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英国“新济贫法”的探讨
对英国“新济贫法”的探讨
丛志杰（内蒙古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
内容提要：英国的济贫法是专指对贫困者进行救济的法律。在英国实施济贫法的300多年中，1834年的“新济贫法”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掌握政权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以自己的利益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体现。本文从产生的原因、制定的过程、实施的后果等方面对“新济贫法”做了介绍。
关键词：英国史 圈地运动 血腥法律 济贫法 济贫院 济贫院外救济
英国的济贫法（the Poor Law）是指对贫困者进行救济的法律。它始于1601年伊利莎白女王颁布的济贫法，到20世纪40年代被有关公共福利制度的社会立法所取代。在英国济贫法存在的300多年中，1834 年制定的“新济贫法”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的颁布和实施对英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新济贫法”的研究仅限于它建立了“穷人的巴士底狱”一方面，这是很不全面的。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济贫法”产生的原因、制定和实施过程以及它的影响做一较全面的探讨。
16—17世纪是英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也是英国历史上流民充斥的时代。面对因圈地运动而产生的大量流民，都铎王朝曾试用过两种补救办法，一是制定法规阻止圈地，二是制定“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1〕。第一种方法以无效告终，有关限制圈地的法令从未得到过有效的执行。第二种方法则更加深了对失地农民的迫害，并引起农民的强烈反抗〔2〕。在这种情况下，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都铎王朝的统治，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曾在实行“血腥法律”的同时又制定了救济贫困者的政策。1558年伊利莎白女王即位。她认识到有必要用法律的力量来解决流民问题。伊利莎白女王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救济穷人的措施，并在此基础上，于1601年颁布了英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济贫法。该法令明文规定教区应在其所辖区域内建立济贫院以救济那些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的穷人，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并有责任为强壮的穷人安排工作；治安法官负责征收济贫税，监督、检查济贫法的执行情况〔3〕。以1601 年济贫法为基础，在英国逐渐形成了以征收济贫税、建立济贫院、实行教区安置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济贫制度，其目的是对穷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救济并兼以管理和疏导。这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济贫制度的实施，使流民问题大为缓解，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为产业革命的进行创造了条件。但是，到19世纪上半期，随着产业革命的扩展，日益强大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开始对现行的济贫制度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种济贫制度已不再符合自己的利益和愿望了。在他们看来，现行济贫制度存在着下述弊端：
第一，由于没有建立全国性、全郡性的管理和监督机构，济贫工作相当混乱。从1601年第一部专门的济贫法颁布以来，济贫工作一直是按传统惯例由教区来负责进行。在济贫税有限的情况下，各教区都不愿负担过多的穷人，治安法官往往根据“住所法”〔4 〕的规定把在本教区未住满40天的穷人驱逐出境，因此，形成了教区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另外，教区在对济贫工作管理的过程中也有严重缺陷。按照惯例，像监理员这样的基层济贫工作人员是从固定住户中选举产生的，任期一年，无报酬。但是，贵族和富人宁可交罚金也不愿干这种工作。于是，具体负责济贫的差事便落到农民或小商人身上。农民和小商人自身是生产劳动者，几乎没有空余时间处理公务，结果敷衍了事的情况极为常见。再加上这些负责具体济贫工作的人文化素质较低，又没受过有关公共管理方面的训练，在缺乏健全的监督制度的情况下，滥用、贪污济贫款项的现象也屡见不鲜〔5〕。济贫工作中缺乏统一管理和监督而造成的混乱局面是工业资产阶级首先不能容忍的。
第二，济贫院变成了贫民收容所。按照伊利莎白时代的济贫原则，各教区所建立的济贫院（或称贫民习艺所）只收容老人、病人和孤儿。但是，1795年以后，“不仅终止了贫民习艺所的增设，而且助长了旧习艺所性质的改变。”〔6〕在济贫院内，老人、病人、孩子和有劳动能力的人混杂居住，济贫院变成了收容所。这种状况既不便于管理，又使济贫开支大幅度增加。
第三，济贫开支过大。据记载，在18世纪中叶，用于济贫的开支每年约为70万英镑，1790年增加到每年约为200万英镑，到1800 年猛增到近400万英镑，1819年达到最高峰，超过了700万英镑〔7〕。这以后济贫开支稳定在平均每年为500万英镑左右。但从19世纪20 年代中期以后济贫开支又开始增加，1830—1831年间用于济贫的开支总数达680 万英镑，其中至少有300 万英镑是用于救济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农业劳动者〔8〕。如此巨额的济贫开支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并引起纳税人的普遍不满。
第四，旧济贫法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1662年，针对穷人流浪干扰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情况，英国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住所法”。它是对1601年济贫法的补充，对教区应救济什么样的穷人做了明确规定。依照1662年“住所法”，穷人只能在他的出生地才有可能得到救济。随着新的圈地运动的进行和产业革命向农村的扩展，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由于“住所法”的限制，这些剩余劳动力只能依赖于教区，靠教区所能提供的微薄的济贫金度日，而不能到城镇中去做工。英国历史上所特有的这种“户籍制度”阻止了穷人的自由流动。这种状况与资本主义大工业迫切需要大量的能自由流动的廉价劳动力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矛盾。要想解决这个矛盾，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就应该改革“住所法”。
第五，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社会问题严重。在18世纪，英国农村又出现了新的圈地运动。这一时期的圈地运动与早期的有所不同，是在议会的支持下变公地为大块相连的农场，经营较为先进的混合农业。对广大农民来说，新的圈地运动是一场灾难。在暴力和欺诈手段之下，绝大多数农民失去了土地，被迫到新兴的农场中去当雇佣工人。1793年，英国组织、参与的“反法同盟”同法国的战争爆发。皮特政府所执行的提高生活必需品税额、发放国债的战时财政政策引起物价飞速上涨。1795年，小麦每夸脱价格为75先令，而农业工人的工资大约平均每周8先令〔9〕。在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农业工人无法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生活。当时，在各郡都发生了争抢面包的事件。鉴于这种情况，1795 年5月6日，柏克夏郡地方长官在斯宾汉姆兰召开会议，通过“斯宾汉姆兰法案”，决定扩大济贫的范围，对贫民及其家属给予济贫院外补贴，并规定了详细的救济标准〔10〕。该法案是一种战时济贫政策，它实际上是规定了劳动者的最低生活限度。随着战争的结束，农场主便以农业工人可得到济贫院外救济为借口，尽量压低农业工人的工资。农业工人在失业和贫困的威胁下，对现状极为不满。“末次农业工人起义”（theLast Labourers Revolt）〔11〕便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大爆发。东南部地区的社会状况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他们开始着手解决数量相对过剩的农业工人普遍贫穷的问题，以稳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总之，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工业资产阶级对济贫工作中存在的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济贫开支过大、济贫工作混乱的现状极为不满，急于要按自己的利益和意愿进行改革。而1832年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改革中的胜利使他们有可能来制定和执行新的济贫政策。
二
早在1817年，议会下院就成立了一个小型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法的执行情况。该委员会经过调查提出了废除现行济贫法的建议，但这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行不通的。1830—1831年间农业工人的起义使统治者认识到对济贫法进行改革已刻不容缓。1832年，济贫法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其任务是分析局势，制定具体方案，为新的社会立法作准备。伦敦大主教布龙菲尔德（Blomfield）任该委员会主席。调查委员会下设助理委员会，专门负责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11〕。边沁主义者、社会问题专家爱德温·查得威克（Edwin chadwick）〔12〕是助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此人为这场济贫法改革中的关键人物。
