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实施积极的安乐死的行为

第一篇：对实施积极的安乐死的行为

对实施积极的安乐死的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所谓安乐死，通常是指为免除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患者的痛苦，受患者嘱托而使其无痛苦地死亡。安乐死分为不作为的安乐死与作为的安乐死。不作为的安乐死(消极的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患者，经其承诺，不采取治疗措施(包括撤除人工的生命维持装置)任其死亡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成立故意杀人罪。作为的安乐死包括三种情况：

一、是没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安乐死(本来的安乐死、真正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成立犯罪；

二、是具有缩短生命危险的安乐死(间接安乐死)。这种行为虽然具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危险，...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就一般情况讲，两罪并不难区分，但在碰遇故意杀人未遂造成伤害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两种情况时，二罪易混淆。要把握二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故意内容。如果行为人无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而只有伤害他人健康的故意，即使客观上行为导致了他人的死亡，也只能以故意伤害罪致死认定；如果行为人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使其行为没有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也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司法实践中，要认定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是伤害还是杀人，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案件的起因、过程、结果、作案的手段、使用的工具、打击的部位、强度、作案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行为...你是反方，正方的弱点有：1 如何确保是病人的真实意志？很多垂死病人是没有语言能力或思维能力了，这个时候如何保证是病人的真实意志同意安乐死呢？ 2 如何确保已经是最后的医疗手段都无效呢？医院的行医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各级别的医院都有不同，小医院治不了的病 大医院可以制；国内治不了的病，国外可以治。如果要安乐死，至少要肯定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医疗水平都无法治愈才可以，而这根本无法保证。但如果不能保证这样，医生的行为又和杀人有什么两样？ 如何保证是病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各种情况下的承受能力也不相同，用什么方法确定 病人无法承受？ 别说病人自己说的，甭管多大点儿病 哪儿疼张口都是“疼死我了”难道都当是真要疼死了？ 还是关于病人的真实意志，即便是病人同意，如果病人在进行安乐死一半的时候反悔怎么办？如果病人在有心理疾病的情况下同意的怎么处理？所以 必须要保证的是病人心智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同意 才可以算真实意志！但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谁能保证心智完全正常？ 所以这个想法从操作层面上几乎不可能。补充回答：

以上弱点都是要抓住一点 就是“操作层面不可行”，即便确实合理，不管对方说得多么美好，就是“无法操作”，因为太多无法确定的因素，而这么多无法确定的因素去决定病人的生死大事？ 所以不能合法，就是因为“不可操作”！～ 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比较研究

安乐死，原意是指无痛苦死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安乐死包括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狭义的安乐死，是指对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减少其临终前的痛苦，受病人嘱托而由医务人员采取积极措施加速其死亡的行为。实施安乐死是否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处罚，国际上的看法不一。笔者主张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并不主张任意地实施安乐死行为，这是有严格限制条件的。本文分析了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的异同，提出了实施安乐死的可行性和必要的条件，指出了立法上的不足，探讨了安乐死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并对我国安乐死的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法治文明也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党和国家在报告中也明确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到底何为法治文明，何为法治国家呢?笔者以为法治文明就是要真正体现立法精神和本意，法治国家就是指要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法律的制订与出台，并非告诉人们怎样去钻法律的空子而不被法律追究，而是用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起到威慑力的作用。正如对安乐死进行立法，其主要目的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维护医务工作者之基本权利，预防犯罪，而不是像目前在对安乐死还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就生搬硬套地认为故意杀人。

一、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

“安乐死”英文叫Euthanasia，也称无痛致死，是指对于患了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由于难以忍受肉体的痛苦，本人或其家属要求让其安乐地死去时，医生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乐死去的行为。[1]

根据《布莱克法律字典》的解释，将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且痛不欲生的病人用积极的无痛楚的方法杀死，这种行为被认作是仁慈之举，这便是积极安乐死。例如给这种病人注射或喂食毒药。人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就是指积极安乐死，在英语里又叫做“怜悯杀人”(Mercykilling)。[2] 在我国又称“受嘱托杀人”。在我国陕西汉中医院发生的王明成案便属这一类型。

消极安乐死是指对垂危病人停止治疗或喂养食物等，尤其指的是停止使用现代化抢救设备(如人工呼吸机)抢救病人，安乐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既包含积极安乐死，又包含消极安乐死;后者指积极安乐死，本文也将重点讨论积极安乐死。

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于安乐死问题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肯定说”和“否定说”，提出了“折衷说”。“肯定说”认为：对于濒临死亡的人，明知其无救治的任何希望，为免除病人的强烈痛苦，基于本人迫切要求，医生本着人道主义的善良动机，以药物促使其安静地无痛苦地死亡，实属合情合理，理应排除其犯罪性。理由大致有：①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是人固有的权利，应尊重人的这种权利；②病人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痛苦难当，希望早日摆脱痛苦，对其实施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精神；③对回生无望的病人继续治疗，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不仅于病人无补，于病人的家庭、社会也是无益的。

“否定说”认为：安乐死违反人的生存权，已经超出正当的医疗行为，而是杀人行为，虽经病人的同意，也不能阻却其杀人的违法性。理由主要是：①人的生命权不同于其他权益，既属于个人，同时也属于国家和社会，个人无权支配、让与这种权利；②安乐死违反自然精神提前结束人的生命，不符合尊重生命这一人道主义原则；③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尽其所能，力求使病人的病情好转，而安乐死则要提前结束人的生命，不能认为是医疗行为；④法律应平等地保护一切人，包括危重病人的生命权，非因死罪，不能任意将人处死；⑤在现在医疗条件下，对于何为绝症，尚无法作出绝对可靠的论断。同时医疗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今天看来是不治之症，明天或许是可治之症。

“折衷说”主张法律对安乐死作出免罪规定，同时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①必须是对临近死期的属于不治之症的伤病者实施。②对极端痛苦、不堪忍受的伤病患者实施。这种场合常有紧急、迫切的味道。③其嘱托或承诺必须是清醒时方为有效。④其医疗的目的仅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纯为早死而实施。⑤要由有医疗资格的医师鉴定，并以最小的方法实施。

从司法实践来看，否定安乐死的观点仍占主流，在理论和舆论上肯定安乐死的观点越来越占优势，要求对安乐死进行立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一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在国际上，一般认为消极安乐死不存在法律上的责任问题，即无论各国是否有无法律规定，对实施消极安乐死的行为均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积极安乐死是否应当使其合法化，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却在许多国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二、将安乐死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原因分析

