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光祥案看毕节公检法如何破案督案审案[最终定稿]

第一篇：从张光祥案看毕节公检法如何破案督案审案

从张光祥案看毕节公检法如何破案督案审案

作者： 蔡金安

于 2014-05-13 18:49 发表

昨天下午，笔者在网上看了央视《面对面》的《张光祥：从死刑到无罪》的视频，感触颇深。

一个本无罪的农民张光祥，竟然仅仅因他未出席被害人许晋的葬礼酒席就被警察当作抢劫杀人的嫌疑人抓走。此后，他遭受了许多非人的折磨，以致多年后沉痛发出“我早点说就不会死掉在看守所”的感叹。他三次被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缓等刑罚，他不服判决三次上诉，省高院两次发回重审。历经十年的拉锯战，他终于被宣判无罪释放。十年光阴的消逝和身体遭受的摧残，对这个无辜者来说显得那么不公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笔者希望通过梳理一下案情，来寻找相关答案。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

1999年12月9日，贵州毕节市织金县八步街居民许晋在其私人诊所中被人杀害，织金县公安局的侦破持续了近4年之久，没能破案。

2003年11月3日，织金县公安局将张光祥刑事拘留，理由是许晋葬礼时张光祥没有到现场去吃酒，据此认定他有作案嫌疑。警察把他抓来后，对他用测谎机进行测谎，就说他是凶手，吊打了四天四夜后昏死过去，等他一醒来，就让他按手印。

县检察院对该案毫无约束地放行，于11月24日批准将他逮捕，使该案一路顺畅地进到法院审判的程序中。

2004年3月，张光祥被起诉至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庭审中，张光祥翻供，称并未杀害许晋，并提供了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线索。对此，公诉机关撤回起诉，退回侦察机关补充侦查，并于2004年8月对他取保候审。

张光祥取保候审回家2年零2个月后，厄运再次降临。2006年10月，他在没弄清楚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逮捕，上了脚镣手铐，进而被起诉到中院。

2007年6月7日，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张光祥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一审判决后，张光祥不服提出上诉。2007年8月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认为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8年9月，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二审判决，判决结果和第一次一样。张光祥再次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年4月再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12年12月，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张光祥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张光祥第三次提起上诉。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张光祥抢劫被害人许晋，并致许晋死亡的事实仅有张光祥的供述，且该供述部分情节前后矛盾，缺乏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据之间不能形成锁链，案件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张光祥实施了犯罪行为。省高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判决宣告上诉人张光祥无罪。

2014年4月29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对张光祥抢劫上诉一案公开宣判，宣告上诉人张光祥无罪，并当庭予以释放。

我们从上述案情看到：

织金县公安局在4年没破命案的压力下，仅因他未出席被害人许晋的葬礼酒席就把他当作抢劫杀人的嫌疑人抓走，之后进行了所谓的测谎，就说他是凶手，吊打四天四夜，致他昏迷。待他醒来，就让他按手印。这里，我们已看出警察们不是在为了查出真凶而办案，而是在为了完成任务（进而立功）来办案了。

本来，第一次抓他的理由——未出席被害人许晋的葬礼酒席，本就荒唐，况且张光祥已提供了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证据，凭此铁证，他完全可以被排除在嫌疑之外。本来应该直接释放他而不应该给他留个“取保候审”的尾巴，更不应该2年多后又无理地再次抓他。这些暴露出公安机关乱抓无辜，检察机关失职失责。

张光祥案被检察院起诉到毕节中院后，中院连续三次判他有罪。这里，看出中院的审判人员没有主持公道，直接酿成了冤案。

张光祥上诉到省高院后，高院两次以“事实不清”等原因发回重审。这里，虽然省高院没有对冤案推波助澜，但那种不干脆果断的“发回重审”，客观上拖延了审案的周期，使受害者长年在苦海中挣扎，受尽折磨（常年被警察踢打胸部、肺部）。

综上看出：这些公检法的办案人员，在为完成任务（进而立功）的压力下，配合默契，对无辜者肆意施刑，枉法判案，不断制造冤案。国家花巨资配备这些机关，养着这些人，是指望他们保护人民、惩罚罪犯，可这些人却明目张胆地残害无辜的人民群众。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法律，不能是这些枉法者肆意残害人民的工具，而应该是保护人民群众、惩治枉法者的利剑。

