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看待发展》读书笔记五篇

第一篇：《以自由看待发展》读书笔记

初次听说《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本书大概是在大一上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老是提及到了，后来舍友买到了这本书，我边有幸拜读。我读完这一本书，感觉好像从一个懵懂少年到了老年的样子，好的东西总是一直会喜欢，就像无论人的地位如何，或贫穷或富裕，总是充满对自由的向往。

这本书的影响已经不光在经济学，甚至扩展到了政治哲学和其他社会学科，作者阿马蒂亚。森被誉为是“经济学的良心”，尽管一直认为学者研究学术不能被自己的感情冲动所左右，但是还是觉得一流的社会学术里应该有许多的终极的关怀，是对正义，自由的寻求，是对人类此岸困境的解答，是对彼岸的希望。森是一个重新回归传统经济学到道德哲学的大师，这样的回归是重新把在道德哲学分野下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的结合，回归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最为根本但是常常却被忽视的问题――发展究竟为了什么，它的目的何在？

自己的藏书里大概是可以列出森的一些中文译著有《理性与自由》，《后果评介与实践理性》，《以自由看待发展》，《贫困与饥荒》，《饥荒与公共行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生活水准》，森是1998的诺奖得主――因为他开创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结合了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阿玛蒂亚·森曾经多次提到童年的一件事，十岁时亲眼看到一个叫卡德尔。米亚的穆斯林，为了生计――因为家里没有任何吃的，不得不去印度教的社区打工（当时是印巴冲突），被暴徒刺了一刀，最后死在医院，经济上的不自由带来的惩罚竟然是死亡，森亲眼目睹的这件事对他感触很大，想想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激情促使他毕生研究福址经济学，饥荒，不平等，公共选择，伦理学尽管他是个数理经济学的高手

森从这件童年对他触动极大的事，得出――“由于极端贫困而造成的经济不自由，会使一个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时成为一个弱小的牺牲品。。经济不自由可以助长社会不自由，正如社会和政治不自由也会助长经济不自由一样”。

我们大概已经尝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因此发展就成为了硬道理，成为了一个终极的目标，社会的领袖，领导者为了这个乌托邦的梦，设计了美好的蓝图，却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单单GDP的增长和加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还是有其他更美好的深意。

常常在我们生活的概念里有些缺乏常识却因为经常灌输而习以为常的观念，森却一点点把我们带到常识里，告诉我们有些观念不仅可笑浅薄，而且往往带来的结果很残忍。

森认为，扩展自由才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有是发展的主要手段。自由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是因为1，评价性原因－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2，实效性原因－发展的实现全面的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森也因此把“工具性”视角的自由分为五种，1政治自由，2经济条件，3社会机会，4透明性保证5防护性保障。

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言论，认为民主只是富人或有钱国家的奢侈品，一个贫穷的国家，因该先有经济发展，过早的民主会导致社会不能发展，首要的问题是多快好省的加快经济发展，也有认为，民主自由这些是西方的东西，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正如森指出，说出这样观点的常常是政客和官僚，却很少拿出证据证明这些观点。

森毕生研究的一个领域贫困和饥荒，成了证伪民主只有富有国才有用，穷人首先要求的是温饱和衣食，但是森研究饥荒问题时发现，饥荒形成的原因通常不是因为粮食的歉收，而是通常发生在缺乏民主，极权的国家――如在1959－1961年的中国，但是尽管在印度等一些国家也发生过粮食大规模歉收，却没有饿死上千万的人，只有几十甚至更少。正如森所说，权威主义的统治者自己不会受到饥荒的影响，因而他们通常缺乏采取及时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因此，防止饥荒较积极。

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根深蒂固的有种理念，如果民主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搞，但是森却通过数据和事实告诉我们，民主常常会带来经济增长，而且是对一个社会起到保护的作用。森提出，“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人们可能不大在意民主的可能性作用，但当政策大失误发生时，民主的空白将是灾难性的。”我们也许经历了太多神话以后也就会相信，但是一个历史的常识是，无论那个国家他的经济增长从来没有千秋万代，无论那个时代那个国家总有经济增长停滞的那一天，一个民主政府可以被民选下台替换一个，可是如果是一个合法性全部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权威国家，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

许多反驳自由民主只是西方的东西，东方有自己的传统的人，特别是李光耀命题，森也给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给予了有力的反驳指出亚洲文化里历史上有很多的包容和自由。无论是从孔子，还是从阿育王森都被森很好的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自由民主不是西方特有的，对自由的珍视不限于一种文化。

记得近几年中国提倡复古国学的话题似乎多了起来，反对过西方的节日，要求保存中国传统，甚至要求公共权利的干涉，但是当我们知道对于生活方式，传统的保存，“最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参加这个问题的公共讨论，社会上不同群体的人(不仅仅是有社会特权的人)都应该能够积极的参与制定应该保存什么，放弃什么”。

传统上对贫穷的定义，就是收入很低，但是森对贫困这个习以为常的词进行了新的定义――以可行能力剥夺看待贫困。贫困不光因为收入低，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有时是因为行政或其他手段，缺乏民主和自由的不公平剥夺了一个人的能力，突然想到最近大家一直讨论的城管问题，对于这件事在这里暂不评论，但是是否只是任意由政府下令，缺乏公共讨论本身的合法性在哪里呢？发现一个好的学者不是只是喊喊口号，而是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对弱者正真的帮助――说弱者似乎太狭隘了，应该是对人的尊严的捍卫，记得森在谈到，在工业化时代的英国一个工人没有一件亚麻衬衣是一件丧失尊严的事，贫困的人同样应该有尊严，而不是每天在夜间辛苦摆摊还要像牲畜一样被驱赶，被打骂。

森的关怀是对人的自由尊严的捍卫，也像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捍卫着市场，也对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等善意的批评，对自由观的梳理，重新使经济学中的终极关怀大放异彩，让我们从一个缺乏常识的环境里知道自由和民主的宝贵，哪怕是在最贫穷的地方，自由本身就是权利，发展的目的是自由，而不是发展本身。