对安乐死持反对态度的否定论者,他们坚持“珍视生命”和“无权让予生命”的神圣原则。[1]诚然，生命是无价的，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的价值也是无法偿还的。固我国刑法上对生命采取了绝对保护原则。刑法第132条规定：故意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故意杀人罪。基于此，故意杀人罪主观上要有杀人之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带来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却希望或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至于行为人基于何种动机而产生杀人故意并不影响杀人罪的成立，而只是量刑时应予考虑的情节。

故意杀人罪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凡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不论被害人年龄大小及健康状况如何，在定性上都没有医别。故意杀人罪在客观上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法律只规定了司法人员依法执行死刑和符合条件的正当防卫杀人。除此之外，任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否定论者认为，积极安乐死具备了故意杀人罪的各个要件。在积极安乐死情况下，虽然行为人是应病人本人或其家属的要求为解脱病人的痛苦而为之，但这并不能改变行为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性质，仍应属于故意杀人罪。而解脱他人痛苦的良好动机，仅仅说明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可以作为法院量刑时从轻减轻的理由。

故意杀人的行为方式，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前者指使用犯罪工具或不使用犯罪工具，以积极的或者攻击性的行为杀害他人；后者则是指以消极的、应当履行某种特定的作为义务而不履行，使他人死亡。对于实施安乐死的人，不论其是出于何种愿望，都应视为受嘱托杀人而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处罚时可以视为情节较轻的情况从轻处罚。[1]

不可否认，安乐死与故意杀人存在许多相似性。采取积极措施致人死亡，如注射致死的麻醉剂等。从形式上看，这与故意杀人并无多大差别；从客观结果看，都是造成了他人死亡。这两点是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的最大相似性，由此也就使得对安乐死立法面临很大的担忧。如实行“安乐死”是否违反人道主义；允许实行“安乐死”是否有利于医学的发展；允许医生为患者实行安乐死，是否有违医生的职业道德；对安乐死立法后，是否能防止医生的草率行为，以及患者家属“甩包袱”等弊端。[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医学的发展和新药物、新抢救设备的问世与普及，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例如一个病入膏肓、毫无知觉而又无恢复健康可能的病人，可以依靠人工呼吸器等抢救装置，使用抗菌素等药物和人工输送营养等方法继续活下去。但对这种病人继续进行抢救，是在增加他的痛苦，还是减少他的痛苦?这种病人有无要求停止治疗，选择死亡的权利?如这种病人已失去知觉，那谁又有权替他做出上述决定?医生听从病人的上述要求，或自行决定停止治疗负有什么法律责任?这些问题涉及到法律、道德和宗教，也涉及到人们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的看法。这些也是对安乐死进行立法所必须考虑到的问题。

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刑法学界对安乐死问题也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尤其是在1987年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医院住院部肝炎科医生蒲连升为病人夏素文实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后，医学界、哲学界和法学界以此为契机，掀起对实施安乐死行为性质的大讨论。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认为：人应该有尊严、有理性地选择死亡的权利，禁止安乐死，剥夺了人的这一自然权利，不具有正当性。同时，明知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既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其家属和亲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3]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是违反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反自然行为，削弱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力量和勇气。同时,确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乐死很困难,安乐死有被滥用的危险。[1]换句话说反对安乐死的最主要原因与最大风险是同一个答案，即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患者可能在一刹那间改变死亡的决定；其次，帮助实施安乐死的医生的合法性认证非常复杂；第三，安乐死有可能使救死扶伤的医疗宗旨发生偏移，甚至可能淡化人们对生命的尊重；最后，一旦安乐死案例急剧增多，司法认证失控，就会给谋杀犯罪及推卸医疗事故造成可趁之机。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目前对安乐死还是持否定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把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笔者以为，这种做法过于绝对化，没有充分考虑事实的本身和具体的实际现状，应当允许附有严格条件限制下的实施安乐死行为的合法化。

三、关于安乐死非罪化的探讨

虽然对安乐死合法化存在争议，但自安乐死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以来，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声音却一直在加大，得到社会响应也比反对安乐死合法化强烈。笔者以为，安乐死的合法化与安乐死的去罪化在逻辑上是同一关系，让安乐死合法目的是消除当前将其归罪化的思想。所以，安乐死的合法化与安乐死的去罪化是同一关系上的两种说法。很多国家所作的调查都显示，民众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了反对率。在我国，大多数人也赞成安乐死。《北京青年报》曾委托上海市场研究公司对北京市民作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80%的人赞同安乐死，接近2/3的人认为“中国为安乐死立法”是“十分必要”或“比较必要”；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文化程度的市民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基本上一致。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2] 尽管安乐死在很多国家还不合法，但很多人已经在医生的帮助下实现了安乐死。1998年英国《泰晤士报》就报道，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消极的安乐死法即《自然死亡法》；1994年11月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次全民公决中，通过了一项法案，确认安乐死在有限制的条件下不是非法的；澳大利亚北部领土议会也于1995年6月16日通过“临终患者权利法案”，允许开业医生按照一定的准则结束患者的生命；1996年7月1日，世界上首部积极安乐死法《晚期病人权利法》在澳大利亚北部正式生效；2002年4月1日，荷兰“安乐死”法案正式生效。

在我国，对安乐死的探讨较晚，1982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上天津、山东的代表发了有关安乐死的论文，引起大会瞩目和较大的社会反响；1986年，在陕西汉中发生了我国第一起安乐死案，此案轰动了全国，由此引发了一起涉及医学界、伦理界、新闻界及公众的关于安乐死的大讨论；1988年7月，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1995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著名医学专家胡亚美、严仁英两位代表提交了安乐死议案；1996年，上海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2003年8月3日，中国“安乐死第一人”王明成去世，“安乐死”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检察日报》刊登文章指出，应该以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安乐死”，希望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2003年12月21日，广东省政协委员在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出：应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实行“安乐死”，但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在会议该提案时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有违《宪法》。

