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大陆是否应该实行安乐死的辩论稿1

第一篇：关于中国大陆是否应该实行安乐死的辩论稿1

正方一辩申论稿

各位评委，反方辩友你们好，我方观点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使安乐死合法化。

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使其无法得到有效规范。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

而且，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不管投入多少资源来设法推延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着极其痛苦。全世界每年大约有五千万人走向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万分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北京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患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因为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安乐死者占到60％以上。

发达国家癌症的治愈率为45%~50%，有一半以上的癌症患者不能被治愈；发展中国家，癌症治愈率更低，在我国，尽管一些省级肿瘤医院的治愈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全国癌症平均治愈率只有20%左右，也就是说有80%的患者尚不能治愈，而他们都将在痛苦之中度过余下的岁月。

在北京卫生部门所做的、公众对安乐死合法化基本态度的历次抽样调查中，每一次的调查结果中，公众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率都不低于80%.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安乐死合法化与我国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追求是相吻合的，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具有最基本的意识支持

过度治疗对晚期癌症病人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有的晚期癌症病人，已经多处转移扩散，无法进行根治性手术，如果没有出现危及生命的合并症，则手术有害无益；有的病人反复化疗，造成白细胞低，身虚弱，此时化疗只会增加痛苦、加速死亡；有的癌症病人放疗过度引起的放疗后遗症往往比肿瘤本身还要难治并且痛苦万分。

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说：与其让他们在极度痛苦的煎熬中走完最后一程，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曾是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说，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

人的价值属于社会，而人的生命则属于个人，生命利益支配权是人生命权的重要表现，而自决权更是人性尊严的内涵之一。而安乐死对个人、家庭、社会以及科研的诸多有利之处将在后面的申论中加以详细说明

所以，在安乐死被广泛需求，被支持，而且安乐死自身对社会没有大的危害时，对于安乐死的立法势在必行。

安乐死的问题在中国尚未正式讨论，但促使安乐死问题激化的那些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中国已大量引进并推广。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安乐死即无痛致死之术，我们所说的安乐死分为两种，即直接安乐死与延续性安乐死 直接安乐死是指通过药物解除其痛苦，结束其生命。延续性安乐死是指中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但通过药物缓解其痛苦直至病人自行死亡，但是会随时征询病人意愿，病人可以随时选择继续接受治疗。且两种安乐死的方案患者可以任意选择。

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只能是那些按照当时的医学水平是无任何治愈希望的，濒临死亡的患者.正遭受着难以忍受的剧烈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我们在这里限定为肝癌晚期）。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基于患者真实的、明确的意思要求，而且要经过医疗与司法机构的严格认证与审查。

1、申请程序

安乐死的申请应对患者进行医学鉴定，只有在神志清醒的时候以书面形式直接向主治医师提出。

2、审查程序

对申请的审查应设立专业审查与司法审查两道程序，从而保证审查的科学与公正。审查应由具有专业知识并达到一定水平的若干人数以上的人员组织进行，对所患不治之症进行复诊，尽可能防止误诊发生，并再次询问，如果仍坚持的，则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材料移送司法审查。司法审查至少应由地市州以上的司法机关承担。由法医和专职审查人员共同进行，由审查人员共同决定是否批准。在批准前还必须再询问一次，得到真诚的口头表示后才能作出决定。批准决定须由审查小组成员一致通过才能生效。生效后一定期限内将决定内容通知患者本人或近亲属代表。

3、操作程序

必须严格地按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操作执行。操作必须秘密进行不向社会公开。操作人员必须是专职的医护人员，并有近亲属代表在场见证。操作完毕后，所有参加人员都应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加盖医院和司法机关的公章。

