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问题的争论与进展

第一篇：安乐死问题的争论与进展

安乐死问题的争论与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作翔

--------------------问题的起因：英高等法院首判支持“求死权”所引发的问题

据《法制日报》报道：尽管安乐死的争议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但至今仍未有定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或者亲属，按照英国1961年制定的有关自杀法案，都有谋杀的嫌疑。英国男子托尼〃尼克林森全身瘫痪,想要医生帮助他结束生命。英国高等法院最近裁决他有权“寻死”。

绝症患者的求死之路：现年58岁的尼克林森2005年因中风患上了“闭锁综合征”。这种疾病使他虽然神志清醒,却全身瘫痪,连自杀都无可能。所以,他一直寻求法庭保护任何愿意帮助他结束生命的医生。但英国司法部认为，如果法庭作出这样的裁决，将改变英国涉及谋杀的法律条规。

这次英国高等法院的裁决意味着，尼克林森的“求死权”案将展开全面的聆讯，医学方面的证据也将提交给法庭。在法庭作出这一裁决后，尼克林森的妻子在英国广播公司一个电台节目中宣读了他的声明。声明说，非常欣慰地看到法庭将审理协助他人死亡的问题。声明称：“21世纪的医学仍然辖制于20世纪的死亡观念，这再也不能让人接受了。”目前，尼克林森只能通过一个特制的电子板与人沟通，他说在这一裁决之前，他的生命“乏味、痛苦、剥夺了意义、没有尊严、无法忍受”。

虽然英国高院对此作出了判决，但尼科林森的“求死之路”依然很漫长。如何为他执行死亡，以及使用何种药品实施死亡，这都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安乐死的立法困境：安乐死之路如此漫长，实际上是意料之中的事。尽管对安乐死的争议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但至今仍然未有定论。首先,实施安乐死的医生或者亲属，按照英国1961年制定的自杀法案，都有谋杀的嫌疑。自杀定义为“自行了断”，任何由别人提供协助的“自杀”都被认定为“谋杀”，而提供帮助的人即是“凶手”，判刑可长达14年之久。究竟应该由谁来实施安乐死，至今在英国尚无先例可循。

法律问题：人有无死的权利

此案涉及人类拥有的最基本的两种权利，即生存权利和对自己身体的处臵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英国人对安乐死分成两大阵营。赞成的一派认为，人不但有活的权利，其对死的选择也应受到尊重，多数身患绝症已完全不能自理的病人，安乐死是安详的解脱，帮他（她）解脱的医生、亲属都应受到尊重，而不该被追究刑事责任。反对的一派却认为：“我们不能糟蹋与生俱来的生命权。如果法院开了先河，这将使圣洁的生命变得荒谬。”

一些医学和法律专家认为，眼下，在许多国家，安乐死从医学、法律的角度都是不被允许的。然而，考虑到导致人们死亡的原因正由原来的以传染病为主，转向以癌症、心脑血管及老年性疾病为主，进行安乐死的潜在需要客观上在增加，所以，有必要尽快立法加以确认规范，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社会、病人、家属都有利；反之，如果立法不规范，就可能给谋杀犯罪及推卸医疗事故造成可乘之机。

立法空白致出国求死：关于英国安乐死的案件，近年来屡见不鲜。英国妇女黛比普尔迪于1995年被确诊患有多发性硬化症，这种病让她逐渐丧失运动功能、感觉功能甚至排泄功能。黛比不想继续这种没有尊严的生活，她想由她丈夫欧马〃普恩特帮助她出国，并接受安乐死。因此，她向英国上议院请求裁决:假如她丈夫欧马〃普恩特帮助她出国接受安乐死是否会被起诉。她还提出就“协助自杀”重新进行司法解释的要求。2009年7月30日，黛比接到了盼望已久的裁决，英国上议院决定，“可以接受”黛比家人协助她自杀的行为。事实上，普尔迪并非英国第一个要求对《自杀法》重新进行司法解释的人。2001年，绝症患者戴安娜〃普雷迪也曾提起过类似的请求，但被法院驳回。

