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现代应用

第一篇：儒学的现代应用

儒学的现代应用

高二九班 王靓

儒家学说在过去的几千年封建社会里都一直位于思想的主流，它对封建帝王社会的建设起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从而成为那个时代的显学。而在现代社会，新社会体制之下的二十一世纪，人们对儒家学说的推崇却有增无减。在多元化多选择的新世纪，孔子的儒学穿越历史的洗礼在当今社会依旧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学并非逐渐落寞、黯淡无光，而是越发闪烁着炫耀的光彩。人们在修身养性、韬光养晦的过程中离不开儒学的熏陶。儒家学说对现代人的教化、影响并不亚于其作为主流文化的那个时期。

学习方面

孔子的一生都在钻研学问。他提倡的学习从来都不只局限于书本，更重要的是学习的方法、态度，以及如何更好的做到学以致用、经世致用，从学习中体会、感悟人生的真谛。

关于儒学中引导人们认真向学、乐学博闻的句子有很多。其中正确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一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直指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走正确的学习之路、做人之道。

在漫长的学习道路上，人们最忌讳的便是自欺欺人、不懂装懂。有一本书上说，如果这种不懂装懂的典型形象只是在读书求知的时候，那也只是害己，对社会并没有什么坏处。但这样的性格一旦形成，这样的人在任何方面都会是“不懂装懂”的作风。将这种错误的态度带到工作中去，带到研究中去，更为严重的将其带到国家政治中去，那么它完全有可能会由一种个人素质问题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公害，贻患无穷，成为亡国的隐患。

有这样一个关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丁肇中的故事。这位闻名遐迩的物理学家在为南航师生作学术报告时，对学生们的很多提问都明确表示“不知道”。相传有这样的“三问三不知”：“您觉得人类在太空中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不知道。”“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不知道。”“您能谈谈物理学仔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吗？”“不知道。”这样惊呆现场所有人的回答换来的不是人们对他的质疑与蔑视，而是带着尊崇的敬仰与敬佩的阵阵热烈的掌声。他所说的“不知道”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做人的谦逊和科学研究治学的严谨态度。学问越深，学识越是渊博，越是要虚怀若谷。这样的“不知道”说出的不仅是态度认真，也是一种难得的勇气。只有秉持这样的态度，才能不断地丰富学识，才能不断地“格物致知”，达到更高的境界，学习永远没有止境，学的越多，未知越多。

有关于学习的名句也有很多，我们应该记住“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种刻苦认真的勤奋求知精神；“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种善学习、勤思考的认真好学态度；“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这种乐于学习，学中作乐的求学境界；还有“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等等。我们在儒学的教化下，对学习也有了苦中作乐的新体会，懂得了在短暂的人生中必须要去做的，自我完善只能靠不懈的努力和勤奋的学习去实现。否则，人生会充满虚幻过于浑浑噩噩，只剩下一些华而不实的梦。

修养方面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诚信。最近冯小刚导演还出了一部电影《非诚勿扰》，也是从诚信引题。而在车水马龙的现代社会，做人、做生意都离不开“诚信”。08年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就是典型的诚信事件。几千年下来的儒学，其主要思想有两个。一个是“礼”，另一个就是“仁”。当代的儒学热，大多都是对“仁”的热忱。人们把它引伸到了“诚信”的领域。“求仁守信”就是儒学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纪新语。

越来越多的诚信突发事件，让人们更加重视个人、企业、国家、社会的诚信建设。有一本书上说过，背信弃义与讲信用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穿越古今文化作品，跨过历史长河，越是到商品经济时代的今天，它们的矛盾就越发突出，背信弃义甚至成为某些领域的主流。面对这样的危机严峻的形势，我们更应该大书特书圣人所呼吁的诚信经典。无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还是大家尚不熟悉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都是教诲人们守诚信，重承诺，敢于负责的儒学经典。

我们应该将诚信的建设从教育孩子开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采用“言而有信”这种教育方法的比比皆是，其中有一位就是孟轲的母亲。大家对她最熟悉不过的就是“孟母三迁”的典故，而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位伟大母亲的另一个传世典故。这是史书上有名的“买肉明不欺子”的故事。据说，孟子在很小的时候，一天他看见邻居家里杀猪。于是就问母亲：“他们杀猪是做什么用的？”孟母回答说：“是给你吃的呀！”她的话脱口而出，本来是同儿子说着玩得，但转而一想，又感到非常的后悔。儿子刚刚懂事，如果自己说的话是假的，那就等于是欺骗了孩子，在教孩子不讲信用。她想，绝不能让自己的话变成谎言。于是孟母真的去邻居家买猪肉，做给儿子吃，表明自己讲的不是假话。尽管是这样一件小事，她也丝毫没有放过，对孩子的教育秉着认真的态度，执着的继续着。而今，多少父母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在看到孩子们所出现的诚信漏洞时，有没有检讨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了哄骗无知、任性的孩子，不惜将言语充满欺骗，花言巧语的将孩子推向更深的沼泽，“培养”孩子更加突出的特性——失信。与孟母的“买肉明不欺子”这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另一个典故，是来自孔子的学生，被称为 “宗圣”的曾子的教子故事，都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

诚信不仅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也是人际交往的基本保障。如今，人们对诚信的呼声日益高涨，惟有以诚信立世，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顺利的走下去。我们应当扭转当今这种尔虞我诈的不良风气，重建信任的桥梁，使诚信成为中国在新世纪的重要标识。

交友方面

在对待朋友上，孔子语录中有一句“忠告善道，不可则止”十分的受用。为人处事是一门大学问，在这个蒸蒸日上的时代，人们也提出了“EQ决定一切”的新标语。得人心者得天下，情商在这个人情颇为冷漠的时代还有着重要的影响。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识人交友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而儒学在这一方面也有着独到的见解，指导新人类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从容应变。

我们交朋友的过程中，一定要知道“巧言令色，鲜仁矣。”这个道理。那些花言巧语，说话不切实际的人就是缺少仁性的人，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交往。他们就如同鲜艳有毒的蘑菇、艳丽绝伦却带刺的玫瑰一样。有着鲜美的外表，却隐藏着害人之心。所以面对他人悦耳的赞美，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判断力。还记得我们所学过的一篇文章《邹忌讽齐王纳谏》，聪明的邹忌用一个非常巧妙的故事劝告君主亲贤臣远小人，广纳良言，忠言逆耳的真理。

营造一个健康良好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交友环境，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可以说，交什么样的朋友，就决定了你的人生走什么样的道路。君子“毋友不如己者”这句话说的是，不要同与自己不同道的人交朋友，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在成长道路难免有疑虑、迷茫的时候，这个时候交到益友，有益终生，交到损友，毁其一生。那么，什么样的朋友是益友，什么样的人值得交，便也成了一个问题。孔子有一句“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就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疑惑。这里的“友直，友谅，友多闻”就代表三种益友，即正直的人，诚信的人，见多识广的人。有句俗话“久居鲤鱼之肆而不闻其臭”，也就是乌七八糟的东西会把人污染、同化；只有在良好环境下的人们才能拥有光明的前途。不交有不良嗜好的朋友尤其重要，我们应该自觉地远离那些不良风气，使自己的人生坚固的坚守在正确的轨道上，防止向危险的深渊滑落。

儒学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它是中华民族的显著标识。孔家儒学的魅力是无法阻挡的，作为一支强大的文化力量帮助祖国攻破世界的门槛。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在学习儒家文化思想的过程中被它的仁德礼美所折服、钦佩。现在，个人的全面发展是离不开儒学的教导、熏陶的。儒家文化的思想的主流将不可动摇，在不久的将来，它便会流在世界的文化主流里。

第二篇：儒学与现代企业管理

儒学与现代企业管理

单玉华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凝合沉淀而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中最灿烂的一部分。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起飞、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后起直追，使人们在关注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功的直接原因的同时，还注意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深层文化背景，即它们在文化渊源上均属于“儒学文化圈”，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内在联系，并在企业管理中开发利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内涵，从而形成了具有东方韵味的企业管理特色。从这些国家和地区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来看，儒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结合主要表现为：

一、在企业管理中贵人行仁

传统儒学说到底是一种人学。儒学以社会为起点，以人为中心，构筑了典型的人本主义伦理框架，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与天、地、君、神相比，人是最主要的，是万物之灵。虽然儒学是从国家宏观管理的角度论证“贵人”和“重民”思想的，当今企业管理亦可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人在生产中的协调性如何，人的总体素质如何，人的潜能释放如何，乃至人的自律程度如何，都明显地影响着生产经营活动。人的问题处理好了，它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反之则后患无穷。以弗·泰罗为代表的西方早期“科学管理体系”，以理性的方法探索企业管理的科学途径，一度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这种管理体系重物轻人的特色使它忽略了人在经营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仅仅把人作为一般的生产因素、作为活的工具。随着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这种管理体制的弱点日益明显。对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敏锐地指出：泰罗制的运用固然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由于它对工人过于苛刻，因此会激起工人的不满和反抗，从而导致相反效果。他提出要在企业管理中注重人际关系的处理，重视“人性”，从而保证工人高涨的“情绪”。美国当代经济学家杜拉克也强调指出，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的管理。

无论梅奥的理论还是杜拉克的理论。在西方企业管理中始终未被真正重视。倒是深受儒学影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属于“儒学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营者，灵活地将儒学中的“贵人”思想与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并付诸经济活动实践，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提出了“算盘加《论语》”的管理准则。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在日本享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松下幸之助也提出企业的经营就是“营造人”，要在“制造松下产品前，先制造松下人。”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思想，调动了日本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儒学谈人始终围绕着“仁”的核心，即如何使人向“仁”。因此，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及管理实践中对人的重视与儒学的“仁”的宗旨和要求是相辅相成的。“仁”的内涵非常丰富，其基本要义是“仁者爱人”。“仁”的内涵在企业管理中的积极延伸，就是要在企业中建立一种互助互爱、和谐融洽的整体人际关系，营造一种宜于激发生产活力和创造精神的环境。

在企业管理中实行“仁治”，首先要做到 “尊人”，即真正地尊重人，使每一个人从内心感到自己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感到人格的完整和内心的充实。其次，还要做到“安人”，即真正地关心人，满足员工的实际需求。日本的西武铁路曾以没有发生过员工的罢工事件而闻名于世，它的创造者堤康次郎在《回忆录》中就其原因说：“我们保持着对员工公平，与工作者始终保持同舟共济的一种气氛„„此外，我一贯认为必须让员工们生活安定。为此，我曾在战后职员要求涨工资的运动发生时，一下子把他们的工资涨了三倍。”堤康次郎的做法并不意味着他不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但他以“仁治”手段协调企业内部关系，营造富有人情味和安全感的经营环境，客观上激励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二、把“礼”、“义”、“信”与企业形象结合起来

“儒学文化圈”中的一些管理者认为，企业形象是企业的生命力，而传统儒学与企业管理的有机结合，对

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是非常有利的。

传统儒学非常注重“礼”。“礼”作为礼制、礼仪和礼义在国家治理中一度发挥着极大作用。把“礼”运用于企业管理，既表现为一种外在约束，又表现为内在追求。作为一种外在约束，“礼”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规章制度对人的约束，但又不止于外在强制的特征，而是升华为人格修养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内在追求，“礼”主要表现为员工的自律自求，这正是儒学所强调而一般纪律约束无法达到的高层境界。“礼”还是企业管理者综合素质的体现，以礼律己、以礼示人、以礼待人，是优秀企业家的基本素质。日本企业家的典范涩泽 荣一先生提出的“士魂商才”，把东方知识分子的贵德重礼与经商才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勾勒出一代儒商的典型形象。

