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逼自杀的知识精英105人名录

第一篇：文革中被逼自杀的知识精英105人名录

文革中被逼自杀的知识精英105人

1980年中共向外公布的数字显示：在“十年浩劫”中，全国有1.728.000人被逼自杀，其中有不少是知识精英。根据五七难友、浙江大学教授张允若先生搜集到的资料显示，这些自杀的知识精英中较为著名的有105人，现转抄如下供大家参阅，让子子孙孙永远记住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

（以姓氏拼音为序）：

1．白辛：1920年生，吉林永吉人，赫哲族，原名吴宇洪。著名剧作家。1939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创作了多部抗日剧作。1945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中随军南下，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调到哈尔滨话剧院。他先后创作或改编了20多部歌剧、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影响较大的有《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焦裕禄》等。文革开始，《冰山上的来客》被江青点名打成“大毒草”遭受批判，1966年9月白辛在松花江边自杀。

2．曹亨闻：1910年生，浙江临海人。新闻史学家，教授。193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新闻学硕士，并参加反帝大同盟，宣传抗日。1939年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主讲中国和外国新闻史。文革中被诬为“英国间谍”遭迫害，1968年6月19日自杀。

3．陈邦宪：1914年生，江苏嘉定人。著名医学教授。193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在重庆等地从事医务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卫生局防疫保健处处长。1947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随后回国，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仁济医院院长。1954年起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卫生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文革中服毒自杀。

4．陈昌浩：1906年生，湖北武汉人。原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委、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到达延安，1939年去苏联。1952年回国后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开始后不断被揪斗，1967年7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5．陈传纲：1912年生，武汉人。早年在复旦大学读书，1938年入党，从事白区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进入延安，在一些政府部门任职，曾受王实味案牵连长期蒙冤。全国解放后，曾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校级领导，文革前任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1966年6月被上级抛出来，宣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后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6．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被诬蔑是叛徒、特务。1967年11月19日，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的赞词。

7．陈梦家：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8．陈天池：1918年生，浙江诸暨人。化学家，教授。１９４１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1949年获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任科罗拉多大学研究员。1950年回国。历任南开大学教授、化学系副主任、物理二系主任、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副秘书长。在有机磷化学和农药化学研究领域成果显著，1964年获国家新产品发明二等奖。1968年12月20日受迫害自缢身亡。

9．陈同度：1904年生，天津人。生物学家、教授。早年留学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斗争中遭受残酷折磨，8月28日服毒自杀。

10．陈笑雨：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一说投北京龙潭湖）自尽。

11．陈又新，1913年生，吴兴（今湖州）人。小提琴演奏家。1938年毕业于上海音专，长期从事小提琴演奏和教学，建国后曾赴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深造，回国后任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教授。文革中遭迫害，1968年跳楼自杀。

12．陈子晴，1926年生，男，江苏无锡人，西安交通大学应力教研室副教授。文革中被批斗和关押，罪名是“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于1970年7月4日上吊自杀身亡。

13．陈祖东，1912年生，浙江湖州人。水利专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后去美国、印度考察工程建设。曾在上海龙华机场任总工程师，解放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他是陈立夫的堂兄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残酷批斗审查，1968年9月20日在圆明园遗址上吊自杀。

14．程国英，1922年生，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讲师，1968年11月12日在清华园荷花池南边土坡上自缢身亡。

15．程应铨，1919年生，清华大学土木系讲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清理阶级队伍”时又遭审查迫害，1968年12月13日投水自尽。

16．储安平：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著名政论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曾留学英国3年，攻读政治学。1938年回重庆，先后被聘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等职。1940年以后曾在湖南办报、在重庆办刊。1946年起在上海创办并主编政论半月刊《观察》，倡导民主建国，影响广泛。50年代初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1957年中共号召帮助党整风时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批评发言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侮辱。1966年某日留言诀别友人后失踪，一般认为已自杀。

17．崔雄坤：北京大学教务长，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遭迫害。1968年10月16日从被迫集中居住的地方出逃，投湖自尽。

18．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著名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政论家。1930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建国后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还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写过大量优秀的政论和杂文。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遭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诬称他为“叛徒”；五月十七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清晨服毒身亡，成为那段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19．董铁宝：1917年生，江苏武进人。力学家、计算数学家。193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四十年代留美，获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并参与第一代计算机的设计研制。1956年绕道欧洲回国，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授，并在中科院力学所、计算机所等处兼职，参与过多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研究。“清理阶级队伍”中无辜被隔离审查，1968年10月18日自杀。

20．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活动家。青少年时代受革命思潮影响，加入贺龙部队的学生营，参加过南昌起义。1931年起在北大哲学系学习，并参加学生救亡运动。1935年作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去西北地区采访，所写的旅行通讯首次报道了红军长征，影响巨大。1936年西安事变后赴延安采访，积极致力于抗日救亡宣传，参与创办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等进步组织。1939年加入中共，1942年去延安，先后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后历任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文革中遭受冲击，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投井自杀。

21．范造深：1913生，天津广济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院长，文革中遭到非人凌辱，于1967年与妻子双双自缢身亡。他的妻子是河北师范学院校医。

22．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江县人。著名翻译家。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因向党提意见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与妻子朱梅馥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受尽人格凌辱。9月3日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23．傅洛焕：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清史专家。当时任历史系副主任。他又是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的侄子，文革初即遭大字报攻击和批斗，1966年6月，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

24．傅其芳：1923年生，浙江宁波鄞县人，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教练员。曾担任中国国家队乒乓球教练，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与容国团、姜永宁并称当代中国的乒坛三杰。文革中遭诬陷批斗，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25．高景星：1914年生，武汉协和医院院长。毕业于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骨科医生。抗日时期（1940年）曾在国民政府军队医院服务，文革中被作为“历史问题”并且怀疑是“潜伏的特务”，遭到追查、抄家以至毒打，肋骨和指骨被打断，1968年6月5日从手术室五楼平台上跳楼自杀身亡。同案被迫自杀的还有：范乐成（武汉医学院副院长、高的同学）、孙明（南昌妇幼保健医院院长、高以前的同事）、王林祥（南昌某医院医生）。

26．龚维泰：1931年生，北京大学俄语系俄语语言教研室讲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叛徒”（中学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民族解放青年先锋队”被国民党抓过，后来放了），遭到“隔离审查”以及野蛮批斗。1968年11月7日夜间，他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中时，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

27．谷镜研，著名病理学家。早在1920年代，他便同胡正祥等共同努力在我国创立了病理学科，1927年他经手创办了复旦大学病理学系，多年来逐步建立起教学和科研的队伍，编写了教材，积累了一批资料和标本。文革时他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遭受迫害后服毒自杀。

28．顾而己：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优秀影片。文革中，因三十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江的丑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门梁上自缢身亡。

29．顾圣婴：1937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女钢琴家。1957年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荣获金质奖章。1958年10月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以后又在多次国际比赛中获奖，名震世界乐坛。她父亲因潘汉年案牵连，含冤入狱。文革中她被诬“里通外国”，又因是“历史反革命子女”，受尽迫害，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30．胡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31．黄国璋：1896年生，湖南湘乡人。地理学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1928年学成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北联大训导长兼地理系主任。1944年底，与许德珩等发起组建九三学社。抗战胜利后，复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校调整后任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文革”中受迫害，1966年9月6日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

