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

第一篇：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

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

杨文革

【内容提要】自愿性取代可靠性成为美国口供规则的指导原则，体现了对人性尊严和人类意志自由、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政府守法等一系列现代价值的追求。米兰达规则的产生，更使被告在监禁下供述的自愿性获得了程序保障。尽管在自愿性的证明和判断上存在某些主观色彩和困难，自愿性原则仍然是贯穿美国口供规则的灵魂，是理解美国口供规则的钥匙。在完善我国口供规则过程中，应该围绕自愿性原则，借鉴美国的做法，在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之间保持适当平衡。为此，应当以确立自愿性原则为最终目标，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以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人权保障精神。在现有排除刑讯逼供手段获得口供的基础上，排除以威胁和疲劳审讯手段获取的口供。以欺骗和引诱手段获取的口供，只要真实，可不予排除。废除对有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的规定，以避免在看守所之外出现变相的第二羁押场所。

【关键词】口供 自愿性 米兰达警示 自证其罪 如实陈述

“两个证据规定”⑴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真正起步。可以预见，这些规则仍将会不断修订、充实和完善。在此过程中，不论在多大程度上坚守自己的本土资源和中国特色，对较为成熟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口供规则的参照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我国对“排除规则”这一概念的使用已经深深打上了美国口供规则影

响的烙印。为防止“郢书燕说”和“南橘北枳”后果，有必要对美国口供规则进行深入研究。

在美国，自愿性是口供规则的灵魂，对口供规则起着统帅作用。自愿性既是警察获取口供的指导性原则，也是判断口供是否合法的标准。1961年，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大法官指出：“从本质上看，口供是供述者自由和非强迫性选择的结果吗？如果是，如果他愿意供述，口供就可以用来对抗他。如果不是，如果他的意志受到强迫，如果他的自主能力受到严重损害，口供的使用就侵犯了正当程序。”⑵不理解自愿性原则，就不能理解美国口供及其排除规则的实质。本文试图对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口供规则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

一、美国口供规则中自愿性原则的起源、发展及涵义

美国的口供规则源于英国。在16、17世纪的英国，没有任何关于口供使用的法律约束，用黑尔（Hale）勋爵1607年的话概括：“认罪就是定罪。”⑶至迟到17世纪中期，使用拷问获取口供的做法仍然十分普遍，如此获得的口供会被用作证据而无所顾忌。⑷

1660年王政复辟之后，英国的诉讼程序开始缓慢改进。⑸1783年，在国王诉韦瑞克希尔（Warickshall）一案中，法官裁决：通过许诺或者威胁获得的口供因没有信用，不得作为证据；而自由、自愿的口供应该给予最高的信任，可以被采纳为证明犯罪的证据。⑹在这一时期，英国排除口供的原理是基于在某些情况下其证明性的不可靠。

⑺虽然一些判例在阐述可靠性时已经开始使用“自愿性”或者“自由性”这样的概念，但这只意味着自愿性口供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仅此而已，与后来的自愿性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英国法律的继受国，美国法院自然传承了这一可靠性传统。在1829年美国的赫克托耳（Hector）案件中，法官指示陪审团说，他们应当考虑排除赫克托耳在拷问之下因疼痛、希望或惧怕做出的任何口供，但是按照他们的意见，被告自由和自愿做出的口供应该被接受为反对囚犯最好的证据。⑻在1884年霍普特（Hopt）诉犹他一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出于威胁、许诺、引诱，致使剥夺了被告“在法律意义之内自愿地做出口供的意志自由或者自我控制能力”而取得的口供，不具有可采性。⑼但这一时期对非自愿性证据的不予采纳或者排除，仅仅是因为其不可靠，与后来从合法性角度对非自愿性证据的排除明显不同。这种做法也不能阻止司法实践中警察以暴力手段获取口供的行为。

20世纪20年代，美国法院从关注被告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转向更多地关注审判的公正性，开始排除那些虽然真实却是通过不当手段获得的口供。这个被称为“公正审判”的原则取代了在确定口供可采性过程中的可靠性。⑽在1936年布朗（Brown）诉密西西比一案中，最高法院指出：“使用暴力手段获得的口供作为定罪判刑的基础，是对正当程序的明显剥夺。”⑾在1941年李森拔（Lisenba）诉加利福尼亚一案中，最高法院指出：“正当程序要求的目的并不是排除可能不真实的证据，而是为了防止证据使用中根本性的不公正，不管这些

证据真实与否。”⑿从这时候起，口供的真实可靠性基础才开始真正被怀疑和否定。在此后30年正式公布的40起案件中，自愿性成为经典标准。⒀

20世纪40、50年代，最高法院创建了麦克纳布一马洛里（McNabb—Mallory）规则，规定被指控者必须迅速移交司法官员进行提审，不得做不必要的拖延，否则在此期间取得的口供应当排除于法庭之外。这就使口供可采性上的正当程序要求扩展到了公正审判原则之外。1961年罗杰斯（Rogers）诉里士满一案中，最高法院最终概括出了一项成熟的自愿性原则，可靠性不再是指导性原则。该判决书指出：“……建立在非自愿性基础之上的口供，即建立在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强迫得来的口供基础之上的有罪判决，是不能成立的。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这样的口供不可能真实，而是因为获取口供的方法侵犯了我国刑法执行中的重要原则：我们是控告式制度。”⒁这标志着，到60年代早期，法院已经正式彻底抛弃了“真实可靠性”原则，凡建立在非自愿性口供基础之上的有罪判决，无论该口供是否真实，均是不能接受的。⒂自此，自愿性成为口供可采性的标准。

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美国口供规则中自愿性的涵义呢？自愿，在通常意义上是指：“基于某人自己的自由意志，或者按照某人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或者指：“不受约束或者不是基于期望某种回报而自愿地行动、服务或者做事。”⒃在西方，区分自愿性与非自愿性行为的努力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自愿性的行为定义为主动性来自于行为主体的行为；将非自愿性的行为定义为主动性来自

于行为主体之外的行为。⒄按照这些解释，自愿性这一概念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行为人具有意志之自由；二是不受外界的影响。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自愿的口供是指：“在没有任何利益的许诺或者惩罚的威胁，或者任何期望的情况下，自由地给出的口供。”⒅这一定义与通常意义上的定义基本一致，同样强调自由意志和不受外界影响。美国最高法院在较早时期的判例中体现了这一点。如1874年首席大法官皮尔逊（Pearson）指出，“除非出于自愿，有罪供述不会被作为证据听审，因为如果受到要么心存希望，要么心存·畏惧的影响，就不会有检测其真实性的标准。……多年来，„自愿‟一词在广泛的专业使用上与„可靠‟、„可信‟、„真实‟是等同的，这种使用在普通法上赋予该词一个相当一贯的涵义。”⒆

然而，随着口供法理基础由可靠性向自愿性转变，普通法上自愿性的涵义却在发生变化。换言之，自愿性一词在现代法律意义上，已经与一般意义上和普通法上的涵义有所不同。在阿什克拉夫特诉田纳西一案中，大法官杰克逊（Jackson）说，“„自愿的‟坦白一词与为了洗涤灵魂上的罪恶感，而向神父忏悔意义上的自愿性是不同的。刑法上的„自愿坦白‟是对不同利益算计的产物，常常是由于相信进一步的抵赖是无用的，也是可能有害的。要说任何逮捕之后的犯罪供述是„自愿‟或„非强迫‟的，有失准确，尽管传统上一直如此。只有一个有罪的人认罪伏法并成为自己的控告者，一项坦白才具有完全和无可质疑的自愿性。”⒇伍德赛德（Woodside）大法官也指出：“显然，在这个国家最受人尊敬的法律精英中，„自愿‟的涵义存在巨大分歧……。在某种

意义上说，所有有意的口供都是„自愿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坦白者）……向牧师，律师，或者精神病学家忏悔那样的意义上看‟，警察获得的口供都不是自愿的。”(21)可见，现代法律意义上的自愿性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自愿，而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一定压力之下的供述与保持沉默之间的权衡选择。

对于自愿性涵义的这种变化，威格莫尔指出，“不过，普通法上„自愿‟一词的含义不能为其现代意思所接受。目前，许多被称为„非自愿的‟口供之所以被排除，是基于除了其可靠性以外的诸多理由。虽然排除规则是按照非自愿性来表述的，但„非自愿‟一词在„不可靠‟之外还常常隐含有其他意思。正如贝塞尔教授所说：„最高法院‟必须在不同于平常的日常事务意义上来使用„强迫‟、„自愿‟和„非自愿‟等词汇。这些词汇似乎是在法律意义上使用，即，在法律制度中，这些词汇被最高法院赋予了这一制度目的独特的涵义。”(22)为了准确理解和把握自愿性的涵义，格雷厄姆（Graham）教授对1936年布朗诉密西西比案到1966年米兰达诉亚利桑那案之间30年中的判例进行回顾，分析了最高法院在州法院口供自愿性案件中产生的36种意见。他指出：“它们包含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一些口供得到认可，一些则被否决。”而事实上，最高法院回避对自愿性做出准确解释，只是指出自愿性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得到确定。1960年布莱克本（Blackburn）诉阿拉巴马一案的判决指出：“一系列的综合价值构成了口供使用上的限制……。”弗兰克福特大法官在1961年卡洛姆比（Culombe）诉康涅狄克一案中也指出：非自愿性的概念只有通过对“相关整体情况”进行