黛比普尔迪事件的出现，表明英国开始对安乐死的态度有所缓和。由于安乐死一直没有在英国合法化，导致众多英国病人不得不出国“求死”。但如果病人的病情非常严重，出国旅行非常困难，陪同病人出国“求死”的家属或朋友回到英国将面临起诉。但至今为止，政府方面的法律官员已经承认，为此目的出国的人不会面临起诉。

各国在安乐死问题上的立法态度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现代的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美国俄勒冈州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的地区。1994年11月，该州经过公民投票决定有条件准许安乐死，而条件是医生证实患者仅剩不到6个月的生命，且病人具有提出安乐死要求的心智能力。如果病人的情况符合条件，他们将得到一张处方，凭处方购得足量致死的药物，然后自行服用。法律禁止家属或朋友帮助患者自杀，同时禁止医生使用针剂或者一氧化碳实施安乐死。200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对3票的裁决，支持俄勒冈州1994年通过的准许医生协助自杀的州法。2008年11月，美国华盛顿州成为继俄勒冈州之后第二个由选民投票允许安乐死的州。但目前为止，美国绝大多数州都禁止安乐死。

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是荷兰，该国议会于2001年11月29日通过“安乐死法令”，只有满足众多前提条件，医生才能按病人的要求为其实施安乐死。此后，比利时也立法承认安乐死合法化。另一个对安乐死持宽容态度的国家是瑞士，瑞士刑法规定，只对“出于利己的动机而唆使或帮助他人自杀的人”，才追究刑事责任。瑞士医生可在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为那些希望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提供所需的自杀药物与设备，而不构成犯罪:其一，该患者已被确诊没有治愈的希望，并且自杀行为是由患者自己实施；其二，医生并没有从协助自杀的行为中直接获利。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年约有200人在苏黎世通过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其中大部分是身患绝症的外国人。安乐死在各国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实施有条件的安乐死或许会是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法国2013年在安乐死问题上的最新进展

据“中国广播网”北京2013年2月19日消息：据报道，法国医学伦理委员会最近提出了新说法，“应该在特定的或是在病人持续及明确的要求下，允许安乐死。”这是不是意味着，把法国的安乐死合法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呢？在安乐死这个敏感的社会问题上，法国人是怎么做决定的？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中有一个很美的句子，它的原文是：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这句话，以郑振铎的翻译最为美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安乐死，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法国医学道德委员会最近通过的规定，病人“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坚决、反复要求”结束生命时，应允许对其施行辅助自杀。2013年6月，一份安乐死合法化草案也将提上日程。

在法国工作多年的媒体人王波涛指出：安乐死的这个议题在法国应该还不像那个同性恋婚姻这样的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而仅仅只是法国一个主管医疗的政府机构，它在一个文件中第一次提到了医生团队在一些特殊的时候是允许他们尽到人道主义的义务，许多媒体根据这句话来解读是不是透露出政策层面来推进安乐死的实施。

让安乐死合法化，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竞选时就给出的承诺。而目前法国一直沿用的，是2005年国会两院通过的《雷奥内蒂法》，也称为“临终法”，法律虽然禁止医生主动为病人注射药物致死，但也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停止抢救和治疗——称为被动安乐死。而这次委员会显然希望，变被动为主动，在必要时，可以辅助自杀。

赛比尔：请帮助我，我不想带着这肿瘤走到最后，我不愿挣扎了7年半之后，还是死在肿瘤上。

这是赛比尔的故事，也是法国人心头的痛。52岁的她，6年前患上了一种罕见的鼻窦恶性肿瘤，面目严重变形，并逐渐丧失了嗅觉、味觉和视觉。2008年她向法国提出安乐死，被法院驳回。两天后，她死在了家里，死因是服用过量镇静剂。有时候，比死亡更可怕的，是痛苦。

赛比尔的故事不是只在法国发生，就像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也不是只在法国才有。在全世界，已经合法化的国家并不多，但它们如今依旧纠结在各种限制安乐死的条件制定上；没有合法化的国家很多，但它们也会痛心于发生在身边的个案悲剧。

