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再理原则

第一篇：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

1、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罗马法，近现代刑事诉讼法普遍将其作为保障被告人人权的一项诉讼权利。一事不再理原则，就是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被告人，不得再次起诉和审理。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一项古老的诉讼原则一直延续至今，是基于现代刑事诉讼功能的多元化取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规定，任何人依一国法律及刑事程序经终局判决判定有罪或无罪开释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判刑。因此一事不再理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普遍应遵循的国际准则。

2、原则起源：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的“诉权消耗”理论。所谓“诉权消耗”，是指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诉讼系属是指因为诉的提起，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就有争议的法律关系受有管辖权的法院审判的状态。在诉讼已经发生诉讼系属后，到诉讼终结的时候止，称为在诉讼系属中。古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实际上包含了诉讼系属效力和判决的既判力双重内涵。在古罗马法中，案件的审理分为“法律审理”和“事实审理”两个阶段。原告先向法官提出告诉，就讼争进行陈述，被告进行申辩，然后由法官决定诉讼在法律上是否成立，是否应当受理，这就是“法律审理阶段”；如果是应当受理的讼争，就进入“事实审理阶段”，由选定的承审员进行审理，查明事实，作出判决。法律审理的终点是“证诉”，经过“证诉”，诉讼才能正式成立，案件才能系属于法院，同时原告的诉权即行消灭，不得再对同一案件起诉。此即“一案不二讼”，是一事不再理的第一重内涵。但是虽然“证讼”产生的“一案不二讼”的效力可以制止原告对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却不能阻止败诉的被告另行起诉，由于其在前诉中未行使诉权，“证诉”并不能消灭其权利，所以其败诉后可另行起诉，控告胜诉的原告，从而导致判决的不稳定。于是，为了维护判决的稳定，古罗马法学家在“一案不二讼”效力的基础上发展了判决的“既决案件”效力。“既决案件”效力发生在案件的事实审理阶段，以判决作为终点。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对案件均不得再起诉。这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第二重内涵。

另外，罗马人奉行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因为当时奉行的是神示证据规则，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的大小由神来判断，通过神的启示对争端作出裁判，因此该裁判代表着神的意志，由此法院的裁判在古罗马人眼中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一事不再理原则首先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下来，后来在刑事诉讼中也适用。

现代刑事诉讼普遍将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但由于理论基础和价值评判不同，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对该原则在适用上也有所不同。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直接接受了古罗马“既决案件”的理论，发展为既判力理论，强调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不再理”；而英美法系国家继承了古罗马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精髓，并将其发展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3、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其基本含义是一个人不能因同一行为或同一罪名受到两次或多次审判或处罚。双重危险原则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最古老的法律原则之一,它曾在英国教会法与国王争夺审判权中发挥作用。12世纪在英国的法庭中,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被断断续续地引用来。在13世纪,法庭中确立了这样的规则,即由追诉人起诉的案件,其结果无论是无罪或有罪都将阻碍该追诉人对同一被告人另行起诉。但是当时只对死刑案件适用双重危险原则。直到17世纪下半叶,双重危险原则才在英国法中受到严肃的重视,确立了由一个有司法权的机构进行的审判可以阻止其他同样有管辖权的司法机构进行重复的做法。17世纪,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789年,双重危险原则载入了美国宪法。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不得运用其所拥有的资源和权力，对一个公民或者一项犯罪行为实施反复多次的刑事追诉，从而达到定罪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一限制，被告人就永远被迫生活在焦虑和不安全的状态之中，而且那些本来无罪的被告人受到定罪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因此可以说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主要功能就是防止国家滥用追诉权，从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4、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区别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中，只有那些已经生效的法律判决，才具有既判力，才会发生一事不再理的效果。而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前，只要控辩双方依法提出上诉，案件都会进入第二审程序甚至第三审程序，从而接受上级法院重新审判。与此不同的是，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强调的是任何人不得因一行为受到“双重危险”，即任何一个已经接受过审判的被告人不得再受到第二次起诉和审判。根据英美法系国家具体情况，只要陪审团或者证人宣誓就位，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既发挥作用。两者在发生效力的时间上不一致。另外，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主要功能不是防止国家滥用追诉权，而是通过防止法院对同一事实作出前后矛盾的裁判，以维护司法的威信，保证法秩序的安定性。而与此相对应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主要是一项追诉原则，其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对国家追诉权的限制。再者，由于双方在发生效力时间上的不同，两原则在对同一事的界定方法也是不同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一般用公诉事实的单一性、同一性来对“一事”进行界定，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适用中法院审判的对象是诉因，公诉事实一般指犯罪的自然事实，而诉因还包括对事实的法律评价。

5、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 我国目前存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相关内容的规定，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出来。然而一些规定恰恰与一事不再理原则所倡导的法律精神相悖。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1）我国刑法第10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这不仅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而且不利于我国参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2）新刑诉解释第181条第四项规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三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人民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的，应当依法受理。这条规定并没有对旧刑诉解释的相关规定做出改变，意味着已经接受法院生效裁判的被告人依然存在被再次提起诉讼的危险。（3）新最高检《规则》第40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第四款规定（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决定不起诉的，在发现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时，可以提起公诉。

这些规定都表明了我国刑事法律中没有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

6、我国再审制度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冲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的案件的重新起诉与审理。新刑诉解释第181条第四项规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三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人民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的，应当依法受理。也就是说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被检察机关的起诉所变更，而且这一做法没有次数限制和时间限制，这无疑使已经接受法院生效裁判的被告人处于不安定状态，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正常生活和合法权利。（2）关于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这里没有区分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的情形，而是只要确定裁判有错误，无论是否有利于被告人，都可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增加了已经接受生效判决的被告人被再次起诉的不确定性。（3）关于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具体程序，我国的相关规定仍然比较混乱，尤其是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多元化，显得杂乱无章，因而不利于程序的安定和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更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和树立生效判决的权威。

究其原因，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双方面的刑事诉讼价值方面，我们以往的做法就是倾向于控制犯罪，当然这也受有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刑事政策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权衡下，我们弱化程序公正的刑事诉讼观念，以及司法并没有真正独立，并没有树立起法律特别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它应有的威严。

7、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构建

虽然我国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相关规定，但鉴于我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转变诉讼观念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的需要、合理规制国家权力的需要、纠正社会公众歧视心理和司法人员思维误区的需要、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走向统一的需要以及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需要，我们具备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确立这一原则的可行性，诉讼理念的更新使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建立在理论上成为可能，宪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刑诉法的再修改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建立提供了立法空间。由此看来我们建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条件，那么在我国建立这一原则时可以以本国的基本国情为基准，借鉴两大法系的成功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推动我们刑事诉讼法的又一进步。

