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是一个哲学问题

第一篇：安乐死是一个哲学问题

安乐死是一个哲学问题

关于安乐死，各国民间呼声极高(当然反方呼声亦高)，而真正立法允许安乐死的，不过荷兰等寥寥数个国家而已。这种不成比例的状态，耐人寻味。如果按照多数国家的做法，则中国国内无论如何争吵，安乐死立法几乎没有可能，至少短期内是这样。

有人十分关注安乐死立法中的技术问题，比如怎样才算事主同意，而这种同意是否完全符合事主的主观意愿，是否是在完全不受别人影响的条件下做出，做出决定的时候神志是否完全清醒，等等。应该说，仅仅这些技术性问题，在具体操作中就很容易陷入麻烦。

但是本质上，安乐死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甚至不是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在法律上，除非刑法规定的死罪条款，理论上任何法律都无权对于人的生命做出规定或者安排。在医学伦理上，医生只有救死扶伤的义务，根本没有为解除患者痛苦而帮助他(她)施行“死刑”的权利。何况，医院是不是一个适合提供主动结束生命服务的场合，恐怕也将存在很大争议。安乐死之所以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它涉及对于生命的最基本的态度。如果这种态度不发生大的变化，则立法基本上无可能。我们知道，在认识层面，法律并非至高无上，它只是特定哲学观念的产物。比如我国宪法，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基础之上。而美国的宪法，则深受洛克等早期英国自由主义哲学的影响。

安乐死的哲学问题核心，在于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完全属于他(她)自己。换言之，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完全的支配权？现实的答案是：没有。否则自杀就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行为，至少是一种别人无权干涉的行为。但事实是，在所有理智的社会，自杀都被视为一种悲剧，是必须坚决反对的行为。这个态度是建立这样一种认识之上：人的社会性。每个人并非一座孤岛，他(她)的生命，与社会息息相关。更何况，这种主动选择的死亡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

社会性只是一个不太准确的现代笼统说法。在哲学层面上，它涉及神学或者伦理学。西方对于安乐死的争议，有其神学(或者说宗教)根源：既然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那么也只有上帝有权把它拿回去；除此之外，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无权“替天行道”。或者说，世俗社会无权干预神的安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杀被视为一种罪恶。在中国传统中，这个神的位置由父母占据。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同样也是强调生命并不仅仅属于自己，个人无权安排自己的生命状态。当然，不论神学还是伦理学，又都有其生物学的本源，那就是人类繁衍种群的本能。任何人，只要他(她)还没有死亡，理论上他(她)就有可能为种群继续做贡献。种群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所以生命决不仅仅只属于个人。

今天，繁衍种群的压力逐渐弱化了，但是这种本能不可能消失(也许永远不可能消失，只要人类还存在，无论未来人的生命形态是否如预言家所说，将与机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正是这种本能的存在，使得主动结束生命的行为必然受到社会力量的强大干预。

当然，赞同安乐死的一方，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为了生命个体不再继续忍受不必要的痛苦煎熬(还包括亲人的痛苦以及经济压力)。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是指全力延长生命，还是指让生命更有质量和尊严，目前恐怕依然是一个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谈清楚，操作层面也就无法进行。

现实是，无条件延长生命的观念在法律和道德上处于先来后到中的“先来”位置。因而，除非拿出特别强有力的理由，它是很难被颠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法律禁止安乐死的原因，尽管赞成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

作为安乐死的有限替代品，目前一般实行两种做法：一个是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比如放宽吗啡等麻醉品的使用限制；再一个是放弃治疗出院回家，使患者能够在更“自然”的环境中尽量多享受一点做人的乐趣。除此之外，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王明成的经历说明，这些不是办法的“办法”，基本上起不到任何效果。在他临走前四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痛苦得快说不出话来。尽管如此，我认为王明成还是相当幸运的，因为还有一个信念支撑着他：为安乐死呼吁。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记者打扰了他的安宁。恰恰相反，记者的出现实际上给了他一些生趣。相比之下，大多数垂危的病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俗话说：除死无大事。涉及生死的问题，的确是不那么容易定论的。

