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复习资料

第一篇：中国史学史复习资料

1．编年体：是我国最早的史书编纂体裁之一。孔子删定的《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它已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件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上下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体例经过《左传》作者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2．纪传体：是以记载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史体。创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该书以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以表的形式谱列年爵；以书的形式记历代典章制度；以世家的形式记载诸侯公卿的事迹；以列传的形式记社会各阶层人氏的事迹。以后历代正史均沿用这种史体！

3．《通典》：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所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该书所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也涉及到历代的典章制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等九门，对每一种制度，都能综惯古今，溯源明流。该书为编写制度通史开创了先例

4．《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包含 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三千多年间的诸多方面的历史，其内容丰富，堪称为一部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让历代学习。其记录的时间、范围广泛，事迹全面，人物丰富，涉及典籍面广，在史料搜集取舍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尊重史实，秉笔直书，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些进步思想对史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作者刘知几，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史学家。《史通》共20卷，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做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刘知几个人的修史主张。著名的“三长论” 和“直笔论”。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最重要，对于写史，刘知几主张“直笔”，要做到“不掩恶，不应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反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歪曲史实。这些卓越的见解，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是变化和发展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他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6．《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

7．二重证据法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治史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年中西学术交融和新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之下的产物，此为其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性。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大量研究的情况下，王国维最终总结出了综合利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是王国维昭示后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影响深远。

8。《海国图志》：魏源著，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著作，书中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舰和火器生产技术；系统的的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辩证关系。是一部研究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探寻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路的维新思想的启蒙书！

中国古代史学产生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1）文字的发明。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史书，对于某件事情，如果没有文字记载，单凭记忆，不可能长久。有了历史记载的材料，才能编纂成史书和产生史学。(2)历法的产生。因为史学史以时间为基础的，有了历法才能推算时间，确定岁时年月。一部史书如果没有确定的时间，即使史料载丰富也是毫无简直的。（3）历史意识的产生。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史为鉴，作为施政的依据；同时作为教育后代的教科书等

9．《 史记》与《汉书》在体例在体例在体例在体例、、、、内容等方面有哪些差异？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仅记载西汉一代历史。在体例上，《汉书》对《史记》体例进行了改造，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同时创设了《惠帝纪》、《地理志》、《食货志》、《艺文志》等。在一些人物的传记中，增入大量有用的文献，如《董仲舒传》全文收入了他的“天人三策”，《食货志》中收入董仲舒的“限民名田说”等。《汉书》还详细记载了昭、宣、元、成、哀、平及新莽历朝的历史）《）《）《）

10．刘知几的史学贡献

1、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状况，使史学评论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

2、揭露了古史记载的虚伪，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对古人和经典进行了批判，体现了一种不盲目崇拜古代、不迷信圣人和经典的批判精神。

3、提出整套修史方法，规范史书修撰环节。对史料：主张“采摭群言”，对“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

益其累” 的材料，必须坚决舍弃；论史事：主张荀悦、干宝提倡的“五志”，再广以“三科”，反对“四烦”； 论人物：选择恶可戒世、善可劝后者，反对“愚智毕载，妍媸靡择”。

4、论述了各类史体的长短得失，提出了史体特别是纪传体的发展方向。

（1）论古今史体，归为“六家”。认为古代史学是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是不断演进的，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记事体、编年体、国别体、通代纪传体、断代纪传体六家，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2）对编年、纪传二体短长进行剖析。编年体按年记事，但人物或有或无，或详或略。纪传体内容丰富充实，但纪传体多重复，时间概念不清。“二体”各具短长，尤其对纪传体的体例和结构作了理论总结。

5、爬梳了史官制度的发展，揭露了史馆修史的弊病（1）史官制度的发展：在《史官建置》篇，刘知几对唐初以前的史官发展脉络加以条梳。（2）唐代设馆修史的五大弊病：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史料保存制度不健全；难以直书；监修者众，史官无所适从；监修不当，铨配无 法。

6、提出“史才”标准，奠定后代史学人才标准 史官素质：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编次勒成，郁为不朽；高才博学。史学人才标准：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力；“学”，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识”：是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

郭沫若的史学贡献

郭沫若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在1929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是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也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论点。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姐妹篇，他还为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根据形式、花纹、文体和字体，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出了权威性的看法

第二篇：中国史学史教程复习资料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1、史学史定义：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及各时期史学活动状况的学科、它有着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和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对象与任务）

2、史学史研究的内容：（1）历史观（2）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3）史学评论（4）历史编撰（5）官方修史制度（6）史家及史学机构的史学活动

3、范围：

第一章 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第一节

 中国最早的历史典册—《尚书》和《诗经》  《尚书》和《诗经》中的《雅》、《颂》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册。但它们比卜辞、金文记载有更鲜明的官文书性质，也有更明显的自觉意识。

1、《尚书》

《尚书》上所记的内容，都是殷、周王朝的大事。

《尚书》中有多处提到“册”、“典”。

《尚书》中的《商书》和《周书》各篇在表述形式以记言为主。

《尚书》在史学萌芽时期的重要成就，是它发展了金文记载中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鉴戒观念。

2、《诗经》 《雅》、《颂》：作为史诗来看，它们半是文学，半是历史。对先王功业的歌颂，是对后来史学在人物传记等方面的发展，都包含着创始的意义。

3、国史

所谓国史，是指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史册。（1）国史的特点：

国史在形式上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人物活动和活动连续性的记载条件。

在内容上主要是对于贵族活动的记录，在书写工具上主要是“书之竹帛”，而不是“镂之金石”。

历史记载上出现有人物活动的连续性，这是国史的一大特点，更具有史书的性质。（2）国史的表述形式：一种是只记某时有某事发生。第二种形式是写出史事的过程。第三种形式是记言，或以记言为主，或记事又记言。

第二节 私人历史撰述的出现

一、孔子和《春秋》

1、体例与内容

《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上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历鲁12公，共242年的历史，现丰约16500字。

2、《春秋》的特点：（1）“属辞比事而不乱”，即缀辑文辞、排列史事都有一定的规范，全书井然有序。初步创立了中国编年体史书的雏形。（2）《春秋》在撰述上的成就，言少而意明，意义深远，表述婉转而又顺理成章，直言其事而无迂曲，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

二、《左传》和《国语》：《左传》和《国语》是战国早期的私人撰述，是记述春秋时期史事最重要的两部史书。

1、《左传》：编年体史书

2、《左传》的特点：（1）《左传》在历史编撰上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2）《左传》在历史表述上的艺术性，以写战事、写辞令尤为突出。（3）《左传》在内容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期民族交往的活跃和民族组合的进程。（4）《左传》作者重视民族关系的记载，在中国史学的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撰述上有开创的意义。

3、《国语》：它是分国记言之书，以政治言论为主的文献汇编。不是一人一时所完成的。包含了不少有价值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见解，这使它在先秦的史书中具有鲜明的特色。有着意记述历史发展过程的部分。在历史表述上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善于指陈历史形势或对重大政治事件作出历史的总结。

4、评价：《左传》和《国语》在历史思想上都反映出战国早期的历史特点。

它们不像《尚书》、《诗经》那样笼罩着“天命”和“上帝”的神秘气氛，而是面向人间的历史。

它们发展了《春秋》重人事的进步思想，但又不像《春秋》那样据守周礼，而是重视人事的发展和历史人物对社会变动的认识。

《左传》和《国语》都写出了大量的在历史进程中的人，写出了他们的活动、议论、风貌。这是在以前的历史记载中所没有达到的成就。

《左传》和《国语》虽然都还记载了一些卜筮、星占、鬼神故事，但在全书中不占重要地位。

三、《竹书纪年》、《世本》和《战国策》

1、《竹书纪年》：现今所知中国史学上最早的具有通史雏形性质的作品。它记事，起自夏、殷、周，止于战国后期。魏国史官的私人撰述。

2、《世本》：是一部早已亡佚的通史雏形性质的撰述。它是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写到战国末年的通史。

3、《战国策》：主要是记载战国时期各国辩士的活动及他们的策谋权变，也记载了一些军国大事和社会情况。按国家编定次序。以记言为主。所写辞令，善于铺陈形势，阐述利害，意在打动和说服对方。于描写人物，而且往往是在记言中显示出人物的精神及思想的变化。

第三节 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诞生

一、司马迁撰《史记》的贡献

1、开创纪传体通史之先河。

2、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

合纂史方法。

3、重视近当代史。

4、敢于秉笔直书。

二、司马迁的历史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1、“究天人之际”：

（1）首先强调是天人之分，即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

（2）其次是对汉武帝时盛行的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揭露和批判；（3）第三是在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通古今之变”：

（1）是对历史的演进过程提出较为完整的看法；（2）是贯穿了历史的变化与历史进化的观点。

（3）是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

三、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1、他的史学发展意识。

2对他的史学的社会作用有深刻的识：最高宗旨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层次为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各自的总的撰述目标。基础层次是对全书每一篇都交代其撰述思想的考虑。

3、十分重视对历史撰述宗旨的阐说。

4、强调对于历史文献的认真辨析，提倡“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治史态度。

第四节 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的形成 纪传体：

一、班固和《汉书》

1、班固的生平

其父班彪是东汉初著名学者，对史学的贡献：写《史记后传》65篇；写《前史略论》，评论司马迁。从父读书，入太学，作兰台令史，写《汉书》，及东汉史；窦宪被杀牵连下狱，死于狱中，汉书未成，班昭受命写八表，马续写天文志。

2、《汉书》的价值：

（1）首创了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体例全袭《史记》而略有变更。（2）扩大了书志的范围.（3）《汉书》的文学成就相当高。

（4）扩大了对少数民族和邻国历史的记载。（5）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6）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3、《汉书》在编撰上的特点：