每个人更应该对自己的自由权利负责，以为不是给予的，而是争取得，我们常常抱怨我们周遭的环境，但正如森所说“人们自己必须承担起发展和改变他们生活的世界的责任。一个人，不管他信教与否，都因该能接受这一事实。当人们生活在一起时，我们不可能逃避这样的想法：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可怕的事情，本质上是我们的问题”。如胡适先生所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记得遇罗克在《出*生*论》里说，凡是通过个人努力无法达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知道今天我们却还是常常缺乏一个在自由民主社会里早就因该有的常识，想想中国的读书人探求真理的艰难，也就明白当我们用观念的死亡代替我们自己探求真理的死亡时，也许才是个正常的社会，想想森是第一个亚洲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而我们的思想家还没出声就已经消失的连肉体都没有，有些感慨。

发展确实是对自由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重要承诺――这是该书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篇：书评：以自由看待发展

书评：以自由看待发展

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自由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发展的目的不是所谓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大国崛起，而在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的自由生活。他以“人类可行能力”视角分析经济增长，强调“人不仅是生产的手段，而且是其目的”。森的发展观把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其结合点就是以人为中心。

什么是自由呢？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这里所采用的自由观涉及到确保行动和决策自由的过程，以及人们在给定的个人与社会境况下所享有的机会”。自由意味着一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程度上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多元化。

什么是发展呢？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发展要更多的关注我们生活的充实度以及是否拥有更多的实质自由，因为“扩展我们有理由珍视的那些自由，不仅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不受局限，而且能使我们成为更加社会化的人、实施我们自己的选择、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交往并影响它”。

在阿玛蒂亚森的观点中，发展本身不是重要的，而发展的目的，人类的发展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同样的，自由本身不是重要的，真正的自由才是更加重要的。经济和自由本身不是割裂的，而恰恰是紧密联系的。由于极端贫困而造成的经济不自由，会使一个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时成为一个弱小的牺牲品。经济不自由可以助长社会不自由，正如社会和政治不自由也会助长经济不自由一样。他认为发

展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人们的实质自由，既集中注意人们去做他们有理由珍视的事情的可行能力以及去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自由。这种自由如果具体操作可以被列成下列清单，人们应该享有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投票选举、在公共媒体发表言论观点，参与政治生活而不必遭受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等以及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可行能力的剥夺。这些是一个人在一个社会中所应该得到的基本权利，即可行能力。如果上述任何一项被剥夺，那么也就是对可行能力的剥夺，是对自由的限制，也是对发展的限制。现今之中国，发展本身仍被视为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依然动人，而发展的手段仍延续无所不用其极的跃进方式，自由被压制，能力被限缩。经济总量极速增长，而人均收入增长缓慢，除了经济总量之外，我们在促进人的自由和能力方面赢得的发展成果极其有限：教育、科技、环境、创新、法治、民主、人权„„以自由看待发展，发展的目的就在于“人”本身。以人为中心，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发展要以人为中心，人的自由的扩展是判断发展的标准。阿马蒂亚·森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始终贯穿的问题就是人的发展，以人们享有的实质自由来看待发展，以人们享有的实质自由的程度作为发展的标准；扩展人类的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以可行能力的剥夺来看待贫困，分析收入的不同层面的不平等；以公平的机会、有效率的制度、健全的保障实现人的自由；民主和政治自由的作用——民主自身固有的重要性、工具性作用、在价值标准和规范形成中的建设性作用等。

作者在第三章中分析对比了三种主要现代价值观：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以罗尔斯正义理论为代表的公平主义。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自由至上主义是18世纪最先由英国发展起来，理论来源主要是弥尔顿、洛克等人的启蒙主义思想和理性主义、自然权利的一般理论。该理论认为:报纸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们了解真相，监督政府，同时具有告知、娱乐和销售之功能，报业主要为私有，任何有经济手段可以使用媒介的人都可拥有媒介。主要依靠“观点自由市场”实行“自我修正”和依靠法庭来实行媒介控制，是监督政府和满足其他需要的工具。以罗尔斯正义理论为代表的公平主义价值标准是：立足于公平的一套优先于任何其他考虑的自由权。作者认为应该着眼于信息基础，他不赞成某种价值要素“绝对的”优先于另外一些价值要素。作者的建议是：扩大信息基础，已构成实质自由的功能性活动为评价标准，对各种价值要素共同考虑，区别对待。同时作者在本章节结尾中评价总结：本章进一步考察了直接以人们的实质自由为焦点的含义，并确定了一种一般性的方法，即集中注意人们去做他们有理由珍视的事情的可行能力，以及去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自由。在政治领域的自由，认为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发展目标的组成部

分，人拥有了政治参与权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可行能力，扩展自由。在经济领域的自由，认为经济条件的获得与应用是人们提高自由的途径，自由贸易、自由劳动是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力的实现要求健全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运行过程可能会出现失灵的情况，这就要求政府提供防护性保障，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深重痛苦。这些自由的综合，就是保障人们免受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因此，评价发展的自由观是信息基础更广、包容性更强的评价标准。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中，各国不断地追求发展，追求自由，但对于发展与自由本身之间的联系却忽视不见。而森以自由为视角的全新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发展观，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对自由的追求和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显而易见，阿马蒂亚·森的这种思想对于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特别是在当前，加强社会建设尤为重要。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也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这种扩大的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势必要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市场机制的深远力量必须通过创造基本的社会机会来补充”。在这方面，政府应当大有作为。

