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地缘位置——外部相对封闭,腹地相当辽阔
中国处于东亚地区,东邻海,北部、西部有草原高山戈壁等天然屏障阻隔,这形成了中国外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同时腹地辽阔、气候适宜,具有较优越的农耕生产环境,让华夏民族得以长期繁衍生息并形成中国特色的传统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同时中华大地的广阔领域造就了显著的地区差异,在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持续性、多元结构和早熟性、封闭性、中庸性、忍耐性、盲目性、互补性、脆弱性和顽强性的特点。中国文化长期地延续和包容,不仅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顽强延续力有关,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所形成的隔离机制也有关。农业生产形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中国文化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文化。“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长期习惯于‘顺天’,特别是和规律性的四季气候,昼夜寒暑,风调雨顺对生产生活的巨大作用,在人们的观念中留有深刻的印痕,使人们对天、地、自然怀有和产生亲切的情感和观念。”(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正是这种地理环境使人们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了要求与“天”人和而为一体的朴素愿望。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对中国和文化、包容性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天人合一”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宇宙观。“其他文明的宇宙观强调宇宙是由各自独立部分凑合而成,中国的宇宙观强调各个部分相互依赖及和谐的存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人认为宇宙万物从终极去看原始不可分的,而西方思想则出处看作对立的。中国人的思想总是趋向于和,按照阴阳观的逻辑推理:两个真的或好的事物,其存在便意味着相互有别又相互依赖和不足;两个不相容的事物,仍是相互补足和依赖的。这种大和思想使中国对外来文化更多的注重包容吸收,而不是排斥和取消对立。例如龙和凤本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形象实际上是吸收多钟动物形象(图腾)而虚构出来的,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使各个部落都能够接受新的图腾。
民族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奠定了文化包容性的基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相互包容的,互不排他的多元统一体。以华夏民族为核心,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因战争、地域变动以及人口迁徙而引起的民族融合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样的民族其最大特性就是重包容,有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同任何一种延绵至今的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直到现在还生生不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包容并蓄,形成了同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并因此具备了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这表现在对境外文化的消化和同化上: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虽然其在军事上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强有力的政权(元、清);但在文化上面,却多次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中原文化所同化。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接触的过程,不仅没有中断中原文化,反而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像封建社会的过渡。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使被征服者的文化中断或毁灭,而是使征服者的文化改变和皈依。因此,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后,都被中国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和融合力而逐步汉化和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外族的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佛教文化等,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中国氏的佛教——禅宗:公元1世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并没有撼动中国本土文化的独立性格;佛教传输的结果是,一部分变成中国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宗教——三教合一
以儒家思想(应视为一种准宗教)为主体,其他宗教为补充的意识形态结构;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人在信仰方面没有强烈的身份意识:“儒教从来没有专任的神职人员。在东亚外,教会对教义的解释和教徒对教义的信奉都是绝对的。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这种情形。尽管皇帝一次次下诏书,但是在古代中国不存在强行实行的系统机制。甚至没有强制别人的概念。在现实中,任何学者可以信奉任何一派的儒学,(或者相信道家、佛家或诸多学说的折衷)。他们相信自己选择的教义和皇帝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一个中国人在其一生中能够始而是儒家信徒,继而是佛教徒,终而是道教徒,或者干脆同时三者。中国人进什么寺庙,请什么样的教职人员来主持什么样的仪式,往往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并不管所进的寺庙和所请的教职人员是否属于自己所主要信奉的宗教。在帝制时代后期,三种主要宗教甚至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局面。由耶稣会新近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似乎还表现了某种与中国宗教的相容性。徐光启、李之藻之类的高级儒士不仅领先入教成为虔诚的教徒,而且在发生“教难”时还能在不损害自己儒家信念的同时,挺身而出保护传教士。因此说中国人有一种随和的宗教态度。
中国人的天与西方人的上帝有着重要的差别,这又归因于农业传统和非航海或蓄牧传统的差异。在这两种传统中,人类概念的形成与日常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放牧牛羊,多少以干预者的身份出现,这就使得人们心目中的上帝有积极、能动的形象。而从事农业,人的活动则显得相对被动。人必须遵循季节、气候以及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多方面的规律,因此中国人的天“只按一种间接的方式活动,它的行动是沉默的,难以察觉的和连续不断的,”04此即荀子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五谷生焉。天何言哉?”