综合分析才能确定，“没有简单的石蕊试纸检验方法”。(23)

概言之，要对自愿性一词的现代涵义准确把握，需要从美国法律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入手。美国当今的口供自愿性体现了现代法律所追求的一系列综合价值。正如威格莫尔所说：“此处必须强调，„自愿性‟一词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试图以概括形式揭示具有多重法律意义要素的简明表述。这些要素包括为现代口供法律所考量并力图最大限度实现的各种各样的或者说一系列的相关价值。”(24)这些价值目标包括：其一，尊重人性尊严和意志自由；其二，维护弹劾式诉讼制度；其三，警察必须守法；其四，文明司法的要求；其五，排除虚假供述。(25)因此，以暴力、威胁、许诺等严重违背上述价值目标的方法所获取的口供，必须予以排除。而那些对嫌疑人施加轻微的压力所取得的供述并不认为是非自愿的，也是不会被排除的。那种认为美国的诉讼程序只重视人权保障价值而对惩罚犯罪目标毫不关注的认识是不准确的。可以说，沉默权是刑事诉讼的真实发现功能基于对个人人格尊严所作的让步。(26)而自愿性涵义的变化也是人格尊严基于对真实发现目标的追求所作的让步。

总之，只有准确把握美国现代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了解美国刑事程序在人权保障价值与真实发现目标之间的平衡努力，才能正确理解美国口供排除规则中自愿性的涵义。

二、美国口供规则中对自愿性的保障及判断

自愿性涵义的模糊决定了自愿性标准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导致在表面看来符合自愿性的口供，实际上并非真正来自被告人的自由意志。尤其当身体拷打的方法不再普遍时，警察越来越精于通过心理强制获取口供。(27)对此最高法院早就有所意识，并试图采取某些并不依赖自愿性标准同时又相对客观的程序保障措施。这种努力始于上世纪40年代。

1943年，在麦克纳布（McNabb）诉美国一案中，法院裁定在逮捕后持续讯问下获得的供述不可采。1948年厄普肖（Upshaw）诉美国一案中，大法官布莱克（Black）解释说：“……按照麦克纳布规则，对口供的排除，并不考虑其在法律意义上是否出于„自愿‟。”在1957年马洛里（Mallory）诉美国一案中，法院发展了这一规则，指出逮捕后至移交司法官员之间不必要的拖延情况下获得的口供不可采。法院强调：“拖延决不能沦为提取口供的机会。”(28)这些规则统称麦克纳布一马洛里规则。该规则宣布超过合理期限的口供为非法，而不考虑其是否为自愿。这为判断超过合理期限情况下获得口供的可采性提供了较为客观的标准。

1964年，在埃斯科贝多（Escobedo）诉伊利诺伊一案中，最高法院抛弃传统的自愿性测试，(29)确立了埃斯科贝多规则。根据该规则，警察在讯问被拘留的嫌疑人时，如果嫌疑人要求获得律师的帮助而被拒绝，且警察亦未告知其有权保持沉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讯问取得的任何口供都不得在法庭审判中采用。(30)此规则是米兰达规则的前身。

1966年，最高法院创立了米兰达规则，明确指出了逮捕之前的必要警示，包括：（1）保持沉默的权利；（2）被告所说的任何话都会和将会用于反对他自己的解释；（3）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该律师在讯问期间将会在场；（4）如果被告无力承担律师费用，将会为其免费任命一位律师的解释；（5）如果嫌疑人愿意放弃他的权利，他仍可以在诉讼过程中随时行使保持沉默和律师协助的权利，此时讯问必须停止。(31)

从麦克纳布一马洛里规则到埃斯科贝多规则，再到米兰达规则，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向强迫性讯问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米兰达案件则被称为“最后倒下的多米诺骨牌。”(32)在这一系列的新规则中，最高法院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不同于自愿性的判断口供合法性的标准，直至米兰达规则的出现。由于米兰达规则所具有的明确性特点和预防性功能，这一规则的产生对于保障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起着极大的作用。

但是米兰达规则并没有否定自愿性标准，这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说明。首先，米兰达规则通过裁定羁押下的讯问具有内在的强迫性，直接宣告了羁押下所获得的口供具有非自愿性。米兰达判决书在列举了几例羁押下的讯问案件后指出，“在这些案件中，按照传统的术语衡量，我们不可能认为被告的供述是非自愿的。……记录没有显示公然的身体强迫或者明显的心理策略。但事实却是，没有任何一起案件，从讯问开始时警官就提供了适当的保障来确保供述真正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如此的讯问环境其目的只不过是压服个人屈从于审讯者 的意志。这一氛围传递了威胁信号。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身体威胁，但却同样有损于人的尊严。……除非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来消除监禁环境固有的强迫性，没有任何被告的供述是其真正自由选择的结果。”(33)

其次，即使履行了米兰达警示，但本质上违背自愿性的口供也不可采。例如，在1978年明锡（Mincey）诉亚利桑那一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裁决，此处被告“因疼痛和休克变得非常虚弱，且得不到家庭、朋友和法律顾问的支援，几乎不省人事，他的意志被压服，即使给予其米兰达警告，口供也是不可采的。”(34)

再次，自愿性原则还被用于检测米兰达权利的放弃。根据米兰达规则，“……取得口供前的长时间讯问和单独监禁这些事实，是被告没有合法放弃他的权利的强有力证据。在这些情况下，个人最终做出供述这一事实，完全可以得出该供述来源于强迫讯问这一结论。这与自愿放弃特权的任何想法都是不符的。此外，被告受到威胁、欺诈或者诱骗而放弃权利的任何证据，将会自然说明被告没有自愿地放弃他的权利。”(35)在同一年的另一起案件中，最高法院指出，“正如现今为米兰达规则所要求的那样，在讯问之前，没有建议被告保持沉默的权利和关于律师的权利，就是在随后对陈述的自愿性进行考量时的一个重要因素。”(36)

由于米兰达规则只适用于监禁下讯问所获得的口供，对于非监禁环境下讯问所得口供的可采性的判断仍然适用自愿性原则。因此，自愿性在美国的口供法律中仍然占有首要的地位。米兰达规则并没有排

除自愿性，而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自愿性规则。(37)只不过米兰达规则的出现，使得对监禁情形下口供自愿性的判断更加客观和易于操作。但对口供自愿性的保障最重要的方式，还是通过法院对警察违背自愿性原则获取的口供进行排除实现的。

那么，美国法官对口供的自愿性是如何判断的呢？最初英国的规则是，检控方必须证明口供是出于自愿的，即不存在任何引诱。这一规则被美国多数司法管辖区所接受。少数司法管辖区则要求被告证明其所声称的不适当引诱的存在。

在检控方对自愿性证明的基础上，最终由法院对这一问题进行判断。从40年代到60年代，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判断自愿性的“整体情况”标准，包括是否存在：（1）身体虐待；（2）威胁；（3）长时间的羁押；（4）禁闭；（5）拒绝其律师协助的权利；（6）嫌疑人的特征和情况。(38)法院须根据这些“整体情况”，来判断口供的自愿性。根据“整体情况”标准，法院的判例表明，以下口供属于非自愿性口供：

第一，以暴力虐待手段取得的口供是非自愿的。

第二，以身体暴力相威胁曾经是也依然是最为明显的排除口供的例子。(39)

第三，疲劳审讯所获得的口供是非自愿的。威格莫尔解释说，疲劳审讯只偶尔按照字面意思使用。更多是对那些导致口供无效的身体殴打或类似粗暴行为的比喻。此外，在一定意义上它还具有第二个涵义，即持续讯问或者别的心里压力。所以，“疲劳审讯”既意味着身体

压力也意味着精神强制。

第四，许诺情况下获得的口供是非自愿的。威格莫尔指出，宽大的许诺一直被认为是无效的口供；许诺以较轻刑罚、较温和待遇或者金钱奖赏所获取口供也是不可采的；许诺给以别的有利的法律行为（停止起诉、解除逮捕、不予逮捕）所获取口供也是不可采的。(40)

第五，警察对被告人讲“你最好还是坦白”也是一个使口供无效的引诱。因为“任何引诱，无论多么轻微”，都足以排除口供。然而，警察建议被告“最好讲出实情”却不一定导致口供被排除。建议“最好讲出实情”是否会导致口供无效，在普通法上具有相当争议。尤其在真实可靠性标准下，争论更为激烈。然而在当今，“最好讲出实情”只是在整个口供的背景下应该考量和权衡的一个情形。早期和当前的一些判例呈现出“最好讲出实情”建议所传递的不同的背景。这一建议常常与别的可能影响决定供述的因素相结合。(41)

