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英语论文：孔子对今天的影响
Class:1
Name:Liuyang
Number:41204013 Confucius’ impact on the worl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ousands of years in China, Confucianism becam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presentative.It has influenced the world for about 2,000 years.Born in Qufu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onfucius founded the Confucianism.With the deep thought and great character, he became a famous thinker and educator.His words and life stories were recorded by his disciples and their students in The Analects, which influenced many thinkers, writers and politicians in the over-2000-year-long history as an enduring of Chinese culture.So, why could Confucian thought in 21st century still retains the interest of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hree thoughts making sense as follows.The first thought 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Heaven and human beings.Confucius was the first person who regarded “heaven” as nature and this was an innovative idea in his time.He required people to hold Heaven in awe.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us, the
ancient Chinese took to heart the purpose of Heaven by cherishing life.In the 21st century, the opinion “standing in awe of the ordinances of Heaven” still holds true, so we should indeed listen to the voice of nature as we develop our economy and build a harmonious world.The second thought is about Humanity, which includes two core concepts: Ren and Li.Ren is to love people especially parents.Today,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Do not do toward others anything you would not want to be done to you” still holds true for humankind.Li refers to rituals, traditions and norms in social life.He placed emphasis on Li with the aim of preserving social order, stability and harmony.In the 21st century, people als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love and the social manners or rules.So many of the Confucian can give us a guide how to love others and behave ourselves.The third thought is about the education.Confucius was the first figure in Chinese history to initiate private education, so someone who wasn’t nobility could have a chance to be educated.He proposed th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uch as ritual, music, archery, driving, calligraphy and mathematics, to train comprehensive talents.He also believed the basic goal of education was to cultivate “persons of
virtue”.In the 21st century, we also need the comprehensive talents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our world.With the idea of equality, most of kids today can be educated equally.In conclusion, many theories of Confucius have mad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eople’s values and modern society.We should take advantages of Confucius’ thought and make a harmonious world to live.As for our Chinese, Inheriting Chinese culture classics should be done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第二篇：孔子的智慧对世界的影响
孔子的智慧对世界的影响
文学院
13广告 吴安琪 20134024020
众所周知，孔子是我国的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举世公认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集中华文化之大成，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并将中华文化的精华浓缩在《论语》一书里。孔子建立起人类思想最完整的体系，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提出仁学、人性理论、认识论、中庸论，孔子的智慧对世界的影响应该已经超过了我们能想像的范围了。
1988年，当年全球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里汲取智慧”，由此可见孔子伟大的思想。作为孔子的后人，对此我既感到自豪却又感到羞愧，自豪是因为我是孔子的后人；羞愧的是我对孔子的各种思想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和学习。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重在修身，倡导仁、义、礼、智、信五种基本道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建立了系统的道德理论。其中，“仁”的内涵十分丰富，“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以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
“仁”是生命的相互感通，是世间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也是一种宽容的精神。仁”是一种高尚的精神道德境界和宝贵的思想情操，也是一种个人对于他人及群体的价值取向，这对后来的领导者有着莫大的借鉴意义吧。孔子在人际关系中主张“以德服人”，在社会生活中主张“为政以德”，在自己的生活中身体力行。孔子身上充分体现出“仁爱”的精神，他对一般民众给予真切的关心，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给予深切的关注。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出席世界宗教大会的几千位宗教领袖或代表，签署了《全球伦理宣言》，其中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文明间矛盾与冲突相当普遍的当今世界，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诚恕之道，彼此尊重，加强沟通、理解与对话，是调节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良方，也是克服人与自然对立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思路。①（中国文化概论 第三章 第四节 原始儒家）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中华民族的母德之一。“礼”作为伦理制度和伦理秩序；待人接物的形式；个体修养涵养；用于处理与他人关系的方法，都告诉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恭让与恭敬。这对道德准则孔子言：“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中庸》也把“致中和”作为极高的道德境界。“和”被认为是君子的重要品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由此和睦家族、②邻里，最终协和万邦。（中国文化概论 第十二章 第二节）即便世界各国文化各有不同，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模式都应该大同小异，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才能有安稳的社会，才会给国家领袖带领国家的发展提供舒适的温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让人类在地球持续生存和发展。
孔子儒家的大一统说对于促进维护祖国的统一具有重要价值，对现在治理国家的领导人依然具有借鉴意义。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天子作为国家统一的核心。孔子认为，政治的核心原则是公正，政治家应当具备道德素养，应当成为公众的表率。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至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还有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中国人历来以“廓然大公”、“天下为公”作为价值理想。中国文化中的大同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公”字。在我这个思想比不上那些政治、思想大家的大学生看来，无论是公正还是克己奉公，在这两种精神的影响下，人总会有触动，在这个表面看上去光鲜亮丽的世界，从光线暗的地方看过去已经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虫眼，比如贪污受贿，滥用权利，职场官场官官相护，无论在世界的那个地方都不排除有这些病态的社会因素存在，所以需要儒家孔子的思想做引导。在这两种精神（以及其他孔子的思想）的引导下，如果能贯彻实行，那么，世界应该比看上去的要更好一些吧。像这样未经开发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