第二篇：安乐死死亡社会学问题

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暂不可行性分析

摘要：自1986年我国首例“安乐死”案发生以来，社会各界对“对安乐死”进行了深刻而激烈的讨论。面对不治之症，是选择痛苦的生还是尊严的死，每个人的态度和选择都不尽相同，安乐死合法化是否合理，在当今中国是否可行值得继续的探讨。

关键词：安乐死

生命价值

合法化

生命权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原意指在人类主观外力的作用下安然告别人世，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通常指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的状态下，为解除其精神和身体上的极度痛苦，在病人或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同意并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的状态下终结生命的过程。安乐死的对象应该是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其使命是完成一个没有或尽量减少痛苦的死亡形式，并赋予终极的死亡以尊严和安详。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不是死亡方式，不是鼓励人们去死。

二、理想情况下的支持安乐死的原因 面对不治之症，绝症患者往往经历无数次和病魔斗争却不见好转，他们在痛苦中以及巨大的经济压力下维持着已经失去意义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安乐死无疑是种准确的选择，既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了解脱，也减轻了家人的经济、人力负担。这样的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是对有意义的生命的更加尊重。人生的质量不仅表现在“生”，而且表现在“死”，即人生的全过程。人生最大的敌人不一定是死亡，而是不必要的一味的延长死亡的痛苦，平静安详的善终也提高了人的生命末端的质量。

三、安乐死合法化所面临的阻碍

仅从其的概念上来看，安乐死保证了生命的质量，维持了生命的尊严，对社会和家庭具有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它无疑是绝症患者个人生命终结的正确选择。但从整个社会出发，安乐死合法化的过程必定是困难重重的。综合中国当前的国情，个人认为暂时是行不通的。

（一）、安乐死使人消极面对困难，且与传统生命道德相违背 安乐死是纵容人们消极面对生命的态度，这与中国传统道德像违背。在人类的传统文化里一直宣扬的一种勇敢面对挫折，战胜困难，永不畏惧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会使一些人失去面对痛苦和挫折的勇气，让人们养成以逃避问题，逃避困难的习惯，不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我国传统道德认为“百善孝为先”，“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可谓孝矣”。这些思想仍然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安乐死却是放弃对疾病的治疗甚至加速亲人的死亡，实施安乐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割舍亲情，这无疑是对传统家庭亲情发起的挑战。

（二）、安乐死与救死扶伤的医德之间的矛盾

安乐死会带来医生职业道德观念上的混乱和职责的困境。医者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而安乐死是终结人生命的行为，打破了这个道德规范，然而当医生面对无法治愈而又濒临死亡的患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备受病魔的折磨而袖手旁观又是不人道的。这使得医生在面对安乐死请求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很难做出选择。另外，如果医生是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对其实施了安乐死，这终止了病人的躯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帮助病人获得了解脱；但是如果医生不是从病人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实际功利的角度出发实施安乐死，这将对病人极其家属造成重大的伤害，等同于谋杀。

（三）、安乐死被非法利用，作为杀人的借口

还有，如果安乐死被不法分子利用，以此为借口去伤害他人生命，这将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对于无选择能力的病人，我们很难判断其真实意愿，就算是有选择能力的病人，如果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也很难证明病人当时的真实意愿。如果亲属等的动机不纯，比如说由于财产问题，就很可能将一个求生的生命终结，将安乐死当作杀人的工具，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承认安乐死的合法化会给他人生命带来一种危机感，尤其是老弱病残群体，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

（四）、生命价值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安乐死是对无价值生命的终结，绝症患者给其家人和社会带来的更多的是经济负担，继续用药物或手术维持生命是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从这点看，绝症患者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应该放弃。但是，生命的价值能否以经济价值来衡量？如果所有的事物都以经济价值来判定其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的话，社会上多的是没有存在意义的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远不止其经济价值的，还有政治、文化、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而对绝症患者生命的不放弃更多是因为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安乐死很可能导致社会道德的滑坡，当一个人身患重病时，其亲属可能利用患者对家庭经济的关心间接的使他不得不选择安乐死，因此安乐死也使人们逃避抚养、照顾责任，也就是与传统的孝道相违背，如果情节严重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四、小结