第二篇：论 一事不再理原则

论一事不再理原则

姓名：张达 学院：西南政法大学 邮编：400031 QQ：664969676 【摘要】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判决或裁定已经生效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不得再起诉，也不得在受理的诉讼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从产生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被许多国家视为刑事审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作为对一项法律原则的最终确认形式的立法上却对其没有一个准确的规定与定位，立法缺位问题也直接导致了该项原则在进行司法适用时缺乏立法支持以及适用标准，因而也形成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无法可依，缺陷很大。【关键词】一事不再理原则 司法适用 正文：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历史发展

1：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的“诉权消耗”理论。[1]英美法系将其称为“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即为我 国不 受重复刑法，我国通说采用“一事不再理”的称谓,但也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禁止重复追究原则”[2] 或“一罪不二罚原则”。[3] 所谓“诉权消耗”，是指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诉讼系属具体而言，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的特定请求，已在某个人民法院起诉，现存在于法院而成为法院应当终结的诉讼事件之状态。[4]还有的学者认为,罗马共和国时期提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由“在于案件已经法院审理判决就产生了‘既判力’,因此不得对其再行审判,加以推翻。这一原则在当时是为了维护奴隶主法院的判决的尊严和稳定性而提出的。”[5] 也有人认为,在15 世纪以前的英国,任何不受重复控诉的保护似乎是用于阻止私人控诉的滥用。[6]对于“一事不再理”原则产生的根据,尽管有维护法院判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现诉讼经济及防止管辖权冲突等不同理解的争论,但该原则在产生之初与人权无紧密关联则是不争的事实。对与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的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创立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多数在今天看作是犯罪的一些行为被作为 “侵权行为”处理，并没有形成专门处理刑事问题的程序。案件的审理分为法律审和事实审两个阶段。法律审阶段以“证诉”为终结标志。经过“证诉”，案件发生 “一案不二诉”的效力，案件系属于法院，原告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证诉”虽然可限制原告的重复起诉，但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即使对案件做出判决，但如果被告败诉，他仍然可就同一案件起诉原告。这同样一事不再理原则会造成对同一案件的重复审理。因此，为了维护判决的尊严和稳定，避免当事人滥诉，古罗马法学家在一案不二诉的基础上又发展了既决案件的效力，形成为“一事不再理”原则。该原则的精神是，“当事人对已经判决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既决案件的判决被看作是真理，决不允许被推翻”。此时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具有绝对性。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一事不再理原则有了新的发展。为了纠正不正确的裁判，当时实行了一种根据皇帝恩典恢复审判的制度。即当事人如果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不服，可以向皇帝提出申诉，皇帝可以决定对案件恢复审判。这种恢复审判制度便是一事不再理原则例外的发端。

2；近现代刑事诉讼法普遍将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保障被告人人权的一项诉讼权利。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一事不再理原则逐渐被规定到一些国家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国于1791年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宪法》，并在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任何在法律上无罪释放的人，不得再因同一事实而重新被扣押或起诉，即使以其他罪名立案。”德国在其《基本法》第103条第3款确立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作为德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英美法系国家未采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概念，与之相似的是“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受到两次起诉、审判或科刑。《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接受两次生命或肢体上的危害。”此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范围还进行了系统的解释。但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评判，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该原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大陆法系国家接受了该原则“既决案件”的理论，发展为既判力理论，并对该原则的例外-刑事再审制度设置得较为完备。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则排斥了该原则，且与国际公约相违背，有必要进行重构。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

1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对于被告人来 说，如果 其犯罪，国家将对 他所犯的 罪具有刑法权，但是 刑法权也需要 通过一定的 条件和 程序来 实现的，而国家就是 使用这种权利来 维护社会安定和人民生命 财产，通过 刑事诉讼来 达到刑法所要 保护的 法律 效益，这样，尽管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与进行将会侵害被告人的权利，被告人也有忍受的义务。但在 并 不 代表国家对侵害被 害人 的 权利而无所节制，在法律规定的 程序上，国家对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只拥有一个刑事追诉权，只有一次追诉机会。一旦国家行使了这一追诉权，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提起了追诉，无论结果如何，则该追诉权即告耗尽，不得就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再次追诉，否则，即属刑事追诉权的滥用，将过度侵害被告人的权利。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设置正是为了限制国家追诉权的滥用，通过禁止检察机关对已经追诉过或尚未追讨中的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进行重复追诉，来有效保障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基本人权。［7］

2：实现法律的秩序价值：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过：“由于法律力图增进社会的程序价值，因此它就必定要注重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观念”。刑

事诉讼案件的 程序一旦启动，就必须得经过一定的 程序和 步骤，最终产生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判，具有即判力，就是 所谓的 强制执行力。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立，明确了这项裁判是法院对于刑事审判过程而做出的一个最终结果，它是代表国家对于这一刑事案件所做出的解决方案，是一种权威性的象征。它一旦生效，就具有可执行性，对控辩双方便具有“定纷止争”的法律确定力和约束力，它树立了法律的至上的权威，有利地保障并维护着社会秩序的安定性。［8］ 3实现诉讼效益的价值目标：当今时代属于经济化的 时代，效益就是利益的 具体 体现实现诉讼效益的重要途径是保证诉讼程序的经济发生，台湾学者陈朴生教授曾就此提出了两项规则：一为不“过剩”，即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如调查证据、询问、传唤等如属于不必要的，则不得为之；二为不“重复”，即已经起诉的同一案件在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再行起诉者，应“谕知不受理之判决，以终结其诉讼关系。”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容正是禁止已经开启或者已经终结的刑事诉讼程序再次启动，其的正是为了避免程序的重复运作，实现诉讼经济。

三，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内容

（一）法律对一事不 再理原则的 相关规定

1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国际法律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规定，任何人依一国法律及刑事程序经终局判决判定有罪或无罪开释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判刑。因此一事不再理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普遍应遵循的国际准则。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20条又对该原则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该条规定：第一，除本规约规定的情形外，本法院如果已经做出某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不得就同一行为再行审判该人；第二，已经被本法院判定有罪或无罪的人，不得因该罪行而再由其他法院审判；第三，对于已经由另一法院审判的人，不受本法院审判。这些规定确立了国际刑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2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的隐含体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

九、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第177条：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

