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乐死是否构成犯罪问题的探讨

第一篇：关于安乐死是否构成犯罪问题的探讨

关于安乐死是否构成犯罪问题的探讨 王作富王勇

安乐死，从其外表来看，是一种杀人行为，但是，这种杀人行为往往是在被害人身患绝症，且不堪忍受痛苦的条件下，由其主动要求或同意的，因此，这种行为是否成立为刑法上的杀

人罪，也就成为刑法理论_L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于安乐死的问题在刑法上加以研究，国外早已有之，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都是为我

国刑法学界所不及的，尤其是随着最近一个时期国外安乐死事件的不断发生，围绕实施安乐死 的医生或家属是否构成杀人罪的问题，国外刑法学家们更是争论纷纭、众说不一，讨论和当

激烈。_t,L本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对安乐死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但由于安乐死既是被害人的承诺行为，又是医疗业务行为，而这两种情况可以使安乐死这种

行为的违法性得以阻却，因此安乐死在法律上也就失去了违法性这一特征，不构成犯罪.所

谓被害人的承诺行为构成阻却违法事由，主要是基于兹格尔的“利益亏损原理”(或称“亏

损法益说”)，就是说，承诺人把自己所属的利益的保护权自愿放弃，把侵害性变成放任

性，并经国家承认，视为正当行为，成立阻却违法事由。安乐死是基于被害人同意的一种自

愿放弃生命的行为，因此这一行为也就因其同意而变成正当的，不构成犯罪.所谓医疗业务

行为构成阻却违法事由，主要基于实施正当的业务行为不构成违法的这一理由.就是说，安

乐死是在病患者极端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以消极的方法尽早结束其生命的医疗行为，而l}c疗行为是正当业务行为阻却违法的一个方面，因此，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杀人罪。

第二种观点对安乐死持否定的态度。它认为，安乐死虽经被害人的同意，但并不能阻却

其行为的违法性，仍应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在处刑时可以从轻考虑。这种观点主要基于

以下儿点理由:(1}人道主义的立场，向来以尊重生命为基本原则，而安乐死则是将尚未

死亡的人人为地剥夺其生命，因此是违反人道主义的，是与当今社会的伦理观相违背的。(2} 从刑法的日的下;‘，荆法是保护人的生命的，无论什么人，只要未犯死罪，其生命就应得到保

护，而尽早结束人的生命，则是于法不容的。(3)生命是个人的法益，同时也是国家、社

会的公共法益，因个人是国家、社会的成员，应予保护，个人不能让与和支配，所以被害人不

能就自己的生命作出承诺，他人若据此承诺对其实施安乐死，则应构成杀人罪。(4)安乐

死也不是一种医疗业务行为。医疗业务行为应当是积极的，其目的在于使病人的病情有所好

转，而安乐死是消极地使病人死亡，怎能算是医疗业务行为?(5)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

角度看，y.1..} _ }.i·么是绝症，不能说绝对没有误诊的可能性，所以很难掌握身患“绝症”这一 安乐死的条件.针对否定说所提出的安乐死违反伦理道德，违反人道主义的观点，肯定说也作了有力 的反驳，认为让一个时刻忍受极大痛苦的人生存下去，经受痛苦的折磨，是十分残酷的，也

是违背了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要求的，因此是极不道德、极不人道的。

以上两种争论，从目前的情况看，是肯定安乐死的一派占据了上风，据此，国外刑法学

界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国家的

刑法都没有在立法上将安乐死看成是一种合法的行为，相反，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在杀人罪的规

定中都把“受嘱托杀人”或“被害人同意的杀人”作为杀人罪的一种，例如，联邦德国刑法 第216条规定:“经被杀人明示及真挚之要求而杀之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自由刑。”奥

地利刑法第77条规定:“由于他人之诚挚且令人感动之请求而杀之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自由刑。”瑞士刑法第114条规定:“受本人诚挚及迫切之请求而杀人者，处轻惩役.”日

本刑法第202条规定:“教唆或帮助他人使之自杀，或受被杀者嘱托或得其承诺而杀之者，处六月以上七年以下惩役或禁锢.”这些国家在处理所谓安乐死的案件时，往往是以杀人罪

来判邢的，但在实际惩罚时判刑很轻。

另据报道，1987年荷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允许医生为患有绝症病人实行安乐死的法案.这

是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安乐死的立法例.不过该项法律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范围进行了严格 的限制.例如在该项法律通过后不久，有四名护士在没有经病人本人提出明确要求的条件

下，一主动给处于严重昏迷状态的病人注射了超量麻醉剂，使其死亡。虽然护士的行为旨在免

除病人的痛苦，但由于缺乏“须得到患者的同意，这一法定条件，因此，这四名护士被判犯

有谋杀罪，受到了三至六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的刑事处分。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安乐死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前一阶段出版的各种刑法教科书及有关专

著中，大部分都在杀人罪的章节中对安乐死问题进行了简略的论述，其观点大都认为实施安

乐死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但考虑到其对社会的危害不大，可以在处罚时予以从轻.但

是，自从《民主与法制》1987年第8期以《“安乐死”与杀人罪》为题报道了一起争论较大的

安乐死案例之后，司法部门和刑法学界对于这一间题的研究逐步趋于深入。在刑法学界的讨

论中，有不少同志对安乐死持肯定态度，主张不以犯罪论处，但从这几年总的情况看，否定

安乐死，认为它构成杀人罪的意见还是明显占上风，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儿点:

第一，允许实施安乐死明显违背革命人道主义原则。革命人道主义以保h=}人的生命为最基

本准则，只有在保陌人的生命不受侵害的条件下，才能谈人的平等、自由、权利以及在各方

面的充分发展.我国刑法体现了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如果在刑法上允许安乐死，对之不以

