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风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第一篇：作风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的求真务实的形象，引起社会关注，备受各界赞扬。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议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具体举措，明确提出轻车简从、精简会议、规范出访、改进文风等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的新举措。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展现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以实际行动向全党发出了转变作风、改进党风的召唤。

领导干部的言行，关乎党的形象，决定党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从“三大作风”到“两个务必”，从“八个坚持”到“四个大兴”，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把作风建设作为党的生命线，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正是从党的优良作风中，从领导干部一言一行中，感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汲取团结奋斗的力量，凝聚起无坚不摧的党心和民心。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我们更应看到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以作风正党风、以党风赢民心。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作风建设方面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回应人民群众的要求、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解决好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开会应更加注重质量，讲话应更加简洁明了，公务活动应更加朴素务实，接待工作应力戒铺张，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领导干部应经常想一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何践行，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如何传承，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怎样体现？

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体现了民心所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改进作风的八项举措，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改进作风的重要意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拿出行动，身体力行，把力量凝聚到贯彻十八大精神上来，把心思用到解决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上来，把精力投入到维护群众利益、克服民生困难上来，取信于民、凝聚共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懈奋斗。

第二篇：习近平二谈“三严三实”：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

总书记二谈“三严三实”：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 时间：2014年3月18日 地点：河南兰考

事件：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习近平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

他为此提出4点要求：一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则办，特别是当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站稳党性立场，坚定不移维护人民利益。

二是下决心减少应酬，保持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多学习充电、消化政策，多下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多系统思考和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自觉远离那些庸俗的东西。

三是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不搞“假大空”。

四是对一切腐蚀诱惑保持高度警惕，慎独慎初慎微，做到防微杜渐。详见：《人民日报》（2014年03月19日01版）

第三篇：领导人排名：一个政治问题

领导人排名：一个政治问题

在讲究秩序的中国政坛，领导人的排名并不是一件小事，无论是在职和退休的领导人，在出席活动时的排名先后，往往隐藏着丰富的政治信息。

到上世纪80年代，不少老一辈领导人仍在一线领导岗位。由于威望和资历，一些人尽管没有担任正职领导人，但排名却在正职领导人前面。

这些或长或短的领导人名单通过新闻报道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央媒体都有一张由中央下发的名单，依照名单对出席活动的现任和卸任领导人进行排序。”

2013年1月21日，在新华社播发的《杨白冰同志遗体在京火化》新闻中，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名字出现在第12位，位列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4名已卸任常委、但仍担任国家级正职的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之后。此前在新闻报道中，江泽民的名字排在总书记之后、其他常委之前。

1月2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解释了排名变化的原委：十八大后，江泽民向中央请求，今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宾排名顺序中，将自己同其他老同志排在一起。新华社报道说，“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宽广胸怀”。

在讲究等级秩序的中国政坛，领导人的排名并不是一件小事，无论是在职和退休的领导人，在出席活动时的排名先后，往往隐藏着丰富的政治信息。

行政职务不是唯一依据

2012年12月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到会祝贺。他系了一条红领带、身着白衬衫，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贺词。

除了俞正声外，当天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也有领导到场致贺，现场座次以及新闻报道中的排名依次是：俞正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国务委员梁光烈、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

这样的排名并非随意。依惯例，对在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排名顺序，一般先是党的领导人，依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是全国人大和“一府两院”的领导。具体来说，依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两高”负责人；再往后，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的排名，主要依据行政职务，不在于是否中共党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有不少党外人士如蒋树声、周铁农等，他们的排名总在身为中共党员的国务委员戴秉国、梁光烈之前。

但行政职务并不是排名的唯一依据。十八大换届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的名字，经常会排在一些副委员长、副总理之前。这显然不是工作疏漏，而涉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规则——王刚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身兼多职”的领导人。对于身兼多职的领导人，排名时以他担任的最高职务为准，对王刚来说，政治局委员是他当时的最高职务，排名就以政治局委员为准。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的，王刚因此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排名第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副总理回良玉，按照姓氏笔画排在王刚后面。

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不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并不依据姓氏笔画，而与常委的分工和他们的党内资历有关。

1987年十三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最少的一届，只有5名常委。当时的排名次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中纪委书记、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当时党的总书记没有同时担任国家主席。1988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杨尚昆当选为国家主席。他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名字同时出现时，杨尚昆排名在总书记之后、总理之前。

这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先念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他们同样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作为国家级正职领导人，两人的名字排在总理李鹏之后、中纪委书记乔石之前。

199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时担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从这一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一直由政治局常委担任。总书记、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这四位国家级正职领导人的排名模式开始固定，但委员长一直排名在总理之后。不过到1998年，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此后委员长的排名一直在总理之前。

