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资源利用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新

第一篇：中国水资源利用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新

中国水资源利用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中国水资源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3.1.1 水资源短缺问题突出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瓶颈。目前，干旱缺水的地区已涉及 20 多个省市区，其面积约 500万平方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面积的52%，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64%，占全国人口的 45%。当前中国农业每年正常用水缺 300多亿立方米，受旱面积达 3—4 亿亩，因旱灾减产粮食数百亿公斤，因缺水给工业产值造成的损失在 1200 亿元以上。在全国 600 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 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严重的城市达 130 多个，不少城市定时供水，居民与职工不得不半夜起床接水；有的城市甚至出现“理发不洗头，麻雀喝柴油”的奇特现象。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经济高速发展，工农业和人民生活用水将持续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据预测[59]，中国 2030 年需水总量为达到 7119亿立方米，可供水量为 6990亿立方米，届时将短缺水资源 129亿立方米，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供水总量为 5500亿立方米左右，要达到 2030 年可供水量，平均每年需要增加可供水量 100多亿立方米，这不仅需要投入庞大的资金，还要解决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环境问题，任务非常艰巨。3.1.2 水资源污染严重

由于用廉价淡水稀释污水从而达到排污标准成为众多排污企业的惯用伎俩，大量未经处理或处理过但仍不达标的废水、污水被直接排入江、河、湖、库等公共水体，甚至一些地区陷入“越污染—越缺水—越污染”的恶性循环，另外，滥用化肥、农药、水土流失对水资源带来了严重的面源污染。据统计，全国废污水年排放总量已从 1949 年的 20多亿吨增加到 2004 年的 693 亿吨，而污水处理率仅为 14%。在总长 13万公里的评价河段中，水质为 IV 类及以上水的污染河段高达 40.6%，全国 90%以上城市水域、50%的地下水和 75%以上的湖泊水域均不同程度地遭到污染；50%以上重点城镇水源达不到饮用水质标准。由于水资源污染日益加剧，部分公共水体的承载能力被突破，出现严重的水质的退化，导致了水资源可利用量的进一步减少，使原本短缺的水资源雪上加霜。3.1.3 水资源开发失序

许多地区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倾向，往往以牺牲水资源环境和持续利用为代价支撑经济的发展，导致水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处于无序的紊乱状态，水资源被严重透支，北方的黄河、淮河、海河开发利用率都超过 50%，其中海河已近90%，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合理限度 40%，打破了整个流域的水资源平衡，河流水资源的生态环境和再生能力被严重破坏。由于地表水资源不能满足生产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人们纷纷转而开采地下水资源，这一趋势在农村尤为明显，甚至出现“越缺水——越开采——越缺水”的恶性循环。水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全国形成区域性漏斗 100 多处，面积达 15 万平方公里，约有 50 座城市地面沉降，部分原有的水利设施被迫报废，工农业生产成本成倍上升，并对人们的生活用水安全造成直接威胁。此外，由于地下水资源的透支，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地下水体被海水或污水倒灌、地表水退出使用、湿地水质碱化、湖泊萎缩等诸多问题。

3.1.4 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现象严重

（1）农业用水量占全国总用水量的 70%左右，但水资源利用效率普遍不高，全国农业水资源灌溉的平均有效利用率约为 40%，而发达国家则达 70%以上；在水资源匮乏的西北地区，农业灌溉用水约占总用水量 90%，而平均有效灌溉利用率仅为 30%—40%，不足发达国家的一半水平。从灌溉方式来看，农民仍然习惯于“土渠输水、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新的节水灌溉技术推广进度有待加快。（2）工业用水的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仅为50%—60%，发达国家则已达到了 70%—90%，中国工业万元产值平均用水量为 103 立方米，而美国是 9 立方米，日本只有 6 立方米[60]。同时不少企业缺乏科学的用水观念，供水管道和用水设备因跑、冒、滴、漏等原因损失的水量约占取水量的 15%，个别的竟达到 50%。

（3）生活用水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据估算，因居民生活供水管道老化、水龙滴漏造成的用水损失达到了总用水总量的 20%。另外，城镇居民生活所用的抽水马桶费水量大，其用水量占到日常用水总量的 40%－50%，加上抽水马桶跑、漏水现象严重，全国每年因此浪费的水资源高达 10 亿立方米。3.1.5 水资源挤占问题突出

随着水资源紧张程度的加剧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城市用水和工业用水的经济效益大大高于农村用水和农业用水，政府将原本用于农村地区的水资源大量的地配置到城市和工业，而忽视了农村、农民、农业的用水公正，而且农村、农民、农业也没有得到必要的补偿，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致使部分农村地区的生产甚至生活发生困难，由此造成人们所说的用水“挤占”问题。水资源被过量挤占进一步加剧农业水资源的短缺，由于没有足够的水资源，农业可持续发展严重受到威胁。在陕西关中的调查和访谈中，我们发现农民在农业灌溉中只能浇“救命水”，而“增产水”和“蓄墒水”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甚至存在用污水灌溉的现象，可见水资源的“农转非”已经严重影响到粮食安全生产，“农业真危险”可得以窥视。面对水资源短缺的最为弱势、最为无奈群体——农民，不得不生产投入的加大：浇地的次数越来越多，井越打越深，泵越换越大，从而收入进一步减少，使得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与缩小城乡差距是背道而驰的；农业水资源被挤占间接地危及生态安全，因为遭受到挤占的农业用水不得不转争抢地表水资源或大量开采地下水资源，以致生态用水被严重挤占，引发了水资源衰减、河流断流、地表水水位持续下降以及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水资源“农转非”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业和城市用水紧张的局面，但同时工业和城市的水资源却被大量浪费，没有发挥应有使用效率，从而农民群体产生了类似“如果咱们不用，水就被城里人和工厂用掉了”的心理，从而在水资源的利用方面，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村产生了非良性竞争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从笔者的访谈和观察的情况来看，矛盾和冲突的发生频率、人数规模、持续时间、对抗程度都在逐步上升，而且矛盾和冲突还有向其它层面发展的趋势，如果不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势必影响到社会稳定。3.2 水资源利用困境产生的原因 3.2.1 自然原因

3.2.1.1 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和单位面积占有量少 中国水资源总量为 2.8 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它需要养育的人口众多，面积辽阔，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 2200 立方米，耕地亩均水量越为 1860 立方米，人均、亩均水资源量分别仅达到世界的 1/