以下情况下取得的口供属于自愿的，具有可采性：

第一，欺骗和花招是允许的，如果这些策略不至于导致受审者做出不真实的口供。法院允许讯问者使用以下方法：（1）告诉嫌疑人，警察无论如何最终都会查清真相的；（2）让受审者知道，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会冒被监禁的风险；（3）流露出对受审者所说的话不耐烦的情绪；（4）使受审者得到一种隐含的讯问者认为其有罪的印象。(42)在州法院允许的花招中，有告诉受审者其同伙已经招供，假称已经掌握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诸如其指纹或别的证人。这些策略从未被最高法院所禁止。(43)

第二，受宗教或者道德影响所作的口供也是可采的，因为“神圣的希望只会导出真相而不是别的。”(44)

米兰达规则确立之后，证明米兰达警告和弃权的证明责任在检控方，这是被告供述具有可采性的先决条件。(45)检控方必须证明被告人做出口供前，自愿放弃了米兰达警告中的权利。检控方的证明可以分为两步：第一，必须证明被告人的弃权是明智的。为此，官员要证明自己：（1）向被告人宣读了权利；（2）询问过是否理解这些权利；（3）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复。第二，必须证明弃权是有意的（自愿的）。(46)而被告人只需提出排除非法口供的主张即可，不需承担任何证明责任，因为“法院必须推定被告没有放弃他的权利”，因此“检控方的证明责任非常之重”(47)在1972年乐高（Lego）诉图梅（Twomey）一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在州法院对自愿性的听证中，„检控方必须至少以优势证据证明口供是自愿的。当然，各州按照各自的法律，可以自由采取一个更高的标准。‟”(48)

总之，在米兰达规则之下，由于判例规定监禁下的讯问具有内在的强迫性，违反米兰达规则所获得的口供自然是非自愿的。如此，对于自愿性的证明就简单化为对米兰达权利放弃的证明，这就较之“整体情况”标准易于操作和判断。但由于米兰达规则并未取代自愿性原则，“整体情况”标准在判断口供自愿性时仍然有效。

三、对美国口供自愿性原则的评价

时至今日，尽管美国法院对自愿性的理解仍然存在着某些模糊甚至分歧，尽管自愿性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压力，但在美国的口供规则体系中，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其以人权保障为宗旨对自愿性的追求。

美国口供规则的法理基础由可靠性向自愿性的转变，是因时代演进而发展变化的结果，也是法官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特征发展变化的结果。恰如学者所说，“人们易于忘记，法官是文化的一部分，会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当价值理念和态度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时，法律也发生变化。”(49)这种发展变化最主要的特征体现为对以人的自由、自主观为核心的人权的尊重。还有论者认为，“在西方早期人权思想的逻辑结构里，比终极权威观、平等人格观更为重要的是本性自由观。这种自由观之所以成为人权观念形成中的关键一环，是因为它使人得以作为权利主体而不是作为义务主体凸现出来。”(50)从美国的口供规则自愿性原则的确立过程，可以清楚窥见其对人权的追求。

在1625年至1649年英国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开始出现于英国普通法。(51)那个时代恰是启蒙主义运动在西方兴起之日，人权、自由、博爱等观念开始在欧洲生长。正是启蒙主义运动所倡导的对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尊重，缓慢促成了自愿性原则在口供规则中的确立和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可以肯定，在18世纪晚期，横扫欧洲大陆和北美的以对人类尊严和个性的承认为目标的运动，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允许被告代表自己的利益作证——为了质疑先前做出的口供。”(52)

加之“美国的早期移民当年在欧洲大陆都曾饱受专制制度的迫

害，离家出走来到新大陆后，再也不想容忍骑在百姓头上横行霸道的集权政府及其法律。”(53)为此，刚刚独立后的1791年，美国第一届国会就通过了统称为权利法案的10条《宪法修正案》，以限制政府权利，确保个人权利和自由。其中的第五修正案明确规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被强迫作为反对他自己的证人。”怀特（White）大法官指出，“在美国法院的刑事审判中，只要出现口供因为非自愿而是否不具有证据能力的问题时，这一争议就由第五修正案所支配……。”(54)二战后，以德国法西斯为代表的反人类势力在二战中的种种暴行，促使世界进行整体性反思。这不仅促成了多项世界人权公约的制定，也最终催生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正当程序革命。在正当程序背景下，美国在判断自愿性时所综合考虑的价值目标，即尊重人的个性和尊严、司法文明和政府守法等等，也体现了其口供规则对以自主和自愿性为核心内容的人权观念的坚守。

然而，要是据此得出结论美国警察的讯问过程对嫌疑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压力是不准确的。一方面，上文已经提及，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非日常生活中的自愿性。自愿性虽然意味着被告可以自由选择，例如李森拔诉加利福尼亚一案的判决指出，必须确保嫌疑人“自由地选择招供，否认，或者拒绝回答”；(55)但是，正如威格莫尔指出的那样，当遇到威胁时，即使任何一种选项你都不情愿，也得做出选择。在遭受折磨与坦白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后者总被认为是“轻害”，尽管这也是一个自愿的选择。从这一点上看，“自愿”一词用来描述口供排除中的恶性因素，缺乏基本的精确性，因为所有有意识的

言语都是也必须是自愿的。(56)因此，美国口供规则中自愿性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自愿，一定程度的压力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米兰达规则同样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监禁情况下讯问的强迫性问题。米兰达规则适用于监禁下的讯问，但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如何界定“监禁”。按照米兰达裁决对监禁的定义，除了包括“羁押”，还包括“其他任何意义上的剥夺其行动自由的方法”。之所以要如此定义，是因为法院怀疑警察（一个法院明确不信任的群体）会在传统的逮捕之后将嫌疑人投入警局或者监房之外，创造出新的“监禁形式”。这种对监禁灵活性的定义，要求下级法院在案例基础上判断一个人的行动自由是否被警察的行为明显地损害了。但法院没能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监禁。其是一个客观标准还是主观标准？如果对监禁的确定是以主观为基础的，监禁是存在于嫌疑人的意识还是官员的意识？这些模糊和歧义导致，沃伦法院在米兰达规则中所否决的由逐个案件积累起来的对监禁的“整体情况”标准又复活了。被告将发现怎么争辩都行得通。(57)

但是，按照“整体情况”标准，有些情形易于判断，比如严重的身体暴力行为，当然这种情况如今已非常少见，而有些情形则不易判断。正如学者所说，由于任何情况都可能与此相关，这一标准实际上是不明确、不具体的。他举例说，有三起案件，上诉法院都裁决口供是自愿的，一个案件是一个智力迟钝的10岁小孩，一个是被警察谎言所蒙骗的年轻人，一个是精神病患者。甚至在其中一起案件中，法院裁决，证明口供的非自愿性，必须证明警察的强迫存在。这些案例说明

了被告的权利在恶化。加之由于口供的自愿性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各州法院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区分自愿和非自愿的口供，因而导致一项在这个州是自愿的口供，到另一个州却是非自愿的。最后得出结论说，用以判断自愿性的“整体情况”标准是相当主观的。(58)这就导致警察讯问中的压力仍然难以彻底消除，甚至在某些案件中可能恶化。有研究显示，米兰达告知很少鼓励嫌疑人拒绝回答问题或者要求律师协助，“供述的巨大压力”很可能继续存在，“米兰达告知没有减缓压力”。(59)这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在过去一百年间，警察讯问活动已经从对嫌疑人施加肉体暴力进化到对其施以心理操控。(60)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认为米兰达规则在保护嫌疑人权利方面过了头，要求废除之。随着尼克松当选总统，以注重“法律与秩序”的伯格等人逐步替代钟情于“正当程序”理念的沃伦等人为大法官，美国的最高法院一步步地转向犯罪控制模式。尽管沃伦法院时期所作的重要判例依然有效，“新一代”的最高法院限缩了已有判例法规则的适用范围，甚至对先例进行重新解释，并针对此前的判例法规则宣布各种的例外。新的判例法规则“不仅认为供述在本质上是好的，而且，是打击犯罪所必需的。”(61)这些例外如，1969年纽约州的人民诉凯（Kaye）一案裁决，“自愿做出的口供是可采的，即使被告在押且其代理律师不在场。”1975年蒙塔纳州斯密斯一案裁决，“由于没有遵从米兰达规则，在先前检察官举证中不可采的被告的矛盾的陈述，可用于质疑被告的可靠性。”1981年爱荷华州的唐纳尔逊（Donelson）一案裁决，“当口供„在事实上属自愿‟，却因为侵犯了米

兰达规则„在法律上属非自愿‟时，该口供可用于质疑被告。”1987年美国诉瓜尔奴（Guarno）一案裁决，“口供不会仅仅因为嫌疑人受到执法官员许诺如果与他们合作将会得到宽大处理而变成非自愿的。”(62)

