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古代与李氏朝鲜的交流
中国古代与李氏朝鲜的交流
朝鲜王国,又称“李朝”,是由高丽大将李成桂于1388年建立。朝鲜王国从立国开始就奉行高度的亲明政策,用“事大”来形容对明朝的关系。朝鲜国王不象越南,他们不敢称帝,对内也只是称“大王”,一直到甲午战争满清战败,朝鲜内部也对“反清复明”不抱幻想以后,才短暂的出现了一个“大韩帝国”,随即被日本人废黜。
朝鲜与宋朝的交流
两宋时期,统治朝鲜半岛的是王氏高丽,虽然两宋与李氏朝鲜没有直接的往来,但是,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李氏朝鲜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首先,宋朝的武士精神传入朝鲜半岛,影响了李氏朝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宋朝剑和朝鲜古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宋朝石雕武士 朝鲜古剑
其次,朝鲜王宫是典型的宋朝建筑风格,景福宫是1395年9月太祖李成桂时所造,是唯一的正宫(是王妃和皇后所住的宫),是仿照北宋宫殿修建的,程工字型,主要宫殿都在一条直线上.
最后,两宋时期,到中国求法和留学的高丽僧人非常多,他们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礼遇和照顾,在两国文化交流上,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的影响下,朝鲜很快学会了雕板印刷技术。两宋时期出现的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3世纪初传入朝鲜,朝鲜人改铸成铜活字。后来,这种新兴的印刷术被朝鲜政府所采用,为称誉于世的李氏朝鲜铜活字打下了基础。
朝鲜与元朝的交流: 自北魏起,中国皇室与朝鲜半岛皇室就开始了联姻关系。朝鲜在元朝时期的王后也都是元朝公主,能娶到中原王朝的公主,这在朝鲜半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朝鲜与明朝的关系:
明太祖把朝鲜列为“不征之国”之一,但是朝鲜方面始终以臣礼事明。朝鲜每年都派三名正式使至前往明朝.有恭贺新年的贺正使,庆祝明皇诞辰的圣节使,祝贺皇太子诞辰的干秋使。后来,还定期派使臣去纪念过冬至节(冬至使)。此外、无论朝鲜还是中国每逢先君亡故、新君继位或王后选出都要派使臣吊贺。壬辰倭乱以后,朝鲜方面感谢明政府的再造之恩,全国上下自觉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亲明风气。国王光海君暗藏私心,在帮助明朝抵抗“建州野人”的行动中未尽全力,被朝中的亲明大臣推翻,仁祖继位,史称“仁祖反正”。自此,明朝虽然灭亡,朝鲜被迫臣事满清,但是朝鲜君臣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出现了以上的几种现象。朝鲜王国为了感谢明朝政府的厚德,曾经暗中祭祀崇祯帝三百年。甲午战争前夕,朝鲜王国对日本国的国书里面指出,“我朝鲜向为大明东屏„„”。
满清对朝鲜执行完全不同的政策。先前,不但两度大规模入侵朝鲜(朝鲜史书上称为“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还强迫朝鲜世子入北京扣为人质。清政府把朝鲜当成天经地义的蕃属,二等国和滥施淫威、索拿卡要的对象,多次直接干预朝鲜内政。但是这都不能动摇朝鲜君臣对明帝国的追慕和忠心,一个又一个从北京回来即位的世子往往更加坚定了“反清复明”的决心,同时会更加巧妙地处理同清廷的关系。朝鲜李朝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直到清末,仍有私人笔记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六十周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1749年又以明朝太祖、神宗、毅宗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朝鲜方面对于“反清复明”的大举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工作。朝鲜的“守孝”“雪恨”之举,被西方人理解为“隐士之国”。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直到甲午战争的爆发,朝鲜一方面走向亡国,另一方面君臣百姓也对中国的局势彻底失望,朝鲜的历史和朝鲜的思想走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古云“患难见真情”,朝鲜王国对明帝国的忠诚之至真是让人感动落泪,也为我国民后面的麻木健忘而感到惭愧。感幸前有洪火秀,后有孙中山前仆后继,才使我辈未曾抱恨。
朝鲜王国对明帝国的忠诚,有以下原因。
一、李成桂窃居大位,需要中原政府给予承认,同时需要借重中原帝国的权威打击内部的反对势力;
二、明政府的无私援助和清朝政府的贪暴无恩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朝鲜一向自诩为“小中原”,不会承认蒙元、满清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四、朝鲜相信儒家狄夷统治中原不会满百年的信条,不愿意得罪迟早会“恢复中华”的汉人;
五、最重要的一点,朝鲜国王希望臣属忠于国王就象国王忠于明朝皇帝一样。这种忠诚的观点直接影响到了朝鲜的民族性格。
朝鲜与清朝的关系:
1636年,皇太极率兵新征朝鲜,攻占朝鲜京都汉城,朝鲜国王在国家存亡之际,迫于无奈,接受了清军的条件投降,停用明朝年号,断绝与明朝的一切交往,并奉清朝为宗主。但是,那以后的朝鲜也认清了对中国保持藩属关系有益无害,在“事大主义”下保持了两国长达千年的和平与友谊。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双方使节每年往来不断。朝鲜方面,每年除有贺冬至、贺正朔、贺圣节、纳岁币的四次固定朝贡使节外,还有多种不定期使节来华。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把侵略予头指向朝鲜。1876年1月,日本一方面远征朝鲜进行侵略,胁迫朝鲜订约通商。另一方面派人来华交涉。当时总理衙门答称,中国向来不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日本趁此借题发挥说,中国既不过问朝鲜事务,所谓“属国”只是空名,日本决心以“自主之邦”对待朝鲜,遂于1876年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了朝日“江华条约”。“江华条约”明显暴露了日本排斥中国在朝鲜“宗主权”的野心。