第117条：

（四）依照本解释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人民检察院撤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证据，人民检察院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十、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第188条： 对于自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六）除因证据不足而撤诉的以外，自诉人撤诉后，就同一事实又告诉的；

上述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同的规定（民诉中一般受理，刑诉中一般不受理），其根本在于民诉中当事人有相当大的诉权处分权。我国学理界长期以来秉持狭义说，本人认为这应对狭义的说法进行深刻反思。

（二）一事不 再理的 两种学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来，我国越来 越多 的 学者对开始关注一事不再理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得到 进一步的 深化，但是也 出现分歧，主要有狭义和 广义之说两种，狭义之说：“一事不再理在 法院 在盘 生效后才 阻止对 同 一 案件这次 审判 的 原则。”若将一事不 再理原则 表述为：对于 判决 发生效力的 案件，除了 法律 另有 规定 外，不 得再行起诉 和 受理。［9］“一事不再理是指对于判决、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应的案件或者自诉人撤诉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律外，不得再行起诉或受理。”［10］“法院对于任何已经生效裁判加以处理的案件，不得再行审判；对于所有已被生效法律裁判确定为有罪的被告人，法院不得在于审判或科刑。”［11］这种观点现在仍然得到部分学者的赞同，如龙宗智教授就认为：“‘一事不再理’，即被宣告确定判决的行为不得再次起诉和审判。”［12］事实上，前述各种观点受到大陆法系国家刑诉理论的影响。广义说从两方面去理解一事不再理的含义，又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理包括诉讼系属与判决效力两方面内容。如谢佑平教授认为：“初始意义上的或曰本来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包括两层涵义：

1、诉讼系属效力，即原告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于诉讼系属中再行起诉；

2、判决的既判力，即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已判决的同一案件再行起诉。”［13］

（三）一事不再理原则机制 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适用于同一案件。诉讼系属的效力只能禁止检察机关就已经起诉的同一案件双重起诉；判决的既判力也只能禁止检察机关就已经判决的同一案件再次起诉。

1同一被告人和 同一犯罪事实：对于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归属于同一被告人。所以，如果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及于已被起诉或者已经判决的被告人，而不能涉及其他共犯，同样：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效力只适用于被告人已被起诉或已经判决的同一犯罪事实，不及于被告人的其它犯罪事实。否则就 违反 了 一事不再理的 原则，那样可能侵害当事人的 利益，也 花费不必要 的 司法 成本。

2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有效期限

A诉讼系属效力产生的时间。所谓诉讼系属上面已经作了叙述，是指因为诉的提起，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就有争议的法律关系受有管辖权的法院审判的状态。在诉讼已经发生诉讼系属以后，到诉讼终结的时候上，我们称其为在诉讼系属中。从时间角度看，诉讼系属自诉讼的提起时发生，到裁决确定时或撤回起诉时而消灭，自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至裁判确定或撤回公诉这一段期间内，均产生诉讼系属的效力暨一事不再理的效力，禁止就同一案件双重起诉。检察机关就已经起诉之同一案件，于诉讼系属向同一法院重复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同一案件已向甲法院起诉后，又向乙法院起诉的，乙法院应根据竞合管辖制度加以处理，如无管辖权利不予受理。B、判决的既判力产生的时间。按照法理说法，判决自其确定时才产生既判力，所说的判决的确定则指判决已经不能通过通常申请的方法发生争议。判决确定的具体时间，根据判决种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a不允许上诉的判决即终审判决，自判决宣告时确定；b允许上诉的判决，自上诉期间届满时确定；c撤回上诉的，自上诉人作出撤回上诉的意思表示时起，判决确定；d放弃上诉权的，自上诉权人作出放弃上诉权的意思表示时起，判决确定；e驳回上诉的，自驳回上诉的裁定确定时起，原判决确定。一旦刑事判决经由上述途径而确定，就产生既判力暨一事不再理的效力，最后，检察机关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

4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对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

由于调整对象的部分重合性，刑法与民法中的侵权行为法可能出现规范竞合，即行为人的一个违法行为既构成犯罪又构成侵权，在发生规范竞合时，侵权责任和刑事责任是可以同时并用的。行为人承担民事不应影响他承担刑事责任，反之亦然。但是，由于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应分别通过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进行，因此，就存在行为人的同一违法事实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是否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A诉讼系属效力的适用。由于刑事诉讼代是 检查机关代表国家对 当事人进行的公诉，他所代表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非个人 利益，而而在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 利益是居首位的，但是 相对 公共利益 而言，民事诉讼代表的是个人私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根据公益高于私益的原则，刑事诉讼被置于优先的地位。案件一旦被提起公诉，则属于法院，当事人对民事诉讼部分 是 不 得提起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只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民事两附带加以解决。

B判决的既判力的适用。具有 两种形式，一是消极适用，即对以同一案件提起的后诉，法院不予受理；二是积极适用，法院 必须以确定判决的内容为标准处理后诉，对于法院在后诉中不得作出与前诉内容不一致的判决。那样就 违反了 一事不再理的 原则，但是由于法条竞合的情形来是说，既判力的消极适用受到抑制，刑事判决的既判力并不能阻止民事法庭受理民事诉讼，但是，刑事判决的既判力仍发挥着积极功能，民事法庭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刑事法庭已经作出的判决的约束，具体来说，不允许民事法官无视刑事法官就构成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共同基础的犯罪事实的存在，其罪名以及对受到归咎的人查否有罪所作出的必要而肯定的决定。”换句话说，刑事诉讼中的有罪判决将对民事诉讼产生既判力，民事法庭不得作出与刑事诉讼中的有罪判决相矛盾的判决。

四、我国一事不再理存在的问题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精髓在于限制国家追诉权的重复行使。根据现代刑事诉讼远离，行使国家追诉权的机关与起诉机关，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不再行使追诉权。但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和起诉机关行使国家追诉权。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不具有追诉的职能。但人民法院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有些做法，在实质上行使了国家追诉权，或者实质上帮助起诉机关行使了追诉权，并且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冲突。检查机关 的 重复追诉是 当事人受到重复审判 的 原因，有关 司法 解释规定，检查 机关可以 重复行使追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7条规定：“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延期审理建议的，合议庭应当同意。但是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按人民检察院撤诉处理。”

第177条 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高检规则》348条：检察机关在庭审中申请延期审理或撤回起诉有如下理由：

1、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补充侦查或者补充提供证据；

2、发现遗漏罪行或者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虽不需补充侦查和补充证据，但需要追加或者变更起诉的；