犯罪来处理，那就会违背人道主义的基本准则，是不符合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的.第二，允许实施安乐死同我国医疗工作的基本方针相违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

道主义”所要求的是对一切病患者都要进行积极的抢救、治疗，只要病患者还没有死亡，只

要他还有一丝生存的希望，就不能放弃努力.但是，安乐死却是要由医护人员对尚未死亡 的人实施致死措施，这不仅同我国医疗工作的基本方针相冲突，而且也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医

德，因此不能为我们的刑法所接受.第三，人们没有权利来处置自己的生命。一个公民对于自已的财产，可以自由处理，包

括委托别人把它毁弃，除了这种毁弃方法能危害公共安全者外，双方都不违法。但是，人的

生命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是不能分割和转让的。尤其是人的生命同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

利益紧密相关，允许个人随意处置自己的生命，将会给国家和社会利益带来损害。因此，从

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角度言，都不应提倡安乐死合法化。

第四，一般来讲，接受安乐死的人都是身患绝症，无救治希望的病患者。但是，从科学

发展的角度来看，身患绝症，无救治希望只是相对的。在过去，肺结核曾被认为是绝症，无

任何救治希望，但是，随着医学的发展，肺结核已不再成为不治之症.因此，什么是“绝

症仲?很难有一个科学的医学标准。再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上看，人类在任何疾病面

前都应当是有所作为的。随着医务人员的不断努力，治疗疑难病症的经验将日益增加，渐渐 地就能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医学难关，使不治之症变成可治之症。而允许实施安乐死，则将会

使医务人员丧失“向疾病斗争”的精神，因为一有所谓的“绝症”出现，他们就可以推之于

安乐死。长此以往，不利于我们的医学发展，同时也为那些责任心不强的医护人员放弃自己 的责任大开了绿灯。

第五，允许实施安乐死，可能为患者家属或医护人员谋取私利大开方便之门.其中患者 的家属可能出于对患者遗产的馋诞或者为了把患者作为一种负担予以抛弃。有些医护人员也

有可能因为受到患者家属的贿赂或出于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积极对患者实施安乐死，因此，安乐死将可能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不宜在法律上予以承认。

应当指出，在我国刑法学界，尤其是在司法界，持上述观点的同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这

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司法实践对于最近出现的罕见的所谓安乐死案件一般都作出了有罪判

决.但是，一律把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是否恰当呢?我们并不否认上述否定安乐死的观点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感到，把那些病人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痛苦难忍情况下，医

护人员出于同情之心而实施的安乐死一律作为犯罪处理，是与常规、人情、法理相悖的。因此，我们主张在严格的条件之下允许安乐死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凡符合这些严格条件限制的安

乐死，我们就应当予以肯定，而不再以犯罪来处理.当然，我们在承认这种安乐死的合理化 的同时，也不予以鼓励，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严格地控制其发

生的范围，并使其可能带来的一些弊端减小到最低程度。我们认为，对安乐死加以严格条件

限制，将会有效地防止各种不良后果的发生，而且从理论上讲，也可以为其存在提供一定的 根据:

第一，允许安乐死在一定范围内有崔已，体现了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尊重人的生命、固

然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准则，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在病患者身患绝症，濒临死亡，而又痛

苦难忍的情况下，一味地把人的生命看成是第一位的，从而想方设法延长病患者的生命，这除

了延长病患者的痛苦之外，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在这样情况下，究竟是安乐死符合人道主

义呢?还是让病魔大施淫威，慢慢地折磨着、吞噬着病人的生命更符合人道主义?从人道主

义言，生命固然是应当受到保护的，但是当一个人濒临死亡，且又不可救治，对其生命的保

护已失去任何实际意义的情况下，其愿望的实现和尊严的维护就会成为主要的方面，因此，按

其愿望施以安乐死，不但是其愿望的实现，而且也使其至死保持了人格的尊严，这对于一个

即将死亡的人来说，是符合人道主义的.第二，关于一个公民有没有处置自身生命权的问题，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一般来讲，人是社会的人，其生死存亡是和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紧密相关的，因此，在通常情况

下，人是不能处置自己的生命权的。例如，自杀就是一种对社会不负责任，从而不为我们所

接受的一种错误做法.但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人是否有权处置自己的生命呢?这个间题可

以找到许多为社会所承认的合法化的事例。例如，有一些体育项目，如赛车、拳击、漂流、登山等运动，都是危险性极高的竞赛项目，自古以来，已有不计其数的运动员在这些体育运

动中丧失生命.在这些体育竞赛之前，运动员实际已把生命权和健康权交了出来，作出了因

竞赛伤亡而不追究他人责任的承诺.既然在运动场上运动员可以处置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那

么，为什么身患绝症的病人就不能处置自己的生命呢?国外有的刑法学者认为，体育竞赛中 运动员对自己生命和健康的承诺只是人不得随意处置自己生命和健康规则的一种例外情况.那么，我们不禁要间，为什么安乐死不能也成为一种例外情况呢?在病患者身患绝症，疼痛

难忍的条件下，允许其对自己的生命作出处置，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于

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第三，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讲，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基本条件.而有严格

条件限制的安乐死，不仅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相反，从客观上讲可能还有利于社会。首

先，从医疗工作上讲，对那些身患绝症，久治不愈，濒临死亡的病人施以安乐死，可以使医

护人员从繁杂而无益的工作中脱开身来，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在目前医疗任务繁

重，病人看病难的情况下，这更富有意义。其次，安乐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属和亲友及早从悲

痛中恢复过来，投身到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产中去。同时，由于家属对病患者负有照料的

