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大学

第一篇：中国近代的大学

中国近代的大学

1、何谓大学

大学是国家的高等教育学府，是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授权颁发学位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关。它选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者进行教育和培训，并以考试、考核的方式检验其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现在的大学，一般包括一个能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院和数个专业学院，以及能授予学士学位的一个本科生院。综合性大学还应包括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关系与对外交流学院、成人教育学院、远程网络学院等。

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英文中，大学（综合性高等学府）一词为“University”，是由“universe”（宇宙）这个词的前身派生而来的，它首次被记录下来是在大约1300年前。在中世纪的西方，拉丁文在政府、宗教和教育等领域得到使用，universitas这个词被用来指由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新联合体，这即是今天的大学的最初形式。

在更早的时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的Academos建立“Academy”，教授哲学、数学、体育等，这被一些人认为是欧洲大学的先驱。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从教会所办的师徒结合的行会性质学校发展起来的。在11世纪，“大学”一词和“行会”一词同样被用来形容行业公会。但是到了13世纪，“大学”一词就被用来专指一种学生团体了。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有3种形式：

教会大学，学生和教师在一个校长领导下形成一种密切配合的团体，像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

公立大学，由学生选举出来的校长总揽校务，如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等。国立大学，由帝王征得教皇认可而建立的，如西西里的腓特烈二世成立的那不勒斯大学、卡斯蒂拉的斐迪南三世成立的萨拉曼卡大学。

后来大学发展到中国，也是走了类似样一条路：从教会大学（还有部分非教会经营的私立大学）到公立大学到国立大学。

那么，哪所大学是全世界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历来便有争议。1088年在意大利波罗尼亚（Bologna）建立的博洛尼亚大学，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这所学校先由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再招聘教师。博洛尼亚大学是作为法学院开始自己的校史的。诞生之初，就以高擎理想主义旗帜、富于使命感的形象出现于世。（在意大利还有一所萨劳诺大学，比它还早数十年诞生，但也许当时办学体系还不够成熟，所以并未得到多少人承认。）而有“欧洲大学之母”之称的巴黎大学，要比博洛尼亚大学晚数十年创建，则是先由教师组织起来，之后再招收学生。巴黎大学还在中世纪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的形式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特权，具有生气勃勃的斗争精神。

大学的独立以及作为独立标志的自由特权，都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得来的。欧洲所有古老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取独立的斗争。

大学需要积淀，今天世界著名大学的校史一般都很悠久。1168年，南宋宁宗皇帝赵扩出生，英国牛津大学创办，这所名校保持了近千年不易的特质：理想主义、博大、古典、宽容、同情失败者；1209年，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带领下第三次进攻西夏，英国剑桥大学创办，这个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孕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巨人的著名学府，事事讲究传统，孤傲、恬静、富有书院气息；1638年，清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出生，美国哈佛大学创办，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整个欧美至少有50个大学是在550年前，即15世纪以前创立的。

1810年，威廉·冯·洪堡建立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并确立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这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这种模式，在美国最早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效仿，到现在被世界各地的大学所广泛采用。大学通常被人们比作是“象牙塔”（Ivory Tower）。

象牙塔，根据圣经《旧约·雅歌》第7章第4节，睿智富有的以色列王所罗门曾作诗歌1005首，其中《雅歌》都是爱情之歌。在第5首歌中，新郎这样赞美新娘：“……你的颈项如象牙塔；你的眼目像希实本巴特那拉并门旁的水池。”很清楚，这里的“象牙塔”只是用来描述新娘美丽的颈项。

后来，这个词被逐渐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是指“与世隔绝的梦幻境地、逃避现实生活的世外桃源、隐居之地”。在汉语中，象牙塔的外延涵义主要是“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天地”。而大学、研究生院、科研院所正是这样的地方。

2、近代大学五大阶段

在中国古代，类似于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国学（太学、国子监）以及后来的高等书院等，是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如虞舜之时即有上庠，“上庠”即“高等学校”的意思。不过，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与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尤其官办学校以培养治理政府的仕人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在学科上自然科学尤为缺乏，所以到近代整个的传统教育体系都面临着转型、革新。

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交流以来，西方的“University”早期被翻译为“书院”等，后又称为“公学”、“学堂”、“大学堂”、“大学校”等，民国以后“大学”成为正式的称呼。中国近代的大学，按历史的纵向发展脉络来说，可大致分为5个阶段。萌芽时期 从1879年圣约翰学院创立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中国近代大学最初的滥觞，一般都具有3种形式：教会学校仿效欧美，国立学校仿效日本，还有的则是从传统书院升级而来。

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美战争以后，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通了很多通商口岸。欧美传教士为更好地在中国人当中传教，就利用通商的权利，兴建高等教会学校，开始有了大学的萌芽，其中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山东的齐鲁大学是比较早、也比较成熟的两所学校，它们应该就是诞生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第一批真正的高等学府。

至于中国传统的民间书院和朝廷办的太学、国子监，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并不具备西方的“大学”特征。如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创立于北宋时期，千余年来办学不辍；四川大学的前身尊经书院、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等都是如此。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滥觞的源头，就是清朝的国子监。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以后，中国开始大量兴办近代学堂，如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1896年的南洋公学等。它们就是中国最早的自办、官办（公立）大学了。日本的学校成为其主要的借鉴对象。

而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东吴大学到后来的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的主要大学，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创建。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各大学纷纷改制，效法美国，真正全面走向西方的近代大学体系，如分文、理、工、农、医等学科，分研究生、本科、专科等层次，男女同校，以及多少学年、学分及考试制度、毕业标准、颁发学位等。

定型时期 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

这一时期，中国的高校有了长足发展。蔡元培初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在当时的国力下，他觉得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好首都的这所大学（即北京大学）就已不错。结果，高等教育的发展令他自己也很意外。国立大学连连创办不说，各省办学热情和能力更是令人吃惊，且不管地方是由何等人掌管，对大学教育都不吝投入。民间私立大学也不断涌现。这个文明古国自古高度重视教育的脉流，在民国得以延续。

南京政府成立后，国家再次调整大学体系，综合大学下分学院，并分成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4种，有些学校还创办了研究院，中国方面收回对教会学校的管理权等，大学的近代模式与西方格局更加明确。所以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真正的大学应该是这个时候才开始的（如以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为标志）。

另外，有许多重要的大学是在这个时期创建的，如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光华大学等。成熟时期 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

这一时期被称为“黄金十年”，国家局势稳定，大学迅速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达到鼎盛时期。不管是国立、私立、教会大学，都出现了不少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府。1937年，全国共有大学及独立学院78所，教师6615人，大学生及研究生37330人。

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大学下设的学院分文、理、法、商、农、医、工、教育8种；拥有不少于3个学院的方可称大学。

大学体制成熟了，栖身大学或大学出身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相对于数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他们还只是万分之一的凤毛麟角，确实是“精英”啊！国难时期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

8年漫长的抗日战争时期，乃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特殊的一页。在民族危难中，一座座圣洁、宁静的校园受到严峻考验。70多所大学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纷纷内迁，辗转跋涉，维持教学。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后迁到长沙、昆明，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学、科研均成果斐然。北洋大学颠沛流离迁到西安，与其它学校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和交通大学迁到陪都重庆（但在南京和上海都留下了伪中大和伪交大），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发展成为“东方剑桥”，交通大学的唐山和北平分部在茅以升带领下也迁至贵州。战争烈焰熊熊，大学薪火不灭。

