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刑法中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关系范文

第一篇：分析刑法中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关系范文

分析刑法中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关系

摘要：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心理状态。而在行为人认识的过程中,犯罪故意由两大因素构成:一是认识因素,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意志因素,即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密切相关、互相依存,不可割裂。

关键词：犯罪故意；认识因素；意志因素

正文：在行为人认识的过程中,犯罪故意由两大因素构成:一是认识因素,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意志因素,即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密切相关、互相依存,不可割裂。

一、认识因素的含义

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就是对犯罪故意认识因素含义的说明。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所特有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犯罪故意是以认识因素为基础的，在认识因素基础上形成的意志因素是决定行为实施、行为方向的内在心理动力。即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明知”和“会”两个方面。明知的内容包括法律所规定的构成某种故意犯罪所不可缺少的危害事实，也就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所谓“会”，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某种特定的危害结果，二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要发生某种危害结果。

二、意识因素的含义

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主动选择犯罪行为,并在此基础之上支配行为向符合犯罪构成事实的方向发展的由刑法规范所制约的心理过程。刑法中的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其目的就是对行为人的意志支配力量和自由选择产生影响。而罪过理论的本质是意志自由，意志因素的内容是意志自由在刑法中的表现形式。

三、犯罪故意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关系 1．任何罪过心理都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一

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是成立犯罪故意的两大心理因素,是心理结构的两个层次,是构成犯罪故意的必备特征,都反映着行为人在主观上的恶性,缺少认识中任何一个因素的罪过心理都是不全面的。一方面,意志因素以认识因素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没有认识因素也就无所谓意志因素。行为人所认识到的结果与所希望或者放任的结果必须是同一的,行为人对结果发生釆取希望和放任的心理态度,是建立在对行为及其结果的危害性质明确认识的基础上的,只有有了这种明确的认识,才谈得上对危害结果发生时持希望还是放任的态度,才会有在这种意志支配下的进一步的危害行为。如果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这种危害社会的结果,那么它实施的这种行为就是一种一般性的、盲动的意志,而不是罪过心理的犯罪意志。另一方面,意志因素是心理结构中更为深层次的因素,更能反映人的素质,又促进认识因素的发展。“意志因素是认识因素的发展和犯罪故意形成的推动力,对行为人将犯罪故意变成犯罪行为起着决定性、主导的作用,它是联系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的桥梁,也是使行为人对自己行为负故意责任的主要依据,并决定着行为方式的选择与修正。”如果行为人是在身体遭到强制的情况下而不是希望也不是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即使行为人认识到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不是罪过心理的犯罪认识。

2．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排列组合构成了故意模式的不同形式

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是犯罪故意中的两项有机联系的因素,对于犯罪故意的成立缺一不可。不同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种类的结合,构成了不同故意模式。认识因素包括行为认识内容和认识程度两个方面,而意志因素则包括希望和放任两种追求态度。而正是这些具体要素的不同组合形成罪过心理的各种形式。例如,在直接故意中,行为人的认识主要指其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联系,认识程度指对危害结果发生的肯定性判断,行为人的意志态度是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其努力表现为积极地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在间接故意中,行为人的认识因素虽然与直接故意相同,但在意志态度上,行为人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意志努力表现为自觉选择有发生危害结果危险性的行为。所以,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具体表现不同,构成了故意模式的不同形式。

第二篇：医患矛盾关系因素分析

医患矛盾关系因素分析

近年来，社会对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的抱怨和质疑不断增加，医患关系引发的冲突和暴力事件尤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愈加将医患关系敏感化、矛盾化。作为诊疗过程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理应是互动、协调、和谐的，但在医疗实践中，双方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双方的关系比较紧张，医患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医患关系做为医疗主体与求医客体之间，白衣天使头戴钢盔救死扶伤、警察进驻医院维护正常工作秩序则成为紧张医患关系的极致写意。医患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就医疗主客体方面的因素分析如下：医疗主体方面的因素。

1.1 医院管理的种种弊端引发的医患矛盾：①由于医疗体制的变化，医院的公益性质被逐步弱化，在“两个效益”上更偏重于追求经济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患者的心理造成了不良影响。②管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一些医院管理体制不健全医疗服务质量滑坡，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问题突出，医务人员“三基”“三严”意识不强，训练不到位，医疗事故防范制度不健全、不落实，存在漏洞和隐患。③一些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等执行不力，行为不规范。④有些医院内部关系没有理顺好，医－医矛盾、医－护矛盾、医护人员与后勤服务人员的矛盾等。工作环境不和谐，导致工作上互相扯皮推诿，互相配合不到位，使得患者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直接导致医患矛盾的发生。⑤有的医院忽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医院发展后继乏力。

