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案看最高领导的打虎行动[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从***案看最高领导的打虎行动

敬爱的党支部：

周老虎终于出场了，在此之前，许多人，包括一些有很深政治经验的人士，认为周或许会平安落地，最多是党内处理。导致他们这样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受到过多不靠谱的政治八卦和小道消息的影响，总把反腐看做是单一的权力斗争的结果。

政治其实是有基本的逻辑可寻的。对于周案，我在多次接受外媒采访时认为，“谜底”应该会在今年五六月份揭晓，最多不会超过八月。原因很简单，此案拖得愈久，对最高领导人的反腐和权威愈会不利。反腐本来是得民心的事情，若对这件众所周知的案件迟迟不公布，善意一点的会认为打虎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根本打不动，“恶意”一点的则认为本来就没想打虎，不过是骗骗百姓罢了。假如此种论调在舆论场占主导，对最高领导人的反腐和树威将会形成极大杀伤力。

此波反腐有着多重目的。其中之一是推进改革。最高领导通过小组机制的设置，身兼多个小组或委员会的组长和主席，意图就是通过集中相当的权力来推进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改革计划，中共规划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需要通过改革才能实现。而改革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过去几年改革之所以推行不下去，无非是被既得利益和腐败所钳制，集权之需要就是为了有效打破既得利益，推进反腐。正是在这点上，周案是考验和衡量最高领导是真集权还是假集权的标志性案件。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任何重大的改革都需要权威。当下，人们对最高领导之所以还寄予希望乃至厚望，就是希望他能够拿出魄力，改变这种“沉闷”现状，这是最高领导人在反腐和改革等一系列议题上采取进取姿态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人们对他的后续支持，则直接与他能否打倒大老虎有关。假如最后老虎平安落地，或者只是受到不太严重的党纪处罚，那给人们的心理冲击力将会非常之大，到头来人们会发现，打了半天虎，原来最高领导自己是只“假老虎”。所谓反腐，拍拍“苍蝇”尚可，遇到真老虎就怂了。以这样的“威力”，又怎么让人们相信他能够推得动改革?

因此，可以说，打虎结局关乎最高领导的政治生命。拿不下这只大老虎，他就不可能真正在中国民众和官员中树立起权威，前期的辛苦和工作就全白搭，其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与民族复兴之梦都将付之东流，整个社会将会充满“幻灭感”，中国也将回复到过去毫无希望的状态。显然，这是其不可能承受之代价。此种情况除了大老虎及其背后的集团外，相信谁都不愿意见到。从这一角度说，最高领导其实别无他途，他必须拿下这只大老虎。

那么，在周拿下后，很多人可能想知道，其他传言中的大老虎、老老虎等是否会被陆续拿下?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在最高领导的第一任期内，几乎为零。

可把这看成是一种妥协，但此种妥协对最高领导而言，非坏事，因为这意味着他的反对者承认了其权威，服膺其领导，今后不会再对其形成大的掣肘，一旦有人反对最高领导的话，他就要考虑自己成为下一只老虎的可能。

除了策略上的考虑外，这样做更是一种战略上的需要。若挟周案“趁胜追击”，再把其他大老虎办下--假如有的话--会搞得人人自危，形成滚雪球效应。对最高领导来说，即使不考虑其中风险，对党的形象和执政合法性，也绝对有着巨大的杀伤力。因为以前人们只是直觉到官员队伍的腐败严重性，现在则是坐实了此种直觉。你要人们怎么去支持这样一个政党?党丧失了合法性，形象轰然倒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肯定首当其冲。何况，最高领导反腐本身，其核心诉求只是要建立一支不贪的官僚队伍。

汇报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第二篇：从零容忍看当前打虎之新气象

杜治洲：从“零容忍”看当前“打虎”之新气象

反腐倡廉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视的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反腐败不仅关乎每一个人的福祉，也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当前反腐倡廉呈现出了“中央高度重视”、“百姓高度关注”、“贪官高度紧张”之“三高”势。治理腐败需要“零容忍”。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倡廉呈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气象，也可以说是中央为了实现打击“零容忍”所做的重要努力。

第一，目标上，重视效果。从文件颁布上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明确设定了5年的工作目标：经过今后5年不懈努力，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取得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从实际运作来看，惩治腐败不手软，明显加大了案件办理力度；作风建设不放松，严肃通报若干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例；巡视制度重实效，“一次一授权”、“三个不固定”。从干部反映和群众印象来看，效果非常好。