32．黄绍竑：1895年生，广西容县人。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曾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国共和谈。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文革中遭迫害，1966年8月31日自杀。

33．何基：1916年生，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66年8月11日，在学校大规模“游斗”教师时遭到残酷折磨和侮辱。当晚自杀身亡。该校当天另有三人在“游斗”过程中被折磨殴打而死亡。

34．胡正祥：1896年生，著名病理学家。1921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医学院，后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继续学习病理学5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病理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在病理学研究中颇有建树。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杂志》编辑，于1955年创办《中华病理学杂志》并担任总编辑直到1966年。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迫害。因为他研究细菌和疾病，竟有人硬说美国在朝鲜使用的细菌武器是他制造的。1966年8月某日造反派登门抄家并毒打胡正祥夫妇，事后他俩先后自杀。

35．翦伯赞：1899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十八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後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被反复批斗逼供、要他写材料诬陷刘少奇，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服药自杀。

36．蒋荫恩：1910年生，浙江慈溪人。资深报人、新闻教育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36年任上海《大公报》记者。1937年任上海《大美早报》新闻翻译兼文艺副刊编辑。1941年任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1942年起从事新闻教育，先后在成都、北平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48年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10月回国，继续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授。1958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授兼副系主任。为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1968年4月被迫害上吊自杀。

37．姜永宁：1927年生，广东番禺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1952年获香港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后，即应邀代表广东省参加第一次全国乒乓球比赛，获男子单打冠军。1955年，他再一次取得全国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1954年，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赛获男子单打第三名；1955年，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友谊联欢节运动会乒乓球赛获男子单打第二名，并于1956年荣获中国乒乓球运动健将的称号。1957年至1965年，任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后担任北京队总教练。文革中被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横遭迫害，1968年5月16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38．焦启源：1901年生，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研究芳香植物的专家。1968年在“隔离审查”中投河自杀身亡。

39．金仲华：1907年生，浙江桐乡人，著名报人、国际问题专家。1934年与胡愈之等创办《世界知识》杂志，任主编。1935年任生活书店编辑部主任，与邹韬奋等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抗战爆发后，加入“保卫中国同盟”，先后在上海、武汉协助韬奋编辑《抗战》和《全民抗战》杂志。1938年赴香港编辑《世界知识》和主编《星岛日报》，40年代曾任香港《文汇报》主笔。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新闻日报》社长、中国新闻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4月3日在书房上吊自杀。

40．孔厥：1914年生，江苏吴县人。著名作家。抗战时在宜兴任《抗战日报》编辑，1938年去延安，入鲁艺学习，后任研究员，开始文艺创作。建国后做过报纸编辑、电影编剧，出版过多部作品，并被选为作家协会理事。他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极有影响。文革中遭受迫害，1966年投陶然亭湖自杀。

41．老舍：本名舒舍予，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42．李翠贞：1910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钢琴家。三十年代结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1940年回国后长期任教，建国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钢琴系主任。文革中受尽迫害，1966年9月9日开煤气自杀。

43．李达：1890年月生，湖南永州人。著名理论家，中共的主要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共一大、二大代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建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文革中遭批斗迫害，1966年8月24日自杀身亡。

44、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45．李季谷，1895生,浙江绍兴人。著名历史学家。1917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1928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仍任北大教授并兼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主任。1938年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台湾师范学院院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49年随国民政府从杭州撤退到宁波后，偷偷留下来到上海，以后长期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著述主要有《西洋近百年史》《日本通史》等。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定为不戴帽子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文革中被长期批斗并被关入“牛棚”。1968年7月25日，被审讯折磨至深夜，随后在校园里投河自杀。

46．李立三：1899年生，湖南醴陵县人。革命活动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1921年加入中共，领导过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和五卅运动。1928年至1930年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建国后任中央政府委员、劳动部长。1967年6月22日（一说21日），他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十四次无情批斗殴打之后，当晚服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致主席》的遗书。

47．李丕济：1912年生，水利专家。早年留学德国，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对国家水利建设颇有贡献。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关在水利馆大楼，1968年11月29日跳楼自杀。

48．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一说15日）。

49、李希泰：1916年生，山西省灵丘人，西安交通大学电工教研室副教授。早年曾留学美国，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被强加种种罪名关押“审查”，甚至诬称他“书写反动标语”。李希泰不堪忍受，于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杀身亡。

50．良卿法师：1896年生，俗名戚金锐，法名永贯，字良卿，河南省偃师县人。临济正宗派法师。1916年在河南灵山寺出家，循序升至监院。1931年受请出任洛阳白马寺住持。1948年起出门参访游化。1953年受请出任法门寺住持。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将法门寺洗劫一空，后来又要挖掘破坏珍藏佛祖舍利的地宫。法师再三劝阻无效，乃置身于柴草之上，点火自焚，以身殉佛，阻止了红卫兵的破坏。

51．刘克林：1924年生，湖北新化人，著名记者。1946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长期在重庆和香港《大公报》任职。建国后历任上海、北京《大公报》总编室、评论部、国际部主任。1963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曾以新闻专员名义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欧各国。文革开始后于1966年8 月6日坠楼而死（自杀他杀还是个谜）。

52．刘盼遂：1896年生。河南淮滨县人。古典文学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於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9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一说被打死后诬为自杀）。

53．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後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被批斗后与妻子杨嘉仁一起自缢身亡。

54．陆进仁，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早年留学美国。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遭到连续批斗，被罚跪、挂牌、游街。9月1日和其妻子吕静贞一起上吊自杀。

55．卢锡锟：北京大学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抗日时期曾为帮助抗日的美军作翻译，为此在“清理阶级队伍”时遭迫害，1968年6月24日喝敌敌畏自杀。妻子林芳为化学系职员，同年7月19日也自杀身亡。

56．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著名作家。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建国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於1967年2月跳楼自杀(一说为他杀)。

57．马思武：1905年生，广东省海丰县人。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二哥。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曾在外贸部上海办事处工作，文革时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的法语教授。1967年1月马思聪无法忍受运动中的批斗迫害，秘密逃离中国，他的许多亲戚朋友因此受到株连迫害。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马思武被指控曾经帮助马思聪“叛国投敌”。7月10日在学校的主楼“君儒楼”中被批斗殴打，一直折磨到深夜11点。第二天，马思武从“君儒楼”顶跳下自杀身亡。他死后，在中国住了三十年的法国夫人只好离开中国，两年后在法国去世。

58．毛启爽：上海科技大学教务长，无线电系主任、教授。在1966年“横扫牛鬼蛇神”的高潮中，被批斗、殴打、辱骂，还剃了“阴阳头”。批斗后的那个周末，他没有回家，在宿舍将电线捆在手腕上，触电自杀身亡。他死去的第二天，整个校园贴满大标语，把他的姓名打着红色的大叉，声讨他“自绝于人民”，自杀时60多岁。