如医护专业技术人员匮乏，很少有机会进修学习，技术得不到提高。再加上劳动强度大，工作压力大，待遇低，身心疲惫，医务人员不免产生消极情绪，服务质量大打折扣，由此引发医患矛盾。⑥医疗服务监管薄弱，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相关职能部门医疗质量监管的力度不够，而医疗服务机构又轻视医疗服务质量管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医疗服务质量，忽略患者利益和感受。从而埋下医患矛盾的隐患，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2 “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在有的医院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医疗服务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其服务理念是“以病人为中心”。

但在少数医院这一理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其服务环境、服务态度、服务流程还不尽人意。如诊流程过于繁琐。患者到医院看病，往往要挂号、就诊、检查、交费等手续。繁琐的手续加上排队时间过长，病人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再遇上个别医护人员态度不好，矛盾一触即发（如语言生硬、态度冷漠等）。在诊治病症的过程中，有些医务人员对病人缺少起码的尊重和同情，服务态度“生、冷、硬”，还没等病人说几句就开好了处方，该解释的不做解释，有的则麻痹大意，做出错误的诊断和治疗。在已发生的医患纠纷中，80% 以上缘于服务中存在的问题［1］。

1.3 “过度医疗”引发的医患矛盾： 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由于专业知识技能上的差别，信息不对称，造成医患双方不平等关系，医者处于主导地位，患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医务人员收入与医疗收入挂钩的制度下，在临床上必然产生“过度医疗”现象。从而产生医患纠纷。具体表现为：

1.3.1 过度使用辅助检查。由于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发明了各种医疗技术，克服人体感觉器官的局限，使疾病的正确诊断率大大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有些医院不论患者的病情、意愿和承受能力，凡能做的辅助检查，一个不漏。结果造成医患关系被物化、感情交流淡薄、医疗纠纷上升的趋势； 同时患者的经济负担加重、患者要遭受额外的风险、身心负担和损害。著名伦理学家杜治政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在现在医学面前，人是肉体的物质，人是CT 图像，人是基因„„因而医学日益失去了昔日对人的温暖而变得冷漠了。只要一回想起一个病人走进医院，在医生冷冰冰的面孔前不断奔波于各种监测室时，人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医学日益推动人性的图景［2］”。

1.3.2 过度用药。即不该用药的用药，能用便宜药的用高价药，能用一种药的却要“联合用药”。原因是：

所开药方同医生收入直接挂钩。这样，患者的健康和经济负担让位于医生的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医生要最大限度地让患者“消费药物”。医生不再是健康和生命的守护神，其权威受到质疑，医患之间缺失了起码的信任和尊重。过度医疗不仅损害了患者的利益和健康，也有损于“白衣天使”的形象，同时还造成了有限的医疗资源的浪费。

1.4 个别医务人员的执业素质不高，导致医患冲突。

有些医疗纠纷的发生是与医务人员自身的执业素质有关。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科学的发展，以及患者要求的提高，对医务人员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部分医务人员由于存在技术水平低，职业素质差，又缺乏同患者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导致医疗纠纷。例如有的医务人员临床经验不足，诊疗水平有限、技术操作不规范等，以至于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出现误诊、漏诊等而引发医疗纠纷； 有的医务人员对病情、治疗方案以及并发症等跟患者的沟通不够，或者解释不清楚，导致病人产生误解； 有的医务人员态度冷漠、语言生硬，有的甚至出言不逊粗暴蛮横，引起病人及家属不满； 有的医务人员缺乏起码的道德良心，向患者索要“红包”等。

这些都会引发患者不满情绪，甚至做出过激行为，引起医患冲突。医疗客体方面的因素。

在医患关系中，患者是被医治的客观对象，相对于医者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双方医学知识信息不对称、就医环境不尽人意、医疗纠纷的法律解决途径艰难的情况下，患者对医患矛盾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2.1 医疗服务等同于商业服务的错误观念：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医患双方信托关系出现异化，人们把这种关系视为单纯的买卖关系。医疗客体对主体提出理所当然的要求，如就医环境、服务措施、治疗技术、费用等。而当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或不尽人意时，医患冲突的火苗就极易被点燃。稍有不惧，极易诱发患方非理性的维权行为。

