉车的马匹的多少来区分地位，所谓“三驾马车”，不是说三匹马拉的车，而是说三匹马一组一辕，分前、中、后三组来拉的车。汉代以前，军队中还没有现在所谓的骑兵，而是战车，就是两马拉一车的模式。中军统帅的战车和其他不同，是三匹马来拉，也叫“三驾马车”，是统帅的标志。这是帝王等级的待遇，所以“三驾马车”这个词也就有最好的，最豪华的意思在里面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进行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按市场规律办事。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稳定物价，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进行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完善科学宏观调控，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供给侧，也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生产决定消费，实现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更好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调整产业结构为突破口。

供求是双方面的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比如，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来创造出新的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当前我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四、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的各项任务

要扎实深入有效地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的各项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建设的五大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0多项改革任务中，大多数涉及法制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190多项任务，涉及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必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所有这些内容，都对全面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深化法制改革做出了系统全面、求真务实、可操作实施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各个系统、部门和地方应当超越各自利益，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不折不扣、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地完成中央法制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各项任务，努力实现法治小康的建设目标。

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如何与时俱进地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应当协调推进深化改革与法治建设，在改革进程中建设法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把发展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立法不能回避矛盾和问题，要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通过立、改、废、释和授权等立法方式，把全面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等等。

然而，由于法律具有统一性和协调性，但改革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征，使立法在有些方面难以统一和协调；法律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但改革发展的渐进性特征，使立法在整体上难以做到准确、规范和可操作；法律具有稳定性，但改革发展措施的探索性和试验性特征，使立法不得不经常修改甚至废止；立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和保守性，而深化改革要求立法应当具有引领性和突破性，往往使立法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改革要求。

为此，在一些旧的法律法规需要修改完善，诸多新的法律法规没有产生出台的“法律过渡期”、“规范空白期”，立法机关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用改革思维和快捷速度为深化改革提供法治引领和保障，创新立法方式，加快立法步伐，尽快扫清各项改革措施在地方、部门、行业和基层贯彻落实中遇到的法律和政策障碍。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要积极探索、勇于作为、主动出击，积极争取人大的授权和立法引领，而不能推诿懈怠、消极等待。凡是承担法制改革任务的地方和部门，“都要知责明责、守责尽责，各就各位、各负其责。牵头部门对经办的改革举措要全程过问、全程负责、一抓到底。”

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其关键点，一方面在于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坚持立、改、废、释和授权并举，通过立法充分体现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在推动创新发展方面，应当加快编纂民法典，制定环境保护税法、增值税法、资源税法、房地产税法、耕地占用税法等，修改土地管理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

在推动协调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发展规划法、能源法、粮食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

在推动开放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关税法、船舶吨税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等；

在推动共享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中医药法、农村扶贫开发法，修改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

另一方面，应统筹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统筹法律法规制定、修改、解释、废止以及授权、配套、清理、备案等工作；完善立法体制，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完善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加强立法的针对性，推进立法的精细化；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为良法善治提供充分完备的法律前提。

加快建成法治政府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法治建设的五大任务，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总体目标。201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明确了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核心有四：

其一，切实把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向深入，促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取得新进展，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进各级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其二，在行政管理中坚守合法性底线，遵循“三个凡是”的原则：凡是能够通过社会自治、自律解决的问题，行政主体不得越俎代庖；凡是能够通过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协商等非强制手段处理的事项，行政主体不得运用行政强制权力处理；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其三，对行政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

其四，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行综合执法，坚持执法必严，切实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司法改革

目前，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群众认可度高、获得感强。但是，也应当注意司法改革实施推进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和细节，以免因忽视细节而付出不必要的“学费”。

例如，对中央提出的100多项司法改革措施能否在调查研究和实践试点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调整、变更，也就是说能否“以改革的精神对待新一轮司法改革”。再如，中央对司法改革在政策制度和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经过3～5年的努力各项司法改革任务完成时，中国的司法体制机制、司法公信力、司法公正性、司法廉洁度、人民群众对于司法的满意度等将是什么状况？应当对司法改革任务完成后的司法状况进行预测评估，对达成司法改革目标的标准进行量化分解和科学预测，对100多项司法改革措施之间的相互衔接、彼此匹配、整体协调状况进行精细化安排，对司法改革可能出现的短板和薄弱环节进行预判。