儒释道三家,不是有你无我、互相排斥、水火不容,而是互补共生的关系。这主要归因于儒教的包容性和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给了佛道充分的发展空间。“君子和而不同”(孔子)、“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周易大传》)“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孔子—— 在诸子百家时期,儒家在初创之时,创始人孔子作为鲁文化的代表与齐文化的代表晏婴是有矛盾的,在齐鲁“夹谷之会”还曾发生过公开的争执,闹得不欢而散。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排斥齐文化。孔子正视文化差别,主张用先进的华夏文化消除差别,实现华夷一统。
第二篇:“包容性”领导干部
“包容性”领导干部
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多次提出了“包容性增长”一词,不禁令笔者眼前一亮,何谓“包容性”?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大度、无所不包之意。包容是一种美德,它可以使你的心灵得到净化,人格得到升华;包容是一种境界,它需要博爱的心、宽广的胸襟,还要有一份坦荡、一种气概;包容是一门艺术,它是一种精神的凝聚,一种善良的结晶,是人性至善至美的沉淀。
联想到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是同样需要这种“包容性”吗?当前,少数领导干部的知识面狭窄,只知道掌握自己“责任田”内的知识,只知道研究自己圈内的“一亩三分地”,对于圈外的知识,尤其是一些常识,竟一问三不知;在人才使用方面,只抓高端人才、全能人才,对于基层人才、乡土人才则少有问津;面对创新,态度过于谨慎,容不得丁点失误,非得等到反复科学论证、万事俱备之时才去实施,到那时,机会早已逝去。所以,新形势下合格的领导干部必须要有“包容性”。
要包容“知识”,做“复合型”干部。领导干部按责分职,按职学习,对于自身业务之内的知识做到精通、活用,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将其作为知识面狭窄的托词。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每一项工作都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知识,领导干部如果不屑去拓展自身的知识面,就会导致“营养不良”,从而影响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导致工作中出现不应有的失误。因此,新时期优秀领导干部应该在精通本职业务的基础上,不断开发自己的知识“荒地”,延伸自己的接触领域。只有这样,才能拓展自身的工作视野,才能在工作中做到融会贯通,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要包容“人才”,保证人尽其才。充分挖掘人才的本领,并将其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去发挥才能,这是领导干部必备的能力。在人才使用上,领导干部不能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不能抱着求全责备的心态,而是要做一名善识人才的“伯乐”。有的人才基层工作能力强,善于与群众沟通,具备一定的农村种植、养殖知识,我们就让他们到基层建功立业;有的人才创新能力强,专业知识水平高,我们就让他去“高端”部门施展才华;有的人才性格偏于内向,但见解独到、文字水平高,我们就让他做有关理论研究的工作;有的人才应变能力强、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高,我们就让他到应急、窗口部门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百花齐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会充满活力。
要包容“失误”,勇于开拓创新。创新就会有风险,甚至会导致失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毋庸臵疑的。但是,创新失误带来的经验是弥足珍贵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领导干部应该抱有一颗包容的心态对待创新,不能因为偶尔的失败而丢掉创新的勇气,出现错误并不可怕,至少我们可以
从中知道不足,知道哪些方面还有待改进,从而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工作。特别是对待下属,不能因噎废食,应该鼓励创新,一旦出现失误,不能将他们“一棍子打死”,“打入冷宫”,应该不断地进行鼓励,帮助其寻找问题的症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更快、更好地成长。
第三篇: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碧霞元君信仰的特点--儒释道“三教合一”
“碧霞元君”是道教女神,似无疑问。泰山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碧霞祠、玉皇庙、东岳庙、王母祠、元始天尊庙等道观密布,占据了岱顶和主要道路两侧。但泰山自古为儒、释、道三教繁盛之区,绝非道教一家独有。自山麓以下有不少佛教寺院,如灵岩寺、玉泉寺、普照寺、法华寺、资佛寺等。道、佛两家,一家山上,一家山下,在泰山倒也能长期共处,相安无事。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探究,同样也会发现,身为道教尊神的泰山娘娘身上也有着诸多的“佛性”。在某种程度上泰山娘娘与另一位在民间有着重大影响的佛家偶像观音菩萨竟有着惊人的相似,简直是观音菩萨的“翻版”。
