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浪动物是否应该安乐死的一辩稿

第一篇：关于流浪动物是否应该安乐死的一辩稿

但凡为人，对世间生灵无不存有怜悯。万物灵长的荣耀崇高而沉重，捆缚在我们的道德伦理前行的脚踝之上。

今天，有人推动针管里冰冷的安乐死药剂，有人举起粗重的棍棒。也有人用原本冰冷的手术刀挥舞出一条“捕捉-节育-放归”的温暖道路，也有大批的志愿者走向no-kill动物收容所的大门。

我们是否应该站在道德的角度去关怀这些流浪动物？还是应该在现实面前选择最有效的方面？我方认为，只有二者兼备，才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

首先，想通过安乐死制度解决流浪动物问题，是不可行的。死亡看似能够斩草除根，但印度前马德拉斯市，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几乎每天都有135只猫狗被捕杀，但是狂犬病等疾病的数量却持续上升。流浪狗依然越来越多，死亡从未给解决流浪动物问题带来曙光，相反的，当人们放下屠刀选择关爱，情况才有所转机。1996年印度的杀戮停止，转为采取绝育防疫放归的政策，十一年后，狂犬病案例数量下降了98.3%。

第二，人不应该让动物为人类的错误买单。当我们看到流浪动物给城市带来的问题，不应该一味的推卸责任，因为这些问题本是源于人的不负责任，对伴侣动物随意抛弃。被抛弃的动物再进而繁殖。在流浪动物种群数量中，被抛弃的占【】，之后繁殖的仅占【】。没有抛弃就没有杀害，先始乱终弃再赶尽杀绝，这样的方式只会给人与动物的未来埋下定时炸弹。请问对方辩友，您要如何用您沾满动物献血的双手教育后代要关爱动物呢？

最后，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在生态环境中，面度弱势的流浪动物，人应该抱有怎样的态度的问题。而生态伦理的主体不是人，也不是自然，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所以，我们即不具有随意夺取流浪动物的生命的权利，也不能一味强调生命平等而阻碍了自身的发展。人为万物灵长，更应该反思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安乐死也好，棍棒相加致死也好，人类都是在不分青红皂白的用动物的生命去换取想当然的“一蹴而就”，而结果往往不遂人愿。

所以，我们想问对方辩友，既然可以生，为何非要其死？请您睁开您被功利主义压覆的双眼看看问题的源头遗弃动物的始乱终弃，更看看慢慢长路尽头“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目标。

【安乐死相比于扑杀只是增大了社会成本。】

安乐死真的人道吗？如果对一只狗胸腔注射安乐死，巴比妥酸盐药剂生效的过程可能长达20至30分钟，而在这段时间里，这只狗会感觉不舒服，很可能会抽搐或痉挛。在美国，一些机构用“毒气室”法安乐死，对此，动物专家道格·法克玛表示这个方法是很可怕的。释放毒气的时候，毒气室内会发出嘶嘶作响的声音，这些动物会觉得眩晕，会惊慌失措，会发生彼此间的撕咬，有时人们还能听见它们痛苦的叫声。

安乐死不安乐啊，相比于扑杀，更增加了社会成本，几乎没有志愿者愿意去执行安乐死的收容所。安乐死更多的作用只是欺骗人类自己的良心，转移对自身抛弃猫狗行为的注意力，这样的人类是不是太虚伪了呢？

【（针对全部安乐死的说辞）完美的安乐死也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可怕价值倡导】 就算未来安乐死能完全无痛苦，也改变不了人类这一行为背后的可怕价值倡导。对方辩友今天观点的可怕之处在于，举个例子，如果一只狗已经疯了并攻击人类，我们可以处死它，枪决也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安乐死的流浪动物真的都有罪吗？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流浪猫狗被抓进收容所一周至半个月无人领养就会被安乐死。对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动物集体有罪推定，那堆成小山的动物尸体压在良心上，您所谓的人道不会呼吸困难吗？ 【（针对部分安乐死的说辞）应然和实然的统一】 也就是说对方辩友内心里还是觉得安乐死不好，还是不应该做。您方一直在证明的也只是安乐死在实然层面能够起到治标的作用。应然层面更是无法证明。而今天我方告诉大家，有安乐死以外的好的方法，所以实然层面我们不应该安乐死。又向大家说明应然层面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安乐死背后可怕的价值导向。请您给大家统一一下您的论证逻辑！？