济贫法皇家调查委员会作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他们向每个教区发出询问，同时派助理委员到各地调查穷人生活状况和现有的救济措施，并要求每个助理委员都要论证一个方面的问题。1834年2月，皇家调查委员会收集、整理的资料摘要出版。同年3月，皇家济贫法调查委员会提出了《改革现行济贫法的报告》〔13〕（以下简称为《报告》——引者）。《报告》阐明了改革现行济贫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第一，《报告》认为应该把禁止向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提供济贫院外救济作为济贫法改革的基本原则。调查委员会发现现行济贫工作中的种种弊端都与向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提供济贫院外救济的政策有关，这一政策的执行导致了依赖教区救济为生的穷人的状况好于独立劳动者的状况的结果。“使他们（指独立劳动者）有强烈的愿望要离开身份较高但生活水准较低的劳动者阶层，进入身份较低而生活水准稍高的穷人阶层。这种颠倒使依赖教区救济的穷人处于稍好的位置，而降低了独立劳动者的地位。”因此，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发放的济贫院外救济金，实际上成了“对懒惰和犯罪的补助金”。鉴于这种情况，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应该以独立劳动者及家属的生活水平为日常生活的标准，有劳动能力但依赖教区救济的穷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不能好于那些自谋生存的独立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这样做会使那些原来依赖济贫院外救济来维持生活的穷人认识到，在废除了济贫院外救济以后，如果他们仍想得到救济，就必须进济贫院干重活挣低工资，而教区是他们所遇到的“最严厉的监工和最吝啬的出纳员”，这迫使他们尽量去自谋生路，把向教区申请救济“作为最后一着而不是第一着”。因此，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废除济贫院外救济是旧济贫法改革的关键。
第二，为改变旧济贫工作中的混乱局面，《报告》建议成立全国济贫工作管理委员会，推行全国一致的济贫措施。全国济贫工作委员会的职责是合并教区，建立济贫院，任命地方济贫工作人员，并向首相汇报各地济贫政策的执行情况等。
第三，建议把几个条件许可的教区联合起来建立济贫院。在济贫院中按年龄、性别分类管理。调查委员会认为，在旧式济贫院中，居住者在同一间屋子中进餐，每天相互见面，一间最大的房子甚至要容纳800—1000人，在这样的条件下要阻止“邪恶”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因此，《报告》认为应该把济贫院中的穷人至少分为四类：1.老人与真正的病人；2.孩子；3.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男人；4.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妇女，以便于管理和监督。
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1834年《济贫法》草案出台了。1834年4月17日，下院经过广泛讨论接受了草案，5月9 日下院以绝对多数通过第二议读案，7月2日又通过了第三议读案，并把草案提交上院。上院绝大多数议员赞成该草案，只对某些不标准的条款作了修改。8月4日，英国国王批准了草案，并于8月14日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众。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济贫法”〔14〕。
“新济贫法”明文规定从1837年7月1日起一律停止对济贫院外所有壮年男子的救济，建立由3 个“合适的人”组成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济贫法委员会”（The Poor Law Commissioners for England and wales）。该委员会对议会负责，每年向首相汇报一次工作。它有权组织“合适的人”调查济贫法实施情况，有权要求各地方管理机构上交济贫法执行情况统计表，有权任命或撤换助理委员。该委员会任期为五年，在任期内济贫法委员会成员不得兼任下院议员。“新济贫法”还规定了地方济贫管理机构的职责和权限。地方济贫工作由管理员负责，各地区的治安法官是管理员的当然人选，其职责是合并教区建立联合劳动院，负责济贫税的征收与使用，负责保管各种档案和帐目。管理员不再是无薪俸的义务工作者，他们由纳税人选举，领取工资〔15〕。“新济贫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济贫工作管理和监督制度，为日后“新济贫法”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依照“新济贫法”，成立了首届“英格兰和威尔士济贫法委员会”〔16〕。委员会首先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建立联合教区，成立济贫院。在东南部地区，旧济贫政策长期执行，且存在着大量弊端，委员会的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到1837年7月，在英格兰东南部13,433 个教区中只有1,300 个还没有按“新济贫法”的规定进行改革，其余的都合并为不同的联合教区，并建立了管理员制度〔17〕。
从1837年起，济贫法委员会开始把“新济贫法”实施于北部工业区，但遇到了他们未曾预料到的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反抗。北部工业区的情况与东南部有所不同，旧济贫法主要是用来向失业者和因经济萧条计件工资下降到最低生存线以下的人（如手工织工）提供救济，因此，北方工业区事实上一直在执行济贫院外救济，以维持贫困工人的最低标准的生活。如果取消济贫院外救济而又不采取其他的救济措施，必然会加剧工人的贫困，引起工人的强烈反抗。当济贫法委员会在北方工业区规划好联合教区的界限，着手建立济贫院时，大规模的反抗也就开始了。工人们认为“新济贫法”废止济贫院外救济，这就打碎了“统治阶级同情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庞大的、正在兴建中的济贫院——“穷人的巴士底狱”，使工人联想到了即将来临的厄运。1836年开始的经济萧条，更加深了工人的苦难。在斯蒂芬斯等人的鼓动、领导下，以兰开厦和约克郡为中心，成立了“反济贫法协会”，工人们攻击济贫院，恐吓、威胁管理员，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反新济贫法的斗争与要求10小时工作日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由激进党人、托利党人、无产阶级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浪潮。后来，政府以暴力进行了镇压，强制推行“新济贫法”〔18〕。尽管“新济贫法”规定的管理机构最终在北方建立起来，但它始终未能像在东南部地区那样顺利地开展工作，也并没按照“新济贫法”所规定的从1837年7月1日起一律停止对济贫院外所有壮年男子的救济，而且还提供各地区以其他形式救济临时失业的工人。〔19〕
到19世纪40年代末，经过济贫法委员会的工作，“新济贫法”基本上得到了贯彻和实施，使如何济贫这一重大社会问题按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愿得到了解决。此后，英国政府对“新济贫法”又做过几次修改和补充（如针对中央管理济贫机构很不完善，各地管理员权限过大，1847年经议会讨论后决定，取消“英格兰和威尔士济贫法委员会”，代之以“济贫部”），但“新济贫法”废除济贫院外救济、在济贫院内救济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的穷人的宗旨一直保留下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从19世纪末开始，英国资产阶级国家管理社会生活职能日益加强，国家（或政府）取代教会等慈善机构开始切实地试图解决穷人问题，以此来缓解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压力。英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险和福利资助的政策，以前的济贫政策被纳入到规范化、法制化的“福利国家”的建设之中。1945年7月5日（这一天被英国社会学家看做是英国福利事业史上有纪念意义的“登陆日”〔20〕），英国政府颁布了关于福利事业的第三项立法，该法开门见山地宣布：“现行的济贫法应停止执行〔21〕。这标志着1834年以来所实施的“新济贫法”的终结。
三
“新济贫法”是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取得政治优势地位以后颁布和实施的，是工业资产阶级以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解决穷人问题的具体体现。对其制定者和执行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来讲，达到了主要目的。
第一，“新济贫法”的实施使长期困扰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劳动力过剩、农业工人普遍贫困等社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新济贫法”主要是针对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存在的社会问题而制定的和实施的。取消了“斯宾汉姆兰制”所规定的“补贴制”以后，农场主故意压低工人工资的情况有所缓解。农业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据统计，“在1836—1841年间，英格兰农业工人的生活费曲线同劳动收入的曲线比1825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为接近”〔22〕。同时，为解决农业劳动力过剩问题，“新济贫法”的执行者曾把5,000 名农业工人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并调大量的农业工人到兰开厦的工厂中去做工〔23〕。这些长期困扰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社会安定，从而为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大繁荣创造了条件。