此后,日本加快了侵略朝鲜的步伐,先后酿造了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虽然由于清军的迅速行动平息了这两次事变,但日本还是趁此迫使朝鲜签订了1882年的《仁川条约》和1885年《汉城条约》,扩大了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权益。由于日本并不满足于这些利益。在其准备就绪之后,就发动了侵略朝鲜继而侵华的甲午战争。清军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确认朝鲜“独立”,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结束。
第二篇:中国古代与朝鲜的交流
中国古代与朝鲜的交流
中国和朝鲜的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商纣时的箕子,传说他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中过和朝鲜的交流最繁盛时期是唐朝。现在我将分时期讲述中朝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着重讲解唐朝时期中朝的交往。
秦朝及秦以前,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战国时燕人和朝鲜人贸易交往。汉代朝鲜北部濡染了汉文化,奠定了以后与中国进一步交流的基础。我国的铸铜和制漆工艺传到朝鲜,不少朝鲜人开始使用汉字。朝鲜的名马特产运到中国。魏晋南北朝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高句丽、百济,由高句丽传入新罗,大批自称秦人、汉人后裔的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入日本。
隋唐时期,隋朝文帝、炀帝都与朝鲜半岛的高丽发生过战争。唐初,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鼎立,三国都同唐朝往来。唐太宗晚年亦攻打高丽。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灭百济,总章元年(668年)灭高丽。以后,唐退出朝鲜半岛,新罗于上元二年(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统一后,与唐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唐朝和朝鲜的交通:陆路是从长安向东→朝鲜,海路是从登州、扬州→朝鲜。新罗与唐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来唐商人很多,北起登州、莱州(今山东掖具),南至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楚州有新罗会馆,山东半岛的赤山、登州、莱州有新罗坊、新罗所,专门接待新罗客商。当时来往于中朝日本的船只多达数十艘。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产的首位,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新罗派遣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以新罗最多。开成五年(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共一百五人”。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进士科考试,从长庆元年(821年)至唐末,中举的新罗学生有58人。中举后,有的留在唐朝做官。如崔致远13岁到唐,19岁中进士,在唐任溧水县尉、侍御史。30岁归国,有汉文诗赋集《桂苑笔耕录》20卷,《四六集》1 卷。他回国后,热情介绍唐文化。唐文化对新罗的影响广而巨大。贞观十三年(639年)至天宝八载(749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以研究唐朝医学、天文、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唐制改革了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之尚书省,地方设州、郡、县、乡,与唐相似。上元二年(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贞元四年(788年)也采取科举制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仿唐设“读书出身科”。还据唐制改订礼仪和刑律。儒家典籍、诸子书、唐人诗文在新罗广泛流传。朝鲜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吏读”法,用汉字作音符来标注朝鲜语的助词,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大和二年(828年),新罗使者带回茶种,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五代,雕板印刷术传入新罗。唐玄宗认为“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可见在唐朝影响下,新罗文化相当发达。唐朝时造纸术传到朝鲜,数学专著《缀术》传入朝鲜,成为其学校教材唐诗传入朝鲜。生产技术方面,唐朝时纺织技术传入朝鲜。朝鲜文化对唐朝也有一定影响,高丽乐受到唐人欢迎,为太宗“十部乐”之一。