2008年底，英国天空电视台曾经播出了一段后来备受批判的纪录片。片子由奥斯卡奖得主加拿大导演约翰〃扎里茨基拍摄完成，取名为《死亡的权利》。尤尔特，59岁，大学教授，运动神经元疾病，生命还有不到5年，双腿瘫痪，呼吸困难。他在妻子的陪伴下，到瑞士寻求安乐死。这是纪录片中他和妻子最后的道别。这段真实的片子里，有夫妻俩在家里做准备开始，到前往瑞士，到接受安乐死的全过程。

妻子玛丽说，这是对丈夫一生的最好献礼。但这在安乐死非法的英国，却不能被原谅。没有一个国家敢轻易践行。荷兰走在最前面，也是经过30年之久的研究，才最终下的决心。如今，积极安乐死只在荷兰和比利时合法。瑞士和美国俄勒冈州则只允许间接或消极安乐死。在其他国家，安乐死都是还在辩论中的选题。

很多人看过电影《深海长眠》，主人公雷蒙花了30年的时候，一直在争取安乐死的权利。他说：“生命，是一种权利，不是一种义务。”可是现实中，法律、道德、伦理、医学、道义、风俗、功利主义和国情，很多条件在不断进行着博弈。死，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

第二篇：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

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

[摘要]安乐死历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在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展 开外，法学界对安乐死应否合法化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的分析，提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主张。

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 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 ”短短几句话，问得委员们不知所措。这是患上绝症后，一直争取安乐死合法化的罗得里格斯太太临终前的呐喊和抗争。

的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生与死的考问和思索几乎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始终存在的永 恒困惑。2001年4月，荷兰通过的安乐死法案再次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上。安乐死的观念和行为，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个法律上的难题。至今似乎还没有那一个问题能像它那样，会涉及如此多的重要法律理念而又如此惹起纷争；也很少有哪个法律问题能像关于安乐死的争论那样常常让我们感到无法自圆其说。安乐死究竟应不应该 合法化？本文拟从生命权、个人自由等角度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做些粗浅探讨。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 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国内目前对安乐死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有人 认为安乐死“是指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解除其极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亲属要求，经医生鉴定和有关司法部门认可，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的过程。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沿用了西方的传统解释，对安乐死的内涵外延界定的不准确，是导致安乐死被误解及引起争议的原因。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 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 亡状态安乐化。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安乐死 是指采取主动措施，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加速病人死亡。被动安乐死则是指对危重病人不给 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 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 决定，后者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2001年4月，荷兰再次通过一项安乐死法案，不仅世人瞩目，在我国也掀起了又一轮讨论安 乐死的高潮。我国的立法，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安乐死问题。但被动安乐死的情形在现实中是 较为普遍的，通常也不会引起什么诉讼，即使有，一般也是作为普通医疗纠纷加以处理。1987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一起案件（医生在病人家属的要求下主动为病人采取了助死措施，医 生及病人之子被指控杀人，最终被判无罪。）是我国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安乐死诉讼案，并引发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安乐死问题。自90年代中期起全国的两会上亦不断有些代表（多为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地的代表）联名提出有关安乐死的提案，山东的一所大学甚至受其地方立法机关的委托起草出一份安乐 死立法草案。

显然，从安乐死的历史发展来看，乐观的人倾向于把安乐死的合法化视为社会发展和法律 进步的体现。但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这种认识也许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从而太过乐观 了。谨慎的人尽管对安乐死持理解立场，但却不希望法律过早的做出让步。在安乐死合法化 问题上，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也颇值得我们深思。

赞同一方的主要观点认为：1.生命只属于个人，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2.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尊严使人有选择的自由，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 由。3.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 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4.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一个无望挽 救的绝症患者投入大量的医疗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应当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节省下 来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5.死亡并非永远是人类的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和死 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

反对一方的主要观点有：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2.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 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人类 只有从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简单把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简单扩大 到可以把濒危病人弄死。3.每一个生命都有一定的价值，都是人类的组成分子。社会对各个 社会成员不仅有安置的权力，也有保护的义务。对有些被误认为是社会“负担”的患者进行 救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职责。4.不可逆的诊断未必准确，不仅医学的发展可以使绝症可治，现实中更有许多病例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应该给病人以这样的 机会。5.病人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有的只是精神空虚或一种 暂时的要求。6.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更有过纳粹借安 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