“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指人的行为应吻合一定的规范准则。在特定情况下，“义”和“利”是相对的，儒家代表人物主张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应该得之有道，取之合义，做到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讲道义的行为固然可以不择手段地一时满足人的物欲，但是这种社会是混乱的、不文明的。只有把“义利”关系协调起来，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尊道贵德，奉公守法，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整体利益为先，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信”是“义”的主要表现之一，而“信”又由“诚”而得，孟子说，面对至诚而不被感动是不可能的，没有诚意却想感动人也是不可能的（“至诚而不被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也者。”）在顾客就是“上帝”的今天，诚信二字可以说是企业的生命线。要取得顾客或客户的信任，待之以诚是前提，货无二价、童叟无欺、公平交易、信守合同、质优量足，服务周到，都是“诚”的表现。“诚”之所致，自然会有“信”的效果。儒商陈嘉庚从一个顺安号米行的小老板，迅速发展为马来西亚橡胶大王和新加坡华侨首富，靠的就是“奋斗＋诚信”。

三、“中庸”、“忠孝”与企业精神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涵，“忠孝”是儒家伦理的思想基础。在全球各地的华人企业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儒学文化圈”中的许多企业里，“中庸”和“忠孝”的思想已灵活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儒家把“和”作为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以“中”来求“和”，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每一个企业都是人的群体，若群而能和，所产生的将是合而为一的向心力、凝聚力、加倍扩张之力。旬子对此描述为：“合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旬子·王制》）正是由于“和”对于人的群体活动有重大影响，所以儒家历来提倡“和为贵”。在中国经商史上，亦有“和气生财”之说。海外新儒家把这种东亚企业经营中所体现的人际之和称之为东方市场经济的精神气质，认为它是形成东亚企业精神的重要因素。“和”有多样的内容，主要有企业经营中的横向之和、纵向之和、内外之和等。“和”的实现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像一些企业举办运动会、庆功会、节假日的娱乐庆祝活动，或在特定场合唱“厂歌”、“社哥”，甚至为员工送生日贺卡等活动，都可以产生“和”的效果。

“儒学文化圈”企业对“和”的关注，与传统儒学中的“忠孝”观念有内在关系。在儒家伦理中，家庭伦理是儒家伦理构架的基础、家庭伦理的最高准则“孝”是儒家伦理的思想元点。“孝”在社会上的表现谓之“忠”，故而“在家言孝，在外言忠”。“忠”的基本含义就是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对国家、对事业的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和忠恳服从。“儒学文化圈”内忠孝观念和尚群传统的文化氛围，使人们更加注意群体的凝聚力。所以，东亚人比西方人更明显地依赖于社会，依赖于企业，希望与企业保持一种亲密的家庭式关系，容易把家庭伦理中“孝”的内涵外化为对企业的“忠”的信念。有人说，日本经济起飞的原因之一。在于把欧美的管理理论和日本的儒学家庭伦理观念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从而激发出一种能量和动力。二战后的日本虽然大规模地引进了欧美国家的先进管理理论，但却摒弃了欧美管理理论重操作轻人际的的特色，注意以传统儒学的家庭伦理观念来协调企业内部关系，比如日本企业一般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并注重对员工的培训和教育，在一些细微环节对员工实施细腻的关心。其后果是，欧美企业的员工很难把自己与企业融为一体，很难自觉自愿地为企业着想，所有的一切均以“等价交换”为基础。而在日本的许多企业中，员工不仅仅把企业

作为契约的一方，而且作为家来看待，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并在融融相合的气氛中把对家的孝心体现为对企业的忠心，从而心甘情愿、竭尽全力地为企业服务，其付出远远超出了工资所体现的价值内涵。这种由“和”的内在动力形成的凝聚力，是企业发展的生命力。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企业精神的最佳表现。

儒学作为一门博大精深的文化，在企业管理中合理地加以开发和利用，可以发挥其特定的积极作用。这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儒家文化是一种精华与糟粕共存的东西，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与“儒学文化圈”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在把传统儒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加以结合时，既要注意对传统儒学的承优剔劣，又要借鉴参照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儒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结合的做法而不盲目复制照搬其经验，还要坚持社会主义特色，不断发展包括儒学等传统文化精华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并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与现时代中国企业管理的改革相结合，从而使中国的企业管理更文明、更进步、更有效、更有时代性。

第三篇：儒学的话语转向及其现代命运

儒学的话语转向及其现代命运

2013-06-03 19:43:02

作者导读：本文是我于2010年写的一篇长达45000字的长文《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思想路径》中的一节，该文原发表于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12月冬季号。现单独抽出来在“共识网”上重新发表，是基于如下考虑：

中国自戊戌维新以来，社会思想冲突主要集中于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传统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而唱主角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后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重新崛起和中国传统主义思潮的再次复兴，居于正统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日趋丧失其对学术领域和公共话语领域的影响，沦为“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有待重新改造的思想资源。儒学作为中国传统主义思潮中的核心部分，自新儒学倡导“儒学第三期”发展以来，一直试图成为中国的核心话语和改革的新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中国模式”崛起之后，儒学的复兴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转换，而且力图成为足以和西方主流思想并驾齐驱的话语力量。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秋风的“宪政儒学”和蒋庆的“政治儒学”，前者试图从西周封建制和汉代经学中挖掘出中国的宪政资源；后者则试图恢复儒教的国教地位，以所谓“庶民院”、“通儒院”和“国体院”三位一体打造中国新的国体和政体。儒学的现代命运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吗？本文对儒学话语转向的分析，首先是基于对新儒学关于“儒学三期论”的质疑，这种质疑如果成立，当下有关“宪政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宏大叙事，均是无源之水。

20世纪初叶，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面临着异常复杂的世界局面，这一时期的欧洲，陷入在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分化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原先在中国人视野中呈现为一个整体的西方世界，被西方自我施行的暴力强行地分裂为不同的国家阵营；以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首的协约国对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的胜利，并没有从根源上终结战争，相反却酝酿着下一次更大规模战争的到来；而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则为世界历史开拓了一条根本区别于西方制度模式的新的社会发展路径。欧洲范围内不同国家、思想和制度的剧烈冲撞，不仅改写了欧洲历史，使得欧洲人开始重新思考和反省自启蒙时代以来理性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观念，而且也为中国重新审视和估量传统思想资源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核心的儒学，是随着帝国的崩溃而丧失了它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制度基础，并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持续拷问中日渐丧失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五四运动被普遍看作是一个彻底反传统的思想运动，在科学和民主的共同旗帜下兴起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虽然最后分道扬镳，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对儒学形成共同的批判性立场，它们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得出了差不多完全相同的看法：儒学作为一个旧时代和旧制度的思想遗产，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只能被抛弃或被根本改造。

儒学的现代命运其实就是中国的命运，当西方现代性的各种方案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时，尤其是当现代化的发源地——欧洲——也面临着它自身难以克服的诸多问题时，儒学的复兴并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足以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形成对话性关系的思潮，也就毫不奇怪了。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领袖如梁启超严复等人，是最早引领中国自由主义风气之先的人物，但到了民国初年，却都程度不同地从原来“西化”的立场重新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梁启超写于1920年的《欧游心影录》，是这个思想转向的标志性著作，他通过对战后欧洲的考察，从某种程度上提前回应了罗素稍后在中国发表的一个见解：欧洲已经陷入在万劫不复的境地中。梁启超从欧洲的危机中看到的不仅是“世界末日”和“文明灭绝”的征兆，而且在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期待中看到了中国“新文明再造之前途”，他把中国文化的复兴看作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1]梁漱溟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继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之后，中国传统主义思潮在现代语境中的首次系统展开。这部著作的主题在以后的岁月中被反复提到，证明了它的重要性。梁漱溟不是仅仅从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出发，试图在西方化的浪潮中重新建构起中国的文化认同，他的着眼点在于建立起一种文明比较和文化比较的历史观。他在人类文化谱系中划分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三个不同文化路向，是基于对不同文化生成特质及其前途的认识。他在中国文化遭致诸多非议命运难卜的时刻，勇敢地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2] 列文森在他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本重要著作中，对民国初期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新崛起颇不以为然，他写道：“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推迟或排除了他们对如下问题的任何认识，即无论如何明智和富有见识，这种价值评估上的反传统主义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而不是西方文化思潮的实际反映。在价值层面上，西方文化已威风扫地，中国在做出任何价值的选择时，突然得到了一个重新考虑的机会，那种假想之观念中的最重要部分，即西方的入侵问题，似乎可以通过极有根据的谴责得到解决”。在列文森看来，尽管儒学有着这样的机会以便重振旗鼓，但儒学注定逃脱不了在西方影响下发生转换的命运。因为，“当儒学失去了它的体制依附时，它的理论体系难以为继。伟大的儒学传统正在衰落，它即将退出历史舞台”。[3] 以列文森这样的方式来评判儒学的现代命运，似乎并没有完全背离中国实际的思想进程。在中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强大语境中，传统主义企图借助于西方思想影响的衰退来勾画儒学重新复兴的方案，以此规划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新路径，这种努力从一开始起就注定要失败。儒学复兴的基本动机是出于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抵抗，或试图在中国文化的框架内寻求中国自我救赎的各种办法。仅凭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寻求旧时代的思想工具这一点，就决定了儒学无法承担起主导中国思想走向的重任，它缺乏通过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来摆脱其边缘位置的基本动力，它微弱的思想力量根本无法动员起社会性实践和行动，并通过实践和行动而转化为一个新的制度安排。然而，即使如此，儒学的危机也远没有达到它自行退出或被赶出历史舞台那样的程度，它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持续不断地在中国的思想领域发出声音，依据时代的变化提出新的话语方式或调整话语策略，在剧烈的思想冲突中寻求适应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理论切入点。列文森的传统-现代的分析框架显然没有容纳或有意遮蔽了传统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期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对儒学话语的现代转向的潜在意义严重估计不足。

如何认识儒学的话语转向及其现代命运，构成了认识中国近代以来思想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学的内在危机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最后终结？还是像现代新儒学所主张的那样，通过从梁漱溟开始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而获得现代性转换的机会？儒学能否建构起现代性的话语方式以应对西方思想的根本挑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儒学话语转向的历史作出新的审视。我们或许能够在儒学的历史变迁中探寻到儒学现代转型的启示。