在社会的治理上，孔子既重视法治，更重视德治，认为两者可以相辅相成。他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强制性的政令及刑罚手段是一种外加的强制和威慑，可以使人因畏惧而不敢去触犯，但不可能提高人的道德水平，而在道德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仍然会出现大量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于有不同的政治见解的人，不是用暴力去征服，而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比如在19世纪的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时各种重大的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演说和大多数人的决议，而是靠铁和血，他用的是暴力，而不是靠德治，在我看来，我觉得这种统治应该是不长久的，因为那毕竟只是一时的有效的统治，时间长了，人们心中积累下的怨恨总会爆发。但是通过德治就不一样了，以德服人，培养高道德官员和人民，人心集聚，国家才会持续不断的往前发展。
儒家非常重视科学实践，《大学》有句名言：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南宋朱熹将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致知。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到客观事物的本身中去研究，通过实践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当代社会在倡导科学精神之时，出现了一个错误的倾向，即贬低人文精神。在儒家这里，有一种非常可贵的思想，即仁智并重，仁智统一。《论语·里仁》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孔子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精神、人文精神同理性认识、科学精神统一起来。仁与智是相互依存的，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有智慧的人，能够明智地行事，能做出有利于仁道的事，同时也能看到仁道的价值。
历史和现实证明，真正的孔子儒家思想非但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障碍，而且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动力。中国以孔子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在十七世纪中叶之前，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我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需要自己亲身体验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而“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正是给我们这样的警钟，无论是新闻工作者还是广告从事者或者其他行业的人，都应遵循这个道理。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还原事件的真相，客观的传播，每一次的事件报道都应该先调查了解事情的原委才能告诉大众。
谈完了孔子的仁义礼让，现在来谈谈孔子在教育方面对世界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我国的大教育家，孔子时代，教育与学术由官府垄断，但已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孔子顺应这一趋势，及时打出“有教无类”的旗帜，以私人身份招徒讲学，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私人学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材施教”是公认的优秀传统教学思想之一。孔子注意观察了解学生，看学生的所作所为，了解学生的兴趣和以往的经历，也会考察学生课后私下的言行举止，全面了解学生的情况，根据学生的优缺点制定他自己的教学方法，这应该是现代的中国教师普遍所缺乏的一种精神吧，但是这也和社会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在人口众多的中国，面对众多的学生（大多数都是七八十学生一个班）这种情况，老师的教学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孔子的“因材施教”的理念确确实实是我们应该吸收的。但是这一点在美国的教育上要比我们国家看上去要好。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各异，每个人都有自己潜在的擅长的地方，而老师就应该通过观察然后根据学生的特点对其进行施教和引导才能有助于学生才能的发挥，多以教学方法也应因人而殊。
《论语》第一句话便是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还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孔子教导我们学过的知识要时常拿出来复习，那样才会有效果，才会更深入的了解我们所学过的知识。学习就是在“新”和“故”之间不断地转换，“故”是“新”的基础，而“新”是“故”的发展。学而时习可以更好的让所学的东西融汇贯通，转化成自己的技能并且能应用无穷。学习本身就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只有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更牢固的掌握所学的知识。这对距离孔子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依然有很高的吸收价值。
孔子的智慧已经不单单是伟大两个字能概括的，无论是政治、宗教、教育方面，都给人从内心深处以启示。应该说，至今为止，人们也许只体会到了孔子思想中一部分的真谛。今年79岁、一生中有60多年在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世界著名孔子研究专家、原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孔繁银说，“时光茌苒，在未来的时间里，人们对此将体会更深。”
第三篇：孔子政治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浅议
孔子政治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浅议
内容提要：对现代社会来说，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相违背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同时，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关键词：孔子 政治伦理思想 内圣外王 德主刑辅 等级秩序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从宏观上把握，可以概括为内圣和外王两个层面：在内圣层面，孔子要求一个为政者必须加强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修养，加强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以达到道德完满；在外王层面，孔子主张应当通过恢复和重建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西周政治层级，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教化民众，以实现一种纯以道德礼教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社会。[1]
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继续发展。由子思和孟子的社会道德伦理学说和“仁政”学说，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政治儒学，再到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儒家思想薪火相传，历两千多年而不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强调领导者的“内圣”和“外王”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也同样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制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同任何一种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一样，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也是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它既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对现代中国社会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例如孔子主张领导者要选贤任能、任人唯贤，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说就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同时，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尤其是对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又有许多消极因素。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本质内容是必须要抛弃的，我们对其负面的、消极的影响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过程中，也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一、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与“政教合一”思想的异同比较 政教合一是指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合一、世俗政权和宗教思想合一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规定一种宗教为“国教”，君主、国王自任教主，或者由宗教领袖实际统治国家，国家的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社会事务的准则。在中世纪的欧洲，普遍实行的都是世俗政权和基督教宗教思想、世俗领导人和基督教领袖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制度，典型代表比如拜占庭帝国以及十六世纪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当代世界很多伊斯兰国家还仍然是“政教合一”，我国解放以前的西藏地方政权实行的也是“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的“教”是指宗教，但从广义上来说，也包括某种思想、精神和道德学说。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要求一个人必须首先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作为一个领导者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和“政教合一”思想相通的。
比较“内圣外王”和“政教合一”这两种思想，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1）这两种思想都主张国家担负道德教化的职责，国家不仅在行政上对民众进行管理，还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国家的这两种功能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形成了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合一，在中国，就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君师合一。
（2）正因为国家不但负担行政管理职能，还具有道德教化的职能，这样，国家就成为了实现某些神圣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工具或载体，而不仅仅是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从而使政权或政体具有了某种道德神秘感，为少数人垄断政权提供理论支持。所以中国有“天下神器,有德者居之”的说法。