其一,同为女性。在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最低,受压迫也最深,所以神道也最容易受到女性的尊重和爱戴。观音菩萨在佛教中原为男性,进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国情渐渐改头换面,到唐朝时便以女性的形象进入千家万户,而道教中的泰山主神原本也是男性神东岳大帝,到了北宋真宗时才有“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明清时期元君信仰逐渐兴盛起来并超过了东岳大帝,泰山娘娘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泰山女神。泰山女神的“制造”是否有“盗版”之嫌,尚难定论。但从泰山娘娘信仰产生和兴盛的时间上来说,确实要晚于观音菩萨。
其二,同样大慈大悲,有求必应。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佛”,其职责是协助佛普度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却一切烦恼。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在中国民间被看作是“大慈大悲”的救世主。她神通广大,能使不孕者生子,盲人复明,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这与泰山娘娘的司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三,同为慈爱、热情、正义、平等、公正和希望的象征。观音菩萨救苦救难,不分贵贱贤愚,世俗群众有苦有难时希望她援福解脱,就是个人或家庭有什么愿望或烦恼时,都会到观音神像前祷告,求菩萨及时暗中帮助。而到泰山娘娘神像前烧香叩拜的民众中,不少是为了祛病防疾,有为本人祈求祛病者,也有为亲戚朋友、父母儿女祈求祛病者。人们相信泰山娘娘的灵验,会给他们带来福佑。
这诸多的相似并非巧合,自唐宋以来出现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潮流。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主张三教合一,三教同源,尤其是大量地援引、融摄佛教思想,并仿照佛教的丛林制度建立了全真道十方丛林制度,它的首领如方丈、监院、都管等名目都是从佛教那里学来的。“身”在全真派道观里的泰山娘娘恐怕也难以“洁身自好”,为了寺院的香火,向佛教中的“实力派”观音大学士学点“感召信众”的功夫是自然的事情。时间长了,泰山娘娘“法力”大增,也能名震四海,灵验九州。其影响甚至超过了那些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道教显尊,如玉皇大帝、东岳大帝之流。也许因为泰山娘娘的“佛性”太多,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泰山娘娘乃观世音的化身。这在清人韩锡胙的《元君记》中有记载:“近世佞佛者云:观世音为千百亿化身,在南海为海神天后,封碧霞元君,在北为泰山玉女,亦封碧霞元君,皆一人也。”
泰山之阳的邹(邹城)、鲁(曲阜)是儒家文化的摇篮。清代还在泰山建了孔子庙。孔子的思想及其儒家精神也对泰山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庸是孔子思想的精髓。中庸,即中正,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表现在思想行为上则是沉稳、厚重、圆熟老到、“稳如泰山”。而泰山娘娘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恰好体现了中庸、稳重。她对任何人,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布衣平民都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她通晓古今事理,遍查人间善恶,所以泰山一带的人们称她为“老奶奶”,拜“泰山老奶奶”似乎是祈求老一辈的指点和恩赐。
第四篇:中国文化
浅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摘要】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积淀了大量的丰富的文化,它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大文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它们都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和地域的人类的劳动成果,然而进入了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却暴露出它的弊端:闭关自守,缺乏逻辑、思辩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为了振兴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兼容并蓄,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不断地补充、改革、创新自己,在新时代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中国文化,从夏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算起,至今已经有五千多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化只是相对于经济、政治、军事等而言的。而广义的文化,则比文明还广泛,囊括了人类全部物质与精神文明。所以文化的内容很难绝对地加以划分和界定。至于中国文化又是与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相对而言的。而且,中国文化的内容,多指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族文化,而较少涉及少数民族的文化。并且中国文化还有时代性,在同时代下还有地域性,在同时代、同地域还有民族性,在同时代同地域同民族下还有阶级性,在同时代同地域同民族下还有党派性,等等。以上所说,是指一般概念的文化,自然也包括传统文化在内。那么我们究竟应该这样看待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呢?