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学者中产生了一种在恐怖案件中对嫌疑人可以刑讯的声音。此前，美国已有学者就政府是否可以对嫌疑人使用刑讯进行研究。(63)9·11事件之后，这种研究更加深入，因《最好的辩护》一书闻名的艾伦·德肖威茨教授就公然提出面对恐怖主义袭击时，可以使用刑讯的方法。(64)虽然这些建议没有在美国成为立法，但是，在美国本土以外，出于反恐的需要，刑讯逼供堂而皇之地复活了。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占领伊拉克期间，美国军政人员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为了瓦解被羁押人的意志以便于讯问，使用了剥夺睡眠、强光和高分贝强音刺激、引起痛苦的手铐姿势等方法，有的被羁押人竟被活活折磨致死。(65)这些现象反映了美国人立足于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在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之间的平衡，也反映了其对于本国人与外国人所持的双重标准。

但美国口供规则中，联邦最高法院以判例形式所确立的一系列对于口供自愿性的程序保障规则是值得肯定的。这些程序性保障规则，不仅对自愿性原则的确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而且使得对自愿性这一主观性较强的原则的判断具有了客观性和易于操作。

由于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其最高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其能够通过对宪法的解释来限制以警察权为代表的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人

权。布莱克大法官在1944年阿什克拉夫特诉田纳西一案中指出，“在美国法院，其宪法构成了阻止通过以强迫的口供对任何个人定罪的障碍。”(66)而正是美国最高法院以宪法为武器，塑造了美国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在美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法理基础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此过程中，最高法院创设了米兰达规则，不仅使得法官在判断警察讯问嫌疑人时是否遵循了自愿性原则具备了较为客观的标准，而且使口供的自愿性有了程序保障，从而对警察的讯问行为进行强力规范。这些规则包括权利告知规则、律师帮助规则、预防侵权规则、侵权救济规则等一系列完善的规则。(67)同时，最高法院通过法律审，对实践中是否违背自愿性原则的案件进行个案裁决，对存有争议的案件中警察违反自愿性原则的行为进行直接纠正，保护了嫌疑人的人权。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最高法院在对自愿性把握上存在时宽时严的摇摆，这反映了美国不同时期法官理念的不同，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和法律界出于美国特有的实用主义精神，对于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之间平衡的拿捏。

四、美国口供自愿性原则对完善我国口供规则的意义

中华法系独树一帜，对于口供非强迫性意义的理解并不比美国及英国晚。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封诊式》记载：“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清代时，魏

息园曾编辑《不用刑审判书》，总结了我国古代非强迫性审讯的智慧。这说明我们的先祖很久以前即已认识到强迫性口供的弊端。

新中国成立后，自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布一直到“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前，我国有关口供的规则——如果能够称得上规则的话——十分简单。这些规则主要体现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包括四点：

（一）“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第93条）。”

（二）“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3条）。”

（三）“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46条）。”

（四）“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第14条）。”第一点说明犯罪嫌疑人承担有自证其罪的义务，不享有沉默权；第二点所列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收集证据的方法几乎囊括了实践中的一切非自愿性获取口供的手段，禁止这些取证方法说明了我国刑事诉讼法隐含有对口供自愿性原则的期待。但由于沉默权不被认可，更由于非法口供排除这一救济性规则的阙如，导致我国长期司法实践中不仅引诱和欺骗这些较轻的违法取证方法如家常便饭，即使如威胁，甚至刑讯逼供这些严重的违法取证方法亦属司空见惯。可能也是立法者早已前瞻性地预见到了这种局面，对口供的真实性不存有多少信心，所以同时规定对口供不能轻信，不能仅凭供述就作出有罪的认定，以免发生实体错误。

但要得出结论说我国侦查部门对刑讯逼供等问题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也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近些年来，我国不少地方的侦查机关采取不同措施，狠抓警察队伍建设和办案作风建设。尤其在一些大城市，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取证手段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出现了由过去的“武逼”（即暴力逼供等硬办法）向“文逼”（即疲劳战术、精神折磨等软办法）转变的局面。但从全局看，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手段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2010年，赵作海冤案的披露最终触发了“两个证据规定”的产出，开启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先河。两年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其中之一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主要内容予以吸收，使我国的口供规则有了质的变化。

首先，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两个有利于禁止强迫获取口供的原则性规定：一是在《刑事诉讼法》第2条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二是在第50条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从而首次以保障人权的新视角而不是以保证实体真实的传统视角，对强迫性口供作出否定性规定。

其次，为了切实保障获取口供以非强迫的方式进行，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相关程序。一是完善了嫌疑人获得辩护律师协助的程序。在第3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并要求侦查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同时还将原《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只有在审判阶段被告人才享有的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延伸到侦

查阶段。为防止实践中曾出现的侦查机关以批准为由刁难律师与嫌疑人会见的现象，该法在第37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只需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无须再到侦查机关办理“会见通知”，并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而且进一步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些有关律师协助的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嫌疑人抵御侦查机关强迫性讯问的能力。二是在第54条到第58条第一次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对于侦查机关为获取口供而实施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行径，无论从心理层面还是从操作层面都具有了实质的威慑意义。三是完善了讯问嫌疑人过程中的技术性规定。包括：拘捕嫌疑人后，应当立即将其“送看守所羁押”（第83条和第91条）；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第116条），并且要求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的、“完整性”的“录音或者录像”（第121条）；对于没有被羁押的嫌疑人进行传唤、拘传讯问时，“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第117条）。这些无疑有利于遏制讯问过程中警察违法行为的发生。

然而，对比美国的口供规则，可以发现，我国的口供规则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余地：其一，自愿性仍然没有成为口供规则的指导性原则。一方面，立法仍然对沉默权持否定态度。新《刑事诉讼法》第118条仍然保留了原法有关“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

如实回答”的规定。这说明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嫌疑人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其仍然没有不回答讯问的意志自由，如实作出陈述是其应尽的法定义务。而如果这种陈述中的有罪供述被认为是真实的，将会被作为对嫌疑人定罪的依据。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最新的口供规则中，排除规则中所列的非法方法与取证规则中所禁止的非法方法并不一致。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这说明在我国的口供取证规则中，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都属于明文禁止的手段，但是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所规定的排除规则中，仅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以“威胁、引诱、欺骗”这些非法方法获得的口供没有被列入排除之列。这决不仅仅是遗漏，而恰恰是有意为之。因为就在同一条所列的需要排除的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时就包括“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这种差别意味着：不仅以虽非自愿性但也不带有强迫性的方法，如引诱、欺骗，获得的口供不属于排除之列，而且以相当的强迫性方法，如威胁，获得的口供也不属于排除之列，只有那些最具强迫性的方法，如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才会被排除。换言之，如果嫌疑人不如实陈述，则可能面临除了刑讯逼供外的其他违法手段的对待，而这些待遇下获取的口供是不会被排除的。这说明，我国目前的口供规则不仅没有确立起自愿性原则，甚至连非强迫性原则都没有确立。充其量也仅仅是确立了一个禁止最严重强迫性取证方法的口供规则。

其二，律师的讯问在场权依然没有保障。米兰达警示要求警察在

讯问嫌疑人之前，必须“清楚地”告知将要接受讯问的嫌疑人，“他有权咨询律师，在讯问过程中他有权要求律师在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在嫌疑人获得律师协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然没有赋予律师在警察讯问嫌疑人时的在场权。这不仅不利于减少威胁、引诱、欺骗等相对较轻的违反自愿性的获取口供的非法方法，甚至不利于遏制刑讯逼供这类最严重的侵犯嫌疑人意志自由的强迫性取证方法。因为“讯问时律师在场也是为了服务于以下„重要的附属功能‟：律师的存在降低了警察采取暴力手段的可能性；律师可以更有效地描述当时的情形，因此，如果确有必要，在随后的听证程序或审判中，可以提出警察使用强迫手段的抗辩……。”(68)

其三，新《刑事诉讼法》关于监视居住措施的修改，增加了监视居住情况下嫌疑人被强迫作出供述的可能性。按照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监视居住在嫌疑人的“住处”执行，只有在嫌疑人没有固定住处时，才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却打破这一原则规定，允许“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即使在嫌疑人有“住处”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这事实上等同于增加了一种新的“羁押”场所。而且这种“羁押”场所由于缺乏看守所那样的正规性和受监督性，极有可能导致监视居住情况下的嫌疑人比在看守所羁押的嫌疑人更易于受到强迫。美国的米兰达规则对这种偷梁换柱的可能已有预防，规定米兰达警告除了适用于监禁下的嫌疑人外，还适用于“其他任何意义上的剥夺其行动自由的方法”的嫌疑人，以消除监禁或者其他类似监禁情