2.2 患者的法律意识和参与意识增强，但医学知识缺乏：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普法知识的宣传，人们的法律意识、知情意识、维权意识增强。但就复杂的医学专业知识来讲是普遍缺乏的。患者认识不到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以及疾病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性。难以理解医生并不能够包治百病以及医疗意外发生的可能性。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要求，参与病症诊治方案的选择和决定，当患者自己参与的治疗方案其结果不理想或出现意外时，就迁怒于医护人员和医院，从而引发医患纠纷。

2.3 医疗费用过高与患者的期望值不相符而导致医患矛盾： 患方就医时就怀着对医方很高的期望值，一旦治疗效果不理想或医疗费用过高或病情恶化及至死亡等，就迁怒于医方，要求医方承担责任。

2.4 部分患者道德失范： 有一些患者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规范，无视医护人员的人格和劳动，恶意敲诈医方，获取不正当利益为谋生手段； 有的患者或者家属对医护人员小题大做、无理取闹、出言不逊； 有的无视法律及对生命的尊重，对医护人员大打出手、残害医务人员等。患者的道德失范和过激行为一方面激化医患纠纷； 一方面引发社会治安问题，把求安全的医疗环境延伸到社会治安范畴。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诊疗秩序，造成医患关系在心理上的戒备、对立，诊疗活动处于互不信任，相互防范状态。

随着医疗改革制度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对医疗机构公益性经营（如报销制度、药品差价、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等）的财政投入不断加大，做为医疗主体的客观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而作为医患矛盾关系的医疗客体则必须在提高认知能力、主观追求等方面被良性引导达到一定素养层面，才能够对维护和建设良好的医患关系达到协调与平衡，使医患关系的双方在对抗中的“双输”转变为“双赢”。而社会舆论的正确理解与引导必将对涉及每个人的医患关系和谐建设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期待通过全社会每个人的努力，改变医患矛盾现状，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第三篇：因素分析

公共态度：刘家饺子馆位于红花村，距离学校近，处于红花村入口第一家。便于我校学生假期等活动时进行聚餐。餐馆以东北菜为主，吸引校内北方学生光顾，当地村民也不时前去品尝。餐馆内部装修齐全，有空调，风扇。单间整体上明亮，简洁，干净，能同时容纳12人左右的聚餐，受到广大学生好评。菜色上也有可推荐之处，传统的北方菜口感正宗，是不少喜爱北方菜系同学首选。价格方面餐馆本着为顾客服务，为顾客着想，总结出成本节省法，一、少买、勤买。有经验的厨师都知道自己饭店正常的客座数。根据这一点，要做到心中有数。每天需要多少原料就采购多少原料。遇到生意特别好的时候，就应多去采购几次，采购回来的原料要保证质量。如有以劣充优或缺斤少两的情况，验收员要拒绝验收；初加工人员要不予加工；厨师们有权不配菜不烹调；服务员有权不上菜。只有环环相扣，才能保证饭菜的质量和经营成本，为顾客节省费用。因此刘家饺子馆深受广大学生喜爱。

商业环境：刘家饺子馆附近有商店，烧烤，商店可以为学生补充食物必须品，烧烤为夜晚聚餐添加了血多乐趣，便于学生对不同喜好的需求，店家一起利于集中效应吸引顾客，给顾客以多种选择，更好的为顾客服务。商店同时补给了餐馆的需求，确保在较忙时段的购买需求。餐馆交通较为便捷，从学校东区或北区出发均可在20分钟内步行到达餐馆门口可以停放电动车，轿车等。并与申通相邻，为提取包裹的学生提供了便利的就餐环境。

客流规划因素：刘家饺子馆作为红花村的商业消费地带，与周边产业相互呼应，附近有申通快递，爱玛电动车，小卖部与的当地居民等聚集了大量学院学生和其他顾客的流入，作为学生购买能力适中，对价格敏感度高，希望用较少的钱获得更多的利益，刘家饺子馆实惠低廉的价格更容易吸引顾客。刘家饺子馆处交通路口处的交汇处，面积为300平米，同时这里的地租便宜，为更多店主所接受。附近有可以租的居民住宅，为员工的住宿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篇：流动资产因素分析

说明书

因素分析：

一、流动资产周转率（营收/流资平均余额）=流动资产垫支周转率（营本/平均存货）*成本收入率（营收/营成）

然后： 流动资产垫支周转率的影响= 成本收入率的影响=

二、流动资产垫支周转率=存货周转次数（营收/平均存货）*存货构成率（平均存货/流动资产平均占用额）然后： 存货周转率次数影响=存货构成率的影响=三、一、固定资产收入率=固定资产产值率（总资产/固定资产平均余额）*产品销售率（产品营业收入总额/总产值）然后：固定资产产值率分析产品销售率变动的分析