第三篇：《论自由》读书笔记

功利主义视角下的自由

——《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是英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Mill）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密尔从小深受激进主义思想的父亲和功利主义思想的边沁影响，但是，他在继承功利主义精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和修正，并对自由理论和功利主义的关系做了深入的阐述，他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出发论证了自由主义，使二者融为一体。“凡是可以从脱离功利而独立存在的抽象权利观念推出我的论证的任何有利条件，我都未予利用。在所有道德问题上，我最终诉诸功利；但是，这必须是最广义上的功利，以人作为进步的存在者的永久利益为依据的功利。”1《论自由》一书的出版，对其继任者以赛亚•柏林、约翰•格雷等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约翰•莫利（John Morely）曾经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是否在那个时代或者任何其他时代有如此短的一本书曾在当代人的思想中产生如此广泛、如此重要的影响，如同密尔的《论自由》在那个时代对人的思维和社会产生的震动一样。”2及至今天，《论自由》也是法哲学领域的重要文献。自由主义理论家从《论自由》中寻找自由理论的经典解释，并试图从中发现可以回答当今问题的思想启迪。其他一些理论家则试图通过剖析密尔的《论自由》展示自由主义法哲学的内在缺陷及危险后果。

关于《论自由》的写作背景，密尔所处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推进时期。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得到不断壮大。在密尔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虽然英国在经济和综合国力等方面达到了鼎盛，但在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风尚乃至社会道德上，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限制依然存在。早期的功利主义者边沁等人将功利主义的主旨概括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这种多数人的幸福主要指人的物质上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即强调人所追求的趋利避苦的简单量的计算。密尔早年接受了边沁的这一理论，但后来，他积极批判边沁的功利主义只注重现实的物质利益，而漠视人的精神和情感层面需求的观点，即人的幸福应体现在量和质两个层面，且应当更注重幸福质的追求。因此，密尔甚至一针见血地指 12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页。

[美]苏珊•李•安德森：《密尔》，第31页。出，“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3

《论自由》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以公民自由为中心，对自由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第一章是导论部分，总述了文章所要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的“意志之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同时，确立了一条自我保护的“极简原则”，并以此原则为线索推动全文的展开。第二章论述了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认为人类应当自由形成意见、自由发表意见，否则便是人类理性与德性的毁灭，阐述了思想自由的伦理依据和伦理正当性。第三章阐述个性的自由发展、个性方式多样化以及首创性的伦理价值。认为个性是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主张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提倡生活方式的自主性和多样化。第四章讨论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提出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源于社会对他的保护，社会成员的行为只要互不损害利益和权利，只要为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受损害与妨碍而承担责任，就不受社会强制。第五章将所得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实际，同时重申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

在《论自由》的导论部分，密尔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所要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的“意志之自由”，即不幸与那个被不当地称呼为哲学必然性学说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即社会可以合法地施加于个人的权力之性质和界限。4他在此把社会自由与哲学上相对于必然性而言的自由明确地相区分，而且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密尔指出他全书的要义就是两条格言：“第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仅涉及自身而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的利益，他就不必向社会承担责任。第二，对于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则需要承担责任，并且在社会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身时，个人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简言之，密尔致力于划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界限，强调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那就不应该受到限制，他就是自己最高的主权者。所谓自由，是指对于政治统治者的暴虐的防御，人们主要采取两种限制手段来谋求自由。第一 34 英] 约翰﹒密尔：《功利主义》，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条途径是要取得对于某些特权即某些所谓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的承认，这些自由或权利，统治者方面若加侵犯，便算背弃义务，而当他果真有所侵犯时，那么个别的抗拒或者一般的造反就可以称为正当。第二条途径，一般说来是一个比较晚的方法，要在宪法上建立一些制约，借使管治权力方面某些比较重要的措施须以下列一点为必要条件：即必须得到群体或某种团体的想来是代表其利益的同意。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出了“多数人的暴政”这一观点，并将其列入社会需要警惕的祸害之一。但是，密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我们更应警惕的“社会的暴政”这一问题。“像其他的暴政一样，这种多数人的暴政，人们起初以为、而且至今仍然庸俗地以为，其可怕性在于它主要通过公共权威的行为而发挥作用„„因为它虽然通常不以极端的惩罚为支撑，却几乎不给人们逃避的途径，它更深地涉入生活的细节，并且奴役灵魂本身。”5这种社会暴政之所以比政治暴政更可怕，是因为社会暴政使人无处可逃，影响人的生活细节以及奴役人的灵魂。关于个人独立性与社会控制之间的恰当调节，密尔认为，必须通过法律和舆论来设置准则。

接着，密尔提出并论述了“极简原则”。“本文旨在确立一条极简原则„„其准绳是自我保护，即人类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其唯一正当理由是旨在自我保护。”6但是，这条“极简原则”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仅适用于能力已经成熟的人们，对于孩童、尚未达到法定成年男女年龄的青年以及野蛮人，则被排除于该适用范围。密尔总结出关于他对人类自由所涵盖的三个领域。“„„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所以在实践上是和思想自由分不开的。第二，这个原则还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第三„„还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就是说，人们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7密尔在导论的最后，再次强调要对道德压迫和精神统治的倾向保持警惕，特别是面对社会权力膨胀、个人权利萎缩的情况，更要警惕“无论作为统治者或者作为公民同胞，人类之倾向于把自己的意见和意向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他人，是有着人类本性中难免带有的某些最好和某些最坏的情绪的如此有力的支持，以致从来几乎无法加以约束，56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7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除非缺乏权力”。

关于思想和讨论自由，密尔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其对于人类精神福祗的必要性。（1）如果被权威压制的意见是真的，禁止思想和讨论自由就使人类失去了一个获得真理的机会；（2）如果被权威压制的意见是谬误的，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在与谬误的争辩中获得对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的机会；（3）如果被权威压制的意见部分是真理部分是谬误，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完善已经认识的真理 ；（4）教义的意义本身有丧失或减弱并失去其对品性行为的重大作用的危险。8密尔在论述过程中采取了既破又立的方式论证以上四点。如在论述的第一部分中，他反驳因担心错误意见误导社会而禁止言论思想自由的理论，提出不该为了不许对某言论驳辩而假定其真确性，人的智慧的来源在于人的错误时能够改正的，在驳辩中可加深对真理的理解；反驳政府有义务保护某些对社会福祉有用的信条，指出由功利性导出真确性是荒谬的，对教义的信仰因基于对其真理性的认同；反驳拒绝听自己认为错误意见的看法，指出其实质默认了自己判断的不可能错误性，同时举出了苏格拉底等著名案例揭示因不自由而导致的司法罪恶给人类带来的悲剧。反驳真理会永远战胜迫害的意见，指出这不过是一个过于乐观的谬误，真理的浮现会因人们的错误而推迟，造成损失；反驳认为异端者沉默不算灾害的意见，指出这不仅使人们丧失对异端意见透彻讨论的机会，更严重的是，败坏了不仅使异端者还有费异端者的心灵，使其丧失生气和独立，号召思想家的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并结合时代背景痛心疾首地指出，欧洲近代三个辉煌历史时期的思想的推动力量已经差不多耗费殆尽，我们如若不再力主精神自由，我们就不可能实现新的进步。