1、儒学话语的政治转向：汉代经学

作为先秦诸子之学的儒学，最初呈现的并不是帝国的思想形象，它是在汉代才成为帝国的“官学”。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正是“封建”社会解体而向“帝国”转型的时期。[4]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其特征是：礼信尽废，不宗周王，不言氏族，不闻诗书，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周公创制的“礼制”被破坏殆尽。孔子删定六经，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建构儒学，是试图从根源上恢复周公所开创的人文主义传统，重建封建的礼制秩序。《庄子·天下篇》对六经的意义和作用有精辟的概括：“《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的性质规定了儒学的基本价值倾向，也规定了孔子的历史使命，按孔子自己的说法，“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期待通过整理六经，“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尤其看重自己亲手“笔削”的《春秋》，“知我者惟其春秋乎，罪我者惟其春秋乎”（《孟子》），在对鲁国史实的褒贬中寄寓一种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和对“后王”的期待，其中的微言大义为后世儒者的制度安排和变革创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汉代大儒董仲舒就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在汉儒的视野里是汉代“制法”的基础，是帝国合法性的主要思想来源，如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所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5] 《春秋》作为来自于封建时代的话语是如何转化为帝国的话语呢？钱穆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指出，孔子的私家著述在汉代成为“王官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思想转折。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也认为，由董仲舒开创的对《春秋》的公羊学解释，“影响到西汉其他经学在解释上的转折，乃至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的全面转折，在思想史上的意义特为重大”。[6]他由此认为，汉代思想的特性是由董仲舒所塑造的。但徐复观基于新儒学的思想逻辑，把汉代儒学思想的转折主要归之于董仲舒建构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系统，这个解释远没有钱穆的见解深刻。钱穆认为，儒学在汉代从“私家言”成为“王官学”，对汉代政治有巨大影响。汉代经学不管是以今文学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古文学的形式出现，都是力求以官学的形式对汉代的制度设置和政治运行发生影响，汉代经学着重解决的不是对诸如天命、道德、心性等问题的形而上学的解答，而是围绕着汉代政权的合法性等一系列制度性问题而展开的。阴阳五行的天理观，五德始终的道德观，以及“通三统”、“张三世”等“三科九旨”的说法，都是用来论证汉代大一统帝国模式的合法性，规定汉代制度运行的基本规则，从天命观和道德教化两方面设置起对天子专制治理的有限约束。同时，汉儒以“天谴论”和“灾异说”的方式建立起一个道德化威慑系统，通过设置“天”的普遍威权及其神秘主义的诠释（讖纬学）来约束帝国统治者的政治行为。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道德约束是惟一的选项。用晚清学者皮锡瑞的话来说：“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失德者犹如恐惧修省”。[7]因此，儒学作为“王官学”的意义在于，它不是作为帝国的哲学而是作为帝国的政治学而走上汉代的政治舞台，儒学话语在汉代已经转换为一种政治性话语；它既是帝国的意识形态，也是帝国“改制更化”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汉代经学称之为儒学的“制度学派”。[8] 汉代经学的政治化是儒学话语在历史上的第一次转向，即作为先秦诸子之学的孔子“私家言”向汉帝国“王官学”的转换。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转换和身份转换，孔子原来面向于西周封建制度重建以求恢复“礼制”政治秩序及其人伦关系的各种思想、观点和主张，经过汉代儒者对“六经”持续不断的解读和诠释而最终转化为一种帝国话语。这种话语的政治定位，一方面体现着儒学从周公和孔子以来一直贯穿的要求“德治”和“仁政”的人文主义理想，另一方面它充分满足了帝国统治者为实现大一统的治理模式所需要的思想整合要求。来自于这两方面的合力，共同促成了儒学话语的政治转向。

2、儒学话语的形而上学转向：宋明理学

汉代“私家言”和“王官学”的分野对后世“经”和“史”的分野起到了规制性的作用，这对进一步理解汉代经学以后宋明理学的主题性转换以及清代朴学的学术转向有重要意义。汉帝国的崩溃，使得汉代经学传统酝酿着新的发展方向，经学作为政治性话语的效力开始衰竭。钱穆对此有精辟论述，认为从魏晋以后的中央政府便不再有创制立法、于民更始、创建王官学的想法了，社会私家言亦不再有上撼政府自创一家之言以改革当代政教的气魄与能力，“古代学术分野所谓‘王官学’与‘百家言’之对抗精神均已不存在”。[9]由是，从魏荀勖所创“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取代了西汉“七略”分类，所谓经籍，就是几本传统的古书，而不再是六艺王官学。汉代经学的政治传统已经消解，古文经学从东汉起成为显学也同时流于繁琐的考据，儒者皓首穷经，不再理会春秋大义，用钱穆的话说：“古代家言的精神失却了，于是亦遂不见有王官学的理想之要求”。[10]汉代以来儒学思想取向的这个双重缺失，制造了从魏晋至宋之间中国儒学思想的巨大空白期，期间玄学横流，佛学昌盛，伪经泛滥，“礼乐文章，扫地将尽”（《魏书·儒林传》）。唐韩愈叹之为是中国道统的丧失，所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在此时代背景下，宋代儒者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张载《西铭》）的宏大抱负，通过对先秦儒学的文本、主题、义理的创造性诠释，完成了儒学从汉代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其实质是儒学的政治性话语向形而上学话语的转变。

有宋一代，宋儒的思想变迁和转换大致呈现出三个阶段，从中可窥见到宋代理学形成的基本轨迹。从“北宋三人”（胡瑗、孙复和石介）讲《春秋》和《洪范》，到王安石撰写《三经新义》，构成了宋学之第一期，期间阐释的儒学文本主要是“六经”，在话语形态上依然存有汉代经学的政治化传统。如孙复写《春秋尊王发微》，针对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所导致的中央集权衰落的情况，旨在为宋创立一部新公羊学，“不取传注，其义简而又详，著诸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治乱之迹”。[11]王安石推崇《周官》（《周礼》），更是志在“立政造事”，认为“惟道之在政事，„„莫具备于《周官》之书”。[12]王安石新政失败后，宋学进入第二期发展，即进入北宋由“伊洛之学”（二程）以及同时期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等大儒所共同推进的理学阶段。这一时期的儒学话语已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换，儒者共同关心的主题已不再是汉代经学所倡导的“春秋大义”，也不是诸如孙复王安石等“尊王”、“改制”的公羊学之见，而是转向对天命心性等形而上问题的持续追问。

在先秦诸子的视野里，形而上的问题被普遍地悬置起来，《庄子·齐物论》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论语》借子贡之口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形而上学并非是儒学的原生话语形态，通过孔子的思想路径是无法直接进入一个形而上学世界或神学世界。董仲舒的天道观是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赋予了“天”以某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但更多的是把“天”看作为一种普遍化的道德载体，一种最高权力的终极来源和帝国合法性的最后证明。先秦儒学及汉代经学对形而上的问题存而不论，在宋代理学中被创造性地转换了。北宋理学大师转向对“六合”之外问题的探索，一方面是基于他们对经学在政治化阐释和繁琐化考据中所造成的儒学本义的双重缺失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唐以来佛学从形而上学学理上对儒学所构成的巨大挑战。宋儒普遍认识到，佛学的繁荣在形而上学领域有着其深刻建树，不论是华严宗的“万法相摄、圆融无碍”的宇宙论，还是禅宗的心性论，或天台宗“一心三观”之说，中国佛学信仰世界的建构打造了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因此，“宋儒为从根本上克服佛学，不能不发展形上学，以道体实在之义以对消佛教的空理。”[13] 北宋儒学的形而上学建构主要是围绕着天人合一的本体论而展开的，如钱穆所说：“以天地万物为‘体’者，此北宋以来理学家精神命脉之所寄也。”[14]邵雍的“先天卦位图”，周敦颐的“太极图”，张载的“太虚”说和“气”论，以及二程对道与器、理与气、心与性、格物与穷理等问题的言说，前所未有地为儒学构筑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话语体系，其中包括着对宇宙观和人生观等一系列终极性问题的思考，由此也规定了宋学第三期发展的路径。作为宋学第三期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是在北宋理学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等本体性问题的探讨，他百科全书式的传统知识背景主导着他试图为“尊德性”和“道问学”之间建立起一个知识学的桥梁，也即是为那些看似深奥的超验性问题最终被置于在儒学的经验性知识框架中而获求解答。朱熹理学的知识论倾向被韦政通看作是契合了荀学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和思孟学派（子思和孟子）的心学传统是大相径庭的。[15]陆王心学的兴起，显然是通过表达对朱熹“格物致知”路径的不满而重新光大思孟的心学传统，在他们看来，知识论的“支离”和繁琐无助于反而限制了人的良知良能的开发。陆象山的“发明本心”说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主旨都在于突显人作为道德主体和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以实现“人皆可为尧舜”的理想境界。

宋明理学在形而上学语境中对一些共同的思想主题的不同诠释与展开，不仅改变了儒学在汉代经学中的思想走向，摆脱了魏晋以来“注疏之学”的限制，而且也改变了先秦儒学经典文本的排序。“六经”虽然仍然神圣，但程度不同地被束之高阁，尤其是作为汉代根本大法的《春秋》，自“北宋三人”之后就不再是显学。王安石变法问学于《周官》，斥《春秋》为“断烂朝报”；北宋诸儒问《易》，也少有涉及春秋大义。至朱熹时代，《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书，被列于和“六经”相齐的位置，甚至取代了后者而成为宋代儒学的经典文本。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影响空前，天下儒生无不人手一册，道德文章尽在其中。从“六经”向“四书”的文本转换，意味着儒学主题或义理的转换，《大学》宗旨是格物致知，然后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从形而上的世界走向现实世界的思想路径，是儒者安身立命、“内圣外王”的惟一选择，也是从道德教化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政治设计。宋儒在形而上的心性之学中依然保留着儒学所固有的政治抱负，但是，晚明的制度崩溃，使宋儒所开创的道德世界瞬时瓦解，“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大明王朝覆亡的责任被记在了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名下，由此引来对儒学形而上学话语的普遍性质疑与反省，并最终在一个新的帝国时代促进了儒学又一次新的话语转向。

3、儒学话语的学术转向：清代朴学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把顾炎武视为清代学术开山之第一人，认为顾炎武对其后清代二百年思想界具有深远影响。顾炎武亲眼见证了两个新旧帝国的改朝换代，他作为先朝遗民，对宋明理学形而上学弊端有着切身的认识。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对晚明心性之学作了深刻的反省。在他看来，命与仁、性与天道，皆是孔子所罕言，子贡所未闻；而百年来的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茫乎不得其解，置四海困穷不言，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空疏无物，不能上学下达，力行实践。顾炎武心目中的儒学精粹还是在“六经”之中，所谓“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16]针对明末心学的空疏学风，顾炎武又重新面向经学，提出了“理学就是经学”的重大命题，认为经学是理学的“本原之学”，经学是“明道救世之学”。但是，顾炎武重返六经，强调“通经致用”，并没有走董仲舒今文经学的老路，而是选择了古文经学的治学方式，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撰写《音学五书》，开清代朴学之先河。如梁启超所评价的那样，“亭林在清学界之特别位置”，一在开风气，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二在开治学方法，务求实证，综合研究，三在开学术门类，音韵、训诂、地理、金石等学由此兴起。[17] 自顾炎武之后，清代学术并没有沿着他所开拓的通经致用和实证考据两个方向同时展开，而只是在后一条道路上开始了清代朴学的庞大建设。其原因，一方面是来自于帝国政府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统治，另一方面，则是清儒对政治性问题的有意逃逸与回避，同时包涵着他们对学术远离政治的某种期待。在清醒地看到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在现实的帝国政治中无法发挥其理想中的教化或规制作用时，与其儒学堕落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工具，还不如将其转化为一种纯粹的学术形态。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化可以被看作是儒学话语“学术”转向的一个标志，这种试图确立学术自主性的努力在章学诚的著述中有鲜明的表达。章学诚《文史通义》的重要性得到过不同方式的解读，他提出的“六经皆史”的观点，依据刘向父子“七略”分类而阐明王官学与百家言之大分野，被钱穆视为是清儒在考古上的大发现。[18]但钱穆同时也认为，章学诚还没有完全搔到经史分类的痒处，理由就在于章学诚把“六经”都归之于先王之正典，是当时史实之记载，这使得经学与史学分，政治亦与教化分。[19]在对“六经”性质的判断上，钱穆显然不能认可章学诚把“六经”从政治化诠释的框架中彻底摘出来，在他正确地把《春秋》看作是一部亦子亦史亦经的书时，他显然没有完全洞察出章学诚以史学去经学化的做法在学术上的深远意义，因为这开辟了清代朴学独立于政治的一条治学路径。