正因为如此，司法改革需要有组织有领导、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需要法学法律界以高度负责任的科学态度和职业精神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司法改革的全过程，需要全社会和新闻界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宽容、更多的支持，需要大家形成最大共识和最强合力，共同稳妥促进司法改革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

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

在这一方面，应该抓住哪些重点，补齐哪些短板？

首先，进一步加强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强化中央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协调、促进和监督，尽快建立健全中央层面统一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领导体制，建立国家级法治建设的高端核心智库，研究制定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相匹配的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

其次，更加重视提升“国家法治实力”。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武器和法治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是现代国家和社会有效治理、依法解决国际矛盾冲突的最高境界，也是大国和平崛起的最高艺术。应当更加重视国家法治实力建设，努力提升国家的法治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充分发挥中国现代法治文明的新功能。

再次，进一步深入推进地方和区域法治建设。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顶层设计与地方、区域等具体实践相结合，自上而下发动与自下而上实施相结合。目前全国各个地方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努力推进依法治国举措在本地方和本区域的实践。应当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前提下，更加重视和积极引导“地方和区域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各个地方和区域推进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努力激发地方、部门和行业推进法治建设的内在活力，把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变成地方、区域和基层的自觉行动。

第四，尽快制定实施“国家法治指数”。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国家法治指数，不仅是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尺度，也是具体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战略部署的举措，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应当尽快推出和实施国家法治指数，用以评价考核领导干部和各国家机关依法办事的实际状况。

第五，通过法治引领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应当将事关人民群众公平正义的利益需求，尽可能纳入法律调整范围，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正义，使其具有明确性、规范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把社会上关于公平正义的不同认知及其诉求尽可能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法治方式、法治途径和法治程序保障和实现公平正义。

最后，应当进一步推进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化；不断完善人权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司法在人权保障，特别是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和财产保障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的立法和执法体系，从人权保障体系上着力解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等老大难问题，着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五、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

第一,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最基

本的要求就是关爱人的生命、珍视人的健康.我们搞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果工业化、现代化搞上去了,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丰富了,而人却由于喝的是受到污染的水、呼吸的是受到污染的空气、吃的是受到污染的食品,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那么建设这种工业化、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突出位置,使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第二,这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还包括生态文明建设,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必须看到,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资源环境的要求难度相当大.今后,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和人口继续增加,对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量将越来越大,各类污染物产生量也将不断增多,生态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环境问题将会更加突出.人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总是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而逐步提高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更加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工作,在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目标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第三,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往往也是资源环境矛盾凸显的时期.靠过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维持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延续,与资源环境密切相关.资源条件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会破坏人们的生存条件,甚至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消亡.如果再不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我们就可能犯难以改正的历史性错误.我们绝不能做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蠢事.总之,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六、苏联模式弊端

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是前苏联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并且延续约70余年的一种经济体制.积极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通过这种建设模式,使苏联跻身于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为后来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创立是取决于当时苏联极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可行方式,在苏联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消极点：这种高度集权不仅以自由市场的不发达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而且为了保全自身,而通过经济资源的绝对垄断,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来巩固自身.斯大林模式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绝对控制,也就要求空前的国家专政机关作为后盾.于是必然出现出现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与家长制作风盛行的现象,因为这些不过是巩固国家统治的方式而已.斯大林模式和民主、现代法制是完全不相容的.苏式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区别在于,斯大林模式是在资本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国家作为后盾的方法来壮大资本,同时资本必须由国家实行绝对控制；社会主义国有化旨在限制和消灭资本,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资本关系,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将逐渐由社会接管,并且这一切建立在资本关系发达并走向衰落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斯大林模式的命运.随着过度集中的体制和日益发展的市场因素的对抗性矛盾走向顶点,斯大林体制最终走向崩溃.在空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掩盖着经济效率极低的现实,这表现在：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第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产值和产量,造成了产品品种少、质量差.第三,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东西太多,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长期停滞不前.第四,经济发展粗放,经济效益低下,大量消耗和浪费了资源.第五,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垄断,造成国家机关内腐败滋生.所以这种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模式的一系列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从长远看,它严重阻碍了苏联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造成了苏联1991年解体.历史贡献：1.“苏联模式”是无产阶级对于执政的一次伟大尝试；2.它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执政提供了经验教训：首先要注重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既要重视重工业,还要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还要充分发挥市场货币关系,尊重价值规律,使企业又充分的自主权,不能单纯以行政令命管理经济；其次要注重改善民生,协调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能过分地剥夺人民利益来求得国家的发展；再次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反对个人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杜绝盲目的个人崇拜；最后,要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尤其是要反对任意牺牲弱小国家民族的利益来满足大国的需要.然而，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存在严重的弊端，从历史上看，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