4、备案程序

所有材料应送交司法机关归档，其他人员不得擅自保存。

对于安乐死的用药，相关医院以及医生资格等安乐死实施中的详细问题都会有我方二辩在下面的陈述中作具体的介绍。

我的申论完了，谢谢。

第二篇：《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

如果是我们生命垂危、意识模糊，医生要对我们进行安乐死，我们的亲人会愿意吗？将心比心，只要还有一线生机，谁都不能放弃！

17岁的少年子尤，胸腔穿刺数次，大小手术无数，承受着极大痛苦的他没有选择安乐死，而是笑着离开。子尤从未放弃微笑，那我们呢？

坚持下去就有希望！很多人选择安乐死，就是因为感到现实的绝望。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终会有所转机。

4很少听说有人在战场上自杀，也许正是因为战士们见多了生命的毁灭，比谁都更懂得珍惜。在选择安乐死之前，请想想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否真的比战场还残酷！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谁忍心让白发苍苍的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逝去？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来，为了咱爸咱妈。

植物人也好，绝症加身也好，只要还有一丝呼吸，就让身边的人感到希望的存在，就像黑暗中微弱的烛光一样。别熄灭我们心中的烛光。

街上有多少乞丐连四肢都没有！有多少人和癌症抗争了大半生！我不言败，不去想如何死亡，只想如何走好漫漫人生路。

张国荣的纵身一跳和安乐死带给周围人的心灵之痛是一样的。人们可以接受自然的裁判，却无法忍受自我的了断。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弃生存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心灵死亡的人，才是最可悲的。

选择安乐死，是死亡战胜了勇气；选择坚强面对，是勇气战胜了死亡。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一、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2、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笔者认为，目钱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第二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即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这两个问题奠定了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

这种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这种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吗？不！因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一个人不但有生的权利，也应当有死的权利。人们渴望“优生”，也需要“优死”。当一个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难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其缓解痛苦。我们必须从病人利益出发，不应该为所谓的“社会公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从而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毕竟，这种做法比那种靠人工方式维持生命从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啊。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会压力，在眼看着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时也不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因为怕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孙”。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显然不！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则否。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从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但违背了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我们应当支持安乐死，从而一方面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到职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医生“救死扶伤”时不但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要重视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绝症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及当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我们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难发现，安乐死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因此安乐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普通接受。

三、安乐死在中国立法的几项建议

（一）进行安乐死的宣传教育

实施安乐死因为涉及人命，必须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在立法前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从而为立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宣传的内容包括：

1、安乐死本质的宣传

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

2、安乐死目的的宣传

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安乐死在法律上非犯罪性

1、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否定犯罪的社会政治评价，而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对社会来说，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将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乐死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安乐死区别于故意杀人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

2、安乐死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而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国家对于具备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应有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惩罚性。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讲，适用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他人，防止类似主观恶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适用刑罚，必须有需要改造的主观恶性。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3]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

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这种无尽的痛苦与煎熬，也是“欲罢而不能”，而我们早期唯物主义者培根曾说过：“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而安乐死正是帮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医生职责的所在之处，不对安乐死予以肯定和认可，这对于患者和家属是多大的一种残忍。

患者在忍受自身痛苦的同时，还要花费昂贵的医疗费用，对于患者家属来说，在承受精神痛苦的同时，将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家属对家庭成员有照料的义务，但是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过分的要求，对于上述种类的病人（指脑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属已承受极大的感情和经济压力，他们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安乐死或把他们从这种压力和为难境下解脱出来。”[7]

3、安乐死对于社会的价值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今天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正一天天减少，而维持人类社会的可待续发展，因此，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有挽救价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适且合理，对本应适用安乐死的病人却不惜一切代价去赌资源，这首先就违背了社会发展必须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则。何所谓资源的有效性，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暂时的效用。有限的资源在绝症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续一段并不长久的却充斥着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而死亡或者造成残疾，这些有限的资源，对于这样地区的人们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因而，从社会效益角度而言，将大量的医学资源用来勉强延长一个生命意义丧失，不可避免要死亡的患者的生命，是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无论是从刑法本身出发，还是从我们社会的仁义道德出发，从情理出发，安乐死本身都在不违法的同时又能对病人本身以及其家属，以及社会资源配置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积极性和必要性。

