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问题

第一篇：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问题

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问题

[论文摘要]：安乐死是一个全社会长期争论的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难题。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安乐死的分类及施行安乐死的条件，分析了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并阐述了安乐死在中国推行的限制因素及发展趋势。

[论文关键词]：安乐死 历史 现状 中国 未来发展

[正文]：

一、安乐死概述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的致死措施。

（一）、安乐死的分类

安乐死可分为被动与主动、自愿与非自愿安乐死。被动安乐死是消极的安乐死，停止治疗和抢救措施，任晚期病人自行死亡；主动安乐死又称积极安乐死，由医务人员采取给药加速死亡，结束其痛苦的生命，让其安然舒服地离开人世。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本人要求或同意采取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对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施行安乐死，如有严重畸形的婴儿、脑死亡(整个脑机能出现不可逆转的停止，脑神经没有反应、感受、运动和反射等)病人，他们无法表示自己的愿望，由别人提出安乐死的建议。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和争论的应指的是积极安乐死。

（二）符合安乐死的条件

各国对安乐死是否合法一直存在争论，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2.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

3.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 4.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5.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

6.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然而，何为不治之症？怎样算是极端痛苦？这个标准是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统一？如何看待对植物人实施安乐死？„„所以对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及相关伦理学问题还是存在很大争议。

下面将从安乐死的历史及发展现状两个部分来分析安乐死的相关问题。

二、安乐死的历史发展及分析

（一）、安乐死的兴起及衰落

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长久的历史。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赞成把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的痛苦的一种办法。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学者、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人与虚弱者，实施自愿的安乐死是合理的。19世纪中叶，安乐死被看作一种减轻死者不幸的特殊医护措施，至此，世界上第一次安乐死兴起。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人提倡安乐死并谋求法律认可。1937年，波特尔(C.Potter)牧师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但在1938—1942年间，因为德国纳粹兴起，希特勒以安乐死的名义杀死了慢性病，精神病病人及异已种族达数百万人，致使安乐死销声匿迹。

（二）、安乐死的再度兴起

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

1967年，美国成立了“安乐死教育基金会。” 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期，美国40个州都曾提出、辩论过有关安乐死的法案。至1985年，美国已有3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在立法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死亡这前生效遗嘱的法令，承认在法律上病人有权对自己未来的治疗作出书面指示。1974年，澳大利亚，南非等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组织，1976年，在丹麦，瑞典，瑞士，比利时以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涌现出大量志愿安乐死团体。1976年9月3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健康安全法），这实际上是为安乐死取得了合法地位。

三、安乐死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分析

（一）、国外安乐死现状

1992年2月，荷兰议会通过了“安乐死”法，这为解决安乐死这一伦理学难题提供了法律依据。而荷兰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安乐死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于1985年，根据荷兰安乐死国家委员会关于安乐死的定义达成了一致意见：安乐死是由别人根据病人要求而有意采取的结束生命的行动。至此，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其后两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不过该法律安乐死的规定也相当严格：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也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三位医生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参与该病

人的治疗等。不过，澳大利亚除了北部地区外，其他州或地区仍认为实施安乐死是犯罪。

在丹麦，1992年10月也颁布并实施了一项有关安乐死的新法。乌拉圭已立法允许主动安乐死。英国某项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民赞成某种情况下的安乐死。法国一项民意测验表明，85%的公民赞成安乐死。可见，接受安乐死这一优死方式已成为世界趋势。

（二）、安乐死在中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才不构成犯罪。这例案件，其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医学和法律范围，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我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曾经对请教死亡问题的学生子路说：“未知生，焉知死”，于是避而不谈。被尊称为“亚圣”的孟子指出，“生亦我所欲也”，“死亦我所恶也”，认为生是人的本能欲望，而死则是人极为厌恶的。总的来说，中国人在生死问题上的主旋律是：忌讳谈论死亡而崇扬生命，注重养生之道追求健康长寿，爱惜生命不轻言死亡。二千多年的封建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重生恶死的伦理道德思想，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违背。这些都使得安乐死在中国难以推行。