乾嘉之学是清代朴学的最高峰，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均以“汉学”传人自居，其实都是以东汉古文经学为正宗，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而朴学的时代任务就是名物训诂，形而上的或政治化的义理根本不在其视野之内。戴震撰写的《孟子字义疏证》，从训诂考据阐发“理”、“性”、“天道”等，和宋儒形而上学的解读方式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学理表述。为此，在胡适看来，“中国旧有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20]梁启超则把清代朴学称之为“科学的古典学派”，指出其和近世科学研究方法的相似性，认为乾嘉学派在笺释经书、搜补鉴别史料、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编纂等方面均有重大进展，形成了新的学风和治学精神。[21] 清代朴学以汉学自居，但是在学术的品格上朴学和汉代的“章句之学”及唐以后的“注疏之学”大相径庭。汉代经学不管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均以“家法”相传，对家法只能墨守而不能有所逾越，由此形成门户之见，经义长期不能统一。汉代“章句之学”囿于家法，更是陷于繁琐考证的泥坑，“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而毫无新意。唐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再开注经释经之风，倡“疏不破注”之体例，对前人经传全无批判质疑的勇气。清代考据学则有一种学术独立的品格，以史学家的眼光敢于重新审视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种经学文本。阎若璩撰写《尚书古文疏证》，不仅破解《尚书》篇数的千年之谜，而且由于证伪了古文尚书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一被宋儒视为理学基石的“十六字诀”，对宋明理学的文本合法性构成了根本性质疑。胡渭著《易图明辨》，考订宋儒信服的“易图”乃五代时道士陈抟的伪造，这对北宋理学以易图为蓝本所构筑的太极图式的宇宙观是个致命打击。魏晋以来诸多伪书伪经，均是在清儒持续不断的考据下现出原形，儒学自开创以来的文本系统在清代遭遇了彻底的清算。

清代朴学以完全不同于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的话语方式建立了儒学的“程序正义”，通过一系列考证训诂的程序以验明儒学文本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以政治性的或形而上学的义理为指向，最终建构了儒学自主的学术评价系统。这是一套以工具理性为指向的、以知识论为基础的、坚持价值中立的形式主义话语系统，它的确内在地切合了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因此，清代朴学远离政治的现象，既可以看作是清儒对儒学经世致用传统的背离和对入世责任的放弃，也可以看作是清代学术独立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对“实体正义”问题的回避恰恰是这种以程序正义为指向的学术话语的自然结果。对于坚持经世致用传统的儒者来说，这种缺乏对世界、现实和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的学术话语，是无法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道德基础，更无法成为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工具。乾嘉之学的繁荣之后，清代朴学即面临着由于帝国逐渐进入一个急速的衰退期而出现的新的思想变动，致力于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又开始重新崛起，由此开拓出清代思想领域的又一个路向。以庄存与和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今文学派重启公羊学研究，经龚自珍魏源的发扬光大，最后在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理论中，将儒家政治文化的内在张力推向极致，演化为戊戌维新时期帝国内部的一场改制运动。然而，晚清儒学内部不同思想派别的变换与冲突，都没有能够挽救晚清帝国的总崩溃，清代朴学和今文经学共同见证了帝国时代的终结，同时也将自己置于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思想潮流面前。

儒学话语方式在历史上所出现的三次转向，因应了帝国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的不同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时体现着儒者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治学路径，历史地形成了儒学政统、道统和学统的统一，并由此塑造了孔子作为政治家（汉代）、哲学家（宋代）和史学家（清代）的不同思想形象。对于帝国的这一份历经两千多年历史演变而铸就的思想遗产，以何种方式使其完成现代转向，从而使其能够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的主流话语，这无疑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也是儒学现代命运的应有之义。现代新儒学所主张的儒学“三期发展”论，把儒学历经不同话语转向的历史化约为一个纯粹形而上学的进化史，把从孔子到汉代经学，经宋明理学，到自梁漱溟以来的新儒学，视为儒学发展的三个时期，而贯穿在这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命脉是所谓儒学一脉相承的“道统”，即以儒家心性之学为本体，以道德教化为手段，以内圣外王为目标。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使命在于，通过对宋明理学“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注入现代性思想资源而实现儒学的现代转换，在儒学的思想框架中开出民主和科学的“新王”。[22] 现代新儒学代表着试图在西方强大的现代性话语中建构中国自主的现代思想体系的可贵努力，企图在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资源中开拓出现代性的思想基因，但这些努力依然打上了西方的思想烙印，它们无法摆脱西方现代性思想谱系中所预设的问题意识及其解决方式，它们只能在西方规定的价值系统中追问或者确认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西方的价值世界构成对中国的巨大压力时，摆脱这种压力的正确路径绝非是来自于对儒学道德教化世界的重新挖掘，对于儒学在它的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政治的、形而上学的和学术的路径，需要在一个新的历史视野下，观察或重塑它们的未来走向。

[1]参阅：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上册，合肥：黄山出版社，2008年，第4—8页。[2]《梁漱溟学术著作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64页。

[3]〔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5页，第259页。

[4]对于“封建”和“帝国”的制度差异，我在《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发展的重新认识与评价》（《文史哲》2008年第四期）中有详细论述，可参阅。

[5]〔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页。

[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7]〔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9页。

[8]周予同在为皮锡瑞《经学历史》所写的序言中，提到了一个为经学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看法，认为今文经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古文经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参阅同上书，序言，第3页)。这个说法不能为汉代的政治实践所证实。刘歆主导的古文经学运动，主旨是为王莽新朝改制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王莽以《周礼》安排新朝制度，可一窥古文经学的政治动机。儒学的制度学派以荀子为开山，其后以董仲舒、刘歆、王莽、王安石、顾炎武、黄宗羲、康有为等为推行者和实践者。但从汉代经学以后，古文经学的研究的确流于考证训诂，这是儒学话语转向的结果，下文将会论及。

[9]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87页。[10]同上书，第291页。

[11]参阅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12]参阅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13]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第664页。[14]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6页。[15]参阅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朱熹”章。

[16]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诗文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9页。[18]参阅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99页。[19]参阅同上书，第299、287页。

[20]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11页。

[21]参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8页。[22]参阅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新版序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012-08-24

第四篇：《儒学》专题

理论·政策产业

挖掘文化资源 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系列讲座之二十六:儒学专题讲座心得体会

陕西日报/2015 年/3 月/10 日/第 012 版

编者按 儒学也称为儒家思想或儒教，由孔子创立，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本期周末讲座邀请到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刘学智，为我们讲述《儒学》的古今大意，本报特撷取精华加以摘编，敬请关注。

专家讲义摘编

儒家文化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是因为它既有深在的文化渊源，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为历史和民族所认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博大气象和风貌。

儒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先秦孔、孟、荀所代表的儒学，可称为原始儒学；汉唐时期经学化的儒学，称汉唐儒学；宋明时期旨在讲性理之学的义理化的儒学，称为宋明理学；现当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背景下的新儒学，可称为现代新儒学。

儒学虽然是由孔子创立的，但其文化渊源至少可上

溯到周代。周人给传统的天命神学注入道德的和民本的因素，强调“敬德”、“保民”、“尊祖”以及对社会人事的重视，是儒家德治思想、民本思想以及“听天命而尽人事”的天人思想的重要渊源。周公又“制礼作乐”，使社会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进一步有序化，成为孔子儒家政治和伦理思想的重要渊源。

孔子非常推崇周礼，他早年的诸多活动，都是在春秋末出现“礼坏乐崩”的情况下，尽力去恢复周礼，这叫“克己复礼”。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是从办私学、传道授业开始的。虽然他也曾在鲁国为官，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以宣扬其治国的理念，但是在他的生前，其学术思想始终未能在政治。上予以成功地实施。可以说先秦时的儒家学说，仅是百家争鸣中一个在积极探讨并尽力陈述其一家之言的学术门派而已。不过，孔子创立的儒家又不同于其他学派，由于他培养了大批弟子，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遂使儒学有了进一步传承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所以儒学才能在后来得以发扬光大。自孔子后，儒学经由曾子、子思以及孟子等人的继承和发展，逐渐在百家之学中凸显出来。孔子学说的核心就是“礼”和“仁”。其重礼的思想，此后发展出儒家经国济世的外王之道，而其“仁”学思想则在此后发展出以内省修养为特征的内圣之学。后者在后来被认为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正宗和主流。

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其核心精神可以概括为:重视秩序，仁爱为本；推崇道德价值，义以为上，利他主义；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及中庸和谐等。

孔子极重视“礼”的思想，他虽然是要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进行恢复周礼的努力，但其超越的价值则在于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向往。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非礼”勿视、听、言、动，都是强调人们对社会政治准则、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遵守。孔子在为实现其理想而到处碰壁之后，把重心转向了仁学的构建，他认为把“礼”落脚到“仁”的内在修养上来，是建立理想秩序的一条可行的路子，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在其人生的后期，更关注仁的学说、道德修养体系的建构、道德境界的提升以及理想人格的培养。

仁爱思想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说“仁者爱人”。仁爱首先表现为亲情之爱，这种爱集中体现在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关系中的亲情之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亲亲”原则，所以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孝悌”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即能做到孝悌是达到仁的根本。“孝”是处理自己与父母、长辈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悌”(弟)则是处理自己与同辈之问关系的基本原则。孔子也主张把这种爱进一步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强调还要关

爱他人，这集中体现在他所说的“忠恕”之道中。“忠恕”是处理自己与更广泛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原则，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论语·里仁》)孔子以为，按照“恕”道，就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进而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认为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一个“仁者”了。仁爱在社会生活中，也体现在要遵循道义原则，所以孔子讨论了“义”与“利”的关系，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强调“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孔子逝世之后，孔门弟子在思想上出现了分化。有若比较推崇孔子关于礼的学说，子夏、子张等人都尊有若为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孟子·滕文公上》)。曾子则认为仁德的培养，重在内省修养，重在精神境界的提升，所以不赞成推尊有若为圣人。子夏与曾子在思想上的分野，成为后世儒家“外王”与“内圣”两系分化的契机。到了战国时期，因其“取舍相反、不同”，儒家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据《韩非子·显学》称，“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分化后的儒家八派中，有一支叫“孟氏之儒”，一支叫“孙子之儒”，这就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以孟子和荀子分别为代表的儒家流派。

孟子当时所面对的社会思想态势，是儒家几乎失去

了话语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非常崇尚孔子，他自觉地担当起“距杨墨”和承继孔子道统的重任。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于:其一，探寻了孔子所说的仁的本原根据，并把这种探寻与关于人性的探讨相联系，提出了“性本善”说。“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中心观念，许多问题多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其二，承传孔子、子思关于内省修养的思想，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说以及一系列有关道德修养的理论；其三，提出“仁政”说，把孔子的“仁”学推广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以“仁政”为核心的一套政治原则和主张。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所谓“制民之产”等等，这些都有鲜明的民本思想，可见孟子代表的是当时改革派中较为温和的一派。而稍晚于孟子的荀子，其思想则带有综合百家的特征。他站在儒家立场上，吸收了法家、道家以及阴阳家的思想，建立了一个颇有综合性的思想体系。其特点在于:其一，他改造了传统的天命论，抛弃了其中的宿命论成分，吸收了道家的自然观念，使“天命”成为一个反映事物客观规律的范畴，并建立了颇具无神论色彩的天道观。在天人关系上，既重视客观规律，也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提出“制天命而用