第二，济贫税有了明显的下降。对旧济贫法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济贫开支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并引起纳税人普遍不满。由于“新济贫法”的实施取消了一切济贫院外救济，建立联合教区的济贫院，从而节省了大量的开支。据记载，1834年济贫税开支为6,317, 000英镑，从1835年以后逐年下降，1835年为5,526,000英镑，1836 年下降到4,718,000英镑，1837年下降到4,045,000英镑〔24〕。从济贫法委员会1835—1836年度的报告中也可以反映出联合教区的济贫开支情况。刚成立半年的联合教区的济贫开支比以前减少了43%，而管理最好的单个教区的济贫开支仅比以前减少了20%。报告还专门列举了柏克郡的库克汉和赫特福郡的希特勤等联合教区济贫开支下降的情况〔25〕。
第三，为工业资本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新济贫法”明文规定取消对有劳动能力的穷人进行济贫院外救济，这就迫使劳动者或者以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者进入“穷人的巴士底狱”——济贫院。而后者则意味着妻离子散、忍受非人的待遇，这正是贫穷的劳动者所竭力避免的。“新济贫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就是用这种办法为工业资本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住所法”的取消和铁路时代的到来也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据记载，到1848年为止，有近20万铁路工人在工作，他们中除爱尔兰人外，绝大多数是实施“新济贫法”以后从济贫院中“放出来”的英格兰工人〔26〕。济贫法委员会还利用其他办法为工业资本家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如，我们前面提到，济贫法委员会曾调大量农业工人到兰开厦的工厂中做工。济贫法委员会1835—1836年度报告也提到，他们成功地帮助了东盎格利亚和英格兰南部“灾害地区”的农民迁往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地区〔27〕。大量的、能自由流动的、低廉的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所必需的，是资本家榨取最大限度剩余价值的源泉。“新济贫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按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解决了这一关键性问题。所以，“新济贫法”的颁布与实施有利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以后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提供了一定条件。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新济贫法”的颁布与实施是以牺牲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为前提的，是工业资产阶级真实面目最直接、最完全的暴露，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
注释：
〔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页。
〔2〕规模较大的有1549 年发生在诺福克郡由罗伯特·凯特兄弟领导的农民起义。
〔3〕参见J.B.布莱克：《伊利莎白统治时期，1558—1603 》，英文版，牛津，1936年，第223—225页。
〔4〕〔10〕布兰德·布朗，托尼《英国经济史文件选集》，英文版，伦敦，1914年，第647—650、655—656页。
〔5〕D.C.马歇尔：《18 世纪的英国贫民》，英文版，伦敦，1926年，第6—13页。
〔6〕〔8〕〔22〕J.H.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1分册，姚曾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3、452页；上卷第2 分册，第574页。
〔7〕〔9〕〔26〕〔27〕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三联书店1962年，第277、276、328页。
〔11〕〔16〕〔19〕〔25〕D.C.道格拉斯主编：《英国历史文献》英文版，第12卷第1分册，伦教，1956年，第684、686、711—714、708—709页。
〔12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卷第209页，“查得威克条”。
〔13〕济贫法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参见（1）道格拉斯前引书，第697—702页。
（2）乔·威纳编《英国名人：国内政策文献集》，英文版，纽约1974年，第2卷，第1558—1570页。
〔14〕威廉·亨特主编：《英国政治史》，英文版，第11卷，朗曼，1928年，第343—344页。
〔15〕乔·威纳前引书，第1705—1713页。
〔17〕〔23〕〔24〕E.哈勒维：《改革的胜利》，E.L.沃特金英译，伦敦，1961年，第285、286页。
〔18〕参见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苏公隽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61—68页。
〔20〕〔21〕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47—348页。
原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5期
第二篇：伊丽莎白济贫法（共）
《伊丽莎白济贫法》
1601年英国颁布了第一个有关济贫的法律——《伊丽莎白济贫法》。作为英国第一个重要的济贫法，它不仅是这一法律制度的发端，而且为这一法律制度的发展确定了基本原则，因此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法。
根据《伊丽莎白济贫法》，治安法官有权以教区为单位管理济贫事宜、征收济贫税及核发济贫费。救济办法因人而异,凡年老及丧失劳动力的,在家接受救济；贫穷儿童则在指定的人家寄养，长到一定年龄时送去作学徒；流浪者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这一法律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让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儿、无人赡养的老人和身体残疾的人，得到救济或赡养；给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让他们能够以此谋生。
此后，英国政府又在这部法律规定的原则基础上，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1662年，斯图亚特王朝通过的《住所法》，这部法律规定，贫民须在其所在的教区居住一定年限的，可以获得救济。1723年又进一步规定，受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由于在执行中问题多多，1782年，政府又作出相反规定，除了年老及丧失劳动力的人必须集中起来接受救济，对有劳动能力的人仍采用把原料发给他们，让他们在家做工的办法进行救济。1793年对法战争开始后，各地发生抢粮事件，于是伯克郡济贫官员于1795年 5月在斯皮纳姆兰村开会，决定向收入低于公认最低生活标准的工人提供补助，允许他们在家得到救济，即所谓“斯皮纳姆兰制”。此后，这一制度在英国各郡广泛采用，成为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措施。
但是，工业革命后，英国大规模使用机器,家庭手工业趋于没落,造成了大量无业流民。贫困化加剧使得政府用于贫民救济的财政支出数额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旧的济贫法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
1834年议会通过《济贫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 of 1834），又称《新济贫法》。该法取消了“斯皮纳姆兰制”的家内救济，改为受救济者必须是被收容在济贫院中的贫民。但是，所内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劳动极其繁重，贫民望而却步，被称之为劳动者的“巴士底狱”。有人这样描述济贫院的基本情况：在砖铺的地面上到处是贫困的妇女以及满脸脏物到处乱爬的孩子，老年妇女躺在床上气喘吁吁无法动弹，或围坐在火炉旁大声咳着，老年男子弓着背忙着活计，苟延残喘。政府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减少受救济的人口和济贫的支出。
可以说，这部新的法律不仅没有改善工人的生存状况，反而使他们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在她当政的 45年期间，英国的经济繁荣昌盛，文学璀灿辉煌，军事上一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军强国。在她生活的时代英国国王不是只充当傀儡的角色，因此英国黄金时代所取得的成就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应归功于她。
伊丽莎白于 1533年出生在英国的格林威治。她父亲是领导英国宗教改革的亨利八世。她的母亲安娜·布琳是亨利的第二个妻子。1536年安娜被斩首，几个月以后英国国会宣布当时三岁的伊丽莎白是私生子（这一直是大多数英国天主教徒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亨利和原配妻子离婚是非法的）。尽管遭到了英国国会的这种挫折，伊丽莎白还是在皇室中哺育成人，受到良好的教育。
1547年当伊丽莎白13岁的时候，亨利八世死了。在随后的十一年中英国统治者的功绩并不是特别突出。伊丽莎白同父异母的兄长爱德华六世从1547年执政一直到1553年。在他的统治下，政府推行坚决支持英国新教的政策。玛丽女王一世在其随后当政的五年期间，支持罗马教皇的至高权力，恢复了罗马天主教。