现实情况是，这些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时代的娇儿，常常肆意曲解法律，为所欲为。他们在无法破案找出真凶时，就抓个无辜者当作替罪的羔羊，一个个无辜者的血泪竟成了他们高升的本钱。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了，像赵作海案、浙江张氏叔侄案等案的办案人员，都高升了。对违法办案人员追责机制形同虚设，大量违法的办案人员，至今都逍遥法外，这已成了当下政法队伍的通病。

把法律玩弄于股掌，肆意草菅人命的作孽者，却得不到法律的追究，这是现行法律制度的耻辱。

政法人员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对制造冤案的违法办案人员，一定要严格追责，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不能切实做到这点，那就等着看吧，冤案将会继续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2014年5月13日

第二篇：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法学院08级10班郭晓丹

2008031513 2003年2月24日上午，21岁的湖南省湘潭市临丰小学女音乐教师黄静被发现全身赤裸死在学校宿舍床上。2003年6月2日，黄静生前男友姜俊武被刑拘。截至2003年6月8日，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先后三次作出鉴定，认为黄静病死。但其母黄淑华认为女儿生前曾遭受暴力侵犯，开始维权之路。2003年7月3日、8月14日，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分别提交了新的鉴定书，认为以前的鉴定结论缺乏证据，需进一步检查。2003年12月22日湘潭雨湖区检察院采纳由湖南省公安厅所作鉴定以强奸中止罪对姜俊武提起公诉。2004年8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法医鉴定为：被鉴定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2005年12月7日，雨湖区法院宣布，将对该案择日宣判。2006年7月10日，湘潭黄静裸死案一审宣判姜俊武无罪。

本案经过了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这也正是黄静案备受关注的一方面原因，它推动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

当个人、或者个人的亲友生命、健康遭受非法侵害时，需要公安机关及时公正侦破，但公安机关既主管案件、立案侦查，也主管司法鉴定。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所谓明显的错判还有审判监督的渠道，但对于一张司法鉴定，却往往没有纠正的办法。而对于黄静案的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结果的不同，希望通过该案改变这种状态。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为什么会出现鉴定结果的截然不同？难道中国的司法鉴定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吗？对于这么多的鉴定结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哪个为准？这个决定权在谁的手中？

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证据，必须具有权威性与公正性，而我国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鉴定立法，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鉴定存在许多问题，继而影响正确的定罪量刑。这种“多头鉴定”的状况，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易引发扭曲司法公正的后果，使各负其责变成了无人负责。几次司法鉴定的结论不一，以及由此导致的案件进程受阻，严重暴露了我国“各自鉴定”体制的种种弊端。

第一，司法资源严重浪费。由于缺乏鉴定机构设立资质管理，产生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内部均设有鉴定机构，某些科研院所、高校也面向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政府部门指定的医院也可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重复设置、鉴定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大大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一起案件往往要经过多次不同的司法鉴定，各次鉴定结论不一时，又增加了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成本，此外，也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第二，鉴定行业管理失范。缺乏统一的资格管理，在准入机制上实行不同的标准，必然使得各鉴定机构呈现突出的层次性，鉴定人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出现不同的鉴定结论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各机关设立自己的鉴定机构，并实行内部管理的情况下，司法鉴定程序和技术标准很难统一，各自的权义、责任大不相同，无疑也会增加统一管理的难度。实践也表明，分别设立、分散管理的体制，使得我国鉴定行业管理长期处于失范或失序的发展状态。

第三，鉴定结论效力受损。除因鉴定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导致鉴定结论各不相同外，公检法机关的内部鉴定也因“内部操作”，很难完全获得人们的信任，表现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倾向于委托自己信任的机构重新鉴定。多头鉴定下，不同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也无疑损害了司法鉴定本身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第四，中立鉴定难受保障。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它首先是一种科学活动，中立是其最重要本质，为此，为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司法鉴定应排除一切权力因素的干扰，中立、客观地进行。而“自己鉴定”则很难为鉴定人员提供中立的动机，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的存在，鉴定者可能屈从于权力因素，作出有利于自己部门的鉴定结论，甚至“制造”鉴定结果。