（3）同样因为国家负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所以，必定将某种特定的道德原则或理论学说定为一尊，成为“官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始终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宋以后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程朱理学一直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四书五经则成了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
所以孔子的内圣外王领导思想，虽然与中世纪政教合一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它又具有政教合一的许多特征，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拥儒还是反儒，大都是承认的。前者如学者蒋庆：“在儒家看来，政治生活一定要体现超越神圣的价值，政治制度的安排与政治权力的运作一定要贯穿神圣性，这既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转化与提升，也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规范与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是主张‘政教合一’的”[2]，梁漱溟等新儒家
[3]学者也承认儒学是“以道德代宗教”；后者如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所谓内圣外王——君王就是圣，一言九鼎！所谓‘君师合一’——实质是‘以吏为师’，政教合一。”[4]
以内圣外王为主要特征的儒家思想，自孔子之后，经过孟子和董仲舒的发展，在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经过两千多年，一直是中国的“官学”。“内圣外王”思想的政教合一的特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概括，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思想控制，扼杀中国社会的创造力。
行政领导与精神领袖的合一，使得某种特定的思想——在中国就是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尊为“官学”，其他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在被禁止、被排斥之列，儒家思想凭借皇权的力量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垄断思想，广大民众的任何行为都被限定在儒家“礼教”原则之下，任何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思想理论学说和行为都会作为“异端”而被扼杀，这样，整个社会何谈什么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中国社会自宋以后，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发现寥若晨星，并且不被重视，思想文化上的生机活力更无从谈起，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可以说，这种由内圣外王思想而强化的王权控制思想的政治体制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国家政权和领导者被赋予一种神秘和神圣性，剥夺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内圣外王的思想，要求国家的领导者首先必须达到道德人格的完满，成为“圣人”，才能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这就把国家的管理工作赋予了一种神秘性和道德神圣感，成为少数人的垄断品和专利。因为能成为“圣人”的，毕竟只有少数人（甚至只能是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普通民众永远都只能处在被教育、被抚牧的地位上。对仰之弥高的笼罩着神秘道德光环的政权来说，普通民众只有服从而无法参与，所以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是和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
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教分离，也就是政治领导与思想和精神领袖的分离、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分离，这是现代社会相对于古代的一个进步。这样做，一方面，破除了政权和领导者的道德神圣性和神秘感，承认政治制度和领导体制完全是一种权力运作和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在利益的分配要求上，不但领导者和社会的少数上层有权参与，广大普通民众也同样有利益要求，因而他们也同样可以而且应当参与到政权运作中来，这样就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政权基础扩大到普通民众当中，政治合法性大大增强，社会也会更加稳定。
另一方面，在政教分离的政治形态下，思想家和思想理论抛开对政治权力的倚重和追求，一个社会不是将某种特定的理论定为一尊，而是任何理论都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思想理论完全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作，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变“王宫学”为“百家言”，形成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激发社会全体民众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二、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影响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这一思想在内圣层面，就是要求领导者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完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领导者只有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才能够使被领导者和人民自然而然的信服，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中心的位置，自然被群星围绕、拱卫；在外王层面，“为政以德”就是要以领导者的道德认知为标准和规范来教化民众，孔子主张“为国以礼”，主张统治者用礼教来教化民众。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是领导者做出道德表率。
孔子本人所推崇的理想社会状态，是一种完全弃刑罚而不用，只依靠道德教化的力量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但孔子又认为，从人的本性上来看，人分为三个等级，《季氏》篇中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第一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第二种是困而学之、学而知之的普通人，第三种则是困而不学的愚人。孔子认为，一三两种人是少数，他们的本性是没办法改变的，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第二种人是大多数的民众，这一部分人才是教化的对象，他们的行为、思想是可以改变的，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就是针对这一类人。而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就要辅之以“刑”。在孔子看来，德是根本的，是主要的手段，是体，刑罚是用，是辅助的手段。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下愚之人，在道德教化不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才能不得已而施之于刑罚，所以刑罚被孔子放在次要的第二位的地位上。
孔子的这一思想被董仲舒概括为“德主刑辅”。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德治国”、“以礼教治天下”几乎是每一个朝代所标榜和推崇的，一直到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在中国依然没有形成。
孔子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政治思想和教民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阻滞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刚性的行为规范起作用，那就是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孔子及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所推崇的却是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优先性，甚至希望完全用道德代替法律来约束社会和民众，如孔子对“无讼”的追求。然而道德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有弹性的行为规范，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儒家由内圣而外王的理论，一个达到内圣的领导者，领悟了道德的真谛，然后施教化于普通民众，以成外王事功。这样，道德规范和原则的制定和解释权就完全掌握在了少数“圣人”手中，理论上的由内圣而外王，在现实中就异化成了由外王而内圣。广大民众只有接受教化的义务，而不能对道德原则和规范本身提出异议，更不能不遵守甚至反抗它，否则就是“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就是屡教不改，而诉之于刑罚，“德主刑辅”就变成了“顺我者德之、逆我者刑之”。
这样，具有不确定性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就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就成了一件神秘莫测的少数“圣人”用来治民的工具，“以德治国”就是把一切社会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神秘化，使之完全以“圣人”的好恶为标准，因而整个社会实际上也就没有了一个确定的行为规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铸刑鼎”，将社会行为规范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公之于众。晋国这一做法遭到孔子的强烈反对，孔子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晋国这样做，用确定的规则代替了道德，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标准，会打破“圣人”独断社会行为规范解释权的地位，打破“圣人”的道德神圣性，使“贵贱无序”，这在孔子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再次，孔子和儒家对“刑”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也是造成中国不能形成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1）在儒家那里，刑和法是单纯惩罚性的工具（法家同样也是这样理解的）。刑就是法，法等同于刑，法律只是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的带有惩罚性的手段。在中国古代，法律的作用只是强调社会成员的义务，从来也不具有维护民众权利的功能。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刑法超乎寻常的发达，形成过好几部完备的刑法典，如唐律、大清律，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一部哪怕是最简单的民法。