不过，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由此安乐死立法问题已不能回避了。但法律实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眼下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而且法律付诸实践，就有极大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目前我国学界对安乐死的研究还不深人，对安乐死的概念、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安乐死的法律性质、安乐死的实施条件以及安乐死立法的伦理学依据等的研究都还不够。我认为，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应该针对相关问题，借鉴国外的部分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积极的研究和论证，为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奠定基础。

安乐死的争论，涉及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命观、死亡观，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作为意识形态，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从争论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因此，当社会文明、人道、法治、医疗、福利水平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的时候，安乐死就有其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安乐死，将继续考验人类的理智和良知。

关于安乐死的问题还会继续讨论下去，事实终究会呈现出它本来的面目，但不管怎样，我们珍惜这活着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参考文献]：

[1]许士凯等著.安乐死启示录[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邱仁宗著.生命伦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3]邱仁宗，翟晓梅.生命伦理学概论[M].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4]徐天民著.中西方原学伦理与比较研究[M].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5]楚东平著.安乐死[M].上海文化出版社.

第二篇：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问题

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问题

【前言】 泰戈尔曾经写道：“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生的境界，也是死的境界。安乐死正映衬了这句话，它使我们在面对死亡时可以减少痛苦。但安乐死目前却成为了社会上争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究竟该不该对绝症病人安乐死呢？这是目前社会上争执不休的热点话题。现在就让我们从伦理学的角度，回顾一下安乐死的历史发展，以及现状问题。

【关键字】安乐死的定义，历史发展，现状问题，支持，反对

【正文】

一． 何为安乐死？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我国的定义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根据安乐死的实施方式可以分为积极地安乐死和消极的安乐死两种，积极安乐死又称主动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其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被动安乐死，是指对抢救中的病人如垂危病人不给予或撤出治疗措施，任其死亡。消极的安乐死接近自然死亡，而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人。

目前，除了少数的几个为安乐死立法的国家之外，其他各国都对安乐死持有不同的态度。

二． 安乐死的历史发展

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长久的历史，他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新问题。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本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中支持这种做法。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学者、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人与虚弱者，实施资源的安乐死是合理的。

人类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资料不足以养活所有的社会成员时，这种安乐死的习俗减少了无力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成员，减轻了社会的负担。在当时这可能是适宜的，但当人类社会进入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阶段后，这种安乐死便不普遍了。在东方，尤其是受佛教影响的地方，崇尚人的自然死亡，“圆寂”、“坐化”等是佛教徒梦寐追求的死亡方式，同时也是我国较早时期的安乐死思想。在西方，“安乐死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话题，近代大规模的安乐死运动是在二次大战后才兴起的。19世纪，安乐死被视为一种减轻死者不幸的特殊医护措施而被运用于现实实践中，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由此开始。1935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利用“安乐死”的名义进行了大规模的对于非日耳曼种族的屠杀，致使安乐死销声匿迹。

后来，安乐死问题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科学技术的进步激化了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一对固有矛盾。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以前只要一个人呼吸、心跳停止，就算死亡。现在人体的许多功能都可以用人工的方法维持，同时由于一些医疗措施的进步，是的治疗过程相当冗长，这样一来就增加了病人临终前的痛苦，甚至会带着痛苦死亡。于是就有了受不了病痛折磨而哀求医生提前结束他的生命的事情发生。因此，有关安乐死的案例和讨论就在当前社会中层出不穷了。