一、经济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与民相关的轻工业得不到相应的发展，消费资料得不到满足，最终又制约经济的发展。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严重；排斥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造成经济效益低下，阻碍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一套工业体制，正是中国直至今日仍然有所残存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

二、政治上高度集权，缺乏对党的监督。苏联模式强调了毛泽东在国家政治

经济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利高度集中使得其不可避免的出现决策失误，并且在实践中难以得到纠正。其晚年的一些错误，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大的阻碍作用；官僚主义盛行，个人崇拜，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组织之上的现象不断滋长。各种特权现象滋生，助长了不正之风，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

七、中国教育问题

虽然中国的教育还缺少许多东西，许多地方和学校缺少足够的硬件设施和优秀的师资，不少地方还非常缺乏教育经费，整个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也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总之，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太多了，中国教育缺少的东西也还太多了。但是，通过观察、分析和思考，我们发现，中国教育最在问题就在于“四个没有”：没有公平，没有自由，没有竞争，没有效益。中国教育最缺的不是硬件设施和优秀的人才，最缺的是良好的软件操作系统与运行环境----制度环境，最缺的是公平、自由、竞争，并由此导致了整个教育没有效益，国家即纳税人每年投入大量的教育经费，却收效甚微，回报极低。可以说，几乎各种教育问题都可以从这“四个没有”中找到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这“四个没有”，才导致出现了中国教育的低效、腐败与无能，还有其它许多各种各样层出不我们的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教育者心太急，并且只看到孩子这棵小树苗地面以上的外表，即考试成绩全校排名等。我们没有关注孩子这棵小树苗地面以下的根部生长如何，总是根据地面上的东西判断小树苗生长的情况，胡乱下药，不但不利于小树苗的成长，反而毁了小树苗。一切都太着急，看到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就赶紧请家教上辅导班，孩子刚上小学就想到中考怎么办，还没有读高中就想着要让孩子考什么样的大学了。

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只重成绩，不重成长。其实，这是最简单的教育常识，即成长决定未来。但我们把成绩当作决定孩子未来的首要因素，这不正如园林师傅所言，如果只关注树干树枝树叶果实，不看树的根部生长状态，就会嫌树长的太慢，长的不好，没有前途，没有未来。因为树的生长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并且是树根决定树干果实。一个人的教育成长也是这样的，必须是兴趣、习惯、个性、人格、品德、价值观等内在的因素决定外在的学习状态、学习成绩、学习情绪、学习效果等。穷的问题。

想。近年来，教育系统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重大意义、深刻内涵的认识，认真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及时调整工作的思路、重点和政策措施，不断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明显效果，但是还很不够。深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仍然是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能否正确地认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关系到能否继续把我国教育事业顺利推向前进，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必须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最近几年的努力，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已经站在一个崭新的发展起点上；教育的各项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方向正确；教育质量稳步提高，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贡献力度不断加大；一些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极其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坚持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加快教育发展，是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面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对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必须有一个新的提高，从而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真正把中国的教育搞上去。

必须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要进一步在教育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学校以育人为本，办学以教师为本；要坚持统筹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和区域之间教育的协调发展，统筹教育事业的发展、改革与稳定。在“十一五”期间，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要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发展。要进一步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问题，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努力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工作推向深入，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都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决破除一切阻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观念，坚决纠正一切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行为。要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正确的方针政策，转化为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转化为教育系统每一位干部以及所有师生员工的自觉行动。