59．孟秋江：1910年生，江苏常州人。著名记者。3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5年和范长江同去西北地区采访，发表大量有广泛影响的通讯。抗战爆发后，作为《大公报》记者奔赴前线，写了大量战地通讯，给全国人民以重大鼓舞。1938年起改入《新华日报》，并发起成立国际新闻社。1941年加入中共。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天津《进步日报》经理、《大公报》副社长、中国新闻社理事、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1967年3月16日跳楼自杀。

60．饶毓泰：1891年生，江西临川人，为中国物理学界泰斗。从事物理教学和研究工作50余年。192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８月回国，创办南开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30年代起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长，直至建国后调任南开大学教授，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文革中遭迫害，1968年10月16日上吊身亡。

61．容国团：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中国第一个获世界冠军的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1958年获运动健将称号。1959年第25届世乒赛上，获世界冠军称号，1961年世乒赛又参与获得男子团体冠军。以后担任女队教练，为女队获世界冠军作出重要贡献。“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遭批斗。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批判贺龙、荣高棠的大会後，在龙潭湖附近自缢身亡。

62．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鸟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後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11月22日被批斗后跳楼自杀。

63．沈乃章：1914年生，曾留学法国，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挂牌、批斗、抄家，受尽侮辱后于1966年10月9日自杀。他儿子被遣送到山西插队，在其他同学相继离开农村后，感到十分绝望，1972年也自杀身亡。

64．沈知白：1904年生，浙江吴兴人，音乐理论家，教授。长期在音乐学院任教，著述颇丰，曾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1968年9月15日自杀。

65．舒绣文：1915年生，安徽安庆人。话剧和电影表演艺术家。30年代起就参加进步演艺活动，40年代先后演出《雷雨》《棠棣之花》《虎符》《天国春秋》，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作品，影响巨大。1949年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后随军南下。1957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功地塑造了《骆驼祥子》《关汉卿》等名作中的人物。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7日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66．孙梅生：山西人，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系主任、教授。1966年夏天，遭到批判斗争，在学校后操场外的“丰沙线”铁道上撞火车自杀。

67．唐亥：1911年生，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革命，曾在新四军作文化宣传工作。文革时任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主任，1968年被关押“审查”。妻子徐垠为民族学院汉语系主任，分别遭关押“审查”，期间跳楼自杀，不久唐亥也自杀离世。

68．田保生：国际法学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长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四十年代在联合国办事处任职。建国后响应著名学者、他的老师钱端升的召唤回国，在外交学会从事国际法的编译工作。1957年被划“右派”，文革中不堪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69．田家英：1922年生于成都。1948年8月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後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受中央文革指使，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70．汪籛：1916年生，著名史学家。1934年就读清华大学，毕业后随国学大师陈寅恪研究隋唐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初期即遭攻击，又被诬撕毁大字报，1966年6月11日喝敌敌畏自杀。

71．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後，又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晚写好遗书後开煤气自杀。十馀年後，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72．伍必熙：复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主持系务的副主任。文革初期遭受冲击，1967年在该校第八宿舍跳楼自杀。

73．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明史专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即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後，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为响应发扬海瑞精神的号召，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文革”中被诬“反党”，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

74．吴恕求：1925年生，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1948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1955年至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文革初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杀。

75．吴维均：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1968年3月6日割腕自杀。

76．吴希庸，1911年生，辽宁省辽阳人，北京铁道学院（现名北方交通大学）教授。曾去法国学习经济并获博士学位。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遭到“批斗”和毒打。1968年9月21日服毒自杀。

77．席鲁思，1896年生，湖南永州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早年曾任教湖南大学，抗战胜利后长期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文革初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他声言“士可杀，不可辱”！1966年9月愤而绝食致死。

78．项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教授。文革中受到迫害，逃往上海兄弟处。他的兄弟处境也很坏，不敢让他久留。他只得回到学校。后来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时年60岁左右）。

79．萧光琰：福建福州人，著名化学家。年轻时留学美国，1945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后任芝加哥大学研究员、美孚石油公司研究化学师。1950年满怀热情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石油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是我国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文革中被关押，1968年12月10日在连续残酷殴打后自杀身亡。三天后，他的妻子，美籍华人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萧络连一起服药自杀。

80．小白玉霜：生于1922年，祖籍山东，著名评剧演员。原名李再雯，为著名评剧白派创始人白玉霜养女，14岁起登台演戏，在京津一带享有盛名。建国后主演大量现代戏，蜚声海内外。1967年遭批斗毒打，12月21日含冤吞食安眠药自杀。

81．谢家荣：1898年生，上海人，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家，在基础地质科学与诸多应用领域都有建树，是中国矿床学的主要奠基人。早年被选送留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长期从事地矿工作。1936年起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任地质部总工程师，后又任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1955年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文革中遭受批斗，1966年8月14日自杀。

82．熊十力：1885年生，湖北黄冈人，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少年时游学四方，独具才思。以后参加反清革命团体，投身武昌起义和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潜心学术研究，1922年起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也曾短期在武昌大学、浙江大学等校讲学。1949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首届政协会议，以后又选为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生平著作等身，后汇编为《熊十力全集》，共十大册。他对“文革”毁灭文化的行径极为愤慨，公开反对。1968年 5月24日绝食身亡（一说为心力衰竭病故）。

83．徐韬，1910年生，徐州人。著名电影导演。30年代同赵丹等人一起投身进步戏剧活动，1932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1935年加入中共，执导过《娜拉》《钦差大臣》等名剧。1946年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副导演。建国后任上海电影厂制片厂、海燕厂导演，执导过《海魂》《草原上的人们》《乌鸦与麻雀》《搜书院》《关汉卿》等多部影片。文革中受到批斗和迫害，1966年6月21日投钱塘江自杀。

84．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後竟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而遭剖尸。

85．言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後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後自缢身亡。

86．杨必，1922年生，江苏无锡人，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妹妹。早年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院系调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为副教授。世界文学名著《名利场》的中译者。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迫害自杀。

87．杨嘉仁：1912年生，广东香山人，著名指挥家。三十年代留美，1940年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的音乐系和上海音专任教、担任合唱指挥，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教授。1966年遭受迫害，9月6日与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一起开煤气自杀。

88．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後，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他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於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89．姚臻：1921年生，早年毕业于大同大学，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开始后中宣部被钦定为“阎王殿”，姚首当其冲。1966年7月上吊自杀。

90．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後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8月2日跳楼自杀。

91．殷贡璋，1926年生，王慧琛，1927年生。夫妇俩同为清华大学基础部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年11月6日“清理阶级队伍”中遭迫害，在北京香山公园一起上吊自杀。

92．俞大絪：1905年生，浙江山阴人。英语教授，为著名教育家曽昭伦的妻子。1934年代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又先后在巴黎大学、哈佛大学进修。回国后长期在高校任教，建国后任教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许国璋合编的《英语》教材长期为高校广泛使用。文革开始后遭到残酷批斗，1966年8月24日遭红卫兵抄家及侮辱后，次日在家中服毒自杀。

93．余楠秋：1897年生，湖南长沙人。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长期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抄家和批斗后，和妻子一起在家中开煤气自杀。

94．远千里：1916年生，河北任邱人。作家、诗人。1931年开始发表作品，当过多年记者，曾任河北省文联秘书长，河北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教部副部长，中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开始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黑线人物”，受尽迫害。1968年6月22日在关押中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