当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医疗卫生体制不完善，人们的道德水平不够高，在现实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一个重症患者的选择是否真的处于自愿，另外，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却又不能了解所有的病症，这使得对不治之症的认定也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即使安乐死本身是一个进步的符合历史潮流的事物，在没有确立安乐死严格的标准，没有建立专门的具有资质的机构，以及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安乐死的合法化必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胡宜安

《西方生死学导论》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李丹丹 《浅析安乐死在当前中国之不可行性》 法制与社会2012-04（中）

3.尹秀云 《文化冲突与价值碰撞:安乐死问题根源探究—兼及反思国内安乐死问题之讨论》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 年4 月第31 卷第4 期总第402 期

4安乐死：周德新 《经济与伦理的博弈》

5.李晨晨 《道德悖论视域内的安乐死问题》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 卷，第1 期，2012 年1 月

第三篇：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09111132

姚露艳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的euthanasia，原意为无痛苦死亡，是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现指有意引起一个人的死亡作为提供他（她）的医疗的一部分，有时也译为‘无痛苦致死术’。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可对安乐死做如下的解释：患不治之症的人在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患者和家属的合理要求下，经过医生鉴定认可，用人为的医学方法使患者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

通过上面的资料的学习，我们知道实施安乐死，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这里适用的对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绝症病人。但并不不包括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及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因为这些人没有不可忍受的痛苦，也非临近死亡的濒死病人，因此我个人认为是不能对他们适用安乐死。一个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虽然他们的生并不是正常人的生，但他们有不死的权利，他们属于较低级的意识，而且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主体意愿，没有清醒，恒常的状态。假如此时我们对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实施安乐死，的到快乐解脱的不是患者本人，而是家庭或社会，那和谋杀并无差别。

第二、患者的痛苦包括了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这里因为痛苦是患者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人的主观精神有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肉体上痛苦不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人会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我们也反对病人并无肉体的痛苦，只因精神苦闷而寻求轻生，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因此我觉得患者提出请求的基础须是肉体与精神都痛苦，两者缺一不可。

除以上两点外，我个人认为基于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原则上除患者本人，其他任何人和单位都不能提出对濒死患者实施安乐死。因此，作为实施主体的医院绝对无权主动对病人采取安乐死，否则就属于谋杀。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当病人神志不清，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病人的近亲属（指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同胞兄弟姐妹）基于与病人的血亲关系，可以提出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委托，并将该委托推定为病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同时，必须确信该近亲属的委托为真诚的委托，并仅仅是基于解除患者难忍痛苦之目的而无其它不良之企图。

我个人并不反对安乐死，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安乐死并不是提倡早死，而是在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意愿，为其提供消除痛苦的医学服务。安乐死一方面可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因此要明确研究安乐死是人类的一种文明追求，是人类死亡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想用强调的是必须体现患本人清醒的，恒常的自我意思，没有他人的不良企图，否者安乐死即带着面纱的谋杀。

第四篇：“安乐死”伦理问题浅析

摘 要 中国对于安乐死的讨论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安乐死也越来越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本文从安乐死的概念角度入手，讨论探析当今发达社会对于“安乐死”的理解和各个国家对于安乐死的法案整理与不同层度的推进，正确认识安乐死这种优化的死亡方式。

关键词 安乐死 合法化 定义与概念 伦理道德

作者简介：谢萌，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288-02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其弊端。这些懊恼难题的出现在伴随高科技的进步变得可以让人们轻松应对，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对生命无限追求的奖赏，也是社会不断前行的必经之路。但上帝很公平，再为你新开一扇窗的同时问题也接踵而至。

一、“安乐死”的基本形式与不同意义

（一）基本形式

“安乐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善的死亡，这一出现于17世纪有着浓重感情色彩的词汇，自打出现就备受争议。不管是不是自己死亡或者他人死亡，也不管这种死亡是不是秉着病患自愿的原则。怎么样区分“安乐死”与“被安死”已成为一种惯例，被动安乐死是通过不予以患者治疗或者撤出其医疗设备而允许的死亡，而主动安乐死是有意引致死亡的行动的结果。所以常常使初视者误读其意，从而妄下结论。在学术中“安乐死”更是有很多意思，根据意义的不同分化出不同类型，这些所谓的区分显然不是那么清晰明。