4、3/4 水平，因而中国仍是世界公认的水资源最为贫乏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则更为突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 63.7%，水资源量则仅占全国的 18%，人均水资源只有 700 立方米，低于国际 1000 立方米的重度缺水标准[61]。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迅速膨胀，水需求和耗水量日益增长，水资源难以满足中国对水资源的迫切要求，根据 2006 年国际水资源管理学会的研究，2025 年中国将有 3.81 亿人口处于绝对缺水的状态。根据《中国 21 世纪议程》估计，2010 年全国人口为 14 亿，2030 年为 16 亿，中国水资源将短缺 14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将减少 1/5，降至 1700 立方米。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水资源的短缺势必决定了中国农业命脉不强、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水资源需求量将持续增长，中国的水资源将在 30 年内面临将不是短缺而是紧缺，届时，中国的水资源问题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突出，因之而产生的矛盾也将更为尖锐。因此，有效保护和节约用水,将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3.2.1.2 地区分布不均衡

由于受海陆分布和地形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水资源的地区丰枯状况差异比较大，总体状况是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呈现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果按年降水量划分，以年降雨量 400mm 划界，全国尚有 45%的国土面积处于干早、少水地带。沿海与内陆，南方与北方水资源的数量相差悬殊，使我国人口、水、土资源在地区组合上极不均衡。例如，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珠江流域、浙闽台、西南诸河等四片，面积占全国的 36.5%,耕地占全国的 36%，水资源量却占全国的 81%，人均占有水资源 4180 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值的 1.6 倍；亩均占有水资源量 4130 立方米，为全国平均值的 2.3 倍；辽河、海滦河、黄河、淮河四个流域片，总面积占全国的 18.7%，水资源总量仅相当于南方四片水资源总量的 10%；北方耕地占全国的 45.2%，人口占全国的 38.4%，水资源总量更少，特别是海滦河流域更为明显，人均、亩均占有水资源量分别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14%[62]。水资源的这种不平衡分所形成不相匹配的水土资源组合，必将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水土资源的合理利用。

3.2.1.3 水资源时间分布不均匀

由于受所处区域气候的影响，中国水资源在时间分配上，无论是年内还是年际，降水量和径流量变化幅度都很大，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大，并有连续的枯水年和丰水年交替出现现象，进一步加强了水资源格局的时续不均衡性。这种变化一般是北方大于南方。从全国来看，大部分地区冬春少雨，夏秋多雨。南方各省汛期一般为 5-8月，降水量占全年的 60%-70%，2/3 的水量以洪水和涝水形式排入海洋；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降水量集中在 6-9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70%—80%。这种集中降水又往往集中在几次比较大的暴雨中，极易造成洪涝灾害。中国降水量年际间变化很大，南方地区最大年降水量一般是最小年降水量的 2-4 倍，北方地区为 3-8 倍，并且出现连丰或连枯的情况。黄河和松辽河在近70 年内出现过 11—13 年的连续枯水年，也出现过 7-9 年的连续丰水年，水旱灾害频繁。水资源在时间上的分布不均匀，一方面给稳定的正常用水带来困难，比如，正是用水的春季反而少雨，而在用水量相对较少的季节有时又大量降水，导致降水与用水时间上的不协调，给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带来不便；另一方面，过分的集中降水或过分的干旱，容易形成洪涝灾害或干早灾害，会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影响。3.2.2 人为原因

3.2.2.1 水资源管理的良性互动不足

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公众参与明显不足，水资源规划、配置、利用、保护等方面的决策环节公众很少有机会参与，因而难以保证决策方案的最优化。在这种管理方式下，水资源信息流通渠道不畅，水资源管理的双方人们也不易从水资源高效利用、合理配置和有效保护等方面找到消除冲突、建立合作、达成集体行动的共同利益基点和合作基础，难以形成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念和社会行动。由于公众参与缺位，一些地方性水资源的管理政策公信力不高，甚至使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往往过分依赖政府强制力的方式推行，而不考虑各种水事活动的差异性，不但造成了管理低效，而且产生了政府和群众的对抗等不稳定现象。此外，公众由于文化素质不高及思想观念落后，参与水资源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农民普遍认为水资源管理与自己无关而是政府的事情，在清淤、修渠、节约用水等协作行为中，公众自主管理意识和合作能力低下，片面依赖政府，普遍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和行动倾向，许多地方灌溉渠道、机井等公共水利设施因维护、运行资金匮乏，处于半失管状态。

3.2.2.2 节水意识不强

水资源无价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例如人们习惯于把假东西、坏东西、贬义地称为“水货”等。人们习惯思想认为:我国有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对中国水资源的量的认识停留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层次上，在主观意识形成“资源无价，可以任意使用”的错误观念，建立在水资源无价的价值观下的人类行为，节水意识淡漠、浪费严重，造成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甚至在一些水资源较为短缺的地区，在用完水之后很长时间不关水龙头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被访谈者在回答“缺不缺水？”的问题时，毫不犹豫地回答“不缺”，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水龙头拧开就会有水流出，人们节水意识缺乏可略见一斑。目前，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民对节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尚不深刻，此外现行的政策安排下，也缺乏鼓励人们节约用水的激励机制。在很多地区，农业灌溉的方式仍以大水漫灌为主，一些节水的灌溉技术和方式，如喷灌和滴灌等方法，以及大棚种植技术等节水措施，较少为农民采用，这不仅是因为农民的节水意识较为淡薄，而是因为采用节水措施的成本和风险都很高，甚至高出农民的预期收入水平或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农民也不会自觉地遵守节水规范、选择使用节水的技术和设施。由此看来农民的节水意识的提高尚需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进行扶持。3.2.2.3 水资源行政管理落后 现行的水资源配置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中管理模式的产物，与现阶段的需要不相适应。政府水管部门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管理者，在水资源配置方面仍以行政命令统一调配为主，不承认水的商品属性，常常是国家养水，福利供水，其结果必然造成水资源价格严重扭曲，价格起不到调节供求的杠杆作用，过低的水价还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而水资源的公共物品性质，使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争相“搭便车”，区域、局部和微观的用水主体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短视倾向十分明显。

（1）从整合模式来看，计划经济时代的水资源管理的整合模式是以两个基本条件为前提的，即国家对水资源的全面垄断和自上而下的总体性组织系统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转。但改革开放以来，这两个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水资源的垄断已明显弱化，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由单纯依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转变为计划与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其次，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的总体性组织不复存在；最后，城市中的企业改革使企业逐渐成为一种纯经济性组织，总体性组织的特征明显减少。从而，这就使得国家通过其总体性组织实现基层社会水资源管理的整合能力大大下降。