95．张昌绍：1906年生，江苏嘉定人。著名药理学家。早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40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哲学博士。长期在上海医学院（后改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任教授兼科主任，建国后还任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华医学杂志》《生理学报》《药学学报》的编委等职。文革中遭迫害，于1967年12月服毒自杀。

96．张震旦：化工学家，上海华东化工学院教授。所著《化工原理》长期被用作高校教材。1966年被批斗后自杀。

97．张宗燧：1915年生，杭州人，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是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张东荪的次子。毕业于清华大学，193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并任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5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科学研究。1947年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费城加尼基工业大学工作。1948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及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1957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部学部委员。文革中遭抄家批斗，1969年6月30日服药自杀。

98．张宗颖：1917年生，杭州人，社会学者，著名政治活动家张东荪的三儿子。1950年社会学科被取消后，在天津某文化用品公司工作。文革中怀疑他家有电台而遭批斗迫害，1966年和妻子吕乃朴一起服毒自杀。

99．章申：上海外贸学院教授。文革中遭多次批斗，被体罚、剃头、“隔离审查”。1968年（50岁左右）自杀身亡。

100．赵九章：1907年生，浙江吴兴人。著名气象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在西南联大从教，后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建国后筹组并主持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又担任国家科委气象组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60年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他主持科技工程工作，是我国人造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建国50周年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连续的批斗折磨，1968年10月10日在极度绝望中服药自杀。

101．周华章：1918年生，清华大学基础科部教授，曾参与运筹学、自动控制、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的创建。1968年9月30日在其住所跳楼自杀。

102．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副刊，有长篇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8月12日在苏州跳井自杀。

103．周小舟：1912年生，湖南湘潭人。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36年去延安，以后转战各地，历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省市宣传部长等职。1953年后任湖南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副省长。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无辜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后调任中科院中南分院副院长。文革中受到多次残酷批斗，1966年12月26日服药自杀。

104．周醒华，资深中学校长。三十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以后长期在上海从事中学数、理、化各课教学。1960年起任上海继光中学（原麦伦中学）校长，后调新成立的上海模范中学任校长。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隔离审查”，跳楼自杀身亡。

105．邹致圻：1911年生，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遭迫害，于12月10日跳楼自杀。

死亡于人总是一种恐惧，在世界上活着的人绝没有把死亡当成幸福和快乐的。那么，“文革”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知识精英选择自杀呢？我认为有三个共同的原因：一是对生活绝望，感到生不如死，即常说的一了百了；二是突然经历痛苦或面对人生巨大的灾难与打击束手无策，用死来解脱；三是用死来捍卫理念，以示自已清白和坚贞。

第二篇：以死抗争 文革中自杀的文化名人都有哪些

以死抗争 文革中自杀的文化名人都有哪些(图)(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无端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来源：互动百科）

言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横遭迫害跳楼自杀。

赵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

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不堪侮辱跳楼自杀。

容国团：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不堪迫害跳井自杀。

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後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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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死抗争 文革中自杀的文化名人都有哪些(图)(10)

2012-05-17 09:14:50 【大 中 小】

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後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受尽苦难跳井自杀。

王重民：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身死。

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熊十力：国学大师，1949年以后，熊十力坚持不肯改造自己。后迭遭抄家、批判，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顾圣婴：1937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女钢琴家，1958年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1960年参加华沙第六届肖邦钢琴赛获很高评价。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后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1964年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傅其芳：1923年出生，鄞县（今鄞州）人，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57年3月，傅其芳实现了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最高水平比赛的愿望，在斯德哥尔摩第2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夺得第三名。1959年4月5日，在傅其芳的指导下，22岁的容国团在德国第25届世乒赛上勇夺男子单打冠军，为中国捧回了有史以来第一座世界冠军奖杯。文革开始后屡遭非人迫害，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顾而已：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第三篇：电影中的文革讲稿

电影中的文革

基本概念

一、电影是什么？

1.幻觉（１／２４秒）

2.光和声的组合3.记录（逼真性）

4.动作（包括语言）

电影功能

1.技术功能/记录功能 技术功能：电影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科学技术产物，它的发展应当主要取决于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无声音---有声电影）技术创新可以改变一些东西。技术功能对于电影而言是相当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因而电影的技术革新，往往可能为电影的发展带来不可预知的变化。（3D）

2.商业、产业功能/娱乐功能

商业功能/娱乐功能 商业功能：电影的商业功能其实回答的就是一个问题:电影是可以赚钱、甚至赚大钱的工具。从它诞生就可以知道。最初，电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东西，或许，这就是它的商业功能很早就被开掘的重要原因。卢米埃尔兄弟的拍摄虽然包含了强烈的个人兴趣的意味，但他们也很早就认识到，在公共空问将这些影片进行有偿展现的重要性。在这种展现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了电影即使是个满足人们好奇心理之后转瞬即逝的小玩意儿，也可以在短时问内大赚一笔，因此他们不仅在法国，也在国外放映影片，以期在短时问内追求最大的利益。

产业功能：电影的产业功能与商业功能也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简单地说，电影的商业功能，只是回答了电影能不能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应该不应该赚钱和能不能赚钱的问题，而电影的产业功能的确立，才解决了电影怎么赚钱的问题。就电影产业的内部效应而言，拍电影需要大量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投入等诸多方面的条件，需要‘整套土业和经济体系作为基础和后盾，这点不同于其它艺术门类而类似于物质生产部门，它通过制作、发行、放映这样‘条电影产业链的循环运作。

娱乐功能：与电影的艺术功能针锋相对的似乎是电影的娱乐功能，而恰恰这种功能是电影与生俱来的本性。卢米埃尔兄弟带到地下咖啡馆的仅有的儿段影片中，一部名叫《水浇园丁》的影片正是那种带有强烈的娱乐大众意味的电影。当看电影的人摆脱了最初“看到活动的东西的纯的喜悦”，当电影的商业功能已经不容回避，那么电影的娱乐功能白然成了吸引电影观众的一面大旗。

3.艺术功能/教化功能

艺术功能：最初电影产生之时，与艺术毫无关系。即使在电影的发展过程中，电影的艺术功能也只是在某一阶段暂时地充当了支撑电影生存和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乔治·梅里爱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因此对于电影的艺术功能毫无疑问地应当予以肯定。

教化功能：当电影作品成为一种艺术作品、当电影创作成为一种艺术创作、当电影创作者不再仅仅满足于电影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希冀能够由电影对社会产生教益之后，教化功能才白然地被发展出来。电影土作者们总是努力把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倾注到电影作品之中，希望能够以此影响和教育观众。

4.政治功能、文化功能

政治功能===宣传：当电影作为‘种广泛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开始反作用于社会时，电影的政治功能，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功能便得以顺利展开。葛兰西最早通过他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这种观点很快地渗透到了电影理论与实际生产中，文化功能：美国文化、中国文化等如：好莱坞的电影大多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可以说，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被认定，向人们清楚地反映了影像艺术背后深藏的文化政策谋略对现当代社会秩序的监控。