3、需要通知开庭前未向人民法院提供名单的证人、鉴定人或者经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出庭称述的。根据上述规定可以发现，公诉机关提出延期审理或撤回起诉主要是因为证据不足。一事不 再理原则的 现状具体 体现在下列几点；

1法院变更起诉机关指控的 罪名与一事不 再理有 冲突；《解释》第一百七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新的事实，可能影响定罪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人民检察院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照本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依法作出裁判。《解释》257条：

（二）对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可以改变罪名；

2发回重审的与一事不 再理的 冲突：《民事诉讼法》189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民事诉讼法》16

2（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3人民法院 自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与一事不 理的 冲突：《民事诉讼法》205条：第二百零五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所以按照 最高 人民法院 的 司法解释，完全 可以 规避上诉不 加刑的 规定，达到 加重被告人 刑法的 目的。

五我国一事不再理的完善：

一事不再理原则因其蕴涵之价值与人类之追求相统一而被世界各国所广泛引用，但在我国，其不但没有在宪法、刑事诉讼法及其它相关法律中得到体现，相反，还有被视为异端而边缘化的倾向。其突出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的规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实存在错误。对该规定，本人以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根据规定，终审裁判只要发生了错误，那就没有终局，即任何时候都可以再次进行审判，这明显与一事不再理原则所追求的司法安定性相违背的，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终审的判决一旦作出，诉讼就终结了。只是发现生效裁判错误的话，并不能成为启动再审程序的充分条件；二是该规定没有区分有利于被告和不利于被告的情形，而是只要确定裁判有错误，不论是否对被告人有利，都可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2我国过分强调有过必改与有错必纠，这也是与一事不再理所蕴涵的某些价值理念所相冲突的，一方面，一事不再理原则尽管不排斥有错必纠，但其对“错误的纠正”却有着严格的界定，一般说来，纠正的只能是结果有利于被告人的错误，或者，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对某些基于刑事诉讼中故意犯罪而导致的错误，可予以纠正。但我国审判监督所强调的有错必纠却不问错误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问这种错误的性质是什么；另一方面，我国的有错必纠所注重、强调的并不是通过总结审判经验的方式来减少、避免以后犯错误，而是通过职权机关对以往的错误一个个予以纠正的方式来减少错误。这无疑是一种想通过扩大司法机关的追诉权来保证对犯罪追究的思路，但该思路却明显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所蕴涵的价值追求：首先，以追诉权之扩大来保证对犯罪之追究容易导致追诉权的滥用，不利于人权保障；其次，司法机关反复的行使追诉权并不利于维护法的安定与社会的稳定，其往往会对被告造成极大的压力，也会使其它市民社会的成员产生人人自危的心理危机；再次，通过对追诉权的扩大适用来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通过“必纠”来实现“正义”，其所得到的司法公正是值得怀疑的，其对程序价值的背离是值得惋惜的，其所导致的司法效率低下、司法机关业务能力参差更是值得我们权衡的。3应将一事不再理原则确立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我国传统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只是在审判阶段适用的原则。其实，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包括侦查、起诉、审判等一系列的诉讼阶段，刑事诉讼在纵向上是一种“流水作业式”的构造。而刑事审判前的诉讼活动也会涉及到对案件的重复受理的情况。若把一事不再理原则仅仅认为是一项审判原则，就容易导致侦查、起诉等阶段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约束的倾向，那么，一事不再理原则所具有的保护人权的价值自然而然在审判前程序中被忽视，所以，应该把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过程之中。【14】对此，学者也是有所共识的，如由陈光中教授所主持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课题组所拟定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第二十一条就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15】` 4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是顺应时代潮流之需一事不再理原则为学界倡导多年，于近年终见能确立之曙光，曙光背后，固然是饱含着学者奔走相告、大声疾呼的辛勤汗水，然实际上也包含着对时代召唤的一种呼应，可以说，到了今天，我国终于具备了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时代背景。首先，第一个背景，就是人权保障进入了宪法的规定。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背景，因为它意味着国家认可了人权保障及其重要性，也意味着国家对那些有利于保障人权的司法原则的主动推进的态度；第二个背景，就是司法改革的迫切需要已为各界所共识。法的修改固然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与支持，当更离不开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支撑与巩固，就目前而言，作为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作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一事不再理原则已为民界、学界、实务界所熟知，其改革之迫切则更是已经成为了各界的普遍共识；第三个背景则是我国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在人权公约里面，有大量的关于刑事司法的国际最低标准方面的内容，而刑事司法的最低标准意味着，这是刑事司法最起码要达到的、应当实现的标准。这些标准，当然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也是忝列其中。目前，尽管我们只是签署了“人权公约”，还没有批准加入，但是我们的法律应当为批准加入作好相应的准备。因为作为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果连最起码的标准都 达不到，那将是很惭愧的。【16】

5，但是，由于传统和条件的限制，在完善一事不 再理原则的 同时，我们也 应该强化再审制度，保护 当事人的 利益，4应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例外从各国立法来看，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或判例在坚持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同时，规定了一些相对的例外情形。如在英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3条规定，根据被告人申请，如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庭可以批准对被告人重新可以重新审判；在法国，其《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567条规定，刑事审查庭的裁定、重罪法庭、轻罪庭、违警罪庭的终审判决和裁定，如果违反法律，可以因检察院或败诉一方根据不同特点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而撤销；在德国，其《刑事诉讼法典》的第359条规定了有利于受有罪判决人或被告人的再审，但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要受到诸多的限制。我国要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已是无疑之事，但是预见到坚持完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诸多困难与风险，兼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还是应以确立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为宜，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明确规定再审必须有利于被告人、追诉必须有时效和次数的限制等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例外情况，对其进行限制。【17】应以一事不再理原则为依据对再审制度进行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向来“重实体轻程序”，固守“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因而往往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左而显得随机性颇强。首先，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只要认为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就可以提起再审；再审启动存在任意性和随机性，有时可以反复启动再审程序，有时则可以全然不顾被告人之申诉；再审不区分有利被告和不利被告，且没有时效和次数的限制。其次，“再审基本不具有‘诉讼’的基本特征”，法院可以“不告而理”；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在申请再审方面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相对于不利被告的再审而言，有利被告的再审则难以启动。最后，再审案件一般由原审法院进行重审，这使生效裁判中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18】

结语

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一项古老的诉讼原则一直延续至今，是基于现代刑事诉讼功能的多元化取向。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不仅仅要惩罚和控制犯罪，而且应保障人权。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应以损害公民的个人权利作为代价，同时应兼顾程序的经济性。一事不再理原则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来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实现诉讼经济价值。限制国家权力，保护被告人的人权。注释：