第二，策略上，止血优先。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显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这一方面是基于对腐败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是回应了老百姓对于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诉求。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集中体现了中央领导政治智慧，以及治理腐败的科学态度。历史上某些朝代“严刑酷法”并未达到廉洁效果的事实，并不能成为当 1

下放松打击腐败的借口。惩腐力度大，并不一定导致廉洁；但惩腐力度小，一定滋长腐败。以大力度的惩腐，换来官员对法纪的敬畏，进而提升预防的效果，这才是“止血优先”策略的真正意图。

第三，对象上，虎蝇齐打。从十八大以后至2014年3月22日，落马的正副省部级官员多达25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央委员。这种查处力度，不论是涉贪人数之众、层级之高、牵连之广均前所未有。如此之众的高官落马表明中国惩治腐败的零容忍态度，更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同样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这绝不是一句大话。惩治大腐败的同时，还要反对小腐败，让活跃在群众身边的“苍蝇”没有藏身之处。2013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950374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1220191件（次）。立案172532件，结案173186件，处分182038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50053人，给予政纪处分48900人。

第四，领域上，全面覆盖。腐败不止存在于政府权力机关，社会各个层面都有老虎或苍蝇的影子。十八大之后，更加注重拓宽惩治腐败的领域，努力做到零容忍，全覆盖。不仅党政机关的腐败问题受到更加严厉的惩治，军队的腐败也受到中央的重视，国有企业、高校等部门的腐败问题也频频曝光。从这个意义上说，“全覆盖”就是“零容忍”。因此，“选择性反腐”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第五，环境上，开放透明。中央纪委监察部将原有的监

察部网站整合成现有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这是首开先河的大事。民众第一次看到了中央纪委的开放门户，了解到了中央纪委的机构组成、人员配备、办案流程等过去非常“神秘”的内容。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同志还担纲嘉宾接受在线访谈，回应公众关切。不仅如此，中央纪委还邀请社会各界及其广大网民就反腐败工作建言献策或提供线索。可以说，反腐败工作走向了“透明化”、“平民化”。这是反腐败“零容忍”得以实现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

第六，能力上，硬其筋骨。中央领导率先垂范，轻车简从，做出表率。纪检监察机关转变职能，聚焦主业，克服“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中央纪委增加办案力量，纪检监察室增加至12个，纪检监察室的数量较十八大以前增加了50%，大大增强了办案力量。成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打造“纪委内部的纪委”，加强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执纪监督，用铁的纪律打造过硬队伍，努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七，手段上，借力网络。十八大以后，中央更加注重网络监督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作用，除了整合优化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外，更加推动网络曝光腐败线索的回应和查处速度。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网上曝光后，63小时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因一纸承诺书，在12小时后被迅速立案调查。网络监督的公信力在官方回应速度的提升中得以迅速提升。可以说，网络是当前实现腐败“零容忍”的不可忽略的有效渠道。

第八，行动上，利落迅速。2014年3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发布了简短通报：“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与此相反，当天的江西省委机关报刊《江西日报》仍在第二版发表了姚木根的署名文章。党报“自摆乌龙”的奇怪现象，让广大民众看到了当前反腐败的有一个新特点：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行动利索，来自于身份独立。可以说，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在实践中的真实反映，也是实现腐败“零容忍”能得到保障的重要体现。

第三篇：OA办公系统强势参与政府“打虎行动”

OA办公系统强势参与政府“打虎行动”

新一届政府推行廉洁政务，反腐力度逐级增加，尤其近来多只“打老虎”相继落马，让我们看到政府此次“打虎行动”的决心。中国政府反腐倡廉、推行阳光政务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其中OA办公系统是重要组成部分，它能有效进行权限界定、捋顺权责关系、精简人员配置、提高办公效率，进而打造阳光、高效的政府新形象。

针对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特色需求，中国管理软件项目成功率第一品牌九思软件推出自主研发的iThink政务OA协同办公系统。与市场上其他同类电子政务OA相比，更加强化了政务OA的核心功能，如公文管理、工作流管理、协同工作、知识管理等。