综观安乐死合法化纷争之双方的观点，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与生命权、个人能否自由的选择 死亡，是他们的主要分歧。个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人类种群的存在与繁衍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前提。但被视 为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生命在安乐死的争论中却不得不面临更为全面的审视：人既然有生存的 权利，为何就不能有死亡的权利呢？法律应不应该保护个人对其生命的自由选择？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生命是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这也是一个人作为法律主体之享有权利 在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探讨生和死可以从哲学的、宗教的、医学的和法学的等不同的角度 出发。单就法律角度而言，生死的标准主要是由民法界定的。民法上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的开 始时间有“受孕说”、“阵痛说”、“断带说”、“独立呼吸说”、“父亲承认说”等学说 和立法例；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终止，对死亡亦有“心跳停止说”、“呼吸停止说”、“脑死亡”等标准。如果我们视安乐死中的病人为需要他人加以照管的人，无疑，法律可以禁止任何人对之实施安乐死。反之，尤其是对自愿安乐死的病人而言，就很难解决了。因为如果医生和病人家属不认为病人的死的要求是对他们的伤害，那法律就不应当对病人的行为予以禁止；或者，病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权在安乐死中受到了任何人的伤害，则法律对协助实施者的行为也同样不能禁止。按照同样的逻辑，只要被害人不认为受到伤害，杀人者也有他的自由了。显然，这是荒谬的。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并非时时都能对自己的利益有清楚的认识，对是否受到他人的伤害的判断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的主观认识而外，不可能完全忽视社会集体的替代性判断。

在自愿安乐死中，病人和普通自杀者一样，都有死的意愿。不同的是，自愿安乐死的病人 不能像普通自杀者那样由自己独立完成自杀的行为（一般地，他已经丧失了这种行动能力），而必须通过亲属、监护人尤其是医生的帮助才能实现他死的愿望。对自杀行为实际上的无法预防、无法控制，也使得法律一般不便干预自杀。历史上 虽然有过禁止自杀的法律，但那不过是历史留给人们的笑柄而已，自杀最终还是从犯罪变成 了人们的权利。由于自愿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借助他人的行为，其死的自由便不再是“仅涉及本人”的行为 了。亲人和医生若要满足他的愿望，就要冒着杀人的危险，他们不得不考虑其协助行为的性 质及后果。法律若要符合其角色要求，在面对安乐死争论时就必须权衡：如果说安乐死中病人的个人 自由的确涉及了他人的利益，那它是否也涉及了对社会集体意识的冒犯？或者，安乐死尽管 是 涉他行为，但它有社会无法抛却的利益而存在被法律容忍并许可的可能？仅依据“伤害原则 ”就要求法律限制某种个人自由显然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如个人的言论自由常常是涉及他 人的行为，但无疑言论自由在给他人带来伤害的同时（如媒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性批评），又 的确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自由而为集体意识所支持。安乐死行为中究竟有没有这种可以得到 支持的并且是社会所无法抛却的利益呢？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主体显然和对言论自由的认识主 体一样——不是某个个人，而只能是社会集体。

因此，在安乐死是否应当合法化问题上，其最终的评判标准乃在于看安乐死行为是否冒犯 了社会集体意识。如果这种冒犯是存在的，甚至被认为具有很严重的性质，法律禁止实施安 乐死就是明智的选择。