因此从电影的功能出发，我们发现电影对历史的记录

二、电影与文革历史

文革的“创伤”记忆

人们常说，历史就是关于过去的科学。

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历史不一定要书写在书页上，通过建构影像而揭示潜在因

素，指导现实，预示未来是顺理成章的发展。虽然既不能将历史事实完全呈现出来，也无法取代书写史学的地位，但是它比书写史学更能直观呈现某些历史现象。）---部分反映整体、直观。蒙太奇：把一个个镜头组接起来，把画面与各种视听元素组接起来，这就是蒙太奇表现手法。镜头之间组接方式的多种多样就把蒙太奇分成了多种类型。《泪痕》中运用对比蒙太奇以过年的欢乐场景比衬孔妮娜的冤深苦痛。

海登·怀特:《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

影视史学是指，以视觉的影像和影片的论述，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

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里始终是最黑暗的记忆。

中国当代电影以影像的方式再现和表现了那个极端的历史境遇，展示了挣扎于灾难环境中的中国人的顽强生命力。而当代电影中的“文革”影像己经成为国人谈论、记忆、想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之一

1、作为国家意识的文革电影-文革中与文革后 2文革题材类电影是对文革历史的一种解读

一切借助于形式表达出来的都是主观的，无论是电影还是历史，仅仅是手段不同。影像历史是解读，书写史学一样是解读。而且“电影就是历史”即电影一方面反映了制作人当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因为影像的全面摄入，留下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材料，可供历史学家看到影片背后的历史真相。电影中不可避免带有制作人特有的艺术加工，主观想象，所以历史学家要学会加以鉴别。马克·费罗《电影与历史》说：以历史的观点解析电影，或反之，以电影的角度来诠释历史，这是任何想探究电影与历史互动关系的人，必须把握的最后方针。以电影的观点来解读历史，可以促使史学家挑战昔日自己对历史所下的评论。通过不同时期对电影的解读和再次认识，还可以发现不同时代对过去的理解。---历史意识

1.记忆 2.过去的意识(the sense of the past)3.变迁的意识（sense of change）4.历史思维 5.现代的历史意识(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3文革题材类电影作为材料，补充文革历史

由于电影制作人和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不同，旨趣不同，他们所使用并留存下的历史材料往往是书面资料中所缺乏的，因而补充了历史学家和观众的知识概念。影像的存在，使人们有可能重新发现被遮蔽的历史。

4、文革历史是文革题材类电影的一种材料

历史可以作为传说、话本、戏剧出现，随着时代演进，自然可以作为电影出现，改变的仅仅是技术手段而已。电影讲求戏剧化的情节，而文革时期矛盾突出，故事丰富。

电影中的文革分类 “文革”历史的反思 看《活着》，很容易联想到谢晋的《芙蓉镇》里，秦书田对胡玉音说的那句 话:“活下去，像一个畜生一样活下去。”

第一种，灾难的亲历者;第二种，灾难的旁观者;第三种，灾难的消费者;第四种，灾难的问责者。

按时间分：

1.文革时的电影--国家意识形态

“样板戏电影”--三突出

“文革”全面发动以后，样板戏电影作为“文革”政治思想在电影界极端化的表达方式，为整个当代中国电影埋下了内容极端虚假、表现极端模式化的双重瘤疾。

早在1963年2月8口，周恩来在文化部举办的文艺工作联欢会上严厉批评了香港片等资本主义文艺大肆泛滥的严重情况，号召文艺工作者实现思想革命化---毛泽东--江青等一大批影片打成大毒草进行超出影片本文范围的公开批判，己经演化为政治斗争。

苏联的政治电影实践充分论证了电影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效力: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它可以虚构出一个客观环境提供精神疗救或者进行意识形态调整。于是，江青等“文革”实权人物把“革命样板戏”搬上银幕，扩大对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教化影响。

八个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洪》、《红灯记》、《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洪》)都拍了故事片电影版 样板戏按“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塑造人物、循阶级斗争规律组织戏剧矛盾的叙事模式全部移植到电影领域。

又根据电影的艺术特性衍生出“四字诀”模式:敌远我近(景别表现上敌人用远景，英雄人物用近景)、敌暗我明(灯光运用上敌人用暗光，英雄人物用亮光)、敌小我大(人物造型上要使敌人显得小，要使英雄人物显得大)、敌俯我仰(镜头角度上敌人用俯拍，英雄用仰拍)。此外，在彩色片操纵中还特别规定对待敌人要用绿光，对待英雄人物要用红光。这套神化英雄、形式僵硬的创作模式，“严重地背离了历史、现实、人性的逻辑与合理性而暴露出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性、非现实性和非人性的一面”

由此可见，样板戏电影是“文革”政治思想在电影界极端化的表达方式。作为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载体，它不仅粗暴地违反了艺术规律，从根本上损害了电影艺术本质，也为整个当代中国电影埋下了内容极端虚假、表现极端模式化的双重瘤疾。2.文革后的电影--指控、反思与记忆时期

时间划分：指控“文革”影片、反思“文革”影片、记忆“文革”影片 指控“文革”影片是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在文艺领域落实的时代产物。

反思“文革”影片冷峻反顾“文革”悲剧产生的原因。第五代导演把反思的触角从之前的社会政治领域、伦理道德领域深入到文化领域，在思想内涵和表现方式上使中国当代电影焕发了艺术新貌

第六代导演的记忆“文革”影片从个人史视角用影像书写走过“文革”的青春成长体验。

1、政治史视角表现“文革”的电影

在创作实践中，这一阶段的反思影片强调民众亲眼所见的真实，肯定民众亲身感受到的情感，倡导用影像直接记录下“文革酿成的现实悲剧。总结起来，是把“文革”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国家政治和社会伦理的畸变:现代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缺失。这是最有价值的政治视角反思。比之直面表现与“四人帮”斗争的影片更理智而客观地关注政治历史事件的畸形发展，并把关注点转向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新型社会关系上面，希图以积极的方式给民众提供意识形态精神疗救。

甚至在某些影片中丑化、妖魔化地处理“四人帮”帮派分子，从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上全面否定他们，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创作者们在艺术观念上的偏颇。

但对“文革”历史逆流的艺术观照，尚停留在政治反思的层面上。指控“文革’:直面表现与“四人帮”斗争的影片

第一类影片《苦难的心》(1979), 这类影片在政治上、组织上揭露“四人帮”的累累罪行，基本上只叙述了这场战斗的外部历程，表现了这场斗争的一般规律: 塑造的主人公都是受难的工农兵英雄，多是产业工人、贫下中农、部队公安干部、劳动模范，歌颂他们不畏“四人帮”的威胁迫害，坚决与错误路线及夺权阴谋斗争到底的英勇作为和高尚品质。

第二类影片:《泪痕》0978),《苦恼人的笑》(1979),《春雨潇潇》

这一时期反映与“四人帮”斗争的电影是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在文艺领域落实的产物，当然也肩负着重建电影艺术创作规范的重任。总体特征如下: 第一，从路线出发而不是严格从生活出发，用对话讲出主题，用人物演绎概念。把作品中人物的抽象的思想高度，与作品的思想高度等同起来，导致对英雄人物的神化，虽然后一类影片深入普通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但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脱离现实的缺点。如《泪痕》0978),也仍是概念的图解，其中每个人物都是某项政策落实的对象，故事情节的每一步推动，都是某一种政策的落实。