（2）从整合对象来看，处于中央集中计划管理的社会体制下，水资源管理的对象是在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代表、在城市以公有制单位为特色的所有社会组织，并且每一组织能且只能通过国家统一调配获取所需水资源，与国家的关系上所有社会组织都缺乏独立利益和自主权。在这种格局下，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纳入各种组织中，也就为传统水资源管理这一社会行动系统奠定了先赋性整合基础——社会分化程度低、分化速度慢、具有同质性。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决定了水资源管理对象的单一性，在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国家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整合能力。然而，随着社会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国家对单位制组织的现代化企业转轨，社会上涌现了众多的新角色群体和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等），进入公共水资源的行动主体由以往的国家或者集体分化为多个行动主体——集团规模扩大化、用水结构分散化，水资源管理需要整合的对象的结构和特征都产生了巨大社会变迁。

（3）水资源管理需要坚强的法制保障和全面统一管理,而目前这两者都很薄弱。长期以来，水资源管理条块分割、部门分割现象极为严重，极不利于水资源的统筹管理，1988 年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虽然明确规定了水资源归国家所有，在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域和水工程保护、用水管理等方面作了许多规定，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许多水资源管理问题，如对水资源费的征收的原则和管理使用办法、生态环境用水、水资源使用权和排污权的转让等没有明确规定。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进行了修订，并从 2002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虽然在法律安排上流域实现了水资源统一管理，但尚有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如流域机构的作用与地位问题，流域统一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的结合和协调问题，以及相关的配套法律的制订问题等等都没有落实。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有关全面节水的法规,节水工作缺乏法律依据，更谈不上有效监督管理，不可能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高度解决好节水的问题。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现行水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屡屡发生。3.2.2.4 环境伦理道德失范

所谓环境伦理道德规范，就是用以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相处的行为准则，是判断人对自然行为善恶的标准。所谓环境伦理道德失范，是指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遵守根本的环境伦理道德原则或现行的环境伦理道德原则，无法正确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现象。从理论上讲，环境伦理道德失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在哲学层面，在指导思想上扭曲了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认为人是万物的统治者，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斗争的关系；二是在实践层面，在人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缺乏判断人对自然界的善恶标准[63]。长期以来，“人定胜天”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用水行为的观念、意识、制度、社会情境和相应的社会心理结构以及围绕水资源利用而产生的社会互动模式，由于缺乏必要保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激励和约束，人们在谋求自身及社会生存、发展的进程中，主观上没有重视人、水资源与社会和谐相处与协调发展的关系，忽视水资源及其相互依存的自然环境的客观容纳能力、运移变化规律，破坏了水资源环境系统和人类社会生活生产系统的和谐，客观上以随意开采、浪费，甚至污染和破坏水资源及其生态环境行动方式取得了“征服”和“战胜”水资源的短暂胜利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然而这种“胜利”和“发展”的代价是沉重的，引发了诸如水资源短缺、水资源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又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生态环境的退化问题，如森林和草场毁坏、土壤的盐渍化和沙化、湖泊干涸等等。人们对水资源及其环境的“只取不予”行为受到惩罚。

3.2.2.5 水资源未能得到最有效的配置（1）为水资源管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失调，水利开发与扶贫移民、扶贫开发、地区发展相脱节。例如，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虽然给下游地区带来了 50—60 亿元的经济效益，但给上游地区带来 200 多万亩粮田的损失和难以解决的 90 多万移民问题，这些移民至今还有很多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他们生存和发展权益的损失更是不可估算。

（2）流域水资源存在倒序开发问题。所谓倒序开发，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依次有中下游发达地区向上游的欠发达地区转移，一个地区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与该地区在流域中可获得的水资源量成反比关系，水资源从节水效果好、动力强的地区向节水技术欠缺、节水意识薄弱的地区转移。流域水资源的倒序开发实质上是水资源配置低效的结果之一，不利于激励人们进行节约用水，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对水资源浪费行为起到了一定诱导作用，极不利于水资源的持续利用。同时，倒序开发也进一步加剧了在水资源利用中大量挤占趋势，突出表现为上游挤占下游用水、发达地区用水挤占欠发达地区用水城市用水挤占乡村用水用水、工业用水挤占农业用水、生产生活用水挤占生态用水等，处于水资源开发和使用中弱势群体的用水权利难以保证。

第二篇：中国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国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环境污染中，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是最大的问题。

造成严重污染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有八个方面的原因：

1、发达国家的污染环境的企业，大量搬迁到发展中国家。我们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引进这类企业，还给予各种优惠政策。

2、国内一些中小企业，不重视保护环境。甚至净化污染物的设备只是摆设，是为了应付检查而设置的,平时随意排污。

3、政府有关部门只追求经济指标，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凡是出现的重大污染事件，都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渎职有关。

4、对于造成污染的企业，处理不力。发生了大的污染事故，只是象征性的罚款，起不了警示作用，当地政府甚至于包庇纵容。

5、对于洋垃圾走私的处理不力，以至于有的地方、有的人敢于从国外搞了洋垃圾来赚钱，却污染了自己的环境。

6、城市的盲目扩大、发展，忽视公共交通，不切实际地发展私家车，造成交通堵塞，机动车尾气排放严重污染大气环境。

7、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

8、城市垃圾没有好好处理，没有分类收集，造成垃圾污染。

中国环境问题及水资源问题解决中国环境十大问题

1、大气污染问题:

2000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95万吨，居世界第一位。据专家测算，要满足全国天气的环境容量要求，二氧化硫排放量要在现有基础上至少削减40%。此外，2000年中国烟尘排放量为1165万吨，工业粉尘的排放量为1092万吨。大气污染是中国目前第一大环境问题。

2、水环境污染问题:

中国七大水系的污染程度依次是：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其中42%的水质超过3类标准（不能做饮用水源），全国有36%的城市河段为劣5类水质，丧失使用功能。大型淡水湖泊（水库）和城市湖泊水质普遍较差，75%以上的湖泊富营养化加剧，主要由氮、磷污染引起。

3、垃圾处理问题:

中国全国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达8.2亿吨，综合利用率约46%。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1.4亿吨，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不到10%。塑料包装物和农膜导致的白色污染已蔓延全国各地。

4、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

目前，中国国土上的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陆地总面积的27.3%，而且，荒漠化面积还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中国每年遭受的强沙尘暴天气由50年代的5次增加到了90年代的23次。土地沙化造成了内蒙古一些地区的居民被迫迁移他乡。

5、水土流失问题:

中国全国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多亿吨，每年流失的土壤养分为4000万吨标准化肥（相当于全国一年的化肥使用量）。自1949年以来，中国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总量达4000万亩，这对中国的农业是极大损失。