【绝育和安乐死比，已经很好】

虽然“绝育免疫放归”法夺去了动物生育的能力，但失去交配欲望的动物还在乎这种能力的缺失吗？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肯定的是绝育手术能让其他器官健康，让狗避免狂躁，猫不再抑郁。既然有这样的方法，为什么还要安乐死呢？

【周期】

您说绝育的方法周期长？您有如何论证您杀死动物的速度赶得上动物繁殖的速度？绝育的方法就是要消灭动物繁殖的周期，就不存在赶不赶得上的问题。而且一直流浪猫的寿命最多五年，再下一代的数量就会爆减，五年您等不起吗？

【不是别无他法】

1990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拟定的流浪狗和猫控制计划框架是一系列值得参考的建议。

其具体内容包括：

1.有必要对流浪狗群或者猫群进行正确评估；

2.制定现实的、实用的和清楚的相关法律条文，确定对流浪动物人道控制负责的政府部门；

3.对宠物进行登记和标记，确保宠物主人以负责的方式行事，减少被抛弃的宠物； 4.一个地区的流浪动物的种群数量和可获得的食物量紧密相关，控制垃圾不被流浪动物作为食物来源；

5.对流浪动物饲喂点的控制，避开可能带来问题的饲喂点，减少流浪动物与社区和公共健康的矛盾；

6.通过绝育，降低有主和无主狗和猫的繁殖潜力；

7.引导和管理宠物市场，只允许可以促进宠物主人长期责任的销售渠道； 8.教育公众，多方共同负担，参与到流浪动物的管理的工作中。用这种方法也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痛苦的活着不如安乐的死去】

汶川地震中，一直猪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了36天，从150公斤瘦到50公斤，被称为“猪坚强”，或许痛苦和对死亡的屈服是人类的软弱，对动物来说，求生是本能，活着就是一切，我们有什么理由想当然的认为，经受痛苦的他们都只想向死神屈服？

【（针对“人的权利都保护不了”的说辞）弱者更应该保护】

按照对方辩友的这个逻辑，人是强者动物是弱者，强者的权利都保证不了，为什么还要保护弱者的权利？正常人都还有挨饿受冻的，为什么还要保障残疾人的权利？男人的权利都保护不了，为什么还要关爱妇女儿童？

【不支持安乐死不是维护动物权利，而是因为我们是万物灵长】 我们知道动物的权利无法和人的相提并论，但今天我们认为安乐死不应该并不是过度认可动物权利，而是出于人类自身的道德要求。

【（针对部分安乐死的说辞）应然和实然的统一】 也就是说对方辩友内心里还是觉得安乐死不好，还是不应该做。您方一直在证明的也只是安乐死在实然层面能够起到治标的作用。应然层面更是无法证明。而今天我方告诉大家，有安乐死以外的好的方法，所以实然层面我们不应该安乐死。又向大家说明应然层面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安乐死背后可怕的价值导向。请您给大家统一一下您的论证逻辑！？ 攻辩问题：

一、情理

1.2.您用安乐死夺去那些流浪动物的生命，请问您身为万物灵长对其他生命最起码的尊重摆在哪里？

（纯煽情+回避对方问题时使用。。。）面对流浪动物楚楚可怜的目光，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就是眼前这个小生灵唯一的依仗，始乱终弃的不负责任已经让道德无从立足，对方辩友您的良知又怎能允许自己痛下杀手？

3.人类是否可以自主选择安乐死尚且存在争议，面对无法开口为自己争取活下去的权利的流浪动物，为什么我们就可以替它们选择死亡？为什么我们的人道关怀无法覆盖到它们？

4.5.以前，东西坏了咱拿去修；现在东西坏了就丢掉、动物多了就杀掉。难道这些动物的生命，就真的比不上人类一味追求的“一蹴而就”？

您是否知道，在森林中砍伐一棵树，临近的树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发抖”。更何况是动物，事实是，狗狗听到毒气室丝丝的声响，就会呜咽发抖，眼中满是对死亡的恐惧。动物对死亡的抗拒是本能的也是最强烈的情感，请问对方辩友，这种心理虐待，人道在哪里？安乐在哪里？

6.7.求生是否是动物的本能？

（对方辩友说，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动物痛苦的活着不如死去。）汶川地震中，一直猪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了36天，被称为“猪坚强”，或许痛苦和对死亡的屈服是人类的软弱，对动物来说，活着就是一切，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安乐死他们？ 事理