在玛丽统治期间，英国国教徒遭到迫害，约有 300人被处以死刑（这使女王有了一个不光彩的绰号“血腥玛丽”）。伊丽莎白被逮捕，并被押在伦敦塔，虽然后来被释放，但在一个时期内生命仍处于危险之中。1558年当玛丽死去由25岁的伊丽莎白继位时，举国一片欢腾。
年轻的女王即刻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法国的战争；与苏格兰和西班牙的紧张关系；尤其突出的是英国国内的宗教派别之间的尖锐矛盾。
后一个问题首先得到了解决。伊丽莎白执政不久就通过了“至高权力与同一性法案”（1559年），确立英国圣公教为正式的英国宗教。这使温和的英国国教徒感到满意，然而清教徒想要进行一场更激进的改革。但是伊丽莎白在其整个统治期间使1559年的折中法案得到了坚决的贯彻执行。
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处境使宗教形势复杂化了。玛丽被迫离开苏格兰，来到英格兰避难。在那里她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伊丽莎白的阶下囚。伊丽莎白没有采取武断行为。玛丽是罗马天主教徒，也完全有权继承英国王位。这意味着在叛乱或暗杀得逞的情况下，英国还会再有一个天主教女王。事实上在玛丽被监禁的 19年期间，发生了几起反对伊丽莎白的阴谋，而且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玛丽参与了这些阴谋。1587年玛丽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伊丽莎白勉强在死刑执行书上签了字。她的大臣和大多数议员巴不得早就把玛丽处以死刑。
宗教斗争不可避免地给伊丽莎白带来了危险。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把她逐出教会，下令废除她的王位。1580年格列哥里教皇八世宣布暗杀伊丽莎白不算犯罪。但是形势也有对伊丽莎白有利的一面。她执政期间英国教徒总是担心天主教会在英格兰复辟，而伊丽莎白对此有所防御。这确实是她受广大教徒欢迎的主要原因。
伊丽莎白开展灵活多变的对外政策。1560年她缔结了爱丁堡条约，该条约提出了一个与苏格兰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英国与法国的战争结束了，而且两国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但是形势却迫使英国与西班牙发生了冲突。伊丽莎白企图避免战争，但是由于16世纪西班牙有好战的天主教势力，西班牙和新教徒的英国之间的战争大概是无法避免。发生在荷兰的一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叛乱是起积极作用的一个因素。荷兰的叛乱分子大多数是新教徒，西班牙企图平息这场叛乱，于是伊丽莎白就对荷兰叛乱分子予以援助。伊丽莎白本人并不十分热衷于战争，但是大多数英国人以及她的大臣和议会倒比她更热衷于战争。因此当与西班牙的战争最终在16世纪80年代末期爆发时，英国人民是坚决支持伊丽莎白的。
伊丽莎白长年不断地发展英国海军。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为了入侵英国迅速发展了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无敌舰队。无敌舰队所拥有的舰只几乎和英国舰队相差无几，但是水兵的数目却比后者少得多；况且英国水兵训练有素，船只的质量较好，并拥有更多的火力装备。1588年双方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海战，以无敌舰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英国的这场胜利牢固地树立起了作为世界头号海军大国的地位，直到20世纪它还保持着这种海上霸王的地位。
伊丽莎白总是勤俭持国。在她早期执政的岁月里，英国国王政府的财政状况很好。但是由于与西班牙战争耗资巨大，在她晚期执政的岁月里，国库状况不佳。但由于国王政府保持廉洁，整个国家还是比她登基时繁荣昌盛。
伊丽莎白在位的 45年（从1558到1603年）被认为是英国的黄金时代。一些最著名的英国作家如威廉·莎士比亚就产生在这个时代。这一成就中当然包含着她的一份功劳：她不顾伦敦地方当局的反对，支持莎士比亚剧院。但是音乐和绘画却不如文学那样光彩夺目。伊丽莎白时代也是英国探险的时代。有开往俄国的探险，有马丁·弗罗比歇和约翰·戴维斯发现通往远东的西北之路的创举，有弗朗西斯·德克雷爵士路过加州的环球航行，有沃尔特·罗利爵士和其他人在北美无意中发现了英国移民的奇遇。
伊丽莎白的最大过错也许就是她不愿意提出王位继承人。她不仅仅一生未嫁，而且总是回避指定继承人。这也许是因为她担心无论谁被指定为继承人都会很快成为她的危险对手。不论伊丽莎白未提继承人的理由是什么，她假如早亡（假设真的死在苏格兰的玛丽之前任何时候），英国也许会为继承人问题陷入一场内战。但是英国是幸运的，因为伊丽莎白一直活到 70岁。她在临终遗嘱中指定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苏格兰玛丽之子）为她的继承人。虽然这使英格兰和苏格兰并属于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但却是一个前途未卜的选择。詹姆斯和他的儿子都是独裁者，在大不列颠不得民心，结果在该世纪中期爆发了一场内战。
伊丽莎白是个智慧超群的女子，敏捷过人的政治家。她保守谨慎。她显然讨厌战争和流血，但是需要时她毫不犹豫。她同父亲一样是通过与议会合作而不是与它对立来掌握政权。她公开宣称操守贞洁终身不嫁是有可能的，但因此认为她是异性的憎恨者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她喜欢男子，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伊丽莎白在挑选大臣方面颇具匠心。当然她的功绩的一部分应归功威廉·塞梭（伯弗利勋爵），他从 1558年直到1598年死时一直是她的首席顾问。
伊丽莎白的主要功绩可归纳如下。第一，她领导英国在没有严重流血的情况下通过了宗教改革的第二阶段。这与德国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那里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使百分之二十五之多的人口丧生。由于在一定的程度上解除了英国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的深仇大恨，她成功地保持了民族的统一。第二，她执政的45年是世界上伟大民族之一的黄金时代。第三，在她执政期间，英国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列强国，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一直保持着这种列强国的地位。
伊丽莎白在本册中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本书列入的人物基本上是伟大的发明家和创立新思想或改变政策的人物。伊丽莎白不是发明家，她的政策基本上谨慎保守，但是在她的统治下所取得的进步远远超过了那些认真实行改革的大多数统治者在当权中所取得的进步。
伊丽莎白无心处理议会和国王之间相对权力这个棘手的问题。她从不当暴君，这对于发展不列颠民主也许比她颁布一部民主宪法更有利。伊丽莎白不追逐军事功勋，对建立庞大帝国也不感兴趣。的确，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英国不是一个帝国。但是她给英国留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为随后发展起来的大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
不列颠在海外众多附属国是在伊丽莎白死后获取的——大多数是在她死后很久获取的。许多其他人为大不列颠帝国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无论如何都可以看作是欧洲的全盘扩张和英国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应该注意到，在大西洋海岸的其它重要的欧洲国家（法国、西班牙以至葡萄牙）也成为巨大的海外帝国。
同样，伊丽莎白在反对西班牙的威胁、保卫英国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也容易被夸大。回过头来看，西班牙似乎未曾对英国的独立构成真正严重的威胁。我们应该记得英国舰队和无敌舰队之间的战斗根本没有完结（英方未损失一只军舰）。进一步来说，即使西班牙军队在英格兰登陆成功，也极不可能会征服该国，西班牙军队在欧洲其它地区也未取得显著的成功。如果西班牙未能平定小小的荷兰所发生的一场叛乱，实际上它就不会有征服英国的机会，这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到了 16世纪英格兰的民族主义非常强大；西班牙人的征服是不可能的。
那么应该给伊丽莎白排个什么名次呢？她基本上是一个区域性人物，与俄国彼得大帝相比较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考虑到彼得的创造精神远比伊丽莎白要大以及他将俄国引上了崭新的行程，我觉得要把伊丽莎白排在彼得之上就难于说服一个不偏不倚的俄国人。但是考虑到英国和英国人自从伊丽莎白以来几百年所起的重要作用，把伊丽莎白远远排在彼得之后也是错误的。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帝王所取得的成就才能和他俩相匹敌，这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显而易见的。
伊丽莎白统治中后期和斯图亚特王朝前期立法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制定与实施上。
伊丽莎白济贫法是前期法令的总结和议会激烈斗争的产物，是政府长期思考和实践的结果。从议会辩论的档案资料来看，辩论的焦点是惩罚还是救济，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济贫问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前期的争论主要围绕1572年和1576年法令，后期主要针对1597年法令。经过充分的辩论和酝酿，法令最终出台。
在这个时期里，法令在内容上有一些变化和补充，反映了人们认识上和观念上的一些变化。1572年法令恢复了严刑峻法，规定凡年龄在14岁以上的流民均要施以鞭刑，并用圆周1英寸的灼铁烙穿耳朵的软骨，永远打上流民的烙印。有主人者须为主人服劳役一年。第二次被捕的流浪、游荡或乞食者将判死刑，除非有人愿意收留其为奴两年。第三次被捕者将无可赦免地被判死刑。法令提到对贫穷的移民也按流民处罚，运送他们来的人要被罚款，一个移民罚款20先令。法令要求对每个居民进行财产评估，确定每周应交之税款，由市长和治安法官任命征税员和管理员负责执行。凡拒绝担任该职者不再罚款，而改为监禁，直至服从为止。