（2）刑是对民不对官、对下不对上的。根据儒家的“德治”理论，无论是最高领导者还是各级官吏，他们或者是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圣人”，或者是选拔上来的德才兼备、道德修养能起到模范作用的人才，总之他们的道德修养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施之于刑罚，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只有普通百姓才有可能不服教化，达不到统治者的道德要求，所以只有百姓才是刑的施用对象。在儒家那里，刑就是官治民、上治下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惩罚不服教化的普通民众的。中国古代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宣传，但这句话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说的，是指任何人都不能冒犯皇帝的权威，否则，即使是王子，也要和普通百姓一样受到惩罚。而作为最高领导的皇帝本人却是不受任何法律条文的束缚的，中国从来也没有产生过“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不仅仅是治民的工具，它更应该是“治官”的工具，是限制政府的工具。因为官员和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因而应当受到更多的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仅指普通民众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它更多的是指个体与集体、集团之间的平等，是指一个普通的百姓与官员、政府机关、政治的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平等，而这一点恰恰是儒家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思想所缺乏的。
三、孔子的正名思想本质上是对等级秩序的鼓吹
孔子主张通过“正名”，以整顿“礼乐崩坏”的周朝政治制度，消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等各种违礼僭越行为，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孔子的正名思想主旨就是试图恢复和重建西周分封制的领导体制，即天子、诸侯、大夫、士等自上而下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级森严的政治层级。
孔子所推崇的这种政治体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各层级之间尊卑有序、贵贱分殊的等级差别。西周的政治层级从天子以下，是一种等级森严的政治领导体制,按孔子的话就是“君君，臣臣”。天子有天子的地位和权利，诸侯、大夫、士等层级也有各自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他们互相之间的高下等级是明确的，不能越级，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从而“名不正，言不顺”。
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同样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或权力的政治层级，但现代国家的政治层级或领导体制与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领导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处在各政治层级中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不同。在现代领导体制下，不同的政治层级之间权力的大小、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由法律规定而形成的职务关系，职务有高低，权力有大小，但是担任职务的人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这是现代政治体制的进步之处。然而，孔子所推崇的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则不同：天子、诸侯、大夫、士等政治层级的形成，不是由法律规定，而是由人本身的高低贵贱，由人本身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形成的。所谓“君”“臣”，就是“主”“仆”。《说文》对“臣”的解释：“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说文解字.卷三》）臣事君，就像被牵着的牲口一样，说明其地位低下；还有一种说法：臣是眼睛的象形，是低着头而望主人的奴隶的眼睛，后来用以指代奴隶。[5]总之，臣的本意就是像牲口一样的奴仆的意思，所以《左传》中说“天子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意思其实就是说“天子以公侯为奴仆，公侯以大夫为奴仆，大夫以士为奴仆„。”整个社会除了最高的天子以外，每个人都具有主人和奴仆两重身份，对上是奴仆，对下又是主人，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子的奴仆，所以《诗经》上才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总之，建立在人格不平等基础上的等级秩序，就是孔子所推崇的西周领导体制的特点。
西周的分封制领导体制，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被郡县制所代替，但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贵贱等级秩序和观念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中央专制制度的加强而加强。在秦汉以后，帝王与臣子的这种实质上的主仆关系与西周时期可以说毫无二致，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宰相制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史，就是随着皇权不断加强，“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汉代以“尚书”代“三公”，唐代以“中书、门下”代“尚书”，明清以“内阁学士”代“中书”，清代后期又以军机大臣代内阁学士。所有这些尚书、中书、内阁学士、军机大臣等，最初的身份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宫官，即皇帝的仆人，后来才具有了宰相的职权。所以，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其实质身份也还仍然是皇帝的奴仆！孔子为正名所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经过汉代董仲舒等人的发展，演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一套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更是从思想意识形态上强化了君臣上下的等级观念，渗入到中华民族精神的骨髓里。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关乎人格贵贱的等级秩序和观念的存在，在中国，作为个体的人在政治层级中的流动就往往只能是单向的，只能上不能下。而在现代西方，由于政治层级的不同与人格尊严无关，所以，个人可以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内上下流动，整个社会也不以为异。部长可以竞选成为总统，曾经的总统也可以再当部长（典型的例子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但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中向下流动，则对于他个人甚至对于他的家族来说，就成了一件非正常的事件，就意味着这个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和人身尊严的丧失；至于最高的领导职位——皇位的更替，更是非经过大规模的流血战争或者暗箱中的权力角逐不能实现。
现代中国正在努力从法律文本的意义上建立现代政治和领导体制。但是，要消除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两千多年中形成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建立起实质上的现代政治领导制度，建立起真正能上能下的各级领导干部任用和管理机制，整个社会形成“官员”能上能下的观念和社会氛围，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郭延坡.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浅探[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9，（3）：45-48.[2] 蒋庆.追求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中和之魅——蒋庆先生谈儒家的宗教性问题[DB/OL].孔子2000网.http://.[5]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69-70.
第四篇：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
摘要：非遗文化可分为物质产品、生产技艺、文化功能和价值观四个层面，海外孔子学院的设立和发展，可以增进所在国（地区）民众对中国非遗技艺的了解，提升其对中国非遗艺术的鉴赏水平，增强其对中国非遗价值观的认同，进而可以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选取37个样本国（地区），采用改进的贸易引力模型，根据2004―2014年的数据资料分析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表明：无论是孔子学院数量，还是孔子学院影响力，都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所在国（地区）的非遗产品出口；当所在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较强。应该更好地依托孔子学院这一文化交流平台来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贸易。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孔子学院；非遗产品出口；文化贸易；非遗文化；文化折扣；文化距离；贸易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62；g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4007211
一、引言
2004年，中国国家汉语推广办公室（简称汉办）启动了“孔子学院”项目。作为在海外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孔子学院在促进汉语传播和中外交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截至2015年12月，中国已在1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 000个孔子课堂，学员总数达到190万人本数据来源于2015年12月6日第十届孔子学院大会上公布的数据；而根据《2014年孔子学院报告》，截至2014年底，已有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它们分布于126个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张靓丽名片。
在有关文献中，不少学者研究证明，孔子学院在汉语言传播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实中孔子学院还是一个提供贸易机会和中国相关政策规定的信息交流平台，它在促进中外经贸关系方面的作用也颇为显著。连大祥（2012，2013，2014）是国内外最早对孔子学院的经贸效果进行研究的学者，他建立计量模型就孔子学院对中外经贸的贡献进行评估，发表了系列论文。连大祥的研究促使学术界对孔子学院的研究视角从传统的教育学、传播学和语言学拓展到经济学。