我方承认杀戮在短期内，从表面上看确实有用，但您方考虑过安乐死制度长期的效果吗？请您方给在场的各位一个安乐死制度长期成功起效的实例。

二、1.2.3.4.流浪动物确实引发了一些问题，但正本清源，还是由于人类对它们始乱终弃。您方如何向大家论证，夺取它们的生命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方辩友一再强调安乐死能解决现实问题，但我们除了安乐死真的别无他法了吗？我方已给过他法有效的例证。请问对方辩友，既然有生的方式，为何要选择死亡？（介个是回答+提问）您方说一台绝育手术比安乐死费用贵，显然您书没背好。安乐死制度的花费远不止在手术上，首先爱心人士不愿意亲自了结动物，所以执行安乐死的机构很难招募志愿者，一切费用都由政府承担，而且安乐死前动物会在收容所等待被领养，为期一周到半月不止，请问您方认为那些狗患最为严重的平穷国家要如何解决这比费用？

第二篇：一辩稿 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一辩稿 正方

安乐死在我国的定义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关于在现今中国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问题，我方持肯定态度，接下来我方将已三个方面阐述这一观点。

1.安乐死合法化更能维护病人的人身自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其精神和身体都在忍受极端痛苦，当他不愿忍受折磨，拒绝苟延残喘的活着，而选择有尊严的死去时，我们难道不应尊重其选则，使其通过安乐死达成夙愿吗？况且部分身患绝症的病人，其生命按照自然规律，本应走向尽头，可我们明知病人已行将就木之时，却仍一厢情愿使用各种仪器延长其生命，也就是延长其临死之前的痛苦，使其生不如死，这是极不人道的。

2当没有切实可行的既减缓病人病痛又无法有效延长其生命的的情况下，.安乐能保证病人的生命质量，维护其生命意义。

人具有社会属性，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当病人处于极度痛苦中，并且没有救治成功的希望时，其精神和身体往往承受着双重折磨。其生命质量已无法得到保障，若病人选择安乐死而遭拒，不得不被迫忍受更大更持久的折磨时，这对于其生活质量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当我们的生命只剩下苟延残喘和巨大的痛苦时，敢问他的价值何在，珍贵性又何在。正如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所说：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因此我方认为安乐死应当合法化。

3.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症，常年忍受痛苦且已自愿放弃自己生存权利的人，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他们安乐死不仅能结束其痛苦，满足其意愿，更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完就更多的生命。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现今中国，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第三篇：当今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一辩稿

当今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我们聊到当今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的问题，我方的观点是，应该合法化。接下来我将从几个方面阐述我方的观点。

首先让我们从辩题的关键字出发。第一，当今，即我们辩论的视角是着眼于当今社会的，考虑到全球化的明显趋势，我们不仅从当代中国社会的角度出发，更是从当代国际社会出发，来考虑安乐死应该合法化的问题。第二，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安乐死是指医生应无法救治而又极为痛苦的病人的主动要求，停止主动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第三，应该，表示理所当然和估计情况必然如此。第四，合法化，指合法性的客观基础被质疑的时候达成关于合法性的某种共识的努力。也指使某些事物符合法律规范。

以上我通过对关键字进行定义的解释初步为大家阐述了辩题的含义，结合我方的观点，我方认为，当今安乐死应该合法化。接下来为大家说明理由。

第一，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安乐死并没有触犯法律和违背法律的要求，它没有对人进行故意的伤害，不构成犯罪。安乐死虽然与死亡有关，但它是一种死亡状态，并不是致人死亡的原因，因此不存在安乐死是违法犯罪的说法。再者，安乐死合法化可以使这方面的法律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推动法治往更全面、文明的方向发展。

第二，从人权的角度讲，安乐死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尊重。安乐死是在病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是病人对自己生命终结状态的一种选择。体现了在生命无法避免痛苦地走向尽头的时候，能够自己选择体面安乐地离开的一种权利。一句电影台词是这样说的，“可以遏制自由的生命不是生命”。我们提倡安乐死应该合法化，是对人权的进一步尊重，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是现代社会迈向更文明阶段的标志。

第三，安乐死合法化能让医生更好履行职责，让病人以及家属得到心灵的慰藉。培根曾经说过：“医生的职责不但是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有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安乐死不是恰好符合这句话的意思吗？有人质疑安乐死是医生的不作为，但我认为恰恰相反，一个医生，与其在病人的病情无法挽回的关头只会说一些安慰性的话语，采用一些毫无积极作用的措施，不如在征求患者的同意后，对病人实施安乐死，才是对自己本次医治、对病人的尊重，也是医生职责所在之处。