就目前的现实来看，我认为这种冒犯是存在的。其一，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孝”的思 想并未因近百年来西方思潮的冲击彻底消失，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在今天它仍然深深根植于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父母身患绝症、痛苦不堪，正是对子女孝心的一次考验，任何一个为父 母实施安乐死的人，都无法避免这种传统集体意识的巨大压力。要考证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尽管我们总能看到许多赞同安乐死的社会调查显示，反对的已是少数，但我认为有一个事实 更具有说服力。有人多次在法学院的学生中组织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辩论，所有赞同安乐死合 法化的人都似乎振振有辞，但只要反对者诘问一句“你是否会对你的父母实行安乐死”，赞 同合法化的人立即就哑口无言或顾左右而言他。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什么才真正是安乐死问题上的集体意识：即便是最能接受自由民主等现代思想并且也是接受这些思想最多的青年学生身上，能够决定我们行为的依然是我们最传统的社会意识。其二，“人命关天”、“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些中国式的价值观沉淀在国人心中的时间可能比孝道观念来得更长、更恒久。刘邦入秦，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就天下大定，可见对杀人行为 予以惩罚的社会价值。对于任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我们永远都要用最慎重的理由来表达 我们的宽恕。其三，安乐死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争论以及它被广泛的否定，都表明无论是 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社会集体意识对安乐死最终还是投了反对票。当然，社会集体意识并非永远不变，其稳定性是与丰富多变的个体意识相比较而言的。但 无疑，前者的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和易把握的，后者的变化则常常是迅速的、难以揣测的。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次急剧的但却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变革，对安乐死的争论只 是这股急流中的一朵小浪花。个人生死观的变化，可能会随着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文化素 养以及外来文化影响等因素的变化而在某些人身上有明显体现。但整个社会生死观的变 化，却未必会和其他社会巨变一样而产生质的不同。尽管中国迄今为止尚无针对安乐死的明 确立法，但我们的法律却早已接受了安乐死问题的考验。不管是今天我们对安乐死持否定 的态度，还是将来我们对之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从司法的角度看，都将继续面临各种法律 观念的角逐与冲突。对任何个人而言，给自己找个死的理由并不是件多么困难的事，难的是 我们如何同时也给整个社会一个交代。在安乐死案件中，真正能够考验法官的难题，也许不是那写在法典里的某个条文，而是来自病榻的永恒质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

第三篇：“安乐死”伦理问题浅析

摘 要 中国对于安乐死的讨论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安乐死也越来越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本文从安乐死的概念角度入手，讨论探析当今发达社会对于“安乐死”的理解和各个国家对于安乐死的法案整理与不同层度的推进，正确认识安乐死这种优化的死亡方式。

关键词 安乐死 合法化 定义与概念 伦理道德

作者简介：谢萌，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288-02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其弊端。这些懊恼难题的出现在伴随高科技的进步变得可以让人们轻松应对，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对生命无限追求的奖赏，也是社会不断前行的必经之路。但上帝很公平，再为你新开一扇窗的同时问题也接踵而至。

一、“安乐死”的基本形式与不同意义

（一）基本形式

“安乐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善的死亡，这一出现于17世纪有着浓重感情色彩的词汇，自打出现就备受争议。不管是不是自己死亡或者他人死亡，也不管这种死亡是不是秉着病患自愿的原则。怎么样区分“安乐死”与“被安死”已成为一种惯例，被动安乐死是通过不予以患者治疗或者撤出其医疗设备而允许的死亡，而主动安乐死是有意引致死亡的行动的结果。所以常常使初视者误读其意，从而妄下结论。在学术中“安乐死”更是有很多意思，根据意义的不同分化出不同类型，这些所谓的区分显然不是那么清晰明。

（二）不同意义

对“安乐死”的理解因人而异，有相对广义的理解，也有人相对狭义的看待。人们认同它是因为认为“安乐死”属于一种个人权利，个体对自身的存活或者死亡有直接选择权利。虽然“安乐死”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依旧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但我们已经在宠物身上看到“安乐死”的情况了。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曾筹划一个关于“安乐死”计划，意在用模糊的“安乐死”方式来杀害他认为没有用的人。一位收到过500份脑组织的神经病理学家描述：“在当时的德国，有关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包括其中的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癫痫痴呆以及身体器官出现异常或者失调的病患„„实际上，那些所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概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被处以“安乐死”的方式杀害。”被谋害的人真正死亡原因在于他们是对于社会毫无价值可言的人，只有他们的死亡方式才可能被想到是相对“舒适”。快速的结束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式只是过于简明扼要的表达了安乐死的定义，而完全忽视了在受此安乐的人的那些微妙的东西。这种对于安乐死的定义不得不说是一种违背了安乐对象的意愿，简单粗暴的认为安乐死是无痛的死亡方式。

另一个侧面则认为，如果我们实施安乐死的意图在于将一个正在受到病痛无休止折磨的病患的子网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么我们也算是在实施安乐死。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我们个人利益的追求，那么安乐死真的还是安乐死？我想那样的安乐死完全等同于一场毫无争议的谋杀。