西南联大、浙大是其中两个辉煌的个案，而别的学校则大受影响。分流时期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

抗战胜利后，各校迁回旧址，大学教育恢复正常，各校继续发展。到民国覆亡两年前的1947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高峰，中华大地共有大学210所，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5所；国立独立学院23所、省立独立学院24所、私立独立学院32所；国立专科学校20所、省立专科学校32所、私立专科学校23所。全国大学聘任助教以上教师8964人，其中教授2700人；在校生155036人，其中研究生424人、本科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

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多数重点大学的设备、图书、财力、师资等，在台岛重建或改建了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新竹）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政治大学等，这些学校现在已经成了驰名亚洲甚至全球的著名学府。

留在大陆的大学则经过多次改造与调整，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被彻底取缔，改造成为公立学校或并入公立学校；后来又学习前苏联举办单科大学的做法，将综合性大学严重分解，调整重建成为一个个专门性的工业学院，并将教学大纲、学分制也大加修改，甚至还取消了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

3、近代大学三大类型 依据西方对大学发展的整体梳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从广义上说也是属于私立大学）。本书主要介绍了这3类大学中35所具有代表性的院校。

至于公立大学，在中国其实主要就是指各省的省立大学，以及一些行业与部门类的大学，因为本书的篇幅有限，而其数量有不少且实力有所不够，所以就不多介绍了。其实，其中许多国立大学，当初就是从公立大学或省立大学（甚至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升格而来；而且，在介绍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时，也捎带介绍了一些省立大学的相关内容。教会大学

出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最早的近代性质的大学，应该还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其卓越成就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但它不管从数量、规模、质量来看，毕竟不是中国晚清民国大学的主体，所以本书把它放在最后一章介绍。

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一共有14所，本书重点介绍了其中8所，如中国第一所大学——圣约翰大学（1879年，上海），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齐鲁大学（1872或1902年，济南）；中国最好的两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1888年，南京）、燕京大学（1916年，北京）；以及华南最好的教会大学——岭南大学（1888年，广州），近代最好的法科大学——东吴大学（1900年，苏州），“最中国化的大学”——沪江大学（1911年，上海）；中国第二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12年，南京，但也有人认为金陵女大是第一所女大，北京女师大是第二所女大）。

另外没有单独介绍的6所教会大学，还有华中大学（1903年，武汉）、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成都）、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1年，福州）、湘雅医科大学（1914年，长沙）、之江大学（1914年，杭州）与福建协和大学（1915年，福州）。这些学校也都各有其特色与优势，在办学上成果斐然。国立大学

中国近代大学的主体是国立大学，所以放在3类大学的最前面，一共介绍了16所。它们是紧接着教会大学就开始创办的，如中国第一所自办的、公立的大学——北洋公学（1895年，天津，即后来的天津大学）；以及随后创办、号称“东方麻省理工”、民国最好的工科大学——南洋公学（1896年，上海，即后来的交通大学），号称“历史最曲折的大学”——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1896年，山海关，即后来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西南第一学府——四川大学（1896年，成都）；以及中国的第一所中央大学、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京师大学堂（1898年，北京，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民国时期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1901年，南京，即后来的南京大学），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1911年，北京），差点成了中央大学（或者说短时间做过中央大学）的华南第一学府——中山大学（1924年，广州），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创办的“中央大学”、号称“红色大学”——陕北公学（1937年，延安，即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号称“东方剑桥”、“民国四

（五）大学府之一”，与北大、清华、中大（及交大）齐名——浙江大学（1901年，杭州），齐鲁第一学府——山东大学（1901年，济南），号称“千年学府”、中国坚持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湖南大学（1903年，长沙），民国时期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1906年，南京），中原第一学府、中国校友最多的大学——河南大学（1912年，开封），华中第一学府、校园最美丽的大学——武汉大学（1913年，武汉），东北第一学府——东北大学（1923年，沈阳）；以及由私立大学或教会大学升格的复旦大学（1905年，从上海迁到重庆）、同济大学（1907年，上海）、厦门大学（1921年，厦门）、南开大学（1919年，天津）。

本书没有单独介绍的近代中国国立大学（这些大学背后所附的年份是该校成为国立大学的时间，而不是它最初成立的时间，所以地点在前、年份在后），还有劳动大学（上海，1927年）、云南大学（昆明，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与西北工学院（西安，西北大学前身，1938年）、广西大学（桂林，1939年）、中正大学（南昌，1940年）、贵州大学（贵阳，1942年）、重庆大学（重庆，1942年）、山西大学（从太原迁到陕西韩城，1943年）、台湾大学（台北，1945年）、安徽大学（安庆，1946年）、兰州大学（兰州，1946年）、政治大学（南京，1946年）、长春大学（长春，1946年）与焦作工学院（焦作，1949年，中国矿业大学前身）。而1938年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则放在北大、清华、南开之中介绍。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各有特色的重要公立大学（含地方大学与行业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1902年，北京）、北京大学农学院（1905年，北京，即后来的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08年，北京，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1920年，哈尔滨）、北平大学（1928年，北京）、东北行政学院（1936年，长春，即后来的吉林大学）、天津农工商大学（1921年，天津，即后来的河北大学）、河海大学（1915年，南京）、黄埔军校（1924年，广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瓦窑堡）等。私立大学

中国在近代创办的私立大学，本书一共介绍了11所。如最早创办的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最好的私立大学——复旦大学，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之

一、华北最好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德国味最浓的大学”、后成为杰出国立大学之一——同济大学，由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的心血凝成的学校、华南最好的私立大学——厦门大学，这4所学校都先后由于各种原因而升格成了国立大学（上文已提及）；以及“最艰难也最浪漫的大学”——中国公学（1906年，上海），民国时期最好的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年，北京），“沦陷区唯一不挂日本旗的大学”——辅仁大学（1925年，北京），“最有骨气的大学”——光华大学（1925年，上海）；以及3所独特的大学——将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与中国古代传统私学书院相结合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20年，无锡），尝试乡村师范教育的晓庄学校（1927年，南京），一意从事会计教育并形成培养、出版、研究、事务等综合性系统的立信学校（1928年，上海）。

总之，民国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最好的大学，国立大学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华北大学等；私立（包括后来变成国立）大学有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辅仁大学、光华大学等；教会大学有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它们各有千秋，特色鲜明，其实力都是非同凡响的。

4、历史启示与精神传承

大学是文化科学的渊薮，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它不但是从事教学活动、培养高级人才，从事科研工作、诞生发现发明的场所，也是臧否天下、月旦人物、关注时事、组织运动的地方。大学往往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崇敬、信任、向往的神圣领土与精神家园。科学文明和现代思想在这里朗朗传播。一座座学府，一团团浓荫；一个个学人，一片片书声；一次次晨昏，一串串故事。多少学子，在这里笑过哭过、爱过恨过。大学的话题，有关知识文化的传承，有关真理智慧的求索，有关社会文明的提升，有关民族精神的进步，有关人类理想的追求，永远探讨不完。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作序时说：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有了这个精神岛屿，大学才不会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为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说：大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它“总是站在批评的最前沿”，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学副校长说，“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斯坦福大学校长则说，大学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 大学，怎么叫“大”？蔡元培说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竺可桢说大学就是“求是”之地，“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张伯苓说“教育之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就是先要有“大”校长，起码是个教育家；二要有大师，不独是各抓着各领域的“专家”；三要有“大”学生，“只是掌握一些专门知识、专门技能是不够的，应该知识广博，拥有科学头脑，做到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考，而不致于盲从”（竺可桢）…… 学者傅国涌认为：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纪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