安乐死在国内外或明或暗地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安乐死，即使司法机关能够对有关当事人网开一面，也难以摆脱违法性的纠缠；即使面临违法风险，安乐死也必然会客观地存在并引发人们的讨论。因此，对安乐死，与其让它犹抱琵琶半遮面，还不如认真加以研究，痛痛快快地将其合法化。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对安乐死持否定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应看到，把那些病人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痛苦难忍情况下医护人员出于同情之心而实施的安乐死一律作为犯罪处理，是与常规、人情、法理相悖的。因此，笔者主张在严格的条件之下允许安乐死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凡符合这些严格条件限制的安乐死，我们就应当予以肯定，而不再以犯罪来处理，既将严格限制条件下的安乐死行为非罪化。当然，我们在承认这种安乐死的合理化的同时，也不予以鼓励，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严格地控制其发生的范围，并使其可能带来的一些弊端减小到最低程度。[1]我认为，对安乐死加以严格条件限制，将会有效地防止各种不良后果的发生而且从理论上讲，也可以为其存在提供一定的根据：

第一，允许安乐死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尊重人的生命、固然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准则，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在病患者身患绝症，濒临死亡，而又痛苦难忍的情况下，一味地把人的生命看成是第一位的，从而想方设法延长病患者的生命，这除了延长患者的痛苦之外，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在这样情况下，究竟是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呢?还有让病魔大施淫威，慢慢地折磨着、吞噬着病人的生命更符合人道主义?从人道主义言，生命固然是应当受到保护的，但是当一个濒临死亡，且又不可救治，对其生命的保护已失去任何实际意义的情况下，其愿望的实现和尊严的维护就会成为主要的方面，因此，按其愿望施以安乐死，不但是其愿望的实现，而且也使其至死保持了人格的尊严，这对于一个即将死亡的人来说，是符合人道主义的。

第二，关于一个公民有没有处置自身生命权的问题，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一般来讲，人是社会的人，其生死存亡是和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紧密相关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是不能处置自己的生命权的。例如，自杀就是一种对社会不负责任，从而不为我们所接受的一种错误做法，但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人是否有权处置自己的生命呢?这个问题可以找到许多为社会所承认的合法化的事例。例如，有一些体育项目，如赛车、拳击、漂流、登山等运动，都是危险性极高的竞赛项目，自古以来，已有不计其数的运动员在这些体育运动中丧失生命。在这些体育竞赛之前，运动员实际已把生命和健康权交了出来，作出了因竞赛伤亡而不追究他人责任的承诺，既然在运动场上运动员可以处置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那么，为什么身患绝症的病人就不能处置自己的生命呢?国外有的刑法学者认为，体育竞赛中运动员对自己生命和健康的承诺只是人不得随意处置自己生命和健康规则的一种例外情况。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安乐死不能也成为一种例外情况呢?在病患者身患绝症，疼痛难忍的条件下，允许其对自己的生命作出处置，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于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第三，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讲，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基本条件。而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安乐死，不仅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相反，从客观上讲可能还有利于社会。首先，从医疗工作上讲，对那些身患绝症，久治不愈，濒临死亡的病人施以安乐死，可以使医护人员从繁杂而无益的工作中脱开身来，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目前医疗任务繁重，病人看病难的情况下，这更富有意义。其次，安乐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属和亲友及早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投身到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产中去。同时，由于家属对病患者负有照料的义务，为了一个即将死亡的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对社会不利的。最后，对患有绝症的病人施以安乐死，还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对于那些老弱病残者是承担了一定义务的，但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允许一定条件下的安乐死，则可以使国家有限的财力和社会有限的资源用到其他更多的老弱病残者身上。可见，一定条件下的安乐死是于社会没有危害的，不具备犯罪所应具有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因此不应将之作为犯罪来处理。

第四，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如果对一定条件下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处以刑罚，却是达不到预防犯罪之目的的。首先，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一般都是基于对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的心理而实施行为，从主观上讲并无恶意，对社会并无任何危险。如果对之定罪判刑就有可能使其原有善良之心受到伤害，更有甚者，还可能以社会和国家产生怨恨情绪，起到消极的作用。这与刑罚要达到特殊预防之目的的要求是相冲突的。其次，从一般预防的角度讲，刑罚的威慑作用是建立在群众对其信服的基础这上的。如果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施以刑罚，群众中对此不服的肯定大有人在，还可能——事实也证明如此——导致其他医务人员的不满，在此条件下，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如何得以发挥呢?当然，从根本上讲，对按一定程序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施以刑罚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是基于这种行为根本不能成立犯罪为理由的。因此，在实践上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判刑，从刑法的角度看，是无益的。

第五，关于如何看待实施安乐死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问题。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对实施安乐死加以严格的条件限制，不大可能出现什么不良后果。例如，如果允许病患者本人要求的安乐死，就不会导致患者家属因争夺遗产而实施安乐死的情况。当然，由于社会情况的复杂性，也不能绝对排除安乐死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尤其不能排除在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但这并不能说是由安乐死本身造成的，而是执行中由于人的错误或无意造成的。而这种情况在任何场合任何人的活动中都会出现。此种不良后果的发生与安乐死制度本身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四、对我国安乐死的立法展望及其依据

对于安乐死在我国的立法建议方面，学者专家们各有见解，但都有相同之处，可以概括为实体性条件和程序性条件两大类。其中实体性条件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1)安乐死的适用对象。总的说是各种不治之症的患者具体有：①癌症晚期、痛苦难忍的临终病人。②严重畸形或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对之适用安乐死，有利于我们民族的优生优育。③“脑死亡”病人。医学理论，认为“大脑机能停止活动为生命结束”，因此，“脑死亡”患者的生命是形存而实亡，医院对其治疗已失去实际意义，应施行“安乐死”予以处置。

(2)安乐死的适用条件。为防止安乐死的滥用，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其适用条件，具体应包括：①根据现代医学确诊病人患的是不治之症，而且死亡已迫近眼前。②病人所遭受的肉体痛苦已达到了其本人难以忍受的程度。③病人神智清醒能表示自己的真实意愿，必须有本人的真实的委托或同意;在病人处于丧失表达自己意志能力的情况下，则可以由其直系亲属提出请求或委托。上述“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在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实行“安乐死”。

(3)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实行“安乐死”在方法上，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如用冬眠、麻醉、窒息、气体吸入等方法，通过上述方法要达到使患者“无痛苦、安乐”致死的基本要求;要严禁使用其他暴力致死的手段，如剧毒药物、枪杀、刀杀、缢死、溺死等。总之，法律应明确规定采用的方法、剂量、时间等。