宋朝时印刷术东传朝鲜。南宋时,朝鲜开始制造金属活字(见活字印刷)。程朱理学也于宋代传入朝鲜,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还在五代末接受中国科举制,以选拔官吏。明朝时,中朝交流继续发展。朝鲜长期使用汉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工具,这时开始创制表达本国语言的标记。1446年朝鲜颁布字母“谚文”,沿用至今。创制者参考了中国音韵之学,创制过程中还曾请教过明朝学者。朝鲜古典文学作品《春香传》中脍炙人口的讥刺朝贵的四句话,就来自明人诗句。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明神宗派遣辽东总兵李如松为提督,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率兵四万余人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抗击日军。清朝时由于闭关锁国政策,中朝的交往停滞
第三篇:中国古代与鼓励人艰苦奋斗
中国鼓励人艰苦奋斗,积极向上有关的名言警句
古代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韩愈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张衡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现代
不是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裴休)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潜)
真金在烈火中炼成,勇气在困难中培养。(塞涅卡)
吃苦在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毛泽东)5.前途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徐特立)
第四篇:中国古代与西方激励方法的比较(捌零后出品)
中国古代与西方激励方法的比较
管理以人为本,提高管理绩效的关键之一在于运用适当的激励方法,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美国有学者将这一规律概括为一个公式:工作绩效=能力×动机激发。古今中外,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组织管理者都十分重视运用和研究激励方法,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研究、借鉴这方面的成果,对于探索出一套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激励方法,是大有裨益的。
一、中国古代的激励方法
早在西方激励理论提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就总结治国统兵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激励的方法。
方法之一:激励下属“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是管理者、统治者关心、爱护下属,满足下属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心理情感的需要,与之成知己和至交,从而使下属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出力和服务。儒家孔子提出“仁”,主张“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地对待臣民。孙武则要求将帅一定要爱护士兵。他在《地形篇》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将帅如能象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对待士卒,就能取得士卒的信任,甘愿追随自己赴汤蹈火。这样的军队,就将无往而不胜。当然,爱民不是空洞的,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统治者决策时,必须“惟民之承”(《盘庚》中篇),顺应民心,使民成为顺民,从而形成凝聚力。
方法之二:“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这是指管理者、统治者要赏罚严明,善于通过奖赏和惩罚这两种正、负强化激励手段,来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绩效的目的。爱护下属不是溺爱,必须有必要的褒扬和处罚,恩威并施。赏罚的关键是:要严明、公正。“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诸葛亮集》)。不分人的贵贱,谁有功就赏谁,谁违纪哪怕是皇亲国戚也严格惩罚。“设而不犯,犯而必诛”(《曹操集》)。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古人认为,只有做到恩威并施,运用正负两种强化激励手段,才能“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九地篇》),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
方法之三:“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说管理者、统治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榜样的作用和力量感染激励下属。中国古人历来崇尚德,用人强调德的标准。儒家曾提出“内圣外王”之说,对君子的要求是仁、智、勇、恭、敬、惠、义、达、艺,侧重于德。德的含义很广,而严于律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是其基本要求。
方法之四:“上下同欲者胜”(孙武《谋功篇》)。这似目标激励法,即管理者、统治者,引导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不懈地努力。孙武非常强调“上下同欲”,将它列为五个致胜必备因素之一。“上下同欲”是作用极大的激励方法。军队战斗力
强不强,治国政绩大不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下有没有共同目标,能不能团结一心,步调一致。上下同心同德则无往而不胜,上下离心离德则一盘散沙,不攻自破。上下同欲是取胜的必备条件,因而各种激励方法的采用,都必须促使上下同欲。
