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安乐死死亡社会学问题
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暂不可行性分析
摘要:自1986年我国首例“安乐死”案发生以来,社会各界对“对安乐死”进行了深刻而激烈的讨论。面对不治之症,是选择痛苦的生还是尊严的死,每个人的态度和选择都不尽相同,安乐死合法化是否合理,在当今中国是否可行值得继续的探讨。
关键词:安乐死
生命价值
合法化
生命权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原意指在人类主观外力的作用下安然告别人世,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通常指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的状态下,为解除其精神和身体上的极度痛苦,在病人或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同意并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的状态下终结生命的过程。安乐死的对象应该是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其使命是完成一个没有或尽量减少痛苦的死亡形式,并赋予终极的死亡以尊严和安详。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不是死亡方式,不是鼓励人们去死。
二、理想情况下的支持安乐死的原因 面对不治之症,绝症患者往往经历无数次和病魔斗争却不见好转,他们在痛苦中以及巨大的经济压力下维持着已经失去意义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安乐死无疑是种准确的选择,既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了解脱,也减轻了家人的经济、人力负担。这样的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是对有意义的生命的更加尊重。人生的质量不仅表现在“生”,而且表现在“死”,即人生的全过程。人生最大的敌人不一定是死亡,而是不必要的一味的延长死亡的痛苦,平静安详的善终也提高了人的生命末端的质量。
三、安乐死合法化所面临的阻碍
仅从其的概念上来看,安乐死保证了生命的质量,维持了生命的尊严,对社会和家庭具有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它无疑是绝症患者个人生命终结的正确选择。但从整个社会出发,安乐死合法化的过程必定是困难重重的。综合中国当前的国情,个人认为暂时是行不通的。
(一)、安乐死使人消极面对困难,且与传统生命道德相违背 安乐死是纵容人们消极面对生命的态度,这与中国传统道德像违背。在人类的传统文化里一直宣扬的一种勇敢面对挫折,战胜困难,永不畏惧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会使一些人失去面对痛苦和挫折的勇气,让人们养成以逃避问题,逃避困难的习惯,不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我国传统道德认为“百善孝为先”,“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可谓孝矣”。这些思想仍然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安乐死却是放弃对疾病的治疗甚至加速亲人的死亡,实施安乐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割舍亲情,这无疑是对传统家庭亲情发起的挑战。
(二)、安乐死与救死扶伤的医德之间的矛盾
安乐死会带来医生职业道德观念上的混乱和职责的困境。医者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而安乐死是终结人生命的行为,打破了这个道德规范,然而当医生面对无法治愈而又濒临死亡的患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备受病魔的折磨而袖手旁观又是不人道的。这使得医生在面对安乐死请求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很难做出选择。另外,如果医生是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对其实施了安乐死,这终止了病人的躯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帮助病人获得了解脱;但是如果医生不是从病人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实际功利的角度出发实施安乐死,这将对病人极其家属造成重大的伤害,等同于谋杀。
(三)、安乐死被非法利用,作为杀人的借口
还有,如果安乐死被不法分子利用,以此为借口去伤害他人生命,这将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对于无选择能力的病人,我们很难判断其真实意愿,就算是有选择能力的病人,如果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也很难证明病人当时的真实意愿。如果亲属等的动机不纯,比如说由于财产问题,就很可能将一个求生的生命终结,将安乐死当作杀人的工具,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承认安乐死的合法化会给他人生命带来一种危机感,尤其是老弱病残群体,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
(四)、生命价值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安乐死是对无价值生命的终结,绝症患者给其家人和社会带来的更多的是经济负担,继续用药物或手术维持生命是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从这点看,绝症患者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应该放弃。但是,生命的价值能否以经济价值来衡量?如果所有的事物都以经济价值来判定其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的话,社会上多的是没有存在意义的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远不止其经济价值的,还有政治、文化、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而对绝症患者生命的不放弃更多是因为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安乐死很可能导致社会道德的滑坡,当一个人身患重病时,其亲属可能利用患者对家庭经济的关心间接的使他不得不选择安乐死,因此安乐死也使人们逃避抚养、照顾责任,也就是与传统的孝道相违背,如果情节严重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四、小结