（1）以西汉兴衰为断限，突出西汉皇朝史的地位。（2）撰述重点为汉武帝太初以后史事。（3）内容丰富，结构严谨。

4、《汉书》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1）掌握了较丰富的资料，并重视审查资料，辨别真伪。（2）善于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3）《汉书》在编纂形式上，整齐了纪传体的体例。

（4）其成就一是对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较详尽的记载，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5、班固的历史观

（1）宣扬五德始终说与君权神授说，他在书中特立《五行志》宣传阴阳实异学说。（2）积极维护封建秩序。

（3）宣扬性三品的唯心观点，突出表现在《古今年表》上。表中把人性分为“上智”、“中人”、“下愚”，抬高统治者，丑化劳动人民。（4）较浓的正宗思想。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学的全面发展

第一节 “正史”撰述的诸多成就

一、范晔和《后汉书》

1、范晔［东晋隆安二年（398）-刘宋元嘉十二年（445）］字蔚宗，23岁入宋，35岁任尚书吏部郎，同年被贬为宣城太守，著《后汉书》,10纪80列传成，而志未成。

2、《后汉书》 体例、内容与评价

（1）依时而进，创立七种新类传：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2）议论风生而为《汉书》所不及（3）以文传意，语言文学成就高

3、《后汉书》的特点

①范晔删削众家后汉史，在材料整理上博采诸家。总之，范哗对众家东汉史的“整理”之功，更便于反映出东汉时期各类人物的事迹和风貌 ②范晔的历史评论，是《后汉书》的精华所在：首先，他对东汉时期的治乱得失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次，范晔的人才论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第三，范晔的历史评论还表明了他在历史观上的朴素唯物倾向。他批评佛教、种种方术。第四，范晔的历史评论，显示出他对东汉时期学术史的兴趣和见解。第五，《后汉书》的其他类传都写的“笔势纵放”，颇多精彩之处。范晔的史论，言深意远，用词典雅，笔势纵放，在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二 陈寿和《三国志》

1、《三国志》是唯一兼记魏、蜀、吴三国史事而又保存至今的著作。

2、《三国志》记事，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年)黄巾起义，迄于西晋灭吴(280年)，不仅仅限于三国时期(220～280年)的史事，故与《后汉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

3、从《三国志》看陈寿的史才

（1）首先是他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一个认识上的全局考虑和编撰上的恰当处置。（2）陈寿的史才，还在于他善于通过委婉、隐晦的表述方法以贯彻史家的实录精神。（3）陈寿的史才还突出表现在叙事简洁

4、《三国志》的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魏志》的详细（2）《蜀志》简明。它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但是叙述扼要，简明得体（3）保存了重要的史料。

5、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1）裴松之（372-451），仕于晋宋之际。宋文帝以《三国志》过于简略，命裴松之补注，元嘉六年（429），裴松之撰成并奏上《三国志注》，文帝善之，称为“不朽”之作。（2）裴注的内容：补阙、存疑、纠违、论辩

三、《宋书》、《魏书》

（一）《宋书》的特点：

1、在列传中创立了家传的形式

2、在类传中，首创了《孝义传》，标榜“孝行”和“孝廉”

3、创《索虏传》以记北魏史事和南北关系

4、该书的“志”在文字上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而在价值上更超出了纪传，是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之后的重要著作。

（二）《魏书》的主要成就：

1、它是在历代“正史”中第一部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统治者的封建皇朝史

2、在编撰上有特点，如《序纪》追叙拓跋氏的远祖上至20余代史事；称东晋为“僭”，是说明北魏是正统皇朝，称宋齐梁为“岛夷”，是说明北魏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

3、在历史观上，与沈约和萧子显有相似之处，宣扬天命等。四、五代史纪传和《五代史志》

（一）太宗贞观十年撰成的五代史包括：《梁书》56卷，姚思廉撰。《陈书》36卷，姚思廉撰。《北齐书》50卷，李百药撰。《周书》50卷，令狐德芬撰。《隋书》55卷，魏征撰。

（二）《五代史志》特点是：1它综合并囊括了除前史符瑞志以外的全部内容，是正史中书 4 志撰述以来的一次总结性成果2它反映出撰述者对于天道、人事在认识上的逻辑发展。3其中的《经籍志》是以目录书出现的学术史专篇，精炼地概括了唐初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流变，是继刘向刘歆之后一次更大规模的历史文献典籍整理之总结性成果。

五、新修《晋书》和《南史》、《北史》

1、新修《晋书》（1）内容：《晋书》记事，起于泰始元年(265年)，迄于元熙二年(420年)，含西晋4帝、东晋11帝共156年史事，并追叙晋室先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在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的活动，还包括了大致跟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十六国史事。

（2）成就：首先在于它写出了两晋历史的全貌，弥补了以往诸家晋史的缺憾。《晋书》的成就还突出地表现在它对民族关系在历史撰述上的处理。《晋书》的10篇志是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写出了两晋的典章制度。

2、《南史》、《北史》： 李延寿秉承家学撰成《南史》、《北史》二书。《南史》，起宋永初元年(420年)，迄陈祯明三年(589年)，包括宋、齐、梁、陈四代170年史事，编为本纪10卷、列传70卷，合计80卷。《北史》，起魏登国元年(386年)，迄隋义宁二年(618年)，包括魏、齐、周、隋四代232年史事，编为本纪12卷、列传88卷，合计100卷。两书共180卷

第二节 多种撰述的出现

 史著类型多样，许多类型前所未见。

① 纪传体的地位进一步巩固：A、陈寿《三国志》B、范晔《后汉书》 ② 编年体 蓬勃发展——东晋袁宏《后汉纪》

③ 地方史、历史地理：A、常璩《华阳国志》B、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 史评：有三类：评史事、评史书、评史家；《文心雕龙·史传》论述史家腰直笔写信史、修史丰富、纪传编年二体的得失、历代史书的得失。

 史考：是考证史实，驳议辨疑。谯周《古史考》25篇凭借儒家经典以纠正司马迁的谬误。观点保守，有很多不符事实的地方；但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幕。皇甫谧《帝王世纪》起太昊，止汉魏，专记帝王事迹。徐整《三五历纪》从人类起源记起一直到汉魏。荀勖、和峤等整理《竹书纪年》。 史注：裴松之《三国之注》、裴駰《史记集解》、郦道元《水经注》、刘昭《后汉书注》  杂传：借人物事迹反映历史内容

 史要：节取原书，删繁就简，为普及历史知识而作。 典志类：记典章制度。家史： 谱牒： 别传：

第三节 史学理论的发展-刘知几和《史通》

一、刘知几的史学批评意识：刘知几的史学批评意识，得力于他在史学上的修养；他还受启示于当时修史的实践，这也是他撰写《史通》的直接动因。

二、《史通》的主要内容：《史通》20卷，包括内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合52篇。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

三、刘知几对史学的贡献：

1第一次对中国史学作了比较全面而详细的总结。主要在史纂学方面。可与王充的《论衡》刘勰的《文心雕龙》相比美。

2表彰直书，指斥曲笔。史家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

3批判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指出古人对尧舜禹孔子的推崇是一种虚美。4对历史编纂学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如不写天文志，建议增加都邑、方物、氏族志。

5指出史家须具备的条件：才是辨别史料的能力；学是指读书搜集史料的学问；识是对史事的见解。

6文字表述应用当代文字。

7在修史制度方面，反对设史馆修史，主张个人修史。

四、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才”主要是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学”指各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识”是指史家的公正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胆识等。

第四节《通典》——第一部典章制度史

一、杜佑的生平杜佑（735—812年），出身于名门，其孙为杜牧。不满20岁即“荫补”入官，78岁致仕，近60年为官。经玄肃代德顺宪六朝。766年开始写《通典》，801年完成，历时36年。他是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又是精于政治的史学家，《通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双重价值。

二、《通典》的主要内容和史学价值

1、内容：二百卷，上自唐虞三代——下迄天宝之末（必要时上溯轩辕，下探肃代）；九大门类：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

2、价值：（1）创立了典制体通史的新体裁（2）创新了编撰典制的新体例（3）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史料

三、杜佑的史学思想的特点：

1、具有勇敢的批判精神

2、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现实的实践

3、把握了社会的症结、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第三章 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

第一节、正史、政书和地理书的编修

一、两《唐书》的编修：后晋刘眗《旧唐书》；北宋仁宗时，宋祈、欧阳修《新唐书》

二、两《五代史》的编修：宋太祖时，薛居正监修《旧五代史》；宋仁宗时，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

三、元修宋辽金三史

1、三史的修撰及特点

（1）宋史：24史中部头最大，496卷，编修时间最短。脱脱对三史编修的贡献：良好的政治环境、义例、经费。宋朝有一套完备的修史制度，史馆所存资料全运到大都国史院。特点：最大特点是材料丰富；有15志，为24史所仅有；本纪的书法以宋为正统；列传的编撰原则是，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其余以类相从。

缺点：成书仓促，混乱、错讹极多；详北宋略南宋；宋元战争中隐讳不少蒙军失利的史实；对元朝多加辩解。（2）辽史：

特点：资料珍贵；创设了一些表、志；附有《国语解》1卷，对契丹语汇作译解；理学思想浓厚。

缺点：成书仓促，因此重复、错误、失载很多。

6（3）《金史》：

特点：保留较完整的金史；独设交聘表，记与宋、夏、高丽的交往；志较详；有国语解。理学思想浓厚。

缺点：褒贬有些失实；考订不精。

四、《元典章》 和《元经世大典》

1、《元典章》：是至治二年(1322)以前元朝法令文书的分类汇编，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元典章》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之一﹐全部内容都由元代的原始文牍资料组成。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书中都有具体生动的反映。有关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封建的身份等级制﹑对民众的剥削压迫﹑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划分等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