在担任国家级正职的政治局常委之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也并不固定。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排名在副总理李岚清之前；但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副总理黄菊排名在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之前；十七届政治局常委中，副总理李克强的排名也在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之前。“老一辈”领导人地位高

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文革”后出现干部断层，不少老一辈领导人仍在一线领导岗位。由于威望和资历，一些人尽管没有担任正职领导人，但排名却在正职领导人前面。

邓小平的地位最特殊，但他又没有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人，当他和党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出现时，如何排名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1989年11月，85岁的邓小平彻底交班，全身而退。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的邓小平，在新闻报道中排在时任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之后、其他领导人之前。

当时除了邓小平，还有一些已离开一线的老一辈领导人如陈云、彭真、邓颖超等，排名仍在不少在任政治局常委之前。

1989年10月1日晚上，首都各界群众纪念40周年国庆，新老领导人悉数参加。《人民日报》报道中的排名是：“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云、万里、李先念、彭真、邓颖超、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首都群众同庆佳节。”

这个名单上已退出一线的领导人中，邓小平、彭真、邓颖超都担任过国家级正职领导。陈云虽没有担任过国家级正职领导人，但当时还是中顾委主任，且在党内地位很高。十六大以来，历届全国党代会开幕会上都要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

随着岁月流逝，到201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时，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大部分人物已经去世，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退任老常委们，排名方式有了新变化。出席活动的中央领导人名单中，先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是政治局委员，之后依次是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尉健行、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罗干等老常委们，排名顺序与在任时一致——这些老常委们没有像当年“老一辈”领导人那样，退休后还与在任常委一起排名。

“和”字隔开现任和退休领导人

新老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中出现的场合，往往是一些纪念大会、仪式性场合，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十八大开幕式等。在任领导人排名在先，之后才是原任（政治局常委除外）领导人的名单。在新闻报道中，关键词在于一个“和”字——名单中，“和”字之前是现任领导人，“和”之后是原任领导人。在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的领导人名单中，在最后一个现任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的名字后，“和”字出现了，后面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然后是其他的原政治局委员、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委员、原“两高”负责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等，排序与在职时一致。

已退休的领导人中，也有一些党内资深的老人。他们虽然没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会排名在原政治局委员之前。

2008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和”字之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和”字之后是原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之后才是原政治局委员杨白冰。2001年，出席建党80周年大会的领导人名字中，“和”字之前的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和”字之后是原国务委员张劲夫、黄华，再后面才是原任政治局委员杨白冰等人。

张劲夫、郑天翔、黄华这些老领导人虽没担任过政治局委员，但都是党内资深老人，都担任过中顾委委员，张劲夫、黄华曾是中顾委常委。

一般来说，所有现任、原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排完之后，现任和原任的中央军委委员开始登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单结束时，会出现一个“，”号，然后是军委委员的名字。

2012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举行春节团拜会，“，”号之前最后一个名字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之后就是“军委委员陈炳德、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许其亮，”这些都是现任的军委委员。

已退休的原军委委员王克也参加了团拜会，对王克的提及方式是“以及”王克，而不加“原军委委员”的解释。历年团拜会以及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道中，对原军委委员的提及方式都是“以及”。

“排名约定俗成”

尽管领导人排名富含重要的政治信息，但无成文的制度规范。中国人民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杨德山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种排名有约定俗成的规律，没有正式文件规定。

这些或长或短的名单进入公众视野的方式，一般是在重大活动、庆典，或党内重要干部去世的新闻报道中。“在这些报道中，中央媒体都有一张由中央下发的名单，依照名单对出席活动的现任和卸任领导人进行排序。”一位曾担任《人民日报》头版编辑的媒体人说。

由于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外界往往将中国领导人的排名视为观察政治变动的一个窗口。这一窗口在“文革”前后曾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这成为他之后被开除出党、迫害致死的先兆；而“文革”结束后，老干部平反和复出，也往往以名字重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为标志。

改革开放后，政治秩序得以恢复，排名变动也大大减少，今日已形成大致固定的模式。“当退休的领导人越来越多，排名会变得越来越难。”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说。

第四篇：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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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立伟

近来，国资委党委撰文称“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刺激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国企改革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数据的全面下滑，国企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应该开放由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量。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民间舆论关于国企改革的纷争，更多体现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种意识操纵。

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政绩型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并暴露出社会不公等深刻矛盾。

以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改革派希望通过国企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公平，而保守派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维护团体的既得利益，这种逻辑的尽头是重返计划经济与经济崩溃。

但是，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

党国体制的基础是党（党政不分）控制一切资源（所有权）。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掌握企业所有权并通过这种产权来控制企业与职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双轨制，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可以将党组织建立在国有部门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所有权），赋予他们垄断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顾，但在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党因不掌握所有权而无法直接管理。