学者萧雪慧则反思道：“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从中可否认出自己？”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正因为有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张伯芩、梅贻琦、陶行知、马相伯、李登辉、郭秉文、竺可桢、茅以升、罗家伦、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这些深受近代文明熏陶、热情追求真理、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全面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品质，使这些大学迅速与世界接轨，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蔡元培、蒋梦麟身上所体现的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精神，竺可桢身上体现的浙大“求是”精神，梅贻琦等人在清华搞的“通才教育”，张伯苓制订的南开“公”“能”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未来，永远都不会过时。也只有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学者谢泳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真正安定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外患以外，还有不断的内争。这样的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还能发展，实属不易。这个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努力造成的，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能在政府和大学之间保持平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大学独立所保持的相当尊重，应当肯定。

学者杨东平则说：中国高等教育的童年是丰富、烂漫和充满活力的。半个世纪之前民族前辈的探索和思考，是我们今天在新世纪不断纠正、改良和前进的重要精神资源。

因为是草创阶段，过去的大学当然不会是革命的，不能成为今天办学校的样板。但是它们毕竟是父辈和祖辈们努力的成果，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前驱。看一看过去的大学是什么样子，过去的校长是怎样当的，过去的教师是怎样教的，过去的学生是怎样学的，他们有过哪些失败的教训，又有过哪些可取的经验，这对于今天的校长、教师、学生，以及一切关心教育的人们，难道不是既有兴味又有益处吗？

过去的大学是有人愿意了解的，是有人刻骨铭心的。

过去大学的流风遗韵，只留在曾经在那里读过书的人们残存的记忆或者后人的感念之中。岁月如歌，往事悠悠。那些日子虽然已经逝去很久远，如烟似云般杳辽、缥缈，却像一座丰碑高高伫立着，辉映古今，光芒耀眼，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第二篇：中国近代音乐史

1、我国清代戏曲的四大声腔有哪些？

答：昆腔、高腔（弋阳腔）、梆子腔、皮黄腔

2、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代表性曲艺音乐品种有哪些？各举一例

答：北方的鼓词（山东大鼓，京韵大鼓），南方的弹词（苏州弹词）

3、什么叫“学堂乐歌”？

答：自1904年左右开始，在新式学堂开设的“乐歌课”上教习的歌曲（1903年，张之洞首先将音乐课作为课程在新学堂中施行）。这些歌曲的曲调太多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歌曲（包括一些艺术歌曲），由一些留学欧日回国的学人填上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涵的新词而成。代表曲目有《何日醒》（夏颂莱编词）《中国男儿》《十八省地理历史歌》《黄河》《扬子江》等。

4、创作和教习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答：沈心工（重点了解）曾志泯，李叔同（重点了解），高寿田，冯亚雄等

5、学堂乐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的意义？

答：1学堂乐歌是欧洲音乐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新民族主义文化在音乐领域的萌芽，2学堂乐歌为中国“新音乐”的诞生和发展开启了源头；3为后来我国的军歌，工农革命歌曲和群众歌曲体裁的发展开了先河；4为欧洲音乐文化的知识和技能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5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家。

6、歌曲《满江红》（岳飞词）的来历？

答：1925年，“五卅运动”中杨萌浏将元代诗人萨都喇作词的《金陵怀古》一曲，填上岳飞的《满江红》词而成，这首歌曲从1920年代下半叶以来，在我国传唱甚广。

7、从20世纪以来的“新民歌”看民歌的传承演变规律。

答：民歌在传承中，其曲调的变化比较缓慢，但歌词总是在满足现实需要的动机作用下随时处于变化之中，如《五更调》《孟姜女》《苏武牧羊》等，以及30-40年代的“红区民歌”和“解放区民歌”等都体现这一规律。

8、我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是？

答：上海国力音乐专科学校，成立于1927年，这所学校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音乐的开始。

9、“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主流价值判断是什么？

答：（P53-P54）欧洲音乐中心“以西为师”和“西化”；中国音乐“落后”和“不科学”。

10、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学建设的主要贡献?

答：王光祈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在音乐学领域中努力进行探索的理论家。主要著作有《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通过这些论著，他第一次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欧洲音乐文化和理论，并促使人们重视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此外，他还在世界第一个提出了欧亚上存在的三个主要音乐体系的理论。

11、萧友梅对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历史贡献。

答：（P58）萧友梅是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创办者和首任校长。他在专业音乐教育的学科建设，教材，教法，音乐创作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培养了大量本土的专业音乐人才，中国的专业音乐作曲也自他而始，改变了中国历史上音乐的“集体创作”和“依曲填词”的创作传统。

12、赵元任的“中国化”音乐发展观与实践。

答：（P62—P69）要点：第一个注意到中国语言与中国音乐之间的特殊关系，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中国音乐发展道路，对于其“中国化”音乐发展观的实践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如《教我如何不想她》，中国化的和声探索等）。此外，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大型合唱曲《海韵》的曲作者。

13、刘天华对中华民族乐器发展的贡献。

答：（P75—P80）要点：1在五四及以后西化之风甚嚣张上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改进国乐”的主张，明确提出中国音乐的未来发展应该“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神，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2批评了音乐的贵族化倾向，提倡音乐为民众服务；3通过二胡音乐的创作，表演，研究和教学，身体力行并卓有成效地实践了自己“改进国乐”的主张。4此外，他还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中最早和有意识地对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搜索和整理的先驱人物之一。

14、1920年代工农革命歌曲与“学堂乐歌”在音乐风格方面的主要区别？

答：前者大量采用了中国民歌中的城市小调进行重新填词而成，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特征，如澎湃用海陆来民歌填词的《田崽骂田公》、《五一劳动节》等；/后者的曲调来源则主要是欧洲和日本的歌曲，故而以西洋和东洋音乐为主。

15、瞿秋白对工农革命歌曲传播和创作的贡献。

答：（P84—P86）要点：《国际歌》传入中国的最早介绍者和译词者（1923年6《新青年季刊》）；工农革命歌曲中最早的创作歌曲之一《赤潮曲》的作者（1923年6《新青年季刊》）。16、1920-30年代红色根据地革命歌曲的主要音乐风格特征。

答：（P88—P93）与工农革命歌曲相似，主要由民歌（城市小调）曲调填词而成，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音乐风格（传统民族化音乐风格），如《红区干部好作风》就是用江西兴国山歌《打支山歌过横排》曲同填词而成。

17、我国第一部清唱剧体裁歌曲的曲目，创作年代，创作者背景和作者。

答：（P106—P108）《长恨歌》1932年—34年，上海“一"二八事变”，黄自。

18、聂尔对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贡献。

答：（P124—P134）要点：左翼音乐运动的旗手，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音乐家，电影和戏剧音乐的早期重要创作者之一；《国歌》（《义勇军进行曲》，1932）的曲作者。

19、冼星海对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贡献。（重点）

答：（P153—P170）要点：抗日救亡音乐的旗手；中华民族新音乐（中国传统+西方风格的音乐）的成功实践者；中国现代合唱套曲的最伟大创作者之一（《黄河大合唱》1939年，中国合唱套曲创作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20、什么叫“秧歌剧”？

