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权力下移与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

第一篇：行政审批权力下移与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

行政审批权力下移与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

摘要：为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和治理方式。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将行政审批权力下移，施行扩权强县政策。但由于现行政府层级管理中存在着体制性与结构性问题，如省级政府制度供给不健全、县域公共管理基础薄弱等，使扩权强县政策真正落实遇到困难。这就需要重新考虑行政区划与政府机构的设置，不断探索县域新型财政体制的构建和各级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在分权与赋权结合的基础上理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步下放行政审批权，以促进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关键词：行政审批权；扩权强县；政府治理方式；权力下移 我国传统的行政审批权力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直接相关的，在当前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其审批层级过多、审批手续繁琐、审批时间过长的问题已严重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转变政府职能和治理方式，必须将行政审批权力下移，而行政审批权力下移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施行扩权强县政策。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具体分析当前我国扩权强县政策实施中面临的体制性困境及原因，探讨行政审批权力下移和转变政府治理方式的有效途径。以期对推动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和县域经济的迅速崛起有所裨益。

一、行政审批权力下移的重要举措——扩权强县政策的实施 行政审批权力的下移是行政管理体制向扁平化、宽领域发展的有力举措，它对于减少行政层次、提高办事效率、激活县域经济和政

府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在我国各省实行的扩权强县政策，即是推进行政审批权力下移的一项重要举措，它将带动基层政府在行政审批的权限、范围、程度及制度方面的探索创新。“省直管县”的改革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改革内容之一。2009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和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在投资审批、工商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权限；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应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提高县乡基本财力保障水平，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下放管理权限，合理配置机构和配备人员编制。目前，以浙江省为先导，全国已经有24个省(市)进行了扩权强县改革。与扩权强县政策相配套，2010年7月9日，《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正式颁布，要求各地大力精简行政审批项目，规范审批流程，创新审批方式，提高行政效率，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些政策措施为各地行政审批权力的下移提供了法律规制和保障，进一步加大了放权力度。

目前在我国扩权强县政策推行过程中，已有的审批放权方式大约有三类：一种是取消和暂停执行，即省直部门不再行使该项行政审批权或暂停实行；=是下放和改变管理方式，即某项权力直接下放到县，由其自主行使或交由社会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自主管理；三是委托、授权或分级管理，即委托县以省直部门的名义行使某项权力，或将权限授予县市行使，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总体来看，目

前行政审批权力的下移在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审批透明度和调动地方积极性方面已初见成效。如浙江、四川、安徽等省的权力下移工作已全面推进，放权事项基本落实；宁夏、湖北、吉林、河北等省也通过制度创新，使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权力下放促进了中国县级城市的发展。

二、行政审批权力下移到县的体制性困境

目前扩权强县政策作为行政审批权力下放、振兴县域经济的具体措施已在多数省份推广实行，但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下放的定位模糊，部分省市只是片面地把改革看作是审批数量的减少，没有在相关领域设置行政许可制度和相关行政许可权力的法律规范；市县之间的政策衔接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制度性与结构性问题。这种情况与我国传统的行政区划、职能设置、政府运行方式等密切相关。在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前，审批权分散在省、市各个政府部门手中，在政府内部由不同的内设业务机构掌握不同的审批权，体现出权力高度集中的特征。其核心是各级政府行政权(包括事权、财权、资源配置权等)和行政责任的界定，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利益调整问题。随着《行政许可法》从200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行政审批的事项、范围、方式、程序和监督：才有了具体的相关规定。但在行政审批权力下移的具体操作环节中，仍存在以下阻力：(一)省级政府制度供给不健全