中国政治教科书长期传播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但是，中国的权力体系在结构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没有联系，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景观，社会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而区分它们的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权。

在启动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减政权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就像苏联那样处于短缺经济的穷苦之中，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初压力，但对国有企业治理上的“放权让利”并未涉及产权，国家财政越来越无法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成本。

1990年代后期，中国被迫推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产权改革，其重要的逻辑是，放弃对庞大的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将资源转移到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并让出部分--------------------------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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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防止垄断导致低效，中国政府在同一垄断领域设置了两家或多家国有企业构成内部竞争（比如通讯、电力、能源等领域），试图保持活力。

尽管市场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对市场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和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快速成长并实现规模膨胀，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力大量国际产业资本以及政府大规模进入市场投资，政府失去了改革动力而享受“中国奇迹”带来的荣耀，甚至有人陶醉在“中国模式”之中。

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在产权双轨制的市场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缩减后的国有经济，以防止外资公司与民营企业相对过快的增长主导经济，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等等。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一次引起市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而在本世纪的前八年，全球处于一轮繁荣周期之中，刺激了对上游资源的庞大需求，出现持续的大宗商品牛市。中国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以及重工业投资，让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央企水涨船高，为财政大幅增收做出了贡献。这种顺周期的繁荣，让一部分人误认为是央企经营能力的成功。

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让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华尔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国的官僚们则看到了央企对于经济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拥有信贷优先权与政策资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请去投资，“国进民退”现象在煤炭、电力等领域明显增加。一种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成为全球争议的对象，有的后发展国家开始模仿，而市场国家则抨击这种模式的不公平性与不可持续，这又被意识形态者加以排斥并认为是阴谋。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他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

但是，诺斯发现，统治者寻求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且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政府面临着在保持租金最大化的国有垄断性的低效率产权与能使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他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会同--------------------------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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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在中国，最有势力的选民无疑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集团，而且他们几乎等同政府本身。

事实上，随着来自市场部门的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现存体系变得不再稳定，固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会被削弱。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在此之前，执政党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想从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构上与非公有经济的部分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实际内容，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

近日，中办要求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要求实现50人以上非公企业有党员。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可能处理好党对社会的控制与产权保护、经济增长、阶层和谐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会增加非公企业的不安全感。

问题的根源在于，党以产权为基础，很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团体。执政党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超越产权结构，为全体国民与市场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规则，并接受国民的监督。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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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如何理解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如何理解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首先，构成社会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推动社会运动的力量是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次，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不断进行的社会实践；再次，实践既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也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根源，是人的生命表现和本质特性。因此，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在此，“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这是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全新的社会历史观之初提出的一个全新的科学命题。这一原理不仅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的本质。而且进一步说明了实践在人和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第一、实践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

实践是人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这一界定包括两层相互联系的涵义：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实践是具有感性的及物质性的性质和形式的客观活动。

生产实践是人类生存的根据，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所特有的性质和特殊的运动形式，它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更不同于纯粹自然物质形态的运动形式，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方式。这是由实践在人类生活中所具有的基础和根本的地位决定的。

第二、实践创造了人的基本特征。

实践把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和提升出来，形成了人类社会。社会生活的实践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实践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是人以自身的活动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

(二)实践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人们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即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

(三)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首先是通过物质生产，所以说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社会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成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有阶级斗争就可能暴发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和改革是推动社会变迁和进步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历史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中，物质生产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力就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

社会发展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过程。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进步是人们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实际体现。可见，实践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

第三、实践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打破旧的限制，超越实现新的认识，发展自己的能力和需求。使新的认识得到进步、改造、发展和完善，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一）实践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不仅使人同自然界发生了物质和能量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又使人与人之间结成一定的经济或物质关系。与一定的经济式物质关系相适应，人与人之间进一步形成了政治关系和文化思想关系。

（二）实践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人们通过实践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建造人自身，不但改变着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而且享受着这种改变式改造世界的成果，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即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领域。

（三）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历史是人在实践基础上创造的，又是在实践的推动下发展的，物质生产创造着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提供日趋优越的生产方式，这是人类创造历史的最基础条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四）实践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列宁提出了经济落后的俄国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间接过渡”到新社会的新观点；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探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使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趋于成熟；对农业合作制的方式进行探索并得到发展，特别是在新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新的分配制度，并十分明确指出：“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的信条，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行这一分配原则，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总之，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构成社会的人是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推动社会运动的力量是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社会的人不断进行的社会实践，实践既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也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根源，是人的生命表现和本质特性。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一切社会现象最后的根源。人通过实践活动把握物质世界，又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物质世界，并改造人自己。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是实践的产物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