2、《元经世大典》：元代官修政书。又名《皇朝经世大典》。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编纂﹐赵世延任总裁﹐全书分为十篇：君事四篇﹐即帝号﹑帝训﹑帝制﹑帝系﹐别置蒙古局负责修纂﹔臣事六篇﹐即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各典复分若干目。

第二节、《资治通鉴》

一、司马光生平：自幼爱好文史，政治上反对王安实变法，居洛阳15年专门修《资治通鉴》，哲学、文学、史学上皆有造诣。

二、编著《资治通鉴》的动因：1自幼的宏愿2北宋积弱局面3司马光渊博的学识4宋神宗的支持

三、《通鉴》的巨大史学价值：

（1）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引书330种；

（2）取材谨严，考证精详，建立了优良的考史方法；（3）融会多种史体，发展了编年体裁；（4）历史价值、文学价值都很高；（5）在历史编纂学上有极大价值。

四、司马光的史学思想：1鲜明的鉴戒史观2史学思想的核心是“礼”3宣扬“尊君”的英雄史观4治史态度不在《春秋》笔法上下功夫，具有求实考信的精神5在天命观方面，主张“治人而不治天”。

第三节《通志》和《文献通考》

一、《通志》

1、郑樵简介：北宋后期南宋初期人。一生勤奋读书，北宋灭亡后不问外事，专心学问30年“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诵记不绝。”喜好游历，实地调查。知识广博，对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地理生物都有研究。南宋高宗 时作过枢密院编修，旋即辞职，一生完全是个学者。一生著述84种，其中通志200卷最著名。

2、《通志》的内容：是纪传体通史，200卷，有帝纪、列传、年谱、略；前三部分是抄撮而成，而略部最有价值，与《通典》、《通考》并为典章制度史。略有20：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地理、器服、天文、灾祥、谥、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都邑、六书、七音。

3、《通志·二十略》的价值：（1）比断代史的志的类别多

（2）其中8略是过去的志中所没有的，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

（3）略的内容不管前人有无记过，都是“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

7（4）通志一书在史学上的贡献除略的价值外，还在于它的史学思想。

4、郑樵的史学思想（其史学思想与刘知几、章学诚并称）（1）会通思想。：一是纵的通，主张通史反对断代史，扬马拟班；二为横的通，各种学术之间要通，“集天下之书为一书。”（2）提倡修史成一家之言

（3）反对妄学春秋褒贬法，反对作者议论褒贬，“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王莽、董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

（4）主张史书纪实迹，削去“妖学”的“五行相应之说”。（5）倡导求实的学风，反对空谈义理与专务辞章之学。

（6）研究学术必须进行实际考察。为研究天文常常夜不睡觉，研究昆虫常常到山里、农村与田夫野老相处。

二、《文献通考》

1、作者：马端临，(1254-1323年)，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文献通考》、《大学集注》、《多识录》。他为谋求治国安民之术，探讨会通因仍之道，讲究变通张驰之故，以杜佑《通典》为蓝本，完成《文献通考》。

2、《文献通考》：348卷，记上起三代，下终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的典章制度。唐天宝以前史实，以杜佑《通典》为基础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加以续修。共分24门，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作者自创。所载宋制尤详，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文献通考》为三通之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马端临的史学思想

（1）主张“会通因仍之道”。

（2）对历史的“相因”说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历史上历代的“理乱兴衰”是不可以继承的，但历代的“典章经制”却可以继承。

（3）从理论上对“文献”作了界定：他认为，所谓的“文”是侧重在史料的汇编和考订上，信而有征，重在叙事；而所谓的“献”是侧重在类辑前人的议论上，重在论事。

3、马端临的进步的历史思想

（1）马端临十分重视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活动，发展了《通典》“食货为之首”的唯物思想。（2）对待异常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以唯物的观点加以解释。（3）历史思想中的辩证因素。

（4）历史进化思想及史论的进步思想。

4、《文献通考》的文献价值（1）《文献通考》叙宋代典制是为详细。（2）《文献通考》比《通典》详细。（3）《文献通考》在文献学上的价值。

第四章 中国古代史学的总结和嬗变

第一节 历史批判精神和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发展

1、王夫之史论的历史价值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重要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晚年定居衡阳石船山，故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读通鉴论》：这是一部根据《通鉴》所载史事，用评论历史的形式来发表自己政治主张和历史哲学的史论专著。从思想上看涉及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

史学思想：关于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精于辨析的兴亡论；重视以史学经世致用史学思想

2、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

顾炎武，字宁人，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后因避仇，变姓名为蒋山佣，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1613-1682）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史学家。《日知录》是顾炎武一生考证史事的结晶，是一部包含学术思想、政治见解在内的重要著作。

经世致用思想：力倡经世致用之学，总指导思想是“文须有益于天下”。批判封建主义，体现出民主主义思想。

第二节 官修史书的多方面成就

第三节 历史考证的辉煌成果 1．王鸣盛与《十七史商榷》 内容：（1）文字校勘：这是全书的重点（2）典制考证：考证以地理、官制居多。（3）对史书及其作者进行评论（4）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 2． 赵翼与《廿二史札记》 内容：（1）评论各史体例之得失（2）指出各史材料的来源（3）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本书的重点。

3．钱大昕和《廿二史考异》 内容：（1）考校年代、地名之异同（2）厘正史书所载史实之失误（3）考辨后人妄改与伪托（4）补阙及训释（5）阐发史家作史之旨意

第四节 章学诚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文史通义》

一、章学诚其人：章氏字实斋，号少岩，浙江绍兴人。生活于“乾嘉盛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一生穷困潦倒。著作有《校雠通义》、《文史通义》、《章氏遗书》。

二、《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该书著作的目的：一是阐明史学的意义；二是评论文史著作编纂等方面的得失；三是评论当时学风流弊、世教民俗。

三、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1、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章氏提出“史学所以经世”的观点，就是要史学为现实社会服务。他既反对理学的“空言义理”，又反对乾嘉考据学者长于考据而不言经世的学风。

2、阐发“六经皆史”的观点，认为无经史之别。

3、意义：一是扩大了历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二此说是针对宋学空谈性命、离事而言理，认为“六经皆载道之书”的错误思想；三批评了“汉学家”只知终日为经史考证补订，不敢面对世事的学风。指出六经所载，无不切合当时人事。

4．在史书编纂方法上提倡编修通史，主张将史籍区分为撰述、记注两类。5．创立了“方志学”：他认为地方志应包括：通志（如纪传体史书的内容）、掌故（如历代会要内容）、文征（乡贤传和文选的内容）。把方志提高到史书地位，使方志成为方志学，这是章氏对史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第五章 中国近代史学的兴起

第二节 边疆史地研究的开展

一、张穆与《蒙古游牧记》

1、张穆（1805—1849），又名瀛暹，字诵风，山西平定人。生平讲求经世之学，于兵制、农政、水利、海运、钱法等莫不究心。鸦片战争后，对边疆安全与中外交涉形势深怀忧虑，提出了一些巩固边防的设想，并尖锐指斥签订《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对国家主权的损害。凡经史、小学、天文、算术，皆所博通，尤精西北舆地之学。著有《顾亭林先生年谱》、《阎丘潜先生年谱》、《魏延昌地形志》等。《蒙古游牧记》为其代表作。

2、体例及内容:《蒙古游牧记》依地志体例写成，依蒙古所有部落分别记录，以各盟旗为单位，叙述其地理、范围、形貌和位置，再以各部落所在地来考察其社会沿革及历代北方各民族间的交往关系。

3、价值与意义:《蒙古游牧记》极注重记叙当时所发生的边疆问题，一改过去写史忽略近代的倾向，可谓对史志体例的创新，这一巨大成果对于当时和后世影响极大。此书推动了研究边疆地理的学风，对近代学术思想影响甚大。

二、何秋涛与《朔方备乘》

1、何秋涛（1824年－1862年），字原船，福建光泽人。清朝官员、学者。少负异禀，过目成诵。1845年中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的职位，努力从各种史料中探求俄罗斯情况及中俄历史关系，从而“知夷制夷”。潜心研究北方边疆史，1859年撰写了《朔方备乘》80卷，是近代最早研究中俄关系史的著作。咸丰十年，奉召入觐，进呈之书赐名为《朔方备乘》。

2、《朔方备乘》是何秋涛(1824—1862)最为重要的西北边疆史地专著，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开中国中俄关系史先河的著作。此书共八十卷，首十二卷为“圣训”、“圣藻”和“钦定诸书”，记述清太宗至道光皇帝历代帝王关于边事的上谕和纪事诗文，以及《平定罗刹方略》《钦定大清一统志》等有关俄罗斯及清俄关系的记述部分，是研究清代治边政策的重要资料。

该书内容，有关于西北边疆民族的记述，有关于西北边疆山脉、水道及形胜的记述，有关于中俄关系、边界的研究和记载，有关于边疆史地文献研究。内容广泛，资料翔实可靠，对前人著述能广征博取，并从历史、地理、中外关系、文献等学科角度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全面探讨了西北边疆史地概况。该书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处于重要的学术地位，何秋涛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集大成者。

三、姚莹与《康輶纪行》

1、姚莹(1785年--1853年)，安徽桐城人，为桐城派古文主要创始人。字石甫，号明叔。鸦片战争爆发时，力保台湾国土，取得了五战五胜的战绩，后因清王朝向英国议和，致使其被革职。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与林则徐同时被重新起用镇压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后病死军中。其平生著作集为《中复堂全集》。

2、《康輶纪行》系姚莹二次从成都入藏，记其沿途见闻撰成。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该书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都有所阐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揭露英国侵藏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

3、《康輶纪行》内容：

（1）入藏道路行程：是书详细记载了姚莹一行两次由蜀入藏行程。

（2）风土人情习俗：是书对沿途当地人民的衣食住行及丧葬、节日等习俗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记载，显示了藏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