全员协同 可视办公

支持全员协同办公，实现内部高效协作。九思政务OA系统办公系统以部门内部、跨部门政务协同为核心，以流程化行政协作、文档管理、公文管理和信息发布、共享为基础，实现领导、部门、下属单位的互联互通，公文、通知、公告、请示的上传下达，基层数据的采集与交换，逐步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日常办公管理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

成熟引擎 多面联动

历经多年的积累和实践，九思政务OA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平台化引擎技术，包括消息引擎、工作流引擎、门户引擎和数据引擎，具备了成熟的平台化构件体系、开关体系、接口体系和自定义体系，支持负载均衡、应用服务器集群、数据库集群，成为当今高端政务OA软件的标志性产品。可以轻松实现政府内部的办公自动化建设，解决政府机关繁杂的公文流转、内部审批、文档管理、沟通协作问题、信息发布、远程办公问题，大幅提高内部办公效率。高端平台 高效执行

系统基于最高端的J2EE平台和JAVA语言，具有公文管理、协同工作、流程审批、文档管理、新闻、公告、讨论、调查、领导日程、综合办公、电子邮件、日程管理、计划管理、会议管理、关联项目管理、关联人员管理等核心功能，是以互联网技术（B/S）为基础的解决政府内部沟通、协调和制度执行为核心的信息化办公系统。

特色技术 高效政务

技术特色上，九思政务OA系统办公系统支持全文批注、手写签名、电子印章、套红、网上审批、移动办公等政府办公特征，提供公文交换平台实现跨组织的公文应用，支持MAS方式部署系统，支持WAP方式访问系统，支持基于CA证书、VPN、密钥、附件剥离和加密、数据库加密、各种登陆的密码策略和数据权限技术，实现基于安全平台上的高效政务。

信息化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政务OA办公系统更是政务机关实现透明、高效管理的必由之路。

第四篇：《从历史看领导》读后感

这本书我以前应该是看过一遍了，因为是从我的“已看”书堆里面扒拉出来的，《从历史看领导》读后感。这次看的话，就是第二遍了，而我，再次看到这本书时，居然对其中的内容没有任何印象，汗~！狂汗~！

把此书翻出来重温，是因为前段时间我需要研究下“领导力”这个话题，希望能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然而此书呈现的内容，远比我所期求的要多得多。它不但介绍了不少关于如何做好一个领导者的话题，而且还从组织结构、资源利用的角度，结合历史的兴衰给出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内容，读后感《《从历史看领导》读后感》。我尤其喜欢其中对于三国时代的形势分析，作者从物质资源、人才资源、组织结构等角度对当时魏、蜀、吴三个国家的情形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让人很是受用。

然而，终归结底，领导所要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乃是人才的选、用、育、留的问题，所以书中讲了很多历朝历代如何选拔人才、训练人才、使用人才的经验和教训。企业作为一个由很多人构成的组织，它的领导者面临着非常类似的问题，如果大家都能够到历史中去学习下经验的化，相信对把一个企业做大做强，还是会很有帮助的。

无古不成今，鉴历史之得失，知今世之兴亡，我们应该多向古人取取经。

第五篇：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法学院08级10班郭晓丹

2008031513 2003年2月24日上午，21岁的湖南省湘潭市临丰小学女音乐教师黄静被发现全身赤裸死在学校宿舍床上。2003年6月2日，黄静生前男友姜俊武被刑拘。截至2003年6月8日，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先后三次作出鉴定，认为黄静病死。但其母黄淑华认为女儿生前曾遭受暴力侵犯，开始维权之路。2003年7月3日、8月14日，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分别提交了新的鉴定书，认为以前的鉴定结论缺乏证据，需进一步检查。2003年12月22日湘潭雨湖区检察院采纳由湖南省公安厅所作鉴定以强奸中止罪对姜俊武提起公诉。2004年8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法医鉴定为：被鉴定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2005年12月7日，雨湖区法院宣布，将对该案择日宣判。2006年7月10日，湘潭黄静裸死案一审宣判姜俊武无罪。

本案经过了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这也正是黄静案备受关注的一方面原因，它推动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

当个人、或者个人的亲友生命、健康遭受非法侵害时，需要公安机关及时公正侦破，但公安机关既主管案件、立案侦查，也主管司法鉴定。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所谓明显的错判还有审判监督的渠道，但对于一张司法鉴定，却往往没有纠正的办法。而对于黄静案的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结果的不同，希望通过该案改变这种状态。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为什么会出现鉴定结果的截然不同？难道中国的司法鉴定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吗？对于这么多的鉴定结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哪个为准？这个决定权在谁的手中？