二、西方管理理论提出的激励方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对管理活动进行系统研究,产生了管理理论。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从把人看作是“经济人”到把人看作是“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的演变过程。由于对人的假设这一前提不同,提出的理论不同,主张的激励方法也就不同。
方法之一:“葫萝卜加大棒”。最初西方产生了以泰勒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古典管理理论。该理论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认为人的行为是在追求本身最大的利益,工作的动机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因而主张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差别计件工资制。泰罗研究分析了工时,制定出一个定额或标准,然后根据工人是否完成其定额而采取不同的工资率,以鼓励工人努力工作,完成定额。这种理论还认为,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会干预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追求,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感情。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控制制度,对违纪者处罚。人们把这种理论提出的激励方法俗称为“葫萝卜加大棒”的方法。
方法之二:满足“社会人”的需求。“葫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后来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到本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梅舆等人依据霍桑试验的材料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初创了行为科学。这种理论认为,人不单纯只追求物质和金钱,他们还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需要。满足人的社会需求,往往比经济报酬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工人的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决定他们生产率的高低,物质刺激只具有次要作用。因而主张采取多种办法满足“社会人”的需求。如,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明确人的责任;使做出成绩者得到提升;使人得到重视和发展,等等。
方法之三:“寻找人的自我实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西方盛行“自我实现人”假设。这种人性假设的核心思想就是认为人都有一种想寻求工作上的意义,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即“自我实现”的欲望。主张创造一种适宜的工作环境,促使人们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自我实现人”的观念使激励方法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前面两种方法都是从外部条件来满足人的需要,即实施的是外来的激励。这种理论认为,外来的激励和控制会对人产生一种威胁,造成不良后果。它主张内滋激励,即通过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人就会获得长足和持久的工作动力。
方法之四:多种激励方法并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沙因提出了“复杂人”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这些不同假设,各自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并适合于某些场合和某些人。但人有着复杂的动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两种,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归结为同一类人,且人的动机变动性大。因此,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不能只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用适宜的激励方法。
三、二者的异同及比较的启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激励方法与西方管理理论提出的激励方法有着共同之处,都是从物质和精神方面进行激励,有的方法基本类似。其共性说明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社会制度下,人有着某些共同的需要,因而激励有着一般规律。然而,由于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其研究的角度、研究的方法以及激励方法的侧重点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第一,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人研究的是国家和军队的管理,西方管理理论研究的则主要是企业的管理。国家、军队的管理与企业的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毕竟不可同日而语。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古人是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激励方法,较为直观,对其原因、机理缺乏理论的深入分析,没有上升为系统的管理理论。西方则是在实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实验、实践的结果,找出其激励机理,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试图揭示出激励的一般规律。通过对人性认识的不断加深,西方管理理论不断深化,激励方法也随之不断完善。第三,从研究和运用激励方法的侧重点来看,有以下两点不同:
首先,中国古代激励重情。儒家认识到对民“爱之如父母,则归之于流水”,主张把家庭伦理推广应用于社会管理,人人都“爱”,建立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历史上,中国成功的统治者、管理者非常注重感情投入,以赢得人心,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中国的老百姓也确实十分重交情。如果认为领导者、管理者对他好,他就会忠心耿耿为其效劳,不会去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得失。而西方则比较忽视情,长期只强调用铁的规章制度管理员工,劳资双方冲突尖锐。直到本世纪20年代,西方管理理论才认识到人是社会的人,不只有物质需求,还有被尊重等社会需求。
其次,中国古人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管子·心术篇》中说:“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治心,安也者安心。”这里实际上已提出了心治为管理之要的思想。西方管理理论在产生了一段时期后才认识到这一点。基于对这一认识,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塑造人的精神,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理想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直坚持用一种理论来统一民众的心志,向臣民灌输儒家思想,教育臣民要“忠”、“孝”、“仁”、“义”。对那些精忠报国忍辱负重的“君子”,大力宣扬,使之成为万众学习、崇拜的楷模;对那些不忠不孝的“小人”,极力贬斥,使之为民痛恨。这种教育极大地激励人们去做“君子”,从而在国家、组织中产生一种具有很强凝聚力的整体精神。而西方的精神激励方法则强调个人奋斗,实现个人的价值,组织缺少一种整体精神。西方管理学家现已认识到这正是其企业的一个缺陷,主张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精华。
比较中国古代的激励方法与西方管理理论提出的激励方法,可得如下启示:
启示之一:要研究、借鉴西方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激励方法,学习西方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同时,注重研究本国国情,挖掘我国古人的管理思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我国管理科学从经济学科中分化出来的历史不长,对管理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管理理论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管理人员的经验进行描述的水平之上,而应学习西方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对经验进行理论分析,揭示管理规律。同时管理理论的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中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国人与西方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思维方式,把西方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机械地移植到中国会因“水土不服”而告失败。中国曾产生了丰富的管理思想,提出过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有不少精华,仍值得现在研究、借鉴。对此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不要一讲提高管理水平,想到的就只有学西方。我们只有深入地挖掘前人的管理思想,深入地
认识现在的中国人和我国管理的现状,才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创造和运用适宜中国的管理方法。
启示之二: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强化人们遵守规章制度的观念,强化制度管理,同时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立健全管理规章制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规章制度仍没有健全,已制定的规章制度并没有严格执行,人情很大程度上影响管理者执法。这是我国工作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要摆脱这种状态,必须借鉴西方的管理经验,用规章制度规范人的行为,以使组织内各成员能统一行动,实现组织的目标。制定规章制度要具体明了,执行规章制度不能马虎、降低标准,对违反者不分亲疏一律照章处罚。