(4)实行“安乐死”的程序。应规定如下程序：①须有病人或家属的书面委托或视听材料。②要有一个专门委员会讨论和相当一级的医院主管医生、主治医师、科主任经过会诊诊断，院长签署意见。③由法院审查批准。④施行“安乐死”必须由两名医生同时进行，须有死者家属在场。为防止不法之徒钻空子，法律应明确规定除医生外，其他任何人不准帮助患者实施“安乐死”。⑤安乐死完毕后，由执行医师、死者家属及其他在场人签名。

对于安乐死的立法依据，前几年国内的呼声很高，无论是在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会议上还是全国和地性的人大会议上，都曾有强烈的呼吁并提出议案，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主张被动安乐死还是主动安乐死，但字里行间给人的感觉，似乎两者都包括在内。[1]概括起来说要求安乐死尽快立法的依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对安乐死进行立法的三个有利于为基础;另一方面，认为安乐死立法已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从上述过的民意测验和大量的问卷调查统计数字可以证明，大多数是主张安乐死的。

这三个有利于分别是：有利于解除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的痛苦;有利于减除患者亲属不堪的身心重负;有利于社会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这就是说，给安乐死立法符合人的尊严、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对安乐死的对象本人、家属以及社会都是有益的。对此，笔者只想强调一点，上述理由都言之成理，但它们并非处于同等地位。所谓解决濒临死者的痛苦，其前提是尊重患者本人有此要求的意愿，尊重个人在安乐死的自主自决权是第一位的。一般而言，没有个人的自主、自决，其他理由就很难作为实施安乐死的依据，这恐怕是绝大多数赞成安乐死的人都认可的原则。

在安乐死问题上最为棘手的是死亡权利问题。它包括两方面：人究竟有没有自主死亡的权利;医生或其他相关者有没有主动结束他人生命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安乐死问题的核心与关键。笔者认为，人有生的权利，自然也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选择死亡的方式其实质是选择生命进程的特殊形态。此时此刻，提出对安乐死进行立法，面临一个最大的障碍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不强、科技水平不高，导致对安乐死的对象难以认定。另外，我国刑法第1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并没有排斥安乐死。所以要对安乐死规定严格的限制条件，应注重科学死亡观的教育，以及引导人们培育起正视死亡、接纳死亡的心态，特别是要将人们所希望的本原意义上的安乐死观念与健康观念相结合，使人们都能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充实生命，以善始善终的态度赋予生命以灿烂的价值。

其罪不可恕其情却可悯

从法律层面而言，邓明建的行为当然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从善良大众的情感出发，邓明建照顾病重瘫痪的母亲近20年，在长期的精神和经济压力之下，一时冲动为求解脱做出弑母之举，其罪虽不可恕，但其情可悯。

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指控邓明建弑母的残忍行为，但同时，我们又无法给这个照顾瘫痪母亲18载的罪犯与孝子贴上恶的标签。在人性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刑事案件中，善与恶、情与法的冲突无时不鞭打着我们的灵魂。当情与法发生冲突时，对于事实和罪名的认定，我们不能因为同情，就背离原则，但在量刑方面，可以综合被告人的一贯表现、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家属的谅解等，作出更符合人性的判决。

与之前在东莞发生的“慈母溺死脑瘫儿”一案相类似，人伦惨案一再挑战人们的底线。社会救助体系的不完善，是此类悲剧的社会原因。如果我国的重症残障人士保障制度能够完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类家庭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悲剧的发生。

无论是弑母之罪，还是杀子之痛，相信已经给被告人本人及其家庭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如一味强调对其严惩，则无异于使其家庭遭受双重打击。在这类案件的处理上，我认为，“严定罪宽量刑”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

第二篇：从“安乐死”的角度浅析自杀行为

从“安乐死”的角度浅析自杀行为

路神

济南大学学号

摘要：“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这种选择无痛苦死亡的方式看似只是人体的自杀行为，但却因为涉及多方面的社会关系而争论重重。有关于“安乐死”实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观点冲突，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对人类自杀行为支持与否的辩论交锋。两者如何在多重交织的社会关系中备受褒贬，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关键词：安乐死 自杀行为 社会关系

一、适用“安乐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争议

于是，有关于“安乐死”的争议和讨论不断出现。大体来说，“安乐死”适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主要在医学和法学的角度争议激烈：

医学方面，部分人认为，对于受到必死无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还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延长其生命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较舒适和安逸就行。自愿安乐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据，授权医生，按其意愿在他们临终时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长其生命。而另一是声音是，虽然医学水平已回天无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脑的功能完好，用安乐死的方法就相当于人为地让这些病人死去，医生的作法无异于“杀人”。

重重的矛盾冲突更体现在法律和司法实践上：据收集到的资料，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对积极的安乐死持容忍的态度、免予追究法律责任外，一般都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杀人罪，如瑞士、挪威、波兰等。但是，荷兰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其后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由于安乐死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问题，我国至今也尚未立法。

综上可见，看似快乐而不痛苦的“安乐死”并不那么简单地就可以达成一致意见。我们研究时，不仅可以当其视作医学伦理、法律或司法实践问题；也可以把它看做和自杀行为等同的社会问题来对待。

二、自杀行为与“安乐死”的社会属性分析

狭义的自杀行为是指有意识，自愿地直接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某种意义来说，积极的安乐死可以等同于狭义的自杀行为。它们本来只是结束个体生命的一种方式，但是也同样在法律和道德之间饱受争论，原因是它们背后牵涉的丝丝缕缕的社会关系和折射出来的社会属性。

1，自杀行为起因离不开社会因素。

自杀行为的目的是追求自我生命的终结，这种自我毁灭的意识成因是多方面的，其本质来源于社会的因素。人们可以先验地假设，自杀所取决的个人条件有两种。首先是自杀者所处的外部环境。自杀的人有时是遭到家庭的不幸或自尊心受到伤害，有时是遭到贫困或疾病的折磨，有时是不得不因某种道德上的失误而自责，如此等等。此外，因为经常伴随着自杀而被认为是引起自杀的情况几乎数不胜数。有的人在富裕中自杀，有的人在贫困中自杀，有的人是由于家庭的不幸，有的人则刚刚通过离婚摆脱了使他不幸的婚姻。自杀行为的借口总是离不开那些点点滴滴的生活因素，可能是疾病折磨，可能是家庭不幸，可能是工作失意，还可能是经济贫困。这些种种的生活因素都来自于社会，没有一个人能摆脱自己的社会属性，自杀的各种行为原因，都抹不去社会给自己烙下的印记。2，自杀行为的后果影响社会关系。