四、结语

有学者认为我国将安乐死合法化还不具备基础和条件，认为“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医疗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标准和安乐死判断难以确定”“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8]等一系列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都是通过实践本身，只有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介于我国医疗科技的发展也为安乐死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我们应尽快将其安乐死合法化，笔者认为可以将安乐死放置在排除犯罪事由的被害人承诺部分，再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使其进一步完善化。

安乐死是个久盛不衰的问题，它只所以不衰是因为久久不将其合法化，而致使争论双方经久不息的辩驳。然而，理论上再长久的争论也只是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我们立法者则应该密切审视一下，希望尽快给予安乐死一个定论，让安乐死在法律上能够真正的安乐！

第三篇：当今中国大陆应该将安乐死合法化一辩稿

当今中国大陆应该将安乐死合法化 谢谢主席：

所谓安乐死，指的是使病人无痛苦、有尊严的死。合法化指的是对于公民的正当权益在法律上给予认可和保护。就今天的辩题而言，我方认为在基于人道主义、伦理道德等社会价值取向以及安乐死合法化在社会上的可行性上，当今中国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首先，安乐死必须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①从现代医学上看，病人患有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②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③必须经过法院等机构严格审查并通过； ④必须由权威专业人士执行； ⑤安乐死必须体现个体的意志

6.必须是病人承受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两者缺一不可

为何要将安乐死合法化？

第一，每个公民都享有人权。我们既然享有生的权利，那么死的权利也应当包括在内。有医生曾写下他的亲身经历：他主治一个肺癌晚期的老人，一次在例行检查时，将耳朵凑到老人跟前，听见老人虚弱地说道“让我走吧”。可惜的是，由于家属不同意，老人在痛苦中熬过一个星期后还是死了。所谓尊重人权，不是通过人工方式维持生命并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却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 第二，安乐死的合法化对于社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安乐死只是稍稍提前了无法挽回的濒危病人的必死结局，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却可以缓解病人的极端痛苦，让其有尊严的安乐的死去，并且使家属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同时可以使医生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安乐死合法化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民意愿。据中国法院调查，80%以上的中国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而且从1994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立法的提案，这无疑证明了人们对安乐死合法化问题越来越重视；再者，只有将安乐死合法化，才能更好的对其加以规范，不给谋杀犯罪及推卸医疗事故可乘之机。

若一个人曾经生如夏花般灿烂，也请让他死如秋叶般静美吧。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在当今中国，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对方观点：

1、安乐死的合法化不符合当今中国国情。

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对比荷兰，连这样法律已经和完善的国家都出现。。的现象，那么在中国。。反驳：如果两个颜值很高的成人生出了一个很丑的孩子，那按照对方辩友的逻辑是不是两个很丑的成人生下来的孩子就是怪物了呢？

对于犯罪问题，法制建设不完善的贫穷过度会发生，文明、法制先进的西方国家也同有会发生，因此对方举得例子根本没有可比性。

2、安乐死是不尊重生命权，安乐死合法化是对生命权的滥用

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治之症的垂危病人。他们的生命在短期内已确定将终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区别故意使人罪，性质、目的、实施者、主动方、手段等等都不同）

3、中国医患关系紧张

4、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

5、医疗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标准和安乐死判断难以确定（医生误诊）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安乐死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可以在具备条件的省、市制定地方性法规，试点性施行，分层次过渡，从而逐步在全国推广开来。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安乐死法律。这样做的好处是循序渐进，避免因条件不合而导致安乐死的滥用，从而造成“合法化杀人”，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

6、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

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都是通过实践本身，只有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我方论据：

请问对方辩友，若在生命的质量和长短上选择其一，你选什么？ 对于那些经济本不富裕的人来说，难道要为了一个已无生命意义的垂死之人砸锅卖铁，却让其他健康的家人饱受无家可归的颠沛流离之苦吗？