密尔在论证思想和言论自由时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就是强调人类认识的可错性。这种人类认识的可错性不仅表现在单个个人、而且表现在集体共识之中，有时甚至出现在整个人类和整个时代的认识之中。关于这一点，密尔列举了卢梭这一事例进行论证。“每个时代都曾持有许多被后面的时代认为不仅错误而且荒谬的看法；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流行的许多看法将被未来的时代所抛弃，就像现时代抛弃许多过去曾经流行的看法一样。”9

关于论证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密尔先划出了个人个性发展的空间，89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9页。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即个人应在仅涉及自己的事情上按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活动，不论在他人及传统习俗看来是否可取。“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并且开动它按部就班地为它规定好的工作；它毋宁是一棵树，需要按照使它成为活物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并在各方面发展起来。”10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一点：

第一，从社会发展层面来说，首创性是人类事务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允许个性的自由发展有助于保护首创精神，并为天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因为人类社会永远需要有些人不但发现新的真理，不但指出过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已不是真理，而且还在人类生活中开创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开明的行为和更好的趣味与感会的例子。人类不仅靠他们来倡导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依靠他们。

第二，从个人发展层面来说，个人发展需要个性的张扬，不应该遵从习俗惯例。每个人对自己的福祉有最深切的关切，对于一个人如何发展，他人的经验也许是错的或没有解释效力，或者即使对了却根本不适合他，毕竟他人对其的利害关切远比不上其本身，当然前提是个人是能力已臻成熟，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个人的智力在运用过程中才能得以发展，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在对自己生活和人生的思考和选择中使自己的存在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要想每人的本性得到公平的发展，重要的是应当允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任何一个时代行使这项自由的程度有多大，该时代值得后代关注的程度就有多11大。”习俗的专制在任何地方对于人类的前进都是一个持久的障碍。人们的悲剧现在不仅在于个性屈从于习俗，更在于把习俗当成了自己的“个性”。这种后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价值观念的歪曲，想要以牺牲个性换来社会对自我的认同，做一个平庸的顺民。但须知人固然需要肯定，但这肯定应当来自自己的内心，而非依赖外界，尤其是习俗。“一个社会标新立异的数量，一般总与该社会所含有的天才、精神活力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密尔通过自己所推导出的理论，列举英国和中国进行论证，针砭时弊、发人深省。

“生活中主要涉及个人的那部分应当归属个性，主要涉及社会的那部分应当13归属社会。”密尔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是绝对的个人行动自由，而认为个人1011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12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13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的自主权是有限制的，但是这种限制必须是正当的。为此，他明确规定了这样几个限制条件：第一，个人彼此互不损害利益，且不损害法律明文规定成员在默契中认作权利的确切利益；第二，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遭损害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一份责任；第三，如果某些行为有害于他人，或对其福利缺乏应有的考虑，但又不到违犯其任何既得权利的程度，这时，违犯者应当受到舆论的惩罚，而不是法律的惩罚。

关于社会对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密尔指出了每个人对社会遵守的某种行为准绳应该是彼此不损害利益，且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或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责任。个人有些行为会有害于他人，或对他人的福祉缺乏应有的考虑，可是又达不到违犯其任何既得权利的程度，这时，违犯者便应当受到舆论的惩罚，而不是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人有权以各种不同办法对某人观感不佳的意见发生作用如：预先给予他警告；不与之合群；警告他人也同样避免与之合群。他人对其干预的界限是（1）她可以从他人手中受到极其严酷的惩罚；但是他之受到这些惩罚只是作为那些缺点本身的自然的和也可说自发的后果，而不是有谁为了惩罚之故有目的地施罚于她；（2）一个人若只在涉己行为上招致他人观感不佳的判定，他因此而应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与那种判定密切相关的一些不便。至于人们因为自由而产生的对自己的伤害而带给社会的损失，这一点点的不便利，社会为着人类自由的更大利益之故是能够承受的。接着，密尔批判了一些民族禁止人们食猪肉等几个社会道德扩张侵害个人自由的例子。

最后一章密尔论述了本文教义的应用。密尔首先再次陈述了贯穿于全文的两条格言：（1）个人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2）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其次，密尔说明了不涉及侵犯自由问题而反对政府干涉的三种情况：（1）代办的事情由个人办可能比由政府办来得好；（2）有些事个人办虽未必能像政府官吏办的好，但仍宜让个人来办，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地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习的知识；（3）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害。密尔用禁酒令、毒品买卖、鸦片贸易、贸易自由以及教育制度几个例子具体探讨了政府权力的界限问题，说明了社会或政府对于纯涉及个人自身的错误行为可以通过防止或惩罚的途径而加以正当干涉，直接损害只及于本人自身的行动，不应遭法律的禁止，但若公开做 出来会破坏良好的社会风气，据此危及他人，则可以予以禁止。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应遵循这一原则：“保持符合效率原则的最大限度的权力分散；但也尽最大可能使信息集中并将之从中心散播出去。”14

密尔的《论自由》一书深受德国思想家洪堡、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以及其爱妻哈莉特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全文以其缜密的逻辑推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论证了个人自由的“极简原则，个人自由是每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奠基，是社会演变的活水源头。虽然密尔的个人自由主义存在或多或少的端倪，但个人自由作为一个符合社会潮流和人性需要的重要原则和价值导向，是值得推崇的，我们将为实现全面自由而努力求索！