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证据，必须具有权威性与公正性，而我国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鉴定立法，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鉴定存在许多问题，继而影响正确的定罪量刑。这种“多头鉴定”的状况，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易引发扭曲司法公正的后果，使各负其责变成了无人负责。几次司法鉴定的结论不一，以及由此导致的案件进程受阻，严重暴露了我国“各自鉴定”体制的种种弊端。

第一，司法资源严重浪费。由于缺乏鉴定机构设立资质管理，产生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内部均设有鉴定机构，某些科研院所、高校也面向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政府部门指定的医院也可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重复设置、鉴定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大大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一起案件往往要经过多次不同的司法鉴定，各次鉴定结论不一时，又增加了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成本，此外，也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第二，鉴定行业管理失范。缺乏统一的资格管理，在准入机制上实行不同的标准，必然使得各鉴定机构呈现突出的层次性，鉴定人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出现不同的鉴定结论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各机关设立自己的鉴定机构，并实行内部管理的情况下，司法鉴定程序和技术标准很难统一，各自的权义、责任大不相同，无疑也会增加统一管理的难度。实践也表明，分别设立、分散管理的体制，使得我国鉴定行业管理长期处于失范或失序的发展状态。

第三，鉴定结论效力受损。除因鉴定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导致鉴定结论各不相同外，公检法机关的内部鉴定也因“内部操作”，很难完全获得人们的信任，表现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倾向于委托自己信任的机构重新鉴定。多头鉴定下，不同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也无疑损害了司法鉴定本身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第四，中立鉴定难受保障。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它首先是一种科学活动，中立是其最重要本质，为此，为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司法鉴定应排除一切权力因素的干扰，中立、客观地进行。而“自己鉴定”则很难为鉴定人员提供中立的动机，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的存在，鉴定者可能屈从于权力因素，作出有利于自己部门的鉴定结论，甚至“制造”鉴定结果。

第五，自侦自鉴缺乏救济。为保证迅速、有效的侦查案件事实，侦查机关内部设立鉴定机构十分必要，但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利益，必须对侦查鉴定（姑且称侦查机关为查清案件事实在侦查阶段所作的鉴定为“侦查鉴定”）提供一定的救济途径，否则，侦查机关经过鉴定后决定不移交起诉时，诉讼程序无法启动，当事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而我国鉴定体制一直未能为当事人提供对抗侦查鉴定的有效机制。有幸的是，黄静案在经过数次鉴定后，最接近事实的鉴定结论终于出现了，但是否所有的案件都要经过黄静案如此旷日持久的鉴定之争呢？即便经过数次鉴定，谁又能保证事实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任何一项制度都须受实践的检验，但制度本身就是实践推动的结果，并具有稳定性的要求，因此，制度革新是相对缓慢的，也须是实践的推动结果。频繁的变革势必破坏人们对该制度的合理预期，大大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因此，对管理者而言，改革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并且要考虑改革的成本与收效。我国20多年来的每次变革，都源于迫切的形势，形势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进而改变了制度。尤其对实行多年的制度来说，其变革必须有恰当的“突破口”。

在“自侦自鉴、多头鉴定”的鉴定体制下，远不止一两个“黄静式的悲剧”，而黄静案为何成了鉴定体制变革的突破口？也许，黄静案的独特之处，以及其所处的时代，使得制度变革终于到了“最恰当的时候”。

面对着诸多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确立鉴定人名册制度，整合鉴定资源，成立由全国各鉴定领域的权威专家组成的终局鉴定委员会，实现全社会的鉴定资源共享。鉴定结论出现不一致，应由法官裁决提请终局鉴定委员会进行专家会诊，并且作出前两次结论的鉴定人应当参加会诊，会诊后的结论为终局结论。而不是现在的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出具自认为是正确的鉴定书，这样对于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为增加这一机制的透明度，在现有的立法基础上，还应当明确鉴定人和专家必须出庭接受法官和当事人质询的制度。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鉴定结论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是案件中“一纸定生死”的关键证据，任何一个鉴定者都不能以一种“游戏”式的态度，对鉴定结果轻易下结论。也许在将来还应该建立鉴定人出具错误的鉴定结论承担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