第五，自侦自鉴缺乏救济。为保证迅速、有效的侦查案件事实，侦查机关内部设立鉴定机构十分必要，但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利益，必须对侦查鉴定（姑且称侦查机关为查清案件事实在侦查阶段所作的鉴定为“侦查鉴定”）提供一定的救济途径，否则，侦查机关经过鉴定后决定不移交起诉时，诉讼程序无法启动，当事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而我国鉴定体制一直未能为当事人提供对抗侦查鉴定的有效机制。有幸的是，黄静案在经过数次鉴定后，最接近事实的鉴定结论终于出现了，但是否所有的案件都要经过黄静案如此旷日持久的鉴定之争呢？即便经过数次鉴定，谁又能保证事实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任何一项制度都须受实践的检验，但制度本身就是实践推动的结果，并具有稳定性的要求，因此，制度革新是相对缓慢的，也须是实践的推动结果。频繁的变革势必破坏人们对该制度的合理预期，大大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因此，对管理者而言，改革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并且要考虑改革的成本与收效。我国20多年来的每次变革，都源于迫切的形势，形势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进而改变了制度。尤其对实行多年的制度来说，其变革必须有恰当的“突破口”。

在“自侦自鉴、多头鉴定”的鉴定体制下，远不止一两个“黄静式的悲剧”，而黄静案为何成了鉴定体制变革的突破口？也许，黄静案的独特之处，以及其所处的时代，使得制度变革终于到了“最恰当的时候”。

面对着诸多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确立鉴定人名册制度，整合鉴定资源，成立由全国各鉴定领域的权威专家组成的终局鉴定委员会，实现全社会的鉴定资源共享。鉴定结论出现不一致，应由法官裁决提请终局鉴定委员会进行专家会诊，并且作出前两次结论的鉴定人应当参加会诊，会诊后的结论为终局结论。而不是现在的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出具自认为是正确的鉴定书，这样对于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为增加这一机制的透明度，在现有的立法基础上，还应当明确鉴定人和专家必须出庭接受法官和当事人质询的制度。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鉴定结论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是案件中“一纸定生死”的关键证据，任何一个鉴定者都不能以一种“游戏”式的态度，对鉴定结果轻易下结论。也许在将来还应该建立鉴定人出具错误的鉴定结论承担一定的责任。

第三篇：从药家鑫案看媒体审判

班级：新闻二班

姓名：王鑫月

学号：1011040209

“言杀药家鑫”中的媒体角色

2010年10月20日晚．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26岁女子张妙．因担心自己的车牌号被对方记下，药家鑫持水果刀朝对方连捅8刀，致其死亡。2011年4月22日，沸沸扬扬吵了整整半年的陕西药家鑫案在西安中级法院一审宣判，犯罪嫌疑人药家鑫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5月20日的二审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至此，喧嚣一时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自事件发生，各大报纸、网站纷纷刊载各种消息及言论，让本来一起普通肇事杀人案慢慢变得非同寻常了！离奇扭曲的行为、狂暴躁动的民意、错乱纷杂的信息、暴戾极端的表达、荒谬模糊的开脱„„一切角色的膨胀和萎缩都发挥到了极致。“网络审判”、“媒体审判”这类词汇一次次出现在各种评论中，“药家鑫，不是法律干掉你，就是你干掉法律”顶着如此的残酷地舆论压力，无疑已经对司法审判的进行构成了一定冲击。同时，来自民众及各界的质疑，也让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似乎在法院宣判之前，民众已经给了药家鑫必死的判决，对生命最初的尊重与挽留，已经完全被愤怒所遮蔽，药案是互联网时代典型的群众审判。造成如此“以群众狂欢的方式杀死一个人”的现实，这不仅是媒体的失误，更加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如果不在这种嗜血的狂欢中清醒，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从新闻角度而言，新闻报道是完全的事实报道，不掺加记者个人任何的情感倾向和喜恶，真实是前提也是必须。一辆私家车和两个父母身份，药家鑫被贴上了“富二代”的标签，继“我爸是李刚”事件后，无疑，给了广大民众先入为主的观念，事实上，无论他背景是贫是富，之于案件，是完全没有任何干系的，也不存在笃定的影响力。中国贪污腐败之风一段时间内的不能改变的现实，使大多数人尤其是普通民众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心理，专横任性腐败的权力催生反抗的民意、逆反的民意，也使这种民意染上暴戾与非理性的病毒，给药家鑫的枷锁填上了一份沉重的镣铐。而后来《勿让药家鑫肇事杀人误入标签式批判惯性》等报道，以及网上对药家鑫家庭背景的争议以及媒体发布的关于其并非富家子弟的消息，在完全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群众眼里，造成的只能是反效果。和随后而至的“激情杀人”“职业习惯”等说法，一起在众人眼里构成了显得十分拙劣而低俗的开脱。《杀人乱扯“弹钢琴”，强奸要赖“俯卧撑”？》等文章充分表明人们对于药家鑫的坏印象已经进一步坐实，此类报道也闪烁出浓重的媒体倾向，难脱审判之嫌。加之，公众认定，司法腐败的泛滥会造成杀人凶手的逍遥法外，于是大家义愤填膺，齐声喊杀。此时，某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言论甚嚣尘上，无论如何强调司法独立不受媒体舆论左右，但司法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在法律范围内回应民意，舆论对司法施压，司法难逃被非理性的民意所绑架。