该条款说明此时罚款和行政手段已经不起作用，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济贫官的任命问题。这再一次证明了济贫工作的艰巨性，以及官员们思想上的分歧。1572年法令与以往不同的是实施强制征收济贫税。由原来自愿的慈善行为，改为按财产比例交纳，交济贫税成为人们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济贫资金开始实现由“募”向“征”的转变。用法律代替劝说，用强制代替自愿，用征税代替募集。至此初步形成济贫税制度，使济贫税纳入了法制的轨道，更有效地保障了济贫资金的来源，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了慈善和道德所不能解决的问题。1572年的法令未提出解决健康流民问题的有效办法。这个方面的不足在4年后通过的法令中得到解决。1576年法令中最重要的规定是，要求每个城市、自治镇和集镇治安法官应为流民提供生产资料，“让有希望的年轻人习惯劳动，并在劳动中成长，而不是游手好闲„„并使其他愿意或需要工作的人也有工可做”（注：E.M.Leonard,The Early History of English Poor Relief.p.72.）。
法令还要求每个郡都要建感化院，将那些有工作机会而不去工作的人送进感化院，实行强制劳动。可以说，1572年和1576年法令奠定了英国济贫法的基础，到1593年时，政府颁布法令废除对流民施以死刑、监禁、烙耳等血腥条款，但并未取消体罚，愀复了有关鞭刑的规定。从此英国立法基本走上了以救济为主，惩罚为辅，政府管理济贫的轨道。
1597年法令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法令，它为近代济贫思想奠定了基础。传统认为“旧济贫法”是1601年法令，但事实上1601年法令只是对1597年法令的补充和修订。虽然1597年法令最初只是作为临时措施通过的，但对流民问题的全面讨论是在1597年而不是1601年。
1597年法令是经过充分酝酿而产生的一部有关流民的法令（注：T.H.Tawney,The Agrarian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gman,1912,p.270.）。法令对救济方式及官员的责权做了详细规定。整个16世纪，议会在流民问题上的观念和态度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议会企图通过严厉的惩罚手段解决流民问题。政策上的变化突出反映在1576年法令中。立法者不再把流民、流浪、乞食完全归于懒惰、厌恶劳动等个人原因，而是认识到有社会经济的原因。因此尽量为失业者提供条件，加以安置。这种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在对待健康流民的态度上。
1597年，随着观念的改变，政策上又进一步发生变化，对流民最严厉的惩罚取消了，立法的主要内容是济贫问题。1597-1644年是英国济贫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伊丽莎白济贫法就是在这个时期实施的。法令的重点把对健康者的惩罚转移到为失业者提供工作上，对无劳动能力者继续实施救济；当然惩罚依然存在。这个时期救济制度趋于完善，议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阶段基本结束。枢密院的监督执法作用显示出来。都铎时期制定的法令的效果在斯图亚特前期得到充分体现。
1601年通过了著名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该法令只是对1597-1598年法令的修订，改动并不大，这就是习惯上所称的“旧济贫法”。它为英国济贫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以后10年又做了若干补充规定。1601年济贫法的基本思想一直执行到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颁布。济贫法修正案习惯上被称为“新济贫法”。新济贫法吸收了1601年旧济贫法的基本原则，保留了它的重要条款，使修正后的立法更趋完善，为当代福利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三篇：浅谈诺曼征服对英国王权的影响.doc新
浅谈诺曼征服对英国王权的影响
摘要：
13、14世纪之交，英国王权极度强化，国家政体由地方君主制发展到等级君主制。君主权力强化，探索英国王权不断地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知道起因于“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的诺曼征服对于英国王权有着巨大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几乎都承认其历史地位不亚于宗教改革、光荣革命和工业革命。诺曼底公爵威廉就任英国王位后，其执政措施以及就任王位带来的相应影响使得英国在其军事、政治、教会、土地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可否认，诺曼征服对现今英国君主立宪制政体也具有间接作用。谈及诺曼征服对英国王权的影响，我们不仅要论及其对当时英国王权的改变，而且还应思索诺曼征服后英国历史的改变，以及此次诺曼征服所波及影响范围，同时要从细微前后对比角度去看待这一历史事件。
关键词：诺曼征服；爱德华威廉；英国王权；影响 谈及诺曼征服对英国王权的影响，我们首先应了解征服前英国王位问题及其历史背景与特点，以此才能更好的了解、理解诺曼征服的影响。
5世纪前半期，日耳曼人不断侵入不列颠，其大致包括裘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与此同时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北部，从而切断了罗马与不列颠的联系，并最终使得在民族大迁徙的压力下，罗马军团 不得不撤出不列颠。罗马军团的撤出为日耳曼人更深层次的征服减少了一定阻力。经过长期兼并战争，到了6世纪和7世纪初形成了七个王国，史称“七国时代”。829年，七国之一的威塞克国王艾格伯特（802—839）统一七国，建立了英格兰王国。此后丹麦人不断入侵英格兰，并且丹麦王斯温一世（985—1014）与1013年正式受封为英国国王。但是其子继位后开始征收沉重的租税，其暴虐的统治最终导致其死后，所立的“帝国”趋于瓦解。1042年，由高级教士、名门显贵、高官显宦组成的“贤人会议”拥立流亡于诺曼底的阿尔弗烈德（英王艾格伯特之孙，曾率众抵抗丹麦人进攻、签订威德摩尔合约，实行英丹分治）后裔爱德华三世（1042—1066）为英国国王。1066年，爱德华逝世，本应继承王位的威廉在教皇的支持下开始进攻由“贤人会议”推选哈马德（英格兰的贵族伯爵，爱德华的内兄）为王，并沿岸设防，于1066年9月侵入英格兰，击死英王哈罗德、占领伦敦、加冕为王，称威廉一世（1066—1087），在英国建立起诺曼底王朝（1066—1154）。诺曼征服是英国社会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它使英国社会在政治、经济、阶级结构、民族关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１]自此后，英国中央集权加强，王权不断强化，专制王权开始形成。
一、诺曼征服前的英国王权
爱德华三世就任英王之前，英国就已存在三个享有巨大自治权的大伯爵领，其分别是诺森布里亚伯爵斯沃德、麦西亚伯爵利奥弗里克、威塞克斯伯爵古德汶，他们相应占有英格兰北部、中部、南部，其中古德汶伯爵是当时最富强的贵族。由于古德汶伯爵的庞大财富及与之匹配的政治技巧，实质在忏悔者爱德华登基的最初几年里威震英国[２]。爱德华就任后，三个伯爵不仅依旧，并且古德汶伯爵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和财富。爱德华一生是一个生性懒惰、随和的人，其难缠的个性激化了英国早已存在的地区分离倾向。[２]由此可见，在当时领主干预国王权力、国家濒临分裂的背景下，爱德华软弱的个性无疑加剧了国王权力的散落，并最终导致到古德汶与其他利益集团的白热化。
除上述之外，仍有爱德华近臣掌握巨大权力。其分别是爱德华的侄子——拉尔夫，伦敦主教罗伯特。由此几者之间为争取利益暗相争夺。此时英国权力已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威胁：一是占有大量领土的伯爵。这些伯爵凭借其巨额的领土财富以及对王权推举功臣之势而企图信用亲信干涉王权，其中以哈罗德（古德汶伯爵之子）为首，凭借其为国王内兄，以及英国主教的支持和其在全国独有的地位而最终夺权；二是来自挪威维京人的威胁。在英国10世纪后十几年里，英国一度沦为维京人的猎物。自此，英国便受到维京人的威胁，托斯蒂格更于1066年联合维京人入侵英国，成为威廉成功诺曼征服的一项重要条件。为防止其入侵，英王采取各种措施，诺曼人威廉成为英国国王的继承人绝大部分也是出于此方面的考虑；三是受罗马教廷的威胁。爱德华时期，英国教会的坎特伯雷打教主仍需获得教皇批准，罗马教廷在英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主教有权对英国国王加冕，对英国国王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四是受维坦会议的影响。尽管国王队维坦会议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是由国内领主出席，受大主教领导的维坦会议，在政策决议制定上，不能不说它对国家意志的影响，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并且英国王位继承人主要由维坦会议讨论通过；五是受爱德华自身对王权不重视影响。成长与诺曼底的爱达荷自来到英国，因其不会英语以及散漫的性格受到了英国贵族的抵制，在异地孤独寂寞且受漠视的他选择沉醉于与近臣的嬉戏与娱乐，无视古德汶家族的发展壮大，尽管的王权受威胁时采取了反抗措施。但最终以古德汶重新获得领地而失败。在古德汶死后，爱德华又重新其子哈罗德，并赐予其大量领土及一系列的封赏，导致了领主间权力、财富失衡，最终诱导了爱德华死后王位继承祸乱。
二、诺曼征服后的王权
（一）、王权军事力量增强
在经历王位继承人的一度变化后，以及就英国地理位置、环境而言，威廉公爵对英国王位权力的现状具有深刻的了解。在加冕英国王国之前，他凭借其高强的军事才能以及对下属慷慨的赐予赢得了军队对他的忠诚，着为他伺候王权军事力量的增强提供前提。在诺曼征服后，威廉将修道院需在国家危机时为中央政府提供军队的制度延伸至主教及大主教区，例如：彼得巴罗夫修道院和格拉斯顿里修道院各自必须在战时提供6名骑兵[２]。总而言之，威廉从教会获得大量的骑士数量，军队的忠诚以及供应的增加无疑为王权的巩固、王权权力的增强提供基础。