启示之三:要在搞好物质激励的同时,多用精神激励方法,引导人们提高精神需求的层次。一方面,要使干得好的人与干得差的人收入拉开档次,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用物质刺激使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激励人。人的行动受价值观、人生观的支配。在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支配下,人或是贪图物质上的享受,或是看不到生活的意义,苦闷消极。在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支配下,人能把组织共同目标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结合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从而焕发出极大的力量。由人组成的组织应用共同的精神凝聚人。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精神是现代企业管理之魂,民族精神是治国之魂。因此,要加强思想教育,使人具有高尚的精神,去追求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第五篇:李氏宗亲会章程
下窝角李氏宗亲理事会章程
(201 年12月21日经第一届下窝角李氏宗亲理事会全体通过)
第一章 总则
为了使李氏家族光前裕后,振兴李氏祖先创立的伟业,规范李氏宗亲的行为,达到爱祖国,正族风,弘祖德,育族人,施善举,和百族的目的,促进李氏经济与文化焕荣昌盛,特制定本章程。
第一条 会名:下窝角李氏宗亲理事会(以下简称本会)。
第二条 本会的宗旨: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尊祖敬宗,传承家族文化,弘扬家风祖规,增强家族亲情与福利事业的发展,服务家族,以和谐促发展,以团结促进步,为宗族的繁荣而努力奋斗。
第三条 本会可设立一些经营性质或福利性质的机制,开办经营性和服务性的经济实体(如房地产、商务工作、基金会等),但必须经过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证照,独立核算,合法经营,照章纳税。
第四条 本会基金会的经费筹集、使用、管理办法、管理人员的任用等详见《李氏基金会管理细则》。
第五条 本章程是规范下窝角李氏家族成员的行为准则。
第六条 本会会址(待定)
第二章 人事、组织机构
第七条 本会理事人员采取推荐代表选举办法,由各省市选派或推荐理事人选,召开下窝角李氏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下窝角李氏宗亲理事人员,根据理事会成员会议选举产生会长、荣誉会长副会长、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若干人,(职务与职责细则另行制定)。
第八条 本会总理事会下设办公室(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办事员组成),同时设立监事会、财经会和顾问委员会四个部门,各部门的工作细则另行制定。
第九条 本会的一切事务由总理事会负责,行使统一领导职能。并在各省市设立分会。各省市分会的会长由各省市选举产生,并报本会备案。各省市分会在本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和活动。(各省市以下也相应逐级设立分会)
第十条 召开理事会会议应有全体理事会的三分之二人员出席方得进行,各项决定必须获得出席人数的三分之二同意,方能生效。理事会的正丶副会长由本会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为五年,可连选连任,改变任期由理事会全体会议决定。对不称职的成员,可通过民主程序予以撤换。
第十一条 本会成员的基本条件是: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二)必须是年满三十周岁以上七十周岁以下的全姓族人,如确实有能力的年轻人,年龄可适当放宽;
(三)在家族中有较大影响,热心家族事业,熟悉家族事务,处理家族事务有一定的经验;(四)己办有经济实业并乐于奉献的经济能人;(五)具有洞察、判断,决策、组织指挥能力,并善于进行社会交往并在社会上有一定威望或有一定影响力的本姓氏知名人士。
第三章 理事会职责与义务
第十二条
(一)组织召开全体理事大会、常务理事会和理事长办公会议,组织召开理事会属下的各组织机构工作会和各种研讨会议。(二)制订和修改章程。
(三)组织制订工作计划,定期召开族人代表大会和总理事会成员会议,讨论和决定本会重大事情,总结交流经验,教育和引导族人树立亲宗爱族意识,以族荣我荣族耻我耻为重点内容,树立我族光辉形象。(四)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奉献力量。(五)大兴孝心,严正族风。把爱祖国、孝父母、敬师长、和兄弟、妻顺贤作为治家要务,广泛宣传,大力引导。积极倡导文朋祭祀、文明拜祖活动,增强族情观。(六)抓好资金筹集与管理工作。(七)在普查现有李氏宗亲的聚居地、人口统计的同时,搞好寻根问祖及重修族谱工作。(八)整理收集我先祖各类文史资料和近代族人诗词书画,登记族人大事,对高学历学子、新仕禄名人、致富带头人、工商企业大户等立册登记存档。
(九)协调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与帮助。(十)处理家族内部纠纷,化解家族内外矛盾。
(十一)设立奖励与扶助制度,具体实施办法见《李氏基金会管理细则》。(十二)理事会成员应以身作则,秉公办事,自觉接受族人的监督,不辜负族人的重托。(十三)本会工作人员一律义务服务本会,不领固定津酬。
第十三条 严格履行职责, 认真办好家族事务。要顾全大局提高办事效率,不要塞责渎职、推诿扯皮;要团结和谐,无私奉献,不要排斥他人、拉帮结派;要自警自省,百折不挠,不要畏惧困难、贪图安逸;要群策群力,择善而从,不要固执已见、主观武断;要诚实守信,精益求精,不要弄虚作假、谋取私利。如个人擅自操作,违纪违法,属个人行为,与本会无关。
第四章 会员
第十四条 设立会员制度,会员制度的基本原则是:
(一)李氏家族所生的男女人员(包括娶入的女性和收养的男女)。
(二)承认与执行本章程。
(三)为了区分兄弟与会员兄弟,一律采取缴费登记确认的原则。只有会员兄弟才能享受相互服务,只有会员兄弟才有选举和被选举进入理事会成员的权利。
(四)会费每人每年 元。(会员费缴交办法见《李氏基金会管理细则》)
第五章 会徽和会章
(待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章程服从于国家法律与法规。
第十七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理事会。
第十八条 本章程自理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下窝角李氏宗亲理事会
2013年 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