八、基本国情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完善。关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了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显然，社会的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则是人的文化素质，因此，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 目标的主体性前提和保证，亦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和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一、问题提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它同时也清楚地昭示了，现代化作为一个 总体性进程所应具备的更为深刻、复杂的内涵。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和经济运行的背后，人们发现了从传统向现 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对现代化的制约和影 响。从而表明，以人的素质提高和文化转型为内涵的人的现代化就同社会的现代化即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 现代化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历史任务。民族文化素质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民族的文化素质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内在的、逻辑的联系；从文化主体性的层面，它至少包括文化基础和技能、思想道德与心理质素、价值观念和思维方 式等方面。因此，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系统工程，缺乏文化教育的基础，思想道德和 心理素质的提高是没有根基的；而只局限于文化的智力性教育，忽略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人的现代素 质则是片面的、畸形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近十余年来社会迅速变化的过程来看，应该说物质文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精神文明的发展在挣脱“左”的片面性束缚之后，人的主体性意识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但是，在人的主体 性获得解放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主体性迷失的情形，这就是过度的物质化、功利化的倾向，文化世俗化 的流行，精神与心理健康被忽视等，具体表现在正义感、责任感的淡化，荣辱观、是非观的混淆，公德心的普 遍缺乏，个人行为的失范以及个人主义的抬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诚然，当一个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必然引起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分裂，由于心理、情感和认识的原因，分裂的结果客观上往往会发生与原来定势相异的某种逆向倾斜。同时新旧观念更替之际，必然出现某种理论断层和价值真空，因此，对于主体性新的迷失情形，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思想道德文明的建设提供确实可靠的资料。但是，我们又不能对某 种片面的倾斜采取放任自留，“顺其自然”的态度，这不仅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完全自然衍生出符合科学 理性的道德精神，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建立新的人文精神和规则的迫切要求。显然，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推进必须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谐调发展，在当前，关于国民的人文精神和思想 道德的建设问题，尤其需要予以特别的关注和研究。这既是一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问题，又是中国现代 化亟待解决的特殊问题，如果我们不予以充分地认识，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二、思想道德教育的失衡与倾斜 我国从70年代末实现历史性转轨以来，在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的同时，对教育领域中轻 视、贬低智育，以政治冲击一切的状况实行了全面拔乱反正，从而为补就十年**造成的损失，缩短与发达国 家的人才距离，以及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奠定了基础，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当 我们理性地回顾和省察这十余年社会推进的历程，不能不说某些历史性的忽略对于今天发生的主体性的新的迷 失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扭转轻视智育的左倾错误时，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第二，在商品经济全面推进之时，教育的回应缺乏力度，倾斜于“适应”经济规律，忽略了教育自身的规 律。第三，思想道德教育的滞后性某种程度上造成人们对直接利益诱惑的倾斜。综上三个方面，要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必须正视某种历史的、现实的片面倾斜，同时要在研 究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上来考虑“如何才能提高”和“怎样提高”的问题。

三、突破“倾斜”的思路与基本点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心理素质是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建设问题，而这种“基础建设”的

基本途径在 于教育。广义的教育是一种社会性的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有目的的系统性教育，人的思想道德与心 理素质建设当然要由这两个方面共同承担。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才能发挥教育在对人的思 想道德与心理素质中的作用？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当前我们需要关注三个层面： 第一，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时代前提。与传统人生活的社会基本处在同一共同文化，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及行为模式相对应，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必然打破单