义务，为了一个即将死亡的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对社会不利的.最后，对

患有绝症的病人施以安乐死，一还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对于那

些老弱病残者是承担了一定义务的，但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允许

一定条件下的安乐死，则可以使国家有限的财力和社会有限的资源用到其他更多的老弱病残

者身上.可见，一定条件下的安乐死是于社会没有危害的，不具备犯罪所应具有的本质特征

—社会危害性，因此不应将之作为犯罪来处理.第四，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如果对一定条件下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处以刑罚，却

是达不到预防犯罪之目的的。首先，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一般都是

基于对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的心理而实施行为，从主观上讲并无恶意，对社会并无任

何危险.如果对之定罪判刑就有可能使其原有的善良之心受到伤害，更有甚者，还可能对社

会和国家产生怨恨情绪，起到消极的作用.这与刑罚要达到特殊预防之目的的要求是相冲突 的.其次，从一般预防的角度讲，刑罚的威慑作用是建立在群众对其信服的基础之上的.如

果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施以刑罚，群众中对此不服的肯定大有人在，还可能—事实也

证明如此-导致其他医务人员的不满.在此条件下，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如何得以发挥

呢?当然，从根本上讲，对一定条件下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施以刑罚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

目的，是基于这种行为根本不能成立犯罪为理由的。因此，在实践上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

员定罪判刑，从刑法的角度看，是无益的。

第五，关于如何看待实施安乐死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的间题。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

下，由于对实施安乐死加以严格的条件限制，不大可能出现什么不良后果。例如，如果允许

病患者本人要求的安乐死，就不会导致患者家属因争夺遗产而实施安乐死的情况。当然，由于

社会情况的复杂性，也不能绝对排除安乐死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尤其不能排除在实施安乐

死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但这并不能说是由安乐死本身造成的，而是在执行中由于人的错

误有意或无意造成的。而这种情况在任何场合任何人的活动中都会出现。

总之，我们赞成一定条件限制的安乐死，这不仅是基于以上的理由，而且，从国际上的

趋势来看，这种观点也是顺应了国际刑法的发展的.从我们国内的情况看，在刑法学界，赞

成安乐死的人也在不断增加.这种趋向，恐怕也能说明些问题吧.那么，对于安乐死规定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保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呢?我们认为，这些条

件应当包括实体上的和程序上的两种条件。

所谓实体上的条件，是指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标准，才能对病患者实施安乐死。这

些条件应当包括以下几点:

(一)可以施于安乐死的只能是那些身患绝症、临近死期的病患者。所谓绝症，是指所

患的疾病按照当时的医学水平是无任何治愈希望的。当然，绝症的标准是按照医学水平的不断

提高而有所变化的。在现时医学条件下有一些被认为是绝症的疾病，在将来医学发达条件下如

果已不认为是不治之症，那么，在将来决定对某人是否实施安乐死时，就不能再以老的一套标

准来定.绝症，顾名思义，是指无任何治愈希望的疾病，如果某种病症尚有一定的治愈的可能

性，就不能以绝症来看待，也不能对患有此病的人实施安乐死。所谓临近死期，是根据一

定医学标准判断某一病患者因患绝症即将死亡，也就是说，实施安乐死的时间与被判断的病

患者因病而亡的时间不能相差太久.至于具体离死期应该是多长时间，这尚有待于医学界的

同志的探讨。如果某一病人被检查出患有绝症，但根据一般医学的标准，他尚能活数年，甚

至几十年，在此情况下，即使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因未临近死期，就不能排除尚有救治的可

能性，因此也就不能对之实施安乐死。

应当指出的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一些被医生宣布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在放弃了

任何治疗措施之后，竟然奇迹般地病愈健康了，至于那些被判定为只能活xx天或x月的病

人，却活了数年甚至十儿年后才死亡的人也是多不胜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需要医务人

员以一种对病人生命极端负责的精神去诊断病人的病症，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不能放弃对

病人积极的治疗而主张对其实施安乐死。为了保证诊断的正确性，我们主张建立一个专门委

员会来对病人作出“绝症”和“临近死期”的诊断，以便把错误降到最低限度.(二)病患者必须是极端痛苦，且己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这里的痛苦仅限于肉体痛

苦，精神痛苦不在此列。所谓精神痛苦，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判断的。有些病人

在知晓自己患有不治之症时，可能会忍受着极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而有些病人，由于其乐观的、视死如归的性格可能临死也不会有任何精神痛苦;在某些情况下，病人是否承受精神痛苦，还

可能与环境、亲友的态度等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精神痛苦的概念是不易识别并且易变化 的。尤其是，即使有的病人一开始有精神痛苦，但如果能够对其外部环境予以调整或对其内心

一子以安慰，则也可能消除其精神上的痛苦。所以，仅因精神痛苦对病人施以安乐死，是不合

适的。肉体痛苦也有强有弱，只有病人的肉体痛苦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才能准许予以安乐 死.(三)安乐死必须基于患者真诚的愿望和明确的表示才能实施.所谓患者真诚的愿望，是指患者出于真心实意，而不是因为受到其他方面的强制而被迫提出安乐死要求。这一点是很

重要的。因为患者可能会受到来自各方面，尤其是受到其家属的或明或暗或软或硬的提示:致

使其不得己提出安乐死请求。如果一旦查明请求安乐死并不是基于患者真诚的愿望，就不散

对之施以安乐死。所谓患者明确的表示，是指患者在病痛中明确提出安乐死的请求.任何男

他人，包括患者的家f.z, ,监护人，都不能代替患者提出安乐死的请求.因为未成年人，精利

病患者和由于疾病而神智不清的人不具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能力，不能提出安乐死的要求，廷