当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医疗卫生体制不完善,人们的道德水平不够高,在现实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一个重症患者的选择是否真的处于自愿,另外,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却又不能了解所有的病症,这使得对不治之症的认定也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即使安乐死本身是一个进步的符合历史潮流的事物,在没有确立安乐死严格的标准,没有建立专门的具有资质的机构,以及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安乐死的合法化必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胡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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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晨晨 《道德悖论视域内的安乐死问题》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 卷,第1 期,2012 年1 月
第二篇:“安乐死”伦理问题浅析
摘 要 中国对于安乐死的讨论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安乐死也越来越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本文从安乐死的概念角度入手,讨论探析当今发达社会对于“安乐死”的理解和各个国家对于安乐死的法案整理与不同层度的推进,正确认识安乐死这种优化的死亡方式。
关键词 安乐死 合法化 定义与概念 伦理道德
作者简介:谢萌,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288-02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其弊端。这些懊恼难题的出现在伴随高科技的进步变得可以让人们轻松应对,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对生命无限追求的奖赏,也是社会不断前行的必经之路。但上帝很公平,再为你新开一扇窗的同时问题也接踵而至。
一、“安乐死”的基本形式与不同意义
(一)基本形式
“安乐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善的死亡,这一出现于17世纪有着浓重感情色彩的词汇,自打出现就备受争议。不管是不是自己死亡或者他人死亡,也不管这种死亡是不是秉着病患自愿的原则。怎么样区分“安乐死”与“被安死”已成为一种惯例,被动安乐死是通过不予以患者治疗或者撤出其医疗设备而允许的死亡,而主动安乐死是有意引致死亡的行动的结果。所以常常使初视者误读其意,从而妄下结论。在学术中“安乐死”更是有很多意思,根据意义的不同分化出不同类型,这些所谓的区分显然不是那么清晰明。
(二)不同意义
对“安乐死”的理解因人而异,有相对广义的理解,也有人相对狭义的看待。人们认同它是因为认为“安乐死”属于一种个人权利,个体对自身的存活或者死亡有直接选择权利。虽然“安乐死”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依旧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但我们已经在宠物身上看到“安乐死”的情况了。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曾筹划一个关于“安乐死”计划,意在用模糊的“安乐死”方式来杀害他认为没有用的人。一位收到过500份脑组织的神经病理学家描述:“在当时的德国,有关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包括其中的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癫痫痴呆以及身体器官出现异常或者失调的病患„„实际上,那些所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概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被处以“安乐死”的方式杀害。”被谋害的人真正死亡原因在于他们是对于社会毫无价值可言的人,只有他们的死亡方式才可能被想到是相对“舒适”。快速的结束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式只是过于简明扼要的表达了安乐死的定义,而完全忽视了在受此安乐的人的那些微妙的东西。这种对于安乐死的定义不得不说是一种违背了安乐对象的意愿,简单粗暴的认为安乐死是无痛的死亡方式。
另一个侧面则认为,如果我们实施安乐死的意图在于将一个正在受到病痛无休止折磨的病患的子网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么我们也算是在实施安乐死。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我们个人利益的追求,那么安乐死真的还是安乐死?我想那样的安乐死完全等同于一场毫无争议的谋杀。
有关于安乐死的不同理解和认知我们不得不在对安乐死的描述和定义上绞尽脑汁的想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些定义仍无法满足所需要的必要因素和实施条件,所以也不能算是对安乐死的准确定义。这些不同的理解都是如今社会对于安乐死的认识的一个阶段性符号,它们也都承载了不同时代对于安乐死定义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以及接纳程度的趋势。
二、安乐死在世界范围的合法化问题
目前为止,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是被众多国家视为不合法的一种医疗技术。因为它与我们目前所建立起的传统道德观念、医德价值、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安乐死的合法化面对极大挑战。但还是有不少国家在面对安乐死的的出现后才用相对积极的态度去接纳它。荷兰作为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与其后的比利时、西班等国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通过了此法案后都制定了严苛的执行准则。安乐死虽在荷兰已经合法化,但安乐死依旧属犯罪。荷兰安乐死实施决意看来,不仅能发现在面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下,人们面对对他人实施安乐死时,依旧心有余悸。真正明确安乐死,并且由案例法通行“安乐死”的国家却是日本。日本1976年首次举办“安乐死国际会议”,会中提到: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从而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但目前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
日本通过的安乐死必须具备以下要求:
(1)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已患不治之症且死亡已迫近。
(2)病人痛苦剧烈,且令人惨不忍睹。
(3)实行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减轻病人死亡前的痛苦。
(4)如果病人神智清醒,并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则需要本人的真诚委托或同意。
(5)原则上由医生执行,如果不能,必须有足够说服人的理由。
(6)实行的方法在伦理上是被认为是正当的。
在日本刑法规定,具备上述全部要求而夺去人生命的行为属于“正当行为”。为了消除病人肉体上的痛苦不得已而侵害生命的行为,可被认为相对于日本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难行为”。其依据是作为正当行为的违法性阻却和紧急避难的违法性阻却,即是通常构成违法的行为,由于特殊理由可不认作为违法。