答：1940年代初，在陕甘宁根据地开展的“新秧歌剧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歌舞小戏，其特点是：以故事化的歌舞表演为主，人物，情节，化装，表演上都比较简单，一般在露天的广场演出，其音乐多采用陕北民歌曲调和地方戏曲，曲艺音乐填词改编，其内容大多与抗战，生产和反帝反封建相关。其代表性剧目有《兄弟开荒》、《夫妻识字》、《周子山》等。

21、什么叫“新歌剧”？（定义重点）

答：以1945年歌剧《白毛女》的上演为起始标志的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民间音乐风格特征的歌剧体裁，新歌剧产生于西方歌剧与边区秧歌剧相融合的实践基础之上，其音调广泛地采用了中国民歌（如河北民歌《小白菜》）和戏曲曲艺音乐教材，并吸纳了欧洲歌剧中戏剧化的音乐表现手段（如咏叹调，宣叙调的不同功能应用，人物的主导性音乐主题及其发展，和声、复调、合唱、伴唱、重唱和管弦乐队的应用等）。新歌剧的代表性歌剧作有《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小二黑结婚》、《柯山红日》《红珊瑚》《洪湖赤卫队》等。

第三篇：中国近代音乐史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

这个时期音乐发展的特点：

①传统音乐随社会变化而有相应调整，以求自身保存，主导地位下降。

②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西方文化的影响，新文化的出现，产生了新音乐，不断发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③社会政治变化，对音乐影响深刻，有过各种政权下不同政治色彩的音乐文化同时共存，呈现了复杂、多元的特点。

清末以来随西方音乐传入逐步建立的不同此前传统音乐的近代新音乐，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①以学堂乐歌为中心的启蒙阶段，由1898年康梁上书开办新式学堂，至1919年“五四”前。新音乐文化获得坚实基础，出现一批普通音乐的教育家。

②“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至二十年代末。发展迅速，新型音乐教育机构建立，为专业音乐发展奠定基础，出现一批专业音乐家。

③三十年代，国立音专的专业音乐创作和演出，全国性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贯穿这个时期。大多是声乐作品，器乐较少。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出现《黄河大合唱》具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④四十年代，中国处于沦陷区、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三种政权并存局面，音乐文化发展呈现不同色彩。仍以声乐作品为主，器乐创作明显提高。歌剧《白毛女》是中国歌剧创作里程碑式作品。

传统音乐的发展 戏曲

京剧等较大剧种已经定型。一些优秀京剧艺术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原来艺术形式大胆改革，扩大了京剧的表现力。

梅兰芳，创编进步时装新戏和革新的古装新戏《洛神》、《天女散花》；对传统剧目《宇宙锋》、《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进行新的加工创造；编演爱国戏《抗金兵》。对旦角艺术进行改革，创立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为一体的“花衫”，雍容华贵、凝重流畅的唱腔，形成独特风格的“梅派”。另外，伴奏加进二胡、月琴，一些新戏中采用新的配乐手法。三十年代赴美、苏，赢得国际声誉。

周信芳，创编进步时装新戏、新编历史剧，编演《四进士》等。发扬“海派”改革创新精神，强调唱腔与语言的结合，形成质朴刚健、铿锵顿挫、富于激情的“麒派”

程砚秋，编演《荒山泪》、《窦娥冤》等，艺术上勇于革新创造，广泛学习其它剧种和西方音乐，创造委婉幽咽而又刚劲的“程派”。

还出现了富连成班（1904年，叶春善筹组，在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1930年成立于北京）、昆曲传习所（1920年，穆藕初创办，在苏州）

锡剧、沪剧、扬剧、淮剧、楚剧、黄梅戏以及评剧、越剧等地方小戏迅速发展提高。评剧由河北“对口莲花落”于东北“蹦蹦”合流而成。农民剧作家成兆才创作了近百个剧目，《杨三姐告状》轰动一时。著名女演员花莲舫、李金顺、白玉霜做了很多改革创造，白将评剧带到上海，扩大了影响，一跃成为全国性大剧种。

越剧，二十世纪初由浙江嵊sheng县多种民间音乐发展而成，初为男演员组成的“的—班”，进入上海后，吸收其它艺术表演经验，改革原有形式，改称“绍兴文戏”，后女班盛行，又称“女子文戏”。女班“四季春班”影响最大，有袁雪芬、傅全香等。袁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改编演出《祥林嫂》，反响强烈。

说唱

以老曲种不断成熟、新曲种不断产生为发展特征。京韵大鼓清末民初已有刘、张、白三个流派，三十年代白凤鸣创立苍凉悲壮的“少白派”，骆玉笙创立抒情宽厚的“骆派”。

山东大鼓进入城市后，吸收吸取、小曲唱腔，有了新的面貌。三十年代为“四大玉”昌盛时期，谢大玉在京津沪演唱多年，录制不少唱片，扩大了山东大鼓的影响。

河南坠子民国初年传入北京，继而传到津沪等地，遍及全国。形成乔清秀的“乔派”、董桂枝的“董派”。

苏州评弹清末进入上海，随着广播、唱片的传播普及，进入了鼎盛时期。形成多种流派风格纷呈的繁荣局面。夏荷生的“夏调”、祁连芳的“祁调”、蒋月泉的“蒋调”、杨振雄的“杨调”、朱雪琴的“琴调”、徐丽仙的“丽调”等。

四川清音原来流行于农村乡镇，三十年代进入成都、重庆等大城市，李月秋在创腔、演唱方面有很大影响。

器乐

主要体现在民间社团、地方乐种、艺人的创作和演奏等方面，另外，合奏比独奏发展更快。

当时出名的民间社团有天韵社（1911年）、大同乐会（1920年上海郑觐文发起）、今虞琴社（1934年）等。他们经常研习、演奏，也整理改编传统乐曲，做出突出贡献。大同乐会柳尧章以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其中出现了吴畹卿、沈肇洲、汪煜庭（以上均为琵琶）、周少梅（二胡）、杨宗稷（古琴）等著名演奏家

发展较大的地方乐种有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福建弦管、汉乐、北方吹歌等，通过各自乐社活动进行发展，进入城市后通过各种媒介扩大影响，积极传授技术培养人才，编印曲谱，改革乐器，保存发展了传统乐种。

江南丝竹民国初年，在江苏、浙江的中小城市盛行，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发展格局。用琵琶、二胡、扬琴、三弦、笛、笙、箫以及鼓、板、木鱼、铃等，曲目有八大名曲《欢乐歌》、《行街》、《三六》、《慢三六》、《中花六板》、《慢六板》、《云庆》、《四合如意》。

广东音乐流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清末民初广东的戏曲乐队、街头艺人、农村“八音会”等常常演奏戏曲过场音乐和民间小曲。早期琵琶主奏，辅以筝、箫、三弦、椰胡；之后出现“五架头”硬弓组合，二弦、提琴（似板胡的中音乐器）、三弦、月琴、横箫；吕文成将二胡改为钢弦，定弦提高四度，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扩大把位，获独特音响效果，1926年首次使用高胡，获极大成功，广东音乐风格、特点有了很大变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出现“三件头”软弓组合，高胡主奏，秦琴、扬琴。吕文成创作改编近二百首乐曲《平湖秋月》、《步步高》等。名家还有严老烈《旱天雷》、《连环扣》，丘鹤俦《娱乐升平》、《狮子滚球》，何柳堂《饿马摇铃》、《赛龙夺锦》，以及何大傻、尹自重、易剑泉等。