6、旱灾和水灾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年均受旱灾的农田为1.2亿亩，90年代上升为3.8亿亩。1972年黄河发生第一次断流，1985年后年年断流，1997年断流天数达227天。有关专家经调查推测：未来15年内中国将持续干旱。而长江流域的水灾发生频率却明显增加，500多年来，长江流域共发生的大洪水为53次，但近50年来，每三年就出现一次大涝，1998年的大洪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7、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破坏较严重的国家，高等植物中濒危或接近濒危的物种达4000-5000种，约占中国拥有的物种总数的15%-20%，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在联合国40种世界濒危物种中，中国有156种，约占总数的1/4。中国滥捕乱杀野生动物和大量捕食野生动物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屡禁不止。

8, WTO与环境问题:

中国加入WTO将面临两方面新的环境问题。一方面是国际上的“绿色贸易壁垒”。由于中国目前的环境标准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的食品、机电、纺织、皮革、陶瓷、烟草、玩具、鞋业等行业的产品将在出口贸易中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的矿产、石材、药用植物、农产品、畜牧产品的大量需求，可能会加重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同时，中国可能成为国外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的地点和大量的国外工业废物“来料加工”的地点，这将极大地加重中国的环境问题。

9、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

三峡工程是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巨大的水利工程。该工程定于2003年开始发电。三峡建成后对地质环境、水资源环境、生态环境（涉及库区两岸和整个上游地区）的影响，以及如何有效防治库区污染是目前摆在三峡建设者面前的大课题。三峡工程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环境问题。

10、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难降解的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开始显现。国际上今年签署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其中确定的首批禁止使用的12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中国的环境介质中多有检出，中国是公约的签字国。这类有机污染物具有转移到下一代体内，并在多年后显现其危害的特点，也被称为“环境激素”或“环境荷尔蒙”，危害严重。目前这类有机污染物广泛存在于工农业和城市建设等使用的化学品之中。

下面就中国水资源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加以论述

资源有限

中国水源污染问题，已成为全球最严重的地区，由于水污染问题加剧，目前城镇供水安全保障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的水资源非常有限，根本无法满足十三亿人口，目前人均水资源只有二千二百立方公尺，只是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由于水资源分布极端不均，主要集中在云南、西藏、青海等西部地方，而七大河川中的五大河流都严重受污染。在先天不足而又后天残缺的问题下，高速城市化又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这为水资源带来更巨大的压力。目前中国六百多个城市的污水处理率已达百分之四十五点七，但还有近三百个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绝大多数的镇没有污水处理厂，地下水污染严重；不少城市已建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不佳，污水处理的监管机制亟待建立。

浪费严重

专家指出,我国现在浪费水资源的现象十分严重。农业是水资源的浪费大户。在我国,“土渠输水、大水漫灌”的农业灌溉方式目前仍在普遍沿用,灌溉用水一半在输水过程中就渗漏损失了,耕地自然降水利用率只有45%左右。

因为现有用水设施技术落后,目前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3立方米,日本只有6立方米;目前,我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仅为55%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不讲节约、铺张浪费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仅城市便器水箱漏水一项每年就损失上亿立方米。专家坦言,我国多数城市水资源实际漏失率全国平均数应在30%以上。

建设节水型社会是唯一出路

水利部长汪恕诚日前再次强调,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根本出路。由43位院士和300名专家提交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认为,解决我国水的问题,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战略举措,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实践证明,建设节水型社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干旱缺水问题唯一的选择。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使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

专家也指出,目前,随着全社会节水意识的提高和政府相关措施的落实,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全国年用水总量正在得到控制,用水效率在不断提高,节水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国民经济近年来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而全国年用水量(不含工业的重复用水量)并未出现大的变化,稳定在5500亿立方米左右。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农业节水初见成效,工业用水实现“增产不增水”,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年均递减9%

中国面临着水资源的严重短缺和污染，人均水资源量为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由于地区间和年际间分布严重不均衡，北方和沿海地区的水资源供需矛盾犹为突出。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形象化的表述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造成这种现象有自然的因素，有人为的因素。据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人士介绍，中国的水坝数量世界第一，全世界12万座的各类水库中，中国就占了一半。以淮河为例，治淮半个世纪，淮河流域建成大中小水库5300多座。在这些大坝的控制下，河流的自然水文性质被改变，水体稀释自净能力急剧下降。枯水季节，整条淮河基本不流动，成了死水，不仅“五毒俱全”，而且浓度极高。丰水季节，尤其上中游泄洪时，高浓度污染团顺流而下，形成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污染。

实事求是地说，解决中国当下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的焦点有三个：开源、节流、治污。这三个基本问题的解决与目前的管理体制问题关联性不大，着力渲染“一龙治水”，对中国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的解决没有益处！

下面从互相关联的三个方面加以简要的说明：

开源：

众所周知，在一个国家里决定水资源总量，天然因素占了绝对的成份。解决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在开源方面有两个思路：一是实施远距离调水，筑坝蓄水是必备条件；一个是寻求新的水源包括污水资源化、海水（苦咸水）淡化等。积极推动污水再生利用、雨水收集利用以及海水综合利用增加了实际“可用”的水资源量，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源。如何在尽量减少对自然的干预和扰动的条件下，增加可用的水资源量，需要政府各部门、各行业和科研院校的合作与努力。实际上，调水并没有开发新的水源，只是对水资源存量的重新配置，这种重新配置可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必须指出的是，远距离调水特别是跨省、市的调水成为必要时，不可能由政府哪一个部门，独自主宰，甚至简单地发一纸文件就能解决。强势政府的存在是水资源重新配置得以实施的重要支撑，协商机制、市场调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地区利益的博弈，相关地区政府之间的友好协作等等是水资源重新配置得以实施的重要因素。当然，政府主管部门必要的技术性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期望“一龙管水”解决水资源的配置问题并进而解决开源问题简直是异想天开！