有关于安乐死的不同理解和认知我们不得不在对安乐死的描述和定义上绞尽脑汁的想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些定义仍无法满足所需要的必要因素和实施条件，所以也不能算是对安乐死的准确定义。这些不同的理解都是如今社会对于安乐死的认识的一个阶段性符号，它们也都承载了不同时代对于安乐死定义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以及接纳程度的趋势。

二、安乐死在世界范围的合法化问题

目前为止，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是被众多国家视为不合法的一种医疗技术。因为它与我们目前所建立起的传统道德观念、医德价值、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安乐死的合法化面对极大挑战。但还是有不少国家在面对安乐死的的出现后才用相对积极的态度去接纳它。荷兰作为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与其后的比利时、西班等国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通过了此法案后都制定了严苛的执行准则。安乐死虽在荷兰已经合法化，但安乐死依旧属犯罪。荷兰安乐死实施决意看来，不仅能发现在面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下，人们面对对他人实施安乐死时，依旧心有余悸。真正明确安乐死，并且由案例法通行“安乐死”的国家却是日本。日本1976年首次举办“安乐死国际会议”，会中提到：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从而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但目前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

日本通过的安乐死必须具备以下要求：

（1）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已患不治之症且死亡已迫近。

（2）病人痛苦剧烈，且令人惨不忍睹。

（3）实行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减轻病人死亡前的痛苦。

（4）如果病人神智清醒，并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则需要本人的真诚委托或同意。

（5）原则上由医生执行，如果不能，必须有足够说服人的理由。

（6）实行的方法在伦理上是被认为是正当的。

在日本刑法规定，具备上述全部要求而夺去人生命的行为属于“正当行为”。为了消除病人肉体上的痛苦不得已而侵害生命的行为，可被认为相对于日本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难行为”。其依据是作为正当行为的违法性阻却和紧急避难的违法性阻却，即是通常构成违法的行为，由于特殊理由可不认作为违法。

安乐死合法化维护者认为，患者有自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意愿是可以让医生对他们的选择予以实现。作为一个人，我们连自己掌控自由选择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都丧失了，那我们真正拥有的权利有是什么呢？如果社会大众同意患者自由的选择用“安乐死”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如果在行使这个权利时这种选择有另外一个人来执行，会有怎样的有关于道德的缺陷呢？再如果一个人有权死亡，并且在权衡了继续活着的利与饱受痛苦之后已经达到了这样做的决定，那么请求另外一个人来帮助执行这种合法的选择有何不可？这样另外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对？ 对于支持者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既是出于一种慈悲之心，可它并不以同样的形式在自杀的场合出现。

三、中国文化中对于死亡的理解与阐述

谈到关于中国人怎么理解“安乐死”时，回望过往悠悠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根基和传统道德模式、思考行为方式准则的华夏文明。历史中我们知道秦始皇不辞辛劳想要得到仙丹以求自己能长生不老，我们推崇尊崇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这种文化底蕴塑造出我们对于生死观的理解是人们惧怕死亡和一种希望获得长生不老的心理。

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是：“未知生，焉知死”。他认为我们活着，首先你得先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和活着该去做些什么，对于死亡这么一个极其抽象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假设和猜想。实际上，孔子退而求其次避开了阐述关于生死和本体的意义这么一个问题。他更多的给出一个让我们能参悟出的理解发醒怎么积极地去活着，那也就是他所体悟的活在当下，活在今生。这是中国儒家对于生死的一种阐述和态度。

道家相对于儒家的生死观而言对于死亡更深刻，呈现出一种坦然的态度。道家的老子取表象之外为其立足点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解释他所宣崇的对于生死的态度。“安乐死”无非也是人类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一种自我选择的问题，其受到争议的是在选择这种死亡方式后所要面对的可能无法得到真实准确个人意愿的一个道德问题。相对前面两种派别佛家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就相对激进很多。佛家认为人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在修行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苦难痛苦，即使是备受折磨的活着也是修行中一部分。面对“安乐死”这一种“优化”形式的死亡方式也是不予赞同的，佛家认为任何形式的杀生都是不善业。人活着的修行是一种轮回，痛苦的源头源自他过去所应承受业力，故必须自己承担。