我国加入wto后，政府一方面不断放松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方位

管理，同时结合市场经济运行不断增设新的行政审批项目。这种综合了等级控制与权力层层分解的制度是建立在上级政府能对所辖地区的发展要求作出正确判断，并能采取有效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选择的基础上，否则容易产生“上级政府主导”型制度缺陷。我国有32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含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管辖1636个县和374个县级市，平均每个省级单位下辖89个县。而辖县最多的省依次是四川180个，河北172个，河南159个。当前部分省已经严重超出能够有效管理的范围。由于存在管理幅度过宽、管理难度过大的问题，必然产生机构运行的低效率和非均衡。因此只能通过行政权力下移、扩权强县来解决以上问题。另一方面，当前出台的省直管县政策只涉及到财政权力和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在机构职责和人员待遇问题上缺乏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没有对扩权县进行“定职能、定机构和定编制”的三定工作。数量众多的县级行政单位、错综复杂的行政环境必然对省政府实施管理造成巨大压力。在领导与监督不力的情况下，省政府很难对每个县的具体情况进行调研并做出科学决策。(二)市级政府面对分权的力量博弈

当前行政审批权力的下放需要借助我国职责同构的垂直行政系统来推行，但来自市级政府的阻力成为行政权力下放的障碍。一方面，每一级政府都有其行使权力的固定空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思维导致一些地方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市级政府作为执行者需要通过大幅度出让自身权力和利益来推行权力下放政策。作为

被改革的对象，权力下放到县意味着利益的重新调整、权力的重新分配，利益格局变动必然使相关利益集团采取博弈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市级政府倾向于把事尽量往下压，把资金尽量往上调，往往对一些重要的审批权力抓住不放。另一方面，一些市赶在政策出台之前迅速“吞县变区”，以防权力外流。如河北省在2005年开始实施省直管县政策后，保定市就对所辖的徐水县、清苑县、满城县、安新县实施按区管理，将其统一为保定市的功能分区；再如被誉为“苏北第一大县”的江苏省铜山县，在省直管县的政策下也撤县变区，并入徐州市，改称铜山区。呵见市级政府并不愿放弃手中握有的行政管辖权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与省政府进行利益博弈。这样

就容易强化市级政府的商业化倾向，必然会影响全省整体的经济发展，损害上级政府的行政权威。(三)县级政府扩权后权力运行不良

由于各个权力下移后扩权的县经济发展不平衡，民主政治水平的差距较大，与行政审批权相关的法律政策的缺失和行政管理的不规范，导致下放的审批权力在基层的执行和效能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省直管县的审批制度改革受到县级政府自身权力有限的影响。特别是市级政府握权不放、权力上收会削弱县的直接管理职能，同时改革无法涵盖质检、金融、工商、税务等相关审批部门，造成了行政审批层级过多和效率低下。其次，县级政府的审批机制不健全。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行政审批中心，相关的审批单位也

没有进行整合，审批事后的监督制度，如行政过错追究、效能投诉、首长问责、电子监察等也没有及时建立；县人大、政协、司法和群众的监督作用还不明显。最后，在一些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调整后，要求专门的社会组织承担部分政府职能，但此类专门的社会组织在县域内数量少、资质不规范、人员素质不高，缺乏行业自律和相关的评价标准，难以承担起规范市场和协助政府的职责，造成县级政府权力运行不良。

三、行政审批权力下移不畅的原因分析(一)我国现有的行政区划不合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县在中国行政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很大的改变。根据我国宪法，地区行政层级只有省、县、乡三级。地级市政府最初是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关即地区行署来管理地方，实质上是一种管理上的委托关系，一个地级市管理若干个县级市和县。地区行署在发展中逐渐实体化，形成了地级市这一级管理机构。改革开放后在中央和国务院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作用这一思路推动下，从1982年起，大部分省开始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加强了城乡联系，加大了城市支农力度，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在经济发达的市，所属县有依赖城市的思想；在辖县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市刮县”和“市卡县”。市级政府的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与省政府无异，导致编制激增和机构臃肿，增加了政府管理的层次，降低了管理效率。在省和市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下，县的功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就被弱化了。(二)市县级政府之间权责配置不明确