此，一般情况下不能对他们实施安乐死.这似乎是有些不公平的，但这对于保证严格控制多

乐死的范围，防止不良后果的发生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并不是所有身患绝症、痛苦难忍}` 病人都愿意接受安乐死。人的求生的本能可能会激动一些病人抗拒着病魔的折磨。由于不能表

达自己意志的人不能把自己的真实愿望表现出来，因此，其是否愿意接受安乐死也就难以失

明，在此情况下，由于人命关天，就不能以其他人的意志来代替病人的意志.当然，对于某些因病而神志不清的人来说，如果其在神志清楚的时候曾立下嘱托，要求

在其病重和痛苦而又不能表达自己意志时对其施以安乐死.如果查明这一嘱托是出于患者真

诚的愿望，也可以对之实施安乐死.所谓程序上的条件，是指对病患者实施安乐死时，应当按照什么样的程序，以什么样的

方法，由什么样的人或组织来实施.这里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对于某一个病患者是否实施安乐死，应当由医务部门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决定。

这个专门委员会应当在相当一级的地区建立，由医务人员和有关医疗行政部门的人员组成.当需要实施安乐死时，应当先由病患者所在医院向该委员会提出报告，然后由该委员会对病

人的病情进行诊断，决定是否准许予以安乐死.一(二)专门委员会的准许安乐死的决定并不是最后的决定，只有这个决定得到了相当

一级人民法院的认可，才能使这个决定付诸实施.因此，人民法院在接到专门委员会递交的

决定及有关材料后，应当对所有情况进行综合调查分析，在排除了有任何不符合安乐死条件 的情况后，可以通过裁判方式对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予以认可。

(三)实施安乐死的一般是医护人员，所采用的方法也应当是尽量减少痛苦的方法.，在

某些特殊情况下，在有医护人员监督的条件下，安乐死也可以由患者家属或其他人来实施.如果病患者提出由某人实施安乐死的愿望，则应尽量予以满足.以上我们研究了合法的安乐死所应具备的条件。如果在实践中，人们在实施安乐死时没

有遵循以上条件，应当作如何处理?我们认为，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可以按以下几种方法 处理:

(一)虽经病患者一再请求，但其所患疾病不是绝症，或尚未临近死期，或没有达到不

堪忍受的肉体痛苦，但医护人员由于被病人纠缠得无法，或出于对病人的同情或怜悯之心而

对其实施了安乐死。应当对有责任的医护人员按故意杀人罪从轻从宽处以刑罚.情节比较轻

微，危害不大的，譬如明知病患者因病想服毒自杀，在被病人纠缠得毫无办法情况下不得已

给了病人一定剂量的麻醉药，致使病人自杀成功的，也可以对其判以免予刑事处分.(二)病患者的家属或亲友，在患者身患绝症、临近死期，且又痛苦难忍，但尚没有提

出安乐死请求的条件下，自作主张，请求医护人员对患者安乐死，如果医护人员在患者家属 的一再请求下实施安乐死。则不但有责任的医护人员要负刑事责任，请求安乐死的家属或亲

友也应负刑事责任.如果亲属或亲友基于同情或为免除患者痛苦主动为患者实施安乐死，如

提供毒药等，应当负刑事责任。

(三)医护人员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或因为接受了他人的贿赂等，而对不符合条件的病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如基于对病人的怨恨 应当视情节从重或从

轻处理.从重的情况，譬如把一个未患绝症，可以治愈的病人说成是患了绝症，从而以安乐

死方法达到杀害他的目的;从轻的情况，譬如对于确实身患绝症，但死期未临，而患者因痛

苦又提出了安乐死的情况，采取了“安乐死”的措施.(四)患者家属或亲友基于争夺遗产或摆脱负担的不良动机而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主

动提出对患者施以安乐死或者积极帮助患者自杀的，应当按故意杀人罪，视情节轻重分别处 罚.总的来讲，要使得实践中能严格遵循安乐死的条件，就必须严肃处理不依这些条件而滥

施安乐死的人.当然，在处理时，除了那种怀有恶意而实施安乐死的人外，对于那些出于同

情或怜悯之心而错施了安乐死的人，都应当予以从轻从宽处理.这样，既可以防止安乐死的

范围扩大化并造成不良的后果，又可以避免伤害广大医务工作人员的感情。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

责任编辑:肖岚 简讯

十年法制建设理论讨论会在京举行

由中国法学会召开的《十年法制建设理论讨论会》于1988年11月12日至15日在京举行.近百名从事法学教学、科研，以及立法、执法部门的专家、学者与会，就解放思想繁荣法

学、法学教育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近期目标;我国立法制度的完善、政府法制

建设的加强;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法制监督制度的健全等四个方面展开充分讨论.与会者

对十年法制建设有三种不同的估价;1.十年法制建设成绩很大，基本上有法可依了，2.十年

来在立法数量上是相当于前30年总和，但往往是为了应急，缺乏总体规划，以至法与法之间

发生冲突.而且党政机关有腐败现象，人们对能否依法办事有怀疑、有不信任感，所以不能

说成绩超过前30年;3.对十年法制建设要作具体分析，有成绩也存在问题.对十年法学研究 的估计有两种不同意见:1.十年法学研究虽有一定成绩，但是在夹缝中走过来的，法学学术观

点往往被当作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予以批判。法学的现状是“幼稚”.2,法学

界十年来虽也曾有风风雨雨，但并未受到多大冲击，不要对法学研究的现状和环境作过分悲

观估计.对近期的法制建设，与会者普遍认为法制与改革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两者要同步

进行、同步出台.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都要用法治的办法，要加快有关公司、货币发行、信贷管理、有价证券等方面的立法，并认真执法，这样改革才能有序进行.同时还认为社会