14[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第四篇：《自由论》读书笔记

自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以赛亚·伯林是我喜欢的一个思想家，他是20世纪伟大的为自由辩护终生的哲人。他的《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启蒙的时代》等都是延续着相同的主题——如何维护得来不易的自由。

虽然是哲学书籍，但却没有古奥不可解、拖泥带水般的拖沓弊病。阅读伯林的书，让你感受到的是他语言风格的清新流畅，以及他的思维的缜密及凌厉。

《自由论》是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论》的修订与扩充版，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一篇，“论自由的其他作品”四篇，“传记性附录”三篇，《伯林及其批评者》一篇，以及一个资料翔实的“索引”。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本书被誉为继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穆勒《论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成为二十世纪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

在本书开始的部分里，伯林思考了信仰问题，反思了革命的逻辑。当人们迷醉于狂热的革命理想的时候，其他目标与价值都被遗忘了，尽管人们承认其他价值是有意义的，但是在高尚的革命理想下，人们感应到的是一种宗教般的信仰。“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准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赢得这种安全感，让广大的生活领地受制于那些不管有意无意但系统地挤压活动疆界的人，这些人操纵人类，把人类训练成整体模式中的一个更易整合的部分——可以互换，几乎可以预制的部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信仰，更强有力的领导或更科学的组织。它需要的是与之相反的东西——少一些弥赛亚式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特异性的宽容，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地多一些达到目标的办法，为那些其趣味与信念在多数人中很难找到共鸣的个体或少数人实现他们的目的多留一些空间。”这就是著名的柏林的价值多元论。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是针对长期统治西方思想传统的价值一元论提出来的。1

柏林认为，基本的人类价值是多元的，诸如自由和平等，它们既不能按照一种绝对的等级加以排序，也不能被转换成一种具有共同特性的单元。这不仅适用于整个文化即价值体系的层面，而且适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个体的价值。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多元主义要预防的就是这种危险。它是自由主义与宽容之源：不仅仅是那种等待错误被改正的不稳定的宽容，而且是那种深刻的、持久的宽容，这种宽容接受并欢迎那些与我们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见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见解。对于人类来说，追求一种唯一的、最后的、普遍的结果，无异于是追逐海市蜃楼。有许许多多的理想值得追求，而且其中有些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可以很容易得出理想是多元化的结论。人是自己的人，是为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活着，有权利去追求自己坚持与钟爱的任何理想，这是人的基本的权利。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把其他人的自由和幸福扛在自己的肩上，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人作出选择。对于伯林来说，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宗教迫害、纳粹政治以及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极权主义正是绝对主义价值观的结果。在伯林看来，不同价值的不可比性和矛盾性，决定了人们必须时刻面临着选择，并且必须去选择。没有一个固定的真理供人们来依据，这样的选择完全是一种意志活动，意愿是唯一的标准。他把选择能力和对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视为人类存在的构成要素，看作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正是基于这种选择活动，人们的行为和性质中才产生了不确定因素，人类也因此为自己创造了多样的本性，这就决定了人在本质上是自我改变的和永未完成的。

而本书的主题——自由，则是伯林最为人所知的思想贡献，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者用大篇幅阐述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与联系。之所以要区别出这两种自由，是因为它们都是西方思想中的要素，尽管它们是对不同问题所做出的不同解答，但人们却常常把它们二者相混淆，而其中任何一种自由被滥用都会引起恶劣的后果。

按照伯林的分析，这两种自由的区分对应于两个逻辑上相互区别的问题。如果有人问：“是谁欺骗我？”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可以说明“积极自由”的内容。一些人可能会回答：“我欺骗我自己”，这就是积极的自由。如果有人问：“其他人干涉我的生活到什么程度？”答案就将说明“消极自由”的内容。有人会回答：“很少”，这就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涉及的是机会，而积极自由涉及的是能力

和资源。伯林还认为，手段不构成对自由的限制。因为手段是与自由的运用有关，而不是与自由的拥有有关。如一个人太穷或太无知而不能利用他得到的自由，那么并不能说他没有自由。门仍然对他开着，虽然他不能走出去。

不可否认，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任何有尊严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一个社会为这两个问题所做的答案便可以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是自由的还是专制的，民主的还是暴政的，世俗的还是宗教的，私有的还是共有的等等。这两个概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均被歪曲过，并向其反面发展。”在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中，伯林始终强调“消极自由”是更为真实的自由，“在我看来，‘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自由，是比较真确的、比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要比那些在大规模受控制的权威结构中，把寻求阶级、民族或全人类‘积极’自我表现作为理想的人士所持有的目标，更为真确、也更合乎人性。”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自由”二字的任何诠释，不论多么特殊，都必定包含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即一个人必须拥有一个不受人干涉的领域。而“积极”自由的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

作为英国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伯林思想在当代英国哲学界可谓独树一帜，伯林的《自由论》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理论著作，是一篇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宣言”。

纵然柏林的自由价值超越了一元论，却仍然受限于多元论的天空下。因此我想，自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并不是完全没有束缚,然而恰恰是这个限度才是其价值的真正所在。

第五篇：论自由读书笔记（通用）[范文模版]

论自由读书笔记（通用6篇）

认真读完一本著作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书笔记了。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论自由读书笔记（通用6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自由》成书于1859年，100多年后再读此书，仍然觉得很有启发，很多观点用在当下也毫不落伍。如果说，真存在所谓符合社会规律性的言论，那《论自由》中的某些观点应该也可以归入这类言论。

一、第一章内容简单梳理

第一章厘清了本书所讨论的自由的范围。对于自由的讨论，历来是哲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的热门论题，经久不衰。本章开始就提到，这篇论文不是所谓意志自由，这里所要讨论的是所谓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在这个前提下，作者又开始讨论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自由。历史上的自由，是对统治者暴虐统治的防御。这时候，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给统治者运用权力划定一定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谋取这种自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取得统治着对某些自由权利的承认。另一种是通过宪法。但是现在（指作者的时代），“人民对于管治者之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而在利害上与他们自己相反对时，已不复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必要。”人们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对国家进行治理，并且可以随时撤换，意义已经大于对统治者权利的限制，“统治着应当与人民合一起来，统治者的利害和意志应当就是国族的利害和意志。统治者的权力，就是国族自己的权力。