第二，戏剧冲突的设置仍以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为指导:“文革”是一场国家和人民的捍卫者必然战胜篡党夺权的阴谋者的战争。光明而胜利的结局达到了揭露“四人帮”罪行的创作目的，又契合了中国民众偏爱正剧的叙事传统和欣赏习惯

第三，通过典型人物的命运展现时代潮流，即阶级的、国家的命运总是通过个人的命运来展现。如影片《泪痕》力求把前县委书记曹毅一家的命运融化到全县人民的苦难命运之中，曹毅冤案是轴心冲突，新来的县委书记朱克实的调查穿针引线，把一系列事件和曲折复杂的情节编织成一幅充满时代特征的社会图画。

第四，所有作品都以道德伦理评价参与政治思想评判。如《苦恼人的笑》从伦理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做人的问题:做人首先要诚实。这样就把本该指向社会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的批评指向了某些领导干部基本品质恶劣和某些记者职业道德缺失的批评。

第五，许多影片缺乏艺术的独创性，电影语言的运用还处在学习和探索阶段，虽然还有舞台剧痕迹，还没有完全学会影视语言的思维方式，但是探索的脚步己经迈开了。《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片中“声画立”、梦境一一回忆一一幻觉的穿插、奏鸣曲结构等手法的初步尝试为

许多影片在政治上是反“四人帮”的，而创作方法上则无意识地落入样板戏电影的创作案臼。

伦理视角表现“文革”

反思“文革’': 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文革”题材影片

哭诉“伤痕”之后，----毅然把“反思”这个冷峻的命题。

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关节点在于对“人”的重新发现:把作为“文革”注脚的“人”解救出来对普通人内心痛苦、情感挣扎的表现，对美好生命惨遭栽害的反思，对人情味和人情美的讴歌，都可见出电影创作者们对时代民生和社会民情的审美诉求，以及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真情的呼唤。

一些影片(如《巴山夜雨》和《芙蓉镇》)在对社会反思的同时，渗透进对抽象人性的初步探求;在展示个人命运的同时，揉进对人类命运的朦胧思考。但是，综合当时的思想解放程度和具体时代背景来考虑，这些“电影是‘人情’电影而不是‘人性’电影。

在这个时期活跃于影坛的主要是第三、第四代电影人。中国传统的教育结构、投身革命的经历和政治电影实践把共和国情怀深植于他们的骨髓之中，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也使他们的创作始终落脚在社会历史变迁和国民精神重铸的现实土壤之中。尤其是随着对创作实践的不断积累和总结，第三代电影人的代表一一谢晋的内在关怀，己经从“革 命”转向了“人性”，“从历史的人到人的历史”

另外，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点使伦理道德评定参与到政治思想评判之中，所以这两代电影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都不同程度地赋予两极人物褒贬分明的道德伦理判断。这种净化处理无疑使人物性格丧失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却也透露了他们无法超出政治伦理视野的历史局限性。

1.“左”倾苦果与现代迷信

让人痛惜之至的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分析能力的青年在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的宗教狂热中自相残杀，做了阴谋家篡党夺权的牺牲品却至死不能觉悟。

反思影片:《天云上传奇))(1980),《枫》

《枫》第一次在电影领域触及武斗禁区，以真实的画面再现了这场活生生的悲剧。更为可贵的是深刻地揭示了悲剧产生的历史原因，这就是现代迷信对青年人的毒害，这就是林彪“立竿见影”那一套鬼话和江青“文攻武卫”的卑劣伎俩所造成的恶果。

2.栽害美善与人性迷失

相反，真正能扭转乾坤、拯救苦难、结束悲剧的力量正是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性不屈不折的坚韧伟力。反思

影片:((巴LI--J夜雨》0980),((小街》(1981),((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6)0

1982年创作的两部反思影片《如意》和《牧马人》，描写的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情感，充满着劳动人民的醇厚质朴的人情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疯狂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粗暴、恐怖、冷酷的时候，什么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的原则，成为人们的思考点。《牧马人》则从正面肯定了善良正义的牧民们手握劳动的尺子而不是“血统论”，使“右派分子”许灵均在劳动中获得新生，获得劳动者的感情。这位散发着浓烈的“马汗味”和“青草味”的劳动着的知识分子浑身闪耀着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光辉。然而，不管是大字不识一筐的石大爷、只有小学文化的秀芝，还是马恩著作背诵如流的许灵均，他们仿佛都是某种道德观念的化身，他们不多的话语饱含着深深的哲理。这种小说原作中的理性的、思辨性的东西凌驾于银幕形象之上，多少损害了丰盈饱满而又真实可爱的人物性格。

其实，早在两年前的《巴山夜雨》中，这种从人性角度反思“文革”的创作努力己经焕发出迷人的艺术魅力。这艘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缩影的夜航船，也是一片承载着对时代悲苦深入思考、对历史良知反省回应的人性方舟。诗人秋石虽然是在押的囚犯，但他仍以其诗人赖以存立的人性精神，不仅达观自处而且关怀他人:挽救杏花的年轻生命，抚慰大娘的丧子悲坳，引导受反动政治愚弄和欺骗的刘文英独立思考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新生。在明辨是非、心灵澄澈的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秋石父女最终相认并逃脱图图。“轮船临时停靠的无名彼岸在影片中表现为芳草萎萎的美景，配以欢快的画外音乐，明白无误地表现出秋石的命运转机，也暗示了民族命运从暴虐专政向光明境地的转机。”

本文把1986年的《芙蓉镇》作为以上两种“文革”反思的综合之作，在创作观念及创作方法上它是那一时期电影创作的极致表现。首先，包括《芙蓉镇》在内的所有影片，都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多并，折射出社会政治的畸变。于是畸变的社会政治成了艺术批判和反思的焦点，从而透露影片的社会意识和现实力量。如《芙蓉镇》中胡玉音和秦书田的结合，原本是人的一种生存欲望和人情渴求，在对“政治异己分子”实现全面专政的年代中，这一切都被残酷地践踏;不仅对“黑五类”是如此，即使是对视为“同志”者也是如此，因为没有什么“私人”和“私人生活”，一切必须服从“革命利益”。所以，黎满庚与胡玉音青梅竹马之深情，就只能被政治利刃无情宰割，变成藕断丝连般的终身追悔。创作者们注重从这种口常 生活情境中揭示动荡的政治给人带来的多重命运悲剧，无疑使反思精神具有了现实性和亲近性。

其次，在反思阶段的影片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关注点己经从指控阶段的全力反映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描写社会变革逐步转向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新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上面。以人为描写对象，以人物关系为艺术观察的焦点，来反映和认识复杂丰富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面貌。如《芙蓉镇》把胡玉音放在政治冲突和人性冲突的圆心，这个形象的 全部艺术魅力都在她与李国香、秦书田、黎满庚、谷燕山等人的关系发展中释放出来。再次，这一阶段的影片在对社会反思的同时，渗透进对人性的反思;在展示个人命运的同时，揉合进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和《芙蓉镇》中的李国香都是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利来扭转自己在“性”方面的劣势，把情敌的性优势剥夺得一无所有。区别在于吴遥拦得美人归，李国香想不到谷燕山有残疾而没能得手。同样还有《天云山传奇》 中的宋薇和《芙蓉镇》中的黎满庚都在忠诚于革命或是爱情的单项选择中背叛爱情而造成终生忏悔。区别在于宋薇的忏悔是感情负疚;黎满庚的忏悔是人性负罪，伤害情人的同时更伤害了自己，这种人性自我分裂的痛苦更深重。当然，这一时期对人性的探讨还有待深入。