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是一元的，而在亚洲四小龙等资本主义制度下则是二元的，所以在我国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配套，不然官商、官倒之类的弊病就难以克服。讨论会争

论热烈、气氛活跃、学术空气浓厚，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的讨论会。

第二篇：偶然防卫是否构成犯罪

偶然防卫是否构成犯罪

一、基本案情

案例一，甲乙共谋抢劫丙，丙反抗，三人发生争斗。甲抱住丙，乙拿刀捅丙，结果丙一闪捅到了甲，甲死亡。

案例二，张某李某两人有仇，张某计划杀李某。一日夜间张某看见一个背影确认为李某，后开枪杀李某并将其击毙。而此时李某正在对一夜间下班的女青年实施强奸。

二、分歧意见

案发后，对上述两个犯罪嫌疑人丙伤害甲的行为和张某杀害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以行为无价值为中心理解违法性实质，主张防卫意识必要说的人认为，偶然方位行为没有防卫意识，事实上也发生了结果，故成立犯罪既遂。即丙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即遂，张某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即遂。

第二种意见主张违法性的依据不仅在于行为无价值而且在于结果无价值的人认为，在偶然防卫的场合，虽然具有行为无价值（行为人具有恶的故意），但由于其结果是正当的，因而缺乏结果无价值，只能成立犯罪未遂。即丙与张某分别构成故意伤害的未遂和故意伤人的未遂。

第三种意见重视结果无价值的人认为，偶然防卫如同将尸体当做活人进行射击，虽然具有故意，也存在法益侵害的危险，但没有“违法的结果”，故只能成立犯罪未遂。

第四种意见中坚持结果无价值的观点认为，偶然防卫缺乏结果无价值（结果是正当的），因为缺乏违法性，所以不成立犯罪。

三、笔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认定上述犯罪嫌疑人能否构成犯罪即解决偶然防卫是否能构成犯罪。根据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偶然防卫是指“紧迫不正的侵害虽然现实存在，但不知侵害存在而实施侵害行为，结果产生与正当防卫相同的情形的场合”。

依据这一定义，偶然防卫的构成要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客观上存在“紧迫不正”的侵害。这是构成偶然防卫的首要条件。如果客观上并不存在紧迫不正的侵害，行为人故意加害或者误以为存在紧迫不正的侵害而加以“反击”的，则分别成立故意犯罪和假想防卫。

第二，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紧迫不正”的侵害。这是构成偶然防卫的主观要件。如果行为人认识到了“紧迫不正”的侵害而反击的，则可成立正当防卫。也就是说，虽然客观上存在“紧迫不正”的侵害，但行为人对此一无所知。第三，行为人所实施之行为在客观上阻止了不法侵害。这是构成偶然防卫的结果要件。如果行为并没有阻止不法侵害，那么就根本谈不上防卫问题，可直接认定为犯罪行为。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偶然防卫，是指行为人不知道他人正在实行不法侵害行为，其对不法侵害人所实施的欠缺防卫意思的不法侵害行为，在客观上恰好制止了此人的不法侵害的情形。首先，偶然防卫是一种不法侵害行为，这种不法侵害既可以是故意的，同时又可以是过失的；其次，偶然防卫欠缺防卫意思，也就是说行为人的行为并不是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行为或是存在不法侵害的目的，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目的；再次，偶然防卫还有一个条件，即行为人不知道他人正在实行不法侵害，也即行为人对行为的环境没有正确的认识，或者存在错误的认识；最后，“行为人的不法侵害行为正好制止了他人的不法侵害，偶然防卫之所以有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有一定的积极的社会效果，行为人的行为虽是一种不法侵害行为，但其客观上却有应予以肯定评价的价值”。

对于偶然防卫到底是何种性质的行为，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在日本刑法理论中，第一种观点认为，防卫意思不是正当防卫的必要条件，因此，偶然防卫仍不失为正当防卫；第二种观点认为，违法的本质在于结果无价值，而偶然防卫的结果保卫了合法利益，因而不具有违法性；第三种观点认为，偶然防卫不是正当防卫，不阻却行为的违法性；第四种观点是所谓的“二分说”，即对保护他人利益的偶然防卫应视为正当防卫，以无罪论处，对保护自己利益的偶然防卫则以犯罪论。

笔者认为，由于偶然防卫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致不法侵害人伤亡等），在客观上被法律所允许，而且事实上保护了另一种法益，故将该行为认定为犯罪即遂存在疑问。如果考虑行为无价值，将偶然防卫行为认定为犯罪未遂，也未尝不可。但笔者坚持结果无价值论，主张偶然防卫行为不成立犯罪。因为虽然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但其客观行为没有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相反刑法还允许以造成损害的方式保护另一法益。概言之，偶然防卫行为缺乏法益侵害性（类似于不可罚的不能犯）。退一步而言，从刑法第20条的表述来看，防卫意识似乎是正当防卫的必要条件；但这并非意味着不具有防卫意识的行为必然成立犯罪。换言之，即使认为偶然防卫不成立正当防卫，也不能因为它不是正当防卫便直接以犯罪论处。基于同样的理由，过失行为制止了不法侵害的，也成立正当防卫。

四、偶然防卫的处理

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对偶然防卫性质、正当防卫是否必须以防卫意识为必要以及违法性本质的不同认识，对如何处理偶然防卫，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学说：第一，不可罚说。此说主要基于正当防卫之防卫意识不要说或者违法的本质在于结果无价值之立场，认为偶然防卫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以及偶然防卫制止了不法侵害，保护了合法利益，不存在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侵害的结果之结果无价值，认为不应该处罚偶然防卫。第二，犯罪既遂说。此说基于正当防卫之防卫意识必要说或者违法的本质在于行为无价值之立场，认为偶然防卫不属于正当防卫，同时偶然防卫也发生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因而也能肯定其结果无价值，应按既遂犯处罚。第三，未遂说或准用未遂处罚规定说。此说主要基于正当防卫之防卫意识必要说之立场，认为偶然防卫不属于正当防卫，欠缺结果的违法性，而属于违法行为之“对象不能犯”，成立未遂犯，按未遂犯处理或准用未遂的处罚规定处理。第四，二分说。此说认为，对那种保护他人利益的偶然防卫应以无罪论处，而对保护本人利益的偶然防卫，则按未遂犯处理。