一、孤立和自成体系的封闭。工业文明的进步，电子、信息等技术的发展不仅是沟通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同时必然分解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及行为模 式的一元性。因此，对于个体来说，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等选择都必置于多种参照系的联系之中。如果我们 不能自觉地将教育置于这样的时代前提去考虑和把握，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就不可能取得充分的、有效的教 育效果。第二，关于教育主客体定位的问题。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教育主客体的定位是长者优位的，尤其是思想 道德教育。但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教育已日趋连续化，道德教育方面也越来越呈现出全年龄阶段的倾向，所不 同的是教育关注点上的差异。第三，思想道德素质的“硬件”和“软件”。毫无疑问，关于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 要有长远的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必须要有“硬件”和“软件”的相互配合。从硬件的方面，要建设青少年 成长的良性环境。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应该有一流的博物馆，一流的艺术馆，一流的科技中心，一流的教育中 心，从宏观上给下一代的成长创造精神文化的广阔空间，让人们在自然的熏陶中了解高雅文化，净化心灵，提 高涵养，对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软件的方面要强化公德心和责任心的基本教育（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理论部）

第三篇：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比较

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比较

美国大选刚刚结束，Trump战胜Hillary成为第45任总统。美国选举在中国引起一股热潮，甚至有些人说中国的关注程度可以和美国相媲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别的国家选举我们这么关注的现象？我觉得除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他的政策会影响全球外，还有个原因是我们国家民主并不如欧美国家直接和广泛。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我们都知道，最早的民主来自于希腊，当时他们的民主是直接民主，民主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逐渐完善，独裁专政的国家已经很少了。但是西方和中国的民主制度却有一些异同，两种制度各有各的优缺点，也说不上谁好谁坏。

西方民主制度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制度是现代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带共性的东西，直接体现了制度的民主性；第二个层面是指政府制度。第一层次的制度有：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与司法独立、军队制度。第二层次的制度有以下几种类型：议会制、总统制、半总统制。制度只是一些构件，整个制度不过像一部机器。要使制度运作起来，就需要人们不断地为这种制度注入活力。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纠错机制、法律机制，所有这些构成了西方民主的框架。

从这些制度看上去也许很完美，权力并不是掌握在个人手上不管是法律还是制度的更改都要经过多人的讨论。但是这个“多人”却很令人思考，虽然公民享有选举权，但常常被金钱、媒体、黑势力、财团等所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了“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

在我看来这种较为直接的民主方式的优缺点很明显，优点是每个人都可以较为直接的参政，而这也是为什么国外选总统首相时，候选人都会上台做演讲，演讲关于他的政治主张以及对自己在任职期间所需要做的事的承诺。因为每个人的选票都至关重要，每个人都有种我是国家的主人的感觉；缺点是制度的过于民主导致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不能准确客观的认知这个政策或候选人对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利益能带来什么，他们容易受到金钱的诱惑或其他的影响而被别人所操纵。同时过于宽泛的民主可能会使中央的政策不能很快的完成，例如英国修一条高铁花了两年还没动工，因为在高铁沿线的每一个人家都要进行协商，只要有一家不同意就要等到他同意为止。所以有一些好的政策不能很快的进行执行，导致工作的效率较低。

我国的民主制度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它是绝大多数人享有民主权利和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的统一。我们国家人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间接的参政的，人民通过选择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通过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参政的。

我国的制度是较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因为我们国家是单党执政的，所以不会出现多党的混乱但是却滋生了党内的一些腐败问题。但随着舆论及媒体的发展，我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缓解。不过在我看来在我国中央的权力太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于分散所导致的问题很明显，地方民众不能很好的享受自己的权力。并且地方官员并不是全部由地方选出来的，还有很多是从中央分配过来的。虽然人大代表是群众选出来的，但是民众不能正确的了解人大候选人。他们不会发表演讲或举行拉票活动，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谁，更不用说自己选他的理由。

总结

各级人大从低到高虽然能够很好地处理好我国人口众多的问题，但却使得最底层的人民的意见被淡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形象，于是就有了开头所说的关注美国的选举情况，因为他们的不管是演讲还是电视答辩都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为了满足自己参政的愿望开始主动关注别国的民主制度。

欧美国家率先走上民主的道路，于是他们成为了发达国家，在世界上领先别国。但是面对不同的国家要用不同的制度，我国的人代制度非常适合我国的国情。但是我觉得更应该鼓励群众参政，在选举时多进行宣传，让民众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谁？同时中央应该放权给地方，这样既可以减轻中央的工作负担更可以提高地方人民参政的积极性。所以说制度上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让民众感到自己说的话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第四篇：从英国看西方民主制度的利与弊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2011级）