一个人健康的人，应当推动并满足病人的善终权，只有活人做好了，在他死的时候才能享受到这种善终权。

难道放任病痛在患者身上进行无休止的纠缠与折磨就是对方辩友所谓的人道主义（对生命权的尊重）吗？这反而是才是对生命权不折不扣的亵渎与不尊重

对方辩友如此以人道主义（尊重生命）自居，却看着患者被病毒一点点地侵蚀，这与满期的凌迟何异？

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3]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生命而不断用药，而患者的病痛不能减轻却还要变本加厉。这就是我们刑法所谓的合法权利得到应有的保护吗？

人类生命的尊严就体现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上。因身患绝症而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且处于巨大的身心痛苦之中的病患，其生命已无质量可言

一个人由于外界条件而无法选择生命的情况下，他应当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身患绝症，病痛难忍的患者所作出的安乐死选择，并非来自情绪冲击下的茫然行为，而是希望通过安乐死来摆脱痛苦的理性行为，是真实意思的表达。

家属对家庭成员有照料的义务，但是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过分的要求，对于上述种类的病人（指脑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属已承受极大的感情和经济压力，他们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安乐死或把他们从这种压力和为难境下解脱出来。

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有挽救价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适且合理，对本应适用安乐死的病人却不惜一切代价去赌资源，这首先就违背了社会发展必须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则。何所谓资源的有效性，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暂时的效用。有限的资源在绝症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续一段并不长久的却充斥着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而死亡或者造成残疾，这些有限的资源，对于这样地区的人们意义又是多么重大。

第四篇：中国大陆是否应将主动安乐死合法化资料

1.安乐死不能理解为“无癌处死”，它不是“无痛致死术”。也不是特殊的死亡方式”。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应当具有四个特有属性，其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安乐死可以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2.也有人把安乐死称之为“无痛致死术”，这是一种误解。首先，安乐死以解除人的死亡痛苦为唯一目的，使患者死得安乐，维护公民的死亡尊严。安乐死不具有任何的“致死”、“杀人”目的，不能定义、解释为“无痛致死”。其次，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状态，不是一种“术”。“无痛致死术”作为一种“术”，本质是“致死”，它可以为各种不同的目的服务，比如用于处决死刑罪犯，因此，它不能等同于安乐死 3.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是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无法挽救的，并且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的临近死亡的病人。

4.实施安乐死措施的首要目的必须是为城轻和解除病人不堪忍受的事实痛苦。

5.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提出接受安乐死的请求，并需多次提出相关请求 6.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是仁慈和尽可能无痛的。7.概而言之，安乐死是经患者本人多次提出请求，采用仁慈和尽可能无痛苦的方式以减轻和解除患不治之症且濒临死亡患者不堪忍受的事实痛苦而实现的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 8.安乐死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 9.主动安乐死又称积极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为解除身患不治之症的临终虑者死亡过程的痛苦而采取某种措施促使病人死亡。

10.在全球第一个通过了安乐死立法的国家是荷兰。最早的案例发生在1973年,荷兰一名医生为其重病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法院认定为谋杀,只判处缓刑一年。其后安乐死是否合法在荷兰经历了30年的辩论。2000年11月,荷兰议会下院通过了一项安乐死法案;2001年4月,该法案正式生效。荷兰成为第一个正式通过法律将安乐死合法的国家继荷兰之后,2002年5月比利时成为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11.美国在安乐死立法的问题上却很保守。1976年9月,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自然死亡法》。这是一个消极的安乐死法,是美国第一个关于消极安乐死的立法而在1999年10月,美国众议会通过一项议案,明确规定协助病人自杀医生将会受到处罚,积极安乐死在美国成为非法

12.中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1996年3月5日）60多位代表提出

13.反对安乐死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学者则认为:1.法律应当确认病人在特定情形下享有放弃生命的权利和授予他人对其实施安乐死的权利,并且这是一项基本人权;2.现代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是公正、谦抑、人道,安乐死非罪化符合这三大价值目标;3.从客观危害、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和社会相当性评价四个方面看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具有犯罪的本质特征,不成立犯罪

14.从理论界来看,1988年、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其一,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其二,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三,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其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正确分配。