我们都知道自杀行为的后果是死亡，虽然死亡看似是个体生命的结束，但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类死亡意义绝非只关乎个人。早在宗教统治的封建时代，都认为人的生命是天神赐予的,死亡也由天神来决定，只有君主有权代表天神主宰臣民的死生；病痛，包括临终前的痛苦，往往被看成天神的惩罚；于是视自杀与安乐死是篡夺了造物主主宰生死的权力。就这点分析，无非是在神的外衣下，宣扬君主有着控制臣民生命的权力，这实质上是一种保证劳动力数量和对维护国家统治的社会功能。

现代，大多数国家也都从立法和司法上反对“安乐死”或自杀行为，但是民间却几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是社会关系和个体关系的冲突。个人选择自我终结，大部分原因应该是为使自己得到解脱，能逃避或者释放某种来自于社会因素的压力。但是对于国家或者社会来说，一个个体的自由消亡意味着在主动脱离家庭关系，主动脱离社会关系，甚至于能引起模仿等行为，导致集体性自杀等。自杀行为所导致的个体或者群体的瞬间消失，对社会关系链条和社会的稳定性来说，都是作为统治主体的国家所必须考虑到的。3，自杀行为与社会资源分配息息相关。

上述对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历史部分的描述来分析，自杀行为可看作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历史。当人类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资料不足以养活所有的社会成员时，这种安乐死的习俗减少了无力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成员，减轻了社会的负担，在当时可能是适宜的。而在人类社会进入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阶段后，这种安乐死便不被社会所提倡了。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而生产力的提高也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正如某些支持安乐死的观点，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类至今无法治疗的疾病。无生存希望的病人长期占用医疗设备、医务人员，消耗大量医疗药品用以延续无希望的生命，显然是对有限卫生资源的严重浪费。实施安乐死有助于节约吏多的医药资源，可以实现医药资源的合理分配，从而更能体现人的生命价值以及医药资源的有效利用。更者，实行“安乐死”还有利于人体的器官移植。目前各个国家都面临着人体器官来源稀少的困境。由于无器官来源，很多病人相继死亡。但对于那些身患绝症、生不如死、无生存希望的人来说，他们身体的某些器官是完好的。如果用来移植的话，不仅可以救活其他病人，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体现。

综上所述，“安乐死”作为无痛苦的死亡方式，它的理论和实践历史源远流长，在现代更是激起轩然大波。其争论的实质表现了个人作为社会个体的自我毁灭行为的原因和后果，更表现了两者和社会属性的冲突。参考文献：

[1]朱力.社会问题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法]迪尔凯姆.自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黄希庭,徐凤姝大学生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第三篇：积极实施素质教育

）积极实施素质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教育教学效果比较显著，所教班级形成良好的班风、学风，学生的思想素质有所提高，培优转差取得一定成绩；教学 在地效果比较显著，所教班级学生参加会考或毕业水平考试合格率、优秀率比较好；

第四篇：积极实施综合改革

积极实施综合改革

多路突破乡镇卫生院发展困局

焦建华

泰州下辖靖江、泰兴、姜堰、兴化四市和海陵、高港两区，有乡镇99个。全市共有乡镇卫生院131所（其中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改革的卫生院53所）。1996年组建地级市开始，该市始终把改革作为乡镇卫生院突破发展重围的关键，市政府明确规定“每个乡（镇）原则上要有一所政府举办的卫生院”，积极推行政府办乡镇卫生院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探索合作或租赁经营等多种形式的改革，规范政府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1997年至今，泰州市乡镇卫生院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资源优化整合、建制镇卫生院“两权分离”改革、非建制镇卫生院资产出售为阶段性重点，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进行多途径、多形式的综合改革，不断突破发展困境，乡镇卫生院显现了积极、稳妥的发展势态。

一、实施乡镇卫生院综合改革的主要做法

泰州在实施卫生院综合改革进程中，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因院制宜，积极寻求既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又符合卫生院发展规律的改革模式。经过多年实践，探索了卫生院“一坚持两保证三调整”的综合改革路子，即坚持一个乡镇办好一所卫生院，重点加强预防保健职能；保机构，保基本功能，每个乡镇至少有一所医疗卫生机构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可及的医疗保健服务；调整资源，调整经营模式，调整所有制结构。

（一）调整优化农村卫生资源结构。

和其他地区一样，该市以往都按农村人口设置床位，按行政村、乡镇设置医疗卫生机构，村镇合并前就有6个乡镇一地两院。乡镇、村组合并之后，一乡多院，一村多室的现象更为严重，99个乡镇有卫生院158所，1453个村有卫生室1693个。加之投入不足，不少卫生院、卫生室处境维艰，农村卫生存在“网破线断”的危机。经过调研，卫生管理者们强烈意识到，必须优化配置农村卫生资源，合理布局医疗卫生机构。首先制订农村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卫生机构调整方案。全市中心卫生院由原来的32所重新核定为16

所，重点加强建设，增强辐射能力。其次是合理配置农村卫生资源。积极推广泰兴市常周乡“乡村卫生机构一体化管理”经验，进一步理顺乡村两级卫生机构的关系，整合乡村卫生资源。几年来，全市有90个乡镇推行一体化管理，撤并村卫生室271所。他们大力引导和鼓励市（区）属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之间合并或托管，全市涉及合并的医疗机构有20多所，撤并卫生院11所。再次是指导卫生院转换职能。在政策上支持城郊卫生院转换职能，2所卫生院分别转向为市精神病防治院和市戒毒所，8所卫生院转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二）对政府确定举办的卫生院实施“两权分离”改革。