此外，过度详尽地关注报道此案各种细节情节，也让药家鑫案件和司法部门的公正执法背上了一层阴影。“学妹声援、激情杀人、弹琴理论、以其开头废除死刑”各种层出不穷的报道相关联，私人言论泛滥，对民众对案件的理性判断造成的更加深刻的影响。完全不具备专业知识和高等教育的群众并不能像李玫瑾教授等人那么理智地以专业的角度分析本案，某些探究和分析甚至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此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引导越是不想药家鑫死，民众越是不会放过药家鑫。此时，“杀死一个人会使那么多人感到痛快，而阻止杀一个人的努力激起那么强烈愤恨”的事实，已经形成，各种仇恨因子同时爆发，应经成为司法审判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如此情况下的药家鑫，故意杀人罪，已经完全没有活下来的可能。任何形式的杀戮都不能称得上一件好事！悔过书被指不真诚，以前的荣誉成为讽刺，哭泣被批作秀，同学邻居的请愿书更被判断为药家一手操办。同情并不能成为破坏法制的托词。如此一棍子打死的全盘否定，之于一个人来说，这未免太过偏激、太过残酷了！司法部门最后在庭审现场首次发出500份之多民意调查问卷，不只是司法民主的一种诉求，更加是司法部门对于民意的变相试探。“言杀药家鑫”虽然广大民众和网友占据主体，但各大媒体确实难逃罪责。不管是前期的消息报道，还是后期不成功的舆论引导，都成为了公众舆论的制高点，为人们发泄情绪提供了的契机，给后来民愤之火熊熊燃烧添加了至关重要的几把柴火。

媒体审判在各种案件前后不断在言论中出现，不仅对民众的情绪造成影响，为社会治安添加了众多不和谐因素，同时，也严重干预了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为司法部门做出公平、公正的裁决制造了困境。所以，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才能在客观、公正、真实报道和法律范围内的舆论监督的前提下，避免出现媒体审判。这是现行社会大环境下，我们，不只是媒体，也是社会各界必须关注并为此付出努力的大问题。从药家鑫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处理偏差，会造成媒体、社会专业人士或机构和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垮台。“请问，去央视哭一次要花多少钱？”、“砖家”这类言论不会唯独出现在药家鑫案中，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受灾面，也完全在预料内。到了似乎‘民意’代表公平、正义、良心的地步，那法治岂不形同虚设？‘民意’审判的声音，左右法理的审判，是法律的尴尬，更是法律的悲剧，这是必须避免的！

当前社会，如何避免媒体审判的现象？这是社会共修的大课题。

自媒体而言，最初，媒体在报道新闻事实的时候，要注意在字里行间、举手投足不掺杂个人情感和判断，呈现给受众最原始的事实。凡是经过加工的东西，都可能遭到有心之人的存心挑剔，如果我们自己做到没有任何谎言和倾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面对来自各界的各种质疑之声。

其次，我不支持，媒体在案件没有完全定案之前刊载任何个人言论、公共言论和会可能误导受众的实质性报道，即媒体不应该在司法之前作出定性判断。任何媒体提前表态和定位都有可能带来舆论**，尤其是那些完全找不出根据的猜测和自以为权威的解读，无疑为社会舆论制造噱头，进而造成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我们必须知道，对于法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允许讨论，更不允许模棱两可的偏向，公众和媒体都不该在对未来猜测假设的基础上对司法置喙！而是审判后，对于已成的事实，媒体和公众才存在自由的评论权！

此外，严格舆论监督制度，提高媒体公信力。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将直接影响到媒体的执行力和影响力，而媒体审判，对司法的权威性也造成一定的冲击！媒体舆论监督在发挥促进司法公正，保护公民的知情权，遏制司法腐败作用的同时，不该干涉到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这就要求司法要做到高度公正透明。对此，部分人提倡的司法新闻发言人制度就很值得提倡。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是可以寻求平衡的，前提就是媒体对于司法工作的不干涉，不评价，我想，如果媒体作为隐形的第三方来单纯的对司法做出“视”的动作，不仅可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也可以减低媒体对司法的影响力，同时能够达到监督的目的！媒体及公众都不该做事前预测，“查案是警方的事，审判是法院的事”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任何外力的干涉，都会带来未知的歧义，而媒体就是为其设置隔离带，保证其独立进行、不备干涉。