英美概况结课论文

题

目： 从英国看西方民主制度的利与弊 学

院： 文学院 专

业： 对外汉语 班级序号： 6班13号 学

号： 20111150010011 学生姓名： 吴洋 指导教师： 赵琨

2013年6月从英国看西方民主制度的利与弊

摘要：本文针对英国的大选制度以及英国民主制度的变革和当下政治形势来探讨英国是否实行了三权分立。并以英国作为案例深入探究西方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中的桎梏，以及其在施行过程中的优点及弊端。最后，结合我国实浅谈西方民主制度与我国政治体制的联系与差异。

关键词：英国；大选；民主制度；三权分立

前言

2010年4月6日，英国宣布解散议会，大选于2010年5月6日举行。在经济危机和政治丑闻的双重背景下，这次大选被认为是自1992年以来，英国最激烈的一场选举。谈到英国大选,我们不得不说说英国的选举制度。本文将针对英国的选举制度以及英国民主制度的变革和当下政治形势来探讨英国是否实行了三权分立，一次深入探究西方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中的桎梏，以及其在施行过程中的优点及弊端„„

一、英国的选举制度

大选的基本制度是简单多数选举制（First-past-the-post election system），即根据一党所占有的议员数量。如果一党拥有绝对多数的议员，则此党将组成下届政府，该党党魁则成为首相。如果没有任何党派拥有绝对多数席位，则合计拥有绝对多数席位的两个或多个政党将组成联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基本上其中最大党党魁将成为首相；或者单独一党成立政府，并通过与其他党派非正式的联盟和协议而得以延续。

然而英国一直坚持的简单多数票当选的选举方法向来争议颇多。我就认为这种方法有失公正，因为一个候选人在本选区内即使有大多数选民没有投他票的情况下，他也有可能当选。

当然这种选举方法也具有其优越性:1）简单易行，能相对节省普选的时间和费用；2）议员和选区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议员更能在议院中代表其选区的利益发出声音；3）可以让一个政党赢得绝对多数的席位，成为执政党，而不需要与其他政党组织联合政府，首相、政府和议会之间会有更好的合作关系，更能有效率的工作，因此能保持政局的稳定，和有利于政府高效；4）另外可以阻止一些小的极端主义党派进入议会。

二、英国：防止民主的举措却促进了民主的发展

在西方的选举制度中，作为代议制基础的普选制是英国最先提出的。英国大宪章运动提出实现选举区平等，废除财产的资格限制，男子应有选举权。但是即使这些并不彻底的要求，在英国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步实现的。

并且有意思的是，刘成先生提出[1],英国的议会选举制度改革形成了一个悖论:防止民主的举措却促进了民主的发展。

第1页

从西方看民主制度的利与弊 1832、1918年的改革确实促进了民主的发展,但这不是英国决策者的意图。对于英国统治精英来说,改革的宗旨是保持贵族的统治权力和避免真正的民主,历次改革法案的设计充分暴露了这个秘密。1832年10月25日的贫民卫报则指出:提出改革法案的人,不是想推翻,甚至也不是为了改造贵族制度,而是为了从中等阶级那儿获得一支准贵族增援军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直到最后,很多政治家才终于明白,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大众的支持。即便如此,改革首要考虑的是本党利益而不是为了民主。英国议会改革走了一条渐进改革之路。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民主制度在先天畸形的情况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因为其决策者开始倡导的不是民主反而是专制。

三、争论：英国究竟是不是三权分立？

那么在其政体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英国究竟有没有实现三权分立？”我想，这已经不是几个人疑惑的问题了，对于答案的肯定与否定甚至划分成了两个流派，因为没有那个答案的支持者更多或者更少，他们不分伯仲。

曾经学习到这个部分时，我也困惑于此。因为在我的高中历史课本中，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十分模糊：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是议会制国家，而没有提到英国是否有三权分立。在我翻阅的众多相关书籍中，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见解并附上大量理据，我则更倾向于其中一种观点，并且在学习了这门课后也为这个观点加入了论据。