安乐死合法化维护者认为,患者有自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意愿是可以让医生对他们的选择予以实现。作为一个人,我们连自己掌控自由选择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都丧失了,那我们真正拥有的权利有是什么呢?如果社会大众同意患者自由的选择用“安乐死”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如果在行使这个权利时这种选择有另外一个人来执行,会有怎样的有关于道德的缺陷呢?再如果一个人有权死亡,并且在权衡了继续活着的利与饱受痛苦之后已经达到了这样做的决定,那么请求另外一个人来帮助执行这种合法的选择有何不可?这样另外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对? 对于支持者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既是出于一种慈悲之心,可它并不以同样的形式在自杀的场合出现。
三、中国文化中对于死亡的理解与阐述
谈到关于中国人怎么理解“安乐死”时,回望过往悠悠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根基和传统道德模式、思考行为方式准则的华夏文明。历史中我们知道秦始皇不辞辛劳想要得到仙丹以求自己能长生不老,我们推崇尊崇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这种文化底蕴塑造出我们对于生死观的理解是人们惧怕死亡和一种希望获得长生不老的心理。
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是:“未知生,焉知死”。他认为我们活着,首先你得先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和活着该去做些什么,对于死亡这么一个极其抽象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假设和猜想。实际上,孔子退而求其次避开了阐述关于生死和本体的意义这么一个问题。他更多的给出一个让我们能参悟出的理解发醒怎么积极地去活着,那也就是他所体悟的活在当下,活在今生。这是中国儒家对于生死的一种阐述和态度。
道家相对于儒家的生死观而言对于死亡更深刻,呈现出一种坦然的态度。道家的老子取表象之外为其立足点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解释他所宣崇的对于生死的态度。“安乐死”无非也是人类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一种自我选择的问题,其受到争议的是在选择这种死亡方式后所要面对的可能无法得到真实准确个人意愿的一个道德问题。相对前面两种派别佛家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就相对激进很多。佛家认为人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在修行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苦难痛苦,即使是备受折磨的活着也是修行中一部分。面对“安乐死”这一种“优化”形式的死亡方式也是不予赞同的,佛家认为任何形式的杀生都是不善业。人活着的修行是一种轮回,痛苦的源头源自他过去所应承受业力,故必须自己承担。
四、当代国人对于“安乐死”的认知
面对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全球化一体的世界格局,国人对死亡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安乐死作为一种现代的死亡方式也同样随着时代的大潮流不断演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逐渐对安乐死的认知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就中国国情来看,“安乐死”使得濒临死亡的病人得以解脱,减轻病人家庭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负担,节省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它同样也是对病人的一种体贴和尊重。是他对自己生命的一种选择。
也有人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否定医学的消极态度,医学的存在就是救死扶伤,无力医治就不去医治,不利于医学的发展。相对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明确的界定什么是不治之症这一抽象定义。也许这一秒还是不治绝症下一秒就攻克难关。
五、结论
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牵挂与牵绊,这些是我们作为人所必然要面对的关于生死的问题。于安乐死我们不能过早言论孰是孰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自然无法避开社会性,它不能跨越一个时代而孤立的讨论,它必然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在一起。当今的中国在踌躇满志的朝着前方光明的充满希望地方发展。
学者们也开始不断反思关于生命与哲学直接关系,以及安乐死是否对于我们社会与人起到积极作用。而法律上尽管还在研究,在其研究过程中也不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种种置疑和诽谤,但随着文明的进程,安乐死终将会被法律所承认。生命对于每一个拥有生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珍贵,了解生命,体悟生命,感知生命,掌控生命。
第三篇: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09111132
姚露艳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的euthanasia,原意为无痛苦死亡,是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现指有意引起一个人的死亡作为提供他(她)的医疗的一部分,有时也译为‘无痛苦致死术’。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可对安乐死做如下的解释:患不治之症的人在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患者和家属的合理要求下,经过医生鉴定认可,用人为的医学方法使患者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
通过上面的资料的学习,我们知道实施安乐死,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这里适用的对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绝症病人。但并不不包括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及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因为这些人没有不可忍受的痛苦,也非临近死亡的濒死病人,因此我个人认为是不能对他们适用安乐死。一个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虽然他们的生并不是正常人的生,但他们有不死的权利,他们属于较低级的意识,而且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主体意愿,没有清醒,恒常的状态。假如此时我们对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实施安乐死,的到快乐解脱的不是患者本人,而是家庭或社会,那和谋杀并无差别。