[1]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14 页。

[2]参见谢佑平主编:《刑事诉讼法学论点要览》,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122 页。

[3]参见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3 卷）,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272 页。

[4]参见谢佑平、万毅:《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重述》,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 年第2 期。

5]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30 页。

[6]参见姚剑波:《终局规则下的利益平衡——关于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0 年第4 期

［7］ 宋英辉著：《刑事诉讼目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8][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页。

[9]乔伟：《新编法学词典》，山东人民出版社，第4页。

[10]陈兴良：《禁止重复评价研究》，《现代法学》1994年第4期。[11]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期。

[12]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

[13]谢佑平、万毅：《一事不再理原则重述》《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14]董琳.论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的构建[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5]陈光中.《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重点问题概述[EB/OL].[16]王敏远.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意见[EB/OL] 2007.[17]桂军、王书梅.一事不再理视野下的审判监督程序[J].法制与社会，2006.[18]赖声利、叶阳.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构建[J]求索，2005

第三篇：一事不再理原则案例分析

【基本案情】：

原告某置业有限公司和被告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07年11月10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原告将自行开发的某工程发包给被告修建。2009年3月25日，该建筑公司向中院起诉要求解除原被告间的施工合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置业公司与建筑工程公司就撤场问题进行了磋商。2009年5月31日，中院裁定建筑公司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退场。建筑公司提起复议，2009年6月5日，中院裁定中止执行2009年5月31日的裁定。同年12月31日，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施工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但建筑公司至今拒不撤离施工现场。现置业公司诉至工程所在地基层法院，要求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立即撤离该项目施工现场，并将该施工地及已完成工程交付原告。被告在举证期限内以撤场问题已由中院裁定，案件应由高院管辖为由向基层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主张该基层法院对该诉讼无管辖权，要求将本案移送至高院管辖。

【处理意见】：

对该案如何处理，形成三种处理意见。第一种处理意见认为：基层法院不应受理，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已经由中院裁定，中院已经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现该案已上诉至高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所体现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基层法院理应不再受理，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第二种处理意见认为：基层法院应裁定对本案有管辖权，继续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的做出必须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前提。该某置业有限公司并没有在中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提出反诉，中院判决也没有涉及撤场的内容。所以虽然中院裁定被告退场，并不影响基层法院对该案的管辖权，因此应裁定对该案具有管辖权，继续审理。第三种处理意见认为：基层法院应裁定中止诉讼，等待高院最终判决。虽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规定，基层法院应该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裁定驳回起诉。但是，鉴于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基础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已经解除，而目前高院尚未对合同是否解除做出终审判决，现基层法院不宜立即下裁定。再加上中院所作出的裁定的合法性有待商榷，高院有可能会撤销此裁定。若简单裁定驳回起诉，就会使当事人陷入诉讼无门的尴尬境地，造成事实与法律的严重不符，有损司法公正与权威。因此在对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综合考量之后，基层法院不宜立即裁定是否驳回原告起诉，而应该裁定中止诉讼，等待高院判决。

【评析】：

对本案的处理，之所以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意见，最重要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与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笔者认为第三种处理意见较为适宜，即本案应该使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但是又不能立即裁定驳回，而应中止诉讼，等待高院终审判决，理由如下：

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古罗马人对“审判”结果的敬畏，后又逐渐发展为罗马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罗马法中，一事不再理原则包含了诉讼系属的效力与判决的既判力两层涵义，具体来讲即时当案件尚在诉讼系属时，被告可以针对原告的双重起诉实施“诉讼系属的抗辩”，使原告的所能够请求不至于产生诉讼系属之效；当案件的诉讼系属已因判决确定而消灭时，被告对原告方的再次起诉可以实施“既判案件的抗辩”，是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不能系属于法院。[1]一事不再理原则发展至今，在对其进行定义时，产生了狭义说与广义说之分歧。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仅指判决的既判力，既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

之规定：“对判决、裁定已将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

理，„„”；广义说则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仍将诉讼系属的效力和裁判的既判力视为一事不再理的两层涵义，不仅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而且诉讼已经提起就不得以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关于诉讼系属的效力如《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对于正在法院系属中的案件，当事人不得重复提起诉讼。”，此即为“禁止二重起诉原则”。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起源来看，广义说更能体现该原则的历史演变进程；但我国立法长期秉承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仅包含判决的既判力，缩小了一事不再理的内涵，有失偏颇。

但是案件的审理必须以法律为准绳，特别是在成文法国家，因此本案的处理只能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其中对“一事”并不存在争议，本案的焦点也就为中院所做的裁定是否具有既判力。

既判力即是指终局判决一旦获得确定，该判决对请求之判断就成为规范今后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基准，当同一事项再度成为问题时，当事人不能对该判断提出争议、不能提出与之相矛盾的主张，法院也不能做出与该判断相矛盾或抵触之判断。[2]早期，发生既判力的裁判形式是确定判决，判决已经确定后，无论其对与否，当事人及法院均受同一判决内容约束，不得就判决内容再次起诉。这是源于对国家司法权力强制性的认可和对当事人及其诉权的尊重。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实践开始要求理论界对裁定是否具有既判力的问题作出回答。裁定一般分为诉讼裁定和非诉裁定，由于本案分析需要，县重点讨论诉讼裁定的既判力问题。对该问题我国学界存在三种学说，裁定既判力否定说、裁定既判力肯定说和裁定既判力限制说。

裁定既判力够定说认为我国裁定多数针对程序性事项，少说裁定涉及实体问题但又不是针对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作出的，因此裁定不具有既判力。此说显然未顾及到民事诉讼对裁定所判断特定事项必须具有约束力的实际需要，缺乏实践意义。裁定既判力肯定说则认为民事判决、裁定一经生效，非经法律程序不得改变，就应该对法院、当事人和社会一般人产生约束力。这里似乎赋予裁定与判决一样的完全的既判力，又有绝对化之嫌。裁定既判力限制说认为无论裁定是针对程序问题还是实体问题，均具有既判力，但是不同客体的裁定，其既判力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其基本立场体现为只要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且具有终局性，就应该赋予其既判力，无论该裁定是针对程序性事项还是实体性事项。相较而言，笔者认为限制说更加合情合理，既承认部分裁定的既判力，又未将既判力效果过分扩大，是综合考量法律与实践的结果。[3]