形下的压迫氛围。可以预见，新监视居住措施将使嫌疑人比过去面临更加严厉的强迫性讯问。

为此，虽然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口供规则方面的完善和进步值得肯定，但仍然需要参照美国的口供规则，对我国的口供规则继续进行改革和完善。总的目标是：将自愿性作为获取口供的指导性原则，并以自愿性为标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口供排除规则。在这一过程中，考虑到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和现实司法环境，我们丝毫不必担心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问题上会像美国那样走过头的可能，倒是时刻需要注意瞻前顾后，裹足不前。

第一，应当废除“如实回答”的义务性规定，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人权保障的实质就是保障人作为自主的个体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如果嫌疑人不能在供述与不供述之间享有选择的权利，而只能“如实回答”，还有什么自由可言？还有什么人格尊严可言？所以，完善我国的口供规则，必须废除“如实回答”的规定。也只有废除“如实回答”的规定，嫌疑人才能真正获得“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如实回答”义务的废除，自然意味着嫌疑人沉默权的享有，因为没有必须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义务，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回答与不回答提问之间享有选择权，如果选择不予回答，就等于在行使沉默权。事实上，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沉默权都是在彻底否定被追诉者的“供述义务”之后得到确立的。(69)因此，废除“如实回答”义务是实现口供自愿性目标的第一步。

第二，借鉴美国作法，完善确保口供自愿性的程序保障。司法实

践已经多次证明，如果没有完善的程序保障，再好的原则性规定都会成为具文。在这些保障性程序中首推律师的有效协助。这不仅可以抵御侦查机关在获取口供过程中对嫌疑人的强迫，还能确保口供的合法性、真实性，免除后续排除非法口供程序对司法资源的浪费。西方历史已经证明，沉默权是18世纪中后期随着辩护律师大量介入导致刑事审判对抗化之后才正式确立的。(70)我国近年来辩护律师的大量介入已经在嫌疑人权利保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能够进一步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无疑将会对刑讯逼供这些严重的强迫性讯问方法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同时，应当在下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威胁和疲劳审讯这些强迫性手段列入非法口供排除范围。因为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在使用刑讯逼供这一极端手段之前，使用威胁和疲劳审讯这些极具杀伤力的手段就足以压垮多数嫌疑人的自由意志。尤其是在“武逼”这种暴力手段被不少侦查机关严厉禁止以后，以威胁和疲劳审讯为代表性的“文逼”已经成为日常的获取口供的手段。威胁和疲劳审讯不仅在严重性上属于仅次于刑讯逼供的侵犯嫌疑人尊严的非人道手段，而且足以引来不真实的胡招乱供，理当禁止。至于欺骗和引诱，可以不列入口供排除规则的非法取证手段之列。为了保证律师协助权利和非法口供排除的效果，还应当完善讯问嫌疑人之前的告知程序，使嫌疑人能够充分理解和知晓并便于行使自己的权利。

其三，防止在看守所之外增加新的监禁形式，废除“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即使在嫌疑人有“住处”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的规定。将其中情

节较重并符合逮捕条件者直接予以逮捕，情节较轻者仍然置于住处执行。

当然，中国的司法体制不同于美国，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最高法院以判例的形式来规范警察的取证行为。可取的办法依然是不断完善刑事诉讼法，强力规范警察的讯问行为，保障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但同时需要防止侦查机关以内部规定的形式来消解口供规则约束的企图。

总之，自愿性原则在美国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我国在完善口供规则过程中，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相当长时间的努力探索和艰难磨合。不过，只要目标明确，措施得力，我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迟早会得到认可，人权保障宪法原则也会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切实、坚实的贯彻。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2010年6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年3月14日修改通过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对口供规则，尤其是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作出了规定。

⑵参见Joshua Dressler and George C．Thomas Ⅲ，Criminal Procedure：Investigating Crime，Fourth Edition，Thomson Reuters，2010，pp．562—563。

⑶参见Lawrence S．Wrightsman and Saul M．Kassin，Confessions in the Courtroom，Sage Publications，Inc，1993，p．20。

⑷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Volume 3，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0，p．294．

⑸Lawrence S．Wrightsman and Saul M．Kassin，Confessions in the Courtroom，p．21．

⑹参见David M．Nissman，Ed Hagen and Pierce R．Brooks，Law of Confessions，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1985，p．4。

⑺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Volume 3，p．330．

⑻参见Joshua Dressler and George C．Thomas Ⅲ，Criminal Procedure：Investigating Grime，pp．534—535。

⑼参见Joseph D．Grano，Confessions，Truth and the Law，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p．59。

⑽Sara C．Benesh，The U．S．Court of Appeals and the Law of Confessions：Perspective

on the Hierarchy of Justice，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 New York 2002，p.33．

⑾Brown v．Mississippi，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36．297 U．S．278，56 S．Ct．461，80 L．Ed 682．

⑿Lisenba v．California，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1．314 U．S．219，62 S．Ct．280，86 L．Ed 166．

⒀David M．Nissman，Ed Hagen and Pierce R．Brooks，Law of Confessions，p．8．

⒁参见David M．Nissman，Ed Hagen and Pierce R．Brooks，Law of Confessions，pp．16—17。

⒂Sara C．Benesh，The U．S．Court of Appeals and the Law of Confessions：Perspective on the Hierarchy of Justice，p．36．

⒃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Third Edition，Honghton Mifflin Company，1992，p．2002．

⒄参见Joseph D．Grano，Confessions，Truth and the Law，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p．61。

⒅Black's Law Dictionary，Ninth Edition，Thomson Reuters，2009，p．339．

⒆参见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Volume 3，p．350。

⒇Ashcraft v．Tennessee，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4．332 U．S．143，64 S．Ct．921，88 L．Ed 1192．

(21)参见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Volume 3，p．350。

(22)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Volume 3，pp．350—351．

(23)参见Lawrence S．Wrightsman and Saul M．Kassin，Confessions in the Courtroom，p．28。

(24)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Volume 3，p．351．

(25)参见[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一卷·刑事侦查），吴宏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435页。

(26)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27)David M．Nissman，Ed Hagen and Pierce R．Brooks，Law of Confessions，p．69．

(28)参见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Volume 3，pp．597—605。

(29)Otis H．Stephenes，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fessions of Guilty，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Knoxville，Tennessee，1973，p．122．

(30)Escobedo v．Illinois，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378 US 478，12 L．Ed．2d 977，84 S．Ct．1758．

(31)Miranda v．Arizona，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66．384 U．S．436，86 S．Ct．1602，16 L．Ed．2d 694．

(32)David M．Nissman，Ed Hagen and Pierce R．Brooks，Law of Confessions，p．66．

(33)Miranda v．Arizona，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66．384 U．S．436，86 S．Ct．1602，16 L．Ed．2d 694．

(34)参见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1991 Pocket Supplement，by Walter A．Reiser，JR，Volume Ⅲ，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1，p．58。

(35)Miranda v．Arizona，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66．384 U．S．436，86 S．Ct．1602，16 L．Ed．2d 694．

(36)Davis v．North Carolina，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66．384 U．S．737，86 S．Ct．1761，16 L．Ed．2d 895．

(37)David M．Nissman，Ed Hagen and Pierce R．Brooks，Law of Confessions，pp．

24、70．

(38)参见Sara C．Benesh，The U．S．Court of Appeals and the Law of Confessions：Perspective on the Hierarchy of Justice，p．38。

(39)参见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Volume 3，p．457。

(40)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Volume 3，pp．469—472．

(41)参见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Volume 3，pp．452—453。

(42)参见O‟Hara，C．E．and O‟Hara，G．L．Fundamental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5th ed．）．Springfield，IL：Charles C Thomas．1980，p．143。

(43)参见Lawrence S．Wrightsman and Saul M．Kassin，Confessions in the Courtroom，pp．81—82。

(44)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Volume 3，p．480．

(45)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Volume 3，pp．563—567．

(46)David M．Nissman，Ed Hagen and Pierce R．Brooks，Law of Confessions，p．157．

(47)North Carolina v．Butler，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79．441 U．5．369，99 S．Ct．1755，60 L．Ed．2d 286．

(48)参见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p．81。

(49)Joshua Dressler and George C．Thomas Ⅲ，Criminal Procedure：Investigating Grime，Fourth Edition，p．560．

(50)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51)Otis H．Stephenes，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fessions of Guilty，p．19．

(52)Lawrence S．Wrightsman and Saul M．Kassin，Confessions in the Courtroom，p．22．

(53)曹立群：《改变美国警察执法的三大案例》，《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

(54)Brain v．United States，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897．186 U．S．532，18 S．Ct．183，42 L．Ed 568．

(55)Lisenba v．California，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1．314 U．S．219，62 S．Ct．280，86 L．Ed 166．

(56)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Volume 3，p．349．

(57)David M．Nissman，Ed Hagen and Pierce R．Brooks，Law of Confessions，pp．84—91．

(58)参见Lawrence S．Wrightsman and Saul M．Kassin，Confessions in the Courtroom，pp．36—50。

(59)Otis H．Stephenes，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fession of Guilty，p．169．