在政府如何办好卫生院的问题上，力求摆准、放好卫生院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位置，寻找卫生院发展新模式。首先弄清卫生院产权结构特点，提出“动产出售，不动产租赁”的构想，进而逐步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即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以契约的形式约定政府与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落实经营者的责任制。在卫生院产权形式不改变的前提下, 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改变卫生院的所有者、经营者、监管者等都由政府承担的单一运行模式。“两权分离”改革以后，卫生院所有权的主体是政府，表现为房产、土地、大型设备等仍然为政府所有，并不断改善，体现政府举办的原则和责任，政府只是把经营管理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落实给经营者。经营者通过竞争获得经营权，其权利一般有：管理经营权、财产支配使用权、劳动人事权以及必要的(法定的)外联权等；应承担的义务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贯彻落实卫生方针政策和规定，服从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和管理，有效地利用固定资产，保障设备完好与充分运行，承担开展卫生服务的义务等；其责任是保证完成政府下达的各项卫生工作任务，自负盈亏，保证公有资产不流失，保证职工的民主权利和利益等。经营者的“责、权、利”明确以后，卫生院实现了市场条件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能够建立“权责明确，法人治理，自我约束，自我激励”的运行机制，较好地体现了市场规则。2002年，泰兴市在广陵卫生院试点“两权分离”改革，经过一年运转，使该院起死回生。目前，全市实行“两权分离”改革的卫生院已经达到53所，其中泰兴市33所，海陵区5所，高港区3所，兴化12所。

（三）对政府不再举办的卫生院探索“资产出售”改革。

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布局调整以后，有一批乡镇卫生院政府不再继续办了，主要是一地多院、卫生资源相对富余的地区，或卫生服务利用不足、经济薄弱的地区，政府无力继续举办。对此，泰州探索了集体资产全部退出或部分退出的产权改革。2000年8月，姜堰市在叶甸乡卫生院进行改革试点，改革形式为全资出售、公转私营，改革后医院性质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叶甸的改革取得成功，其经验得到了推广。到目前，姜堰、兴化、靖江三地共有16个卫生院资产转让。主要做法是：（1）有明确的改革原则。即积极、稳妥、慎重，成熟一个，改制一个；因地制宜、因院施策、分类指导，合理选择改革形式，不搞“一刀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确保公有资产不流失。做到“三个不变”，也就是人员性质不变、业务指导不变、财政拨款三年不变。（2）有权威的指导文件。卫生局联合相关部门研究制订政策性文件，明确资产评估、处置和资产损失的核销办法；明确产权转让的程序，严格规定转让价款的确定与支付、转让方式、受让人和经营管理人的资质条件等；明确防保体制的改革方法；明确人员分流及解聘、辞退等方面的具体办法；明确有关配套和优惠政策等。（3）有规范的改制程序。一是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进行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摸清家底。二是对改革单位资产评估情况报财政部门予以确认。三是在调查研究、反复论证、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改革形式。四是制订实施方案，并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报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实施。五是申报资产剥离、扣除方案，发布转让公告、资格审查、召开招标大会等。

二、乡镇卫生院综合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该市经过调整资源结构、调整经营模式、调整所有制结构等综合改革，使卫生院逐步适应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乡村卫生机构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社会群众不满意的尴尬局面，农村医疗卫生秩序进一步好转，卫生工作得到落实，显示出较好的经济运行质态。

（1）乡村两级卫生机构运营状况好转。目前，全市乡村两级卫生机构关系逐步理顺，布局趋于合理，政府办医疗卫生机构和非政府办医疗机构协同发展，卫生队伍逐步稳定，医疗市场秩序良好。如兴化市徐扬卫生院和地处北郊的二院，多年运转失灵、濒临瘫痪，“两权分离”改革后都显现了生机与活力。靖江市马桥、长里两所乡镇卫生院合并后，马桥卫生院将长里卫生院带出了困境，后者年业务收入从原来的20万元左右增加到现

在的91万元；两院总业务收入上升至540万元，固定资产从450万元递增至620万元。泰兴市第三人民医院实施“两权分离”改革后，2004年一年就减亏131万元。改革使卫生院、卫生室走出困境，卫生院固定资产、净资产明显增加，2004年底，全市乡镇卫生院固定资产4.44亿元，比上年底增加0.22亿元，海陵区增幅53%，泰兴市增幅9.29%。姜堰市实施资产出售改革的卫生院固定资产达到增幅38%，净资产从2003年的1404万元增加到2004年的2114万元，增幅超过50%。

（2）预防保健任务得到落实。为配合卫生院综合改革，使乡镇防保工作得到加强，该市从以下环节着手巩固提高防保工作：一是改革乡镇卫生院经费补助办法，规定各级财政预算农村的卫生经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并经考核后发放。二是深化预防保健体制改革。根据区域卫生规划的要求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对已出售的卫生院，将其防保职能整体划归建制镇卫生院或组建相对独立的防保所。对防保力量薄弱的乡镇或对防保工作缺乏经验的经营者，由市直防保单位与政府签订协议直接承担防保业务和管理工作。三是通过规范防保组建设，调整充实基层防保队伍。由于始终坚持“预防为主”方针，改革后不但没有出现滑坡，反而预防保健工作得到加强。2004年，全市计划免疫五苗覆盖率98.72%，传染病的发病率控制在150/万以下，孕产妇系统管理率90.18%，儿童保健管理当年符合率95.80%，爱婴医院创建成果得到巩固，合格率97%，孕产妇死亡率13.76/10万，婴幼儿死亡率5.96‰，村卫生室药品代购率90%以上，管理合格率达96%，规范化防保组（所）合格率80%。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不断发展，参保农民达264.5万人，覆盖率80.93%，筹措资金9740万元。

（3）医疗条件不断改善。改革后，经营者加大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医疗条件，提高在农村医疗市场中的竞争力。首先是维修房屋，改造环境，改善门诊和住院条件。泰兴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经营者一次投入260万元改造诊疗环境，使医院面貌焕然一新。叶甸医院转让产权以后，经营者筹集200多万元，使多年不能如愿的医院搬迁计划得以实施。其次是更新增添设备。海陵区5所卫生院已投入300多万元，用于购置X光机、心电图、超声波和生化分析仪，以及手术器械和抢救设备。再次是加强科室建设。改革后的乡镇卫生院利用灵活的用人机制，聘请技术人才，健全内、外、妇、儿、中医等临床科室，打造特色专科。随着医疗条件改善，服务能力增强和服务水平提高，卫生院作用得到了发挥，2004年底全市乡镇卫生院门诊量377万人次，住院人次9.9万人次，病床使用率