结合上述结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裁定种类中，如不予受理的裁定、对管辖权有异议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裁定、准许撤回上诉的裁定、钟姐诉讼的裁定等因为对所涉事项具有终局性效力，因此一般都承认其具有既判力；而类似于财产保全裁定、限于执行的裁定、中止诉讼的裁定、准许撤回起诉的裁定、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的裁定，因其可能在诉讼过程中被法院更正不具有终局性而不应有既判力。本案中，中院对被告退场事宜作出裁定是对双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确定，该裁定一经作出立即生效，并不会随着诉讼的进程需要而改变，因此该裁定是对撤场事宜的终局性裁判。虽然被中止执行，但是并不影响裁定对该事项的终局性效力，因此该裁定理应具有既判力。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之规定，基层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之起诉。

笔者之所以又主张不宜立即裁定驳回起诉，乃法律规定与社会效果之博弈的结果。

首先，裁定被告限期撤场的前提是原、被告之间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已经解除，否则在合同存续期间，被告是有权利占据施工现场的。虽然中院已经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但是目前案件已上诉至高院，即是说一审判决效力并未生效，《建筑施工合同》也尚未解除，那么，中院作出裁定的基础法律关系未确定。如若二审改判，维持合同效力，则中院责令被告限期撤场的裁定无疑是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害，终审判决与中院之裁定相互矛盾，会使当事人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消弱司法权威。

其次，中院之裁定的合法性也是值得商榷的，高院可能会撤销此裁定。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决定了法官所作裁判的行使和内容。在案件审理中，除非当事人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明文规定法院应当行使国家干预权，法官一般都应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相应的裁判。在本案中，原告并未在前诉中提起要求被告撤场的诉讼请求，在没有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中院作出责令被告限期撤场的裁定的基础何在？因此，中院作出的裁定本身的合法性有待商榷，高院在对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的审查过程中，有可能会撤销该裁定。那时高院未对被告撤场问题作出判决，原告诉至基层法院，基层法院又已经驳回起诉，就造成原告陷入诉讼无门的尴尬境地。

在本案中，如果严格遵守法律规定，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不仅不能解决纠纷，还可能对整个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在对法律规定和社会效果的综合考量之后，对本案的处理应该采取第三种处理意见，即应中止诉讼，等待高院的终审判决。

最后，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原告在中院一审过程中提起反诉，中院针对其诉讼请求作出一审判决，现案件上诉至高院，本案又应该如何处理，是否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否还是应该中止诉讼，等待高院判决？

如前所述，我国《民事诉讼法》采纳狭义一事不再理的定义，仅承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既判力，而没有就前诉法院已经受理还未作出判决的案件，是否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相关规定。本案中，如果原告曾在中院一审过程中提起反诉，现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尚未终结，就不再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法院应该受理。但是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起源来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重复起诉，避免司法裁判相互矛盾。若法院裁定继续审理此案，无疑是开了允许重复起诉的先河，任何案件只要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当事人就可以再次提起起诉，而法院在一般情况下还必须受理，这必然将导致无法估计得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势必会影响整个秩序的安定。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使用中，理应适当考虑适用“禁止二重起诉”原则，赋予我国一事不再理原则诉讼系属的效力，对前诉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法院不应受理。

【结语】：

我国民事诉讼法仅规定狭义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并未对前诉尚未作出判决时原告再次起诉的情况是否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相关规定。但是在司法实务中，司法机关往往会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应由涵义来决定是否受理起诉的案件，这是因为在法律规定和社会效果的博弈中，法官选择了社会效果而非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到法官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首先应当严格依照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这事毋庸置疑的，但是法官又不能仅仅考虑法律效果而忽视了社会效果，这是由我国立法尚不完善的国情所决定的。将法律规定与社会效果结合考虑，不仅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还有利于保证司法公正，加强司法权威，能够最大程度的解决社会纠纷，是构建和谐司法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社会效果往往游离于法律之外，法官仅从社会效果的角度进行裁判，实质上也是对法律的背弃，对法律来说，无疑是给了其当头一棒。所以，在对法律规定与社会效果进行权衡时，社会效果的不确定性就要求法官的态度必须要慎重，不能让社会效果成为某些法官枉法裁判的借口，在根本上动摇法律的尊严。

第四篇：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的判断标准问题

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的判断标准问题

一个诉要包括如下几个要素：主体、客体与内容。客体就是双方所争议的诉讼标的，内容就是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案件都有它具体的诉的内容与要素，如果两个诉的要素完全相同，可以判定它们属于一诉，如果两个诉的要素中有至少一项不同，那么就可以认为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诉，而两个不同的诉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而两个相同的诉是不能同时或者在不同的时空存在。所以，一个具体的诉不允许被法院重复处理。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就是指的一诉。不再理当然就是指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做出第二个实体上的处理。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再来讨论一事的判断标准。以厘清什么是一事，以及应当怎样判断一事。

首先，主体一致。所谓主体一致也就是在两个诉讼中主体相同，且诉讼地位相同的情况。主体一致的要求在判断是否“一事”中是一个重要前提，如果不同的两个案件中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不同的，那显然不是一个诉，也显然不存在适用一事不再理的前提。但在主体一致的问题上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两个诉中，双方当事人相同，但是在其中一个诉里一方为被告，而在另外一个诉中作为原告。这种情况下如何判断是否一诉呢？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在两个诉讼中原被告双方颠倒，不会构成同一个诉。例如，在民事诉讼中，原告起诉被告，被告没有提出反诉请求的，可以在本诉结束以后另行起诉原告，这两个诉讼，主体相同，但诉讼地位颠倒，当然不属于一诉，也就当然不受一事不再理的约束。但是对于这种诉讼主体地位颠倒的情形，有一种情况也是我们在现实中会遇到的，比如在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公司甲向某基层法院起诉公司乙要求其返还３００万元的工程款，基层法院受理了该起诉，而与此同时，公司乙向中级法院就该工程纠纷起诉公司甲，要求公司甲支付其未付清的工程款５００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怎样认定两个诉之间的关系呢。首先，主体诉讼地位相反的两个诉，不受一事不再理的约束，两级人民法院均受理了其起诉，都是合法的。如果这两个不同的诉讼分别被两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有没有问题呢？如果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上完全一致，那没有问题，比如，一审法院驳回了公司甲的诉讼请求，而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公司乙的诉讼请求，这时没有问题。但有一种情况是不能排除的，就是如果两级人民法院在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上出现了相反的看法，比如一审法院支持了公司甲的诉讼请求，而中级人民法院却支持了公司乙的请求，基于一个相同的诉讼标的出现了两份相反的判决，问题就出现了，出现了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对自己有利的判决，最终使判决无法执行。虽然两级法院受理案件、审理案件到最后作出判决没有任何问题，但造成的后果却是不具有可执行性的判决的出现，最终损害了司法的统一性，损害了法院判决的有效性与权威性。所以，虽然当事人在两个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不同，不会受一事不再理的约束，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会出现损害法院既判力的后果。这个案件，最终由中级法院一并审理，从根本上避免了不良后果的出现。这也提醒我们，虽然主体地位不同的诉讼不受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约束，但是其所争议的法律关系是相同的，不由一个法院审理而可能会出现不良后果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法院裁判的统一性与既判力，还是存在着一并审理的必要性。