第二、患者的痛苦包括了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这里因为痛苦是患者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人的主观精神有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肉体上痛苦不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人会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我们也反对病人并无肉体的痛苦,只因精神苦闷而寻求轻生,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因此我觉得患者提出请求的基础须是肉体与精神都痛苦,两者缺一不可。
除以上两点外,我个人认为基于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原则上除患者本人,其他任何人和单位都不能提出对濒死患者实施安乐死。因此,作为实施主体的医院绝对无权主动对病人采取安乐死,否则就属于谋杀。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当病人神志不清,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病人的近亲属(指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同胞兄弟姐妹)基于与病人的血亲关系,可以提出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委托,并将该委托推定为病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同时,必须确信该近亲属的委托为真诚的委托,并仅仅是基于解除患者难忍痛苦之目的而无其它不良之企图。
我个人并不反对安乐死,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安乐死并不是提倡早死,而是在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意愿,为其提供消除痛苦的医学服务。安乐死一方面可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因此要明确研究安乐死是人类的一种文明追求,是人类死亡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想用强调的是必须体现患本人清醒的,恒常的自我意思,没有他人的不良企图,否者安乐死即带着面纱的谋杀。
第四篇: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问题
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问题
[论文摘要]:安乐死是一个全社会长期争论的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难题。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安乐死的分类及施行安乐死的条件,分析了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并阐述了安乐死在中国推行的限制因素及发展趋势。
[论文关键词]:安乐死 历史 现状 中国 未来发展
[正文]:
一、安乐死概述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的致死措施。
(一)、安乐死的分类
安乐死可分为被动与主动、自愿与非自愿安乐死。被动安乐死是消极的安乐死,停止治疗和抢救措施,任晚期病人自行死亡;主动安乐死又称积极安乐死,由医务人员采取给药加速死亡,结束其痛苦的生命,让其安然舒服地离开人世。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本人要求或同意采取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对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施行安乐死,如有严重畸形的婴儿、脑死亡(整个脑机能出现不可逆转的停止,脑神经没有反应、感受、运动和反射等)病人,他们无法表示自己的愿望,由别人提出安乐死的建议。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和争论的应指的是积极安乐死。
(二)符合安乐死的条件
各国对安乐死是否合法一直存在争论,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2.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
3.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 4.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5.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
6.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然而,何为不治之症?怎样算是极端痛苦?这个标准是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统一?如何看待对植物人实施安乐死?„„所以对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及相关伦理学问题还是存在很大争议。
下面将从安乐死的历史及发展现状两个部分来分析安乐死的相关问题。
二、安乐死的历史发展及分析
(一)、安乐死的兴起及衰落
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长久的历史。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赞成把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的痛苦的一种办法。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学者、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人与虚弱者,实施自愿的安乐死是合理的。19世纪中叶,安乐死被看作一种减轻死者不幸的特殊医护措施,至此,世界上第一次安乐死兴起。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人提倡安乐死并谋求法律认可。1937年,波特尔(C.Potter)牧师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但在1938—1942年间,因为德国纳粹兴起,希特勒以安乐死的名义杀死了慢性病,精神病病人及异已种族达数百万人,致使安乐死销声匿迹。
(二)、安乐死的再度兴起
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