15.199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赞成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事实上,在我国立法既没有对安乐死予以明文认可,也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影响,各地法院针对基于身患绝症病人的请求而实施的安乐死采取的处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13条“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16.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别为90%和95% 17.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来实施安乐死,又据千龙网数据显示:对588人进行调查问卷,有453人(77.04%)赞成安乐死合法化;仅有7.82%的人反对 18.英国于1961年颁布的自杀法案规定，帮助和建议别人自杀的人可被判处最高14年的徒刑。据1998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尽管安乐死还不合法，但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19.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士政府通过了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这一决定实际上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开亮了绿灯

20.按照我国刑法理论，安乐死可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实践中却又存在对安乐死定性不明、难以适用法律的问题。

21.从主观上看，安乐死是医生依照病人意愿，出于人道主义终结其生的痛苦，并无杀害病人的犯罪动机和目的；而故意杀人存在侵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故意。从客观上看，安乐死为病人解除了痛苦，并无犯罪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而故意杀人侵害他人生命，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bj。从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的犯罪定义来看，犯罪必须具备社会危害性、刑事违反性和应受惩罚性3个基本特征，社会危害性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志，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所以不应认为是犯罪 22.任何病人利益以外的如亲属的、社会公益的考虑都会违背人道主义初衷，甚至可能导致犯罪

23.(1)、实施死亡的动机必须是从患者自身利益出发的，无论是患者自己提出安乐死要求还是家属代为提出要求，其目的必需是唯一的，纯粹是以解除痛苦为目的；(2)、死亡主体必须是患有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的严重疾病的患者，该患者正处于难以忍受的极度痛苦之中，并且这种痛苦正在延续；(3)、自愿安乐死的实施必须是意识清楚的患者主动提出的申请，或者是本人的真诚委托或同意，并且患者本人自愿承担后果；4)、死亡实施的效果必须是在患者的肌体和精神上都是无痛苦的，用医疗手段介入的方式无痛苦地结束其生命。介入的医疗手段必须确保患者在无痛苦的状态下死亡，真正实现死亡过程的安乐化；(5)、无意识或者已经无行为能力的患者，其家属的意思表示必须经过反复调查，证明的确是出于对患者利益的考虑，必须是善良意志的体现。如若经过调查，仍无法证明家属意志善良与否，安乐死将不予批准。(6)、死亡的实施必须是在医疗条件下，由医护人员执行的，并有家属和安乐死审批机构成员在场确认。

24.当 优生已成为人们践履的目 标，那么 随着社会的进步，优死也应成为现代人追求的一种境界 25.1998年，在河北省 保定 市 南市 区 和 郊 区400名工人、农 民、干 部 和 医 务

工 作 者 间 进 行 了 一 次 问 卷 调 查。通过调查结果的全面分析可以看出，主张安乐死的人以 农民所占比例最小，以医务人员 所占比例 最大； 文化程度越高，对安乐死的支 持比 例 越大

26.对于患者而言，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结束巨大的痛苦；对于亲属而言来讲，可以不用看着病患痛苦不堪：对于社会和国家而言，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从各个角度看，安乐死都不具备所谓的社会危害性．既然如此，安乐死理所当然不构成犯罪．

27.依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犯罪具备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三个特征，其中，社会危害性是其最基本、最本质的特征。

28.法律规定安乐死有特别的准则，首先必须满足深度睡眠，无痛无知觉；其次，安乐死必须选择在最短的时间(几秒至1 5秒以内)无知觉的方式，以避免因任何意外所造成的痛苦

29.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在先前文化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 30.在安乐死行为中，帮助安乐死的目的是为解除绝症患者所遭受的极端痛苦，其目的是善意的，没有主观恶性：其实施手段是人道而尽可能无痛的．符合患者的意愿和要求：其行为具有正当性．完全出于对患者生命权和人格尊严的尊重与保护．