诺曼征服前，英国只有严格意义上的四到五个城堡[2]，无力抵御维京人及诺曼人的入侵，正如12世纪史学家奥德斯•维塔里斯而言：“缺乏城堡导致英国人无法抵御诺曼入侵。”加紧建造多佛及克拉沃林城堡是哈罗德在诺曼人入侵前夕认识到城堡对英国的巨大作用而作出的决策，但就当时形势而言，这就为时已晚。威廉登陆英国之后，吸取哈罗德教训，为防止北部维京人的再度入侵，于是在佩文西登陆之后不久，就在此建城堡，而后又相继在黑斯廷斯、佛尔克斯等地建城堡，直至其去世时，他一共建造了23座城堡。[２]城堡的大量增加为英国国防力量的增强提供条件，使得英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避免了维京人的入侵，这在客观上维护、巩固了英国王权，使得英国王权权力大大增强。
诺曼征服使英国发生历史转折，切断了它与西欧的联系，维护了国家统一，促进其与西欧大陆封建文明想联系，使得英国有分裂走向统一，加强了王权。
（二）、王权财富力量增强
无论哪国王室那届统治者都深知财富与王权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国王拥有财富的多少对其王权的稳固与否成正比关系；在工业革命前，拥有财富的多少又与占有领土的多少相关联。就当时英国而言，英国的土地大致有以下几部分：王室、领主、教会、农民。在诺曼征服之前，国家的大部分领土为领主所占。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最后十年里，王室的收入只有约五千英镑，还不足古德汶四兄弟（哈罗德、托斯蒂格、吉尔斯、利奥佛汶）年收入的15%[２]，只要王室的收入低于任何两个地方大贵族的收入总和，而后者又愿意联合，那么王权岌岌可危了。[２] 诺曼征服后，王室收入土匪猛进。在1087年威廉去世时，王室岁入额约在14000镑至17650镑之间，或者至少相当于爱德华时期岁入的三倍[２].。岁入的剧增导致了历史学家所谓“强大而富于进取精神的王权”出现了，兵维持达一个世纪之久。这种状况的出现首先应该归功于威廉及其附庸对反对者产业的没收，威廉一世征服后，为惩罚贵族最自己的背叛，没收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全部土地，将１/7留归王室，其余赐予170多个同征服来的亲属及部下。土地财富的转移，必然导致政治权利的转移，新封贵族宣誓效忠国王，为国王服役。亲属领土直接受封于国王，并且领土数量的极度增加必然导致王权的集中，中央较地方权力增加，无疑加强了中央集权，促使了王权的集中。
到11世纪80年代，王室已拥有全国土地的15% 到20%。[2]与此同时，威廉也大量将昂贵的土地分封给帮助他夺取王位的主要成员，征服前全国土地分散约两千户所有除属于国王和教会的土地以外。此时国家土地的分布已经完全改变，威廉时代，全国的分散数量减少90%，主要集中在一部分外国贵族之手。王室土地占有量的急剧增加，直接促使国王财富的增加，进而国王权力的增长。同时，1086年威廉针对全国土地、人口等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赋役清查，即《末日审判书》。这次清查的结果表明，国王的直接封臣（称总佃户）共计1400人，而大封建主的封臣为7900人。且在1400人的直属封臣中，只有180人是真正的大封建主，他们占有的土地几乎达到全国土地的50% [3]。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全国土地的相对集中以及土地所有人的相对分散，使得国王面对地方封臣威胁减少，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无形中加剧了中央集权，并且封建主占据土地使我们了解到英国已经过渡到封建社会
（三）、贵族阶级与王室联系、国王联系加强
诺曼征服前几个世纪里，英国贵族与王室之间的联系松散，其贵族只有一顶的纳税义务，而且数量少、偶尔纳税。这种关系使得贵族以为其地并非来自王室，因而对国王、王室的服从自然不强，这就危害了英国国王权力的的强大，哈罗德凭借其巨大财富及政治军事能力就一度夺权。而在征服来临时，一切骤变，威廉四世宣扬一种新鲜理论——“其附庸所获得的土地，终其所有权仍属于威廉及其继承人[2]”。他曾命令全体封建主向他宣誓效忠，以保证政令统一[4]。其下属须完成受封仪式时所承诺的封建义务为条件使用所获得的所有封土，其所需完成的封建义务有提供军事服役、提供信息、施行国王命令、纳税等。英国贵族为维护其领土利益不得不听从国王命令，履行义务。通过建立有条件的土地保有制度，坚强地主贵族与王权的联系，威廉建立了在许多年后才在欧洲政治中出现的封建制度的核心要件[2]。由此英国出现了与同时代的法国不同的现象，即“我的附属的附属，也是我的附属”[5]。这一系列的土地措施后，贵族阶级与王室的联系大大加强，国王权力随之大大增强，封建制度逐渐形成，王权得到巩固。封建王国地确立，以及在对国王物质基础进行彻底清查的基础上，威廉一世逐步建立了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的集权的制度。这从威廉执政后，逐步改组中央政府、废除“贤人会议”、建立御前会议机构可以体现。御前会议的建立，掌握行政机构实权的为少数大领主和国王的近臣[1]。同时在地方设郡，由国王任命郡守管辖地方。由此，中央、地方都直接统属于国王，国王权力强化，掌握行政、军事等大权，为后世专制王权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四）、国王统治地方权力增强——“谋杀罚金制度”的建立
诺曼征服过程中的黑斯廷斯决战后，英国国王威廉曾企图通过在关键职位上任用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巩固统治。但是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乘虚而反叛后，其认识到自己及随从为多数英国人所厌恶，并且自己的王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威胁。虽然诺曼征服中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死去，但是威廉执政后其数量及影响仍不可小觑。在改组中央政府过程中，威廉便开始在英国实行“谋杀罚金”制度以及还环保制度，此制度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连坐制。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大大削弱了贵族的反抗心理，加强了王权。
同时他加强与主要封臣之间的联系。从调查结果看，英国当时绝大部分土地都为封建主占据，广大直接生产者已沦为依附农民，英国无疑已是封建社会 [6]。这些确立的封建制度的主要功能有以下三点：一是它为国王巩固内政对抗入侵提供了充分的资源；二是它为国王巩固地方统治提供了完整可靠的信息，强化了中央集权；三是它强化了新兴诺曼地方贵族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2]它使前者认识到与后者荣辱与共，从而从贵族到地方都为王权的巩固提供前提，使得国王权力的增强。
（五）、教会对王权支持的加强
在欧洲中古时，教会对王权一直都存在巨大制约力，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也是中古西欧的重大事件，英国也是如此。在诺曼征服前，英国仍受到罗马教皇的制约，其英国大主教任免必须前往罗马谋求教皇承认并领取白羊毛法衣才能具有合法权力与地位。英国主教受罗马教皇支配，着实际是干预英国国王权力实施，使英国主教与王权相脱离，并且英国王位继承者必须接受英国主教的加冕仪式，因此王权受到了来自教皇以及教会的制约。但是，在中古时期还不具备拜托教会的条件，增强其联系，使教会为王权服务将会使王权强大，逐步向专制王权过渡。
诺曼征服后，威廉与教会的联系便大大加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威廉与罗马教廷的联系紧密。由于威廉在诺曼底时对罗马教廷的要求积极执行，以及罗马教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使得诺曼征服前便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及教皇的口头支持，有此紧密关系后，威廉任用亲信朗佛兰克出任坎特伯雷大教主，教廷成为王权背后的巨大支持力；第二，威廉自身的原因。威廉信奉教会，他积极与一些教士相联系，经常咨询其意见；第三，英国教会的改革。朗佛兰克出任大主教后，大力进行教会改革，他重新编订了所在教区的章程、大力提高教士的教育及操守水平、革除教会恶习等，这些改革得到威廉大力支持，并使后者坚信教会是王权的必要支持。在1072—1086年间，他还亲自主持召开了七次宗教议会中的几项讨论，教会的革新以及威廉对教会的改革（即教会对王权的军事义务、教会财产税等）使得在诺曼征服后，教会对王权的支持大大加强，尽管于1072年颁布的建立独立于英国的教会法院损害了英国司法完整，使得教会司法系统实际上独立于主权[2]，但是此时英国王权极度强盛，英国教会系统已完成封建化，一次英国王权权力的增长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诺曼征服，威廉通过宗教、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改革，使得王权较前大大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专制王权逐渐形成，这为后世英国国王权力有着深远的影响,为后世亨利二世改革奠定了基础，并对现今英国政体具有间接作用。自此后，英国国力增强，国家权力，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诺曼征服在英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诺曼征服后，中央权力、中央与地方、王权与教会等各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其对英国王权的发展变化显示出历史性地位的作用。它使英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研究其发展变化，特别是其对英国王权的影响，对我们了解明白英国近代政体的变化、国家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世界上古中古史·下册》，朱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P60 P63 [2].《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美]迈克尔·V·C·亚力山大著，林达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4 P37 P39 P40 P46 P47 [3] 《剑桥中世纪史》第五卷，P507-508 [4] 《世界史古代史编 下卷》 吴于谨 齐世荣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版