文化史视角表现“文革”

随着中国改革的步伐从农村迈向城市，这场以全方位、深入化和快速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从70年代末政治上逐渐松动以来，文艺界的思想解放的新气象从“意识流小说”、“朦胧诗”、“星星美展”、“实验戏剧”开始崭露头角，80年代中期以后的“85美术新潮”、“寻根文学”、“新生代诗歌”。毋庸置疑，这场聚焦整个中国文艺界面向西方的思想文化潮流的最终目的，是借鉴西方现代意识反顾民族文化的现实困境，借鉴西方现 代派创作方法探寻民族精神的人性渊源。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当代电影，正是在这样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的背景下，继续反思现实人生与“文革”历史，为反思的深入找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思考方向，超越政治伦理视闽跨入更广阔和深邃的民族文化史视野。

第五代导演横空出世，成为中国电影大军中最重要的一支新生力量。知识青年的人生 体验和“文革”历史情结，是这一代人的精神重负和被压抑的话语。

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青年电影创作者不再把政治看成一个孤立的因素，而把狭义的政治史放回大文化史的链条上;不再把“文革”看作一个断裂期，而把“左”倾错误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放回中国历史的时间线轴上。从《绝响》、《孩子王》到《蓝风筝》、《霸王别姬》和《活着》，对传统文化循环反复的哲理性关注及对渐次前移的历史事件的聚焦，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认识:“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机制和几十年来的‘左’的僵化社会体制实际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弊病，就是强烈的‘泛政治化大一统’。

文化反思的视角让第五代导演在发现了中国文化瘤疾对生命的摧折之后，又发现了生命抗拒文化历史主宰的武器，也就探求到了民族文化生机之源: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蓝风筝》中蓝风筝的意象，揭示了极端化的社会历史对生命中自由美好理想的毁灭和弃置，宛如挂在树上的蓝风筝破败不堪。

《活着》中皮影戏伴随福贵一生，皮偶受人操纵，和生活中福贵受命运操纵相互映衬，表现了人类面对操纵、戏耍我们的命运所制造出的苦难的巨大承受力。这种由文化宿命所激发出来的普通人的苦难承受力就是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这里，普通人的生命就是抽象人性的实体塑形。所以，在文化史的视野中回顾“文革”，就促成了一次文化宿命与人性精神的对话:“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25]电影《活着》设计了皮偶戏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道具来传达小说原著中生命无常、死亡氛围浓重的奇异气息;但是，减少死亡人数，又为人物之死添加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却透露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苦难与幸福、绝望与希望一视同仁的态度，和于救赎文化之外的一种达观超脱的气毋庸置疑，这种深入到民族文化机制、人性精神特质的反思主题及与之相应的象征气氛营造、心理浓度刻画的艺术表现，对于中国普通观众来说都过于抑郁沉重和思辨难懂。

(四)反思转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文革”影像

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来观察现实生活、考察民族性格及洞察文化出路。与反映“文革”相关的，是把对十年浩劫的控诉和反思从此前的社会政治领域、伦理道德领域演进到文化领域，以中国传统文化横遭践踏的铁的事实撕下这场始终标榜先进文化的政治骗局的虚伪面具。

1987年的《孩子王》是陈凯歌执导的富于思辨色彩的影片之一。在它的表层结构中，这是一个知青下乡后去教书，没有按照通常教学方式教书被赶回队上的故事;而在深层结构中，表现的是人对循环往复的传统文化生存状态的一种反叛意识。这部影片在凝滞的空间状态与静止的时间状态中，包含着陈凯歌对人、“文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反思。

涉“文革”历史的影片:《蓝风筝》(}99}),((霸王别姬》(1993)与((活着》(1990，把“文革”历史背景下人与文化关系的反思更为深入地继续下去。本文找到三把钥匙试图开启 他们深邃的创作思维之门。

第一把钥匙:时间一一历史

《蓝风筝》书写自1953年至1967年大陆历次政治运动变迁中个体生命飘摇残存的命运，把“文革”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整风运动、三年自然灾害等历史事件并列在一起，并不突现“文革”“左”倾路线的错误性质，只是平等地把“文革”融入历史，作为历史合力产生的整体生存环境给生命活动提供历史舞台。在由此可见，“文革”终于在“第五代”导演的创作中真正汇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作为虽然灰暗却紧紧拴在中国历史线轴上不 可拆解的一环。

第二把钥匙:方式一一亲历所感

三位导演不约而同地选择从小人物的人生经历去表现民族命运的故事，体现了他们对历史把握的分寸性。活着》叙述了一户普通人家在20世纪40-70年代之间所遭际的艰辛困苦和多重悲剧，演绎人生在世与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宿命。第三把钥匙:内涵一一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

虽然蓝风筝被弃置和皮偶受操纵这两个视觉意象透露出《蓝风筝》和《活着》对历史摧残人性的无奈叹息，但是，陈淑娟和福贵对苦难命运的无言承受恰恰显示了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这正是第五代导演以叛逆经典的姿态重新诊释历史所探求的民族文化生机之源。这个答案使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这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完成了以批判意识反省现实困境因由的历史责任和以现代精神寻找民族文化前途的时代使命。

个人史视角表现“文革”

第六代导演的怀旧叙事并不单纯导向悲观，感伤的情绪化记忆指向的是私人化的心理真实和自我心灵救赎。自我精神的解脱不是悲观地放弃理想，而是放弃对理想破灭的埋怨与不平。于生活的平淡常态中发现自己留下的痕迹，于现实的缤纷浮光中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

1995年姜文的电影处女作《阳光灿烂的口子》。创新之处在于:它们对包括“文革”

在内的历史的把握，就是对私人经验的把握，并且同样是非现实主义的。真正转向私人化的往事书写。如前所诉，第五代导演个人化的影像诉求是为了重写历史、反思文化，而第六代导演私人化的影像诉求点落在 主体怀旧、生命自我追认的感性记忆上。

首先，这种私人记忆的主体是心理真实。

其次，这种私人记忆的客体是历史碎片。

再次，这种私人记忆的情感基调是感伤怀旧。

本阶段这些影映出“文革”历史身影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把包括“文革”在内的历史背景进行淡化处理，人物的心理真实只在个体的情感空间中情绪化的呈现，毕竟没有必要要求一个私人化的历史记忆像史书一样反映出历史的全貌与本质。“文革”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只是作为人物动作发出时帮助再现情景的碎片化符号式的元素，或者在故事开始时人物关系的最初设定工具，两者都不进入情节叙事层面，也不构成人物行为的依据。无须否认，这些影片表现“文革”历史环境也存在娱乐性展示的销售策略，甚至伤感怀旧的叙事情感基调也不仅仅是承载艺术思想表述的任务，也有迎合时尚消费需求的考虑。