“假如生活是一场糟糕的电影，何苦要等到结束？”当一部电影不好看的时候，你是选择内心吐掉两升血痛苦地看下去，还是选择离开，不再继续观看？离场不离场，选择在于自己。安乐死的合法化，是让更多的不治之症饱受痛苦折磨的病人能够更好地拥有“离场”的自由，身体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至少意志还是能掌控的，那么我在这最后一刻，选择以我想要的方式死亡，而不妥协与病魔，有何不可呢。病人的家属，也能够在这最无能为力之刻，找到一丝慰藉，虽然结果还是一样的，但是至少更积极一点，更有为一点，不是吗？

放眼国际社会，安乐死合法化的曙光已经显现，荷兰和比利时已经举起了希望的火炬，通过了安乐死合法的法案。近三十年以来，社会各界也在运用着不同的努力，为安乐死合法化贡献着力量。安乐死合法化，是大势所趋，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四篇：《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

如果是我们生命垂危、意识模糊，医生要对我们进行安乐死，我们的亲人会愿意吗？将心比心，只要还有一线生机，谁都不能放弃！

17岁的少年子尤，胸腔穿刺数次，大小手术无数，承受着极大痛苦的他没有选择安乐死，而是笑着离开。子尤从未放弃微笑，那我们呢？

坚持下去就有希望！很多人选择安乐死，就是因为感到现实的绝望。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终会有所转机。

4很少听说有人在战场上自杀，也许正是因为战士们见多了生命的毁灭，比谁都更懂得珍惜。在选择安乐死之前，请想想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否真的比战场还残酷！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谁忍心让白发苍苍的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逝去？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来，为了咱爸咱妈。

植物人也好，绝症加身也好，只要还有一丝呼吸，就让身边的人感到希望的存在，就像黑暗中微弱的烛光一样。别熄灭我们心中的烛光。

街上有多少乞丐连四肢都没有！有多少人和癌症抗争了大半生！我不言败，不去想如何死亡，只想如何走好漫漫人生路。

张国荣的纵身一跳和安乐死带给周围人的心灵之痛是一样的。人们可以接受自然的裁判，却无法忍受自我的了断。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弃生存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心灵死亡的人，才是最可悲的。

选择安乐死，是死亡战胜了勇气；选择坚强面对，是勇气战胜了死亡。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一、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2、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笔者认为，目钱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第二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即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这两个问题奠定了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

这种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这种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吗？不！因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一个人不但有生的权利，也应当有死的权利。人们渴望“优生”，也需要“优死”。当一个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难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其缓解痛苦。我们必须从病人利益出发，不应该为所谓的“社会公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从而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毕竟，这种做法比那种靠人工方式维持生命从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啊。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会压力，在眼看着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时也不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因为怕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孙”。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显然不！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则否。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从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但违背了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我们应当支持安乐死，从而一方面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到职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医生“救死扶伤”时不但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要重视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绝症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及当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我们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难发现，安乐死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因此安乐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普通接受。

三、安乐死在中国立法的几项建议

（一）进行安乐死的宣传教育

实施安乐死因为涉及人命，必须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在立法前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从而为立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宣传的内容包括：

1、安乐死本质的宣传

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

2、安乐死目的的宣传

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安乐死在法律上非犯罪性

1、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否定犯罪的社会政治评价，而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对社会来说，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将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乐死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安乐死区别于故意杀人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

2、安乐死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而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国家对于具备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应有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惩罚性。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讲，适用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他人，防止类似主观恶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适用刑罚，必须有需要改造的主观恶性。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3]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

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这种无尽的痛苦与煎熬，也是“欲罢而不能”，而我们早期唯物主义者培根曾说过：“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而安乐死正是帮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医生职责的所在之处，不对安乐死予以肯定和认可，这对于患者和家属是多大的一种残忍。

患者在忍受自身痛苦的同时，还要花费昂贵的医疗费用，对于患者家属来说，在承受精神痛苦的同时，将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家属对家庭成员有照料的义务，但是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过分的要求，对于上述种类的病人（指脑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属已承受极大的感情和经济压力，他们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安乐死或把他们从这种压力和为难境下解脱出来。”[7]

3、安乐死对于社会的价值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今天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正一天天减少，而维持人类社会的可待续发展，因此，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有挽救价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适且合理，对本应适用安乐死的病人却不惜一切代价去赌资源，这首先就违背了社会发展必须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则。何所谓资源的有效性，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暂时的效用。有限的资源在绝症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续一段并不长久的却充斥着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而死亡或者造成残疾，这些有限的资源，对于这样地区的人们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因而，从社会效益角度而言，将大量的医学资源用来勉强延长一个生命意义丧失，不可避免要死亡的患者的生命，是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无论是从刑法本身出发，还是从我们社会的仁义道德出发，从情理出发，安乐死本身都在不违法的同时又能对病人本身以及其家属，以及社会资源配置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积极性和必要性。