目前在扩权强县政策下，单纯的财政权力和行政审批权力的下放与县级的行政架构仍不匹配，市县之间的矛盾体现在经济利益、行政权力以及公共政策的选择上。首先，经济利益是市与县冲突与摩擦的根源：行政审批权力下放到县无形中弱化了市级政府的管理权限，但其仍握有与之相匹配的土地、金融、工商、税务等垂直部门的管理权力，这种权力下放的非整体陛会影响县级权力的整体运作；其次，县级政府在获得了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后，容易出现将县城做大的冲动，造成县与市的产业结构趋同与重复建设问题。在人事方面，扩权县的县委书记可直接升格为副厅级。打破了市、县领导之间的领导关系，但县级相应的人事权仍受控于市的领导，使得领导权力“放而不开”，县级领导的管理角色转变滞后，影响扩权效果；在公共政策的选择方面，市级政府在服务导向上往往偏向于市的发展，背离了“市带县”的思路，而县仍然是兼包城镇和乡村共同发展的地区性政府，其公共服务供给主要以乡村地区和乡村人口为主，二者在公共资源配给的优先性方面容易出现矛盾。总之，当前体制下市和县多方面的冲突将导致行政审批权力下移运行不良。

(三)县域公共管理基础薄弱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权力的下移，是为配合大部门机构改革而进行的。政府机构的精简和扁平化管理方式相应要求各级政府管理权限的扩大。而对于作为扩权主体的大多数县级政府而言，原有经济结构层次较低、县级财政负担重、资金来源渠道少、政府调控能力也相对较弱；县级工作人员对于新增管理权限的掌控能力、组织和协调县域经济发展的能力都有待提高，尤其缺乏对于新增的项目管理和审批管理的能力。同时。行政审批权限的全面下放要求明晰县级政府各部门的具体职责，重新编制行政审批流程，把权力下移政策同群众、企业的实际需要及机关制度、作风建设结合起来，这都对县级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提出了挑战。而当前有些基层单位的审批受理仍存在官僚作风和拖沓习惯，并没有深入贯彻简化审批程序、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的精神。在与市级、省级相关部门的工作对接和沟通上也存在着信息不畅、效率不高的情况。

四、行政审批权力下移中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

在行政审批权力下移过程中多重利益主体的存在和日益显性化的层级权力冲突，要求必须转变政府治理方式。行政审批权下移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化审批程序的问题，它涉及行政价值取向与行政制度的转变。

(一)调整行政区划与政府机构设置

当前各省推行的行政权力下移政策是省直管县之前的渐进过渡和增量改革，最终将实行“省直管县”体制，取消省、县之间的地级市，这是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大势所趋，也符合我国宪法有关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的规定。行政审批权力下移只是深化我国地方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步，省直管县后，省级行政单元的管理幅度将

会进一步拓宽，管理难度将进一步加大，管理成本也将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因此减少行政层级、撤销地级市必须在并镇扩县的基础上进行。可考虑适当缩小省级行政范围，增加中央直属的市级行政建制，在落后地区也设立一些直辖市；进一步调整和理顺县级政府的工作体制、机构设置与人员组织。对部分规模较小、人口较少的乡镇要加以合并，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直接放权、委托放权、调整派驻机构管理体制、内部调整放权等方式，强化中心镇的财权和人事权。同时要相应调整各级政府机构设置，解决我国“职责同构”式的条块矛盾。协调税收、工商、土地等部门与县市级政府的关系，应考虑取消地级市和县扩权后哪些机构需要保留，哪些需要合并以及裁撤的具体办法，同时做好相应的人员分流与安置工作，将矛盾降至最低。

(二)构建县域新型财政体制

扩权强县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农村变为城市，而是要实现“强农村、富农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真正实现行政审批权的下移需要调整和优化现有的财政支出结构，在财力分配上加大向基层政府的倾斜力度，增强县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同时强化省对县的再分配功能。一方面要帮助各县立足优势，突出个性，准确定位，加大县城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建立一批县域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要落实分税制，尝试实行与事权相匹配的税收属地原则。按区域收入情况确定财力和测算共享税分成比例，实行不同地区不同共享税分成比例，取消困难县的上缴任务，共享税的返还部分要尽可能多的留给县级财政，把增加的财力更多地用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现代农业的发展上，更多地投入在乡村基本公共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上。同时，省级财政在体制补助、一般性转移支

付、专项转移支付、财政结算、资金调度等方面应尽可能直接核算到县，减少财政管理层次，提高行政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三)转变各级政府的治理模式