节流：

从全局上说，节约用水主要体现在三大部分：一是农业用水，一是工业用水，一是城市居民用水。概括地说，节约用水要重点解决以下问题：即用水主体观念上的革新和重视，节约用水习惯的养成，技术进步和设备改造更新，用水价格调节作用的发挥等等。在这些方面上，政府、企业l单位、居民必须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农业用水是中国水资源消耗最大的产业部门，农业用水的集约化、科学化，对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意义十分重大，而这有赖于农业灌溉方式的变革和种植结构的调整。农业灌溉方式的变革受制于农民成本收益的计算、农民的承受能力和技术革新及其推广应用；种植结构的调整受制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三农问题紧密相关。在农村地区我国历来实行“一龙治水”，水利部门为此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农业节水的潜力挖掘和行动实施及其所做的贡献距离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的要求相距甚远。工业节水，一与国民经济布局相关——水资源缺乏地区不上高耗水项目，二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设备改造相关——科学利用工业循环水，三与水价密切相关——超定额加价是基本手段。这些方面与政府的决策密切相关，已经成为城市节约用水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互相配合开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居民节水，主要与城市居民的节约用水观念和习惯，与水价的高低和构成有关。另外，从大概念上说，与城市规划、建筑物的构造、城市水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城市水处理单位的运营绩效等也很有关系。目前，阶梯水价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发挥杠杆调节作用。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供水管网改造的国债资金已经陆续到位，建设部对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的控制做了明确规定和要求，城市供水企业正在积极行动，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供水企业资金的筹措和落实。必须说明的是，漏损控制也还要考虑经济核算的合理性问题，换言之，并不是漏损率越低越好。

治污：

农业污染、工业污染、居民生活用水污染是中国水污染的三大主体。污染治理既有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又有水源保护的意义。在农村地区我国历来实行“一龙治水”，但农业的水污染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不仅对农村的环境造成损害，对城市水源也构成很大的威胁，只不过由于农村地域广大，大部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低下，农业用水污染问题尚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工业污染治理，包括城市里的工业企业和位于农村的乡镇企业污染治理。工业废水治理的关键是革除地方保护主义。一些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屈从于当地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畸形发展经济的压力，对企业违法排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远不是“一龙治水”就能解决的。城市居民生活污水处理已经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各级城市建设管理部门按照中央的部署，将城市污水处理设施作为重要的城市公用设施纳入城市规划，鼓励各种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实行市场化运营，改革成效显著，城市污水处理率稳步提高。目前，城市居民污水处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格体系和监管体制，在设施建设上进一步完善污水管网的配套，加快提高处理率，在市场化改革方面进一步加以规范和提高水平。

解决中国水污染问题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事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应该及时厘清和把握存在的主要问题，坚决舍弃“一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强化公众参与，积极寻求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政府各部门更应该立足大局，立足“三个代表”，超越门户之见，各尽所能，协同作战，扎扎实实、勤勤恳恳为国家、为人民做有益的事。

我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强科学性，适应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必须实事求是，全面统筹，避免不必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改变对政府正常工作的负面影响，避免为不必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改变支付昂贵的成本。

第三篇：2011年中国水资源利用情况

三、水资源开发利用

供水量 供水量指各种水源为用水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水量之和，按受水区分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和其他水源统计。地表水源供水量指地表水工程的取水量，按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调水工程四种形式统计；地下水源供水量指水井工程的开采量，按浅层淡水、深层承压水和微咸水分别统计；其他水源供水量包括污水处理回用、集雨工程、海水淡化等水源工程的供水量。海水直接利用量另行统计，不计入总供水量中。2011年全国总供水量6107.2亿m3，占当年水资源总量的26.3%。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4953.3亿m3，占总供水量的81.1%；地下水源供水量1109.1亿m3，占总供水量的18.2%；其他水源供水量44.8亿m3，占总供水量的0.7%。与2010年相比，全国总供水量增加85.2亿m3，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增加71.7亿m3，地下水源供水量增加1.8亿m3，其他水源供水量增加11.7亿m3。

在地表水源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量占32.3%，引水工程供水量占33.7%，提水工程供水量占30.4%，水资源一级区间调水量占3.6%。全国跨水资源一级区调水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向其左右两岸的海河和淮河流域调水，以及长江下游向淮河流域的调水，其中，海河流域引黄河水39.5亿m3，淮河流域从长江、黄河分别引水89.6亿m3和27.2亿m3，山东半岛从黄河引水15.7亿m3，长江流域从淮河、钱塘江、澜沧江分别引水4.9亿m3、0.03亿m3和0.7亿m3，桂贺江从湘江引水0.3亿m3，甘肃河西走廊内陆河从黄河引水2.6亿m3。在地下水供水量中，浅层地下水占83.8%，深层承压水占15.8%，微咸水占0.4%。在其他水源供水量中，污水处理回用量32.9亿m3，集雨工程水量10.9亿m3，海水淡化水量1.0亿m3。2011年全国海水直接利用量604.6亿m3，主要作为火（核）电的冷却用水。海水直接利用量较多的为广东、浙江和山东，分别为252.1亿、182.3亿和57.4亿m3，其余沿海省份大都有数量不多的海水直接利用量。

各水资源分区中，南方4区供水量3340.8亿m3，占全国总供水量的54.7%；北方6区供水量2766.4亿m3，占全国总供水量的45.3%。南方4区均以地表水源供水为主，其供水量占总供水量的95%左右；北方6区供水组成差异较大，除西北诸河区地下水供水量只占总供水量的20.5%外，其余5区地下水供水量均占有较大比例，其中海河区和辽河区的地下水供水量分别占总供水量的63.8%和51.7%。各省级行政区中，南方省份地表水供水量占其总供水量比重均在90%以上，而北方省份地下水供水量则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河北、北京、河南和山西4个省（直辖市）地下水供水量占总供水量的一半以上。

用水量 用水量是指各类用水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水量之和，按生活、工业、农业和生态环境四大类用户统计，不包括海水直接利用量。生活用水包括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其中城镇生活用水由居民用水和公共用水（含第三产业及建筑业等用水）组成；农村生活用水除居民生活用水外，还包括牲畜用水在内。工业用水指工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用于制造、加工、冷却、空调、净化、洗涤等方面的用水，按新水取用量计，不包括企业内部的重复利用水量。农业用水包括农田灌溉和林、果、草地灌溉及鱼塘补水。生态环境补水仅包括人为措施供给的城镇环境用水和部分河湖、湿地补水，而不包括降水、径流自然满足的水量。2011年全国总用水量6107.2亿m3。生活用水789.9亿m3，占总用水量的12.9%；工业用水1461.8亿m3（其中直流火（核）电用水量为437.5亿m3），占总用水量的23.9%；农业用水3743.5亿m3，占总用水量的61.3%；生态环境补水111.9亿m3（不包括太湖的引江济太调水16.0亿m3、浙江的环境配水23.7亿m3和新疆塔里木河大西海子下泄水量、塔里木河干流沿岸胡杨林生态用水、阿勒泰地区河湖补水等生态环境用水量25.0亿m3），占总用水量的1.9%。与2010年比较，全国总用水量增加85.2亿m3，其中生活用水增加24.1亿m3，工业用水增加14.5亿m3，农业用水增加54.5亿m3，生态环境补水减少7.9亿m3。