(60)[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423页。

(61)[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19页、第421页。

(62)参见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pp．44—72。

(63)参见Winfried Brugger，“May Government Ever Use Torture？Two Responses From German Law”，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Fall 2000。

(64)Alan M．Dershowitz，“The Torture Warrant：A Response to Professor Strauss”，48 N．Y．Sch．L．Rev．275，277（2004）．

(65)Don VanNatta，Jr.，“Interrogation Methods in Iraq Aren't All Found in Manual”，New York Times，May 7，2004，at A11．

(66)Asheraft v．Tennessee，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4．332 U．S．143，64 S．Ct．921，88 L．Ed 1192．

(67)参见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第330—365页。

(68)[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480页。

(69)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第297页。

(70)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第281页。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外国法译评》2013年第4期

第二篇：中口翻译

1.瞒天过海 crossing the sea under camouflage

2.围魏救赵 relieving the state of Zhao by besieging the state of Wei

3.借刀杀人 killing someone with a borrowed knife

4.以逸待劳 waiting at one’s ease for the exhausted enemy

5.趁火打劫 plundering a burning house

6.声东击西 making a feint to the east and attacking in the west

7.无中生有 creating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8.暗渡陈仓 advancing secretly by an unknown path

9.隔岸观火 watching a fire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10.笑里藏刀 covering the dagger with a smile

11.李代桃僵 palming off substitute for the real thing

12.顺手牵羊 picking up something in passing

13.打草惊蛇 beating the grass to frighten the snake

14.借尸还魂 resurrecting a dead soul by borrowing a corpse

15.调虎离山 luring the tiger out of his den

16.欲擒故纵 letting the enemy off in order to catch him

17.抛砖引玉 giving the enemy something to induce him to lose more valuable things

18.擒贼擒王 capturing the ringleader first in order to capture all the followers

19.釜底抽薪 extracting the firewood from under the cauldron

20.混水摸鱼 muddling the water to catch the fish;fishing in troubled waters

21.金蝉脱壳 slipping away by casting off a cloak;getting away like the cicada sloughing its skin

22.关门捉贼 catching the thief by closing / blocking his escape route

23.远交近攻 befriending the distant enemy while attacking a nearby enemy

24.假途伐虢 attacking the enemy by passing through a common neighbor

25.偷梁换柱 stealing the beams and pillars and replacing them with rotten timbers

26.指桑骂槐 reviling/ abusing the locust tree while pointing to the mulberry

27.假痴不癫 feigning madness without becoming insane

28.上屋抽梯 removing the ladder after the enemy has climbed up the roof

29.树上开花 putting artificial flowers on trees

30.反客为主 turning from the guest into the host

31.美人计 using seductive women to corrupt the enemy

32.空城计 presenting a bold front to conceal unpreparedness

33.反间计 sowing discord among the enemy

34.苦肉计 deceiving the enemy by torturing one’s own man

35.连环计 coordinating one stratagem with another

36.走为上 decamping being the best;running away as the best choic

1.Park Geun-hy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韩国总统朴槿惠

On Wednesday, South Koreans chose the daughter of South Korea’s Cold War strongman Park Chung-hee as the country’s next President.Park, the 60-year-old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Saenuri Party, defeated 59-year-old liberal challenger Moon Jae-in by a margin of about 3.5%.She will be the first femal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在本周三19日举行的韩国第18届总统选举中，韩国新国家党总统候选人朴槿惠以

3.5%的微弱优势战胜主要竞选对手文在寅，在韩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现年60岁朴槿惠是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她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2.Angela Merkel, Chancellor of Germany

德国总理默克尔

Angela Merkel is the Chancellor of Germany and party leader of 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CDU).Merkel is the first woman to have become Chancellor of Germany.Angela Merkel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de facto lead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her cautious response to the euro crisis is backed by most Germans and her party.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她也是德国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理。在欧洲，默克尔被誉为“欧盟的真正领导人”，她应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谨慎反应也得到了大部分德国人的赞许。

3.Hillary Clinton, U.S.Secretary of State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Hillary Clinton is the 67th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serving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She has put into place institutional changes seeking to maximize departmental effectiveness and promote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worldwide, and has set records for most-traveled secretary for time in office.Hillary Clinton is believed to be preparing to step down from her position as Secretary of State, sparking widespread rumors about her potentially making her own run for the White House in 2016.希拉里·克林顿是第67任美国国务卿，服务于奥巴马政府。在担任美国国务卿一职以来，她致力推进为提高部门效率的制度改革，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强调女性权利运动。她也是美国历史上出访国家最多时间最长的“劳模国务卿”。据信，希拉里正在准备慢慢从国务卿的位置上卸任，人们普遍认为她有可能在2016年再次参与美国总统竞选。

4.Julia Gillard,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

Julia Gillard is an Australian politician who is the 27th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and the Leader of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since 24 June 2010.Julia Gillard has delivered a chilling message on December 6 confirming what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feared: the Mayans were right.2010年6月24日，茱莉雅·吉拉德当选为第27任澳大利亚总理，她也是澳大利亚共党的领导人。吉拉德曾在今年12月6日发表过一个末日恶搞视频，在视频中她一脸严肃地“证实”全世界很多人正在恐惧的末日论：玛雅人是正确的。

5.Yingluck Shinawatra,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泰国总理英拉

Yingluck is Thailand's first female Prime Minister and at 45 is the youngest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in over 60 years.During the past year, she has charmed people with her

beautiful smile in Thailand and abroad.“She has her own way to convince people to agree with her”, commented by New York Times.英拉·西那瓦是泰国首位女总理，现年45岁的她也是泰国近60年以来最年轻的总理。在过去的一年里，英拉用美丽的笑容迷住了泰国和全世界的人们。《纽约时报》这样描述英拉：“她总是有自己的方法让别人同意她的观点。”

6.Aung San Suu Kyi, Chairperson of Burmese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总书记昂山素季

Aung San Suu Kyi is a Burmese opposition politician.As a pro-democracy leader, She remained under house arrest in Burma for almost 15 years from 20 July 1989 following her fight for democracy until her most recent release on 13 November 2010.Like the South African leader Nelson Mandela, Aung San Suu Kyi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symbol of peaceful resistance in the face of oppression.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是提倡民主的政治家，在她的一生中，因为支持民主她被军政府断断续续软禁于其寓所中长达15年，在2010年11月13日终于获释。就像南非的著名领导人曼德拉一样，昂山素季已经成为面对压迫时和平反抗的国际象征。

The Nobel Peace Prize 1991 was awarded to Aung San Suu Kyi “for her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She finally delivered her Nobel Lecture on 16 June, 2012, in the Oslo City Hall, Norway.1991年，诺贝尔委员会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昂山素季，“以表彰她在争取民主和人权上的非暴力斗争”。2012年6月16日，昂山素季在挪威奥斯陆补领了迟到了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7.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 President of Argentina

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

Argentina's president Cristina Kirchner is the widow of former President Néstor Kirchner.She is Argentina's first elected female president, the second woman to hold the position, and the first woman reelected to it.She was re-elected as President of Argentina in October 2011 with a landslide victory.阿根廷现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是已故前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的遗孀，她是阿根廷第二位女性总统，也是阿根廷第一位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女总统。2011年10月，她以绝对优势获胜总统选举，赢得连任。

8.Dilma Rousseff, President of Brazil

巴西总统迪尔玛

Dilma Rousseff is the first female elected President of Brazil, in addition to being the first economist to hold the office.迪尔玛·罗塞夫是巴西第一位女性总统，也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位掌权的经济学家。

曼德拉是南非反种族隔离斗士，曾在南非罗本岛监狱服刑27年。1993年，他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最后一名总统德克勒克共获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曼德拉当选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5年后卸任。近几年远离公众视线，上一次公开露面是2010年7月在南非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闭幕式上。

Former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was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on Wednesday evening afterstaying there almost three weeks, the Presidency said.Mandela “will undergo home-based high care at his Houghton home until he recovers fully,” Presidential spokesperson Mac Maharaj said.“We thank the public and the media for the good wishes and for affording Madiba and the family the necessary privacy.”We request a continuation of the privacy consideration in order to allow for the best possible conditions for full recovery, “ Maharaj added.Mandela, 94, was admitted into a Pretoria hospital on Dec.8 for a lung infection and gallstones.He underwent a successful surgery to have the gallstones removed after doctors attended to his lung infection.This was Mandela's longest hospital stay since 2001 when he underwent seven weeks of radiotherapy after being diagnosed with prostate cancer.The anti-apartheid hero spent Christmas Day on Tuesday with his wife Graca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along with President Jacob Zuma.Mandela ”looks much better“ and ”is in good spirits“, Zu ma said after the visiting Mandela in hospital, adding that the doctors at the hospital were happy with the progress that Mandela was making.The whole country has been praying for Mandela's speedy recovery.Mandela served as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from 1994 to 1999.He had spent 27 years in prisonbefore elected the first black president in the country after the end of apartheid.耐克”双重标准“遭重罚 相关标准应确立