为改变当前行政审批权下移所面临的政府层级之间控制与反控制行为，应着力于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执政的制度环境建设。首先，省级政府需要逐步规范扩权制度，以制度保障扩权县的各项权益，通过出台专门文件使权限制度化、规范化，依法行政，厘清权责，使各级政府行为有法可依；在下放财政权力的同时，协调理顺人事、行政关系，减少行政权力条块分割对县域扩权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中间层级的市级政府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而非自身角度出发，抛弃级别和部门利益的狭隘价值观，使权力真正回归公共性。权力下放并不是要通过行政层级的降低来弱化市级的管理，更不是要取消其行政监管权力，而是要建立起与县级政权相适应的行政制度，因此要特别注意防止因权力的调整和下放带来的市级政府管理能力的“淘空”或“回退”，必须把后续的制度重建和权力监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县级政府要走出对扩权政策理解上的误区，放权的目的并不是县级与地市级政府在利益上的分权，而是要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要求搞好县级政府的职能定位，把能放的权力放给企业，放给社会，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施行政审批权力下移，实质上就是对放权和扩权主体的观念更新和体制创新。扩权县只有适应改革要求，进一步推进体制创新，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为指导，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依法行使行政审批权力，才能更好地实现扩权强县的目标，有效促进县域经济活跃和加快发展步伐。(四)完善行政监督，推进县乡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 针对权力下放后省级政府将直接管理数量众多的县域单位，需要建立起新的控制、监督县政府的机制。行政审批权的下放意味着风险的加大，要防止“一放就乱”的现象出现。一方面要强化体制内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发挥党代会、党委会、纪检机构、组织部门的监督权能，保证司法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和严格按照法律程序独立办案。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即县人大、政协、社会公众和媒体构成的社会舆论监督体系，重视社团组织和新闻媒体的有序参与。要强化县人大的作用，明确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权力和程序，逐步引入听证机制、信任表决机制和弹劾机制。总之，行政审批权下移后县级政府要通过与社会的互动来提升治理水平，降低治理成本。

为切实有效地推进县乡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我们应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味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将是权

力继续下移，不断赋予基层政府决策权与执行权，优化农村公共资源，加大县乡级机构改革的力度，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整合功能，促使治理规则由支配性向共识性转变，以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推动扩权强县政策的真正实施。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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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减少行政审批与转变政府职能

减少行政审批与转变政府职能

作者：张霁星时间：2012-04-03浏览次数：352 次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改革问题提出“五个理顺”，其中之一就包括“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在3月20日闭会的全国民政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说，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政府工作报告》和温总理的讲话，为未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进行了6次大的行政管理改革，分别是1982、1988、1993、1998、2003和2008年。尤其是2008年开始的“大部制”改革，应当意味着围绕机构、人员的改革将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阶段。下一步的改革，中、上层将着眼于结构、职能的科学调整和制度安排；基层的改革，还会从技术角度进行深度创新。那么，审批制度，也即行政许可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无疑是下一步基层政府改革的着力点。因为大力减少行政审批与转变政府职能、与“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政府要“瘦身”，撤并机构、精简人员当然是必要的，但只有真减事，才能真减人。怎样才能做到减事，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大力减少行政审批，把政府不必管、管不好、管不了、可管可不管的事情转移出去，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政府专注精力去管那些必须管的事情，营造公平公正的环境，做“引导者”与“裁判者”。如此，才能逐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也即，用“转移”促“转变”。

减少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的实践探索

从《行政许可法》颁布至今，天津市行政许可服务中心是全国建立最早、环境最好、功能最完善，一直保证正常运行的省（市）级中心之一。而我市基本普遍建立的各区县行政许可服务中心，大多数都运行良好，并且取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好评。

南开区在全国首创“超时默许”新机制，2006年荣获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原塘沽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国家公务员局授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河西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率先进行“ISO2000”认证；静海县“整合审批权”集中进入行政许可中心，力度之大，成为全国同级中心的一大亮点；尤其是和平区引入中介机构参与行政审批服务，在转变政府职能、培育中介组织方面意义重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做了重点宣传。