除此之外，全面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也很重要。媒体人应该具有高度的新闻敏感，预见所发报道可能产生的结果，提前合理小心的措辞，寻求理智的引导，引导向理智的方向，在舆论发生偏差时，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引导。强化社会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把社会效益置于经济效益之上，提高媒体公信力。

当前的社会现状，要彻底避免媒体审判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作为媒体方，在合理利用言论、出版自由的同时，依然要尽可能的提高对司法的监督力，减少干预力，协力在实践中寻求最优平衡！

第四篇：从媒体涉入看许霆案

从媒体涉入看许霆案

摘 要：许霆案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经典案例，引发了社会各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讨论，本案也对中国法治现状进行了综合的考评，而新闻媒体的介入和影响案件发展是探讨的关键。

关键词：许霆案；盗窃；媒体；法律争议

一、案情简介

2006年4月21日晚21时许，许霆到广州市商业银行自动柜员机（ATM）取款。许霆持自己不具备透支功能、余额为176.97元的借记卡准备取款100元。当晚21时56分，许霆无意中输入取款1000元的指令，柜员机随即出钞1000元，经查询，其银行卡中仍有170余元。意识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能够超出帐户余额取款且不能如实扣帐，于是许霆持银行卡在该自动柜员机指令取款170次，共计取款174000元。同月24日下午，许霆携巨款逃匿。2007年5月22日，许霆在陕西省宝鸡市火车站被抓归案。2007年10月15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7年11月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被告人许霆的违法所得175000元发还广州市商业银行。

二、媒体的迅速进入

此案宣判后，许霆不服，以其为善意取款不构成犯罪，取款机有故障，银行有过失且与同案人相比处罚过重，量刑不公等为由，提出了上诉。《新快报》率先及时披露许霆案件，启动了全民热议。2008年1月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作出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许霆饭盗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各大论坛上那些匿名的关注者和网友们推波助澜，激荡着司法者们的认定与审判过程和结果，使本案成为全民讨论的热案。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发展，各个领域都有不少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特别是在新闻媒体种类日益多样,信息更加迅捷、言论更加自由的局面下，法律与新闻的相互促进与影响关系。对于新闻媒体介入司法过程尤其是关系到定罪量刑的问题上，我们的研究不足，而许霆案给了司法机关和我们普通民众深深的触动，我们还需要一个认识到升华的过程：许霆案究竟怎么判才是符合法律与社会的衡平。

不同的观点激烈碰撞着。实际上，法学家乃至法官们的不同观点也仅仅反映了许霆案的不同方面的问题，一些没有被最终采纳的观点未必就是错误的，只是处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从多方面考虑的情形之下催生出的特殊产物。

某些官员也对此也显示出极大的兴趣，通过新闻媒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多也认为法院量刑过重，当然也不排除媒体采访或者有目的地引用，以此论证媒体自身对社会的关注、对大众的关爱。报道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人大代表黄龙云的看法，“广东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将会有大量类似许霆案件的新型案件的发生，希望两院对弱势全体的审判要慎重”；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认为，“该案定为盗窃和诈骗都是不妥的，应该定性为不当得利，不构成犯罪，只需返还非法所得就够了”。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舒在旁听后指出“媒体、专家，民意的互动在当时认为有助于司法公平公正地实现。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许霆的无期徒刑命运要想得到如此巨大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

许霆案一波三折从无期徒刑到5年有期徒刑，被一些人称为司法对民意的“善意回应”，但我们知道当中也夹杂着司法的很多无奈。司法工作者尤其是当时的断案法官希望能够突破法律困惑，获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俱佳的判决，但从社会反响来看，并没有得到他们预期的效果，民众仍是褒贬不一。姑且不论许霆案件的重判在事实上是否很好地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但就法院对此作出的积极努力而言，却是应给以高度肯定的。相比于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的畸重量刑，重审判为5年有期徒刑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更为符合民众心中的正义理念和标准，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他的行为有些不妥，只是处罚过于苛严。