以此，有人认为“人民无须限制自己施用于自己的权力”，作者对此做了反驳，实际情况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要限制政府施用于个人权力这一点也仍然丝毫不失其重要性。”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他的个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仅防御官府是不够的，还要防御得势力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集体意见对于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界限在哪里？他首先肯定了舆论的作用，即“很多不宜由法律来起作用的事情，还要由舆论来办。”作者通过分析，认为决定那些在法律惩罚或者舆论支持之下的行为准则的主要东西，是社会的好恶或社会中一些有势力的部分的好恶。

作者以英国的情况为例，分析了人们在特定事务上所持的态度完全取决个人的择取，而毫无准则。以此，表明本文的写作目的，“即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控制个人之事，不论所用的手段是法律惩罚下的物质手手段或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他为准绳。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可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他还认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到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有三个方面，意识的自由；趣味和志趣的自由；个人间联合的自由。

二、几点感想

1、密尔骨子里体现出的作为资产阶级的自我优越感。读完第一章，我除了认同密尔很多观点外，也深深体会到他自身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本书成于19世纪中下叶，那时候正好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思想界也非常活跃，密尔在第一章的论述中，很多地方没有论证，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似乎很多观点是不证自明的。他所讲的自由是有社会条件的。比如，他认为，对于那种种族自身尚可视为未届成年的社会当中的一些落后状态，也可以置诸不论；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正是一个合法的形式，只要目的是为着使他们有所改善，而所用手段又因这一目的而得以投现而显为正当。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借自由的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任何状态中，是无所适从的。但哪种种族族可以看作未届成年，哪些人是野蛮人？什么时候人类达到了借自由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阶段？这些密尔都没有回答，从这些描述中，他并不认为，所有的人或者种族都配拥有他所说的自由。但他还在书中提到，在旧日，存在臣民或者某个阶级的臣民和政府之间的争斗时，那时的自由是指对于统治者暴虐统治的防御。似乎又把自由存在的时间维度拉长了。

2、密尔所强调的“对社会负责”标准只是描述意义上的，既没有说出它们的范围，也没有说出为什么会这样。比如，他强调，为了“自我防卫”或者说他人的利益的时候，个别的或者集体的违背个人意志是正当的。一个人仅需为涉及到他人的那部分才需对社会负责。凡系显一个人在义务上当作而不做时，就可要求他对社会负责，这是正当的。我在阅读过程中，特别想寻找一个答案，如何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可惜没有找到。

3、密尔对“权力”讨论远远大于对“权利”两个词的运用。我只看了翻译版，没有看过原版，也没有了解过密尔的时代对“power”和“right"的认知程度如何。既然是《论自由》，我总觉得是讨论rihgt要多一些，但感觉这部分内容反而讨论power多一些。可能与论文开始提到的讨论主题有关，即“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4、密尔对法律和舆论的作用的描述令我很受启发。他意识到法律的惩罚性和舆论的压力对个人的影响，并且用很大的篇章介绍舆论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犀利的指出，一国的道德标准大部分出自占优势的阶级利益或阶级优越感。人们遵守的来自法律或者道德舆论的所谓社会准则，其实就是社会的好恶，或者是社会中占优势的势力的好恶。

5、密尔所主要讨论的是政治自由问题。即政府在限制人民自由方面的界限在哪里，正当性何在？人们所享有的社会自由主要有那些？这些都是政治自由非常核心的内容。对于政治学初学者认知政治自由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尽管我读完还有很多迷惑，但是对于密尔在观点上的干脆自信，以及论述上的逻辑性，还是很佩服。

理解比较浅薄，暂记流水账于此。

约翰·密尔的经典著作，看之时感悟颇多，虽然都是些琐碎的杂感，但也不妨写下来看看。

密尔的观点其实不多，粗略的整理一下也就如下：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概而言之，密尔认为思想不应该被禁止，无论好坏与否，所有人都应该有自由思考的权利。少数者的主张也不应该被打压，要允许他们有说话的权利。个人自由不应该伤害到他人权益，否则社会有权利剥夺个人的自由。

个人很喜欢密尔关于自由的阐释，在书中作者不断的在思辨，在讨论自由和自由的限度究竟何在，该怎么划分等等。言自由，其实最想讲的是密尔所言的自由精神，中国缺的就是自由的精神。之前看奥威尔的现代经典《1984》，看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本伟大的政治预言性小说，奥威尔想说的或许很多，而我们能从其中得到的也很多。极权主义是真实存在着的，且在每时每刻压迫者我们，只要我们追求自由的脚步不停下，只要是走在走向自由的路上，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是自由的。我喜欢那句话：不踏出第一步，你永远都到不了远方。

密尔在书中反复的思辨着个体自由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到底该怎么界限，他认为当个人自由不侵犯到别人的权益时，集体或国家就无权干涉该个体的自由；而一旦个人自由侵犯到他人的话，国家就有权利剥夺该个人的自由。我们的承认密尔的伟大，我私底下认为这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秘诀。我们有自由，但我们的自由不该伤害到他人。国家有权利，但是也不能平白无故的伤害我们。密尔认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而言，个体是应该受社会的管制的。而此种特定情况只出现于当个人的一些行为影响到别人，或者说伤害到了别人的合法权益之时，社会才有资格对该个体进行管制或惩处。除此之外，社会是无权干涉个体的自由的。即就是说，当个体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时，社会便无权干涉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应该得到保障。这个和卢梭的那句经典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密尔有一句名言是这样的：假使全体人类减一执持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持相反意见，这时人们要是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是人类沉默更为正当。与这一句相同的是这样的：如果发现有些人在什么问题上成为举世明显一致的例外，即举世是居于正确方面。那些少数异议者也总是可能有其值得一听为自己辩说的东西，而假如他缄口不言，真理就会有所损失。这是一种完全站在少数者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的思维，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所站的立场我想就该是如此，当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集体固式思维之时，密尔的这种观点就看来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且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不再用经济的巨大发展来掩盖我们制度的虚弱，不再用集体用国家用民族来淡化个人的个性的时候，那才是自由国度的开始。