我认为，英国的民主制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三权分立，只是这种三权分立不够彻底。原因有这样两点：

(一)相对于专制而言，英国没有任何机构执掌三权。

三权分立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现代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实行了三权分立。英国的国王是“虚位元首”，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内阁是最高行政机关。所以说，三者之间有分权，也有制约，基本上英国也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二)相对于美国而言，三者界限不清，权利交叉突出，且议会高于一切。

英国因为历史的缘故，并没有明文的宪法，以致于立法权在三权分立的地位高于其他二权即行政权及司法权。英王只履行形式上的权利和礼仪性的职能，议会是立法者和监督者，而内阁从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通过的任何法案皆是最高的法案，并不受任何宪法章程规范。

而美国最典型在美国宪法之内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开，而且让它们互相制衡。在当时这种宪制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尝试。至今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仍然是众多民主政体中比较彻底的。所以，英国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使得宪法赋予了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首相成为了英国最有权势的人，其三权分立并不彻底，仍有专制的影子。

四、西方民主制度的利与弊

谈到西方民主制度，我们大多都会想到“三权分立”、“议会制”、“多党制”等，但它们在各个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都不一样。事实上，西方政治制度纷繁复杂、形态各异，没有哪个国家与另一国家的制度是完全一样的。

就比如说，英美两国在“三权分立”上的表现就呈现出“议会制”与“民主制”两种。但是，无论是美国的总统制还是英国的议会制，这种国家政治架构组成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其本意是：一方面通过政治架构各机构的权力制约关系，不让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或一个机构手中，避免独裁政治的产生；另一方面发挥各政治架构成员的政治才能，使政治架构制定和实施的政策，都是通过全面的考虑，充分反映了国家和广大社会成员根本利益，杜绝政策的危害性，有利于国家权利有效、平稳的运行。

第2页

从西方看民主制度的利与弊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三权分立”、“议会制”、“内阁制”“多党制”这些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特色，而且他们确实为西方民主的推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我们从英国“防止民主的举措却促进了民主的发展”，也会推断出西方民主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甚至更严重的问题。而其不够彻底的三权分立也能表明，它的民主制度即使经过多年的修补，至今仍非尽善尽美。以至于其选举制度背后的政党操控，让西方国家挂上了“金钱民主”的耻辱牌。我想，这大概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吧。名义上人民享有广泛、平等的民主权利，但实际上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只有资本所有者才享有充分的民主；穷人的民主有时只是形式上的，更多时候只能置身于民主之外；富人借助于“民主”攫取更多的社会财富，而穷人却很难通过“民主”来保障自身的基本权利。

那么总结一下，从英国看西方民主制度，我看到这样几方面：

（一）优点：

1.防止权力滥用，避免独裁政治。

2.全面发挥各政治架构成员的政治才能，避免出现有危害性的决策。3.利于国家权力有效、平稳运行。

（二）弊端：

1.先天不足，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问题 2.权利制约不彻底

3.金钱民主，透露出资本主义弊端

五、结语

尽管在不少人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统治技术日益精巧，统治手段日益多样，但无论是其自身还是其在许多国家的移植和推广，实际上这种民主制度仍然没有尽善尽美。而且其透露出的资本主义弊端也告诉我们，我国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这种民主制度。

但是其选举制度上的优点对于我国政治制度改革还是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理论上讲，正确认识三权分立的性质以后，就会发现它与我国奉行的“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并不矛盾。“议行合一”旨在强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间有机的结合和统一，强调代表人志的权力机关的最高地位，强调行使三种权力主体的一致性，但并非反对国家权力的分工和监督制约。而“民主集中制”强调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时要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我国具体体现为，人民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产生人大作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而人大向人民负责。因此，民主集中制本身已包含了对国家权力制衡的内容。

所以我认为，三权分立不应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我们要在观念上对其重新认识，摒弃偏见，吸收其合理成分，借鉴其经验，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国家权力运行走上法治的轨道，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注释