对于偶然防卫的处理问题，我国只有少数学者进行了研究。他们从刑法规范的规定以及行为的主客观统一等方面首先论证了成立正当防卫必须以防卫意识为必要，进而认为偶然防卫由于不具有防卫意识，肯定不是正当防卫，而是具备犯罪构成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在认定偶然防卫具备犯罪构成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基础上，他们认为，在偶然防卫的场合，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并在这种故意的支配下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而且已经引起了预期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完全符合犯罪既遂的特征，因而对偶然防卫应按犯罪既遂处罚。但是笔者认为偶然防卫刑事责任的认定应当坚持结果无价值论，即偶然防卫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以及偶然防卫制止了不法侵害，保护了合法利益，不存在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侵害的结果之结果无价值，认为不应该处罚偶然防卫。

综上，以上两个案例中丙伤害甲的行为和张某杀害李某的行为笔者认为不构成犯罪。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检察院

方 磊

第三篇：《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

如果是我们生命垂危、意识模糊，医生要对我们进行安乐死，我们的亲人会愿意吗？将心比心，只要还有一线生机，谁都不能放弃！

17岁的少年子尤，胸腔穿刺数次，大小手术无数，承受着极大痛苦的他没有选择安乐死，而是笑着离开。子尤从未放弃微笑，那我们呢？

坚持下去就有希望！很多人选择安乐死，就是因为感到现实的绝望。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终会有所转机。

4很少听说有人在战场上自杀，也许正是因为战士们见多了生命的毁灭，比谁都更懂得珍惜。在选择安乐死之前，请想想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否真的比战场还残酷！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谁忍心让白发苍苍的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逝去？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来，为了咱爸咱妈。

植物人也好，绝症加身也好，只要还有一丝呼吸，就让身边的人感到希望的存在，就像黑暗中微弱的烛光一样。别熄灭我们心中的烛光。

街上有多少乞丐连四肢都没有！有多少人和癌症抗争了大半生！我不言败，不去想如何死亡，只想如何走好漫漫人生路。

张国荣的纵身一跳和安乐死带给周围人的心灵之痛是一样的。人们可以接受自然的裁判，却无法忍受自我的了断。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弃生存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心灵死亡的人，才是最可悲的。

选择安乐死，是死亡战胜了勇气；选择坚强面对，是勇气战胜了死亡。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一、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2、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笔者认为，目钱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第二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即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这两个问题奠定了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

这种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这种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吗？不！因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一个人不但有生的权利，也应当有死的权利。人们渴望“优生”，也需要“优死”。当一个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难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其缓解痛苦。我们必须从病人利益出发，不应该为所谓的“社会公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从而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毕竟，这种做法比那种靠人工方式维持生命从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啊。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会压力，在眼看着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时也不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因为怕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孙”。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显然不！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则否。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从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但违背了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我们应当支持安乐死，从而一方面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到职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医生“救死扶伤”时不但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要重视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绝症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及当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我们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难发现，安乐死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因此安乐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普通接受。

三、安乐死在中国立法的几项建议

（一）进行安乐死的宣传教育

实施安乐死因为涉及人命，必须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在立法前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从而为立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宣传的内容包括：

1、安乐死本质的宣传

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

2、安乐死目的的宣传

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安乐死在法律上非犯罪性

1、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否定犯罪的社会政治评价，而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对社会来说，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将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乐死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安乐死区别于故意杀人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

2、安乐死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而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国家对于具备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应有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惩罚性。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讲，适用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他人，防止类似主观恶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适用刑罚，必须有需要改造的主观恶性。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3]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

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这种无尽的痛苦与煎熬，也是“欲罢而不能”，而我们早期唯物主义者培根曾说过：“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而安乐死正是帮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医生职责的所在之处，不对安乐死予以肯定和认可，这对于患者和家属是多大的一种残忍。

患者在忍受自身痛苦的同时，还要花费昂贵的医疗费用，对于患者家属来说，在承受精神痛苦的同时，将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家属对家庭成员有照料的义务，但是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过分的要求，对于上述种类的病人（指脑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属已承受极大的感情和经济压力，他们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安乐死或把他们从这种压力和为难境下解脱出来。”[7]

3、安乐死对于社会的价值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今天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正一天天减少，而维持人类社会的可待续发展，因此，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有挽救价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适且合理，对本应适用安乐死的病人却不惜一切代价去赌资源，这首先就违背了社会发展必须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则。何所谓资源的有效性，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暂时的效用。有限的资源在绝症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续一段并不长久的却充斥着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而死亡或者造成残疾，这些有限的资源，对于这样地区的人们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因而，从社会效益角度而言，将大量的医学资源用来勉强延长一个生命意义丧失，不可避免要死亡的患者的生命，是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无论是从刑法本身出发，还是从我们社会的仁义道德出发，从情理出发，安乐死本身都在不违法的同时又能对病人本身以及其家属，以及社会资源配置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积极性和必要性。

四、结语

有学者认为我国将安乐死合法化还不具备基础和条件，认为“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医疗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标准和安乐死判断难以确定”“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8]等一系列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都是通过实践本身，只有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介于我国医疗科技的发展也为安乐死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我们应尽快将其安乐死合法化，笔者认为可以将安乐死放置在排除犯罪事由的被害人承诺部分，再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使其进一步完善化。