自上世纪50年代起，西方一些法律理念先进的国家开始尝试为安乐死立法。实际上，对安乐死问题的争论，其内在核心仍然是“该不该非犯罪化、合法化”和如何非犯罪化、合法化“这两个方面的问题。1976年9月30日，没过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自然死亡法》，首次为被动安乐死的实施确定合法地位，揭开了人类安乐死立法的序幕。目前在美国40多个州制定了类似的自然死亡法。然而，直到目前，在全美的50个州，任何形式的主动安乐死都被视为非法。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队消极安乐死没有异议，而对积极安乐死往往持反对态度。1995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在经过长期的争论之后，率先同故宫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承认主动安乐死的法律---《晚期病人权利法》，并于1996年7月1日开始生效，如今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2000年1月28日，荷兰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2001年4月10日，该法案又获得参院通过，从而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2002年9月23日，比利时开始正式实行安乐死。从而继荷兰之后，比利时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以以法律形式准许安乐死的国家。

三． 安乐死的现状

安乐死作为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虽然目前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也不乏居多的反对声音。各国任然对安乐死采取消极或者中少是谨慎的态度。从伦理方面来看，首先就关系到人们对生命的态度或是对生命价值的批判标准。其中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是基于基督教教义的生命神圣观，认为生命是上帝赋予的，只有上帝才有权剥夺人的生命。这种文化价值判断在西方有很厚的历史底蕴。其中以康德伟大代表“人并不因为痛苦而霍地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因为生命是一种神圣的信托。相对立的，在西方自由主义者眼中，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处理自己的身体，当然也就包括选择死亡。但这种学说因为将权利绝对化而经不起推敲。其次从社会整体效果来看，赞同者认为，安乐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医学资源浪费，使社会有限的医学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同时，反对者认为，允许安乐死会阻碍医学的新突破。但最重要的是安乐死与生命权的关系。

安乐死的问题之所以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在于从法律上讲国家负有保护公民生命的义务。一般认为，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人的三大自然权利。其中生命权又是三者的核心。生命权是法律价值的基础和核心，集中体现了人的价值与尊严。，生命权保护对宪法的存在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生命权是表明人类生存的自然意义上的权利,具有自然法的属性,是法律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生命权的宪法确认意味着国家或政府负有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命权的道德、法律义务,使生命权成为社会共同体价值体系的基础;生命权的法律意义还表现在它为全社会树立宪法权威,提高社会成员的宪法意识提供了社会价值基础。生命权法律价值的普及过程是推动法治发展进程的基本形式。宪政经验告诉我们,生命权价值得不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国家不可能形成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进而无法形成实现宪法的“共同的社会意志”。

在我国，首先，安乐死在道德上的困境。我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传统的重生恶死的生死观对国人影响非常深。安乐死的实施必须符合人道主义观点，在我国，尤其要在道德上加以规范。两千多年的封建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重生恶死的伦理道德思想没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想违背。其次，安乐死与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密不可分，可是我国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本无法提供健全的医疗保障。由于经济原因而对晚期病人放弃治疗的情况大量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些贫困地区对于绝症病人根本不送去入院治疗的情况根式普遍现象，一些晚期病人请求安乐死并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贫穷。最后，我国医疗技术的瓶颈和医生的职业道德有待提高。实施安乐死的前提必须对病人病情进行正确的诊断，而我国目前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检测手段还相对落后，这与安乐死实施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同时由于医疗体制的弊端，导致医生职业到底严重缺失，这不能不让人们对安乐死兵力的诊断心存疑虑。尽管医学界也并不乏德艺双馨的好医生，但从总体上来说，目前我国在医疗技术，医生职业到底等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安乐死实现操作。

四． 我国安乐死案例

1986年6月23日，54岁的妇女夏索文因患肝硬化、肝脑综合症而住进汉中市医院；6月27日 晚，患者出现烦躁不安症状，时发惊叫，经安定处理后入睡。第二天，夏素文的儿子王明成 在得知母亲已经再也无法康复后，向该院院长请求为免除其母的痛苦，结束其母的生命，但 遭到了院长的拒绝。随后，其子及小女儿又转向住院部肝炎部主任濮连生反复提出同样请 求，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在濮开具处方并注射之后，患者于6月29日凌晨5时死亡。1986年 9月，汉中市公安局以故意杀人罪将两位直接责任医生及夏某的儿子和女儿收容审查。检察 机关在审查此案时，对两位医生的行为形成了三种不同看法：①认为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②认为其行为构成过失杀人罪；③认为其行为没有构成犯罪。由于对该案的意见发生分歧，公安机关将两位医生解除收容审查，改处取保候审。同时，汉中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最后作出有罪判决。这是我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例。