根据蔡尚思先生的划分,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九大支柱的:
第一是儒家。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是孔子。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随后还有 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等。
第二是法家。法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主张实验,反对空谈;主张厚今薄古,贵今贱古,反对厚古薄今,今不如昔。这些方面可以说法家长于儒家。法家主张极端的君主专制,推行严刑峻法,实施愚民政策,倡导以史为师,不要知识文化,甚至主张焚书。这些方面可视做法家的短处。法家里面的代表人物是韩非。韩非的极端君权愚民的政治思想,是韩非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为:
实行君主专制以天下统一为先决条件——爱统一重于爱祖国;
专制的无比重要性与绝对固定性——君权与臣权、民权势不两立,必须严防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
以专制而兼法治与礼治、心治——对于前期法家与孔子儒家都各有取舍; 以法家实现无为而治——在君主专制前提下的法治与“无为而治”的合一。
第三是墨家。,墨子主张亲疏、贵贱、贫富、贤愚、强弱等一切平等,提倡“兼相爱”、“非天命”,具有“摩肩接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是先秦乃至中国古代唯一的反对宗法血统论与宿命论的伟大思想家,其弟子重艰苦实践,遵守纪律。
第四是道家。老庄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清高远观、绝对自由、注重精神修养等是道家思想的最大特色。道家在先秦诸子中最大的特点,是它首先注重本体论与辨证法。在思想意识上积极的并非全是好的,如积极作恶;消极也非全是不好,如消极不为恶。道家思想消极方面好的多,积极方面好的少。道家要人们倒退到原始社会去,消灭各种文明,身在放内而心游方外,以生前之苦而思死后之乐,这不能不说是它最大的缺点,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第五是佛教。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从两千年前的汉末传到我国,与本土文化融汇为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柱。佛教倡导鬼神迷信,盛行于民间,给平民百姓以最深刻影响的,主要是因果报应、三世轮回思想。
所谓的第六大支柱就是范缜的神灭论;第七大支柱是李贽的反孔思想;第八大支柱是黄宗羲的反君权思想;第九大支柱是袁枚的情感哲学。这里所罗列的几点均蔡先生本人的观点。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大事以此来了解一下传统文化是如何沉淀的:(1)春秋战国时候的百家争鸣;(2)秦始皇焚书坑儒与汉武帝 的独尊儒术;(3)佛教的输入;(4)理学的兴起(理学成为南宋、元以至明清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到了明清之际,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于是出现了一些具有精湛思想的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理论达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峰)。仅从这些我们就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是卷帙浩繁了,但是马克思说过:“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够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为此我决定从广博文化中的哲学思想里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
任何事物都有其兴衰的过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自从西方的文化传入中国以来,大量的外国翻译书籍,大量的外国生冷词汇渐渐地代替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和词汇。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在发展道路上,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缺陷的。我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应该批判地吸收和继承。
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这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
因此,我们要主动、积极地阅读文化典籍,欣赏文学作品,考察文物古迹,真正了解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将文化精华化为我们的良知、理性、美感等主体存在的一部分。还应该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判断、文化心理中自觉以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要求自己,做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积极弘扬民族文化、宽厚仁爱、有创新意识的中国人。
第五篇:中国文化
红山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下来的是中华民族的精髓。在璀璨多彩的中国文化中如果要选出一个来讲述,那么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发源于我家乡的“红山文化”。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赤峰市,位于内蒙古东部,蒙冀辽三省区交汇处,总面积9.0275万平方公里,辖3区7旗2县,总人口434万,是内蒙古第一人口大市。赤峰的意思也就是红色的山峰,这是因为在赤峰市有一座整个山体都是有红色岩石构成的山峰,红色岩石构成的山峰很多人可能未曾听说,更未曾谋面,而我居住在赤峰市,很幸运的能够亲眼见到这样的奇观,并多次与同学攀登。也许在外人眼里,红色的山峰很罕见,甚至可以说是奇观,但在每一个赤峰人眼里,似乎再平常不过,每一个居住在赤峰市的人,应该都曾攀登过,都曾在山顶俯视过整座小城。离开家乡后,没有再爬过山,也不曾再有机会看到火一样的岩石,也不再有火一般激情了,此时才开始真正的怀念起在家乡的日子,怀念起抚摸着如同洒满买一个赤峰人鲜血的红色岩石的感觉。
说起红山文化,我虽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赤峰人,但是对于红山文化的了解,也仅限于电视上与书本上的介绍,未曾真正的去查阅有关资料,所以,在这里也就简单的谈一下我所了解到得几点。
红山文化中闻名中外的要数玉器,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器。红山文化玉器最早发现于辽宁省凌源县牛河梁遗址,1942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那里见到一件勾云纹玉佩。以后,在红山文化诸遗址中多有玉器发现,以凌源县牛河梁、三官甸子、喀左县东山嘴等遗址出土较多,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敖汉旗大洼、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等处也有不少重要玉器发现。红山文化出土的成批玉器中多数为动物造型的装饰品,构成这一文化的显著特征。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神秘精美的玉器,如现在众所周知的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的“c”型玉龙,就是红山文化的遗物,由于它已经具备了龙的基本特征,而且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龙文化的实物,因此被喻为“中华第一龙”。红山出土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玉龙的形状,有人推测来源于马,野猪,熊等形象。红山文化玉龙,第一,是多种动物特征的组合。神话了动物形象进行加工的。那么这件玉器是做什么用的呢?许多学者认为是氏族首领在祭祀活动中,进行礼仪活动的神器。巫师通神通天地使用的。玉龙的发现非常重要,是原始文化原始崇拜的表现。反映了早期人们的生活状态。
从此“c”字的玉龙,也为许多杂志的压题照片,成为华夏银行的标志,更成为红山文化的象征。
红山文化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找到了实物依据,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