三年来，天津市市级审批事项由1033项减少到495项，减少了52.1％；申请材料总量由8325件减少到3945件。市级行政审批事项3年减少五成以上。区县级审批事项平均由344项减至236项。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2月20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我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根据意见，凡是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不再设置行政审批或利用“红头文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提出限制性规定。对现行的上述行政审批和限制性规定要研究退出的办法，对市级行政审批事项再进行一次深入清理，逐一审查评议，提出取消或调整建议，按程序报批；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从事某种活动必须办理的管理手续，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按照国家规定，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按法定程序设定的登记、备案、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管理措施，一律取消。同时继续扩大滨海新区行政审批权限下放的事项，试点后逐步推开。

减少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的理论探讨

暨2002年6月6日“中国加入WTO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以后，2004年5月26日，“全国迎接行政许可法实施与转变政府职能研讨会”在天津召开；2007年10月11日，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行政服务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行政服务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2010年7月22日，以“多元参与、全程代办、阳光政府、公共服务”为主题的“第三届全国行政服务创新论坛”在天津开幕。这些重要研讨会议的召开，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对展示我市减少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培育中介组织参与承担公共事务，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撤并机构和减人是很难的，因为他直接涉及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但减事更难，因为把一些公共事物交给社会，取消一些审批项目，意味着政府或部门失去了部分利益，因此社会改革必须辅之以政府改革，将不合理的、不必要的利益坚决剥离出去，把这部分空间让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这对于激发社会活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大力度减少行政审批，是行政管理改革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当然也是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发展壮大的基础。政府把一些事放出去了，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才能把这些事接过来；政府在微观领域退出来了，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才能进得去；也只有如此，政府的职能才有转变的可能，而基层技术层面的行政创新和社会管理创新才有更大的空间。

《政府工作报告》和温总理最近的讲话，给减少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明确了方向，同时，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契机。天津在此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行政管理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相信，天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力度会越来越大，政府职能转变的程度会越来越深，各类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的发展壮

大空间会越来越宽阔，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会更加和谐，天津的经济社会发展必将会更加科学、平稳、健康。

第三篇：政府监管与服务方式应如何转变

政府监管与服务方式应如何转变?

安庆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左雷

一、努力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一个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的政府，不仅会加重财政负担，增加政府成本，而且导致效率低下，远远适应不了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要求。经济想要加速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建设廉洁勤政、务实 高效的政府。建设廉洁政府，就要充分认识政府在反腐败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搞好自身的廉政建设，真正树立起廉洁行政的形象。要在制约行政权力上下工夫，建立起有效的廉政制约机制。在公务员收入相对不高，而又面临市场经济种种利益诱惑、物价频频升高的情况下，要从制度和配套措施上形成保障公务员廉洁行政的机制。同时，必须保证每一个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要广泛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特别是来自人民群众的舆论和批评监督。建设高效政府，首要的就是精简机构，建设精干的强有力的政府系统，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人才脱颖而出；要下放权力，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既要加强宏观调控，维护中央的权威，又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建设高效政府的另一方面就是杜绝官僚作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还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体现行政效率的提高。

二、强化市场监督职能。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监管还十分薄弱，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垄断严重，加上执法不严，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致使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突出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偷税、逃税、骗税、走私等，建筑领域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等问题严重。

为此，必须建立现代市场监管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建立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新秩序。首先，要加快有关市场规范的法律法规建设，比如尽快出台反垄断法，采取法律手段打破行政垄断，防止企业相互勾结，形成价格联盟，损害消费者利益；其次，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严格执法，从严治政，采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打击各种违法乱纪、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再次，在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行业与政府维持公平市场秩序密切相关，在实施政企分开改革的同时，要建立独立的监管委员会，将政府决策职能与监管职能分开，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三、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责之一是宏观调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越位”的现象普遍存在，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管得过多过细。特别是不合理、低效率的项目审批制度，已成为影响我国投资环境、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的严重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势在必行，只有摆脱了大量微观审批事项的政府，才能够研究超前性、深层次的战略性重大问题，才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加快审批制度的改革，一要搞好行政审批项目的审核和处理工作，减少政府审批事项和审批范围；二要缩短审批环节和审批周期；三要公开审批标准，规范审批程序；四要明确审批责任，健全监督机制，对审批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五要改革审批部门普遍存在着的重审批、轻 监管，重权力、轻责任现象。