其次，诉讼标的相同。诉讼标的也就是当事人双方所争议的法律关系。诉讼标的相同是判断“一事”的重要因素。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的核心，诉讼标的的性质直接决定着案件的性质，也决定了法院在认定事实上的考察要点，以及适用法律的范围。诉讼标的在这里应当做一个狭义的理解，即在一个案件中，应当将诉讼标的抽象为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而不应当将其与案件所基于的法律事实混为一谈。比如在一个隐名代理的案件中，甲为委托人，乙为受托人，丙为出卖人。代理人乙以自己的名义与出卖人丙签订了买卖合同购买一批货物，甲按合同约定日期支付了货款，而在收货日期却没有收到丙发来的货物。而后经乙向甲披露丙，甲遂向法院起诉出卖人丙，要求丙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交付货物。而出卖人丙抗辩其已经将货物交付给受托人乙，据此，法院驳回了委托人甲的诉讼请求。委托人甲随即向法院起诉受托人乙，要求乙交付货物。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甲既已向法院起诉要求丙履行合同，法院也作出了实体判决，所以其再次起诉，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裁定驳回甲的起诉。也有人认为不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驳回其起诉。实际上，这个案件中是不应当驳回甲的起诉的。甲的两次起诉固然是基于同一个客观事实，即甲委托乙代为进行买卖合同的事实，但是不是就此认定法院已对该事实进行了实体审理，而裁定驳回其起诉呢？显然不应当，如果将这两个案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前后两个诉讼实际上基于两个不同的诉讼标的，即甲的两个诉讼所争议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前一个诉讼是基于一个买卖合同关系，而后一个诉讼却是基于其与受托人乙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两个诉讼标的不同，显然不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其起诉，而不再进行实体审理。所以，在判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一事”时不应当简单地将案件所基于的客观事实混同于争议的法律关系，而应当将不同诉讼的诉讼标的具体地抽象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作为我们判断的准确依据。

关于诉讼标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诉讼标的并不完全相同，但互有交叉，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分别提起诉讼，且互为原被告。这种情形下，法院应当作何种处理呢？实际上，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一事不再理的规则，这类情况完全可以由两个法院分别受理这两起诉讼，分别做出处理。这在我们只考虑一事不再理的前提下当然没有什么疑问。但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南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广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刘广建质押合同纠纷一案的复函中有这样的答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深圳市广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诉湖南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追缴增资投资款纠纷一案虽无不当，但该案与我院于2002年3月6日指定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湖南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诉深圳广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质押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交叉，系同一法律事实，双方当事人相同，且互为原被告……鉴于我院已将前质押合同纠纷一案指定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为使两案能够得到及时、公正审理，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深中法经一初字第432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从最高院这个复函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诉讼标的不完全相同，但互有交叉，且基于同一法律事实的，双方当事人相同的案件，虽然不受一事不再理的约束，但特定情况下也应当由一个法院一并审理为好。这也是为了确保司法尺度的统一，达到维护法院裁判的既判力与权威性、严肃性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人民法院在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最后，确立是否“一事”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诉讼请求相同。这里的诉讼请求相同不能做严格的理解，不能要求两诉的诉讼请求完全相同才认定为诉讼请求一致。笔者以为，诉讼请求的相同主要包括下面几种情况：一是诉讼请求完全相同；二是表述不同但实质相同；三是第二次的诉讼请求与前次比较具有补充的性质；四是第二次诉求具有可以在前次诉讼中提出的情况。第一种与第二种情况自不必说，可以肯定地认为两次诉讼请求是相同的。第三种情况比如在追索医疗费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诉讼中，在前次诉讼中要求赔偿一定数额的医疗费，而第二次诉讼又在此基础上增加费用数额。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或者不予受理。法院的审理活动因对案件实体作出的判决而归于永久的终结，对于同一事件、同一法律关系显然不能做出第二次判决。这也是为维护法院判决既判力的要求。判决一经作出，便产生了程序上及实体上的既判力，除以审判监督程序推翻外，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其改变。正是出于这一理由，产生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与要求。但是，对于第三种情况也有例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本解释第三十二条也有类似规定：“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继续给付护理费、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赔偿权利人确需继续护理、配制辅助器具，或者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赔偿义务人继续给付相关费用五至十年。”从这两个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后续发生的治疗费等费用，赔偿权利人再次起诉要求给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作出判决。应当说这种情况下，诉讼请求性质相同或对前次请求具有补充的性质，但是该司法解释仍然规定受理起诉，作出判决。

我们这时也许会有疑问，该规定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规则呢？从表面上看，这种处理方式似乎是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但是，如果从实质与逻辑上来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正与效率以及判决的稳定性与严肃性正是一事不再理规则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内核。这种情形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法院受理起诉的例外情况，或者认为是法院对案件裁判进行的一种技术处理。在某些费用没有实际发生的情况下，又由于后续医疗费等费用的不可确定性，以及这部分费用的应予赔偿的性质，决定了法院不可能一次解决全部纠纷，只能待实际发生后具体确定其数额，这一方面维护了诉讼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同时也维护了法院裁判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法院的判决要产生既判力需要用充足的事实来支持，对一个没有具体数额的费用作出赔偿判决，有失公正与严肃，不利于纠纷的解决。所以，赔偿权利人的再次起诉、法院作出判决是对法院前次判决的补充。因此，在这里对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做出适当限制，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树立法院裁判的公正性、权威性与严肃性。第四种情况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原告在前次诉讼中应当一并提起的诉讼请求而没有提起，在新提起的诉讼中又重新提起，法院基于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其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当事人在侵权诉讼中没有提出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诉讼终结后又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条关于在侵权诉讼后又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即是属于这种情况。人民法院对基于某一特定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的诉讼应当在一个诉讼过程中一次永久性地解决，这源自于法院判决的既判力与稳定性的要求。除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外，不能通过任何程序推翻或变更一个已生效判决。对于当事人应当在前一次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对其在新的诉讼中提起的，应当不予受理或驳回其起诉。这也正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在要求，也反映了法院审判程序对公正与效率的追求，对法院裁判的既判力与稳定性的维护与重申。