为民族器乐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一些民间艺人华彦钧（阿炳），江苏无锡人，精通二胡、琵琶，留给后人三首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堪称精品。杨元亨，河北人，擅管子、唢呐，有《小二番》、《放驴》等。

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由清末康梁“变法维新”上书开办新式学堂开始，他们鼓吹乐歌在思想启蒙方面的作用，强调乐歌课的重要性，庚子事变后，清廷1904年颁布学堂章程中认可开设乐歌课，当时称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或为学堂唱歌而编创的歌曲为学堂乐歌。直至1923年改称“音乐课”，逐渐不用“乐歌”一词。

内容大多反映要求学习西方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也有对少儿进行一般思想教育、知识教育，在当时具先进意义。

基本是填词歌曲，曲调大多来自日本欧美流行歌曲，用民间曲调不多，创作曲调的更少。不仅在思想启蒙方面给当时青少年深刻影响，还给中国音乐带来一种新的集体歌唱形式，为后来群众歌咏运动打下基础；使西方音乐形式包括乐理、记谱、唱歌、乐器等得到初步传播，促使中国音乐界思考如何建立新的中国音乐文化；还造就一批创建发展学校音乐教育、传播现代音乐文化的音乐家。

沈心工 上海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音乐教育，编写大量学堂乐歌。《体操-兵操》（男儿第一志气高）、《革命军》、《竹马》，自己作曲的《黄河》。针对儿童心理特点，词意浅而不俗，词曲结合好，容易上口。

李叔同 天津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绘画、音乐，编辑出版我国最早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回国后从事教育，1918年出家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一生在美术、音乐、书法、篆刻、戏剧、诗词等方面颇有建树，影响很大。编写乐歌大多是咏物写景的抒情作品，《送别》《西湖》《忆儿时》等，自己作曲的《春游》，文辞优美，富有意境韵味，词曲结合流畅自然。

曾志愍min上海人，致力开展普及音乐的活动，创办上海贫儿院音乐部；编写学堂乐歌，《练兵》、《扬子江》等；编写出版音乐著述《乐理大意》、《歌唱及教授法》、《乐典教科书》、《音乐全书》、《和声略意》等。

专业音乐教育 新型音乐社团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19年成立，会长蔡元培，导师肖友梅等，出版期刊《音乐杂志》。1922年改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

中华美育会，1919年，吴梦非、丰子恺等发起，在上海成立。成员大多为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曾出版会刊《美育》。

国乐改进社，1927年，刘天华等发起，在北京成立。出版不定期刊物《音乐杂志》，对民族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创作有一定贡献。

早期音乐教育机构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1920年）、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1920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1926年）。

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专业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1927年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倡导支持，肖友梅牵头组建，蔡任院长，肖任教务主任，标志中国专业音乐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29年奉命改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肖友梅。

这些学校都接受蔡元培“美育”主张，通过艺术培养高尚情操自由个性，达到改善人生改善社会之功效。以传授西洋音乐为主，参照欧美教育体制，也设国乐课程。

专业音乐创作

萧友梅，广东中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回国立志创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组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国立音乐院，罗致高水平教师黄自、青主、应尚能、周淑安等，采纳西洋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又结合国内实际，设立本科、师范等以及作曲、键盘、器乐、声乐、国乐等专业，编写教材，被誉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宗师”。他创作许多各种体裁的作品，歌曲《问》、《五四纪念爱国歌》，合唱《春江花月夜》，大提琴《秋思》等。管弦乐《新霓裳羽衣舞》是根据白居易诗意揣度唐代大曲模式风格创作的大型器乐曲，在曲调、和声上力图突出民族风格。1920年《卿云歌》，是辛亥后政府颁布的第一首国歌。

赵元任，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音乐家。1915年创作钢琴曲《和平进行曲》，是目前所见发表最早的中国钢琴曲。还创作了很多歌曲《卖布谣》、《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也是微云》、《西洋镜歌》、《老天爷》及合唱《海韵》。多选用“五四”时胡适、刘半农、徐志摩等新诗，有强烈反封建的民主爱国精神，作为语言学家他很注意声调、音韵的特点，吸收民间音乐语言，优美流畅，口语化，具鲜明独特民族风格。刘天华，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1927年成立我国第一个以民乐改革为宗旨的“国乐改进社”。他创作了十首二胡独奏曲、三首琵琶独奏曲以及练习曲、合奏曲等。他的二胡音乐，不仅保持二胡特色，而且在演奏技术、创作思维上借鉴西洋乐器和西方音乐手法，提高了二胡的表现力，带来新的风格和时代气息。他的创作都是个人内心感受的抒发，编写练习曲参考了钢琴、小提琴的教学经验，改变过去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培养许多名家，形成我国第一个独具风格的二胡学派。还对二胡进行了改进，记谱法、定弦法提出自己观点。推广二胡音乐，多次在音乐会上演奏，录制唱片。在他多方努力下，二胡以高超演奏技巧、丰富艺术表现力成为现代民族乐器重要的独奏乐器。

黎锦晖，湖南湘潭人，创办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修学校（后改名明月歌舞剧社），是红极一时的歌舞团体。热心儿童歌舞创作，写了十二部儿童歌舞剧、二十四部儿童歌舞表演，《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可怜的秋香》广泛流传。抓住儿童心理特点和兴趣选择题材构思情节，剧情发展适合儿童理解力，歌词通俗易懂，接近口语化，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吸收一些民间传统曲调，探索新的戏剧化音乐形式。

王光祈，青年时代曾组织“中国少年学会”等著名社团，留学德国，改学音乐是为了达到音乐救国目的。他是最早运用比较音乐学方法进行音乐理论研究的，主要著作《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关系》、《欧洲音乐进化论》等。

黄自，江苏川沙人，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作品管弦乐《怀旧》，是我国音乐家创作较早的交响乐，是美国交响乐队演出的第一部中国作品。1929年回国后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和教授，培养出贺绿汀、刘雪庵、陈田鹤、江定仙以及丁善德、谭小麟等一批音乐家。他创作许多高水平的音乐作品，艺术歌曲《点绛唇》、《南乡子》、《花非花》、《玫瑰三愿》、《思乡》，爱国歌曲《抗敌歌》、《旗正飘飘》，根据白居易诗创作的大型声乐套曲我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他的创作，作曲手法娴熟、构思严谨、意境刻画清新典雅、鲜明的中国古典文化精神是主要特征，在探索和声、复调手法民族化方面有独到见解。在和声学、音乐史等方面有相当数量的理论著述。他的努力，对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青主（廖尚果），广东惠州人，留学德国，回国投身北伐革命，1927年以“著名共党”被通缉而“亡命乐坛”。1930年出版我国近代最早音乐美学著作《乐话》、《音乐通论》。就音乐的本质、特殊性、功能、民族性做了系统论述，提出音乐是“上界的语言”。他还写了很多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古典诗词谱曲，《大江东去》《卜算子》。

丰子恺，浙江崇德人，音乐、文学、绘画方面有广泛影响，编译的音乐书籍有《音乐入门》、《音乐十八讲》、《音乐的听法》、《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等。