但对孔子学院经贸效果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近年来，孔子学院为配合汉语教学，经常举办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巡讲，开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开展中国国画、剪纸、刺绣、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展演活动。笔者认为，这类活动的广泛开展将极大地增进海外居民对中国非遗文化的理解、欣赏和认同，从而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但在现有的文献中，孔子学院的这一重要作用鲜有提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劳动、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依靠文化、品牌等要素提升中国产品的附加值将成为今后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常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以下简称非遗产品）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基因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开展非遗产品贸易不仅是实现中华文化更快走出去、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有效途径，还有利于繁荣我国的文化产业，提升我国的文化形象和改善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此外，关于孔子学院对中外贸易的作用机理分析，现有研究多是从孔子学院有助于降低中国与所在国（地区）交易成本、增进信任等角度进行分析；而孔子学院对非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多具有精神层面的内涵，还可以从跨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
林航，谢志忠：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
二、理论机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unesco，2003）将非物质文化遗产（ich，简称“非遗”）定义为“被各社群、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场所。”根据该定义，非遗产品，显然是指与各种无形的文化遗产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它虽然具有物质的属性，但其承载的却是社群传统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这种文化在社群中具有强烈的历史认同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得以不断的创新。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三因子”理论，文化由外到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涉及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或技艺；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信仰观念。具体到实物的“非遗产品”来说，其所承载的非遗文化，可以是器物层次的生产技艺，也可以是组织层次的文化功能，还可以是精神层次的价值取向。三个层次不能截然分开，任何非遗产品，在这三个层次上都有所体现。如果将器物层次的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生产技艺独立开来，可以将非遗文化分成四个层面，即物质产品层面、生产技艺层面、文化功能层面马林诺夫斯基（2002）认为，分析器物的文化同一性，需要将其放置于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说明它所处的地位，解释它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因此，器物的文化功能是其组织制度层面的反映。和价值观层面。
任何非遗产品都具有有形的物质形式，又蕴含生产技艺、文化功能和价值观三个不同深度的无形的文化表现。孔子学院在开展正常汉语教学的同时，也联合当地社区广泛开展中华传统非遗文化体验教学活动，增进了所在国（地区）学员和居民对中华非遗的无形文化层次的理解，消除或降低中外文化产品贸易中的文化折扣又称“文化贴现”，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减低。，从而促进中外非遗产品实物层面上贸易。
1.孔子学院增进所在国（地区）民众对中国非遗技艺的了解
孔子学院在进行正常汉语教学的同时，还搭建立体化的文化体验空间促进海外学员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在海外中华“文化月”“文化周”和中国传统节日等多种场景，各地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广泛开展京剧、功夫、剪纸、茶艺和美食等富有娱乐性的中国非遗的现场展演，并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报道促进民众对中国非遗技艺的了解，提升其对中国传统非遗技艺的偏好和需求，从而促进中国非遗产品出口。例如，2015年9月，华盛顿州孔子学院和西雅图―重庆友诚协会共同举办“巴蜀风情进西雅图”活动，现场进行了糖画、蜀绣、剪纸和竹帘画等多项巴蜀非遗产品的制作，许多海外体验者惊叹于中国非遗手工艺的神奇。2015年5月26日，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孔子学院和斯大博物馆主办了为期三个月的“中国画和工艺品私人收藏展”，开启了一扇让南非人民了解中国非遗文化的重要窗口。2.孔子学院提升所在国（地区）民众对中国非遗艺术的鉴赏水平
各地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提升海外学员学习汉语的兴趣，还经常开设多种非遗特色课程和讲座，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绍中国非遗艺术品的历史、制作工艺等，让海外学员和所在社区的居民在现场体验中学习中国优秀的非遗技艺，促进海外受众对中国非遗艺术品的欣赏，提升其对中国非遗艺术的鉴赏水平和偏好，这无疑会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例如，2012年9月21日美国的阿拉斯加大学安克雷奇分校孔子学院举办了主题为“中国瓷器”的巡讲，对中国瓷器工艺做了深入的介绍，并将中国书法、雕刻以及绘画等技艺融入其中，使国外受众对瓷器的历史、外观设计及色彩搭配等方面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加纳大学的孔子学院在完善汉语教学的基础上，根据本地民众的需要，还开设茶艺课、太极课、中医文化课、书法课等多项中国非遗文化课程，让更多的加纳人了解和欣赏中国非遗文化和艺术。
3.孔子学院增强所在国（地区）民众对中国非遗价值观的认同
学习一国的语言，本质上是对一国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进行深入了解。因此，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必然会渗透对许多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的认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通过在孔子学院学习提高了其对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林毅夫（2012）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它的保全让中华文化在数千年历史中得以绵延不断地传承。的认同度。许多非遗产品的本质是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体现。如中国雕刻和刺绣经常以蝙蝠为图案，其寓意是中国的“福”文化，体现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而在西方，蝙蝠则是“邪恶”的象征。孔子学院对中华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传播，无疑会降低国外消费者对中国非遗文化深层理解上的文化折扣，增进他们对中国非遗文化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理解，甚至认同，从而促进中国非遗产品出口。事实上，近年孔子学院在传播中国传统价值观方面成效显著。以孔子学院举办的“汉语桥”中文比赛为例，许多外国选手的中文演讲都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他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和欣赏。
图1孔子学院对非遗产品贸易的影响机理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描述
1.计量方法与模型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探讨影响中国非遗产品出口贸易的决定性因素，然后将孔子学院因素作为一个主要的额外解释变量，采用不同的模型就孔子学院对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引力模型是研究国家（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流量的常用方法，根据基本的引力模型，影响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决定性因素为贸易伙伴国（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数和相互间的地理距离；本研究中的出口国只有中国，因此引力模型只包含进口国的特征；由于地理距离不随时间的变化，其影响被纳入国家固定效应。除孔子学院因素外，影响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其他额外因素有：所在国（地区）华侨华人数、文化距离以及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这些因素分别影响贸易双方之间的语言、文化、血缘和体制等方面的熟悉程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非遗产品出口。本文采用以下两个引力模型进行分析：
it是在t年从中国出口到i国（地区）的非遗产品出口额，并使用滞后一期的自变量以减轻潜在的内生性问题；gdp是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pop是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人口总数，ci是孔子学院在贸易对象国（地区）的数量，cii是孔子学院在贸易对象国（地区）的影响力，ovch是各贸易对象国（地区）华侨华人数，culd是中国与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文化距离，fta表示中国与贸易对象国（地区）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gdppc是各贸易对象国（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tt表示固定效应，μi表示国家（地区）配对（中国与i国或地区）的固定效应，εit是误差项。为了降低模型的异方差性，对exp、gdp、pop、ovch和gdppc五个变量取对数。
2.指标与数据说明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与中国贸易的密切程度和各大洲兼顾的原则，并参考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国别分布，最后本文选取的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对象国（地区）的样本为：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日本、泰国、新加坡、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沙特、越南、爱尔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瑞士、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加拿大、美国、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五大洲37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于2004年，因此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与贸易对象国（地区）相关变量的时序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非遗产品出口额