安乐死是个久盛不衰的问题，它只所以不衰是因为久久不将其合法化，而致使争论双方经久不息的辩驳。然而，理论上再长久的争论也只是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我们立法者则应该密切审视一下，希望尽快给予安乐死一个定论，让安乐死在法律上能够真正的安乐！

第四篇：借用他人信用卡透支是否构成犯罪？

借用他人信用卡透支是否构成犯罪？

【基本案情】

大学生曹某在某银行办了一张贷记卡，并用此卡透支本金9600元。不久，曹某向朋友徐某借钱，徐某借给曹某一张以徐某名义办理的同一家银行的贷记卡，曹某又用该卡透支本金9700元。两笔款项到期均未偿还。2010年10月，银行向曹某和徐某催讨多次未果后报案。曹某涉嫌信用卡诈骗被提起公诉。

【分歧意见】 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于曹某用本人贷记卡进行透支这一事实的认定没有异议，但对后一起透支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两卡的实际透支人均为曹某，且透支后钱款供曹某花销，银行与徐某多次催讨未还，应将两次透支金额相加，追究曹某信用卡诈骗的刑事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曹某从徐某处借得贷记卡，曹某不是持卡人，后一起支取不应认定为曹某恶意透支，曹某不构成信用卡诈骗。

【律师评析】

深圳知名刑辩律师马成同意后一种意见。

首先，曹某用本人贷记卡透支9600元单独不能构成信用卡诈骗。曹某用本人贷记卡透支显然属于恶意透支，但依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只有数额达到较大程度的恶意透支才被追究刑事责任。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六条对恶意透支的“数额较大”界定为“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因此，曹某用自己的信用卡透支9600元这一事实单独不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其次，曹某使用徐某贷记卡透支不构成信用卡诈骗。对信用卡诈骗的犯罪情形，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归纳为四种：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很显然，情形

（一）（二）不适用于曹某。曹某使用徐某信用卡不适用信用卡诈骗罪情形

（三），“冒用”的特征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或使用了信用卡，含有瞒骗、欺诈之意，曹某因向徐某借款而后借得信用卡，是善意取得徐某贷记卡支取权，不是拾得，也不是骗取，更没有采用窃取、收买等非法手段，不符合“冒用”特征。曹某使用徐某信用卡亦不适用信用卡诈骗罪情形

（四），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明确规定“恶意透支”的主体须为“持卡人”，“持卡人”是卡的合法持有人，即与卡对应的银行账户相联系的客户。此处“持卡人”为行业术语，引入法律条文，不可作超出原有含义且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大解释。本案中，曹某是支取人，徐某是持卡人，两人间没有取款不还的事前沟通，也不存在共同犯意，因此若将曹某认定为徐某信用卡“恶意透支”的犯罪主体，显然不适格。

综上分析，曹某使用本人的信用卡透支，因未达到1万元的追诉起点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使用徐某信用卡透支不负刑事责任，徐某追诉后曹某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两次透支性质不同，金额不能累加，曹某信用卡诈骗罪不成立。

【相关法条】

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盗窃罪】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四)恶意透支的。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五篇：“安乐死”伦理问题浅析

摘 要 中国对于安乐死的讨论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安乐死也越来越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本文从安乐死的概念角度入手，讨论探析当今发达社会对于“安乐死”的理解和各个国家对于安乐死的法案整理与不同层度的推进，正确认识安乐死这种优化的死亡方式。

关键词 安乐死 合法化 定义与概念 伦理道德

作者简介：谢萌，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288-02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其弊端。这些懊恼难题的出现在伴随高科技的进步变得可以让人们轻松应对，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对生命无限追求的奖赏，也是社会不断前行的必经之路。但上帝很公平，再为你新开一扇窗的同时问题也接踵而至。

一、“安乐死”的基本形式与不同意义

（一）基本形式

“安乐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善的死亡，这一出现于17世纪有着浓重感情色彩的词汇，自打出现就备受争议。不管是不是自己死亡或者他人死亡，也不管这种死亡是不是秉着病患自愿的原则。怎么样区分“安乐死”与“被安死”已成为一种惯例，被动安乐死是通过不予以患者治疗或者撤出其医疗设备而允许的死亡，而主动安乐死是有意引致死亡的行动的结果。所以常常使初视者误读其意，从而妄下结论。在学术中“安乐死”更是有很多意思，根据意义的不同分化出不同类型，这些所谓的区分显然不是那么清晰明。

（二）不同意义

对“安乐死”的理解因人而异，有相对广义的理解，也有人相对狭义的看待。人们认同它是因为认为“安乐死”属于一种个人权利，个体对自身的存活或者死亡有直接选择权利。虽然“安乐死”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依旧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但我们已经在宠物身上看到“安乐死”的情况了。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曾筹划一个关于“安乐死”计划，意在用模糊的“安乐死”方式来杀害他认为没有用的人。一位收到过500份脑组织的神经病理学家描述：“在当时的德国，有关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包括其中的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癫痫痴呆以及身体器官出现异常或者失调的病患„„实际上，那些所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概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被处以“安乐死”的方式杀害。”被谋害的人真正死亡原因在于他们是对于社会毫无价值可言的人，只有他们的死亡方式才可能被想到是相对“舒适”。快速的结束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式只是过于简明扼要的表达了安乐死的定义，而完全忽视了在受此安乐的人的那些微妙的东西。这种对于安乐死的定义不得不说是一种违背了安乐对象的意愿，简单粗暴的认为安乐死是无痛的死亡方式。