五． 对安乐死的思考

很多人出于对人权的考虑觉得对人实施安乐死是对病人生命的一种不尊重，然而就我个人而言，当一个人存活对于自己活着家人都是一种负担时，放弃自己的生命何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尽管，很多实例中，病人的家属都宁愿自己承受痛苦也想要把他们留在自己的身边，亲人之间的爱是伟大的，无私的。但有时我觉得更加需要尊重病人自己的意愿。但是，安乐死在我国目前为止实施难度太大，对于医生以及病人的监护人的医疗水平和道德都具有极大的考验，想要实现中国的安乐死，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参考文献：【1】张田勤，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 【2】郭锐林，安乐死的刑法问题思考，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3】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李爱国，现阶段实施安乐死的伦理论证，医学与社会，2007.【5】冯毅等，关于安乐死立法的再思考，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6】贺撒文，论安乐死的立法现状、困难及对策，内蒙古电大学刊，2007.

第三篇：安乐死研究现状

安乐死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在塑造自我，优化人生的过程中，一方面追求生的优化，同时也提出了对死的优化，于是安乐死问题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对死亡进行公幵、认真、广泛、深入地讨论研究。我国对其的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近30年来，学界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也是见仁见智，不胜枚举，并伴随“安乐死”热点事件的出现而激烈非常。通过细细检索这些纷纭的讨论，我们将中国学界对于“安乐死”的研究现状总结如下：

①从观点来看，超过八成的学者对安乐死合法化持肯定或积极态度，只有少数人表示了否定或者保留意见。

②从内容来看，学界对“安乐死”的研究基本由安乐死概念界定，安乐死合法性论证以及安乐死立法建构等三部分组成。其中安乐死的概念界定分歧最大，且主要集中于安乐死适用主体，如未成年人、昏迷不醒的植物人或者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或严重残疾的新生婴儿能否适用安乐死？其次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问题，如安乐死与听任死亡、缓和医疗、辅助自杀的区分〖(1)对濒死病人, 尽一切必要的医疗救治后, 为免除濒死病人饱受痛苦煎熬, 而中断无益的或过分负担的医疗装备, 使病人顺乎自然地死亡(注意: 在此状况中, 撤除医疗设备并未导致病患死亡);(2)对临终病人采取减缓病痛的治疗方法, 如给予止痛药, 其目的在于减轻痛苦, 而非以缩短生命为意图, 只是治疗过程中不免伴随缩短生命的危险(注意: 在此状况中, 药物、治疗的给予, 其意图不是为结束病患生命)〗其它的争议如是否以精神痛苦为必要、死亡标准的界定等等，总之, “安乐死”是一个令人迷乱、模棱两可的术语, 而安乐死本身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且对于每种类型, 在伦理上的可责难性是截然不一样的。安乐死合法 性论证部分，学界主要从国内外趋势、伦理道德、法学理论三方面来论证，从国内外趋势而言，安乐死的立法实践已经在澳大利亚、荷兰、美国、日本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国内涉及安乐死的案件也日益增多，民众要求立法呼声很高。而从伦理道德来看，传统的儒家思想、宗教教义以及医德要求是否定安乐死的主要原因。法理方面，有的学者从安乐死的权利基础，如死亡权、人性尊严、生命权等角度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究，而有的学者试图从部门法角度进行论证，如安乐死的合宪性研究、安乐死的非罪化研究、安乐死作为民事权利是否可诉？等等。安乐死的立法建构方面，由于有世界范围内的较为丰富实践，除适用主体外学界分歧不是很大，特别是程序法上相对完善，成果显著，它基本由申请、审查、执行、备案等程序组成，其共同点是机构、人员的专门化和专业化以及风险监控的严格化，典型的如安乐死委员会、安乐死医师和顾问的设置、生前遗嘱和代理人的设立、独立第三方见证，冷静期的设置，“裁执分离”制度，无条件撤回制度、监控执行等等，然而由于安乐死主体界定仍存在较大争议，若申请主体得不到有效限制，则滥用的风险将非常大。③从不足上看：