一是对象国（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人均gdp越高，收入水平也就越高。非遗产品是典型的文化产品，具有较强的精神消费的特质，需要一定收入水平的支撑。因此，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地区）对非遗产品的需求也就越大。各贸易对象国（地区）的gdp、人口总数和人均gdp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中gdp与人均gdp均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二是对象国（地区）的人口总数（pop）。人口总数对非遗产品贸易的影响存在两种效应：一方面，人口总量可以衡量进口需求的多样性，人口越多，消费需求也就越多样化，而非遗产品具有小批量、差异化的生产特征，因此，人口越多对差异性的非遗产品进口也就越多；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越多，人均收入就越低，对具有精神消费特质的非遗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因此，对象国（地区）人口总数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
（3）额外解释变量
一是孔子学院因素（ci/cii）。根据贸易理论，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会增进所在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熟悉感，降低贸易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中国的非遗产品出口。连大祥的研究只用孔子学院数量来衡量孔子学院因素，并未考虑孔子学院建立时间长短的影响。事实上，孔子学院建立的时间越长，它招收的海外学生数量也就越多，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力也就越大。由于缺乏各国（地区）各年孔子学院实际招生数的统计资料，本文假定每所孔子学院每年招生数相同，其每招一届学生，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就增加一个单位。例如，某国某所孔子学院运行并招生了9年，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就是9个单位。因此，本文分别以孔子学院数量和孔子学院影响力分别建立了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1以日本为例说明两个指标统计上的区别。孔子学院在各国的分布数量来源于历年的孔子学院报告由于2006年后国家汉办才开始出版孔子学院的报告，2004和2005年的数据通过孔子学院网站的数据库进行查询和推算；此外，由于全球大多数孔子课堂在管理上都从属于当地的孔子学院，本研究仅计量各国孔子学院的实际数量。
二是对象国（地区）的华侨华人数（ovch）。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相当程度上保存着中华文化深层基因，存在着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偏爱，这会促使海外华侨华人从中国进口非遗产品。华侨华人数越多，对当地社会的文化影响力越大，中国与所在国（地区）的血缘联系也越强，越能促进中国非遗产品对当地的出口。各对象国（地区）历年华侨华人数主要来源于《华人经济年鉴》，由于只有若干年份的数据，缺失年份的数据用以几何平均法计算出的增长率进行大约估算，将其与权威机构媒体报道进行相互印证和补充本文以香港特区统计处估计的华人比例乘以历年的香港总人口数来估计中国香港地区的华人数。
三是文化距离（culd）。文化距离是指两国（地区）在居民偏好、习俗、价值观、信仰和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心理距离。可以预期，两国（地区）间的文化距离对它们之间的非遗产品贸易流量将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学术界对文化距离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基于hofstede（1983）提出的“文化五维度论”，即文化距离是由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和集体主义、阳刚和阴柔特质、长期和短期倾向等五个维度决定。据此，kogut等（1988）构建了跨国文化距离测度模型。根据hofstede（1983）对全球50个国家和3个地区五个维度的数值测量，可以计算出中国与各贸易对象国（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往来日益频繁，其间的文化距离会逐渐缩短，并遵循边际递减效应。因此，本文借鉴綦建红等（2012）的做法对文化距离测度模型进行改进：
其中，cdj代表某一对象国（地区）区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距离，iij代表第j个对象国（地区）在第i个文化维度值，vi是所选取的各对象国（地区）在第i个文化维度指数的方差，下标c代表中国；yjt表示国家或地区在t年份与中国建交的年数（中国香港采用1997年为基准年份）。
四是是否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fta）。fta为虚拟变量，表示贸易对象国（地区）在t年份是否与中国签订了fta协定，是取1，否取0。自由贸易协定作为降低贸易壁垒的制度安排，其签订必然会促进实物产品贸易，对非遗产品贸易也将产生正面影响。
五是对象国（地区）人均gdp与孔子学院因素的乘积项。加入此项的目的在于研究在对象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条件下，孔子学院因素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连大祥（2012）研究表明，孔子学院促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效果显著大于发达国家，这个结论是否符合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现实，加此乘积项可以得到检验。
3.数据描述
2014年，37个样本国家（地区）的孔子学院总数为335个，占当年全球孔子学院数的72.04%；截至2014年，中国与其中的11个国家（地区）签订了fta协定，其中最早签订的是香港地区（2003）本文以2003年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定）为基准年份进行统计。；最迟签订的是瑞士（2013）。表2是对变量数据的整体进行描述，表3是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所有的回归变量都滞后一年。除孔子学院数和孔子学院影响力高度相关外，其他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低于0.7，大多数变量间呈中低度线性相关。图2分别描绘了孔子学院数和孔子学院影响力与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散点图，并进行拟合分析。无论是孔子学院数还是孔子学院影响力，与中国非遗产品出口拟合线的斜率都为正，说明孔子学院因素与中国非遗产品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孔子学院因素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具有促进作用。
四、实证分析结果 1.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表4是根据模型（1）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测试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比随机效应和混合效应更为合适。本文估计几种模型（1）的变化形式来检验主要结果的稳健性。
模型（1―1）对主要解释变量和孔子学院数量进行回归，未添加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发现，三个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相符，且r平方值达到96.0%。模型（1―2）在模型（1―1）的基础上，添加华侨华人数、文化距离和fta等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除华侨华人数外，其他的变量均显著，回归系数符号也与理论预期相符。模型（1―3）删去回归不显著的华侨华人数变量进行估计，所有的变量均显著，且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相符，r平方值达到96.5%，说明删去华侨华人数变量是合适的。华侨华人因素的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海外华侨华人在国外基本上处于一个少数群体的地位，而且华人群体比较封闭，与当地社区融合和互动程度较低，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有限；也可能是由于《华人经济年鉴》的统计数据与实际有较大的误差，且有统计数据的年份也较少。模型（1―4）在模型（1―3）的基础上，添加了人均gdp与孔子学院数的乘积项进行回归，其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当贸易对象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较大；当对象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较小。越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过去与中国经贸往来的起点越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越少，孔子学院的建立可以很快地发挥文化交流和了解的功能。这个结果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连大祥（2012）得出的“孔子学院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效果显著大于发达国家”的结论。
表5是对模型（2）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估计的过程和得出的结论与模型（1）相似：华侨华人因素的作用不显著，其他变量的作用均显著并与理论预期相符，人均gdp与孔子学院数的乘积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2.动态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文化消费是一种引致性消费，文化消费与文化投入呈正相关关系，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非遗产品具有典型的精神消费特质，其会受前期消费惯性的影响，存在着动态滞后性。本文在模型（1）和（2）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值作为解释变量，采用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进行回归估计和检验。其滞后一期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各方程中ar（1）和ar（2）均显著，回归方程残差存在二阶序列相关，不符合动态面板回归的数据要求。对原方程再进行滞后二期回归，结果表明，各方程ar（1）均显著，而ar（2）均不显著，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具体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显示，sargan检验统计量均不显著，说明各方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反映出模型的设定是恰当的。回归结果中，非遗产品出口滞后一期值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滞后二期值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滞后一期值的系数绝对值均大于滞后二期值的系数绝对值，说明滞后二期对滞后一期具有调整作用。