贺绿汀（钢琴曲《牧童短笛》，将优美民歌旋律以对位处理，流露一种中国式的田园诗情和意境，是近代中国钢琴音乐杰作。后来他的创作主要在电影音乐，如《秋水伊人》、《四季歌》等民族风格浓郁的抒情歌曲，还创作《嘉陵江上》、《游击队歌》、《垦春泥》等抗战歌曲。）刘雪庵（创作著名的抗战歌曲《长城谣》、《流亡三部曲》，抒情歌曲《红豆词》、《飘零的落花》，民族风格浓郁、旋律优美，广为流传。另外也为一些商业影片作曲，写了《何日君再来》、《早行乐》，当时产生不好影响。）、陈田鹤（《采桑曲》、《江城子》）、江定仙（《静境》、《岁月悠悠》）。

后人称贺、刘、陈、江为黄自的“四大弟子”。革命音乐的发展 工农兵革命歌曲

随着北伐胜利挺进，工农革命蓬勃开展，产生了革命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国民革命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歌》、《五一劳动节》、《农会歌》等。1927年南昌起义后，共产党建立根据地，用歌曲发动群众、宣传革命，当时流传《当兵就要当红军》、《十送郎当红军歌》、《共产儿童团歌》、《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革命音乐团体

高尔基戏剧学校，1933年成立，是我国最早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文艺干部的艺术学校，校长李伯钊，在艰苦条件下，为工农红军、民主政府培养了很多文艺干部，配合斗争进行创作和演出。

蓝衫团，1933年成立，少共中央局发起，共青团员组成的文艺团体，负责人李伯钊，推动根据地的群众文化活动。

八一剧团，以此为基础在瑞金建立了工农剧社及各地分社。战斗剧社，在贺龙领导的红军中成立。左翼音乐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34年由聂耳、田汉、任光、安娥、吕骥等成立上海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介绍宣传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音乐观，参加当时进步电影、戏剧如《渔光曲》、《桃李劫》、《风云儿女》、《扬子江暴风雨》、《放下你的鞭子》有关活动包括作曲，向市民教唱革命歌曲、传授音乐知识、组织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

1936年为有利于组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解散了左翼文化组织，左翼音乐工作者纷纷加入救亡音乐行列。

抗日救亡音乐

1931年“九一八”后，当时音乐院校有抗日歌曲创作，如黄自《抗敌歌》、《旗正飘飘》，左翼音乐运动也有优秀抗战歌曲创作，如聂耳《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

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上声势浩大“一二九”运动，抗日热潮日益高涨，出现以上海为中心的救亡音乐团体，刘良模的“民众歌咏会”，聂耳、吕冀的“业余合唱团”。京津沪等学生组织的歌咏团，走向中小城镇、农村、前线。推出一大批抗战歌曲，孙慎《救亡进行曲》、冼星海《救国军歌》、孟波《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吕骥《保卫马德里》、张寒晖《松花江上》、任光《打回老家去》、阎述诗《五月的鲜花》等。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推向高潮，纷纷组织战地服务团、演剧队、歌咏团，走向前线和内地。1938年武汉处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专管抗战宣传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冼星海、张曙负责音乐工作，武汉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歌咏大会。这个时期抗战歌曲有麦新《大刀进行曲》、贺绿汀《游击队歌》、刘雪庵《长城谣》、张曙《丈夫去当兵》、冼星海《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

与此同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歌咏运动也在深入开展。另外，在海外也广泛开展。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广泛的群众爱国音乐活动，发挥了巨大的鼓舞动员作用，促进了革命歌曲的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的发展普及。

聂耳，云南玉溪人，1931年考入上海的明月歌舞团，1933年参加左翼音乐运动，是主要骨干。从1933年开始音乐创作到1935年逝世，创作了三十七首歌曲，大多为电影、戏剧的插曲。

他创作的群众歌曲，反映工人阶级生活斗争的较多，《开路先锋》、《大路歌》、《码头工人歌》，是我国第一个准确刻画工人阶级形象的作曲家；爱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表现中国人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革命精神。他的抒情歌曲《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飞花歌》、《梅娘曲》等，反映人民的苦难和不平，尤其是备受压迫剥削的劳动妇女。他的歌曲在表现内容与艺术形式上都体现了时代精神和革命趋向，有鲜明民族风格、强烈时代气息，成为大众心声。他实践了音乐如何为劳苦大众服务，如何塑造被压迫阶级音乐形象，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借鉴西洋音乐技术。他被誉为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奠基人。

冼星海，广东番禺人，早年入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国立音乐院，留学法国，1935年回国后即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主要骨干，1938年去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40年派往苏联，病逝莫斯科，被誉为“人民音乐家”。

代表作《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背景，歌颂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九个乐章，用朗诵、乐队加以贯串，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音乐发展有严密的内在统一性。吸收民间劳动号子、对唱形式，又借鉴西方多声部合唱技术，具中国传统音乐风韵、新时代特征、史诗性和交响性，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对后来大型合唱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国统区与沦陷区的音乐 新音乐社，1939年由李凌、赵枫为代表的进步音乐工作者组织成立，出版月刊《新音乐》。中华交响乐团，1945年5月在重庆成立，中国自己组织的具一定水平一定规模的管弦乐团。

台湾交响乐团，1945年12月蔡继琨筹划建立台湾第一个大型交响乐团，并出版了台湾第一个音乐刊物《乐学》。

四十年代国统区音乐，以声乐为主，讽刺歌曲是颇具特色的形式，揭露社会的黑暗，对民主自由的新社会的向往。如舒模《你这个坏东西》、费克《茶馆小调》、宋扬《古怪歌》、孙慎《民主是哪样》、罗忠熔《山那边呦好地方》等。抒情歌曲有宋扬《苦命的苗家》、《读书郎》、汪秋逸《淡淡江南月》、谭小麟《鼓浪矶》、林声--《满江红》等。此外，黄源洛的歌剧《秋子》、丁善德的钢琴作品、陆修棠的二胡曲《怀乡行》、刘北茂的《小花鼓》较有影响。

重庆国立音乐院“山歌社”，对一些民歌进行创造性加工，深受欢迎，陈田鹤《在那遥远的地方》、江定仙《康定情歌》、谢功成《绣荷包》

马思聪，广东海丰人，少年留学法国，三十年代回国，是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家和有影响的作曲家。小提琴曲有《摇篮曲》、《内蒙组曲》（其中的第二乐章-思乡曲是他的成名作）、《第一回旋曲》、《西藏音诗》、《牧歌》，民族风格浓郁，常用自由变奏。他还写了交响乐《山林之歌》，以及大合唱《民主》、《春天》、《祖国》。

谭小麟，广东人，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留学美国，回国后在母校任作曲系主任，他的音乐淡泊清秀隽永，室内乐《小提琴与中提琴的二重奏》、《弦乐三重奏》、《浪漫曲》，无伴奏合唱《正气歌》，民乐合奏《湖上春光》，还有艺术歌曲《别离》等。

江文也，台湾人，少年时到日本读书，成为日本较有名气的作曲家、歌唱家，多次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是有国际影响的中国作曲家，1938年回到北京。创作了管弦乐《台湾舞曲》、《孔庙大成乐章》，钢琴曲《北京素描》、《十六首断章》、《北京万华集》以及根据民歌、古曲、古诗词创作的声乐作品。