按水资源分区统计，南方4区用水量3340.8亿m3，占全国总用水量的54.7%，其中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态环境补水分别占全国的63.5%、75.4%、45.4%、33.5%；北方6区用水量2766.4亿m3，占全国总用水量的45.3%，其中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态环境补水分别占全国的36.5%、24.6%、54.6%、66.5%。与2010年相比，松花江区和长江区增加较多，分别增加38.9亿m3和26.9亿m3，主要是农业用水增加所致；淮河区和黄河区分别增加19.0亿m3和12.2亿m3左右；其余水资源一级区用水量增减数量不大。按东、中、西部地区统计，用水量分别为2220.3亿m3、1967.5亿m3、1919.4亿m3，相应占全国总用水量的36.4%、32.2%、31.4%。生活用水比重东部高、中部及西部低，工业用水比重东部及中部高、西部低，农业用水比重东部及中部低、西部高，生态环境补水比重西部高、东部及中部低。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用水量增加5.5亿m3，中部地区用水量增加88.0亿m3，西部地区用水量减少8.3亿m3。总用水量增加10亿m3以上的有黑龙江、江西、吉林和山西4个省，以农业用水增加为主；增加5亿~10亿m3的有湖北和福建2个省，湖北以农业和生活用水增加为主，福建以工业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增加为主。在各省级行政区中用水量大于400亿m3的有江苏、新疆和广东3个省（自治区），用水量少于50亿m3的有天津、西藏、青海、北京和海南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75%以上的有新疆、宁夏、西藏、黑龙江、甘肃、海南和青海7个省（自治区），工业用水占总用水量40%以上的有上海、重庆、湖北3个省（直辖市），生活用水占总用水量20%以上的有北京、天津、重庆、广东和浙江5个省（直辖市）。

根据1997年以来《中国水资源公报》统计，全国总用水量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其中生活和工业用水呈持续增加态势，而农业用水则受气候和实际灌溉面积的影响呈上下波动、总体为缓降趋势。生活和工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比例逐渐增加，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比例则有所减少。按居民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生态环境补水划分，2011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占8.5%，生产用水占89.6%，生态环境补水占1.9%。在生产用水中，第一产业用水（包括农田灌溉，林、果、草地灌溉，鱼塘补水和牲畜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2.8%，第二产业用水（包括工业用水和建筑业用水）占24.7%，第三产业用水（包括商品贸易、餐饮住宿、交通运输、机关团体等各种服务行业用水量）占2.1%。

用水消耗量 用水消耗量指在输水、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发、土壤吸收、产品吸附、居民和牲畜饮用等多种途径消耗掉，而不能回归到地表水体和地下含水层的水量。灌溉用水消耗量为毛用水量与回归地表、地下的水量之差，工业和生活用水消耗量为取水量与废污水排放量及输水的退归水量之差。2011年全国用水消耗总量3201.8亿m3，耗水率（消耗总量占用水总量的百分比）为52%。农田灌溉耗水量2078.9亿m3，占用水消耗总量的64.8%，耗水率62%；林牧渔业灌溉/补水耗水量283.8亿m3，占用水消耗总量的8.9%，耗水率74%；工业耗水量354.0亿m3，占用水消耗总量的11.1%，耗水率24%；城镇生活耗水量150.4亿m3，占用水消耗总量的4.7%，耗水率30%；农村生活耗水量245.5亿m3，占用水消耗总量的7.7%，耗水率85%；生态环境补水耗水量89.2亿m3，占用水消耗总量的2.8%，耗水率80%。

废污水排放量 废污水排放量指工业、第三产业和城镇居民生活等用水户排放的水量，但不包括火电直流冷却水排放量和矿坑排水量。经调查统计分析，2011年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807亿t，其中大于30亿t的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四川10个省（自治区），小于10亿t的有天津、山西、内蒙古、海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水指标 2011年，全国人均用水量为454m3，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用水量为129m3。农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为415m3，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10，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为78m3，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含公共用水）为198L/d，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82L/d。与2010年相比，全国人均用水量、农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城镇及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变化不大；按可比价计算，2011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2010年减少了7%和9%。按东、中、西部地区统计分析，人均用水量分别为402 m3、465m3、531m3，即东、中部小，西部大；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差别较大，分别为76m3、154m3、191m3，西部比东部高近1.5倍；农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为383m3、365m3、522m3，依然是西部大；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为50m3、87m3、69m3，呈东部小，中、西部大的分布态势；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呈东部大，中、西部小的分布态势。从水资源分区看，南方4区各项用水指标均高于北方6区，其中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高出1.7倍，农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高出近45%。各水资源一级区中，人均用水量最高的是西北诸河区，最低的是海河区；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最高的是西北诸河区，较低的是海河区、淮河区、辽河区和东南诸河区；农田实际灌溉面积亩均用水量最高的是珠江区，较低的是海河区和淮河区；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高的是西南诸河区和长江区，较低的是海河区、黄河区、辽河区和淮河区。因受人口密度、经济结构、作物组成、节水水平、气候因素和水资源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省级行政区的用水指标值差别很大。从人均用水量看，大于600m3的有新疆、宁夏、西藏、黑龙江、内蒙古、江苏、广西7个省（自治区），其中新疆、宁夏、西藏分别达2383m3、1157m3、1025m3；小于300m3的有天津、北京、山西和山东等10个省（直辖市），其中天津最低，仅174m3。从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看，新疆最高，为792m3；小于100m3的有北京、天津、山东和浙江等12个省（直辖市），其中天津、北京分别为20m3和22m3。

根据1997年以来《中国水资源公报》统计，用水效率明显提高，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均呈显著下降趋势，农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总体上呈缓慢下降趋势，人均用水量基本维持在410～450m3之间。2011年与1997年比较，农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由492m3下降到415m3；按2000年可比价计算，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由705m3下降到208m3，14年间下降了70%；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363m3下降到114m3，14年间下降了69%。

第四篇：中医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范文模版）

【关键词】 中医 发展

传统中医正面临 现代 医学的严峻挑战，中医药服务领域缩小、中医药特色和优势淡化、理论 创新没有突破性进展等 问题，引起了 社会 各界的高度关注，不少学者对 影响 中医学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探讨。本文采用情报学 方法，将有关观点加以整理、归纳，供同道 参考、研究。1 问题