P218 [5] 《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纪史卷》 晏绍祥 李隆庆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P228 [6] 《世界史古代史下》 朱寰 马克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版 P218
第四篇：英国判例法效力及规避（本站推荐）
个人总结： 1、2009年10月1日，英国最高法院正式成立，将取代上议院成为英国的最高终审司法机构。对于英格兰法律、威尔士法律及北爱尔兰法律三个司法制度下的事务拥有终审权。但最高法院无权审理来自苏格兰的刑事案件，这些案件一概由苏格兰的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Justiciary）审理。对于来自苏格兰高等民事法院（Court of Session）的上诉案件则有权审理，但是上诉要获得最高法院受理，必须先由两名苏格兰大律师（Advocate）确认上诉理由成立。
2、目前，英国民事法院系统相对简单，一般由四级法院组成，分别是郡法院(County Courts)，高等法院（High Court），上诉法院（民事庭）（Court of Appeal
3、刑事法院系统相对复杂，因为英国刑法将犯罪依情节的严重程度分为三种类型：即决罪（summary offences）,可诉罪(either-way offences)及必诉罪(indictable-only offences)。对于前二者，其路径为治安法院(Magistrate’s Courts)—高等法院—上诉法院(刑事庭)（Court of Appeal
4、英国另一重要的司法机构为枢密院（Privy Council），它是少数英联邦国家、殖民地以及海峡群岛和马恩岛的最高上诉法院，其与最高法院在同一幢建筑，枢密院的法官也是最高法院的法官。
5、除上述法院外，英国还有一些特别设立的专门法院，独立于民事和刑事法院系统之外，主要有反垄断法院（The Restrictive Practice Court）、验尸官法院（Coroners’ Courts）、专业法庭（The Tribunals Service）和军事法庭（Courts Martial）。
英国判例法的运作机制
一般而言，英国判例法由法院的判决所创立，一经创立，便对法院以后的判决形成拘束力，这就是对英国判例法规则的总体描述。然而，英国判例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作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司法判例的创立和适用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1)只有上级法院的司法判决才能创立为有拘束力的先例。下级法院的司法判决，如治安法院[Magistrates'Court]和郡法院[County Court]的司法判决则不能成为任何形式的、具有拘束力的司法先例，这些法院的判决甚至没有加以编汇；(2)只有在重要事实[material facts)相类似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司法判例。在英国判例法中，判决主要分为“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和“附带说明”[obiter dicta]两大部分。其中，判决根据是判例的核心部分，它赋予某判决以拘束的效力。对此，英国著名法官曼斯菲尔德曾经指出：“判例的理由和精神可以成为法律，而特殊先例的字面意义却不能。”“附带说明”部分虽然对以后法
院的判决有参考价值。但却不具有拘束力，因而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英国判例法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加以实现：
1.上议院(改革后成立英国最高法院)[The House of ords]的裁决对所有下级法院均有拘束力，而且，一般说来，上议院（最高法院）也受自身裁决的拘束。英国上议院（最高法院）是英国最高审判和上诉机关，所有下级法院都必须严格遵循其所作出的裁决。
2．上诉法院[Appeal Courts)在英国法院体系中位居上议院（最高法院）之下。上诉法院的司法判决除拘束所有的下级法院之外，一般也拘束本法院，除非其司法判决和上议院或者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裁决相冲突。
3．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ustice)由数个分庭组成，各个分庭的判决对所有下级法院形成拘束。但是，高等法院分庭的判决对其他分庭则不构成拘束，但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英国判例法中的“判例规避”
司法判例一经确立，就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不得任意推翻，这是判例法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第一，受判例拘束的下级法院任何情况下均无权推翻上级法院的判例，即使下级法院的法官认为判决明显有误或者未能正确表述法律原则时，它也无权更改上级法院的判例。第二，一般而言，创设司法判例的上级法院也不能随意推翻由其自己所创设的司法判例。在通常情况下，作为英国最高司法机关的上议院甚至也要受其自己判例的拘束。这种严格遵循先例的规则一方面确保了判例法的正常实施和必要的连贯性，而另一方面，该规则又必然隐含着这样的反面命题，即司法判例是否总是能够适用于任何具有类似事实的个案?时代的发展和变迁是否会使司法判例过时，甚至暴露出其荒诞不经之处?如果出现前述任何一种情形，司法判例是否也可以推翻，如果可以推翻，又应遵循怎样的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英国法官在创设司法判例的同时，也在创设规避判例的规则。这些规则主要包括：(1)区别前后案件[distinguish]。这种规则的要旨是，尽量找出目前案件与包含司法判例之先前案件之间在事实-上的差异，从而规避判例的适用。英国判例法有一条基本规则，即只有当前后两案在事实上类似时，才能适用先前的判例。因此，只要找出差异，甚至是细微的差异也可能达到规避判例的目的。但是，有时，为了规避判例的适用，法官们不得不绞尽脑汁，而找到的所谓差异常常有“无中生有”的感觉，“偶尔，这种所谓的差异不仅不合逻辑，反而使法律进一步复杂化。”“(2)指出判例根据[ratio]的模糊或不明之处，进而拒绝遵循先例，以规避判例对目前案件的适用，并对模糊或不明之处进行澄清，或者给予新的解释，赋予其新的含义，引出新的法律规则。(3)宣布先例与”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从而规避判例的适用。(4)宣布先例的原则或者判例依据过于”宽泛“，或者将判例依据之一部分视作”附带说明“，从而规避判例的适用。因为，依照严格的判例法规则，只有”判决根据“[ratio]才是判例具有拘束力的依据，而”附带说明“则不对法院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拘束力。(5)因同级法院的判例互相冲突而选择合适的判例加以适用，从而规避不当判例的适用。一般而言，同级法院的判例之间发生冲突，法官可以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选择适用后一先例，以规避适用另外的先例，即用后一判例规避适用另外的判例。
（6)因原有先例被制定法所推翻而不再适用该先例。
英国最高法院和枢密院委员会权限划分
由于英国的司法制度没有一个单一的全国性终审法院，所以其法制是异于一些其他国家的。大抵而言，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对某些上诉案件享有终审权，但英国最高法院却对其余大部份的上诉案件享有终审权。至于在苏格兰，其高等法院对刑事案件拥有终审权，但民事案件方面，英国最高法院对绝大多数的案件有终审权，包括（自2009年以来）苏格兰自治的案件终审权。现在由英国最高法院行使的终审权在2009年10月1日之前最高法院依据《2005年宪制改革法令》第三章成立之前分别由上议院司法委员会和枢密院行使（后者转交最高法院的仅限于因权力下放而衍生的案件）。
枢密院的本土司法权：
枢密院对以下的本土事务享有司法权：
有关不满教会专员的计划的上诉案件（教会专员掌管英国国教会的房产）。来自教会法庭（即坎特伯里的大法庭与约克的大法官法院），牵涉非教义性特许权的上诉案件。
来自五港同盟海军法庭的上诉案件。
来自捕获法庭的上诉案件。
有关《1975年下议院丧失资格法令》的纠纷。
另一方面，政府可（透过女皇）提交任何争议到委员会，以撰写报告。虽然这对本土司法权构成限制，但却无碍于委员会之判例法独立于英国普通法以外的地位。因此，委员会在英联邦国家就像一所特别的本土法院，在英联邦的司法架构中有效地就上诉案件执行其司法权。
枢密院的海外司法权：
委员会能够对30个地区（当中包括14个独立国家）的上诉案件行使司法权： 有9个国家和16个地区的上诉案件交由“女皇陛下会同枢密院”终审： 皇家属地根西和泽西岛，以及来自马恩岛上诉法院的上诉案件。
英联邦王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伯利兹、格林纳达、圣克里斯多福与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和图瓦卢。
新西兰的自治邦国：库克群岛和纽埃（须注意的是，在2004年1月起，新西兰最高法院对新西兰本土的案件拥有终审权）。
联合王国海外领地：安圭拉、百慕大、英属处女群岛、开曼群岛、福克兰群岛、直布罗陀、蒙特塞拉特、圣赫勒拿及其属岛、特克斯与凯科斯群岛和皮特凯恩群岛。
由塞浦路斯亚克罗提利（Akrotiri）和德凯利亚（Dhekelia）共同组成的英属基地区。
（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讲，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仍对澳洲拥有终审权，请详见下文。）
有4个国家的上诉案件直接交由委员会终审：
英联邦共和国：多米尼加联邦、毛里求斯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至于就基里巴斯而言，只会有关宪法权利的案件才会送到委员会。
上诉案件交由苏丹终审：
文莱。（英女皇与苏丹同意，司法委员会听取案件，并将报告交予苏丹。）
第五篇：英国新铁娘子就职演说
【双语】英国新铁娘子就职演说
当地时间13日下午，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前往白金汉宫正式接受了英国女王伊拉莎白二世对她提出的组建新政府的要求，成为英国史上第二位女首相。随后直接前往唐宁街10号，在丈夫菲利普的陪同下对媒体发表了就职演说。
梅姨表示：“我们（英国）离开了欧盟，我们会在世界上打造一个勇敢、积极的新角色。我们要让英国成为不为少数特权阶级服务的国家，而是一个为每个人服务的国家。”
这位新铁娘子还说了什么呢？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将要听到更多来自梅姨坚定有力的伦敦音。