1967年,美国成立了“安乐死教育基金会。” 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期,美国40个州都曾提出、辩论过有关安乐死的法案。至1985年,美国已有3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在立法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死亡这前生效遗嘱的法令,承认在法律上病人有权对自己未来的治疗作出书面指示。1974年,澳大利亚,南非等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组织,1976年,在丹麦,瑞典,瑞士,比利时以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涌现出大量志愿安乐死团体。1976年9月3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健康安全法),这实际上是为安乐死取得了合法地位。
三、安乐死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分析
(一)、国外安乐死现状
1992年2月,荷兰议会通过了“安乐死”法,这为解决安乐死这一伦理学难题提供了法律依据。而荷兰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安乐死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于1985年,根据荷兰安乐死国家委员会关于安乐死的定义达成了一致意见:安乐死是由别人根据病人要求而有意采取的结束生命的行动。至此,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其后两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不过该法律安乐死的规定也相当严格: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也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三位医生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参与该病
人的治疗等。不过,澳大利亚除了北部地区外,其他州或地区仍认为实施安乐死是犯罪。
在丹麦,1992年10月也颁布并实施了一项有关安乐死的新法。乌拉圭已立法允许主动安乐死。英国某项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民赞成某种情况下的安乐死。法国一项民意测验表明,85%的公民赞成安乐死。可见,接受安乐死这一优死方式已成为世界趋势。
(二)、安乐死在中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才不构成犯罪。这例案件,其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医学和法律范围,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我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曾经对请教死亡问题的学生子路说:“未知生,焉知死”,于是避而不谈。被尊称为“亚圣”的孟子指出,“生亦我所欲也”,“死亦我所恶也”,认为生是人的本能欲望,而死则是人极为厌恶的。总的来说,中国人在生死问题上的主旋律是:忌讳谈论死亡而崇扬生命,注重养生之道追求健康长寿,爱惜生命不轻言死亡。二千多年的封建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重生恶死的伦理道德思想,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违背。这些都使得安乐死在中国难以推行。
不过,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由此安乐死立法问题已不能回避了。但法律实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眼下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而且法律付诸实践,就有极大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目前我国学界对安乐死的研究还不深人,对安乐死的概念、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安乐死的法律性质、安乐死的实施条件以及安乐死立法的伦理学依据等的研究都还不够。我认为,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应该针对相关问题,借鉴国外的部分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积极的研究和论证,为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奠定基础。
安乐死的争论,涉及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命观、死亡观,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作为意识形态,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从争论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因此,当社会文明、人道、法治、医疗、福利水平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的时候,安乐死就有其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安乐死,将继续考验人类的理智和良知。
关于安乐死的问题还会继续讨论下去,事实终究会呈现出它本来的面目,但不管怎样,我们珍惜这活着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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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
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
摘要:以前,我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珍惜生命;生命是脆弱的,更要尊重生命。但是事情永远不会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并不是所有想安乐死的人都能如自己所愿,没有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从此彻底解脱。安乐死意味着一个生命以不正常的方式消失,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及社会的利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如今的“安乐死”采取不同的态度。
关键字:安乐死,生命,价值,权利,法律;
一,安乐死的定义。
“安乐死”这一概念在学界和法律上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统一,中国学者经过认真的讨论为“安乐死”下了如下定义: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濒死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过程。除此之外,不同的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还有许多,不过综其所述,这些概念中都包含着一些必要的因素,例如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安乐死的前提、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的实施手段等。