王小波有一篇杂文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大概就讲了一个主旨是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要说话，不要沉默。他认为沉默者是没有话语权的弱者，而我们应该为他们说话。密尔也有一句名言是这样的：不仅应予以宽容而且应予以鼓励和赞助的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适居于少数地位的那一个，因为那个意见当时代表着被忽略了的利益，代表着人类福祉中有得不到分所应得之虞的一面。只要人们还被迫兼听双方，情况就总有希望；而一到人们只偏注一方的时候，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借鉴，如果有很多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进步总是有希望的。联想到现实，现在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改革无望，进行了一些尝试之后，然后就是各种失望，灰心丧气，由热血青年马上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要么就彻底的垮下去了。问其原因，莫不过是现实残酷啊，生活困难啊什么的。好吧，我承认这个是很难，但我们总该多坚持些时候，少年一场，最重要的还不是这根骨头。

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妄想着要改变一切，等到被生活的锤子锤了之后就嫣了，再也想不出什么古怪的想法，做不出什么伟大改变了。还好，我现在还年轻，没挨过生活的锤子，骨头还硬朗，我至少要撑到我撑不住的那天再说放弃。

王小波在他的书中写道：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的到来。现在，我也去守着这个荒岛，等着春天黎明的到来。

人类一见事物不复有疑就放弃思考，这个致命的倾向是他们所犯错误半数的原因。

一个专从教师或书本引得一切教训的人，纵使逃开了包围上来要使自己满足于生硬填塞的引诱，也总不会被迫去兼听双方，因而（甚至在思想家当中），也就远远不会常在兼知双方方面有所成就。

只要反对者在这题目上表现了任何强烈情感，把对方逼得很紧，使对方感到难于作答，那么，他在对方看来就是一个无节制的反对者。

其中最严重的一些是：似是而非地进行论证、对事实或论据予以压制、把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把反对方面的意见表述错误。

总之，对于每一个人，不论他自居于辩论的哪一个方面，只要在其声辩方式中或是缺乏公正或是表现出情绪上的恶意，执迷和不宽容，那就要予以谴责，但是却不可由其在问题上所选定的方面，纵使是与我们自己相反的方面，来推断出那些败德个人的自由必须约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

人类的官能如觉知力、判断力、辨别感、智力活动、甚至道德取舍等等，只有在进行选择中才会得到运用。而凡因系习俗就照着办事的人则不作任何选择。

他所要求的一切只是指出道路的自由。至于强迫他人走上那条道路的权力，那不仅与一切他人的自由和发展相矛盾，而且对这个强者自己说来也足以使他腐化。

人类中的一般中材不仅在智力上是平庸的，就是在意向方面也很平庸：他们没有足够强烈的嗜好或愿望能使他们向往于做些什么不平常的事，因为他们也不能理解有那种嗜好或愿望的人，径把那种人划归野性难驯和不知节制的一类，而那又是他们素所鄙视的。

进步精神并不总是等于自由精神，因为进步精神会企图以进步之事强加于并不情愿的人民。

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事情上外，任何他人对于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

有很多人把他们所厌恶的任何行为看作对自己的一种伤害，愤恨它好像它对于他们的情感是一种暴行。

并且不论这事实看来怎样可怪，它到底在世人的普通观念和习俗中有其解释，那就是说，世人既教导女人把结婚看作一件必要的事，那便不难理解许多女人就会宁愿为诸妻之一，聊胜于不得为妻。

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个人被允许割让他的自由，这不叫自由。

《论自由》论的自由主要可分为三个，第一，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第二，论个性自由；第三，论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首先谈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它包括一切人们对事物的意见看法进行表达的自由。在密尔眼中，不受限制的思想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意义深远，思想自由能发展人的个性，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反，如果用一种外在的标准或通过权威的力量去限制或压制人们的各种意见，将会妨碍个人和社会的进步。

书中有言“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也就是说，在密尔看来，即便一个错误意见全部错误，正确的意见包含了全部真理，那么，不允许人们讨论和提出挑战，就意味着持有真理的人们实际上会不再思考以至于成为一种偏见，也就不会对这个道理的理性依据有领会和认知。而作为正确的真理，由于这样也会出现逐渐丧失其真理地位的危险，也阻挡了这个真理实际上的效力。因此，倾听他人的不同意见，永远不窒闭他人的意见和思想，不干涉他们的思想和讨论，而且要欢迎任何形式的讨论，才能让社会整体更加接近真理。

人们拥有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后，因为思想的不同，个性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于是便谈到了个性自由的问题。密尔调发展个性是个人独立、个人解放的根本要

求：“凡是听凭世界或者他自己所属的一部分世界代替自己选定生活方案的人，除需要一个人猿般的模仿力外便不需要任何其他能力。可是要由自己选定生活方案的人就要使用他的一切能力了。”

想一想刚刚集体结束统一高考、又迷茫地不知如何选大学和专业的考生们，他们的生活方案不就是别人代替自己选定的吗？僵化的考试除了需要遵循固定的套路、需要“猿般的模仿力”之外又需要什么其他的能力呢？

人的个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个性自由理应得到推崇。为了给每人本性公平的发展机会，就必须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然而看看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无论是打着三纲五常、“亡天理灭人欲”，还是以国家、集体的名义阻碍个人追求，实质都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

在论述个性与发展是一回事之时，密尔强调只有培养个性才产生出或者才能产生出发展得很好的人类。而且，密尔还强调，首创性是人类事物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以及坚持天才的重要性，坚持让它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得自由舒展的必要性。我们不能试图用一个模子来范铸人们，应对个性的任何显著表示宽容，只有支持鼓励自由和境地的多样化，这两个人类发展所必要的条件的发展，才能使个性保住它的根据，避免个人性格的各项情况日益趋于同化。纵观近现代富强起来的欧美国家，无一不建立在一个个有独立人格、公民素养的国民之上。