之”的思想。其二，隆礼重法，以法度来充实礼治。荀子认为“礼”“法”是相通的，都有“正国家”、安社稷的重要作用，从而把礼与法结合起来。其三，吸收了告子和道家的自然人性论，主张“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他认为人生来都有欲望，欲望的过度膨胀就会导致“恶”，由此他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恶，而善是后天人为的结果，并提出“化性起伪”的主张。他关于人性恶的学说，其目的在于为社会礼法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人性论的根据。正因为此，他批评孟子性善说的危害在于“息礼义”(《荀子·性恶》)。

到汉代，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经过很长时期的努力，儒家思想逐渐被提升为治国的纲领和正统的学说，将学术与政治、为学与治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被一步步政治化。汉代大儒以董仲舒为代表，其贡献在于:其一，强调“大一统”，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即赞扬国家和政治的统一。其二，强调思想的统一。他针对当时“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情况，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卷五六)，此即后人概括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该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后，经过汉朝诸帝的承继和长期努力，儒学逐渐被定为一尊。其三，提出了以“天意”为中心，以天人感应为特征，以儒家的政治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天人关系学说。董仲舒是以阐发“春秋公羊学”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故史称“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卷二七)。“独尊儒术”和儒学的经学化，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此之后儒学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推尊和改造，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面貌。汉儒讲“三纲五常”，特别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在一定的意义上为中华民族确立了精神生活的核心价值，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汉代被定为一尊的儒学，其特点在于:一是儒学逐渐经学化。先秦时期儒家的学者们往往都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某种见解，但到了汉代儒术独尊之后，儒学与政治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儒家学者关注的是先前的“六经”，在治学方式上也逐渐转向以治经、解经为主，这就是所谓儒学的经学化。儒学经学化后一大变化，就是儒家学者不再能自由发表见解，“经”成了不能自主解释、不能自主改动和违背的教条，于是社会思想逐渐被禁锢。二是儒学政治化。儒学改变了原来比较纯粹的学术性质，而逐渐被意识形态化。此时经师们的解释往往成为为政治和皇权辩护的工具，尤以董仲舒的春秋公羊说为代表。第三个特点是，儒学逐渐综合化，即与道家、法

家特别是阴阳家等思想相结合，在内容上较前更为丰富和更能适应政治的需要。原先“罕言性与天道”的孔子，被改造为不仅大讲性与天道，且以阴阳家思想为其基本框架了。第四个特点，在儒学与政治的互动之下，不仅儒学逐渐被神圣化，孔子也由一个原来的布衣儒生逐渐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圣人和崇拜的偶像。

儒家的经学化一直影响到隋唐，这一时期的儒学已经从“学”、“道”变成一种“术”，所以汉唐以来的儒家都重“三礼”，关注典章制度，使原先重于心性修养和道德境界的儒学逐渐工具化了。不过，这种情况在中唐后有所变化，韩愈在佛教盛兴的情况下一面反佛，一面推崇儒学，他主张儒学要有新的气象，不能走汉代以来经学化的路子。他写了一篇《原道》，提出“道统说”，认为在历史上有一个从尧舜一直到孔子、孟子的“先王之教”、仁义之道的传授统绪。其“道统说”的价值在于:一是由儒家经学向先秦的诸子儒学转向，认同孔、孟的学说，从而使儒家的心性论得到重视和高扬；二是主张以孔、孟为儒家的正统。“道统说”是韩愈的一个大贡献，在佛教、道教盛兴的情况下，被长期压抑的孔孟儒学由此才受到重视，尤其是孟子的地位得以彰显。故钱穆评价韩愈说:“经学非其所长，史学非其所愿。乃所愿者则在孟子。„„于是而下开宋儒。”《大学》《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篇文章，韩愈将《大学》中的

“诚意正心”与“修齐治平”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加以提倡，这一点对宋儒发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其心性论得到了重视。汉唐时期儒学常被称为“周孔之教”，此后则逐渐转称为“孔孟之道”。

宋代儒学以理学为代表。理学的奠基者和创立者是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其集大成者是南宋的朱熹。周、程、张、朱创立的学派，分别被称为濂学、洛学、关学、闽学。周敦颐的思想特点是援道入儒，他著有《太极图说》，提出了一个儒道合一的宇宙论模式，他把宇宙论与儒家的心性论、道德论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将“宇宙一论理”相贯通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故被后世学者尊为“宋代儒宗”。我们陕西的学者张载，长期在眉县横渠镇讲学，他创立了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关学学派。张载一面旗帜鲜明地从宇宙论和本体论上反佛，批判佛老的虚无本体论；一面反思汉唐儒学的弊端，指出该时期的儒学之“大蔽”在于忽视了本体论的建构和孔孟一直倡导的道德性命之学。张载主张以“太虚”之“气”为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宇宙本体论和道德心性论的范畴体系，建立起把天道与人道、知识和价值、天道本体与心性本体相贯通的“天人合一”理论体系，这对宋代理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身处河南的程颐、程颢两兄北是周敦颐的弟子，他们讲学洛阳，其创立的学派称为洛

学。二程主张以“理”为本体，认为在自然、社会和人生背后有一个“所以然”之“理”，这个“理”是绝对的、永恒的。他提出的“性即理”、“格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等命题，后来成为理学的基本命题。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朱熹等儒学大家经过选择性地吸收不同学派的思想，建立了集大成的理学体系。朱熹为儒家经典《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注，使这四部书后来成为官方钦定的“四书”。《四书集注》后来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和标准答案。

在程朱理学之外，宋明时期还发展出了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主张以“心”为本体。王阳明接受了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观点，在系统发挥陆九渊的“心即理”说的基础上，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说，建立了集大成的心学体系，其影响相当深远。这样，广义的理学就不仅包括周、程、张、朱的理学思想，也包括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在内。其特征在于:其一，从思想渊源上说，他们都站在儒家立场上吸收了佛教、道家和道教的某些思想，是儒释道三教融通的产物；其二，从学风上说，理学从汉唐以来重名物训诂和注疏之学，转向重视对经典义理的阐发，成为一种具有思辨性、哲理性的义理之学；其三，理学的内容从汉唐重“礼”的实用之学，转向重视心性的性理

之学。狭义的理一般就指二程朱熹的理学。理学与宋明及其后封建社会的现实社会相适应，所以它在历史上起了维系后期封建社会的重要作用。

在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深化，特别是在儒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现代新儒家思想流派。第一期现代新儒家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等学人为代表；第二期以牟宗

三、徐复观、唐君毅、钱穆、方东美等学人为代表；第三期以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蔡仁厚等学人为代表。现代新儒家不同于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一，坚持儒学为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同时又积极倡导通过援西学入儒学，致力于儒学的现代重建，力求使儒学再次居于主导的地位。为了重塑民族精神之魂，他们都主张以儒学的价值系统与人生理想来解救人们意义和价值的失落，以认肯儒学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主流地位为前提，积极吸纳西方文化之长，通过援西学入儒来实现儒学的现代重建。其二，他们都着力于挖掘和阐扬儒家人文精神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在他们看来，许多现代社会之病症都是因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产生的，而传统儒学正好可以医治这一病症。其三，都力图通过对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来深挖儒学传统中有利于当代社会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努力在儒家传统中寻找和挖掘科学与民主的内在根据，以使之与现

代社会接榫。总之，通过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谋求一条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新儒家的基本共识。以上就是儒学发展的大致历程和基本特征。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令世人瞩目的。但是，我们的国民素质却没有因经济实力的加强而得以相应的提升，这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地位。总书记在去年 9 月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在目前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的严峻性。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其实人们已有了共识，就是向中华传统文化找答案。我们古人曾就解决人们的精神生活问题，解决人生价值问题想过许多办法，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做过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尝试，并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就为我们的精神修养问题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学说和方法。所以，努力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当代有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这一点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将其写入十八大的报告中。总书记近两年来多次谈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还亲赴曲阜考察，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去年 月习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强调“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这为我们解决现实的精神生活领域的某些偏差指明了方向。相信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会得到当代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认真得以践行，诚如此，我们的民族素质会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也会一天天得以提高，这样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将会真正地落到实处。

总书记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主流思想地位，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标准，成为中华民族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陕西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见证了周公制礼作乐成就“礼仪之邦”的过程，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和传承发展之地。学习研究儒学思想文

化，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陕西文化产业的内涵和质量，加快建设“三个陕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周文化与儒学源头

《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洲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这一记述，阐明了儒家学派的渊源和基本特征。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但儒学的基本思想源于周文化。

(一)周公“制礼作乐”——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公元前 1046 年，活动在渭河流域的周族部落在武王姬发的率领下，推翻殷商王朝的残暴统治，平定东方诸国，建立西周王朝。为巩固统治，西周政治家周公姬旦依据早期周族的原有制度，参以夏商之礼并加以损益，制订出一套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性为特征的社会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即礼乐制度。周公所制之礼乐，包括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准则、典章制度、礼仪规范以及人们的行为准则，如分封制、宗法制及井田制等，国家活动的礼仪制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宴请往来礼仪等。礼乐制度成为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渊源，被儒家视为理想社会的蓝本。孔子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极力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提倡“克己复礼”，认为只有恢复礼乐制度，实行仁爱，才

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孔子又将礼与仁结合，并通过诗、书、礼、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使儒家礼学具备中正刚健特征的同时，成为一种人人皆须面对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秩序，而知书达礼的君子也成为世人心向往之的典范。因此，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二)周人对天命神学的改造——儒学“听天命、重人事”的思想基础。

周本为殷商属国，在灭殷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在观念上取得社会的认同。于是周人一方面继承了殷代的天命神学思想，继续尊重和强化“帝”、“上帝”的权威:“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另一方面，周人改造了夏、商二代“君权神授”思想，认为周代殷而立是天命转移的结果。“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诰》)而天命的转移必须遵从民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只有有德之人、得民心之人才能承受天命。《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一革命表现出周人从根本上重视自然规律、社会人事和道德追求，表明周人已基本奠定了人本和道德的价值基础，并由此形成了周人系统的“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等道德理论。这一思想被孔子所继承和发挥，形成了儒家“听天命而尽人事”的思想，并被后世

儒家发展为“天人合一”的重要理念。

(三)周人的“德治”理念——孔子“民本”、“德政”思想的重要源泉。

西周王朝通过总结商纣暴政亡国的教训，认识到“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重要性，形成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并树立起“明德慎罚”、“为政以德”的德治理念。周公“制礼作乐”以及在处理国家政务时所发布的诰命，明显地体现出德治的思想观念，所谓“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要求统治者“先知稼穑之艰难”、“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尚书·无逸》)，做有德有道之君，体现出鲜明的民本理念。这一思想被孔子发展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王道原则；被孟子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原则；被《礼记·大学》发展成为对儒家具有纲领意义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信念。

二、儒学的核心思想和传承发展(一)儒家核心思想和历代变迁

儒学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思想内核为“仁、义、礼、智、信”，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秉持的崇德重礼、以民为本、趋时尚中、尊贤重才、忠君爱国、崇尚和平等主流思想。在两干多年历史长河中，儒学经历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

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

1、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受到周文化的深刻熏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克己复礼”为终生奋斗目标，提出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内圣外王学说，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推延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动之中，“士”的阶层受到各国执政者的重视，学术思想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发展局面，儒家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孔子之后，儒家内部分化形成八个学派，演化出“外王”与“内圣”两大传统。《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式之儒。”战国中期的孟子，对孔子的思想作出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新诠释，在遵循孔子思想的前提下发展提升了儒家学说，主张性善论，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把“仁”从个人道德层面拓展到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战国后期的荀子综合百家之学，引礼入法，提出“隆礼而重法”，主张性恶论，“礼法并用”，把内在的道德追求发展为外在的礼法规范约束和敬畏。