英国新任女首相特雷莎·梅就职演讲全文（中英双语）
I have just been to Buckingham Palace where Her Majesty the Queen has asked me to form a new government, and I accepted.我刚去过白金汉宫，女王陛下要我组建新政府，我接受了。
In David Cameron, I follow in the footsteps of a great, modern prime minister.Under David's leadership, the government stabilized the economy, reduced the budget deficit, and helped more people into work than ever before.我沿戴维·卡梅伦的足迹前行，他是一位伟大、现代的首相。在卡梅伦的领导下，政府稳定了经济，降低了财政赤字，帮助比以往更多的人找到工作。
But David's true legacy is not about the economy, but about social justice.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to taking people on low wages out of income tax altogether.但戴维真正的遗产并非搞经济，而是社会公正。他认可同性婚姻，让低收入人群彻底免交所得税。
David Cameron has led a one nation government and it is in that spirit that I also plan to lead.Because not everybody knows this, but the full title of my party is the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And that word Unionist is very important to me.It means we believe in the Union.That precious, precious bond betweenEngland, Scot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卡梅伦领导了一国政府，我将本着这种精神执政。不是所有人都清楚，我所在的党的全称是保守和统一党。统一一词对我而言至关重要。这表明我相信统一，这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之间十分珍贵的结合。
But it means something else that is just as important.It means that we believe in a Union not just of the nations of the United Kingdom, but between all of our citizens.Every one of us, whoever we are and wherever we are from.可它还意味着同样重要的东西，它意味着我们不仅相信联合王国的统一，还相信所有公民的统一，每个人，不论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That means fighting against the burning injustice that if you are born poor, you will die on average nine years earlier than others.If you're black, you're treated more harshly by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an if you are white.那意味着要反对迫切的不公正。如果你出身贫穷，就比其他人少活九年;如果你是黑人，相比于白人会受到司法体系更严厉的惩罚。
If you're a white, working-class boy, you're less likely than anyone else in Britain to go to university.If you're at a state school, you're less likely to reach the top professions than if you were educated privately.如果你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男孩，在英国上大学的机会最低。如果你上国立学校，相比接受私立教育的人获得顶尖工作的机会要少。
If you are a woman, you will earn less than a man.If you suffer from mental health problems, there's not enough help to hand.If you're young, you'll find it harder than ever before to own your own home.如果你是一个妇女，你赚的比男人少。如果你有精神疾病，会缺少帮助。如果你是年轻人，会比前人更难拥有自己的住房。
But the mission to make Britain a country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means more than just fighting these injustices.可让英国成为为所有人服务这一使命不仅意味着应对这些不公。
If you're from an ordinary working-class family, life is much harder than many people in Westminster realize.You have the job, but you don't always have the job security.如果你来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比政府里许多人知道的更艰难。你有工作，可往往并不稳定。
You have your own home, but you worry about paying the mortgage.You can just about manage, but you worry about the cost of living and getting your kids into a good school.你有房子，可担心付不起月供。你还能凑合活，却担心生活费增加，没法把孩子送进好学校。
If you're one of those families.If you're just managing.I want to address you directly.I know you're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I know you're doing your best, and I know that sometimes, life can be a struggle.The government I lead will be driven not by the interests of a privileged few, but by yours.如果你来自这些家庭，如果你也凑合活着，我想要直接和你说：我知道你起早贪黑，我知道你竭尽全力，我知道生活有时是一种挣扎。我领导的政府不会被一小撮特权群体的利益驱使，而会因你的利益而奔走。
We wi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give you more control over your lives.When we take the big calls, we'll think not of the powerful but you.When we pass new laws, we'll listen not to the mighty, but you.When it comes to taxes we'll prioritize not the wealthy, but you.When it comes to opportunity, we won't entrench the advantages of the fortunate few.我们将尽一切所能让你更好掌控自己的生活。我们做重大决定时，我们想的不是那些有权之人，而是你们。我们通过新法时，我们不听那些有势之人，而是你们。当收税时，我们不会优先考虑那些有钱之人，而是你们。当提供机会时，我们不会只给予那些少数幸运之人。
We wi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help anybody, whatever your background, to go as far as your talents will take you.我们将尽一切所能帮助所有人，不论你背景如何，都让你能发挥所长。
We are living through an important moment in our country's history.Following the referendum we face a time of great national change.And I know because we're Great Britain, we will rise to the challenge.我们经历着国家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公投后我们面临着国家重大变革的时代。我知道因为我们是大不列颠，我们将迎接挑战。
As we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we will forge a bold, new positive role for ourselves in the world.And we will make Britain a country that works not for a privileged few, but for every one of us.我们离开了欧盟，我们会在世界上打造一个勇敢、积极的新角色。我们要让英国成为不为少数特权阶级服务的国家，一个为每个人服务的国家。
That will be the mission of the government I lead, and together, we will build a better Britain.这是我领导政府的使命，我们一起努力，就会建成一个更美好的英国。
“Together, we will build a better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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