10（3）佛教文化信仰：书中记载了蕃地的佛教信仰及其文化。

（4）政治、经济资料：书中丰富的政治、经济资料尤为珍贵，详细地记载了清朝对藏实施的民族政策及管辖措施。

第三节 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与撰述

一、魏源与《海国图志 》

1、魏源（1794～1857年），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魏源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总结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著有《圣武记》、《道光洋舰征抚记》、《海国图志》及《元史新编》、《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两汉古文家法考》、《春秋繁露注》、《老子本义》、《墨子注》、等。

二、王韬关于世界史研究的成就

1、王韬（1828年-1897年）今江苏省苏州人。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主要著作：《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扶桑游记》、《漫游随录》。

2、《法国志略》24卷：体裁为按事立篇的纪事本末体与按专题安排的典制体相结合；特别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方法（银行、商会、邮政、铁路）的评论和对法国文化、学术发展的介绍；一是使国人增长知识，提供鉴戒；二是以法国的富强和进步激励国人觉醒，打破闭塞。

3、《普法战纪》20卷：记1870-1871年普法战争，是中国第一部写当代欧洲战史的著作；依当时报纸所载资料及采集其他文献，按时间先后汇编而成。

4、王韬的史著，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世界史研究，一类是中国史研究，第三类是对西方入侵后中国社会的变化的研究。其指向的根本目标是为中国变法改革寻找历史与时代依据

5、王韬的世界史研究具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全方位的研究，涵盖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实力最强的西方国家；二是以法国史为重点，对法国史研究尤为着力，《法国志略》与《普法战纪》两书尤见其成就。

三、黄遵宪与《日本国志》

1、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晚清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汉族客家人，广东省梅州人，光绪二年举人，历充师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戊戌变法期间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工诗，喜以新事物熔铸入诗，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黄遵宪从1877年起，他先后出任了清朝驻日使馆参赞和驻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的总领事，1897年代理湖南巡察使，是当时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和著名诗人。黄遵宪出任驻日使馆参赞以后撰写的《日本国志》，堪称中国近代历史文献宝库中的稀世珍品。另著有《人镜庐诗草》、《日本杂事诗》。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

2、《日本国志》的内容共四十卷，分十二志：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全书共50余万字。

书中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相关内容作详细记载，论述日本变革的经过及得失利弊，并推论及于我国。作者在书中围绕日本明治维新史，系统阐发了自己矢志改革的迫切愿望。

3、《日本国志》主要思想：

一是强调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称赞西方资产阶级政体及其颁行的法律制度，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胥全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等等。

二是强调效法西方发展经济。呼吁重科技、兴矿山、开铁路、办商务，努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

三是主张武备，巩固国防。认为在“弱肉强食，眈眈虎视”的国际局势下，中国要想“安民和众丰财，非讲武不可”。

四是重视“西 学”，主张吸收西方文化思想。

4、《日本国志》的主要特色：

1．遵循经世致用的原则：第一，服务当代；第二，实事求是。

2．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明治维新使日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触动了来自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黄遵宪，中国近代以来许多学者的治学态度也使他忧心如焚。

3．采用适宜的史学表现形式：该书较好地采用了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志体，二是史表，三是史评。

第六章 中国近代史学的演进

第一节 梁启超的新史学与章太炎的史学

一、梁启超简介

1、梁启超（1873-1929），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2、梁启超学术地位：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二、梁启超的新史学：所谓“新史学”，包括20世纪初开始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并用以批判和改造传统的旧史学，重新认识和编写中国历史的一系列有别于旧史学的“新史学”，其中包括了唯物史观历史学。

（一）梁启超早期“科学史学”观的基本内涵

1、科学的“进化史观”：梁启超用进化论观照中国传统史学观念时，批评其“倒退论”和“循环史观”的不科学。只有历史进化论才是“科学的”历史观。2．寻求公理公例、因果关系的“科学史学”目标观。3．科学的治史方法。4．“科学”的治史精神：首先推崇的是笛卡尔的怀疑、独立思考精神；从清代学者的治学中发掘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旧史的“四弊”和“二病” “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二）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前后变化 1、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以此为标志，新史学思潮开始出现于中国史坛。

2、梁启超前期的史学贯彻着爱国思想，并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后来他游历欧洲诸国，亲身感受到了西方的文化氛围，直接了解到了西方学术的发展状况，接触到了西方不同 12 的哲学思想流派和各种历史观点。回国后，他对他曾经深信不疑的进化史观开始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否定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造成了他一生中前期和后期的史学思想的变化。3、1922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出版。书中一开始就对史学做出了新的界定，对比一下他当年在《新史学》中将史学定义为“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的观点，变化是十分明显的。4、1922年，梁启超发表的一篇演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了几个有针对性的问题：第一，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第二，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第三，历史现象是否是进化的？在该文中，他对历史进化论中的公理公例、因果律都产生了疑问。

三、章太炎的史学

（一）章太炎治史的特色 第一、仿效“西方皙人之史”，必以阐明“事迹”为基础，若“事迹不具”，仅仅“变更义法”，是不可取的。

第二、主张“分时”与“分类”相结合。第三、认为对于史书体裁的变更，要“能破”，“能立”，做到“以故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

第四、提倡中外比较和“旨在独裁”的史学方法和治史风格。

第二节 新历史考证学的成就

一、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

1、王国维：1911年辛亥革命后，出走日本，随罗振玉研究古文字学、甲骨金石学、汉晋木简；1916年回国；1923年，任清废帝溥仪南书房行走；后应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当北伐军胜利进军之际，自沉于昆明湖。

2、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方法（“二重证据法”）：主要成就是“古史新证”，最大特点是把新发现的材料跟古史记载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对古史的新解。主要方法包括：第一、文献与文物参证；第二、中外史籍互相补证；第三、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典籍。

二、胡适和顾颉刚史学的特点

（一）胡适的史学方法论 关于史学内容：“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

提出考订史料和解释历史的整套方法和程序：一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变”，二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判史料”。

（二）顾颉刚的古史观：顾颉刚的古史观是疑古、疑经思想与新史学思想方法影响的结果。

1、顾颉刚的古史观主要是从上古史关于尧舜禹的地位问题，以及有关传说的演变中，认为上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所谓层累地造成主要包括三个意思：(1)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对于上面的传说，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实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

2、顾颉刚提出推翻伪史方面的标准

（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就是不能单纯信任古书中的一统观念，而必须由将来地质学和人类学的发明来证实；

（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如以往古史称黄帝时就是一统是不可靠的，中国的统一始于有秦；

（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以往古史多是神话，春秋以后又将占神人化更是多一层作伪；（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三、陈寅恪和陈垣的史学成就

1、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六岁起在家塾读书，打下国学基础；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留学，此后两赴欧美留学，曾在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知名大学学习，专门研究各国语言、社会历史、人文等，能阅读英、法、德、日、希腊、拉丁、突厥、波斯、满、蒙、藏、梵、西夏等文字的材料；1924年回国，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先后在清华、北大、中央研究院历史史语言研究所、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等任教或从事研究。

2、陈寅恪的治史方法：第一、考异求真；第二、辨证史法；第三、把握历史大势：从种族和文化两端探究中国中古社会；第四、诗文证史。

3、陈寅恪的史学成就：会通的民族文化史观；文献的融会及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精湛的史论和史评；蒙古史研究；隋唐史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1919-1949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可分为三个阶段：

1919-1927年，为理论准备阶段：李大钊做出重要贡献，他阐释和宣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写成《史学要论》一书；

1927-1937年，为形成阶段：郭沫若、吕振羽做出重要贡献，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它标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开始形成；

1937-1949年，为建设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有较大发展。

李大钊史作的主要内容：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个要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阐释了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及三者间的关系，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的关系，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的区别和关系；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史学和人生的重要意义。

第三篇：《中国史学史》期末复习资料

《中国史学史》复习参考题： 一．名词解释

1.史学史

“史学史”概念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明确提出。

史学史是研究史学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其主要任务是对历史学的起源、发展至形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予以探讨和总结。其研究对象为：（1）研究关于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的特点；（2）研究史官、史家与史学思想；（3）研究史学与社会的关系；（4）研究史学发展与相互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5）研究史学发展的规律性等。

其成果是为历史研究起指导作用，而中国史学发达则是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2．《春秋》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春秋》和参考其它史书编纂而成。“（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

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历史。其内容以鲁国历史为主，但涉及到列国之事。主要记载各国间的朝聘、盟会、战争、灾异以及统治阶级人物活动的事迹。

孔子作春秋的史学贡献在于：（1）具历史著作之雏形。

《春秋》按照明确而连续的时间顺序罗列了我国春秋时期的大事，有取舍详约，于纪事中寓褒贬，对我国史学著作具有发端的意义。

（2）初步提出史书的具体内容

《春秋》初步将“义、事、文”三个要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从中可以看出史书的特点和价值，对后世史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3）“属辞比事”：提出了一套历史编撰方法

“《春秋》属辞比事而不乱。”（《礼记·经解》）（4）重人事而不宣扬鬼神

《春秋》尽管也记载了灾异，可是没有人为地去为灾异披上神秘的色彩，更没有把它与人事关系牵连在一起。

（5）不足

首先，记事太简单，一部包括242年历史的著作总共一万六千多字，可以说是只有标题而无具体内容。其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以个人主观来定褒贬，开了后世史书中“曲笔”的先例。

3．司马彪

（243年—306年），字绍统，河内温人，西晋史学家、文学家。晋高阳王司马睦长子，司马懿六弟，自小好学不倦，然好色薄行，所以不得为嗣，实为废除他的继承权。司马彪因此折节改志，闭门读书。晋武帝时，任秘书郎、秘书丞等职。其代表作为《续汉书》，其内容大多失传，惟有《律历志》等八志并入《后汉书》而得以保留。它的特点为：（1）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变化以及与前史的联系；（2）强调以“君威”“臣仪”为核心的“顺礼”等级秩序；（3）推崇“务从节约”政治作风，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