1、总括：许多讨论只是在浅层次上重复言说，殊少理论创新，而且讨论虽然一直不断，可是针锋相对的争鸣几乎没有，从而不能将安乐死研究向更深更细微的层次推进。

2、关于安乐死的合法性论证，很少有人区分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形式合法性只关注所符合的法律的权威渊源，而与所符合的法律的实质内容不涉，是实证主义法学路线；实质合法性更为追究法律的 正当性与合理性，是自然法学路线）。其次，许多论证面临“二次正当性论证亏空”的问题（即“现代社会制度（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是由某种社会理论来论证的（一次正当性论证），但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某种社会理论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论证（二次正当性论证）。我们发现在安乐死的正当性论证上, 各种正当性论据纷纷粉墨登场, 可是从来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一以贯之地将安乐死论证到底。当生命素质论遭到生命神圣论的反驳时转而诉求个体自决论（心理学上，简单的说一个人可以有不受外界任何因素干扰而做出自己的选择的自由和权力）, 而个体自决论又会遭遇到社会责任论的诘问, 没有一种理论能全部覆盖安乐死问题。一种理论不能独立地支持所要论证的命题, 这反映了“一次正当性论证”的无效。其次, 悖谬的是, 竟然可以从同一论据出发推出不同的结论。如人道主义是支持安乐死的最为有力的论据之一, 但也有论者同样从人道主义出发而反对安乐死。他们认为, 杀人就是不人道, 因为它将活生生的人弄死, 尽管他们有时也承认杀人与谋杀的区别, 但他们还是坚持安乐死是杀人而不是谋杀, 因为它是故意地结束一个没有罪过的无辜生命。又如尊严论也是支持安乐死的有力根据, 可是也有人认为, 生命最后时刻的状态并不能决定人的尊严, 庄严死亡应当在庄严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诚实、体面的一生在结束时, 人们仍然会这么看待你。并非在人生最后的几星期或几天中, 人们才来合成对你的印象并永远记在心里, 他们要记住你的是此前的数十年的生涯!”由此, 尊严论据也会推出两面的结论。一种理论内部包含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 这 种自身的不协调也反映了 “一次正当性论证”的缺失。

3、国情认识不足：安乐死与一个国家的国情息息相关，许多学者研究讨论了我国的民众观念、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但并不细致，而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医疗政策、法制环境等方面却很少进行讨论和细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许多问卷调查报告，就客观性和可信度而言，存在较大的问题。这里有一段在网上和论文中被广泛传播的所谓安乐死调查的报告:“ 据调查, 我国目前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给200 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 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 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 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 91% 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 85% 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这段话中所说的调查报告, 就客观性和可信度而言, 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1.被调查者对安乐死本身不十分清楚。如前所述, 安乐死是个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语, 当一个人被问到是否赞同安乐死时, 可会能因为这个术语的动听而做肯定答复, 但当问到是否赞同“ 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 “仁慈杀死”时, 可能就犹豫不决, 要做谨慎考虑了。2.有关的调查问卷在设计上存在缺陷。许多调查问卷只给被调查者提供赞不赞成安乐死两种选择, 如果同时还提供诸如临终关怀, 在医生和群体(病友、社会团体等)的支持、帮助下与病魔抗争等其他选择, 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3.被调查者的地域有很大局限性。被调查者主要局限于上海、北京 等发达地区, 而我国幅员广阔, 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关于死亡的观念也不尽相同, 因此, 以地域性很强的群体代表全国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4.被调查者与身临其境的末期患者还是有心理差距。波斯纳举例说, 他母亲在65 岁身体健康时, 看见一位坐在轮椅上非常虚弱的老年妇女, 曾表示, 如果变成那样, 宁愿选择死亡, 可是20 年后, 她真的变成了那样, 却没有表示想死的任何愿望。而且在美国, 有调查显示: 认为可以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死去的美国人比例, 随着年龄增加而直线下降。这些都反映了旁观者与身临其境者的心理差距, 因此, 简单地询问是否赞成安乐死的调查, 其可信度不高。