（二）不同意义

对“安乐死”的理解因人而异，有相对广义的理解，也有人相对狭义的看待。人们认同它是因为认为“安乐死”属于一种个人权利，个体对自身的存活或者死亡有直接选择权利。虽然“安乐死”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依旧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但我们已经在宠物身上看到“安乐死”的情况了。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曾筹划一个关于“安乐死”计划，意在用模糊的“安乐死”方式来杀害他认为没有用的人。一位收到过500份脑组织的神经病理学家描述：“在当时的德国，有关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包括其中的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癫痫痴呆以及身体器官出现异常或者失调的病患„„实际上，那些所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概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被处以“安乐死”的方式杀害。”被谋害的人真正死亡原因在于他们是对于社会毫无价值可言的人，只有他们的死亡方式才可能被想到是相对“舒适”。快速的结束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式只是过于简明扼要的表达了安乐死的定义，而完全忽视了在受此安乐的人的那些微妙的东西。这种对于安乐死的定义不得不说是一种违背了安乐对象的意愿，简单粗暴的认为安乐死是无痛的死亡方式。

另一个侧面则认为，如果我们实施安乐死的意图在于将一个正在受到病痛无休止折磨的病患的子网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么我们也算是在实施安乐死。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我们个人利益的追求，那么安乐死真的还是安乐死？我想那样的安乐死完全等同于一场毫无争议的谋杀。

有关于安乐死的不同理解和认知我们不得不在对安乐死的描述和定义上绞尽脑汁的想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些定义仍无法满足所需要的必要因素和实施条件，所以也不能算是对安乐死的准确定义。这些不同的理解都是如今社会对于安乐死的认识的一个阶段性符号，它们也都承载了不同时代对于安乐死定义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以及接纳程度的趋势。

二、安乐死在世界范围的合法化问题

目前为止，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是被众多国家视为不合法的一种医疗技术。因为它与我们目前所建立起的传统道德观念、医德价值、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安乐死的合法化面对极大挑战。但还是有不少国家在面对安乐死的的出现后才用相对积极的态度去接纳它。荷兰作为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与其后的比利时、西班等国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通过了此法案后都制定了严苛的执行准则。安乐死虽在荷兰已经合法化，但安乐死依旧属犯罪。荷兰安乐死实施决意看来，不仅能发现在面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下，人们面对对他人实施安乐死时，依旧心有余悸。真正明确安乐死，并且由案例法通行“安乐死”的国家却是日本。日本1976年首次举办“安乐死国际会议”，会中提到：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从而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但目前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

日本通过的安乐死必须具备以下要求：

（1）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已患不治之症且死亡已迫近。

（2）病人痛苦剧烈，且令人惨不忍睹。

（3）实行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减轻病人死亡前的痛苦。

（4）如果病人神智清醒，并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则需要本人的真诚委托或同意。

（5）原则上由医生执行，如果不能，必须有足够说服人的理由。

（6）实行的方法在伦理上是被认为是正当的。

在日本刑法规定，具备上述全部要求而夺去人生命的行为属于“正当行为”。为了消除病人肉体上的痛苦不得已而侵害生命的行为，可被认为相对于日本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难行为”。其依据是作为正当行为的违法性阻却和紧急避难的违法性阻却，即是通常构成违法的行为，由于特殊理由可不认作为违法。

安乐死合法化维护者认为，患者有自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意愿是可以让医生对他们的选择予以实现。作为一个人，我们连自己掌控自由选择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都丧失了，那我们真正拥有的权利有是什么呢？如果社会大众同意患者自由的选择用“安乐死”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如果在行使这个权利时这种选择有另外一个人来执行，会有怎样的有关于道德的缺陷呢？再如果一个人有权死亡，并且在权衡了继续活着的利与饱受痛苦之后已经达到了这样做的决定，那么请求另外一个人来帮助执行这种合法的选择有何不可？这样另外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对？ 对于支持者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既是出于一种慈悲之心，可它并不以同样的形式在自杀的场合出现。