4．《史记》三家注

（1）南朝宋裴骃作《史记集解》，广引前人成果，随文作注，不驳《史记》原文。

（2）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既为《史记》的原文作注，同时又为裴骃的《集解》作注。不仅攻驳裴骃旧注，亦且攻驳司马迁《史记》原文，提出辨正。

（3）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既为《史记》原文作注，同时也为《集解》和《索隐》作注。《集解》、《索隐》、《正义》，依次相注，关系紧密，被称为“《史记》三家注”。

5．《汉纪》

汉献帝因《汉书》“文繁难省”，命荀悦 “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汉纪》30卷，82432字。记事起于刘邦之兴，迄于王莽之败，以班彪著《王命论》、班固撰《汉书》结尾，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三）《汉纪》的贡献

第一，荀悦确立“约撰旧书（《汉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的改编原则。

即以《汉书》的“本纪”为纲，将《汉书》“传、志、表”的主要史实，按时间的顺序，散放于11个“帝纪”各年之下。所以《后汉书》评价为“辞约事详”。

第二，《汉纪》以“荀悦曰”的形式撰写史论30多条，总结西汉历史经验教训，以供借鉴。范晔肯定《汉纪》“论辩多美”。

第三，《汉纪》在《左传》编年体的基础上，新创立“连类列举”的方法，在有关史事之下记载与之有重要联系的人物和制度。既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又保持了编年体记述历史发展轨迹清楚的特点。这样使编年体更加成熟。

6《三国志》裴松之注

因为陈寿《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故裴松之受宋文帝之命“奉旨寻详，务在周悉”，“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

裴注主要内容为：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

其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裴松之注将前人注解经史的“笺注名物，训释文义 ” 方法，改变为广采博引文献以“补缺、纠谬”，开创了经史注释的新方法。

第二，裴松之注引书二百多种，有32万字，“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四库全书总目·三国志提要》），有保存文献之功。

第三，裴松之注虽存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的弊端，但所载材料被考证之家 “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

7史馆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正式设立史馆，并移至“禁中”门下省，建立修史制度，专门从事修史工作。“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

宰相负责监修，称“监修国史”；专职修史，称“史馆修撰”；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从此，这种官修史书成为定制，历代相袭，这一措施，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书编纂工作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从此，纪传体正史的编纂全由政府掌握。

8《史通》

唐朝刘知几（661——721）著；其内容今本为二十卷，分为内、外两篇。内篇

主要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及史书编撰方法的得失。其中涉及：A.史料的搜集;B.鉴别和取舍;C.史书编纂的对象、体例、态度及方法等；外篇则主要叙述了A.叙述历代史官的建置沿革;B.正史源流;C.评论史家和历史著作的得失。

刘知几的史学贡献在于：

（1）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状况（2）揭露了古史记载的虚伪（3）提出了“史才三长论”（4）倡导秉笔直书，反对曲笔讳饰（5）提出了改造旧史的主张 对《史通》的评价

（1）《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奠定了我国史学理论的基础。（2）《史通》的史学思想丰富了我国的史学园地。

（3）《史通》提出史学理论对后世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9.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宋代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幼喜《左传》，“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宋仁宗时（1038）中进士，仕历仁、英、神、哲四朝，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其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编纂。宋哲宗即位（1085），司马光还朝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元祐更化”。死后追封温国公，谥文正。他在史学上的代表作为《资治通鉴》，记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征淮南共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10郑樵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人。16岁时，到夹漈山隐居读书，“困穷之极，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夹漈遗稿》下）

家贫无图书，“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同上）

他对各种学术做了有计划、有系统的研究，“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献皇帝书》）

这些为他编撰《通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史学四长

这是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之一，他在代表作《文史通义》认为在刘知几《史通》“才学识三长”的基础上，应增补一个“史德”。即是一个优良的史家应该具备“才学识德”四长。

所谓“史德”，即“著述者之心术”。认为史官作史要力求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不能凭私意进行褒贬。

二．答问题

1、简述中国古代史学产生的标志

第一，对历史的认识上，初步完成从神的历史到历史是人的活动这一认识过程。第二，史学价值的认识上，初步提出历史的社会功能。第三，史学成果的表现形态上，出现了多种体裁的历史撰述。

第四，史学理论上，形成“君举必书”的史官、国史的制度，“书法无隐”的良史观念的出现，表明对史学客观性的重视。

二．简要论述《春秋》的史学贡献。

（1）具历史著作之雏形。

《春秋》按照明确而连续的时间顺序罗列了我国春秋时期的大事，有取舍详约，于纪事中寓褒贬，对我国史学著作具有发端的意义。

（2）初步提出史书的具体内容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初步将“义、事、文”三个要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从中可以看出史书的特点和价值，对后世史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3）“属辞比事”：提出了一套历史编撰方法（4）重人事而不宣扬鬼神

《春秋》尽管也记载了灾异，可是没有人为地去为灾异披上神秘的色彩，更没有把它与人事关系牵连在一起。

三．简要论述《左传》的史学贡献。

第一，《左传》以编年为主，兼有他体。

《春秋》作为编年体史书还带有很大的原始性，记事简单，如同大事记。《左传》在编年记事的总格局中，也集中记载历史事件的原委，或集中记述人物的经历，弥补了史事经过、人物活动被年代割裂的不足。

第二，《左传》记事的范围更广泛。

不只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的活动，而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第三，《左传》创造了“君子曰”的史评形式。

书中有“君子曰”、“君子以为”、“君子谓”等语约80余条，对所载史实或人物或直接发表议论，或引用他人言论进行评论，开创了“史论”之先河。后来《史记》“太史公曰”，《汉书》“赞曰”等无不受其影响。

第四，《左传》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特别高扬“民本”思想，《左传》对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国家盛衰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简要评价“班马异同”

第一，《史记》是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是在通识指导下写成的断代史，书中《刑法》《食货》等志，《匈奴》《西域》等传，都突破汉代的断限，叙述历史的源流，将历史的断面与历史的连续性结合起来。第二，《汉书》强调汉朝的正统。

《史记》是“通古今之变”，《汉书》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观，把《史记》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贬入列传，把新朝皇帝写为《王莽传》，放在《汉书》之末，这是为了突出刘氏王朝的正统地位。第三，《史记》“圆而神”，体例灵活；《汉书》“方以智”，体例严整。

《史记》五帝、夏商周、秦、秦始皇、项羽、西汉诸帝“本纪”写法不一，体例繁杂。《汉书》改为以帝王为中心的大事记，确立以一帝一纪的基本模式。

《汉书》“十志”，改进《史记》“八书”，在记述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多创新，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汉书》将《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简化了纪传体。《史记》“列传”随意命名、年代顺序混杂。《汉书》列传以“年代”为序；先专传合传，后类传；统一以“姓名”标目。

第四，班固以封建正宗思想评价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汉书·司马迁传》），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观。

五．简要评价刘知几《史通》对我国史学的贡献。

（1）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状况

刘知几对此前史学所作的历史回顾和理论分析，总结了史学的发展状况，提高了史家的自觉的历史认识，推动了史学的发展。（2）揭露了古史记载的虚伪

在《史通》中设有《疑古》、《惑经》等篇，对《尚书》、《春秋》等儒经中记载的古史提出了大胆的怀疑。

（3）提出了“史才三长论”

刘知几指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是指写史的表达能力；“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识”：是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

（4）倡导秉笔直书，反对曲笔讳饰

刘知几要求史官写史“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要“不掩恶，不虚美”，“善恶必书”，为此他作《直书》、《曲笔》两篇。（5）提出了改造旧史的主张

比如主张删去或改造《艺文志》，同时改造《天文志》、《五行志》。主张增设《都邑》、《氏族》、《方物》三志等等。

六．简要列举唐修八史

《梁书》：姚察、姚思廉 《陈书》：姚察、姚思廉 《齐书》：李德林、李百药 《周书》：令狐德棻等 《隋书》：魏征等 《晋书》：房玄龄等 《南史》：李延寿 《北史》：李延寿

七、简述《文史通义》的内容。

《文史通义》是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代表作，共8卷，分内外篇。内篇5卷，外篇3卷。该书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其中于史学理论贡献尤多。该书著作的目的：一是阐明史学的意义；二是评论文史著作编纂等方面的得失；三是评论当时学风流弊、世教民俗。集中体现其史学思想：

1．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

章氏提出“史学所以经世”的观点，就是要史学为现实社会服务。

既反对理学的“空言义理”，又反对乾嘉考据学者长于考据而不言经世的学风。2．阐发“六经皆史”的观点 3．主张史家必须具有“史德”

《文史通义》认为《史通》“才学识三长”还不够，应增补一个“史德”。

所谓“史德”，即“著述者之心术”。认为史官作史要力求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不能凭私意进行褒贬。

4．在史书编纂方法上提倡编修通史，主张将史籍区分为撰述、记注两类。

三．论述题：

（一）论述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历史贡献。

1.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早年师从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跟孔安国研究《尚书》。20岁起开始游历各地。后回到长安后，担任郎中之职，出使巴蜀、云南等地。36岁的司马迁在洛阳受父亲司马谈遗命修史。后继父职为太史令。曾经主持《太初历》的修订。48岁时遭“李陵之祸”，以“诬上”罪被判死刑。后受宫刑。55岁左右，完成其代表作《太史公书》撰写。《史记》的内容

《史记》有12本纪，30世家，10表，8书，70列传，共130篇，52.65字，记载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两千多年的历史。