第五篇：《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正方观点

《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理 论 建 议

一、理论核心

建议将“人的权利生来平等，安乐死是人权的重要体现”作为正方立论的基础，也是打破反方观点的基本锐器。

这实际上是一个判断标准的争论，即站在哪个角度上来判断的问题。建议正方紧紧抓住一点，就是赞成还是反对安乐死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安乐死对象的自主选择，因为这属于他自己的人权，而人权平等，则是法治社会的根本理念。

所有反对安乐死的基本理由，无非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通过延续患者的生命，来体现旁观者的爱心。这一出发点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以旁观者的选择来代替安乐死对象自己的选择，从而侵害了、抹杀了、否定了安乐死对象的独立人权。

二、基本观点

1.概念

安乐死的现代含义是指，对于现代医学条件下无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符合立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为减少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自愿选择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生命的行为。

定义的关键点在于：①生命无可挽救；②患者自愿选择；③立法规定一定的条件和程序。这些是反驳反方绝大多数观点的锐器。

2..安乐死合法化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现代社会良好的法律体系，最根本的就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充分运用法律来实现公平公正，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而生命的自决权更是人性尊严的内涵之一。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死亡权和生存权、发展权一样，都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活着要有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死亡也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权利。面对生与死的选择，就好像选择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和成长道路一样，只有他自己才有权作出自由独立的决策，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越俎代庖。

我们不能剥夺一个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哪怕他患有先天性的残疾；我们不能剥夺一个公民合法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哪怕他是一个正在服刑的囚犯。同样，我们也不能剥夺安乐死对象选择有尊严地死亡的权利。这是个人尊严和独立人权的最后体现，是生命中自由选择的最后辉煌。尊重这种个人选择的权利，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

安乐死合法化率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这一事实说明，法律体系仅仅“重生”、“优生”已经不够，必须还要重视死亡，重视死亡方式的选择，使每一个公民都有“善始善终”的基本人权。

3.安乐死合法化促进了现代文明道德的建设

人生自古谁无死。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什么样的死亡方式才是最好的？这个问题在时候道德中却是长期空缺。“好死不如赖活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传统观念依然成为大部分人关于死亡方式的判断标准。

医生“救死扶伤”的前提是生命存在着希望，然后才是不丢弃不放弃。如果靠着维生仪器延续着毫无希望的生命，对病患还是病患的家属那都是一种巨大的折磨。如果不能给病人生命的希望，却延长病人惨绝人寰的痛苦，请问，医生奉行的还是人道主义吗？

为什么会出现“久病床头无孝子”的现象？因为绝症患者失去了生命的希望，忍受着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双重痛苦，长久以往性格脾气会变得暴躁，常常会伤害到家人。有些家庭更因承受不了巨额的治疗费用而陷入了深度的矛盾中。恶性循环久而久之，家庭关系就会崩溃。儿女孝顺父母的本来目的是让父母享受快乐。但是反对安乐死的所谓孝顺却违背了父母的选择意愿，加重了父母的痛苦煎熬。请问，这种借口孝顺来长期摧残父母身心的儿女，还真的是孝顺吗？

4.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安乐死既是垂死病人的个人权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社会权利。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不管投入多少资源来设法推延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着极其痛苦。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医疗资源长时间会十分短缺。如何把有限的医疗资源更科学合理地使用，不仅是安乐死对象对社会的最后贡献，也是社会的权利和责任。

曾是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说，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万分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北京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患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因为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安乐死者占到60％以上。在北京卫生部门所做的、公众对安乐死合法化基本态度的历次抽样调查中，每一次调查公众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率都不低于80%。

5.安乐死合法化是社会生死观的重大进步

在人的生命旅程中，“不丢弃、不放弃”是一种美德，也是一个高尚的原则。但是如果仅仅理解为“好死不如赖活”，那就失去了这一原则的本来意义。在任何困境下都坚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当然很难，但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了尊严而放弃生命，则是难上加难。

其实，我们的前人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好的认识。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种激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死观，既是关于生命价值的社会标准，也为我们选择合理的死亡方式提供了道德依据。

三、关于安乐死必须的条件和程序，请自行上百度搜索并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