第四篇：安乐死死亡社会学问题

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暂不可行性分析

摘要：自1986年我国首例“安乐死”案发生以来，社会各界对“对安乐死”进行了深刻而激烈的讨论。面对不治之症，是选择痛苦的生还是尊严的死，每个人的态度和选择都不尽相同，安乐死合法化是否合理，在当今中国是否可行值得继续的探讨。

关键词：安乐死

生命价值

合法化

生命权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原意指在人类主观外力的作用下安然告别人世，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通常指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的状态下，为解除其精神和身体上的极度痛苦，在病人或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同意并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的状态下终结生命的过程。安乐死的对象应该是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其使命是完成一个没有或尽量减少痛苦的死亡形式，并赋予终极的死亡以尊严和安详。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不是死亡方式，不是鼓励人们去死。

二、理想情况下的支持安乐死的原因 面对不治之症，绝症患者往往经历无数次和病魔斗争却不见好转，他们在痛苦中以及巨大的经济压力下维持着已经失去意义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安乐死无疑是种准确的选择，既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了解脱，也减轻了家人的经济、人力负担。这样的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是对有意义的生命的更加尊重。人生的质量不仅表现在“生”，而且表现在“死”，即人生的全过程。人生最大的敌人不一定是死亡，而是不必要的一味的延长死亡的痛苦，平静安详的善终也提高了人的生命末端的质量。

三、安乐死合法化所面临的阻碍

仅从其的概念上来看，安乐死保证了生命的质量，维持了生命的尊严，对社会和家庭具有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它无疑是绝症患者个人生命终结的正确选择。但从整个社会出发，安乐死合法化的过程必定是困难重重的。综合中国当前的国情，个人认为暂时是行不通的。

（一）、安乐死使人消极面对困难，且与传统生命道德相违背 安乐死是纵容人们消极面对生命的态度，这与中国传统道德像违背。在人类的传统文化里一直宣扬的一种勇敢面对挫折，战胜困难，永不畏惧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会使一些人失去面对痛苦和挫折的勇气，让人们养成以逃避问题，逃避困难的习惯，不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我国传统道德认为“百善孝为先”，“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可谓孝矣”。这些思想仍然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安乐死却是放弃对疾病的治疗甚至加速亲人的死亡，实施安乐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割舍亲情，这无疑是对传统家庭亲情发起的挑战。

（二）、安乐死与救死扶伤的医德之间的矛盾

安乐死会带来医生职业道德观念上的混乱和职责的困境。医者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而安乐死是终结人生命的行为，打破了这个道德规范，然而当医生面对无法治愈而又濒临死亡的患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备受病魔的折磨而袖手旁观又是不人道的。这使得医生在面对安乐死请求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很难做出选择。另外，如果医生是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对其实施了安乐死，这终止了病人的躯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帮助病人获得了解脱；但是如果医生不是从病人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实际功利的角度出发实施安乐死，这将对病人极其家属造成重大的伤害，等同于谋杀。