1.1 中医药服务领域在缩小，特色优势有淡化趋势 国务院研究室与 科技 部等共同完成的《当代中医药发展与管理改革研究》报告：“ 目前 全国有2800多所等级中 医院，但没有一家是真正传统的中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据统计，2001年全国中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只占40%，西药则占60%［1］。”另有资料表明，我国中医医院普遍存在“三低”现象，即中医 治疗 率低、危急重症就诊率低、中草药使用率低。尤其是住院病人被采用中医药治疗的更少。2004年在全国中医院住院的病人中，所使用的西药费用占整个住院费用的37.4%，中成药费用占6.57%，中草药仅占l.5%；中医院的中医治疗率逐年下降，2003年中医治疗病案仅占全部病案的18%，比2000年的28%下降了10%。与此相关的是，2004年中医院的危、急重症病人就诊率分别为3.56%和24.47%，均比上年下降1个多百分点，全国县级中医院的床位使用率刚刚过半［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省市中医医疗需求与服务调查》数据显示，农民选择愿意看中医的比例比1988年时下降了10个百分点，慢性病患者就诊中医的比例从原来的2/3变成现在的38.34%。

1.2 中医药人才短缺 有关统计结果表明，1949年全国西医人员仅有8.7万人，而到2001年，已达到175万人，增加了20倍；中医人员1949年全国有27.6万人，到2001年为33.4万人，仅增加了21％。在全国当今人口中，平均4000人中才有一名中医。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且均已70岁以上高龄；20世纪50年代，以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大夫也为数不多；其后主要是按西医式 教育 培养的中医，在传统中医上有真正成就者甚寡，纯正中医后继乏人已成严重问题。现有中医人员中受学历不等、院校教育课程配置差异及专业思想不稳固等因素的影响，相当一些人中医离宗，用药背道，对望诊、脉诊具有真实功夫者已渐寥寥［1］。

1.3 中医药不能正常地在 农村 健康保障中发挥作用 从我国社会发展的 历史 经验来看，中医药一直是长期支撑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基础。特别是新 中国 成立以来，中医药曾经作为主要医疗科技要素支撑了农村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农村的初级卫生保健。而这种以低成本取得高效率的医疗保障模式正逐步衰落、解体。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由1970年代鼎盛时期的90%，1980年代猛降至10%以下，最低时覆盖率只有5%左右［3］。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教委1992年12月3日发布的《关于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开办农村青年不包分配班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数据统计，1991年农村每千人口平均有中医不足0.2人，却承担着农村近1/3的医疗、预防保健任务，农民“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困扰中国农村稳定发展的严重问题［4］。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进行了评价，中国被排在倒数第4位。

1.4 基础研究滞后，研究方法缺乏创新 80年代中期，中医多学科研究经过多年的酝酿，适时地出现在医坛，整个中医学被作为研究对象而置于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的观察之中，这种研究顺应了当代 科学 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科学的理性真正切入中医学的体层，预示着中医发展可能发生一次新的突破。中医现代化的提出，更是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共鸣。然而，多学科研究在阐明部分中医理论中蕴含的现代科学思想后，便步履艰难，并未形成指导临床实践的 应用 理论；中医现代化也只是句口号而已，其内涵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制约中医药研究的瓶颈问题日益突出：基础研究薄弱，低水平、重复性研究过多，科学层次上的关键问题提炼不够，没有明确稳定的中长期研究方向，难以形成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研究的思路方法上，多学科尤其是大学科介入中医药研究领域不足，学科间接触不良、交融不畅，难以形成学科碰撞，缺乏能带动整个行业发展及科学诠释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原创性成果。1.5 中医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徘徊不前 我国的中药材出口在80～90年代前期一直呈稳步增长的趋势，但从1996年开始，出口不仅不增长，还出现了连年的下降，1999年的中药出口是1995年的69％。据前国家经贸委统计，中医行业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两年低于医药行业平均水平，中药的出口创汇已经连续十年徘徊在5亿元上下，我国的中医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仅为5%［5］。2 原因 分析

2.1 影响中医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 由于中医学形成之时科学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对 自然、人体的认识都很模糊，所以中医学在形成过程中更多的是吸取了古代思辨 哲学 的成果，引入“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等概念，采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来笼统地认识人体，以“司外而揣内”的模式来诊断疾病，因此带有明显的封建社会印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 使科学技术缺乏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封建伦理道德又限制了对人体的微观形态学探索。作为农耕经济的产物，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朴素唯物论、辩证法，基本方法是综合，着眼于客体的宏观、动态、联系、功能的考察，相对忽视了事物的微观结构，具有一定的揣测性；而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科技是机器 工业 的产物，其哲学基础是机械唯物论，基本方法是分析，追求客体的微观、静态的物质结构，相对忽视了事物的宏观整体、动态过程及联系、功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两相比较，特征相反，概念、原理、方法无通约性和衔接点，二者均难把对方完整地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此乃100多年来中西医汇而未通、结而不合的根源，因而形成了医学的多元化模式，虽各具特色优势，但中医则较难引入现代科学技术［6］。中医学抽象的理论不易为现代人所理解，其较慢的疗效、繁琐的服药方法也难以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快节奏相适应。2.2 影响中医发展的文化因素

2.2.1 传统尊经崇古思想的制约 在崇古文化观念的背景下，中医言必“经云”，书必“仲师”，中医经典《内经》、《伤寒论》成为中医理论的最高准则，是衡量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和处理正确与否的标准，当作永恒不变的真理，不敢有所怀疑，以致中医的经典被历代名家注而又注，疏而又疏，训而又训，只停留在对经典的注释、考据上，不但抵制西医，甚至拒绝现代科学技术，使中医学难以按照疾病具体变化认识它的本质 规律。中医界存在的“厚古薄今”、“惟我独尊”的思潮，长期以来束缚着中医学术的发展［7］。

2.2.2 民族虚无主义和现代实用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传统文化一直在受批判，中医也试图割裂自己和传统文化的渊源与关系，甚至对中医从理论到实践全盘否定。在“中医现代化”的口号下，采用西方唯科学主义的实验研究成了中医发展的指导思想，把盲目改造中医传统、简单模仿西医当成中医现代化的方向［8］。

2.2.3 “重道轻艺”观念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一直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禁锢，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上重视“形而上”的研讨，而忽视“形而下”的探求，造成了“重道轻艺”的不良倾向。2.3 影响中医发展的教育因素

2.3.1 传承教育的局限性 传统中医学术的继承主要靠师传、私塾、自学等方式，使人们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加之医家各承爱技，秘而不传，导致一些实践医学得不到继承和发展，中医许多成功的经验，往往只属于个人，很难成为医学界共同掌握的技术。