在许霆案件中，民意与舆论对于将本案由无期徒刑改为5年有期功不可没，成为中国式的民众参与性司法行为，当然没有美国式“辛普森陪审主导”热案效果震撼。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以人民的名义”、“民众拥护和支持”或“舆论导向”来改变法律的审判运行与结果的。在现代社会，“媒体为无冕之王”成为普遍现象。可以肯定地说，对于一个健康发展和前进的社会来说，媒体的介入和导向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民众了解事件和表达意见的有效方式。在舆论的压力下，来自外部的压力和言论束缚着法院和其他司法行政机关的反应速度和处理的公正合理。在舆论的压力下，缺乏司法职业伦理的法官不得不强打精神，具有正义抱负的法官，则可以相对大胆秉持良心，作出正义且合理的判决。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民意”和“舆论”是要适当考虑，但是绝对不能盲从。毕竟，民意不等于正义，舆论不代表理性。对于法治正义的追求，不是必须要满足全部公众、甚至是最大多数人的意见或者是情感，就连某些法律专家的意见都可以不纳入考虑范围，毕竟，罪行依法而定是法律根本基准。

在现代媒体与网络条件畅通便利的情况下，普通民众有幸能获得较为自由的言论平台，民众在此可以交流，但是不可避免地掺入个人的情感乃至不理性因素，再加上盲从与偏激言行的催化，更易让此滑向负面。法律职业这一需要很强理性和专业技能以及心理素质的特殊行业，不能也不应该被公众的声音而压倒，而事后的采访与法官自己的反应和总结也看出来，此案舆论和媒体的宣扬与参与使案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案件争议与结果

广州中院一审判决结果宣布之后，大小媒体争先报道或是采访许霆之父，许霆案自网上登载后，先后被95个网站转载。还有的媒体开展了调查统计，得出结论：90%的人认为“量刑过重”，于是开始了对司法人员尤其是审案法官的重袭，法学专家也纷纷发表评论和意见。

对于许霆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恶意取款的行为，主要存在无罪与有罪两种观点，无罪说法中，刑法学家们引入了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证明许霆不构成犯罪。有罪说法中观点众多，甚至还引发了民法学界的不当得利说与刑法的犯罪说之争，而刑法学家内部意见又有不同，有盗窃说、诈骗说、侵占说等之余。盗窃罪内部对于是否是盗窃金融机构，也是众说纷纭。

媒体推动案件进入了重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31日作出重审判决，仍认定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但鉴于许霆是在其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之后产生的犯意，采用持卡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其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从案发具有一定偶然性看，许霆犯罪的主观恶性不是很大。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许霆可在法定刑之下判处刑罚。遂依据刑法的而有关规定，改判许霆为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追缴被告人许霆的犯罪所得173826元，发还受害单位。

重审判决之后，许霆仍不服，以自己的行为只是民事上的过失而不是刑法上的犯罪，重审判决定性错误，二审应作出无罪的判决为由，再次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22日作出终审判决，判决认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的故障，恶意取款，秘密窃取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264条规定，已经构成了盗窃罪，且属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许霆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如仅适用分则应判处无期徒刑，但结合刑法总则，犯罪手段、犯罪情节具有特殊性来看，又有特殊之处，从罪责与刑罚相适应的角度来说，对其判处5年有期徒刑是没有过重的。

应当说，许霆案自媒体披露报道之后，就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理论到实践、从官员到学者再到社会普通民众，都围绕是否构成犯罪、是构成盗窃罪还是其他罪名，是否构成盗窃金融机构以及量刑轻重等问题开展了激烈的交锋。这一争论并没有因为广东高院作出有期徒刑5年的终审判决而结束，而是在新的高度和层次上继续开展讨论。

对于许霆案的一审结果，一些法学专家们发表了自己的各类看法。贺卫方从法律界应有人道主义关怀出发，提出对于一个24岁的孩子来说无期徒刑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报复。**认为，无论从一个法学专家的角度还是从普通民众的立场来说，对于此案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法律太过于苛严了”，一个侵占财产的行为以付出终身自由为代价，这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更多关注的是许霆重审改判的命运；而对于我国大方面的法治、法律来说，更关注的是许霆重审改判背后的这种个案刑罚裁量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因而可以说是关注到刑罚制度和法律适用本身的命运。在一审结束后，媒体的热情参与和强烈推动下，社会各界几乎发出了一致的声音，得出结论：法院量刑畸重，社会太不公平；重审后法院断案朝令夕改，变数太大，此法难以让社会大众信服；许霆及其父搬出的“当时的取钱是为了更好地替银行保管财务”之说法出来之后，论坛上又热了起来，大家表示“感到如同吃了苍蝇般”。