另一个侧面则认为，如果我们实施安乐死的意图在于将一个正在受到病痛无休止折磨的病患的子网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么我们也算是在实施安乐死。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我们个人利益的追求，那么安乐死真的还是安乐死？我想那样的安乐死完全等同于一场毫无争议的谋杀。

有关于安乐死的不同理解和认知我们不得不在对安乐死的描述和定义上绞尽脑汁的想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些定义仍无法满足所需要的必要因素和实施条件，所以也不能算是对安乐死的准确定义。这些不同的理解都是如今社会对于安乐死的认识的一个阶段性符号，它们也都承载了不同时代对于安乐死定义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以及接纳程度的趋势。

二、安乐死在世界范围的合法化问题

目前为止，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是被众多国家视为不合法的一种医疗技术。因为它与我们目前所建立起的传统道德观念、医德价值、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安乐死的合法化面对极大挑战。但还是有不少国家在面对安乐死的的出现后才用相对积极的态度去接纳它。荷兰作为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与其后的比利时、西班等国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通过了此法案后都制定了严苛的执行准则。安乐死虽在荷兰已经合法化，但安乐死依旧属犯罪。荷兰安乐死实施决意看来，不仅能发现在面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下，人们面对对他人实施安乐死时，依旧心有余悸。真正明确安乐死，并且由案例法通行“安乐死”的国家却是日本。日本1976年首次举办“安乐死国际会议”，会中提到：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从而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但目前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

日本通过的安乐死必须具备以下要求：

（1）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已患不治之症且死亡已迫近。

（2）病人痛苦剧烈，且令人惨不忍睹。

（3）实行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减轻病人死亡前的痛苦。

（4）如果病人神智清醒，并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则需要本人的真诚委托或同意。

（5）原则上由医生执行，如果不能，必须有足够说服人的理由。

（6）实行的方法在伦理上是被认为是正当的。

在日本刑法规定，具备上述全部要求而夺去人生命的行为属于“正当行为”。为了消除病人肉体上的痛苦不得已而侵害生命的行为，可被认为相对于日本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难行为”。其依据是作为正当行为的违法性阻却和紧急避难的违法性阻却，即是通常构成违法的行为，由于特殊理由可不认作为违法。

安乐死合法化维护者认为，患者有自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意愿是可以让医生对他们的选择予以实现。作为一个人，我们连自己掌控自由选择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都丧失了，那我们真正拥有的权利有是什么呢？如果社会大众同意患者自由的选择用“安乐死”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如果在行使这个权利时这种选择有另外一个人来执行，会有怎样的有关于道德的缺陷呢？再如果一个人有权死亡，并且在权衡了继续活着的利与饱受痛苦之后已经达到了这样做的决定，那么请求另外一个人来帮助执行这种合法的选择有何不可？这样另外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对？ 对于支持者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既是出于一种慈悲之心，可它并不以同样的形式在自杀的场合出现。

三、中国文化中对于死亡的理解与阐述

谈到关于中国人怎么理解“安乐死”时，回望过往悠悠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根基和传统道德模式、思考行为方式准则的华夏文明。历史中我们知道秦始皇不辞辛劳想要得到仙丹以求自己能长生不老，我们推崇尊崇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这种文化底蕴塑造出我们对于生死观的理解是人们惧怕死亡和一种希望获得长生不老的心理。

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是：“未知生，焉知死”。他认为我们活着，首先你得先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和活着该去做些什么，对于死亡这么一个极其抽象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假设和猜想。实际上，孔子退而求其次避开了阐述关于生死和本体的意义这么一个问题。他更多的给出一个让我们能参悟出的理解发醒怎么积极地去活着，那也就是他所体悟的活在当下，活在今生。这是中国儒家对于生死的一种阐述和态度。

道家相对于儒家的生死观而言对于死亡更深刻，呈现出一种坦然的态度。道家的老子取表象之外为其立足点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解释他所宣崇的对于生死的态度。“安乐死”无非也是人类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一种自我选择的问题，其受到争议的是在选择这种死亡方式后所要面对的可能无法得到真实准确个人意愿的一个道德问题。相对前面两种派别佛家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就相对激进很多。佛家认为人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在修行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苦难痛苦，即使是备受折磨的活着也是修行中一部分。面对“安乐死”这一种“优化”形式的死亡方式也是不予赞同的，佛家认为任何形式的杀生都是不善业。人活着的修行是一种轮回，痛苦的源头源自他过去所应承受业力，故必须自己承担。

四、当代国人对于“安乐死”的认知

面对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全球化一体的世界格局，国人对死亡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安乐死作为一种现代的死亡方式也同样随着时代的大潮流不断演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逐渐对安乐死的认知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就中国国情来看，“安乐死”使得濒临死亡的病人得以解脱，减轻病人家庭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负担，节省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它同样也是对病人的一种体贴和尊重。是他对自己生命的一种选择。

也有人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否定医学的消极态度，医学的存在就是救死扶伤，无力医治就不去医治，不利于医学的发展。相对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明确的界定什么是不治之症这一抽象定义。也许这一秒还是不治绝症下一秒就攻克难关。

五、结论

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牵挂与牵绊，这些是我们作为人所必然要面对的关于生死的问题。于安乐死我们不能过早言论孰是孰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自然无法避开社会性，它不能跨越一个时代而孤立的讨论，它必然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在一起。当今的中国在踌躇满志的朝着前方光明的充满希望地方发展。

学者们也开始不断反思关于生命与哲学直接关系，以及安乐死是否对于我们社会与人起到积极作用。而法律上尽管还在研究，在其研究过程中也不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种种置疑和诽谤，但随着文明的进程，安乐死终将会被法律所承认。生命对于每一个拥有生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珍贵，了解生命，体悟生命，感知生命，掌控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