2.3.2 中医教育西化近几十年来，中医院校培养真正的中医不多，中医科研上有成就者很少，名中医更是罕见，根本原因是中医教育西化，传统中医文化与中医技能被轻视、被遗忘、被丢失。进校后外语是硬要求，古汉语训练不严格，导致许多学生基本上看不懂中医古籍著作，多数人没有认真读过、也读不懂《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许多中医药硕士、博士生 学习研究的不再是中医药领域，不是在中医理论基础及临床诊疗水平上加强与提高，而是按照西医培养的要求重仪器、重实验。学校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中医教育西化，严重影响了这些起传承作用研究生的中医药职业观念［1］。

2.3.3 现代教育缺乏优势比较和解说 中、西医药学两大学术体系全然不同：中医药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主要根据系统模型及形象思维、辩证逻辑等方法构建并形成理论体系，其医理深奥、玄秘而较难理解；西医的理论体系则是依据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根据解剖分析、实验研究的成果而构架完成，直观明了，易于接受。这两种体系的课程并存设置而未能进行合理的优势比较和解说，容易造成中医院校的学生对两大医学体系思想方法和观念上的对抗与冲突，出现不同程度的“西化”倾向，对培养中医药人才带来负面影响［9］。2.4 影响中医发展的经济原因

2.4.1 中医医疗项目价格偏低 据对全国102所中医医院现在执行的国家公布的97项中医医疗项目价格的调查，在 计算 出了成本的54个项目中，有40项处于亏本状态，亏损项目将近3/4。经济杠杆的制约使相当多的中医院不得不放弃中医特色和优势而大量开展收费较高、见效益较快的现代医学检查、治疗和手术，或过度开展特需服务，以补偿中医服务的亏损。目前约有1/3的县级中医院连生存问题都没能解决好，一味要求它们只能发展价格低廉的中医，无论对事业发展还是病人需要，都是不现实的［2］。

2.4.2 农村集体经济解体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50年代以来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纷纷解体，乡村两级基层卫生组织失去了集体经济的依托，原有村级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体系的解体，村级医疗服务资源的供给大幅度下降，导致植根于农村的中医药服务范围严重萎缩［10］。2.4.3 市场经济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市场经济理论，注重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强调社会、经济效益，中成药产品铺天盖地，这种貌似从临床实际出发，走实验科学的道路，实际是疏远了中医理论的核心，在许多方面扬弃了中医药特色优势。从现代社会对医疗的需求不难看出，不受欢迎的东西必然市场需求不足，中医药在发展中时常寻求政策保护，说明中医药成为优势的产业和产品还不多。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需要医疗市场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必须把握市场经济规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证实和阐明传统中医药优势特色的科学内涵，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中医药传统产业及其产品，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发展自己，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市场份额。

第五篇：中国环境问题及原因分析

目前，发达国家当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环境破坏，而在我国，则同时存在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这两类环境问题，并且已十分严重。

我国现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我国能源开采量大但能源利用率低，而传统能源的开采和使用过程均产生大量污染。环境与能源问题是互相维系的。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西方国家的工业多转移到我国，不仅利用中国的能源，而且将污染转嫁到中国。中国GDP占世界4％，却消耗了全球26%的钢，37%的棉花、47%的水泥。中国已经消耗或污染了大多数的传统工业化需要的土地，水，矿产资源等自然要素。

二、生态系统全面退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囊括全球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度。然而不幸的是，中国自然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之中。例如，天然湿地大学的大量消失。在北方，河北省过去50年来湿地消失了90%，即便侥幸存留的湿地，八成以上也变成了污水排泄场所。

三、大气污染、水污染问题问题最严重。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一直据世界第一，此外每年中国的烟尘排放量及工业粉尘排放量也均达到千万吨以上。中国的主要水系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污染程度依次为：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其中，42%以上的水质超过3类标准，36%以上的城市河段为劣5类水质，丧失使用功能。此外，75%以上的湖泊富营养化加剧。

四、水土流失急剧。中国水蚀、风蚀和冻融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全国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涉及全国30个省（区、市）。黄河流域年入河泥沙16亿吨；长江流域每年土壤流失量24亿吨。随土壤流失的还有各种营养元素，仅黄河流域每年流失的泥沙中，就含有N、P、K三种元素总量约4000万吨，超出了2003年全国的化肥需求量（3990万吨）。

五、濒危物种增加。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740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占189种。中国濒危或渐危高等植物4000~5000种，占中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栖息地环境改变、生境破碎化、以及大型水利工程是造成物种濒危或灭绝的重要原因。

六、新兴污染源产生的环境问题愈发严重。例如，生物多样性问题、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汽车噪声污染问题、核能核电污染问题，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等问题。

七、容易产生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例如原油、有毒气体的泄漏等。

我国现今环境问题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我国环境问题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环境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的关注，因为我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庞大，国内环境问题也开始产生全球化影响。

二、工业污染、城市污染、农村污染是中国的主要三大污染。我们现在拉动GDP增长几乎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城市污染则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空气尤其污染严重。农村污染是我国治污工作中的弱项，环境管理体系不健全。

原因分析

环境问题在我国如此的严重，究其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亦有经济、人文社会等因素，而且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又使其具有特殊性，下面将分别进行一下具体的阐述。

(1)经济因素

目前，我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阶段正是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因而我国在这一时期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会更为沉重。

经济发展引起环境问题恶化以及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是高额利润，是相对少数人的利益，而环境保护则是多数人的利益，二者是对立状态。空气，河流，海洋和森林等公共的财富却被少数人的生产行为所侵害，使得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源于两个基本因素：1，没有人拥有产权或没有人强迫他们处于被污染的生态环境中，2，正在被污染的生态环境具有集体消费特征。

(2)人文社会因素

环境问题最明显的是人文社会的原因，我国的环境问题，从现行的角度看，这方面的因素影响更为巨大。

一、我国人口众多，环境的资源压力大。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快的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口问题导致了我国资源的相对短缺，给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二、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目前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对于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教育部联合进行的对全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果是，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知识水平还都处理较低的水平，环境道德较弱，我国公众环境意识中具有很强的依赖政府型的特征，政府对于强化公众环境意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我国有关环境的法制法规建设不健全。这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宏观协调能力较低。新型工业化的理念虽然先进，但实现新型工业化缺少具体的路径指导。可持续城镇化道路尚未确立，许多政策决策没有建立在完善的基础数据和资讯的基础上。政策目标的确定和决策过程过于简单，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缺少长期的规画。资源环境问题的跨部门、跨行政区性质与行政管辖范围的不对称，使目前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难以有效的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