二,安乐死的分类。
安乐死按照实施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被动安乐死(间接安乐死)和主动安乐死(直接安乐死)两大类。被动安乐死是指在认定治疗不再有效的情况下,停止使用延续生命的器械或维持生命的治疗措施,仅是采取止痛的办法听任病人自然死亡;主动安乐死是指对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极端痛苦的人实施一种直接的、旨在仁慈的结束生命的行为。
三,安乐死中的法律问题。在我国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个人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特别是没有选择安乐死的规定,因此在未立法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主动安乐死)仍属于违法行为。但在国外部分国家已经立法表示安乐死的合法性,但有明确的条件。四,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1.支持安乐死的伦理依据
(1)人类最大的愿望是生活得好,追求生命的质量。当一个病人已濒临死亡,而且不可逆转、极端痛苦,没有必要以人性或人道为理由并付出高昂代价去换取低质量的生命。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免除临终的痛苦,符合病人的利益,也是人道之举。
(2)主动结束必然要死亡的生命不仅可以免除病人死亡前的痛苦挣扎,而且减轻了家属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同时,又可以避免社会卫生资源的浪费,从而可以将有限的卫生资源用于能挽救的病人和人们的卫生保健上。以上体现了对病人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一致性。
(3)人有生存的权利,也应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人的生命权不是单纯的生存权,还应包含死亡方式的选择权。安乐死是对人死亡方式选择权的尊重,也是人类对生命权认识的升华,体现了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2、反对安乐死的伦理依据
(1)医务人员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而实施安乐死与此职责相冲突,并且还可能被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所利用而将安乐死作为变相杀人的手段。
(2)人有生存的权利,只有法律部门才能量罪结束人的生命,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没有这个权利,而安乐死与此相悖。
(3)如果实施安乐死,在一定程度上使医务人员放弃探索“不治之症”的责任,而不利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同时,安乐死也有可能错过三个机会:病人病情自然改善的机会;继续救治可望恢复的机会;有可能发现某种新技术新方法使该病得到治愈的机会。五,我对安乐死的看法。
我个人观点赞同主动安乐死。从道德上,主动安乐死是尊重他人对自己生命的选择。从法律上,它从犯罪的实质上说,并未构成犯罪。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讲,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基本条件。而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安乐死,不仅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相反,从客观上讲可能还有利于社会。首先,从医疗工作上讲,对那些身患绝症,久治不愈,濒临死亡的病人施以安乐死,可以使医护人员从繁杂而无益的工作中脱开身来,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目前医疗任务繁重,病人看病难的情况下,这更富有意义。其次,安乐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属和亲友及早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投身到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产中去。同时,由于家属对病患者负有照料的义务,为了一个即将死亡的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对社会不利的。最后,对患有绝症的病人施以安乐死,还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我们既有生存的权利,也就应该拥有选择安逸死亡的权利。对于一个救治无望又遭受病痛严重折磨的人来说,也许生不如死;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忍受病痛的煎熬,增加亲人的负担,这样的生命质量是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的。用安乐死给以解脱,是最人道和最慈善的选择,所以应该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的权利。
人的生命如何才能体现神圣性?答案就是生命的质量!庄子在妻子死后非但没有哀叹悲伤,而是“鼓盆而歌”,歌曰:“生死齐一”,在庄子的眼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是人难以逃脱的轮回,也是人间之大道,人要坦然面对死亡。我们不是不重视生命,而是人的生命要有质量,倘若一个人能在造成懂得了世间的大道,即使是晚上就与世长辞了,他的生命也是值得的。那么对于处于死亡边缘的癌症晚期病人、没有任何能力生存的“活死人”植物人、天生就无脑或重度脑残的婴儿,他们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对于他们自身而言,这样的生活没有生命的神圣,却只有生命带给他们的痛苦和磨难和对身边的亲人的连累。况且,人的生命非同一般,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所以人的生命对于自身而言要有质量的保证,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则要有价值。司马迁言,“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人的生命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生命本身的质量的优越,那它还不是足够神圣的,它的神圣更表现在一个生命对所有生命(对全社会)的价值。有的人的生命可以“重于泰山”,有的人却只能是沧海一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他的生命就是神圣的,因为他毕其一生创作了造福于后人的经典,伟大发明家爱迪生的生命也是神圣的,因为他的无数发明带给人类生活的便捷。而对于一个可怜的濒死之人、对于植物人、对于重度残疾和缺陷的婴儿,他们的生命毫无质量可言,他们不可能为社会创造任何价值,那么我们还可以以他们的“生命神圣”为名来阻挠他们以安乐死的方式摆脱这种痛苦的深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