Legal experts are calling for tougher punishmentsfor companies that sell substandardand overpricedproducts in China.The Beijing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disclosedthat it had fined Nike

4.87 million yuan($780,700)for selling in China a brand of sneakerthat had only one air cushionin each shoe, while advertising in the country and abroad that the shoes' midsoles have two air cushions.”This is not only discriminatoryto Chinese consumers, but also a violationof Chin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said Yi Shenghua, a lawyer at Yingke Law Firm in Beijing.”We should reflect on the regulatory system and government standards in the country while stepping up punishment for this kind of behavior,“ he said.However, an official from Nike's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said the issue was simply a mistake, and denied the company had a double standard for China and elsewhere.The official said Nike accepts and respects how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handled this issue to date, and Nike will make sure all its products sold in China comply with the country's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while remaining committed to delivering quality products to consumer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Experts said it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ese consumers have been treated differently.”The deceptiveadvertising and double standards for the products of some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re grow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these days,“ Yi said.”Many of the international giants should be attach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Chinese mark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do more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consumers, he added.Liu Weifang, a student with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said most of the footwearand clothes for her family are purchased from abroad, where she said they are of better quality and cost less.英语快讯：耐克去年销售的一款售价高达1299元的高端篮球鞋，主要卖点之一就

是有前后掌的双气垫，同样的宣传，价格却比国外高出好几百元，中国消费者买到手的却只带一个气垫。耐克因此被罚487万元，这是北京工商针对“双重标准”开出的首张罚单。

运动鞋做为标准化产品，既然在产品宣传上公布的规格一致，就应对所有的消费者提供同样的产品，如此“双重标准”是在公然欺骗消费者，理应受到严厉处罚。当然，从现实情况来看，耐克的“双重标准”行为并非罕见，而且部分企业有过之无不及，情况比耐克更为严重。有关部门应该仔细调查，如发现类似情况，严惩不贷，力求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Happy Rain on a Spring Night

Good rain knows its time right;

It will fall when comes spring.With wind it steals in night;

Mute, it moistens each thing.O’er wild lanes dark cloud spreads;

In boat a lantern looms.Dawn sees saturated reds;

The town’s heavy with blooms.这是一首送别诗。

李白十分敬爱孟浩然，此番送别，情自依依。

然虽为惜别之作，却写得飘逸灵动，情深而不滞，意永而不悲，辞美而不浮，韵远而不虚。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Seeing Meng Haoran Off from Yellow Crane Tower

At Yellow Crane Tower in the west

My old friend says farewell;

In the mist and flowers of spring

He goes down to Yangzhou;(1)

Lonely sail, distant shadow,Vanish in blue emptiness;

All I see is the great river

Flowing into the far horizon.(1)Also known as Guangling at that time

（中国文学出版社 编）

A Farewell Song to Meng Haoran at Yellow Crane Tower From west Crane Tower my friend is on his way Down to Yangzhou in misty, flowery May.A sail’s faint figure dots the blue sky’s end Where seen but River rolling till its bend.

第三篇：马口小学两规三禁自查报告

开展“三规三禁”收费情况自查报告

按照微山县开展“三规三禁”专项行动规范中小学（幼儿园收费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及教办要求，学校领导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以李明蓬校长为组长，屈伟涛副校长为副组长，总务处人员为成员的马口小学“三规三禁”自查领导小组，重点从教辅材料征订收费、教育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幼儿园收费、择校收费、补课收费、办班收费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自查，现将自查情况总结如下：

一、教辅资料征订收费方面

学校认真落实国家和山东省中小学教辅材料“一科一辅”的规定，规范教辅材料征订收费行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用配套练习册、假期生活指导等资料全部由政府采购，学校从未收取该方面的费用，同时学校严查全校教师变相推销教辅资料情况，未发现有违规现象。

二、教育服务性收费代收费

学校严格按照省物价局、教育厅公布的《山东省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及标准》（鲁价费发„2011‟74号）和《山东省教育厅等6部门关于2014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鲁教办发„2014‟2号）文件要求，规范做好了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除规定项目外，学校从未收取其他费用。

三、幼儿园收费

学校的幼儿园收费是严格执行济宁市物价局、济宁市教育局、济宁市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依照市级一类幼儿园收费标准，每名幼儿每月只收取132.00元，每学期收取5个月的保教费，合计528.00元（费用中包括幼儿用书、玩具、彩笔、油画棒、图画

本等费用），学校除收取保教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外，其他一律没有收费。

四、择校收费

学校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科学确定招生范围和方式，规范招生程序，学校无择校生，从无收取择校费。

五、补课收费和办班收费

学校严格落实临朐县从教行为“八严禁”，每学期开学前、双休日、寒暑假都跟全体教师签订有偿家教责任书，严禁老师补课收费，也从未发现我校教师有办班现象。

总之，学校按照教育局的精神和教办要求，将“三规三禁”活动作为一项长效机制，常抓不懈，努力做到让社会放心、让家长满意。

第四篇：中口考试心得体会

中口考试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笔试，分为四个部分：听力，阅读，英译汉，汉译英； 第二阶段为口试，分为口语和听译两部分。以下是我是如何准备考试以及我的相关心得和体会：

中级口译官方教材有：口译，听力，阅读，口语，翻译，每一本教材包括16个单元。当然，把每一本书吃透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我是通过暑假两个月在家里给自己制定一个复习计划，如每天做两篇翻译，做一个单元的阅读，每天晚上坚持练习听力以及通过YY平台（可以与他人用英语交流的网络软件）锻炼自己的口语。一个暑假下来，让我受益匪浅。我觉得翻译、听力及听译比较重要。翻译及听译教材涵盖的知识面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历史，科普等。首先，词汇量十分重要，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平时我一般遇到不认识的单词都会记下来，久而久之，积累了大量的词汇，记单词也有一定的规律了；其次，听力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与人交流的前提是要听懂别人在说什么，听懂的前提是要积累词汇，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阅读则要注意文章的中心和句子的结构，多读英语文章，提升自己的理解能力。听译部分，这个是大多数人头疼的问题，因为每段听力只放一遍，有时放完了都没有听清楚讲得是什么，更何况是短短的几十秒内翻译出来。在一开始我每次起码听上5，6遍，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1，2遍就可以理解其大意了。主要是贵在坚持。

在我看来，口试部分是比较难的，因为其对中英文双语转换的准确度和反应速度要求都比较高，不仅是对基础水平的考验，也需要灵敏的反映速度及良好的心理状态。口语是长期的锻炼的过程，要多读多练，培养自己的语感。听译部分更是关键，笔试通过以后，我花了20天左右的时间专心准备口试部分，即每天都会听大量的短文，并即刻翻译出来，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练习，觉得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听译的内容大多与商业和政治相关，牢记一些固定搭配和经济术语，这样有利于更好的理解。另外，同时也要提高中文表达能力，即使有时明白大概的意思，不能将其流利的表达出来也是徒劳的。在口试阶段，十个人为一组，进入不同的考场，每个考场有两个面试官，并且两台录音机，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纯属对主观能力的考察，考官不做任何交流（还是很严肃的），所以一定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尽量的展现自信的自己并表达流利，以给考官留下好的印象。首先是对发给自己的topic进行三至五分钟的简述，口语部分考官比较注重语音，流利度以及正确的表达。然后进入听译部分，如此场合脑袋容易一片空白，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调整好的状态。

通过这次考试，我最大的体会是，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

不管有多困难，都是需要人去跨越的，所以我相信通过努力和付出，总会有相应的回报。首先不能将其看得太难，要对自己有信心，我可以做到，然后给自己一个制定一个计划，一步步的完成每天给自己的任务，久而久之，我发现离目标越来越近。并且，有些事情当我真正做到了，其实也不如想象中的困难，我们得克服自己心理的那道墙，给自己信念和信心，迈向另一个高度。

第五篇：原口小学校园安全管理应急预案

为了确保学校师生生命与财产安全、校舍及设备设施安全，建设和谐校园，保障学校正常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及时、妥善地处置学校突发安全事故，建立“信息畅通、反应快捷、处置有方、责任明确”的学校突发安全事故应急机制。根据有关法规、政策，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应急预案。

一、学校成立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谢小宁

副组长：朱爱明 张清浩

成员：杜占龙、秦曌、刘显峰、王代娣、焦义哲、王涛

二、主要工作职责：

1、加强管理，预防为主，防止事故、疫情在学校发生。进行安全稳定、卫生、疫情、减灾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师生、家长的安全、卫生、疫情知识水平，并适时进行应急演练，提高师生自我保护和应急能力。

2、建立学生、家长、教师、学校领导共同参与的安全稳定、卫生、疫情、减灾监测报告网络，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排险抢险、隔离、治疗)。

3、学校发现或接到事故、疫情报告时，应急领导小组及成员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理，并同时向上级及相关部门报告现场情况。