2、两汉经学。西汉初期以黄老之学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将儒学确立为治国指导思想。公羊学派经学大师

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新儒学。西汉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 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廷开设五经博士，学习儒学成为国家教育文化生活中的大事，涌现出一批注解、阐发儒学思想的经学大师。东汉时期，研究儒家经典蔚然成风，由于对儒家经典存在各种不同理解，汉章帝时朝廷制定了对经书的统一解释，由史学家班固等人整理成《白虎通义》，奠定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3、魏晋玄学。魏晋之际门阀士族盛行，出现了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易经的玄学，一直影响到南北朝后期。魏晋玄学将《周易》、《老子》、《庄子》合称为“三玄”，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其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4、隋唐三教合流。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为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儒家学说注入了新的活力。唐朝建立初期，唐太宗因儒学经书章句注疏不同，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颁行全国，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得以恢复。唐朝中期佛道盛行，儒学大师韩愈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积极推动古文运动。安史之乱后，文人学士们在坚守儒学的同时，广泛吸收佛

教和道教思想，出现了“以儒学为主，三教合流”的趋势。

5、宋明理学。宋代形成的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周敦颐被视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张载开创的“关学”，程颢、程颐开创的“洛学”是宋儒理学的重要流派，南宋的朱熹以近40 年时间撰《四书章句集注》，将三教统一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里，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宋儒理学以“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以“气”为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到明代中叶，王阳明大力弘扬“心学”，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使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明末清初兴起了具有早期启蒙性质的社会批判思潮即实学思潮，涌现出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在中两文化的冲突中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的思想流派。经过激变与冲突，科学与民主思潮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出现了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西学，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出路的学术思想流派，一些学者称之为“现代新儒家”。

(二)儒学主要经典及其形成过程

儒学《十三经》是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西汉立《诗》、《书》、《易》、《礼》、《春秋》于学官，为五经；东汉在此基础上加《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公羊传》、《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至开成年间刻石于国子学；宋时加《孟子》，因有十三经之称。《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自西汉以后，历朝历代对儒学经典进行过无数次修订，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南宋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一起作为儒家的经典著述，即“四书五经”。元代延佑年间，科举考试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三)儒学的历史地位及国际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中华文明史上长期占据着主流思想地位，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至今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处世理念，而且渗透到建筑、文化、艺术等领域，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修齐治平的基本

遵循。儒家文化倡导的理想、道德、礼俗等，既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更是社会矛盾的润滑剂与调节器，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学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对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儒学对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17 世纪以后，儒学传播到西方社会，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都受过儒学影响。20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儒学具有的入世、平实以及中庸的精神，是值得西方文化借鉴的重要品质。儒学的现代价值越来越被世界诸多国家所重新发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日渐扩大。

三、陕西儒学文化资源及相关历史遗存

(一)制礼作乐，奠基五经。陕西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传统道德礼仪文化积淀深厚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与陕西密切相关，不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传统，而且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遗存。周文化的奠基人周公被奉为儒家思想的鼻祖，相传其墓葬位于我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贺家村，墓前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墓碑“元圣周公之墓”。隋唐时期在陕西岐山县营建的周公庙，后世相继翻修，至今香火缭绕，成为海内外中华子孙的重要精神家园。位

于汉长安城未央宫殿北的石渠阁，是汉丞相萧何为收藏图籍档案而建的藏书之处。汉武帝以后石渠阁由单一的档案典籍收藏机构发展为兼有学术讨论性质的场所。汉宣帝甘露三年(前 51 年)诏萧望之、刘向、戴圣等儒生，在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辑成《石渠议奏》，又名《石渠论》。位于我省汉长安城未央宫北的天禄阁，西汉时主要存放国家文史档案和重要图书典籍，西汉著名学者杨雄、刘向、刘歆等都曾在天禄阁校对对书籍汉成帝时，曾命学者在未央宫天禄阁中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校勘工作，对儒家经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初期，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汉武帝时因为多年来的休养生息政策，国家实力逐步强大，开始改变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公元前 134年，汉武帝征召天下著名儒生入长安策问，其中著名儒生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应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得到汉武帝的赞同，在全国的思想及仕进上只采用儒家思想的观点。此后，汉武帝大量任用儒生为官，逐渐使通晓儒家经典成为为官为吏的必要条件之一，儒家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陕西现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件有关的遗址有:石渠阁遗址、天禄阁遗址、董仲舒墓等。

(三)活用经典，六爻建城。儒学经典《周易》对我国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长安城的设计者宇文恺将龙首原六坡与《周易》的乾卦结合起来，将龙首原以南的“六坡”视为乾之六爻，充分利用地形制定规划，成就了一座规模宏大、设计周详、制度谨严、布局井然的大都市。由于遵循自然，布局合理，营造严格，城内百业兴旺，人口最多时超过 100 万，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四)开成石经，文化宝库。陕西关中一带，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的都城所在地，亲历了儒家经学的繁荣和发展。著名的唐开成十二经刻石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 年)，开成二年(837年)完成，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今西安碑林，是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中国经书石刻，也是研究中国经书历史的重要资料。西安碑林博物馆还存有著名的《石台孝经》，由唐玄宗李隆基作序、注解并书，太子李亨篆额，镌于唐玄宗天宝四年(745 年)。

(五)关学渊源，考古鼻祖。北宋时期，陕西形成了在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关学”思想。“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在陕西眉县横渠书院开创“关学”，他总结汉唐以来的阴阳二气学说，建立义理派易学体系，把学术思想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联系起来，对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名言，是当时知识分子精神追求和社会担当的心声。同一时期，蓝田吕氏兄弟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相继拜张载为师，在关中开宗讲学，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蓝田四吕”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金石学被公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而金石学的创始人就是陕西蓝田的吕大临，他也因此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鼻祖。

四、继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加快发展陕西文化产业

(一)深入学习研究儒学核心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们要善于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和智慧，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有益于弘扬正

气，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并结合时代条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其思想内涵，比较分析其在历代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与影响，总结其对中华民族特性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影响及其现实意义。使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成新时期推进改革发展的共识和精神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改革攻坚期，形势纷繁复杂，人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传统文化中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广泛兴起克服浮躁情绪，崇尚修身养性的良好风尚，注重从日常生活点滴中修身养性，提倡人们从心灵深处围绕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悌慎廉、勤正刚直勇等方面进行自我提高，通过自觉遵循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更好地履行职责和义务，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三)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提升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内涵。

我省与儒学的形成和发展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为我们依托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重要载体。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得力措施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深入研究、梳理和挖掘其文化内涵，依托历史遗存规划旅游线路、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要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要把壮大市场主体作为重中之重，培育一批骨干文化企业；要把产业融合作为基本路径，推动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把项目带动作为重要抓手，打造一批精品文化工程；要把体制创新作为根本保障，为文化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快把文化产业打造成我省的支柱产业。

(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待儒家文化。

儒家传统文化形成的基础是以尊卑贵贱等级制度和封建宗法观念为依据的，其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主义消极因素。如男尊女卑的家庭伦理观、“三从四德”的妇道观、封建愚忠的等级秩序观念等腐朽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历史局限性，儒家思想中论天命、神权、吉凶的思想严重地桎梏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学习传统文化，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因势利导，使传统优秀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彰显魅力、发挥作用。

省政府副秘书长 张光进

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在漫长封建社会时期，绝大部分时候儒学都处于主流地位。研究和借鉴儒学思想，对于建设现代社会，实现中国梦也具有重要作用。

一、对儒学的基本评价

早在 1938 年毛泽东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认真的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总书记 2013 年 11 月 26 日和 28 日在山东及曲阜孔子故乡讲儒学与中华文化，强调儒学“它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判断是非美丑，基本上是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及“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传统美德系统完备、博大精深”，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山东讲话中说:“儒家推崇君子人格，讲‘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义以为质’、‘故君子莫大于与人为善’等等。”对于我们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类似的孔子论君子的言论还有“君子以仁存心”，“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和而不流”，“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尊贤而容众”，“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坦荡荡”，“君子必诚其意”；“君子以自强不息”，“仁以为己任”等等。2014年 9 月 24 日在北京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在国际性纪念孔子的时刻，表达了对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敬意，系统阐发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要义及其在民族复兴、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学习儒学就是要结合毛泽东、习近平、孙中山等人的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吸收，灵活使用，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儒学的核心思想

孔子上承尧舜“克明俊德”、“协和万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及夏商周尤其是周代“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明德慎罚”等思想，创立仁礼之学并经过孟子、荀子和汉儒的不断演化，形成“五常”，即“仕、义、礼、智、信”，“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政”道德体系。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提倡五常的同时又提出“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隋唐时期，建立科举制度并编纂《五经正义》，儒、释、道相互融合，形成以儒为主、释、道为辅的三教鼎立与互补的新格局，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民国时孙中山提出新“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三、儒学在世界的影响

儒学对世界的影响，原来局限于中华文化圈的越南、朝鲜、新加坡、日本等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世界上的孔子热经久不衰”，陆续在全世界设立了 282 所孔子学院和272 个孔子课堂，遍布 88 个国家和地区，影响空前广泛。秘鲁前总统加西亚在《儒学与全球化》一书中分析了儒学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深刻影响，以及它与全球化进程的内在契合性。拉丁美洲三十年前国民经济总产值高于中国，三十年后，其经济停滞不前，远远落在中国后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奇迹背后和深层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凝结的仁爱、和谐、务实、整体、重史、责任、勤奋的民族性格，因改革开放而得到发扬的结果。2014 年中国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而拉丁美洲长期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其所以如此，儒家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省发改委主任 方玮峰

儒学是中华文化之精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儒学文化以历史悠久、内质独特、影响广远著称，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并被世界广泛认同。儒学文化对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治国理政能力和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益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抽象提炼和时代升华，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本质超越。《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要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特征、精神走向、思维模式及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哲学体系中蕴含的“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以及“天人合一”的认知模式对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掘

和利用儒家文化资源，推进我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步伐。

二、有益于增强治国理政能力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汲取了道、法、佛等文化的内容，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现代人可以从儒家经典中寻找解决现实难题的办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养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化史上，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紧密。其“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以仁王天下、以德治国、君主民本、人治观念、改革变通思想等成为多个历史朝代治国理政的主流思想。其所具有的重民、以民为贵，亲亲与尊尊同体并用，着眼伦理本位，强调对封建统治者权力加以约束等的特点受到诸多君主和政治家的追捧。

在今天，儒家文化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虽然与现代国家治理存在一些不相符，但是其蕴含的丰富政治智慧对提高我们治国理政能力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树立正确的历史文化观，从儒家等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因素，既要以修身为本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又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德为本，将各项政策落实到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实处，还要对儒学的价值观进行时代改造，将儒家理论与推进民主、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使

之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成为我们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理论源泉。

三、有益于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至今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实基础。当前，世界各国之间愈演愈烈的竞争已经逐渐由经济、工业等硬实力之间的竞争，逐渐延伸到包括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以及意识形态等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境争。文化软实力也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因此，我们更应珍视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儒家文化的根本思想和精华理论，借鉴儒家文化的智慧，在根本上发掘中华文化断层的原因，探索借鉴儒家文化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途径，探寻儒家文化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价值，实现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我省丰富的儒学文化资源，发展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提高我省文化的竞争力，为实现“中国梦”、“陕西梦”提供强大的动力。省教育厅厅长 李兴旺