抗日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音乐

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成立于延安，院长吴玉章，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各系，短期培训和结合实践的教学方式，培养了一批文艺干部包括安波、李凌、马可、卢肃、张鲁、梁寒光、刘炽等

成立了边区音乐界抗敌协会、边区音乐工作者协会、抗日军政大学合唱团、延安合唱团等艺术团体。

在艰苦条件下，出版了《边区音乐》、《歌曲》、《民族音乐》等音乐刊物。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研究，冼星海《民歌研究》、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安波《秦腔音乐》等。出现一批经过专业音乐工作者整理加工并演唱推广的新内容的新民歌，如《东方红》、《绣金匾》、《生产忙》、《拥军花鼓》等。

音乐创作 大合唱作品有冼星海《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郑律成《八路军大合唱》、吕骥《凤凰涅盘》、安波《七月里在边区》、沈亚威《淮海战役组歌》；

歌曲创作有马可《咱们工人有力量》、《南泥湾》、《我们是民主青年》，郑律成《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延水谣》，李劫夫《坚决打他不留情》、《歌唱二小放牛郎》、《狼牙山五壮士歌》，吕骥《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曹火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李伟《行军小唱》，徐曙《晋察冀小姑娘》；

器乐创作有瞿维的钢琴曲《花鼓》、马可的管弦乐《陕北组曲》、贺绿汀的《森吉德玛》。秧歌运动

秧歌是北方农村流行的民间歌舞形式，新春时在广场上表演，分大场、小场。秧歌剧是小场秧歌，两三个角色，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舞小戏，音乐大多采用当地民歌、戏曲、歌舞的音乐。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工作者掀起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向民间学习的热潮，次年春节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以及边区都组织秧歌队走上街头，举行规模浩大的演出活动。在传统秧歌基础上，加进新时代思想内容，吸收陕北民歌、戏曲的眉户、道情、民间歌舞以及话剧、舞蹈，成为新秧歌。随解放战争节节推进和不断胜利，推向全国。

影响较大的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歌剧《白毛女》

由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作曲。

①通过音乐细致刻画剧中人物形象，使之性格化、戏剧化；

②广泛吸收民间音乐，作为主要人物的主题音乐基础，喜儿用河北民歌《小白菜》，杨百劳用山西民歌《捡麦根》；为体现喜儿在戏剧情节不断变化的性格需要，用戏曲音乐创作手法使人物性格得到多层次展示，“北风吹”在《小白菜》基础上变化，表现她的天真活泼，“哭爹”吸收哭调散板拖腔，表现她极度悲痛，“我要活”吸收秦腔悲调和散板的节奏特点，吸收河北梆子音乐特点，表现她由悲到愤再到恨的情感变化。

③吸收西方歌剧创作经验，如独唱、伴唱、重唱、合唱的穿插运用，音乐、歌唱、说白、表演有机结合。

通过歌剧这种外来艺术形式反映我国社会现实生活，将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相结合，创作出符合我国人民欣赏习惯的中国式歌剧作品。是我国歌剧的典范，标志歌剧创作达到了新的水平，被称为“新歌剧”。此后，延安产生了很多新歌剧作品，罗宗贤等《刘胡兰》、梁寒光等《赤叶河》等

第四篇：中国近代建筑师

1吕彦直，（1894—1929），我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师个人概况

中文名： 吕彦直 别名： 吕仲宜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安徽滁县 出生日期： 1894 逝世日期： 1929 个人背景

职业： 建筑师 毕业院校： 美国康奈尔大学

个人贡献

主要成就：

担任美国建筑师墨菲助手 代表作品：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

2刘鸿典先生，字烈武，1904年生于辽宁省宽甸县。

1932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建筑系，获学士学位。后在上海市中心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任技术员，在此期间曾获实业部颁发的建筑师证书。1936～1939年在上海交通银行任建筑师。

1939～1941年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总行任建筑师。

1941年在上海创办宗美建筑专科学校，兼营建筑师业务。

1947～1949年成立鼎川营造工程司，执行建筑师业务。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工学院建筑系二级教授，兼教研室和建校设计室主任。

1956年任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系首任系主任。历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一、二、五届理事会理事，建工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国家建委科学研究审查委员会委员，是国家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获得者，他还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进、《美术辞林》、《陕西省地方志》等大型辞书的编撰工作.他的主要建筑作品有上海市中心游泳池、上海市中心图书馆、福州交通银行、南通交通银行、杭州交通银行、上海南京西路美琪大厦。上海虹口中国医院、上海淮海中路上方花园风格各异的独立别墅群。东北工学院校园总平面设计、东北工学院冶金馆、长春分院教学楼。沈阳工学院采矿馆、淮南矿区火力发电厂等他还主持了华山风景区及多个城市规划的评议会。参加了兵马涌二、三号坑、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临潼贵妃池重建，广州市游乐园。西安火车站、西安市南大街拓宽工程等多项设计方案的评议。

刘鸿典先生于1995年在西安病逝。

3陆谦受（1904～1992）广东省新会人。幼年随父赴英，1930年毕业于伦敦英国建筑学会建筑学院（Dip.A.A），为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会员（A.R.I.B.A）。1930年回国，任上海中国银行建筑科科长。1935年当选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副会长。

1949年联合留英归来的王大同、陈占祥、郑观宣等组成“五联建筑师事务所”。1949年后赴香港。50年代曾以自己的事务所与甘铭、周耀年及李礼元等建筑师事务所合作参与香港大型村屋——苏屋村的部分设计。

他的建筑设计作品主要有上海中国银行总行、上海中国银行西区分行、汉口路华商证券交易所、中国银行行员宿舍、南京珠宝廊中国银行、青岛中国银行行员宿舍、苏州中国银行、南京金城银行等。其中，上海中国银行总行位于上海外滩，是该地众多高层建筑中唯一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由英商公和洋行担任顾问工程师）。

他倡导的建筑主张是，一件成功的建筑作品，第一不能离开实用的需要；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第三不能离开美术的原理；第四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

4刘致平（1909~1995），字果道，辽宁铁岭人，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著名古建筑学家，著有《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中国伊斯兰建筑》等。

5张鎛（1911—1999年），建筑学家，一级工程师。山东无棣人。王华彬，１９２７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１９３１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获建筑硕士学位。１９３３年回国。任沪江大学、之江大学教授。曾主持上海市中心区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工作。建国后，历任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建筑师、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中国建筑学会第三、四届常务理事和第五、六届副理事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主持长春、上海、西安、沈阳等地建筑小区规划设计。主持了全国住宅标准设计。主持制定了建筑标准模数制。崔恺是中国著名建筑师，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办公楼、北京现代城公寓、宁波天一家园住宅社区等十余处作品

8庄惟敏为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主要建筑思想是无为而治；专业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建筑策划，设计方法学。朱小地，2000年引荐北京土木建筑学会与世界之旅洽谈合作，组织了多批国外建筑考察活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是参加世界之旅考察活动最多的单位，对世界之旅的工作给予鼎力支持，是世界之旅的领路人。余立，江苏泰兴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青年中学教导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高等教育处处长、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长、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教研究》主编。王兴田，以“博风汉骨”为建筑创作的基本思想，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博采世界诸文化之精华，探索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建筑，寻求建筑的地域性、本土性。