四、固定资产产值率固定资产产值率=生产设备资金产值率（工业总产值/生产设备平均总值）*生产用设备构成率（生产设备平均总值/生产用固定资产平均总值）*生产用固定资产构成率（生产用固定资产平均总值/固定资产平均总值）

第五篇：申论考试中扣分因素分析

《申论》考试中扣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根据对2000年开考《申论》以来阅卷情况的分析，发现扣分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题粗心大意

《申论》考试题型变化不大，但答题要求每年都有所变化。这就需要考生会审题，搞清楚试题的各种要求，以免出差错。在进入考

场之后，考生因心理压力大，加之紧张，有时会因理解上的一字之差而使答题谬之千里，导致出现“跑题”、“误题”和“错题”等现象发生。在保持心态平和的前提下，在答题之前，对试卷给定的题目进行认真、周密、详细的审读，真正弄清楚每一题目的内涵和各题的答题要求。

首先审读试题的第一项要求，搞明白是“概述”主要“观点”，还是“概括”主要“问题”。“概述”与“概括”是有较大差别的。其次，真正把握住是要求提出“建议”，还是提出“对策” ；是要求写“讲话稿”，还是撰写“情况报告”。也就是说，用哪一文种来答第二题，头脑中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文种”概念。另外，对“虚拟身份”也要看清楚，明确是“政府职能办事人员”，还是“职能部门负责人”；是“调查组”，还是“调查组成员”，否则，身份不明确，答题扣分就是必然的了。

2007年《申论》试题中根据所报的岗位而设置了选择题。如第三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第四题仅限报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可在阅卷中，发现不少考生，有的对两题都作了回答，有的应答第三题而实际上答了第四题。出现这些问题，均是审题时粗心大意造成的。例如下面这份2001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题一、二题的答卷：

1.关于概括题

ppa话题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点”，各国对ppa的反映虽然不一样，但涉及的核心问题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人的生命关怀的态度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医疗部门，或者包括医疗工作者，对人的生命的责任感问题。为什么美国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把ppa列为禁药，而日本暂不采取类似“停止”、“禁止”的政策呢?其中的最大区别是对人的生命是否关怀、是否负责的大问题。

试题要求是“有条理地概括这些材料的主要内容”，而考生是概括主要问题，可见考生根本没有审清题意。这一题的分值是20分，而考生所答并非试题所问，属于跑题，扣分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2.关于对策题

（1）立即通知全国各地医院和药品经销公司，禁止销售含ppa的药品制剂。

（2）通知各新闻媒体，如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公布含ppa药品的名称，防止大众仍误服含有ppa的药物。

（3）要求各地药品经销公司，对含有ppa药物购买者全额退款。

（4）通知有关机构加紧研制不含ppa的新感冒药品，以满足市场上的需求。

（5）要求加强对药品不良反应的监督和检测工作。

试题要求是“假定你是某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你就ppa**所引发的问题提出善后处理意见。”而考生所列五条，不是以“某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提意见，似乎是以执法部门对此事作处理决定。如“立即通知”、“通知”、“要求”等用语，均不是“工作人员”提“意见”的用语。答此题时，不仅弄错虚拟身份，而且文种也弄错了。

3.关于论述题

《申论》最后一题要求写文章，这文章实际上是议论文，也是《申论》试题中分值最大的一道题。试卷对该题提出了明确而又具体的答题要求，可有的考生就是粗心大意，没有详细审题，更没有真正领会答题要求。如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第六题，在答题“要求”第2点中，明确提出“对在‘人与自然’问题上的某种错误倾向，应恰当阐述，给予澄清”。在阅卷中，发现不少考生根本忽视了这一要求。也许考生根本不知晓“人与自然”问题上有何种错误倾向，因而有意回避；也许因考试紧张而漏掉了这一答题要求。而这一点正是该题的重点，失分就成为必然的了。

二、混淆主次

在《申论》考试中，无论是阅读概括题、对策题，还是论述题，都有一个主次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申论》给定的材料较丰富，而且设定的“问题”绝不是一个两个。如淮河流域触目惊心的污染问题，有地方干部弄虚作假的问题，有百姓身体健康问题，有为民请命、仗义执言得不到支持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中，有主有次，有的考生在答题中，把干部弄虚作假当成主要问题，这就混淆了主次，因为主要问题是治污。抓住了“治污”就抓住了核心。如果围绕谁来组织治污，怎样制定治污方案，如何有效执行治污方案，谁来监督治污等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治污方案和开展论述，就符合《申论》评分参考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