2.历史贡献：

1.创立了完备的纪传史体

《史记》五种史体各有渊源，但把这五种体裁有机地结合在一部书中，使它们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一种完备而严密的史体——纪传体，始自司马迁。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史学家编写纪传体史书的先河。郑樵评价说：“使百代而上，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2.确立了“详近略远”，重视当代史的撰史原则。

在《史记》130篇中，专记汉代有62篇，并记前代及汉代者11篇。自楚汉相争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100年的历史，《史记》用一半的篇幅来记载，反映了司马迁对当代史的重视。

3.在史料搜集和取舍上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

撰写过程中广采当时流传的先秦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注意利用朝廷收藏的文献档案。比如秦残留的文书档案及汉初封王、侯的策命盟誓等。再加上实地采访和实地调查得来的材料等；

而在在史料的收集和考辨中，奉行两个原则：

A、“考信于六艺”，认为儒经是核实史料可靠性的重要依据。“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B、“择其言尤雅者”：“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对奇异不雅的传说，他一般摒弃不用。

4.《史记》是历史和文学统一的典范。

《史记》首先是一部史学名著。书中所有人物事件，都是真人实事，不夸张，不虚构。它是一部实录，一部信史。

《史记》又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文学作品。司马迁能抓住文学的特点，通过种种艺术加工，忠实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典型，使史学、文学两者结合并统一起来。

司马迁善于抓住主要情节，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避免了千人一面的概念化的叙述。这是司马迁人物传记的最大特色。

所以，鲁迅评价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二）论述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史学贡献。

1.《资治通鉴》的史学贡献

记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征淮南共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1）材料丰富，考证精详

司马光称“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进资治通鉴表》）十七史之外，引用史书达322种之多（见宋高似孙《史略》）。

《四库全书》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

司马光注重史料的考证，撰写《通鉴考异》三十卷，选择比较可靠的史料修入《资治通鉴》。

（2）完善了传统的编年叙事法

1.《资治通鉴》吸取纪传体长处，将各种分散史料集中，把当时复杂的史事、多样的人物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2.用编年方法，按时间先后叙述史事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使历史变得系统明晰。因此，《资治通鉴》避免了编年体的弊病，完善了编年叙事法。

（3）通过史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资治通鉴》共有186篇史论： 其中“臣光曰”三字史论，共102篇。引用其他史家论赞的，有84篇。

这些议论，反映了司马光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也体现了政治思想。

资治通鉴的史学贡献还突出在表现在他的史学思想上：

（1）突出史学的资政的作用

司马光提出作史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2）主张据事直书，反对正统观念

《资治通鉴》尽可能符合客观史实，强调“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

《资治通鉴》“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3）反对神鬼怪异之说，重于人事

《资治通鉴》对有关神鬼怪诞记载，一概不加采录。主张“治人不治天”，在人事作用上谈历史盛衰。

（4）强调维护礼制，宣扬“尊君”的英雄史观。

司马光认为等级名分礼制的维持，是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其重点在于尊君，认为“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

（三）论述明清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

1、大规模官修史籍活动

由明清政府组织的大规模修史活动频繁，编纂了大量卷帙浩大的历史著作。其特点：

第一，据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统计，官修史籍有100余种，清代官修史籍达150余种。有《元史》《明史》《明清实录》“七《通》”等名著。

第二，明清官修史籍集中在前中期，体现“盛世修史”的特点。

第三，所修史籍多为典章制度史，是当时官方史学服务于政治的表现。第四，大规模官修史籍活动中蕴含封建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因素。

既通过笼络知识分子阶层修史以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又通过“焚书禁史”（明朝“焚《通纪》案”、“禁李贽著作案”，清代“庄廷鑨《明史》案”等）以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2、史著的丰富、体裁的创新和理论的发展

第一，《明史艺文志》分“史部”为10类，著录史书1378部，共27547卷；《清史稿艺文志》分16类，著录史书2473部，共57995卷。

第二，史书体裁不断创新，历史撰述向专史方向发展。

其一，分学术、制度、个人、地方、军事等专史。其中，以梳理学术源流的思想学术专史最为突出。如冯从吾《元儒考略》、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数十种。

其二，既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又记载社会历史全部内容的纪事本末体，走向综合体裁。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马骕《左传事纬》等。

马骕《绎史》采用纪传、纪事本末、学案、典制等体，附以世系图、地图和年表。

第三 史学理论获得重大发展。

其一，刘知几《史通》重新获得重视和研究。

明代陆深《史通会要》、李维桢《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故》，清代黄叔琳《史通训诂》和浦起龙《史通通释》等。

其二，明代卜大有《史学要义》、胡应麟《史学占毕》，到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等史学理论专门著作的撰写，显示史学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

其三，明代王阳明到清代章学诚相继提出“六经皆史”，促进史学摆脱经学的羁绊，提高了史学的独立地位，同时也促使学术由考经向考史发展。

3、历史批判与学术总结的出现

第一，明清时期，不断出现反映时代抗议精神的私家史学著作。

明代祝允明《罪知录》皆“举、刺、予、夺，言人所不敢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贽《焚书》《藏书》“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独出胸臆，无所规放”（《藏书》卷首）。

直至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王夫之《读通鉴论》、唐甄《潜书》等，均为历史批判的名著。第二，出现整理性的学术总结运动。

从明代中期杨慎、焦竑、陈第、方以智开始复兴“古学”，“风气既开，国（清）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四库全书总目》卷119《通雅提要》。）到清代中期兴起了以文献考据为手段，对数千年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总结和情理的高潮。

其一，出现三大考史名著。

其二，发展了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等一系列科学的学术方法。

4、史学与社会的联系紧密，不断走向社会深层

第一，历史的教育功能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重视，历史普及读物大量涌现。

如《资世通训》是明太祖“思以化民成俗，复古治道，乃著是书，以示训戒。”（《明太祖实录》卷97），以及《宗藩昭鉴录》《相鉴》《武士训戒录》等等。

明代马维铭《史书纂略》“取二十一史本纪、列传，各撮取大略，汇为一编。”

清代有《廿一史约编》《廿四史约编》《史略》等等，均是通俗史学著作。第二，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史学经世致用的观念深入人心。

明代心学家王畿提出“儒者之学务于经世。然经世之术约有二端：有主于事者，有主于道者。”（《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贺长龄《清经世文编》等。

5、中西文化交流加强促进域外史地著作的兴盛

第一，郑和下西洋，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和巩珍《西洋番国志》为明初中外交通史书。第二，明中期，张燮《东西洋考》，李言恭《日本考》，郑若曾《朝鲜图说》，严从周《殊域周咨录》等，为东西洋历史地理著作。蔡汝贤《东夷图说》指出“日本横于海上，其心叵测，沿边二十六郡忧殷哉„„有经世之责者试思之。”（《东夷图说·总说》）

第四篇：中国史学史复习材料

先秦史学的特征：

1、史学撰述体例的特征。

先秦史学在撰述体例方面，历经了一个持续不断的演进变化的过程，这与史学形成与发展所应具备的相关要素及相应条件密切相关。文字形成之后，结绳刻画和口述传承被神话传说的追述形式所替代。历法的逐步完善、史官的出现、政事的需要，渐次形成甲骨、金石、竹木等不同载体的政令档案汇编，进而形成早期的编年体史著。随着史官制度的完善和分工的细密、社会生活剧烈变动的需求等诸多因素，史学撰述体例逐渐丰富多样，并驾齐驱，编年体渐趋完备，国别记言体形成，纪传体通史规模初具。

2、史学记载内容的特征。

随着文字的形成、史官及史官制度的逐步完善、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史学撰述体例自身的发展、史学主体意识的形成、史学功能认识的提升，促使并且推动史学记载的内容不断发生相应变化。先秦史学记载的内容，呈现着记事内容从简到繁、单一到多重、简单到复杂、重神到重人、事件到观念、制度到思想、政事到社会人生的全貌的层递式的发展变动演进的特征。

3、史学主体意识的特征。

在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发展变化进程中，中国古代先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在争取生存、发展和追逐利欲的纷争中，史学主体意识逐次呈现出从古到近、人数由少到多的自觉意识不断累积增强的发展变化趋势。

4、史学功能原则的特征。

随着史学的发展完善，史官制度的发展完备及其职分职责的细密化，历史经验教训的累积，史学意识的自觉化的增进，以及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形势变动的需要，人们对史学功能原则重要性的认识与时俱进，使之呈现出渐次加深及逐步形成共识的特征。如史学借鉴功能的形成，疏通知远认识功能的形成。

5、史家历史观念的特征。

伴随着史学多重因素的发展变化，历史社会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动，历史典籍的渐次增加累积，史家认识的不断提高深化，史家的历史观念呈现出层出不穷、多家并存、互促互进、各领风骚的竞争不息的特征。先秦史家的历史观念的不断变化，依次或并行而形成天命史观、圣王史观、民本史观、复古史观、循环史观、变易史观等历史观念，不断推动影响着先秦历史的发展进程。

总之，先秦史学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它促进并且推动了先秦史学从萌芽到规模初具的发展进程，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形成奠定了坚实宽广的基础，并对其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演进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史学特征：

1.开创了纪传体编史的先例。

纪传体是秦汉史学的创造，司马迁是开创者。他在《史记》中采用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本纪放在全书之首，按年月次序编写帝王的历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政绩为主，同时叙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人物或事件；书记载典章制度；世家主要是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这五个部分既有分别，又有联系，相辅相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五种体例中，又以本纪和列传为主，故称为纪传体。在《史记》的影响下，纪传体成为我国史学的最重要编写体例，其他正史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编写的。2.厚今薄古的史学观念。

秦汉人写时大多厚今薄古，与现实紧密联系。在著史中，略古详今。《史记》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撰述当代史，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纪》以及官修的《东观汉记》都是以当代史为主，而且由当代人写当代史。充分说明秦汉史学家著述为现实服务的观念。