（三）、安乐死被非法利用，作为杀人的借口

还有，如果安乐死被不法分子利用，以此为借口去伤害他人生命，这将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对于无选择能力的病人，我们很难判断其真实意愿，就算是有选择能力的病人，如果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也很难证明病人当时的真实意愿。如果亲属等的动机不纯，比如说由于财产问题，就很可能将一个求生的生命终结，将安乐死当作杀人的工具，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承认安乐死的合法化会给他人生命带来一种危机感，尤其是老弱病残群体，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

（四）、生命价值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安乐死是对无价值生命的终结，绝症患者给其家人和社会带来的更多的是经济负担，继续用药物或手术维持生命是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从这点看，绝症患者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应该放弃。但是，生命的价值能否以经济价值来衡量？如果所有的事物都以经济价值来判定其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的话，社会上多的是没有存在意义的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远不止其经济价值的，还有政治、文化、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而对绝症患者生命的不放弃更多是因为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安乐死很可能导致社会道德的滑坡，当一个人身患重病时，其亲属可能利用患者对家庭经济的关心间接的使他不得不选择安乐死，因此安乐死也使人们逃避抚养、照顾责任，也就是与传统的孝道相违背，如果情节严重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四、小结

当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医疗卫生体制不完善，人们的道德水平不够高，在现实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一个重症患者的选择是否真的处于自愿，另外，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却又不能了解所有的病症，这使得对不治之症的认定也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即使安乐死本身是一个进步的符合历史潮流的事物，在没有确立安乐死严格的标准，没有建立专门的具有资质的机构，以及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安乐死的合法化必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胡宜安

《西方生死学导论》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李丹丹 《浅析安乐死在当前中国之不可行性》 法制与社会2012-04（中）

3.尹秀云 《文化冲突与价值碰撞:安乐死问题根源探究—兼及反思国内安乐死问题之讨论》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 年4 月第31 卷第4 期总第402 期

4安乐死：周德新 《经济与伦理的博弈》

5.李晨晨 《道德悖论视域内的安乐死问题》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 卷，第1 期，2012 年1 月

第五篇：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09111132

姚露艳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的euthanasia，原意为无痛苦死亡，是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现指有意引起一个人的死亡作为提供他（她）的医疗的一部分，有时也译为‘无痛苦致死术’。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可对安乐死做如下的解释：患不治之症的人在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患者和家属的合理要求下，经过医生鉴定认可，用人为的医学方法使患者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

通过上面的资料的学习，我们知道实施安乐死，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这里适用的对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绝症病人。但并不不包括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及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因为这些人没有不可忍受的痛苦，也非临近死亡的濒死病人，因此我个人认为是不能对他们适用安乐死。一个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虽然他们的生并不是正常人的生，但他们有不死的权利，他们属于较低级的意识，而且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主体意愿，没有清醒，恒常的状态。假如此时我们对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实施安乐死，的到快乐解脱的不是患者本人，而是家庭或社会，那和谋杀并无差别。

第二、患者的痛苦包括了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这里因为痛苦是患者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人的主观精神有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肉体上痛苦不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人会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我们也反对病人并无肉体的痛苦，只因精神苦闷而寻求轻生，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因此我觉得患者提出请求的基础须是肉体与精神都痛苦，两者缺一不可。

除以上两点外，我个人认为基于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原则上除患者本人，其他任何人和单位都不能提出对濒死患者实施安乐死。因此，作为实施主体的医院绝对无权主动对病人采取安乐死，否则就属于谋杀。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当病人神志不清，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病人的近亲属（指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同胞兄弟姐妹）基于与病人的血亲关系，可以提出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委托，并将该委托推定为病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同时，必须确信该近亲属的委托为真诚的委托，并仅仅是基于解除患者难忍痛苦之目的而无其它不良之企图。

我个人并不反对安乐死，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安乐死并不是提倡早死，而是在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意愿，为其提供消除痛苦的医学服务。安乐死一方面可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因此要明确研究安乐死是人类的一种文明追求，是人类死亡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想用强调的是必须体现患本人清醒的，恒常的自我意思，没有他人的不良企图，否者安乐死即带着面纱的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