由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在绵延 200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居于中国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不仅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儒学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但从先秦儒学的内容来说，主要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其核心思想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从孔子起到孟子、到荀子，先秦时期的儒学思想都肯定社会要有道德教化，人人讲道德操守，注重发挥教育功能。孔子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提出以“仁”修身的思想，竭力强调“克己”“修身”“为仁由己”等，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并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荀子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强调自我修养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与孔、孟更多寄希望于人的本性自觉，带有浓厚理想主义成分的思想相比，荀子的思想不仅有继承，也更具有现实主义倾向。这些都充分说明儒学思想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这也正是儒学长盛不衰、居于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儒学重视文化传承创新，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孔子对“五经”的整理，并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使文化

得以传承。而且儒学随着时势需要，经书从“五经”到“七经”到“九经”，宋代更是达到“十三经”，紧跟社会的需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充分体现了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创新精神。同时，儒学虽长期处于我国思想领域主导地位，但其对非儒学的文化典籍并不强加排斥，甚至对一些批评性的著作都能包容，比如东汉时期王充的《论衡》一书中的“问孔”“刺孟”等篇章，都得到了流传。再比如，东汉初期外域文化佛教传入，历经数百年，佛教与中华本土文化相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发展到唐代，更是形成了“三教并立”的文化大繁荣的局面。儒学这种注重创新、包容兼蓄的文化特征，不仅对丰富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充分体现了孔子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也使得儒学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此外，孔子创立的儒学有系统的教育思想和内容，又有丰富的教育实践和方法，坚信众人通过教育皆可以成为圣贤，教育可以使普通人在精神上提升为“君子”，成为有道德操守、有理想、有知识的文化人，这些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有重要启示。

陕西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特别是作为西周礼乐文化的摇篮，是包括儒学在内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学的理论源头所在，儒学在发展

演进过程中更是与陕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太学、国家图书馆，最大的国家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心都建立在长安，历朝历代的经学大师更是数不胜数。当前，我国对加强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多次提及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构筑国家精神，今年春节前夕在陕视察时还特别指出，要发掘和用好丰富文化资源，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大力推进文化建设。我们要充分发挥陕西的儒学文化资源和优势，认真汲取儒学思想中的精华，深入挖掘和阐发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以及蕴含其中的道德规范和治国智慧，结合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教育，进一步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努力在增强文化自信方面走在前、作贡献。省财政厅厅长张社年儒学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它在生国存续几千年，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

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渊源来自于周公制礼作乐。周代重礼的传统、民本的思想、明德的观念，都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传统，这一传统成为后来儒家思想的重要渊源。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其学说的核心是“礼”和“仁”，法治与德治也是孔子关注的重要方面。战国中后期，在

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背景下，孟子、荀子将孔子思想进行总结、弘扬与发展，共同推动儒学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汉代儒术独尊之后，儒家学者在治学方式上逐渐转向以治经解经为主。宋儒承接韩愈反佛崇儒的重任，开创、发展宋代理学，其集大成者宋熹的宋子学盛行宋元明时期。明清以后，西方科学与民主观念的冲击使得传统儒学与现代西学碰撞、融合，逐渐形成了现代新儒家一派，坚持崇儒尊孔，谋求儒学的现代复兴，谋求一条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儒学现代化道路。

儒学历经千年，几经变迁与发展，始终在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中占据主体地位。直至今日，其光辉的思想仍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发展的重要依托。陕西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变迁的重要见证地，应深挖儒学文化中的价值精髓，充分传承和展现中华文明。具体可按人物与遗迹两条主线开发儒学文化。

以人物为主线的儒学历史演变的动态展现。历史名人历来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儒学历史演变过程中重要的陕籍人物层出不穷。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创始人孔子的陕籍弟子有秦子、燕子、石作子和壤驷子，东汉时期陕西经学家有贾逵和马融，晋南北朝时期陕籍经学家有杜预和徐遵明，明清时期陕西的儒学家有周至的李二曲、户县的王心敬、朝邑的李元春、三原的贺瑞麟以及长安的柏景伟等。上述这些文人都对儒学产生过一定影

响但遗迹甚少，将他们作为陕西儒学开发的主线之一，有利于弘扬儒家思想，有利于提高陕西文化的经济、社会价值。

以遗迹为主线的儒学发展进程的史料考证。开发文物古迹是陕西目前最主要的旅游和文化发展方式，可依托儒家文化资源，以朝代为依据开辟三条线路。一是儒学在周秦时代的形成历程线路。长安马王镇附近的西周车马坑，就是儒学渊源西周的王室生活写照。秦朝最著名的“焚书坑儒”，其政策制订是在陕西咸阳，“坑儒”就发生在陕西临潼县洪庆村的“坑儒谷”。二是儒学在汉唐时期的地位提升历程线路。汉朝时期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学府太学设立在长安，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遗迹在西安北郊的天禄阁小学内，西汉最大的国家图书馆和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心——石渠阁位于未央宫北面，位于西安碑林的唐石经是经学繁盛于唐朝的证明，这些遗迹都见证了儒学在百家学术中逐步走上独尊的地位。三是儒学在唐之后的完善成熟历程线路。元世祖忽必烈在封藩之地——以京兆为中心的关中地区诏著名学者许衡出任京兆提学，推动了朱子学在陕西的传播；元明清时期儒学家在陕西建立的书院有三原的学古书院(元)、渭南的酋西书院(明)、三原的弘道书院、泾阳的味经书院(清)、泾干书院(清)，蓝田的芸阁学舍等。此外，韩城的党家村是保留浓郁明清乡村儒家文化

的一个典型标本，更加真实贴切地反映了儒学在此时期全方位普及的历史现象。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各地文化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解决目前人类所遇到的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儒学在陕西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其开发既是大势所趋，也必然大有前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 翟四虎

一、儒学的形成、发展和历史地位

儒家思想最早起源于周礼。儒学流派，是申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学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先秦孔、孟、荀所代表的原始儒学，汉唐董仲舒、韩愈等所代表的经学化、政治化的汉唐儒学，宋明时期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等所代表的义理化的宋明理学，现当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背景下的现代新儒学。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超越了单一化的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以“近

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全球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

二、儒学对中国及世界文化的影响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实际来看，儒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其原因就在于作为其核心的儒学所具有的先进文化特性和永恒的普世价值。孔子学说所崇尚的“礼”和“仁”两大思想分别被后世发展为经国济世的外王之道和以内省为特征的儒家内圣之学。孔子所提出的“重视秩序”、“仁爱精神”、“道德价值”、“义以为上”、“利他主义”、“中庸和谐”、“理性主义”等儒学思想一直影响至今，突出强调道德的约束和调整作用，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通过道德修养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同样，“以儒治世”亦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根据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

儒学及其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在朝鲜、39

越南、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都有广泛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在《论孔子》中写道:“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

三、学习儒学及其思想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积极意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今天，我们应该从古为今用的原则出发，运用现代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汲取传统的和谐文化中的有益养分。

儒学思想提倡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虽然主要强调道德仁义的教化作用，但是并不否认法治对于社会统治和管理的意义。孔子很早就提出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问题:“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战国末期，荀子主张“隆礼重法”，以法度来充实礼治，认为“礼”、“法”相同，都有“正国家”、安社稷的重要作用，强调礼和法的结合。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突出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实际工作中，要坚持学习儒

家的“仁爱观”，坚持“服好务”，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孔子讲“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最基本内涵，要亲爱他人，对他人有同情心、对他人尊重。人社系统干部职工每天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为人民群众提供人性化优质服务，营造融洽和谐的干群关系，不仅有利于人社工作的开展，更有利于政府良好形象的树立。所谓的“仁爱”，不是一种义举，一时冲动，而应是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以“仁爱”之心善待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认识上，而是要付诸行动之中，思想上尊重人民群众，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工作上方便人民群众。省文化厅厅长 刘宽忍

儒学也称为儒家思想或儒教，由孔子创立，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大体分为四个时期，包括先秦孔子、孟子、荀子所代表的原始儒学；汉唐时期经学化的汉唐儒学；宋明时期义理化的宋明理学；现当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背景下的现代新儒学。

孔子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总结继承了夏、商、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即儒学。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的核心是“礼”和“仁”的思想，其重礼的思想，此后发展出儒家经国

济世的外王之道，而其“仁”学思想则在此后发展出以内省为特征的儒家内圣之学。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重视秩序、仁爱精神、道德价值、义以为上、利他主义、中庸和谐、理性主义等。之后，孔子学说思想分化重礼、重内省；孟子对孔子思想进行了继承发展，进一步提出“天人合一”说、“性本善”思想和“仁政”的政治主张；荀子则建立了天道观，主张以法度来充实礼治和“人性恶”。儒学历经不断演化发展，逐步形成了今天儒学为中华传统文化本位的新儒学。

近年来，我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创造源泉。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先后有周、秦、汉、唐等十几个朝代建都于此，深厚的文化传统、悠久的人文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省委、省政府积极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系列讲话精神，更为我们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下一步，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引，42

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深入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加强传统文化研究和利用，辩证吸收传统文化的营养和智慧，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相结合、相统一，发挥其对我们治国理政的借鉴作用，指导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

二是全力办好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办好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国风·秦韵”陕西传统文化展演、第二届陕西·中华传统文化周、第三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等活动。加大《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宣传贯彻落实力度，坚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抢救性保护，推进数字化保护，推动整体性保护。抓好中国陕北民歌传承与创新工程、“传统文化示范县”“村镇文化示范点”和“优秀传统文化示范基地”建设工作。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抓好艺术精品创作。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支撑，也是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重要资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以“传承中华文明、弘扬国学精华、传播中华文化创新成果”为宗旨，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结合我省众多优秀传统文化遗存，在舞台艺术、美术、书法、摄影等各门类艺术

创作过程中积极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充分展现我省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地位和艺术魅力，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在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的同时，以其中蕴含的优秀价值理念引导社会大众、关怀感化人心，为改革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精神动力。省文物局局长 赵荣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聆听儒学历史发展专题讲座，进一步加深了对儒学发展脉络及思想特征演变，坚定了保护我省儒学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陕西文化软实力的信心。

一、陕西是儒学的重要源地

陕西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儒家的奠基人孔子，一生致力于维护和恢复西周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作为周文化发祥地的陕西是《论语》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圣地；汉武帝接纳了一生治经著述、改造儒学、实践儒学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在 2000 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宋明理学主要学派“关学”的开创者张载，隐居关中著书讲学，建立起的“天人合一”理论体系对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在儒学发展的历程当中，陕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陕西儒学遗迹丰富

周秦汉唐是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陕西正是这些朝代的所在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于此，著名的历史人物生活于此，因而留下了大量见证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历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如:收藏于西安碑林的唐《开成石经》，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儒家经典石刻，涵括了《易》、《尚书》等十二部儒家经典，共 114 石、228 面，65 万余字，堪称儒家经典石质图书馆，印证西汉时期儒学发展的汉长安城中的天禄阁与石渠阁遗址，以党家村为代表将儒学思想融入建筑当中的古村落。陕西还拥有大量儒学重要人物的遗迹，如位于今西安市碑林区下马陵的西汉董仲舒墓和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的张载祠等。这些都是陕西值得珍视的文物资源，弥足珍贵。

三、做好我省儒学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几点建议

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讲道:“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