四、结语

有学者认为我国将安乐死合法化还不具备基础和条件，认为“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医疗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标准和安乐死判断难以确定”“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8]等一系列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都是通过实践本身，只有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介于我国医疗科技的发展也为安乐死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我们应尽快将其安乐死合法化，笔者认为可以将安乐死放置在排除犯罪事由的被害人承诺部分，再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使其进一步完善化。

安乐死是个久盛不衰的问题，它只所以不衰是因为久久不将其合法化，而致使争论双方经久不息的辩驳。然而，理论上再长久的争论也只是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我们立法者则应该密切审视一下，希望尽快给予安乐死一个定论，让安乐死在法律上能够真正的安乐！

第五篇：是否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一辩稿

一辩：应该进一步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尊敬的裁判，对方辩友，大家好，我方很荣幸在此能够讨论本次辩题。我方认为，应该进一步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开宗明义，本次辩题中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指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即按照一定标准从征税对象总额中预先减除的数额，并对超过免征额部分征税。2011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6月30日表决通过了个税法修正案，个税中涉及起征点，即免征额部分的，主要是个人薪酬与工资类，因此，本次辩题将主要围绕这个方面展开讨论。

我方认为：之所以应该进一步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因为目前的个税征收制度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不能促进个人消费需求、不利于缩小地方差距等。

第一，目前的个税起征点过低。起征点往往与CPI指数和通货膨胀率紧密挂钩。当通货膨胀发生，居民手中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货币贬值，如果个税起征点不随之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将随之降低。而2011至今，物价水平大幅上涨，五年间甚至平均工资水平都上涨了1500多元，但个税起征点一直没有变化。实际税负的加重抑制了民众的消费需求，无法对经济市场做出贡献。

第二，现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是全国统一的，导致税收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效果不足。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不同地区消费水平存在差异。全国统一标准使高收入地区的实际生活支出费用高于起征点，从而增加了实际税负。而对于低收入地区，民众实际生活支出低于个税起征点，地区实际财政收入便较少。

第三，存在对高收入人群纳税情况监管不力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税务机关对个人收入信息掌握不全面，再加上执行不力，高收入者存在大量的避税、逃税手段。

可见，当前个税制度存在很大问题，不改动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打击。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全面配套的税制改革，而在近期提升个税起征点便是改革的突破口。接下来我方将具体阐述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作为先决措施的合理性。

首先，提高个税起征点符合政府改革的目标。

当下的中国经济看似增长迅速，其实已经出现“高位滞胀”。人口红利的衰减、过高的投资率、危险的房价，多重压力不期而至。经济自2011年以来呈现持续性增速下滑。同时，政府管制过度，经济活力丧失。

面临这些问题，中国明确承诺不搞“强刺激”，彰显以改革促增长的决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国家急需释放广大工薪阶层的购买力，解决产能过剩所引发的经济问题。而提升个税起征点正与改革目标相符。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适度扩大需求总量，投资消费有机结合。”提升个税起征点，实行宽松财政政策，可直接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压力，释放购买力，有利于刺激消费，既拉动了中产阶层的内需，也协调了城乡区域的发展。可见，提升个税起征点正符合我国十三五规划中的路线要求，势在必行。

其次，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可操作程度最高。从1980年首次起征个税开始，我国经历了3次起征点提升。政府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起征点调整方法。而操作成本、耗费时间相对较低较少，使得个税起征点的调整相比其他税制改革效率更高，有利于税制改革的较快开展。

综合以上两点，进一步提升个税起征点符合经济改革目标，并是后续税制改革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步的实施，后续的税制改革就将阻力重重。

当然，我们坦承，面对目前个人所得税的严重问题，仅仅提升起征点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提高起征点的基础上，需要有更为完整的系列措施跟进配合，例如：可以调整目前的累进税率。而政府应严格监管税收过程，消除征管盲区。税制改革组合拳的使用，才是真正解决中国个税问题的有效之路。

综上所述，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实际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并与中央加强供给侧的大方向不符。既不能促进个人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复苏，也不能缩小区域差距。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以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突破口来进一步减轻各个阶层的税收负担，通过一系列配套措施，达到刺激社会消费，推动经济发展，完成税制改革的目标。因此，我方坚持认为，应该进一步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