四、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实现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的转变。微观管理，指政府站在出资者立场上，依靠行政命令、参与企业治理结构或直接介入市场的方式，对微观经济主体实施的一种直接管理，主要指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对公有制企业的直接管理活动。宏观调控，指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运作所进行的“控制”或“调节”，它是政府通过调整其所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货币供给），来影响市场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取值，从而影响私人经济部门行为的政策过程。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政府垄断一切，宏观、微观一把抓的弊病暴露得更加充分。今后，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主体的直接管理，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手段，以更灵活多样、更讲究效益的方式进行宏观调控。凡是企业和个人能够做好的事情，政府就不插手，凡是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领域，政府尽力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即使在“市场失灵”领域，也要考虑是否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政府发挥作用是否有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在不仅需要而且能够做好时，政府才进行干预。

五、切实转变政府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转变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首先就要做到严格依法行政。根据世贸组织要求，政府要保证法律法规在全国的统一实施，有比较完善的依法行政体制，政府行政过程应当是透明的、可预 见的、公开的。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摒弃陈旧的管理方式，严格依法行政，由权力行政转向规则行政，从随意裁决转向依法办事。其次，要公开。透明度原则是世贸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改进政府管理方式的一个基本方法。各级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应尽量做到决策公开、过程公开。再次，要推行管理信息化。尽快实现政府管理信息化，不仅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加强政府各级机关及各级部门间的信息沟通，也有利于政府与内外商人之间的联系和方便商人们办事，使行政管理更准确、快捷地实现互动。

六、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的政府。建立服务型政府就是要确立服务理念，树立服务意识，当好人民公仆。新形势下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为企业发展和各类创业者提供良好的环境。政府应通过发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职能，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为企业及人民群众干事创业提供优质到位的服务；通过不断完善硬环境、优化软环境，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氛围，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继续推进机构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机构改革必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基础，与政府职能转变同步进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行政机构改革，至今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转变政府职能仍然是一个努力的目标，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它。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许多领域要同国际接轨，要按国际惯例办事，政府行使其职能（尤其是经济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等必须相应地不断做出新的调整。我们既要有长远规划，又要有近期目标，循序渐进，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第四篇：转变政府职能与行政审批制度试题

转变政府职能与行政审批制度

1.（）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一种事前控制方式

行政审批 转变政府职能 宏观调控 创新能力

2.对于国与国达成协议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来促进改革。抵制 开改 放松 签约

3.国务院提出取消和下放（）以上的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已提提前两年多完成。2/3 1/3 1/4 1/2 1.截至2015年，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

600 300 800 100 2.转变政府职能有得于（）的决定性作用。

资本劳动力的调动 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 提高国民素质 发挥创新能力。

3.国力院修订过《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次 3 4 2 4.转变政府只能是建设法制政府的（）

客观需求 主观条件 必然要求 偶然需要

5.行政审批主要是用（）管理经济社会的事前控制方式。

行政手段 政治手段 行政控制 宏观调控

6.转变政府职能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

主要条件 客观条件 主要需要 客观需要

7.转移支付分为（）和专项性转移支付两大类。

特殊性 一致性 个别性 一般性

12.2014年8月党委会第（）次会议，分别对安全生产法和保险法等五部法律进行修改

五 六 四 十

8.在2015年环境报告中中国虽比上年上升３位，但在（）个经济体中仍排在第（）位。195.80 200.90 195.95 189.90 13.以（）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法定职责必须为” 任务清单 负面清单 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9.行政运行机制不包括

决策 计划 执行 监督

10.按照权责一致，有权必有责的要求，建立权力清单，同时要建立

负责清单 责任清单 任务清单 管理清单

11.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相继成立了（），作为议事协调机构。

推进社会发展协调小组 加强经济建设推进小组 完善组织协调工作小组 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 16.李总理提出本届任期（）年内至少取消和下放（）以上的行政审批的目标已近提前完成。5.1/31