3.秦汉史学进入了新的时期。

秦汉史学出现了繁荣的现象，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愈来愈高，它的重要性也愈益明显。因而编写历史书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出现了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如《史记》，《汉书》等巨著，而且这两部著作均为私人编写。与此同时，统治者愈来愈重视史书的编写工作，特别是组织人力集体编写，如《东观汉记》等就是统治者组织学者进行编写的。官修史书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另外，随着史学地位的提高，史书的列别比以前明显增多，在纪传体之外，还有编年体、杂史、起居注等形式。

魏晋南北朝史学特征：

1、史学的多样化发展以及学科批评的展开。

史学的多样化发展，集中体现在四点：第一，史书的数量宏富，体制不断创新，种类多样；第二，史书的作者来自社会不同阶层，而且既有汉族，又有少数名族，成分多样；第三，史书的领域一再拓展，专史门类多样；第四，史学评论的逐步深化，史评对象多样。从主要评论史事，到转而以评论史家、史书为主，再到开始探讨历史学发展的历程。

2、史学的学科独立及其官化倾向。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地位而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史学的学科独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图书目录的分类，二是学校教育与学术机构的设置。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官化倾向更集中的体现，一是自曹魏起开始设置专职史官修史，二是北朝后期初步形成以宰臣监修国史的“史馆”制度。

3、史学上的门阀观念和民族意识之印记。

当时的史学，从形式到内容，都烙上了门阀观念的印记：一是谱牒、谱学的盛行和“谱局因此而置”。二是家史和别传的大量涌现。三是正史的本纪和列传成了门阀士族的谱牒家史。狭隘的民族意识是魏晋南北朝史书中的最普遍的表现。史学成了他们为本族和本族政权争夺“正统”地位的工具。同时，主张各民族间友好相处的思想和坚持国家统一的观念，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也有所发展。

隋唐五代史学特征：

1、官方控制史学的程度加强。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承北齐之制，设立史馆，扩大编制，吸收一部分有才学的人为史官，以宰相监修，直接控制史书的修撰。

2、更加重视史学的鉴戒作用。

这一时期以魏征为代表的史学家，强调史学的鉴戒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人事，否定天命；第二，重视民心向背与政权兴衰的关系；第三，注重君臣关系，强调君臣相辅。总之，这一时期编撰的史书，主要把亡国之君的行为当成本朝皇帝“取鉴”的基本内容，从反面向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一整套值得取鉴的治国方略，即注意调整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实行“以静求治”的施政方针。

3、史书种类与体裁的多样化。

史学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类型、各种不同体裁的史书纷纷出现。旧有的编年、纪传体史书无论记载内容，还是形式都得到了更加的完善，典志体、地理书、方志、史注、史评等新的史体也大量出现。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杂史、故事、笔记，有价值的类书以及众多的佛道经典，文集数量明显增加。

宋辽金元史学特征：

1、完备的修史制度。

宋代修史制度趋向完备，不仅超过了前代，而且比明清严密。辽金元设立了自己的修史机构，虽然没有宋朝完整，但也比较系统地保存了本民族的历史。元代翰林兼国史院，开明清翰林国史院的先河。

2、会通的史学思想。

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叙述从战国到五代的治乱兴衰；南宋郑樵继承司马迁通史之风撰《通志》，并明确提出了“会通”的思想；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后又一部典治体通史。“主通明变”成为当时的风气。

3、史学的义理化倾向。

一方面宋人学习《春秋》褒贬笔法，借以惩恶劝善。以义理断史事，以史事证经义是义理史学的另一个内容。朱熹认为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有大功业，也不值得肯定，因为他们的本心是出于利，而不是义。到元代，理学被确立为官方思想，理学化的史学占据主导地位。

明清史学的特征：

1、历史著述的总结性趋势。唐甄的《潜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总结性著作。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与《宋论》是历史评述的总结性成果。章学诚是全面总结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杰出史学家。《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最为完整的学术史专著。《大明会典》、《大清会典》、“六通”是典章制度史集大成之作，明《永乐大典》、清《古今图书集成》两部类书以及空前的大丛书《四库全书》，都是古代文献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则是目录学的总结性成果。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均为体大思精的历史地理学杰作。

2、求真务实的治史方法。

明清史家大都是具有求真务实的治史方法，追求史事之真实。王世贞治史求真务实的精神，开这一时代史学考证风气之先河。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先驱。乾嘉学者严密的考证方法，实事求是的学分、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值得提倡。

3、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

大凡明清史家，往往是博通百家的学者，不仅精通经史子集，而且关注天文、地理、水利、医药、士农工商等应用学科，表现出宽广的文化视野。

明清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还表现在通俗史学的繁荣。纲鉴类史书、历史演义、历史小说、历史纪实、蒙学乡塾读本等普及类历史读物，盛极一时。明清史学不断走向社会深层，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历史知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了普及。

4、具有启蒙色彩的史学思想。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市民阶层。社会的变化，也曲折地反映到史学领域，兴起了反理学、“六经皆史”与经世致用三股史学思潮。

刘知几的史学理论：

１．刘知几在《史通》中明确指出，史家治史不仅仅是劝善惩恶，而必须将史学作为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重视史学的功用，强调史学与政治的联系，这种理论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后世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２．刘知几以前的史学家多鼓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今不如昔”、“是古非今”等，刘知几对此大加批评，他认为成败与天命无关，今未必不如昔，只不过历史在发展。社会发展必然出现新特点，这是一种客观的、不以“天命”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势”在起作用。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历史观。

３．刘知几史学思想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考察中国封建史学发展过程时，从理论上论证了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他提出了“史才三长论”，认为一位优秀的史学家应该具有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指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和书写记事的技巧；所谓史学，是指丰富的史学知识和史料知识；所谓史识，是指过人的见识，即分析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态度。刘知几认为一位史学家要搞好历史，“三长”缺一不可，而其中史才、史学又离不开史识。其二，他主张直笔著史。刘知几从历史记载的真实出发，大声疾呼“直书”、“实录”，揭发和斥责对历史进行歪曲的现象。并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史学发展中提倡直书的传统，明确地将“直书”作为编纂史书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加以论证。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

1、经世致用论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了深刻阐发。他认为，研究历史要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坚持详近略远的原则，注重研究当代史；还应根据不同的社会特点，使研究符合时代需要，以持世救偏；要敢于开风气之先，千万不可为世风所囿。

2、六经皆史论

章学诚认为六经是古代切合时事、服务于时事的历史著作，“六经皆史”的“史”，既具有“历史资料”的含义，用以矫正宋学空谈义理的弊病，同时，又具有经世之史的内容，以反抗乾嘉考据学派闭口不谈义理的流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为史料搜集、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3、史义论

史义论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中心，最终把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推向最高峰。史义（又作史意）是相当于史事（历史事实）、史文（历史文笔）而言，指的就是历史理论和观点。章学诚主张只有具备史义的著作，才称得上是“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否则只是史料汇编。

4、史德论

章学诚在总结唐代刘知几才、学、识三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史家更重要的素质是具备史德。史德的内容不只是据实直书、书法不隐，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如实反映客观历史，能以理性制约情感。

5、史书编纂论

（1）章学诚提出要创立新史体，以改造旧书籍。新史体由本纪（按年编排的大事纪要）、因事命篇的纪事本末、图表三部分组成，纲举目张、图文并茂。

（2）主张编写通史。

（3）将史籍按内容和功能分为撰述（著作之书）和记注（为著作提供材料的资料汇编）两类。

（4）扩大了史料收集的范围。

（5）文人不能修史。文人修史讲求文字技巧，往往影响史书记事的真实。

野史：野史是与正史相对应的史学门类，由私家撰述而成，既包括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典志等体裁的私俢史书，也包括笔记、诗话、纪闻、稗史等，形式不拘，内容包罗万象。

通俗史学：通俗史学是历史演义、历史小说、历史纪实、蒙学乡塾读本等普及类历史读物的总称，在扩大史学的社会影响、普及历史知识方面作用大。笔记：笔记（又称杂记、笔录、丛谈等），是随笔记录当时见闻、阅读心得的一种书籍，大致可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考据辨证三类。

第五篇：《中国史学史》读书笔记.doc

史学理论读书笔记

从远古传说到马克思主义史学

——读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看中国史学发展

文学院中文系08级1044408029 徐卫明

[摘 要]白寿彝主编，瞿林东、陈其泰、吴怀祺、施丁、顾诚等五位教授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于200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史》是历史学专业基础课程系列教材，但又不同于其他教材，它上起远古时代神话传说，下迄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通史性质的史学史教本。这本书汇注了白寿彝及他的学生两代人的心血，是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领域的智慧结晶，是推动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强劲动力。

[关键词]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

著作特色

启示与反思

史学史是一门还在树立中的学科，还处于发展期。“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

[1]1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在整个史学史领域，我们须照此推演中国史学史的梗概。

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史学本身发展过程与及其规律的学科。1941年，金毓黻代表作《中国史学史》出版，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初步建立，早在20年代，梁启超便第一个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专著的设想，而后，此领域学者前赴后继。我们一般说，在20世纪20到40年代，中国史学史初现雏形。而作为史学史学科丰碑式的人物白寿彝，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及建设贡献巨大，影响不言而喻。

1964年2月29日，白寿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文《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在文中，他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阐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个经常任务。”基于此，写好教本又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一本不同于一般史学专著的、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孕育而生。