总体上看，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具有持续性，符合经济学基本逻辑。回归结果中除国内生产总值和fta的作用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与表4和表5所得出的结论相符，尤其是孔子学院因素（孔子学院数和孔子学院影响力因素）均显著为正，表明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发展确实促进了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可见，动态面板数据回归进一步验证了上文对影响机理的分析，也表明前文静态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于一般货物贸易而言，消费者主要关注产品的实用功能，孔子学院作为汉语教学机构和中外信息交换的平台，降低中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加速了国内外市场的开放，为中外货物贸易提供了机遇，从而在短期内发挥了作用。与货物贸易相比，非遗产品的消费更具有精神的属性，有时甚至需要对产品所蕴含的价值观的认同，因此，孔子学院因素发生作用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孔子学院在短期内还是显著地促进了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近年，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但其不断快速增长的预算也加重了汉办的负担，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在国家层面上重新认识孔子学院的新功能与新作用，从而对孔子学院办学的成本收益具有更为准确的把握。此外，本文研究结论还启示我们应该更好地依托孔子学院这一平台来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贸易，这不仅有利于繁荣我国文化产业，还有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更好地发挥好孔子学院促进非遗产品贸易的功能，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在孔子学院内建立常态化的中华非遗课程学习机制。当前全球孔子学院的常态化课程设置只有汉语言教学课程。非遗展演和学习活动，大多只在特定节假日和庆祝活动中出现。在孔子学院内部建立常态化的非遗课程学习机制不仅有利于提升海外学员汉语学习的效果，满足海外学员了解一个立体中国的需要，还有利于通过文化的无形力量来提升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二是建立中国非遗巡展支持基金。与海外学员和居民迫切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相比，中国非遗传承人开展海外现场展演的频率还是较低的，来自民间的非遗展演次数更少，缺少资金是其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发动社会力量，依托孔子学院平台，建立中国非遗全球巡展支持基金，为中华优秀非遗的巡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三是与所在地华人社群联合开展中国非遗文化进社区活动。前文研究表明，华侨华人因素在促进中国非遗产品出口贸易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孔子学院与所在地华人社群联合开展相关活动，能有效加强孔子学院与海外华人社群的联系，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国非遗文化的影响力，也有利于华侨华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依托孔子学院平台，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往来。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与世界各国进一步深入合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建设好、利用好孔子学院这一文化交流平台，扩大中国与沿线各国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交流。因此，可以依托孔子学院平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多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活动，从经济、交通的互联互通发展到文化、价值观的欣赏和认同，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中外非遗产品贸易的发展。
第五篇：关于孔子文学思想以及影响
关于孔子伦理思想及其价值探讨
摘要：孔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伦理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总结了以往的伦理思想，在中国伦理学史上第一个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对于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孔子 伦理思想 当代价值 初探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伦理文化，道德在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古代，儒家伦理独立承担着培植中国人道德意识的使命。人们按照儒家伦理的要求规范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着自己的成德之路，并凭着对儒家伦理的学习和实践而谋取功名利禄，成就一番事业。随着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入，儒家道德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衰微。今天，儒家道德已逐渐淡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于这一现象，许多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人都抱以深深忧虑和惋惜。更有一些人将当代中国人道德精神的萎靡不振归结为一个世纪以来知识阶层对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和否定，试图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再度诠释和弘扬来恢复儒家道德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与一般研究者的思维角度和研究目的不同，本篇论文通过对孔子思想的考察与分析，试图从儒家自身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来找出导致儒家陷入今天困境的原因，从其本身来揭示出它的历史命运。这里首先指明的是，由于本篇论文的观点均出自对《论语》中孔子及其学生有关论述的分析和推演，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关于儒家道德思想的完整而全面的综述。论文中所涉及的问题甚至不能涵盖孔子的全部思想。作者只是将孔子思想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加以综合和分析，其目的在于揭示孔子思想中所蕴含的矛盾和问题，从而激发人们更全面、更完整地理解孔子以及后来儒家思想家的思想。并在系统地反思清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塑中国人的道德世界。一，孔子伦理思想的来源
孔子的伦理思想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孔子生活在一个由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时代。由于当时生产工具的改进，出现了牛耕、铁器等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使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加剧了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与征伐连年不断。同时，由于周王朝的衰落，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领主和地主的双重剥削下，生活异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奴和残存的奴隶不断进行起义反抗。统治者逐步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力量，寻找新的统治武器，以便于更好的维护自己的统治。人民由于长期遭受战争的创伤，也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的伦理思想便应运而生了。孔子生活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之中，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从“士”上升为“大夫”，因此他的伦理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封建领主阶级的烙印，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由于孔子年轻时地位比较低下，与劳动人民有大量的接触，因此，他肯定和顺应春秋时期“重人”、“重民”的历史潮流，在吸收、提炼原始社会遗留
1下来的氏族民主精神和良风美俗，总结夏、商、周三代盛世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成果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伦理学说，第一次建立了一系列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包括许多德目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
孔子伦理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来自远古氏族部落的血缘宗亲观念；二是继承了西周宗法礼制的伦理精神。中国古代社会从传说的黄帝开始到整个封建社会消亡，氏族部落这一古老的社会形态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被顽强地保留下来，因此，重视血缘宗亲关系，强调祖先崇拜，实行严密的宗法制度便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夏朝家天下的王权私有制度正式确立之后不断得以强化，经由殷商时代的发展和充实，到了西周时代又经周公旦的完善和美化，便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传统。西周以来这种成熟定型的文化传统是奠定孔子伦理思想的精神基础。
王国维说：“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因为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不仅标志着家天下的社会秩序，还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原则。在《诗经〃大雅〃文王》中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土，丕显亦世”。这些无疑都是对氏族祖先和家天下宗法制度的歌颂和赞美，同时也体现了“敬宗所以尊祖”的伦理传统精神。宗指“大宗”，大宗由嫡长子一脉相承，它代表了氏族祖先的延续和其权威的传承。小宗对大宗的尊敬和服从，不仅是服从祖先遗制，也是对宗族权威的服从。在邦家台一的古代中国，宗族权威又往往是一国政权的标志。因此，服从宗法制度下的各种权威便具有了双重意义，那就是说宗法伦理原则同时也是国家的政治原则。西周宗法制度正好体现了这种双重结合的文化精神。孔子本人亦宣称他最崇拜西周礼制文化，对由氏族宗亲观念形成的西周伦理精神更是推祟备至，而且其本人还认为他不仅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全面继承者，也是它的发扬光大者。
二，孔子伦理思想的主要内涵