假如一审判决后案件没有媒体的高度曝光，当时的民怜不是那么强烈，法学专家没有不停地发表观点保持异议，官员们不再表达官场仁见，再审法院会不会改变案件结果，或者会不会让刑罚有如此之巨变？

人民群众的感觉能否成为案件办理的依据，是与许霆案相关的又一热点话题。对于许霆案件的审判结果，有人认为是顺从民意的正确结果，有人认为是对法律本身的严重亵渎。对于民众的意见我们不否认有正确性和可取处，但是，当非理性的民众蜂拥而上改变了法律的公正、变更了司法的中立性后，司法的脚跟在我们这个本身法治意识就欠缺的国度更是晃动，如此一来，恐怕不单是法律的悲哀。案件虽然已经了结，但广东省高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的这温情的眼泪不知是不是流的恰当、流的可赞？

从案件不同阶段的社会解构来预见和解释定罪量刑结果，看起来是很糟糕的，因为它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则，是一种法律的歧视，是对法治的破坏，有损审判公正。正如赵秉志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许霆案法官在运用现有刑罚制度灵活纠偏时没有把握好合理的度，直接由无期大幅度地改为5年有期徒刑，是极不严肃的。如此一来，势必会加重民众对法律和司法的不信任。如果裁量刑罚，并非依据法律和具体案情以及司法规律，而仅是受舆论关注的程度大小来左右案件的审理结果的话，法律的尊严何存，这将不是法律的问题或者是民意的胜利，对于我国这走在正轨的法治社会建立是有极大害处的，而所谓代表民众的新闻媒体在此案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此处很难讲清。”

四、案件引发的社会反思

许霆案媒体报道后引发的社会大讨论和各类人群的加入，将案件本身又推至舆论之巅，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民主和法治的进程在媒体的参与和推动下有良好发展的势头，如美国的米兰达案，我国之前发生的孙志刚案。许霆案是法治进程的一个契机，我们要从法律的角度还要从新闻的角度、法律与新闻相互关系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在探讨和研究中推动我国法治的发展，使民主和法治建设步上新的台阶。

可以这样说，虽然许霆案已经过去几年，但是法律争议仍然存在，各方面还是有不同观点，但是能够肯定的是此案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法制史上的又一经典案件，因为不仅涉及到简单的适用法的问题，还有法律与新闻二者如何相互促进，相互协调，这是我们法律人和新闻人都急需深思的。

参考文献：

[1] [加]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８）．

[2] 刘斌、李矗．法制新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3] 田中初．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4] [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 梁凤林．刑事科学论衡[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6] 赵秉志．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 刘家琛．当代刑罚价值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8] 陈兴良．法治的言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9] 刘志伟．刑法学的新动向[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第五篇：从南京彭宇案看司法证明问题

从南京彭宇案看司法证明问题

（刑事侦查学院本科2009级职务犯罪侦查专业石伟东学号2009051160）

一、案情综述

2006年11月20日上午九点半左右，彭宇与徐寿兰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的一个公交车站相遇，一个是在这一站下车的年轻乘客，一个是要赶着上另一辆车的老人，徐寿兰倒地，彭宇将其扶到路边，并有与此二者素皆不相识的陈二春上前帮忙，并打电话通知徐寿兰之子，待其达到后，陈二春离开，彭和徐及徐之子共同前往医院，并由彭先支付医药费200元，待徐拍片检查结果——胫骨骨折出来后，医生建议更换人造股骨头，需要数万元医药费，此时徐一口咬定是彭将其撞倒，要彭承担医药费。双方协商未果，徐之子报警，事件交由南京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处理，最终诉至法院。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过3次庭审，本案主审法官王浩于2007年9月5日做出一审判决，通过“常理分析”，以公平责任原则，最终判处被告人彭宇承担徐寿兰损失的40%，共计4.5万多元。

不服一审判决的彭宇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在各方影响下，最终以庭外“和解”方式结案。

二、司法证明问题分析

司法证明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探讨的热点问题，不管是证明责任，还是证明规则，两个领域的人士都在进行着不断地探索和交流，以期中国司法体制能够更加完善。

司法证明问题涉及司法证明的对象、环节、方法、责任、标准及规则。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大讨论，其中也不断涉及司法证明问题，结合本案具体来看中国当代的司法证明问题。