四、当代国人对于“安乐死”的认知

面对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全球化一体的世界格局，国人对死亡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安乐死作为一种现代的死亡方式也同样随着时代的大潮流不断演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逐渐对安乐死的认知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就中国国情来看，“安乐死”使得濒临死亡的病人得以解脱，减轻病人家庭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负担，节省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它同样也是对病人的一种体贴和尊重。是他对自己生命的一种选择。

也有人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否定医学的消极态度，医学的存在就是救死扶伤，无力医治就不去医治，不利于医学的发展。相对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明确的界定什么是不治之症这一抽象定义。也许这一秒还是不治绝症下一秒就攻克难关。

五、结论

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牵挂与牵绊，这些是我们作为人所必然要面对的关于生死的问题。于安乐死我们不能过早言论孰是孰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自然无法避开社会性，它不能跨越一个时代而孤立的讨论，它必然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在一起。当今的中国在踌躇满志的朝着前方光明的充满希望地方发展。

学者们也开始不断反思关于生命与哲学直接关系，以及安乐死是否对于我们社会与人起到积极作用。而法律上尽管还在研究，在其研究过程中也不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种种置疑和诽谤，但随着文明的进程，安乐死终将会被法律所承认。生命对于每一个拥有生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珍贵，了解生命，体悟生命，感知生命，掌控生命。

第四篇：安乐死死亡社会学问题

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暂不可行性分析

摘要：自1986年我国首例“安乐死”案发生以来，社会各界对“对安乐死”进行了深刻而激烈的讨论。面对不治之症，是选择痛苦的生还是尊严的死，每个人的态度和选择都不尽相同，安乐死合法化是否合理，在当今中国是否可行值得继续的探讨。

关键词：安乐死

生命价值

合法化

生命权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原意指在人类主观外力的作用下安然告别人世，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通常指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的状态下，为解除其精神和身体上的极度痛苦，在病人或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同意并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的状态下终结生命的过程。安乐死的对象应该是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其使命是完成一个没有或尽量减少痛苦的死亡形式，并赋予终极的死亡以尊严和安详。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不是死亡方式，不是鼓励人们去死。

二、理想情况下的支持安乐死的原因 面对不治之症，绝症患者往往经历无数次和病魔斗争却不见好转，他们在痛苦中以及巨大的经济压力下维持着已经失去意义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安乐死无疑是种准确的选择，既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了解脱，也减轻了家人的经济、人力负担。这样的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是对有意义的生命的更加尊重。人生的质量不仅表现在“生”，而且表现在“死”，即人生的全过程。人生最大的敌人不一定是死亡，而是不必要的一味的延长死亡的痛苦，平静安详的善终也提高了人的生命末端的质量。

三、安乐死合法化所面临的阻碍

仅从其的概念上来看，安乐死保证了生命的质量，维持了生命的尊严，对社会和家庭具有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它无疑是绝症患者个人生命终结的正确选择。但从整个社会出发，安乐死合法化的过程必定是困难重重的。综合中国当前的国情，个人认为暂时是行不通的。

（一）、安乐死使人消极面对困难，且与传统生命道德相违背 安乐死是纵容人们消极面对生命的态度，这与中国传统道德像违背。在人类的传统文化里一直宣扬的一种勇敢面对挫折，战胜困难，永不畏惧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会使一些人失去面对痛苦和挫折的勇气，让人们养成以逃避问题，逃避困难的习惯，不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我国传统道德认为“百善孝为先”，“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可谓孝矣”。这些思想仍然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安乐死却是放弃对疾病的治疗甚至加速亲人的死亡，实施安乐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割舍亲情，这无疑是对传统家庭亲情发起的挑战。

（二）、安乐死与救死扶伤的医德之间的矛盾

安乐死会带来医生职业道德观念上的混乱和职责的困境。医者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而安乐死是终结人生命的行为，打破了这个道德规范，然而当医生面对无法治愈而又濒临死亡的患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备受病魔的折磨而袖手旁观又是不人道的。这使得医生在面对安乐死请求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很难做出选择。另外，如果医生是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对其实施了安乐死，这终止了病人的躯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帮助病人获得了解脱；但是如果医生不是从病人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实际功利的角度出发实施安乐死，这将对病人极其家属造成重大的伤害，等同于谋杀。