12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1987年获得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后从师于汪坦教授，1989年获清华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徐卫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14黎志向：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建筑所所长。

15杨雨林，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刘伯英清华大学副教授,曾获获国家优秀建筑设计金奖1项，建设部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北京市评标专家 研究领域：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17李兴钢，国家体育场,中方总设计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1998年赴法国留学，15年的建筑设计生涯，曾荣获英国世界建筑提名奖、亚洲建筑推动奖、中国建筑艺术奖等20多项国际国内奖项。2003年1月，出任国家体育场——鸟巢的中方总设计师。

18李祖原（1938年12月30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台湾建筑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毕业，国立成功大学建筑系学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筑硕士。致力于研究继承具大中华传统特色的新建筑，发展“圆气”建筑理论。台湾第一与第二高楼台北101、高雄85大楼即由其设计。

19何玉如，男，1939后2月出生，浙江省平湖人，汉族，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部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建设部等学校建筑学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郑时龄，建筑学专家，中科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1941年11月生于四川成都，原籍广东惠阳。1965年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1993年同济大学建筑系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教授。长期事于建筑设计理论研究工作。运用建筑本体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方法论，引用中、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撰写了著作《建筑理性论》，建构了“建筑评论”体系，出版了《建筑批评学》专著，提出了一整套建筑评论的具体方法。对上海近代建筑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出版专著《上海近代建筑风格》。积极参与建筑创作实践活动，主持设计了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城市设计、上海复兴高级中学、上海朱屺瞻艺术馆、上海格致中学教学楼、上海至北京高速火车沿线方案等。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五篇：中国近代社会改革

中国近代社会改革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2019级工程管理

白鹏辉

201910702014

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也在进步。经过了常年的奋斗我国正在高速发展，社会也在进行着高速的变革。政策改革、经济建设、科学研究等使经济飞速发展，百姓生活更加富裕，社会更加美好，国家更加富强。

一．政策改革--富民强国以人民为中心

二胎政策用以解决我国人口逐渐步入老年化的问题，同时促进幼儿事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二胎政策使家庭更加和睦，社会更加和谐。

土地改革政策增速了我国农业发展，粮食更加高产，农民生活步入小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将土地承包出去的农民也能够步入城市就业。

扶贫政策能够加快全国人民步入小康社会的进程，让全国人民能够吃上饭、吃起饭、吃好饭。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共同进步。国家更加强大。

（一).二胎政策--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政策

1.延长生育假修正案草案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地方可以结合实际对允许再生育子女的情形制定具体办法。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

根据人口计生法第29条规定，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由各省区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者人民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2.取消晚婚假对与全面两孩政策不协调的奖励与保障的条款，修正案草案也进行了修订，删除了对晚婚晚育夫妻、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励的规定。随着二胎政策的尘埃落定，中**婴行业市场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5日在沪首次发布的《2015CBME中国孕婴童消费市场调查报告》中显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母婴消费市场规模未受影响，占家庭收入的11%。

3.刺激市场据最新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有超过7000万0-3岁婴幼儿人口，婴幼儿人口基数占较大比重。再加上“二胎政策”的深入推行，婴幼儿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必将带来中国婴幼儿市场的进一步火爆。而计划生育法对于二孩生育的提倡和鼓励，将会更快推动人口红利的释放。

(二).土地改革政策--惠国利民的1.农村土地改革政策激发了农民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和能力，促使农民更加尽心尽力地劳动和对土地进行更加科学的管理，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增长。

2.现有土地政策有以土地制度政策为契机，利于推荐城乡土地集约高效应用。培育农村土地流转社会需求，有利于提高农民就业率，解决三农问题。

3.带动农业的发展。

(三）.精准扶贫政策

1.加快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不仅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民生问题，事关战略全局。精准扶贫，是削减贫困，实现城乡一体化、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场攻坚战役。“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民生问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扶持。

加速全面小康建设，是中国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划时代事变；推进精准扶贫，是扶贫进入到关键阶段所进行的深层次改革，是对传统扶贫的重大突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国家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2.精准扶贫必将使贫困地区开辟更加美好的明天。众志成城，以共同的使命、共同的愿景、共同的责任，凝聚全国上下和各级各界的力量，促使落后地区争取早日跟其他发达地区一道共同进步，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

二．文化变迁

随着时代变迁，文化也在变迁，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保守封建，开始愿意接受新事物，人们饮食习惯变得多种多样，东方和西方文化开始交融。

（一）.扫码支付--让交易更加便捷

1.生活方便，不管逛街购物、旅游吃饭、打车出行甚至是在街边买一个西瓜、一斤馒头，我们都可以拿出手机对着二维码轻轻一扫，一项交易就轻松完成。不再需要钱包和现金。

2.现金安全，无现金时代的到来使得我们再也不用担心钱包和现金被偷了。因为身上根本就没有现金，小偷无法进行偷窃。我可以随时注销账号，更改密码，你能偷走我的手机但是偷不走手机上的个人信息和财产账户。

(二）.衣着习惯变化--总有一种装扮适合你

1.服饰类型潮流时尚

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穿长袍、中山装和旗袍，人们服饰在一点点革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语文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国外的西装在国内深受欢迎，只要有正式场合，就必定会有西装的声影。

2.穿衣更加讲究--人民更加注重美感

人民以前穿衣服，仅仅是为了保暖防寒，随着思想越来越开放，衣着成了重要的审美标准。人们更加注重款式与美感，像潮流款、宽松慵懒款、性感款式等等。现在，大街小巷都能见着超短裤以及短裙。不少人一改以前的朴素美，穿上各种名牌和潮牌。

三．

科研成果--民族的强大实力表现

近年来，经过我国无数优秀的科学家共同努力，我国不论在在军事上还是其他领域都有建树，强大的军事能力让外地不再敢侵犯我们，我们不再是东亚病夫，而是历史长河里伟大的中国人。

1、天眼行动--可上九天揽月

1.FAST射电望远镜自建成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天文观测成就，提高了我国在宇宙探索方面的世界地位。截止目前天眼所发现的脉冲星候选体已有五十多颗，并有十一颗已得确认。

2.可以与“原子钟”互相配合，成为将来建立宇宙时间尺度的主要参考指标，并且为人类将来可能的星际航行提供导航。当然利用天眼将来所能取得的科研成果远不止此，这些观测数据的获得，将极大地提升我国在相关科研领域的进步速度。

2、港珠澳大桥建设--推动港澳两地人民经济发展

1.作为“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是“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密切合作的重大成果，港珠澳大桥肩负着新时代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内地与港澳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历史使命。

2.强化香港对珠江口西岸的辐射，巩固强化了其国际航运、航空中心地位拓展香港的经济腹地，使得香港在与深圳、广州的区位竞争中找到突破口打造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区域，大桥在香港的落脚点大屿山东部，未来将成为继中环、西九龙(广深港高铁香港站)之后的第三个重要经济地带。

3.促进澳门现有的博彩、旅游和会展业发展。扩大澳门向东发展的渠道。大桥开通，澳门可因此获得香港乃至深圳、东莞的市场，推动了澳门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加充满朝气与活力。政策的改革富裕了人们的生活，使人们对生活的追求更加高，提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生活美好的同时，国家也在变得更加安定和强大。各项历史性的伟大的科研成果和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顶尖技术完美的武装了中国，使得其他国家不敢贸然与我们交恶。经过社会的大变迁，中国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