孔子的伦理思想主要是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包括众多在内的规范体系。他十分重视道德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他创立了统一的以”仁”为纲的完整的伦理思想。孔子的伦理思想影响了他身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对于民族心理、民族风俗的形成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仁”在孔子以前虽然已经出现，但”仁”作为伦理理论体系，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在孔子那里，“仁”是理想人格，是解决人际关系的最高目标。他认为，人们只要按“仁”的要求办事，天下就不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状况，并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他几乎把一切好的品德都归结到“仁”中去，如说“爱人”为“仁”，“忠恕”为“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为“仁”等。孔子“仁”的思想的提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神的地位动摇、人的地位提高和人际关系问题突出这一历史思潮的理论总结。
孔子提出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都是“仁”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同时又都可以归结于“仁”。从“仁”出发，孔子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在总结和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礼”、“孝悌”、“忠”、“信”、“宽”、“敏”、“恭”、“勇”等道德规范。
（1）“义”：关于“义”，孔子的论述很多。“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孔子把义当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范畴，要求人们要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义利关系。
（2）“礼”：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中，礼既是一种规章制度，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范畴。其核心是“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认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自觉遵守一定的“礼”，才能达到改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求得社会安定和谐的目的。
（3）“孝悌”：意思就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其具体要求就是要继承父道，赡养父母、尊老爱幼。孔子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治国的大略。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孔子还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承仁。”要求学生首先要做到孝悌，把孝悌修养放在道德品行的第一位。
（4）“忠恕”：忠恕作为一项道德规范，它的基本要求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些内容都是“仁”的道德原则的进一步发挥和展现。忠恕的道德要求对于中华民族诚实不欺，宽以待人，与人为善等传统美德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5）‘信”：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信，主要是要求人们在与人相处、对待工作等方面，要做到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并指出信的重要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6）“宽”：即宽厚、宽容的意思，在伦理道德意义上，就是指待人要宽宏大量。“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孔子的“宽”，与他的“爱人”、“忠恕”等道德规范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7）“敏”：孔子多次讲到敏，如“敏于事而慎于言”、“镦而好学，不耻下问”。要求他的学生对待学习和工作要勤奋努力，不能懒散懈怠。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成就，否则将是一事无成。
（8）“恭”：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中，“恭”主要指的是言行举止，端庄严肃，为人要温厚和善。“其行己也恭”、“居处恭”、“与人恭而有礼”等，都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适度、和善稳重，而不巧言令色。
（9）“勇”：就是勇敢，不怯。孔子要求人们心胸宽广、意志坚强，不怕任重道远，敢于见义勇为。在困难的时候，要像耐寒的松柏，在关键的时候，要敢于“杀生成仁”。“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勇而无礼则乱”。
除以上主要内容之外，孔子还提出了温(温和)、良(善良)、俭(节俭)、刚(刚强)、讷(慎言)、公(公平)等许多道德规范，大大丰富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
三，孔子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孔子的伦理思想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反映了人类社会伦理生活和中国社会伦理生活的一般要求，含有“伦理真理”的要素，是其伦理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另方面，由于孔子受到历史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和封建专制主义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变迁，成为其伦理思想中的糟粕部分。
尽管孔子的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两重性，直到今天，孔子的伦理思想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孔子的伦理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传承，是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不仅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还要与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我们只有站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石之上，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文明进步的要求，对包括孔子伦理思想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进行批判继承，使其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使当代中国道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也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灵魂作用。
(2)孔子的伦理思想是提出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来源。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完善和发展。不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其主体内容都是政府的行政。也就是说，依法治国的主体内容是依法行政，以德治国的主体内容是以德行政。而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仁”、“忠恕”、“信”、“宽”等，都内含着许多“德治”的思想精华。这些都是我们实行以德治国方略可以汲取的思想源泉。
(3)孔子的伦理思想是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历史资源。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并且进一步提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客观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孔子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伦理思想不仅影响了他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理论思想家们，而且广泛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各族人民，其精华部分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调。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的伦理思想无疑是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宝贵的历史资源。
康德指出，伦理学是研究如何使人配享幸福而不是获得幸福的学问。而孔子的道德思想恰恰是将道德看成是获得幸福的途径和方法。由于将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局限于政治领域、由于没能正确处理好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孔子所倡导的道德永远受制于外力，永远不能摆脱物欲的牵绊和对权力的依附。这样一种软弱无力的道德只能扼杀人的自由天性、束缚人的精神、将人的创造力和无限发展的潜能局限在极其狭窄的范围之内。受着儒家思想和封
建专制权力的双重束缚，中国人的道德始终处于混乱与功利之中，始终未能窥见那洋溢着自由精神的、以至善本身为目的的纯粹道德境界。由此可知，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之所以走向衰亡并不能归结为西方价值观和物质文明的强力渗透，而是其内在的理论缺陷和道德缺陷所致。即使没有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儒家道德也只能依靠威逼利诱才能维持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地位。拿破仑曾把沉浸在儒家思想中的中国比喻为一头睡狮。今天，睡狮已然醒来！当代中国人对孔子道德的否弃即意味着一个从未体认到自由价值的古老民族终于睁开了昏睡的双眼，开始重塑自己的精神！中国的觉醒与奋起必然始于与自由的相遇、相知和相亲。随着自由精神在中华大地上的广泛传播，一种新的、更合乎人性、更能对我们的全部生命活动提供必要支持和积极指导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必然会成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基石，这样一种道德不仅更能保障我们的独立、自由与尊严，亦能促使我们以一种更为开放有力的姿态去回应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据此我愿相信，目前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所存在的道德真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当新的充盈着自由精神的道德在中国人心中扎根之日，即是中华民族以沉稳自信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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