由30%增加到50%左右，其中泰兴从30%提高到45%，海陵从29.65%提高到62.72%,姜堰从50%提高到65%。

（4）社会满意度不断提高。通过改革，卫生院逐步走上一条以社会综合效益取胜的可持续发展轨道，社会、职工和政府等各方面都较满意。一是社会群众满意。大多数卫生院增加对村卫生室的投入，通过选派医生下点坐诊、实行“双向转诊”等措施加强对卫生室的“六统一”管理，有效落实便民措施。有的开通便民服务车免费接送病人，有的为住院病人免费加工食品，受到群众好评。卫生院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上涨，最大限度地吸引病员、让利患者，按照有关规定为参保农民免费体检、免费挂号、减免部分检查费用，减轻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高港田河卫生院为空腹检查的患者无偿供应早餐，将临床常用的部分抗生素自行降价20%左右，有的让利达到30%以上。泰兴市乡镇卫生院平均门诊费用已从2003年的83.5元下降到2004年的65.7元，平均住院费用从1598元下降到1453元。二是职工满意。由于改革过程透明，职工参与度高，大家对改革比较满意。尤其是实行“两权分离”改革的卫生院至今没有一例上访。同时，改革后职工收入有了保障，人均收入上升10%以上。三是政府满意。改革后，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和合作医疗等工作得到落实，医疗质量和效率也明显提高，矛盾纠纷减少，政府也感到比较满意。

（5）经营责任制得到落实。经营机制转换后，经营者的责任风险加大，压力相应增加，他们积极保证资产保值增值，减亏力度明显加大。通过实行全员聘用制和人事代理制，推行绩效工资制和成本核算制度，经营责任逐步细化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职工。由于加强了内部管理和核算，改革后的乡镇卫生院已开始减亏增盈。姜堰市的卫生院从2002年前亏101万元，到2004年底收支结余233万元；海陵区的卫生院从2003年底收支结余69万元上升到2004年的174万元。

三、改革进程中的难题和需要研究的问题

多年改革实践，他们认识到，综合改革是乡镇卫生院改革的基础，必须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产权制度、经营模式等方面同步探索，单纯依赖某一方面的改革难以奏效。当然，从目前运行情况看，随着政策的明朗以及对策的调整，“两权分离”和“资产出售”也有不够完善及不够规范的地方。因此，需要研究和思考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建议尽快制订卫生院综合改革的政策文件。对照中央相关政策文件，结合农村实际，对各种改革模式进行评估，尽快确定卫生院改革的模式。通过制订规范性文件，确定卫生院改革的指导原则，为今后的改革提供政策依据。

二是建议关注卫生院改革对预防保健工作的潜在影响。以前由于农村妇幼保健、计划免疫等为有偿服务，最近国务院《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中明确一类免疫接种不得收取费用，这对预防保健任务落实有潜在影响。建议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向农村延伸，确保乡（镇）、村有机构、有人员、有经费、有责任考核。可以探索乡镇防保组由县级机构托管的办法，实行预防保健工作“县乡一体化”。各地政府应该划拨资金购买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使预防保健任务落到实处。

三是建议研究解决经营管理者存在的短期行为。对医疗卫生市场缺乏有力监管，可能导致进入的资本惟利是图，出现“冷血医院”。要切实防止经营者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开大处方、滥用新药、滥检查、延长住院时间，发布虚假广告，搞医疗欺诈行为等。要加强对改革医院的政策引导与职能监管，促使其守法经营，诚信服务。

四是建议营造卫生院改革的稳定环境。卫生院改革，必须稳定为先，就是要保持公有资产不流失，妥善处置遗留问题，保证全过程公开透明。特别是要维护职工权益，保护离退休职工利益，在国家尚未出台明确的政策和办法前，对职工身份置换等问题不盲动，不草率从事。对承租人的选择要公平公正，建立院长准入制度，促使改革稳步推进。五是建议抓紧制订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对策措施。要建立人才“下得去，留得住”的用人机制，就必须完善政策，明确医疗预防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到农村服务4-5年，落实晋升前下乡服务一年的政策，各级财政要建立支持和鼓励他们下乡服务的专门基金，对他们赴乡村工作实施补助。为他们提供在县级医院培训

一、两年的机会，然后委派到乡村卫生机构，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注入活力。

第五篇：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

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

[摘要]安乐死历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在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展 开外，法学界对安乐死应否合法化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的分析，提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主张。

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 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 ”短短几句话，问得委员们不知所措。这是患上绝症后，一直争取安乐死合法化的罗得里格斯太太临终前的呐喊和抗争。

的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生与死的考问和思索几乎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始终存在的永 恒困惑。2001年4月，荷兰通过的安乐死法案再次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上。安乐死的观念和行为，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个法律上的难题。至今似乎还没有那一个问题能像它那样，会涉及如此多的重要法律理念而又如此惹起纷争；也很少有哪个法律问题能像关于安乐死的争论那样常常让我们感到无法自圆其说。安乐死究竟应不应该 合法化？本文拟从生命权、个人自由等角度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做些粗浅探讨。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 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国内目前对安乐死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有人 认为安乐死“是指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解除其极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亲属要求，经医生鉴定和有关司法部门认可，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的过程。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沿用了西方的传统解释，对安乐死的内涵外延界定的不准确，是导致安乐死被误解及引起争议的原因。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 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 亡状态安乐化。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安乐死 是指采取主动措施，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加速病人死亡。被动安乐死则是指对危重病人不给 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 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 决定，后者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2001年4月，荷兰再次通过一项安乐死法案，不仅世人瞩目，在我国也掀起了又一轮讨论安 乐死的高潮。我国的立法，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安乐死问题。但被动安乐死的情形在现实中是 较为普遍的，通常也不会引起什么诉讼，即使有，一般也是作为普通医疗纠纷加以处理。1987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一起案件（医生在病人家属的要求下主动为病人采取了助死措施，医 生及病人之子被指控杀人，最终被判无罪。）是我国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安乐死诉讼案，并引发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安乐死问题。自90年代中期起全国的两会上亦不断有些代表（多为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地的代表）联名提出有关安乐死的提案，山东的一所大学甚至受其地方立法机关的委托起草出一份安乐 死立法草案。

显然，从安乐死的历史发展来看，乐观的人倾向于把安乐死的合法化视为社会发展和法律 进步的体现。但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这种认识也许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从而太过乐观 了。谨慎的人尽管对安乐死持理解立场，但却不希望法律过早的做出让步。在安乐死合法化 问题上，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也颇值得我们深思。