谈到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密尔指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

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这一点其实是个人自由的界限的再阐述，只牵及到私人的个人行为不应当受社会的干涉，特别是不能因为公众的喜好厌恶而强制“异端”也要和他们一样“统一”。

而什么时候公权力可以干涉个人自由呢？密尔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

举个例子说吧，比如对罪犯的惩罚、剥夺他的自由就是为了防止其对他人的危害。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该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权对个人行为进行裁判，并对他进行强制判决。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只应是为了防止他人利益被损害，不可以更进一步，社会不能非法干涉个人合法自由。

每本书的存在都有其价值，我们不能一味否定，也不能一味肯定。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自由主义主张的就是个人的自由，但这是法治之下的自由。因此，为了让每个人享受同等的自由，就必须对个人的自由通过一定的法律来加以必要的限制。自由主义主张保障人们的自由，但不意味每个人可以为所欲为，而这一观点在密尔的《论自由》一书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密尔的尺度，也是我们的自由所应有的尺度。

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探讨的是公民自由或者称社会自由。也就是“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划分着人类。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人类社会“阶级”的出现，正式公民自由与社会自由出现区分与差别的表现。而随着阶级划分的越来越细，越来越完善，到国家的出现，以及后来所发展的集权、专政与所谓的民主社会，都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的变化而引起的。或者说是，都是由：“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不同与变化所形成的产物。

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似乎从有了人类文明起就已经存在了，特别是在国家出现之后，更加明显。而且，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也给古往今来众多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永恒的、永远都不过时的话题。追寻自由，成了各个时代文人们都竞相追寻的“时髦”。

在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的相处中，人们所认为的“统治”与“被统治”，对于自由的限制与约束，以致于发展后期所必然出现的人们揭竿而起，推翻专政、暴政所得来的那些“自由”。那是“所谓的自由”。《论自由》中这样说的“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其外来的敌人”。他们将权力看作是一种武器。

为什么人们的自由要受到限制？换言之，正如人类所常说的那样“自由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为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在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中，作者有这样一段比喻“在一个群体当中，为着保障较弱成员免遭无数鸷鹰的戕贼，就需要一个比余员都强的贼禽受任去压服它们。但这个鹰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亚于那些较次的贪物，于是这个群体又不免经常处于须要防御鹰王爪牙的状态。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他们少数一些人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需要限制我们的自由，给人们相对的自由以维护统治。这就又涉及另一个根源性的问题了，即“我们有绝对的自由吗？”、“我们的自由是别人给予的还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两个问题，人们到今天一直还在争论。“从历史上看，只要人类一天还满足于以另一个敌人去攻斗一个敌人，还满足于在多少有些有效保证足以对付主人的暴虐的条件之下便由一个主人来统治自己，他们就还没有使自己的'渴望超越这点之外。”

作者约翰·密尔认为，在统治者与公民自由的博弈中，美国的“宪政”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即“自由党派竞争的时代”。

“在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当中，正和在人当中一样，成功倒会把失败所会掩住的错误和弱点暴露出来。”而在作者看来，这种“自由党派竞争”的情况，当它还只是一种在书籍中才可见的、“听起来颇成一条自明的公理”之时，政府只当它是另一场暴*而已。而当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于是这种选举制和责任制政府就成为观察和批评的对象。这时人们就觉察出来，原来所谓“自治政府”和所谓“人民施用于自身的权力”等类词句，并不表述事情的真实状况。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但作者还是发现，这种民主共和制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换言之，在本质上还是没有解决。变成了作者所说的“多数的暴虐”。

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中有一个很出名的观点，就是“多数的暴虐”的观点。他对于当今的国际政治来说有相当大的前瞻性。

书中这样说：“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这种情况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可怕！

社会是这样认为，即使它错了也没人发现，在一个国家，人人都同一种颜色，同一个思想，同一种文化，仔细想想这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当一个社会都是一个思想了，那本身就是一种畸形，与人类的自我发展是相违背的。古人讲“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是注重各个不同的文化都发展，并且各自繁荣，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更加繁荣、精彩，才会不让一些稀有的、独特的文明的足迹被淹没。

个性作为一种积极自由，不简单的意味着个人有权做自己喜欢的是而不受他人的阻挠，它还意味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个性去追求自己的自主性，而将世俗的、社会的的观点置于一边。

一个社会中怪癖性的数量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赋异禀、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今天敢于怪癖的人如此至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中华民族富有才能，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由于遇到了难得的幸运，在岁早期就配备了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是一些人的杰作，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最开明的欧洲人也尊称这些人为圣人和贤哲。做到这一点的人民无疑已经发现了人类进步的奥秘，并且已经牢牢地站在世界运动的前列。然而切切相反，他们已经变成静止不动的了，维持现状达千年之久，如果说他们还有改进，那必定是外人做的。这就是一个民族人人都雷同，以同样的格言和规则来管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而这就是成果。

原来所谓“自治政府”和所谓“人民施用于自身的权利”等类词句，并不表述事情的真实状况。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而所说的“自治政府”亦非每人管理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人都被所有其余人管制的政府。至于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它种。因此，党掌权者对于社群，亦即社群中最强大的部分正常负责时，限制政府施加于个人的权利也不失其任何的重要性。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一般还把“多数的暴虐”这一点列入社会所须警防的诸种灾祸之内。

社会主流道德：哪里有一个占优势的阶级，该国道德相当大的部分就必出自该阶级的利益和阶级优越感。…另一方面，以前居于优势地位的阶级如果已经失去优势，或者其优势已不受欢迎，那么，此时主导的道德情感就往往带有一种厌恶优越的意味。

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关于集体意见对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要找出这个限度并维持它不遭侵蚀，这对于获致人类事务的良好情况，正同防御政治专制一样，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