[1]刘成.民主的悖论——英国选举制度改革[J].江苏：南京大学,2010.第3页

第五篇：为什么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

为什么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团结奋斗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独创性和巨大的优越性。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这一基本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而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其理由如下：

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要认识今日中国，就必须了解昔日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互相勾结，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中国人民无法享有民主权利。为了改变国家、民族的悲惨命运，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起抗争。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动和领导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随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全盘照搬西方议会政治，允许人们结社结党。一时间，各类政治团体蜂拥而起，政党多达300多个，围绕国会选举，各党派展开激烈竞争，国民党最终赢得胜利。但随着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恢复帝制，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热切向往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彻底破产，中国走向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局面。民国初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是当时仁人志士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相对于封建专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这不仅为中外反动势力所不容，而且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无法成为解救中国的济世良方。孙中山先生也曾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

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决定了一党专制在中国同样行不通，注定要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建立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独揽国家一切权力，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行一党专制。抗战爆发，迫于国内外压力，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允许中共和其他党派合法存在，但始终不忘“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打击和迫害民主进步力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溃败。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不论是对于过去历史上说，对于当前任务上说，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上说，所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主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各民主党派，其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有着反帝、爱国、民主的政治要求，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斗争中，确立了在中国各种革命力量中的领导核心地位。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的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加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不断推进多党合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明确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由于共产党居于领导、执政地位，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期间，多党合作制度遭受严重挫折，中国也陷于某种程度内乱，从反面说明这一基本制度的宝贵。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1989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上了制度化轨道。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我们党先后制定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使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程序化。

中国近现代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说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独裁专制统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总结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以其独特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经过充分的政治协商，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民主价值和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政治参与。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特征。这一基本制度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开辟了制度化渠道，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制，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基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广集民智，广求良策，推动执政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利益表达。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和矛盾。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有效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利益关系，照顾相关者利益。

——社会整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政治制度具备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又有各民 主党派的广泛合作，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目标下，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促进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有利于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功能，避免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种种弊端。各民主党派反映和代表着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能够反映社会上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提供一种中国共产党自身监督之外更多方面的监督，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

——维护稳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不仅能够避免政党互相倾轧造成政局不稳，而且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四、中国的民主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纵观新中国60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政治土壤之中，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基本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主要表现在：

能够促进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任何政党制度的好坏优劣，最终都体现在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上。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国家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划和部署。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始终围绕国家发展要务，认真考察调研，积极献计献策。如2008年，各民主党派通过深入调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多个建议和意见。民革中央《关于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的几点建议》，民建中央《关于加强农村环保工作的建议》，台盟中央《关于构建“海峡经济区”的几点建议》等，都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并采纳。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先后就三峡工程、西部大开发、抗击非典、宏观调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实验区、发展职业教育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重大建议200多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提出各项建议9万多项，其中许多意见和建议被采纳，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能够更好地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各项决定，还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宪法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等，中共中央、国务院事先都以召开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的形式，广泛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执行决策过程之中，并已基本形成一项制度。各地党委、政府也就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这些都有力地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能够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的安宁与和谐是每个公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然而，与西方多党制相衔接的是政治选举中的竞争、对抗和抹黑。在不少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和地区，各政党为上台执政进行残酷争斗，为选票甚至不惜挑起族群矛盾、制造社会对立，给社会发展带来沉重灾难。西方国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却是长期的社会纷争，甚而内战频发、民不聊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强调民主协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方面，形 成了高度政治认同和强大社会凝聚力。在当今中国，试问有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和强大的向心力、号召力、凝聚力和组织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30多年来，我国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安居乐业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如果舍此而搞“西方的民主”，无疑是自取其祸、自乱其国。

能够推进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建设，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进入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同中共干部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要求。目前，全国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2万人，31个省区市政府基本上都有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担任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或助理。这些做法调动了党外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聚集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来。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还聘请党外人士担任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和党风监督员。他们积极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帮助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我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处于发展的“黄金期”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是抓住机遇、实现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其间也经历过各种风风雨雨。实践证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不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经得起历史考验，具有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巨大智慧。我们当代人有责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和完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动摇、不能懈怠，更不能折腾，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