2015年５月6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其他不直接涉及公众的事项调整为政府（）

内部审批

多选 题

1.将政府工作重点转到（）上来，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提高国民素质 2.政府的职责是

加强宏观调控 加强市场监管 提供公共服务 维护市场稳定

3.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政府改革采取的措施有 持续的发展经济 不断的改善民生 维护公平正义 坚持宏观调控

3.为了加快我们改革创新的步伐，我们要求做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

管理创新 制度改革 科技创新 宏观调控

4.（）和（）事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科学的宏观调控 有效的政府治理 创新管理方式

增强政府执行力

5.更好的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做到（）提高投入比例

加大转变政府职能的力度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激发市场的创新动力

6.除关系（）等投资项目外，一律有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国家安全 生态安全

战略性资源开发 重大公共利益

行政审批等于（）行政许可 内部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 外部审核

为了深入推进（），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相继成立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制度改革

开展“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力度”督查，拽出贯彻落实不力的问题有 工作不协调 落实不到位 工作进度慢 工作进度慢

在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下述选项中有关大部制的内容，正确的是

大部门体投师是指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 大部门改革可以提高行政效率 大部门制改革可以降低行政成本

权力清单的理论基础是行政权是对

政府 社会 公民 法人

国务院的政策实施通过（）途径得到落实 国务院各个部门 领导人审批 基层和地方政府 国务院部门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

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完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推进（）机构 职能 权限

责任法定化

行政审批大范围都是中央设定的，中央通过（）方式设定。

判断

1.出台的简政放权措施已落实到位×

2.对商场和社会放权的同时，要限制行政体系内部中央向地方放权。×

3.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历的多次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转变并不是重点。× 4.社会组织行业协会优先发展的全国范围内可以做到直接登记。× 5.国务院修订《政府核准投资面目目录》，扩大了对项目投资的核准范围。× 6.对于行政审批如设定不规范，过多过滥，就会对经济活动造成不必要的干预。√

7.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管理方式，增加政府的执行力等√

8.对项目的投资就是申请，审批和备案。× 9.转变职能需要减少行政性收费项目。√

10.2013年11月1日召开国务院政府职能转变和结构改革的电子电话会议。×

11.对直接面向基层，重大或出地方实施方便有效的投资项目和生产经营活动，应一律下放地方。√

12．国务院提出取消和下放2/3以上的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已经提前３年多完成。× 13.简政放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取消下放行政审批。√

14.转变政府职能应该大幅度减少，合并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15.转变政府职能并不能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16.转变政府职能中转给市场和社会的，任何一级政府不得截留。√ 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恰恰是行政审批比较控制的行业。×

转变政府职能法治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提高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

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已的事业，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按照成本补偿和非拟定性原则向这些对象收取的费用，一般来说必须由省一级的财政厅才能设行政收费项目，而且√

第五篇：9转变政府职能 放权行政审批

转变政府职能 放权行政审批

日前，国务院决定取消、调整314项行政审批项目。涉及投资领域、社会事业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特别是涉及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发展、民间投资等方面，对转型或反弹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而言，不啻于一场“及时雨”。（中国网络电视台）

行政审批是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和干预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它有利于国家充分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对经济社会和其他事务进行宏观管理；另一方面，它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遏制自由竞争、扰乱市场秩序、滋生腐败堕落等消极影响。政府参与的行政审批种类过多、数量过大，会导致办事效率低下、市场秩序乱，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给行政审批“做减法”，减轻政府负担。温家宝强调，“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这样一来把那些政府不该管的、管不好的、可管可不管的事转移出去，便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负担，避免政府“费力不讨好”。

简化审批流程，明确审批权限，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严格依法设定审批程序、实施审批事项，将审批任务细分至明确的政府部门，按规章办事，各司其职，既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又避免了因“公章旅行”而饱受公民诟病。

政府行政审批能简则简、能放则放，才能提升职能，为群众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