一、读《中国史学史》所思：著作特色分析

《中国史学史》内容上起远古的传说时代，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全书共8章，43万余字，即：第一章，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第二章，秦汉时期：中国史学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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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五章，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史学；第六章，近代史学(上)；第七章，近代史学(下)；第八章，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书总结和借鉴中华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和成果，阐明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特点与规律。白寿彝先生深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影响，十分注重将中国史学史发展放入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来考察，使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参加本书编写的成员，都是在史学研究领域内有很深厚功力的专业工作者，还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该书文笔流畅，叙述清楚，说理深邃而又不显枯燥，对于非历史学专业的我来说，其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1.远古的神话传说是中国史学的起源

中国史学的起源，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分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史学的起源是文字，也有人认为史学开端于史官。而本书首章第一节即远古的传说，这就意味着白寿彝先生把中国的史学起源定格在远古神话传说。他说，“中国史学的历史起源，可以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无论从历史意识来看，还是从传述历史的形式来看，追本求源，中

[1]1国史学还是要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所以本书开篇便谈远古的神话传说，这体现着白寿彝先生的独特见解。

在我看来，本书利用神话和传说来说明历史，探索史学发展的渊源，是极具开创性的。从书中我们知道，远古的神话传说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战胜自然灾害和在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传说，主要有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农神烈山氏的柱、后稷周人的始祖弃等；一类是氏族由来和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传说，如禹、契、弃、公刘的传说，黄帝、蚩尤大战等。远古的传说不仅反映氏族社会人们的历史意识，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实的历史内容，包含更多的历史真实性。依据这些神话传说，我们可以了解到远古时期的神意史观。在这些零零散散的神话传说资料中，有关于远古时期英雄人物的故事，有关于氏族神的传说，有关于朝代更替原因的传说，“在具体事件上这些传说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作为当时人们的一种意识的存在却是真实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2]它们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白寿彝先生告诉我们，应透过神话传说的表象而注意其内在的思想性，并利用它们来探讨氏族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社会、神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原始意识，这种意识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文明时代史学家的历史观点的发展和史学的面貌。

在对待整个历史分期上，本书共八个章节，即八个分期，白寿彝先生既考虑到史学自身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又充分兼顾到史学发展与当时社会的关系这一横面；既突出了史学史的“史”的特色，又展示了中国史学发展大的趋势，使中国史学史的脉络清晰明朗。

2.注重史学发展脉络的整体性，同时在时代潮流中把握史学家的学术生活和成就 本书以时间顺序来阐述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贯通古今；同时注意史学家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的思想变化，把史学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及时代思潮中去考察，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如著者在介绍刘知几和《史通》时，不忘提及其所处时代背景。在隋唐时期，门阀地主形成和发展起来，代替了前一时期的世家地主，成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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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阶层，有不少皇朝重视以皇家力量组织官书的撰述，并作出了成绩，刘知几著《史通》正是得益于官书撰述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时代发展潮流中，著者还提到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理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他一方面提倡直书精神，认为直书产生“实录”，其社会影响是“令贼臣逆子惧”；另一方面，他始终维护“名教”观念，认为“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是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此，“实录直书”理论便在彻底性上大打折扣，强烈的“激扬名教”意识，也和直书原则“唱反调”。著者在分析刘知几的理论思想时，结合时代背景，阐明了隋唐时期极重的门阀观念是体现在刘知几思想和著作上的时代印记，从而，我们也能在时代大潮中把握史学家刘知几的思想变化。

在我看来，从时代潮流中把握史学家的理论和思想，从而看到时代潮流对其理论和思想形成的影响，我们也就能够辩证地看待史学家的思想理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站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章学诚的史学和方志学尚属封建文化的范畴，在其方志学的理论表述中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思想和道德。我们也就不能强求章学诚以新史学批判封建的旧史学，在时代潮流中，这不是生于乾嘉之世的章学诚所能承担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本章编者在著作中作了深刻的分析，见解是独到的。

3.注意史学发展同社会现象、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

在第二章第一节中，著者特别提到“尊儒和阴阳五行说、谶纬说的流行”这一内容，旨在说明社会现象、社会思想对史学发展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著者在书中提到“儒学国教化，也就是儒学的神化和思想的僵化，一切都是以统治者所能承认的教义为准则，必须顶礼膜拜，[1]3刻板地服从，这对于史学的演进当然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禁锢了史学家思想，钳制了史学发展多元化趋势。在论述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迷信思想的盛行对史学演进的影响时，书中分述两方面：一方面，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对包括史家在内的学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思想史上的低潮，对学术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刘向、刘歆父子著书宣扬阴阳五行说为封建政治服务；但另一方面，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考验，有识见的史家和学者在唯心主义思想泛滥的困难条件下，继承了孔子和司马迁以来不妄灾异、重视人事、重视总结政治成败经验的传统，对唯心迷信的邪说有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批判，如桓谭和王充所做的努力。

在我看来，把握史学同社会现象、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我们理解史学思想产生的影响因素和史学思想的时代印记。以第四章第二节中“理学对宋元史学思想的影响”为例，本书著者探讨了史学思想发展与理学间的相互关系。理学的产生，使这个时期的史学思想打上了的鲜明的时代印记，理学家关于天人问题的探究，左右着宋代史学求通的观点，同时，理学家把史学作为“格物穷理”的一种手段，求历史盛衰之理，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而史学思想的发展对理学体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的作用。把社会思想同史学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能明晰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从而在横向上把握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动机。

4.体现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学术传承

史学发展规律体现在诸多方面。在史书编撰体例上，白寿彝先生致力于史学在每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描绘其发展线索。如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编撰体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二十四史”相继继承和发展“纪传体”体例，白寿彝先生将其体例一一道出，以寻求著史书的规律性，同时，每谈及一部著作，必说明其体例，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都作论述。在史学思想的传承性上，白寿彝先生将每位史家的史学思想单作论述，如第二章第三节“刘氏父子的史学思想”、第三章第五节“杜佑的史学思想”、第四章第七节“马端临的史学思想”、第五章第三节“王夫之的史学思想”等，注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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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前后的内在联系。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上，白寿彝先生同样是采取类似论述方法，如第三章第七节“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其后对郑樵、马端临在历史文献学上的造诣也多加论述。这种一脉相承的写法，很好的体现了著者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建树。

在我看来，《中国史学史》的这种编写方式很好地体现了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领域著书的思想。以线条的方式将属于一个系统的知识很好地穿起来，逻辑性强，呈现一个完备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又反映发展的全过程和发展特点及内在规律性，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系统和明朗的概念体系。在前后对比对照中，找寻史学时代特点和运动规律。

5.著作内容丰富，细致入微，点面结合

对每一位编者来说，《中国史学史》都是他们智慧的结晶。该书内容翔实，引证丰富，细致入微。该书在整体上勾勒出中国史学发展的框架和脉络图，同时又对每个时期的史学发展面貌做了全面而又详细的论述。我们来看书中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继续发展”，开头两节，综述宋元时期史学、史学思想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在这其中包括六个小点来佐证宋元时期的史学发展的总体特点。在每一小点中，著者善于运用原始史料来论证其观点，让读者甚觉踏实。如著者直接采用《进<资治通鉴>表》中“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来阐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意图。

本书点面结合可谓匠心独运。“点”，最明显的体现是代表史家和代表著作的单独论述；“面”即是指史学发展的整体概貌。作为教本，该书十分注意史学史知识的全面性；作为学术著作，该书又在宽的基础上有重点地深入论述。通过“面”的论述，也就是俯瞰式的方法，我们对该时期的史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然后通过“点”的分节或分目对重要史家、史著、史学现象或史学思想进行细致剖析。通过对典型史著或史学现象的评述，精雕细琢般把史学发展的水平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来。

总的来说，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是高水准的中国史学史著述，有自己独特的体系、风格和规模，读后我们在感叹之余更多的应该是一份思考。

二、读《中国史学史》，我的几点认识

中国史学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演进，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国这片土地是中华民族的[3]1古代先民生息并创造了灿烂文明和辉煌历史的环境和舞台。”同样，我们回顾中国史学的发展，也不应该忽视这片孕育了几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中国史学的起源是远古的神话传说，我想，神话传说是离不开这块土地，离不开这片土地上的先民的生息、创造和探索。史学史知识的两块内容是过去的史学发展的状况和今天对那些史学面貌的理解，过去发生的史学正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杰出人物探求史学。历史在演进，史学在成长，史学史记录着史学的演进，环环相扣，中国史学发展的系统，在《中国史学史》中得到完美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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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极具教本特色。我们知道史学论文的表达方式有4种，即专著、论文、综合体史书和教材。教材区别于其他三种表达方式的特征在于其系统性和公允性，即以公允之心系统地陈述该领域尽可能全面的知识。教材的编写不要求对知识的创新，也不要求对已采纳的观点进行论证，至于论证，是读者需要做的思考，读者要懂得教本为什么这么说而不那么说；同时，教本旨在给读者一种总述方式上的一点启示和引导，这是《中国史学史》编写所秉承的一些准则。当然“那种教本中只能写大家公认的有结论的东西的说法和做法，对

[1]2于新兴的学科只能是一种阻碍”，所以本书在编写上也谋求一些变化，比如在编排体例（章节体，注意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和编写内容（远古神话、史学思想、历史文献学、历史文学史学著作）上都有一些创新。

当然，《中国史学史》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有些章节在论述过程中，引用史家著作内容有些过多。在第五章第六节“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大段引用章学诚原话，不利于本书著者的观点表达，同时给读者造成不便，有损教本的传播旨意。另外，书中对修史机构、史官制度的论及较少，我们只能从“皇朝史撰述的兴盛”、“明代官修史籍”等内容中初见修史机构、史官制度的端倪。当然，没有一部著作是十全十美的，尽管有一些缺点存在，我们却不能忽视《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所谓瑕不掩瑜。

一本《中国史学史》虽不能囊括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貌，但作为大学教本，其价值却不言而喻。读罢，写下一些东西，以飨劳自己。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薛莹.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散记[J].史学史研究：1987，01.[3]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