本案的焦点在于碰撞事实的认定、本案中的“电子文档”——徐寿兰之子用手机拍摄的并称是彭宇在接受派出所民警询问时所做的笔录的照片是否真实、是否可以被法庭采用及法官能否凭借推理判案三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本案主要涉及司法证明中证明责任、标准、规则、方法这四个方面，也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探讨和论证的几个方面。

（一）证明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

1证据”。由此证明，中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贯彻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同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此表述同《民事诉讼法》第64条具有同质性，即提供证据者均为事实主张者，当事人未主张事实的则无提供证据的必要。

由于对本原则中“主张”的不同理解，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法官根据自身审理案子的需要，依据该原则，不论情形如何，即要求诉讼双方均提供相关证据对其认为之事实予以证明，本案中法院要求彭宇对未撞倒徐寿兰之事实予以证明即属此情形。此种情形最终将导致因诉讼当事人请求、抗辩、自认、否认等一系列与主张相联系的法言法语的存在，而使得该原则演变成为一条人人皆云，最终成为不知所云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因此，正确理解本原则中的“主张”显得尤为重要。若某人主动去扶摔倒在地的老人或小孩，难道还要先找一些证人来证明他是主动做此事而并非是其将倒地者撞倒，或者采取其他的固定证据的方法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必将导致很多人对此种好事想为而不敢为，影响社会风气导向。根据实践情况，应当将主张理解为积极主张、肯定性主张，即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某种事实声明后，若另一方当事人只是单纯否认，则不构成新的主张，即不需要提供证明，若做出积极抗辩，则又构成新的主张，即需要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放到本案中则应理解为若彭宇只是单纯的否认徐寿兰提出的彭将其撞倒的事实，则不需要提供证据，只要徐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即可；若彭宇承认有和他人相撞之事实，但撞击的并不是徐寿兰，而是其他人，则需要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因此，应当将此种“主张”之解释以立法的方式予以规定，让该原则更加适用，真正将证明责任分配清楚，做到让诉讼参与者有所云，有所不云，并于法有据。

（二）证明标准

本案中，原告方只有徐本人的陈述和那份存在诸多疑点的“电子文档”，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方证据能够对此事实予以证明。首先，徐本人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那份“电子文档”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受到质疑，但法官确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并将其作为证明案件的重要证据，此举表现出我国现阶段的证明标准仍需改进。

我国现行诉讼法均没有关于证明标准的明确表述，但可归纳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显然，此标准极为概括，且案件事实清楚只能是

证明的目的，而不应该是证明的标准，另外，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又是什么，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确实和充分，均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定。我国现阶段采用的证明标准以客观真实说为基础，以一元化模式为基本模式，只是就事论事，并将事实同法律紧密的结合起来，且刑事、行政、民事诉讼中的证明采用同一标准，由此将造成证明标准混乱且适用无法所依的局面。

由上不难看出我国现阶段的司法证明标准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针对此种情形，首先，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证明标准予以规定，其次，应当由客观真实说向法律事实说演变，更多的依靠法律对事实予以证明，最后，应当结合每一类诉讼案件的不同情形对三大诉讼的证明表分别予以规定，应当由一元化模式向多元化模式发展，真正做到证明标准统一、具体、分别适用。

（三）证明规则

证明规则是司法证明的重要内容，是证据能否适用的标准，是司法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本案中“电子文档”等证据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现阶段证明规则的混乱和不完整，因此，应当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证明规则，对我国现行证据规则不断完善和充实，着重对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见证据规则进行研究，研究如何在我国现有的政治、社会、司法体制中适用，如何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以立法的方式对相关规则及“毒树之果”的排除等予以规定，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于法有据。

（四）证明方法

司法证明的方法多种多样，推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其属于司法中事实认定的范畴，是对未知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的认定，其包括基础事实、推定事实、联结纽带三个要素，此三要素缺一不可。其中，推定事实并不一定是客观事实，但两事实间必须具备伴生关系或者常态关系，即一事实存在便可确定另一事实的存在。推定以推理为基础，但同推断、推理、推论、拟制有着本质的不同。

本案主审法官的“常理分析”实质上是主观臆断或者是推理的过程，而并非此处的推定，此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现阶段缺乏证明方法的规定和标准，加之部分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自身素质的限制，导致证明方法滥用，因此，应当对证明方法进行严格的界定和规范。

司法证明问题是困扰司法领域的重要问题，司法证明是司法程序的重要环节，是程序公正的基础，也是维护我国司法公信力的保证，面对我国现阶段司法证明中关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规则、证明方法等方面的缺陷和空白，不断完善和规范我国的司法证明制度乃当务之急、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