4、切实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维护学校安全稳定。

三、报告方式和时间要求：

报告程序为：教师(学生)→分管领导(班主任)→校长→上级领导(部门)。学生在教室、班级中发生的突发事件，现场处置第一责任人为当堂的任课教

事发现场第一知情人为事件报告责任人和现场处理第一责任人，在事件处置时，同时报告学校;学校接报后立即组织应急小组赶赴现场接管现场处

30分钟以内向上级报告，半日内书面报告;严禁瞒报、迟报、不报;对因此而造成损失和影响的，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经济、法律)。

四、学校值班领导及成员应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在应急事件处理中，学校应急小组成员和全体教职工都应服从学校领导统一指挥执行工作任务;对不能按时到位，认真履行职责的，给予相应的行政和纪律处分。

五、各类事故应急预案：

(一)火灾事故应急预案

(1)现场发现者采取切断电源、煤气等紧急安全措施，避免继发性危害。

(2)打“119”电话报警，报告学校，学校报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

(3)学校领导和相关负责人要在第一时间亲临现场组织教职员工开展救人和灭火工作。并在消防队伍到现场后，主动提供有关信息，配合消防队伍组织救人和灭火抢险。

(4)全力组织人员疏散和自救工作，按照平时消防演练逃生的线路迅速疏散。配合有关医疗部门和医疗机构妥善安置伤病员。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防止大火蔓延。

(5)及时采取人员疏散、封锁现场、转移重要财物等必要措施，注意人员、财产安全。

(6)划出警戒范围，严禁其他车辆和有关人员进入着火现场，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伤亡，同时也为火灾消灭后的调查起火原因提供有力证据。

(7)如有伤者要及时送往医院救治，如学生受伤，要及时通知家长。解决好师生等受灾人员的安居问题。

(8)配合消防部门调查事故原因，维持秩序。

(二)拥挤踩踏事故应急预案

(1)第一时间发现情况的师生要马上制止拥挤者、并进行疏散、救护等处理，并立即向学校报告。

(2)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在第一时间亲临第一线指挥，迅速开展现场疏导和救护工作，并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3)组织学校医护人员对受伤者进行人工呼吸、止血等应急抢救处置，尽快向医疗急救部门120报告求援，将伤病员送往医院抢救，妥善安置伤病员。必要时请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援帮助。

(4)迅速通知受伤人员亲属，及时向师生和亲属通报有关情况，确保师生和亲属情绪稳定。

(三)学生校园意外伤害

学生校园内发生的伤害事件，事发现场第一知情人为事件报告责任人和现场处理第一责任人。学校教职工任何人发现后必须立即处理、报告，重大事件应立即报告分管安全领导或校长。

(四)大型群体活动的公共安全事故处置措施

考试及大型比赛、运动会等活动前，对身体有问题的学生要关注。课外体育活动及群体活动前老师要提醒身体不适的同学到场外休息，如果在考试中、学生运动会上或课外体育活动及群体活动时发生问题，应急措施是：

(1)活动组织者和安全管理工作负责人要维护现场秩序，根据室内、室外不同情况组织师生有序疏散，保护学生生命安全，尽力避免继发性灾害。

(2)学校领导和相关负责同志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亲临一线，靠前指挥，组织疏导、抢救伤病员。要在第一时间向教育主管部门报告。

(3)发生局部损伤、轻微损伤或少量出血，马上送学校附近的医院处理。

(4)发生严重损伤大量出血，或者出现昏迷休克，首先与校医联系，对伤员做及时诊断处理，同时报告110、120请求急救，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伤员送到大医院。

(5)及时通知家长或其监护人，以便及时作出救治决定，并做好安慰工作。(6)保护现场、了解事故发生经过，调查事故原因，做好有关记录并保护现场，采集有关证据，以利于对事故的调查处理。

(五)传染病疫情应急预案

(1)在校学生或教职员工发现传染病，立即上报上级部门和疾控中心。

(2)在校外，学生或教职工一旦出现非典、风疹、流脑、麻疹、流感等传染性疾病，应及时就医，不得带病上学、上班。经医院诊断排除传染病后才能回校上课、上班。

(3)在校内发现传染病的学生或教职工，学校应急小组领导立即亲临现场指挥，要求传染病者立即戴防护口罩、手套，在第一时间内利用学校隔离室进行隔离观察，并马上打“120”电话，送定点传染病医院诊治。

(4)通知学生家长或教职工家属，由家长或家属陪同去医院，护送人员都要穿好防护服，戴口罩、手套。

(5)学校领导发现传染病人后，迅速向全体师生公布病情感染源及其采取的防护措施，让广大师生了解情况，安定人心，维护学校稳定。

(6)对传染病病人所在班级教室或办公室及所涉及的公共场所进行消毒，对与传染病人密切接触的学生、教职工进行隔离观察，并做好人员登记。防止疫情扩散，迅速切断感染源。

(7)传染病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禁止任何同学、同事前往探望。

(8)如传染病烈性感染，请示政府和教育部门，决定是否实行全校停课。并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迅速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9)密切配合疾控中心进行疫情处理和流行病学调查，对传染病人到过的场所、接触过的人员，以及患者的家庭成员、邻居同事、同学进行随访，并采取必要的隔离观察措施。

(六)食物中毒应急预案

(1)发现师生有类似食物中毒症状时，应迅速送孟坝镇医院进行初诊，同时拨打“120”电话。

(2)迅速向上级部门及卫生防疫部门报告。

(3)立即停止食品加工、供应活动。

(4)负责保护好现场，封存一切剩余可疑食物及原料、工具、设备，保护好中毒现场和食品留样，防止人为地破坏现场，等候卫生执法部门处理。

(5)迅速排查食用致毒食物的师生名单，并检查他们的身体状况。对已确定中毒师生送医院治疗。

(6)及时通知家长并做好家长和家属的工作。

(7)学校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向患者了解食物中毒的经过，可疑食品、中毒人数，并预测发展趋势。

(8)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做好诊治、调查事故、处理等工作。

(七)校园交通事故应急预案

(1)交通事故发生后立即报警。领导小组成员和相关人员要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根据需要通知急救、医疗、消防等部门。

(2)报告上级主管部门。

(3)采取措施保护现场，有效控制肇事者，寻找证人。

(4)组织有关人员开展抢救。若交警在场，积极协助交警开展工作。若交警不在场，则由校医务室和相关人员对受伤师生立即采取救护措施，进行止血、包扎伤口，组织车辆立刻把受伤师生送到就近医院抢救。

(5)通知家长和家属，协助其与保险公司联系，做好保险赔付工作。

(6)配合交警等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八)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出现事故后，现场人员立即切断所有相关的水、电、气等，对有有毒、有害气体的房间，应及时打开窗户通风，解救被困人员，使受伤人员迅速脱离险境。

(2)立即报告学校，应急小组成员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

(3)在第一时间内向校医务室发出求救信息，并拨120，医务人员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事故现场，采取有效的救护措施，待120到达或用其它方式急送医院。在医务人员到达事故现场之前，其他在场人员应主动采取必要的施救方法，尽量减少人员伤害。

(4)保护现场，现场老师向学校领导做出书面事故报告，学校领导组织人员进行事故调查，根据事故原因，限期整改，避免事故的再次发生。

(九)自然灾害(雷电、汛情、地震、气象等)应急预案

(1)事故发生时要保持镇静，沉着应对，立即向上级部门汇报情况。

(2)根据事故性质向公安、交警、消防、卫生防疫、交通、防雷等部门紧急求援。

(3)学校广播(或现场老师)指挥组织施救和自救，努力将人员伤亡减少到最低程度。对造成人员损害应立即送医院救治,并及时通知家属或家长。

(4)安全小组要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听取事故情况汇报，采取应急措施，迅速抽调抢险队伍、物资，协同有关部门抢险救灾，全力组织抢救，维持秩序，疏散师生到安全区域，对受伤人员展开救援救护。

(5)保护现场，标记现场位置，协助主管部门灾害进行调查与鉴定。并监控险情，关注事态发展。

(6)做好伤患人员的慰问工作，并及时与伤患人员家属取得联系，做好对家属的安抚解释工作。

(7)校医务室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防止疫情发生。

(8)安全小组负责灾后的善后处置工作，及时调查灾情损失情况，伤亡人员情况，并形成书面材料上报，做好受伤人员的救治和灾后现场处理、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及重建等工作。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事故的调查处理，做好事故的善后抚恤及处理工作，并与保险公司等单位取得联系，依法处理，协调赔偿，努力维护学校和社会的稳定。

(十)其他突如其来的伤害事故应急预案

(1)突如其来的事件对师生造成伤害时，要及时向班主任或学校报告，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制止或疏散。

(2)班主任和学校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制止，并拨打110报警。及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3)对伤者应及时送医院就诊，并通知受害者的家长或家属，并妥善处理。

(4)迅速配合公安部门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并做好有关材料的收集。

2013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