（三）、安乐死被非法利用，作为杀人的借口

还有，如果安乐死被不法分子利用，以此为借口去伤害他人生命，这将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对于无选择能力的病人，我们很难判断其真实意愿，就算是有选择能力的病人，如果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也很难证明病人当时的真实意愿。如果亲属等的动机不纯，比如说由于财产问题，就很可能将一个求生的生命终结，将安乐死当作杀人的工具，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承认安乐死的合法化会给他人生命带来一种危机感，尤其是老弱病残群体，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

（四）、生命价值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安乐死是对无价值生命的终结，绝症患者给其家人和社会带来的更多的是经济负担，继续用药物或手术维持生命是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从这点看，绝症患者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应该放弃。但是，生命的价值能否以经济价值来衡量？如果所有的事物都以经济价值来判定其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的话，社会上多的是没有存在意义的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远不止其经济价值的，还有政治、文化、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而对绝症患者生命的不放弃更多是因为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安乐死很可能导致社会道德的滑坡，当一个人身患重病时，其亲属可能利用患者对家庭经济的关心间接的使他不得不选择安乐死，因此安乐死也使人们逃避抚养、照顾责任，也就是与传统的孝道相违背，如果情节严重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四、小结

当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医疗卫生体制不完善，人们的道德水平不够高，在现实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一个重症患者的选择是否真的处于自愿，另外，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却又不能了解所有的病症，这使得对不治之症的认定也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即使安乐死本身是一个进步的符合历史潮流的事物，在没有确立安乐死严格的标准，没有建立专门的具有资质的机构，以及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安乐死的合法化必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胡宜安

《西方生死学导论》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李丹丹 《浅析安乐死在当前中国之不可行性》 法制与社会2012-04（中）

3.尹秀云 《文化冲突与价值碰撞:安乐死问题根源探究—兼及反思国内安乐死问题之讨论》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 年4 月第31 卷第4 期总第402 期

4安乐死：周德新 《经济与伦理的博弈》

5.李晨晨 《道德悖论视域内的安乐死问题》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 卷，第1 期，2012 年1 月

第五篇：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09111132

姚露艳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的euthanasia，原意为无痛苦死亡，是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现指有意引起一个人的死亡作为提供他（她）的医疗的一部分，有时也译为‘无痛苦致死术’。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可对安乐死做如下的解释：患不治之症的人在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患者和家属的合理要求下，经过医生鉴定认可，用人为的医学方法使患者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

通过上面的资料的学习，我们知道实施安乐死，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这里适用的对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绝症病人。但并不不包括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及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因为这些人没有不可忍受的痛苦，也非临近死亡的濒死病人，因此我个人认为是不能对他们适用安乐死。一个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虽然他们的生并不是正常人的生，但他们有不死的权利，他们属于较低级的意识，而且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主体意愿，没有清醒，恒常的状态。假如此时我们对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实施安乐死，的到快乐解脱的不是患者本人，而是家庭或社会，那和谋杀并无差别。

第二、患者的痛苦包括了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这里因为痛苦是患者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人的主观精神有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肉体上痛苦不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人会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我们也反对病人并无肉体的痛苦，只因精神苦闷而寻求轻生，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因此我觉得患者提出请求的基础须是肉体与精神都痛苦，两者缺一不可。

除以上两点外，我个人认为基于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原则上除患者本人，其他任何人和单位都不能提出对濒死患者实施安乐死。因此，作为实施主体的医院绝对无权主动对病人采取安乐死，否则就属于谋杀。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当病人神志不清，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病人的近亲属（指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同胞兄弟姐妹）基于与病人的血亲关系，可以提出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委托，并将该委托推定为病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同时，必须确信该近亲属的委托为真诚的委托，并仅仅是基于解除患者难忍痛苦之目的而无其它不良之企图。

我个人并不反对安乐死，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安乐死并不是提倡早死，而是在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意愿，为其提供消除痛苦的医学服务。安乐死一方面可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因此要明确研究安乐死是人类的一种文明追求，是人类死亡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想用强调的是必须体现患本人清醒的，恒常的自我意思，没有他人的不良企图，否者安乐死即带着面纱的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