三、中国文化中对于死亡的理解与阐述

谈到关于中国人怎么理解“安乐死”时，回望过往悠悠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根基和传统道德模式、思考行为方式准则的华夏文明。历史中我们知道秦始皇不辞辛劳想要得到仙丹以求自己能长生不老，我们推崇尊崇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这种文化底蕴塑造出我们对于生死观的理解是人们惧怕死亡和一种希望获得长生不老的心理。

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是：“未知生，焉知死”。他认为我们活着，首先你得先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和活着该去做些什么，对于死亡这么一个极其抽象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假设和猜想。实际上，孔子退而求其次避开了阐述关于生死和本体的意义这么一个问题。他更多的给出一个让我们能参悟出的理解发醒怎么积极地去活着，那也就是他所体悟的活在当下，活在今生。这是中国儒家对于生死的一种阐述和态度。

道家相对于儒家的生死观而言对于死亡更深刻，呈现出一种坦然的态度。道家的老子取表象之外为其立足点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解释他所宣崇的对于生死的态度。“安乐死”无非也是人类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一种自我选择的问题，其受到争议的是在选择这种死亡方式后所要面对的可能无法得到真实准确个人意愿的一个道德问题。相对前面两种派别佛家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就相对激进很多。佛家认为人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在修行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苦难痛苦，即使是备受折磨的活着也是修行中一部分。面对“安乐死”这一种“优化”形式的死亡方式也是不予赞同的，佛家认为任何形式的杀生都是不善业。人活着的修行是一种轮回，痛苦的源头源自他过去所应承受业力，故必须自己承担。

四、当代国人对于“安乐死”的认知

面对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全球化一体的世界格局，国人对死亡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安乐死作为一种现代的死亡方式也同样随着时代的大潮流不断演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逐渐对安乐死的认知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就中国国情来看，“安乐死”使得濒临死亡的病人得以解脱，减轻病人家庭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负担，节省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它同样也是对病人的一种体贴和尊重。是他对自己生命的一种选择。

也有人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否定医学的消极态度，医学的存在就是救死扶伤，无力医治就不去医治，不利于医学的发展。相对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明确的界定什么是不治之症这一抽象定义。也许这一秒还是不治绝症下一秒就攻克难关。

五、结论

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牵挂与牵绊，这些是我们作为人所必然要面对的关于生死的问题。于安乐死我们不能过早言论孰是孰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自然无法避开社会性，它不能跨越一个时代而孤立的讨论，它必然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在一起。当今的中国在踌躇满志的朝着前方光明的充满希望地方发展。

学者们也开始不断反思关于生命与哲学直接关系，以及安乐死是否对于我们社会与人起到积极作用。而法律上尽管还在研究，在其研究过程中也不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种种置疑和诽谤，但随着文明的进程，安乐死终将会被法律所承认。生命对于每一个拥有生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珍贵，了解生命，体悟生命，感知生命，掌控生命。

第五篇：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

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

摘要：以前，我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珍惜生命；生命是脆弱的，更要尊重生命。但是事情永远不会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并不是所有想安乐死的人都能如自己所愿，没有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从此彻底解脱。安乐死意味着一个生命以不正常的方式消失，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及社会的利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如今的“安乐死”采取不同的态度。

关键字：安乐死，生命，价值，权利，法律；

一，安乐死的定义。

“安乐死”这一概念在学界和法律上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统一，中国学者经过认真的讨论为“安乐死”下了如下定义：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濒死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过程。除此之外，不同的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还有许多，不过综其所述，这些概念中都包含着一些必要的因素，例如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安乐死的前提、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的实施手段等。

二，安乐死的分类。

安乐死按照实施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被动安乐死（间接安乐死）和主动安乐死（直接安乐死）两大类。被动安乐死是指在认定治疗不再有效的情况下，停止使用延续生命的器械或维持生命的治疗措施，仅是采取止痛的办法听任病人自然死亡；主动安乐死是指对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极端痛苦的人实施一种直接的、旨在仁慈的结束生命的行为。