贡献。”结合我省文物工作的实际，下一步我们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做好我省儒学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一是加大对儒家思想重要源头周文化的研究力度，依托周原遗址，建设周文化核心景区。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周原遗址出土了大量反映周文化特别是周礼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拓展研究视野，创新展示手段，有助于“留住文化根脉”。二是加强对“王莽九庙”的保护工作。王莽九庙是汉长安城遗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礼制建筑遗存，由于历史原因处于被包围和占压状态，保存环境和状况有待改善。建议在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建设中，以“减法”的形式，让“王莽九庙”成为城市的绿肺，让古老的礼制建筑群在有效丰富汉长安城遗址展示内容的同时，为提升城市环境贡献力量。

三是做好陕西孔庙的保护利用工作。孔庙是被历史物化的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内涵深邃，积淀丰富。目前，省文物局已开展了陕西孔庙专题调查研究项目，经初步调查，目前全省现存孔庙含遗迹 42 所，其中关中地区 25 处、陕北地区 6 处、陕南地区 11 处。各级地方政府要切实做好孔庙的保护利用，全面展示我省儒学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省旅游局局长 杨忠武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经两千五百多年的传承、创新、发展以及多次遭遇攻讦、批判、否定，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结构的重要内容。为什么?因为儒学是做人的学问，儒学的做人标准是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上自君王，下自百姓，都首先以做人的道德规范自身、以人的本质投身到“修齐治平”的社会化之中。“礼”的法则也好，“刑”的法则也罢，“德”教也好，“政”教也罢，所要提倡、坚持的就是每个人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才能在由家而国的社会化过程中说人话、做人事、为仁人、为贤臣、为明君。任何人不在做人的道路上“克己复礼”，就有可能为恶人、为佞臣、为暴君。从本质上说，克己，就是克服生命个体物种人动物式利己排他本能性；复礼，就是坚持社会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利绝不损人利己的社会性。虽然，历代儒家并未清晰地提出社会化与人性化有机统一的人类社会本质性，但儒家所有伦理道德的各种表述，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强调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和谐。这正是一切人类社会必须永远具备的本质内涵。政权，可以是封建君主的，或某一阶级集团的，但社会因非人性力量的主导变得失掉人性公德、失掉社会和谐、失掉社会平衡时，就会出现“汤武式革命”，就会出现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但是，暴力革命只能一时

摧毁非人性化的政权，并不直接就能建构起一个永恒的人性化的社会。任何贵族、任何党派、任何宗教的人，首先是一个自然力发展进化形成的动物式物种人，其利己排他本能性与生俱来。任何人不在社会化过程中自觉地努力做人，不自觉努力地“克己复礼”，即不以社会人性标准与社会人行为原则规范自己，反而一味地追求自我实现，随着智能的提高，权利的扩大，他的利己排他本能性就会极速无限地膨胀，他就必然会走上一条妖魔化的不归之路，损人利己、危害社会，最终毁掉自己。因此，人类社会的任何人，始终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行为置于与人为善，与社会和谐的社会化与人性化有机统一的过程中，他就必然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人、真正的人。如果一个人只从是否利己来置身于社会实践，那他或许可以获得权势、获得财富，过上穷奢极欲的富贵生活，但他事实上仅仅是一个丧失人性的智能化高等动物而已。一切为了自己活着；活着的一切为了自己。这样的人其实才是人类社会的异己!把儒学看做是做人的学问，与人为善，与社会和谐就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与最高标准。这正是儒学永不过时的真谛。

陕西日报传媒集团总编辑 张仁华

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

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思想宝库的珍贵精神财富。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儒学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当前形势下，深入研究儒学思想，合理扬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儒学思想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强调”德治”、“仁政”，孔子强调“为政以德”，“有耻且格”，指出用礼来教化人，用德来感化人，人有了知耻之心才不会犯罪，他还讲求“爱人”、“泛爱众”，认为统治者应懂得体恤民众。孔子之后，儒学“性善论”的代表人物孟子提倡“以德服人”，认为推行德治才能令人心悦诚服，赢得民心；“性恶论”的代表人物荀子则认为通过教化可以引导人们趋善、遏制犯罪。可见，儒学虽然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在“德治”和“仁政”方面却始终有统一的认识。

这种建立在“民本”思想之上的“德治”和“仁政”，儒学认为是实现德主刑辅，选贤用能，礼乐教化，社会和谐的“王道”政治的核心渠道。这种治理方式的本质是要求统治者从事治国活动时，一定要考虑到民众的愿望，满足民众的基本欲求，尽可能和谐有序地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关系。孟子认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实质上描述的就是实施“德治”、“仁政”要达到的和谐社会状

态。虽然儒学对“和谐”的论述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德治”、“仁政”的思想和其对民本的重视，对我们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

二、学习儒学对提高个人的修养有很大帮助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仁”字始见于儒家经典《尚书》:“予仁若考”指好的道德。孔子把“仁”作为儒学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了一套关于“仁”的学说，并发展成为“仁政”学说，后来成为封建阶级统治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学认为“为仁由己”，即施行仁义，关键在于自己的主观思想和行动，而并非是因为外界的因素，强调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强调了学习和交友的积极态度。“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阐释了人不管哪种情况下都要积极适应外界环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儒学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使人心怀世界，志存高远。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强调了人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以此激励了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强烈的“以天下

第五篇：浅谈现代基因工程及其应用

浅谈现代基因工程及其应用

目录

摘要..................................................................................................................................................1

一、基因工程的含义.......................................................................................................................2

二、现代基因工程的应用及对现代生活所产生的影响...............................................................2

1、在工业中的应用.................................................................................................................3

2、在农业中的应用.................................................................................................................3

3、在医药卫生中的应用.........................................................................................................3

4、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4

三、基因工程引发的争议及解决对策...........................................................................................4

四、结语...........................................................................................................................................5 参考文献...........................................................................................................................................5

摘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基因工程应用在各个领域，显示着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基因工程也不例外，如何趋利避害，成为了社会各界争议和讨论的热点。

关键词：基因工程； 应用； 转基因产品； 法律制度；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en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in various fields, show the immeasurable development prospects.An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genetic engineering is not exceptional also, how to avoid disadvantages, became the focus of controversy and discuss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key words：genetic engineering;Application;Genetically modified products;The legal system;

一、基因工程的含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众所周知，基因是造成这些遗传规律的幕后功臣。基因是DNA分子上具有遗传功能的片段，它控制生物的代谢和发育，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基因工程又称基因操作、基因拼接技术和DNA重组技术，是以分子遗传学为理论基础，以分子生物学和微生物学的现代方法为手段，特别是运用DNA 重组技术，将生物基因组的结构或组成在体内或者体外进行人为修饰、改造或重新组合，然后通过载体把新的DNA分子转入另一种生物的细胞中，以改变生物原有的遗传特性，从而获得目的基因产物或新的生物种类。基因工程打破常规，把不同种类生物的基因组合到一起，形成新的生物类型，实现了人类长期以来渴望定向改变生物性状，培育新物种的愿望。

二、现代基因工程的应用及对现代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基因工程自20世纪70年代初诞生以来，发展突飞猛进。它可以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直接控制基因，打破了不同物种间在亿万年中形成的天然屏障。人们可以将一些不同种类生物的基因组合到一起，创造出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新生物类型。基因工程各项技术的应用，使生命科学的研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工业、农牧业、医药卫生、环境保护等各方面都有着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

[1]

1、在工业中的应用：基因工程在工业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医药工业和食品工业上。基因工程制药 开创了制药工业的新纪元，解决了许多疾病问题，基因工程可以生产出大量廉价优质的新药物、抗病毒疫苗和诊断试剂，基因工程生产出的药物为治疗各种疾病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在食品工业上，提高了人们对食品中微量元素的吸收和农作物抗病虫害的性能；生产食品酶试剂；改良了食品工业用菌数及其性能和食品加工性能；用来生产保健品和特殊食品。基因工程是工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起着巨大的作用。

2、在农业中的应用：培育优良品种是农作物稳定增产的重要因素，利用基因工程可以将带有作物优良性状的基因“裁剪下来，拼接起来”，植入受体的细胞中，使受体作物具有优良性状，成为优质作物新品种。[2]基因工程培育出了能防虫害和防腐烂的作物，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3]一些小麦和大豆通过转基因，具有了抗化学除草剂的特性；给水稻添加基因，生产人体需要的β-胡萝卜素；从耐盐植物中成功克隆出耐盐的基因，为盐碱地利用和海水灌溉提供了依据。基因工程育种有着目的性强、速度快、产量高、质量优和遗传性稳定等特点，它定向改造生物性状，将引发一次新的农业革命。

3、在医药卫生中的应用：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我们可以生产自然界中难以得到的蛋白质。1982年，首例基因工程产品-人胰岛素投放市场，为人类的健康带来了福音。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基因工程产品和蛋白质药物，如人生长激素、干扰素、白细胞介素-

2、乙肝疫苗等，令患者看到了生的希望。1999年，中国第一头携带人血清蛋白基因的转基因牛被培育出来。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科学家还从转基因羊奶中提取出了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物tPA。基因工程技术为人类的健康长寿做出了巨大贡献。

4、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基因工程还被应用到环境保护中，基因工程成为变废为宝，除害兴利的重要技术手段。利用转基因微生物，可以吸收环境中的重金属，降解有毒有害化合物，处理工业废水；

[4]科学家把不同的降解基因转移到同一菌株中，创造出具有多种降解能力的“超级微生物”-“超级细菌”，可以降解各种工业污染物；通过基因工程培育对贵重金属具有亲和力的菌株，可用来回收贵重金属；培养具有浸矿能力的细菌来开采铜矿和铀矿等不久也将成为现实。

三、基因工程引发的争议及解决对策：自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基因工程出现的生物技术，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疾病、灾害和饥饿等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但生物技术的发展并非总是乐观的，自身的潜在危险和不可预料的结局，引起了颇多的争议。转基因技术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闪烁着科技“双刃剑”的光芒，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其涉及的经济、政治、法律、环境、健康和伦理道德等问题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人们目前已经认识到转基因产品的失控和滥用,可能会给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作为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大国之一,更应趋利避害，广泛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既不能像有些国家那样对转基因产品拒不接受,又要使之在科学规范的轨道上得到有效的控制,有序的发展。因此，建立和完善中国转基因产品法律制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5]实意义,对我国转基因产业的顺利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解决基因工程所引发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到：完善转基因产品生物安全监督的管理体制；完善转基因产品的“标识制度”；完善转基因产品生物安全评价体系；完善进口转基因产品的安全审批制度；

[6][7]完善我国转基因的法律制度：1)完善我国转基因产品法律法规体系；2)建立转基因产品风险评估技术体系的立法；3)立法改良安全性检测的措施。

四、结语：从古至今，人们对于事物的争议都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努力趋利避害，科学技术总会朝着人们期望的的方向继续发展，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基因工程技术将帮助解决更多阻碍人类发展的食物、安全、健康、医药、能源、环境保护等问题，最终推动全世界人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金寿.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2]陈晋莹,姜友军,刘洋.浅谈农业生物技术及转基因农作物[J].粮油仓储科技通讯.2016(04)[3]滕春红,陶波.农作物抗除草剂基因工程[A].中国化学除草50年回顾与展望[C].2004 [4]杨婷.微生物细胞表面的化学/基因改性调控用于重金属分离及（形态）分析[D].东北大学 2013 [5]尹航.论基因工程对现代生活的影响[A].第三届世纪之星创新教育论坛论文集[C].2016 [6]郭高峰.多元主义视角下转基因产品国际法律规制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 2014 [7]钱贺利.转基因农产品安全的立法规制研究[D].郑州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