赞同一方的主要观点认为：1.生命只属于个人，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2.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尊严使人有选择的自由，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 由。3.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 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4.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一个无望挽 救的绝症患者投入大量的医疗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应当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节省下 来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5.死亡并非永远是人类的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和死 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

反对一方的主要观点有：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2.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 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人类 只有从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简单把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简单扩大 到可以把濒危病人弄死。3.每一个生命都有一定的价值，都是人类的组成分子。社会对各个 社会成员不仅有安置的权力，也有保护的义务。对有些被误认为是社会“负担”的患者进行 救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职责。4.不可逆的诊断未必准确，不仅医学的发展可以使绝症可治，现实中更有许多病例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应该给病人以这样的 机会。5.病人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有的只是精神空虚或一种 暂时的要求。6.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更有过纳粹借安 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

综观安乐死合法化纷争之双方的观点，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与生命权、个人能否自由的选择 死亡，是他们的主要分歧。个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人类种群的存在与繁衍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前提。但被视 为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生命在安乐死的争论中却不得不面临更为全面的审视：人既然有生存的 权利，为何就不能有死亡的权利呢？法律应不应该保护个人对其生命的自由选择？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生命是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这也是一个人作为法律主体之享有权利 在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探讨生和死可以从哲学的、宗教的、医学的和法学的等不同的角度 出发。单就法律角度而言，生死的标准主要是由民法界定的。民法上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的开 始时间有“受孕说”、“阵痛说”、“断带说”、“独立呼吸说”、“父亲承认说”等学说 和立法例；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终止，对死亡亦有“心跳停止说”、“呼吸停止说”、“脑死亡”等标准。如果我们视安乐死中的病人为需要他人加以照管的人，无疑，法律可以禁止任何人对之实施安乐死。反之，尤其是对自愿安乐死的病人而言，就很难解决了。因为如果医生和病人家属不认为病人的死的要求是对他们的伤害，那法律就不应当对病人的行为予以禁止；或者，病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权在安乐死中受到了任何人的伤害，则法律对协助实施者的行为也同样不能禁止。按照同样的逻辑，只要被害人不认为受到伤害，杀人者也有他的自由了。显然，这是荒谬的。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并非时时都能对自己的利益有清楚的认识，对是否受到他人的伤害的判断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的主观认识而外，不可能完全忽视社会集体的替代性判断。

在自愿安乐死中，病人和普通自杀者一样，都有死的意愿。不同的是，自愿安乐死的病人 不能像普通自杀者那样由自己独立完成自杀的行为（一般地，他已经丧失了这种行动能力），而必须通过亲属、监护人尤其是医生的帮助才能实现他死的愿望。对自杀行为实际上的无法预防、无法控制，也使得法律一般不便干预自杀。历史上 虽然有过禁止自杀的法律，但那不过是历史留给人们的笑柄而已，自杀最终还是从犯罪变成 了人们的权利。由于自愿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借助他人的行为，其死的自由便不再是“仅涉及本人”的行为 了。亲人和医生若要满足他的愿望，就要冒着杀人的危险，他们不得不考虑其协助行为的性 质及后果。法律若要符合其角色要求，在面对安乐死争论时就必须权衡：如果说安乐死中病人的个人 自由的确涉及了他人的利益，那它是否也涉及了对社会集体意识的冒犯？或者，安乐死尽管 是 涉他行为，但它有社会无法抛却的利益而存在被法律容忍并许可的可能？仅依据“伤害原则 ”就要求法律限制某种个人自由显然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如个人的言论自由常常是涉及他 人的行为，但无疑言论自由在给他人带来伤害的同时（如媒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性批评），又 的确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自由而为集体意识所支持。安乐死行为中究竟有没有这种可以得到 支持的并且是社会所无法抛却的利益呢？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主体显然和对言论自由的认识主 体一样——不是某个个人，而只能是社会集体。

因此，在安乐死是否应当合法化问题上，其最终的评判标准乃在于看安乐死行为是否冒犯 了社会集体意识。如果这种冒犯是存在的，甚至被认为具有很严重的性质，法律禁止实施安 乐死就是明智的选择。

就目前的现实来看，我认为这种冒犯是存在的。其一，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孝”的思 想并未因近百年来西方思潮的冲击彻底消失，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在今天它仍然深深根植于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父母身患绝症、痛苦不堪，正是对子女孝心的一次考验，任何一个为父 母实施安乐死的人，都无法避免这种传统集体意识的巨大压力。要考证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尽管我们总能看到许多赞同安乐死的社会调查显示，反对的已是少数，但我认为有一个事实 更具有说服力。有人多次在法学院的学生中组织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辩论，所有赞同安乐死合 法化的人都似乎振振有辞，但只要反对者诘问一句“你是否会对你的父母实行安乐死”，赞 同合法化的人立即就哑口无言或顾左右而言他。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什么才真正是安乐死问题上的集体意识：即便是最能接受自由民主等现代思想并且也是接受这些思想最多的青年学生身上，能够决定我们行为的依然是我们最传统的社会意识。其二，“人命关天”、“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些中国式的价值观沉淀在国人心中的时间可能比孝道观念来得更长、更恒久。刘邦入秦，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就天下大定，可见对杀人行为 予以惩罚的社会价值。对于任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我们永远都要用最慎重的理由来表达 我们的宽恕。其三，安乐死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争论以及它被广泛的否定，都表明无论是 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社会集体意识对安乐死最终还是投了反对票。当然，社会集体意识并非永远不变，其稳定性是与丰富多变的个体意识相比较而言的。但 无疑，前者的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和易把握的，后者的变化则常常是迅速的、难以揣测的。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次急剧的但却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变革，对安乐死的争论只 是这股急流中的一朵小浪花。个人生死观的变化，可能会随着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文化素 养以及外来文化影响等因素的变化而在某些人身上有明显体现。但整个社会生死观的变 化，却未必会和其他社会巨变一样而产生质的不同。尽管中国迄今为止尚无针对安乐死的明 确立法，但我们的法律却早已接受了安乐死问题的考验。不管是今天我们对安乐死持否定 的态度，还是将来我们对之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从司法的角度看，都将继续面临各种法律 观念的角逐与冲突。对任何个人而言，给自己找个死的理由并不是件多么困难的事，难的是 我们如何同时也给整个社会一个交代。在安乐死案件中，真正能够考验法官的难题，也许不是那写在法典里的某个条文，而是来自病榻的永恒质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