三，安乐死中的法律问题。在我国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个人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特别是没有选择安乐死的规定，因此在未立法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主动安乐死）仍属于违法行为。但在国外部分国家已经立法表示安乐死的合法性，但有明确的条件。四，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1．支持安乐死的伦理依据

（1）人类最大的愿望是生活得好，追求生命的质量。当一个病人已濒临死亡，而且不可逆转、极端痛苦，没有必要以人性或人道为理由并付出高昂代价去换取低质量的生命。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免除临终的痛苦，符合病人的利益，也是人道之举。

（2）主动结束必然要死亡的生命不仅可以免除病人死亡前的痛苦挣扎，而且减轻了家属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同时，又可以避免社会卫生资源的浪费，从而可以将有限的卫生资源用于能挽救的病人和人们的卫生保健上。以上体现了对病人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一致性。

（3）人有生存的权利，也应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人的生命权不是单纯的生存权，还应包含死亡方式的选择权。安乐死是对人死亡方式选择权的尊重，也是人类对生命权认识的升华，体现了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2、反对安乐死的伦理依据

（1）医务人员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而实施安乐死与此职责相冲突，并且还可能被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所利用而将安乐死作为变相杀人的手段。

（2）人有生存的权利，只有法律部门才能量罪结束人的生命，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没有这个权利，而安乐死与此相悖。

（3）如果实施安乐死，在一定程度上使医务人员放弃探索“不治之症”的责任，而不利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同时，安乐死也有可能错过三个机会：病人病情自然改善的机会；继续救治可望恢复的机会；有可能发现某种新技术新方法使该病得到治愈的机会。五，我对安乐死的看法。

我个人观点赞同主动安乐死。从道德上，主动安乐死是尊重他人对自己生命的选择。从法律上，它从犯罪的实质上说，并未构成犯罪。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讲，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基本条件。而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安乐死，不仅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相反，从客观上讲可能还有利于社会。首先，从医疗工作上讲，对那些身患绝症，久治不愈，濒临死亡的病人施以安乐死，可以使医护人员从繁杂而无益的工作中脱开身来，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目前医疗任务繁重，病人看病难的情况下，这更富有意义。其次，安乐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属和亲友及早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投身到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产中去。同时，由于家属对病患者负有照料的义务，为了一个即将死亡的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对社会不利的。最后，对患有绝症的病人施以安乐死，还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我们既有生存的权利，也就应该拥有选择安逸死亡的权利。对于一个救治无望又遭受病痛严重折磨的人来说，也许生不如死；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忍受病痛的煎熬，增加亲人的负担，这样的生命质量是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的。用安乐死给以解脱，是最人道和最慈善的选择，所以应该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的权利。

人的生命如何才能体现神圣性？答案就是生命的质量！庄子在妻子死后非但没有哀叹悲伤，而是“鼓盆而歌”，歌曰：“生死齐一”，在庄子的眼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是人难以逃脱的轮回，也是人间之大道，人要坦然面对死亡。我们不是不重视生命，而是人的生命要有质量，倘若一个人能在造成懂得了世间的大道，即使是晚上就与世长辞了，他的生命也是值得的。那么对于处于死亡边缘的癌症晚期病人、没有任何能力生存的“活死人”植物人、天生就无脑或重度脑残的婴儿，他们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对于他们自身而言，这样的生活没有生命的神圣，却只有生命带给他们的痛苦和磨难和对身边的亲人的连累。况且，人的生命非同一般，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所以人的生命对于自身而言要有质量的保证，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则要有价值。司马迁言，“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人的生命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生命本身的质量的优越，那它还不是足够神圣的，它的神圣更表现在一个生命对所有生命（对全社会）的价值。有的人的生命可以“重于泰山”，有的人却只能是沧海一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他的生命就是神圣的，因为他毕其一生创作了造福于后人的经典，伟大发明家爱迪生的生命也是神圣的，因为他的无数发明带给人类生活的便捷。而对于一个可怜的濒死之人、对于植物人、对于重度残疾和缺陷的婴儿，他们的生命毫无质量可言，他们不可能为社会创造任何价值，那么我们还可以以他们的“生命神圣”为名来阻挠他们以安乐死的方式摆脱这种痛苦的深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