第五篇：一事不再罚原则

浅析一事不再罚

秦宇 ***7 摘要：“一事不再罚”是我国行政处罚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近几年行政法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但是由于理论界对于这一原则的理解仍有分歧，‘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也过于简单，这直接导致了该原则在实际适用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将结合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以及目前理论界的相关争议，对“一事不再罚”的内涵、实施一事不再罚的意义和我国当前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与解读。

关键词：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重复处罚；法规竞合

引言：近年来，围绕“一事不再罚“的具体涵义，理论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多种观点。由于没有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的概念，导致在具体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执法混乱、重复处罚，这严重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引发了更多的问题。“一事不再罚”作为行政处罚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则，自199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颁布以来，已有诸多著述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阐述。行政法学界对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解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主要分歧在于对同一个违法行为如何认定。而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中所指“罚”应当是指行政处罚，也就是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给予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对此，在我看来，“一事不再罚”只是行政主体在实施罚款这一处罚时所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它并不普遍适用于所有的行政处罚种类。一、一事不再罚的涵义

“一事不再罚”由古罗马共和国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演变而来，在刑法上的适用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其在行政法上是否同样适用却有可商榷之处。该原则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根基于人权的保护，同时又涉及到人性尊严，法的安定性，等法的基本原则，因此法治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已经将一事不再罚原则上升为具有宪法位阶的原则，它作为行政处罚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一是防止处罚机关滥用职权对相对人同一违法行为以同一事实理由处以多次行政处罚，以获得不当利益；二是可以避免使行为人遭受与其行为不相当的处罚。因此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治重复处罚，体现过罚相当的法制理念。

“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内涵：一事不再罚原则，也可以称为一事不两罚原则或重复处罚之禁止原则，其意义是指国家对于公民的一个违法行为只能处以一次处罚，对于一次以上的处罚应该予以禁止。也就是说，一事不再罚原则就是指“不得重复处罚”。因为“处罚“是属于国家公权力，具有明显的制裁特征，通过对人民施加各种不利，以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由于处罚措施的行使将对公民的权利产生干涉或限制，所以，如何在行使处罚的同时，兼顾保障公民权利是现代民主国家重要课题。如果国家对于公民的处罚过于严苛，就违反了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的宗旨，所以一事不再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在行使制裁性公权力时，应当遵守的最低标准。“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概念在外国立法条例上一直以来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定有明文规定。根据美国联邦宪法增修条例第五条的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使得生命或身体遭受两次危险。英美法上把它叫做“禁止双重危险”条款；“日本宪法第39条规定：“任何人实行合法的行为，或者已经被认定为无罪的行为，不得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同一犯罪，不得重复追究其刑事责任。”由此可知，现代国家都将这个概念视为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的具体体现，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对此也有规定，即：“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要求国家不得以行政相对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作为依据而处以一次以上的处罚。

二、对一事和不再罚的理解

“一事的理解“：是指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是指一个违法行为，而不是一次违法事件。一次违法事件可能只有一个违法行为，也可能包含几个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对几个违法行为应分别做出处罚；是指“同一个”违法行为，而不是指“同样的”违法行为。

行为人因一违法行为被处罚，之后有做出了相同的违法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 实施了新的违法行为，是与之前的被处罚行为“同样的”行为，是必须要受到再次处罚的，不能认定为“同一个"违法行为且同一个违法行为的实施主体是同一个违法行为人。不应认定为“同一违法行为”的情形：

1．不同行为人实施的同一违法行为。认定同一违法行为的前提是实施违法行为的主体是同一行为人，如果两个不同的主体实施了同一违法行为则应当认定为是有两个违法行为，即不存在“一事不再罚”的问题。

2．持续实施的违法行为被查处后，行为即告结束。该违法行为自实施到被行政机关查处是一个独立、完整的过程，应视为一个违法行为。但行为人如果再继续实施该违法行为，则应认定为一个新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仍可以给予罚款的处罚。3.当事人的数个违法行为违反同一法律规范，但是由于在违法行为性质上不同或各自满足独立的违法行为构成要件，如果法律对这些违法行为均有行政处罚的规定，则应当作为数个违法行为给予处罚。

“不再罚”的理解。不再罚指对行为人的同一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后，不得给予第二次及以上的处罚。界定不再罚，有一下几点：⑴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后，没有法律规定，不得再对行为人作出第二次及以上的处罚；⑵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处罚时，如没有法律规定和特殊情况，应在法律相应规定的诸处罚种类中选择一种处罚形式进行处罚，不得给两种以上的处罚；⑶不再罚指不得给予行为人两次以上的罚款，不包括在一次处罚中给予行为人两种以上的处罚。

罚款作为一种财产罚，其目的、作用是通过处罚使相对人经济上受到损失，引起切肤之痛，从而达到纠正违法，教育违法相对人和其他公民，法入或其他组织的功效。对于相对人的处罚如果过于严苛，将有违人权保障的宗旨，所以如何在处罚的同时兼顾公民权利的保障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课题。一事不再罚原则是人权保障思想运作下的产物，在我国，有处罚权的行政主体基本上都能使用罚款这一手段，但其目的、作用、功效都是相同的，即纠正违法行为，教育违法相对人。且依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罚款不论由任何行政机关作出，最终都是收归国库。那么，只要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一个违法行为给予一次罚款的处罚就足以起到纠正违法，教育相对人的作用，而重复处罚只会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产生抵抗情绪，并不能达到其应有的功效，也违背了“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实施行政处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所以，行政处罚的功效也体现在纠正违法行为上。

三、实施一事不再罚的意义：

1、可以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处罚中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有助于保证行政处罚的公正、准确，避免当事人受到与其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的处罚。

2、可以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做到廉洁奉公，尽职尽责，避免以权谋私，滥用权力，执法犯法等不良现象的发生。从而提高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维护良好的干群关系。

3、可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统一性，避免放纵行政违法行为，使违法者逃脱应受的制裁。

四：当前我国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还存在一定问题：

一、《行政处罚法》对“一事不再罚”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的确定性。对几个机关都有管辖权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

二、《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适用法规时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适用规则。相信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与完善，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