第四篇：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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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周恩来在这样的处境下，为了维系国家的发展，他忍辱负重，巧妙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对林、江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抗争，尽可能减小危害。“文革”中的周恩来有两条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如何不退出政治舞台；二是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少损失，维系国家政局。

一．自我保护

怎样才能不退出政治舞台？周恩来的做法是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打倒。他曾与别人说：“不管别人怎么打你，你自己不要倒；不管别人怎么整你，你自己不要死；不管别人怎么赶你，你自己不要走。”实际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抗争策略。公开顺从毛泽东，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一。

周恩来从不公开批评、顶撞毛泽东，这一点比彭德怀、刘少奇高明得多。１９８０年一名意大利记者访问中国，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毛泽东要搞“文革”，周恩来挡不住。“文革”中，周恩来在许多问题上虽然内心并不赞成，为了避免与毛泽东产生直接冲突，也不得不采取附和态度。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得不表态，如果他不表态自己也要被打倒；还要看到，他附和也好，不附和也好，刘、贺等人都是要被“打倒”的。在保不了别人的情况下，保住自己是当时能实现的最好结果。

多作自我批评，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二。

“文革”中，周恩来多次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甚至江青对他的攻击，他基本照单全收。因为他们的批评，搞不好就要升级，一升级就被打倒。不让升级就必须把所有东西承担下来。周恩来通过作自我批评，化解了一波又一波对他的恶意攻击。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评周恩来。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做自我批评，接受大家帮助。周恩来开始不明就里，一面检讨，一面说明事实。但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一下讲周恩来不能贯彻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推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一下讲周恩来被苏联原子弹吓破了胆，向美国投降。周恩来争辩说，我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这一顶，被认为态度不好，又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发话，政治局会议改由王洪文主持，不要周恩来主持，并扩大会议范围。周恩来一看势头，马上就把所有罪名承担下来。由于周恩来检讨“深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周恩来终于化解了这次极其凶险的政治恶浪。坚决抵制致命的陷害，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三。

“文革”中，周恩来曾遭遇致命的陷害，这就是“伍豪事件”。对这样的致命陷害，周恩来进行了坚决而又果断的抵制与澄清，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平息了可怕的**。１９６７年５月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讲红卫兵在旧报纸上发现了一个叛徒集团的脱党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一看非常警惕，因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而断然地予以反驳，并迅速向毛泽东报告，争取支持。５月１９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的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一天，周恩来百忙中抽出一天时间亲自查阅了上海各旧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又有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周恩来对此事作了专门报告，并作了录音，进行了彻底澄清。面对这个致命的陷害，周恩来坚决而巧妙地粉碎了。

二．积极发挥作用

周恩来在“文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往往是在毛泽东出台政策之前，通过提出正确的意见影响毛泽东，间接发挥自身作用。比如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就提出一系列限制“文革”恶性发展的意见，尽管

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对毛泽东是产生影响的。不久，毛泽东批准了一些稳定局面，抓革命、促生产方面的文件。又比如１９７２年，周恩来建议批判极“左”思潮，开始毛泽东没同意，但不久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明显是受到周恩来影响的。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来发挥自身作用。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总体思想是错误的，但期间也有许多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对毛正确的意见积极宣传贯彻落实。比如毛泽东讲要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就大张旗鼓地抓生产。在保护老干部方面，毛泽东有一个很好的党外朋友叫章士钊，受到红卫兵冲击，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出来缓解一下。毛泽东把这样的问题交由周恩来办。周恩来就列了一份要保护的干部名单，把好多人都列了上去，讲这些人是不能动的，要保护的。

巧妙阐述毛泽东的意见，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思维很快，他是诗人，形象思维非常好，想到什么说什么，但一句话出来后，政策上不可能那么具体可操作。周恩来就利用这一点，在出台具体政策上发挥作用。比如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夺权，但对于什么权可以夺、怎么夺没有具体东西出台。周恩来就讲夺权是要夺的，夺什么权呢？一是夺走资派的权，不是走资派的权，不要夺；二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权不要夺。可以组织两个班子，造反派一个班子专搞文革，老的领导班子继续抓生产。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出自己的解释，对“文革”的错误起到限制作用。

通过主动揽责，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自己的错误，这样纠错就容易得多。比如对大跃进的错误，他在１９６２年１月七千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早就发现了大跃进过程中的某些错误，早就要求我们把指标降下来，是我这个主持经济工作的总理对主席的指示理解不到位，指标虽然降了一点，但仍然高，责任在我，我要交帐。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自己把责任揽下来就容易纠正，使得后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能得到顺利推行。

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客观造成的，从而加以纠正。

比如讲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三年国民经济非常困难，原因大家知道，主要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但是周恩来讲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他讲这几年的自然灾害不仅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甚至从他们这一代记事起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其实那三年自然灾害虽在局部较严重，但远没到粮食严重减产的程度。他讲自然灾害造成困难，那么政策调整就是面对自然灾害来的，而不是面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来调整。这样毛泽东也就能够接受。

第五篇：文革中受迫害而死的名人

• 文革中受迫害而死的名人： • 刘少奇

国家主席 1969 • 彭德怀

国防部长、元帅 1974 • 贺龙

国家体委主任、元帅 1969 陶铸

国务院副总理 1969

许光达

国防部副部长、大将 1969 • 田汉

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党组书记 1968 赵树理 作家 1970

周信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975 • 郑君里 导演

• 时传祥 掏粪工，著名劳动模范 1975 • 文革中自杀的名人：

• 叶以群 文艺理论家上海文联副主席，1966.8.2 跳楼身亡 • 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67.6.21 服毒身亡

闻捷

著名诗人 1971.1.13 用煤气自杀

罗广斌 小说《红岩》作者 1967.2，跳楼自杀，另一说是他杀

田家英 毛泽东秘书 1966.5.23，在毛泽东书房走廊上吊死亡 • 杨朔

著名散文作家

1968.8.3 服安眠药而死。• 郭世英

郭沫若之子，北农大学生。1968.4.22 一个直接的 导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关押在学校里。遭批斗后从关押处跳楼身亡。

• 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文革”期间在广州街头的所见：

“人们咬着匕首，抬着尸体游行。”“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看到在树上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 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 巴金在十年浩劫中的大致经历：

• 1968年8月，弃掉小狗，被关进牛棚改造；9月被抄家，经受大字报、挂牌游街等形式的批斗。

• 1970年，到农村劳动改造，掏大粪、喂猪、背稻草、种地……

• 1972年，妻子萧珊在饱受精神折磨后患癌症进步了医院治疗，病逝。此时，儿子在农村已三年半，好多公民权被剥夺，变得极其内向，又学会抽烟，患肝炎。这一年巴金69岁。

• 1973年，回上海，在四平方米的小屋翻译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赫尔岑的作品，直至“文

革”结束。

• 当姚文元拿着棒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十

年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病中》

• 叶剑英元帅曾经沉痛地说过： “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

人民币。” • 小结：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失去理性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是由主要领导

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一场政治运动，这场政治运动是东方五千年文明遭遇的空前的浩劫，是共和国永远的痛，是中华民族一次巨大的深重灾难，在这场灾难中，一大批中央高级领导惨遭厄运，一大批中华儿女饱含热泪离开了他们热爱的土地。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条小小的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