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

第一篇：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

一、金大陆致金光耀 光耀：好！

谢谢你转来《张春桥狱中家书》（以下简称《张家书》）的汇编材料。这些天关于《张家书》的消息真是满天飞了，甚至包括外地的朋友都来电询问，此事怎么突然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是不是你们上海“两金”操作的？并追问我编著的《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的出版事宜。我如实告知此事与我俩无关；《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则正在等待出版中。

此前，本月11日时，我的电脑中就已惊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广告。我第一时间电告你时，我俩一致判断编著者应该是郑重先生。其实，我们早就从朱永嘉处知晓张有家书的消息，认为这是价值极高的研究史料。原以为张家属把握坚牢，《张家书》不太可能在近些年问世。然而，你还记得上个月的一次聚会吗？郑重先生突然说：他已看过了张的全部家书。我还极其惊讶地探问了一句，在场的朱永嘉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可见，《张家书》的出版，经历了一番神秘的运作。

光耀，你传来汇编的信息比中大出版社的广告丰富多了，起码增添了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评语，沈迈克和宋永毅的推荐词也丰厚了一些，还有《张家书》内容的摘编更立体化了。正如该材料所说：“《张家书》的面世引发国内、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确实，重要的是这个时辰――中国文革运动爆发五十周年，终了四十周年――前夕（2016年）。这必将大大刺激明年展开的关涉文革五十周年的各种活动（今年就已出现为张去世十周年的纪念会，及为江青扫墓等）。联系前些年“黄吴李邱”联合在香港出版回忆录（我称之为“林集团吹响了集结号”，引发了为林翻案的诉求），而江、张集团的人员基本沉默。如今，被视文革为信念的那些人捧为“可与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书简相媲美”的《张家书》问世，不说为张、江翻案，但为张、江辩护、伸张，甚或为文革叫好则是肯定的。

此时，不少朋友、熟人和渠道等希望我这个《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的作者发表评论，我能说什么呢？且我与中大出版社有协议：因我已交稿了，在《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没有正式出版前，双方均不得公布正在编辑中的史料。

那么，我还是提供一个两年前与中大出版社甘琦社长关于出版《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的往来邮件，大致可见我看法之端倪。甘琦老师：好

谢谢你的邮件。当下的中国“文革”研究，紧要的不是依凭面上的资料，写出二三流的著作，紧要的是开掘“深部和细部”的史料。张是一个非常坚定、坚强、坚决的人，有很强的思考能力。同时，也因为他过于尖锐、尖刻、尖厉，尚缺弹性，局面的铺展受到了限制。当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张在党内、军内没有功勋，也就没有实体的资格和地位，凭恃着“文革”运动为毛注释“继续革命”，毛亡，必随之亡。

我不是没有能力写《张春桥评传》，但我以为最大的贡献是把有关张的史料（包括来源出处）开显出来。夏安 金大陆

光耀，结合你传来的材料，我觉得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材料中说：“张春桥留给公众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在„公审大会‟中一言不发、桀骜不驯的态度。”应该承认，这确实为国人留下了“毛的烈士”的形象和感召（江青是“闹场”；姚文元是“认错，不认罪”；王洪文是“认罪”）。其间，有张缘于信念藐视法庭和由于个性坚忍不拔的因素，殊不知，还应有张在文革运动中累积的“政治经验”。张从上海起家，陈（丕显）、曹（荻秋）之案是他真正的心患。1967年以来，张数次在电视直播的批判会中，察看陈、曹的表现，并认为一年多来，他们的“本事也学会了”，“反正不跟你顶牛、辩论”。比如你问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不记得了，请你们揭发。”所以张春桥交代审问人员：陈、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要允许陈、曹申辩”，否则就“没有味道了”。我认为正是信念、个性和经验的三者合成，才是张“一言不发”的根由。

第二，材料中有较多的家书摘录，例如张在1990年7月的信中写道：“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赵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就是把动物世界里的事搬到人类社会来了。”在此，确实说明张排拒改革开放，并巧妙地回避了邓，把已定性的赵拿出来了。张对苏联的解体，认为是“苏联变修以后的必然走向”，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张眼中是不是“和平演变”了，是不是“变修”了呢？张甚至还期望“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动力，导致包括其女儿在内的文革经历者们，能够“亲眼看一看”这“二十一世纪的革命”等等。我读后，心情颇复杂，感叹的是张仍然那么坚执，坚执于文革理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遗憾的是张在信息来源通达的情况下，面对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兴盛和崛起，面对人类社会的正义和文明（比如国际社会审判“红色高棉”的暴政），仍然以六七十年代的文革理论来解释并做出预判，未免太简单、太局促、太狭隘了吧。

我因为十多年在做《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比较了解张的思想主旨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前提下，展开“反修防修”“革命造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备战备荒”“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重建一个党”“公有制”“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走资派在党内”等等论述。应该承认，聚焦在这个“点”上，张的许多阐述是极其犀利的，比如：1967年国庆招待会时，张站在上海展览馆的阳台上，见工人造反派各头头脑脑的小轿车鱼贯而入。张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就说：明年是不是就要准备搞“三反”“五反”了？再比如：中央将“整党建党”的试点交给了上海，张在动员会上说，造反派新入党要防止腐化变质；老党员要在政治上向造反派看齐。通过整党建党要把上海建设成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根据地”。再比如：因上海的企业两年多没招工，1968年66届、67届毕业生分配时，几乎一半的名额在工矿。张春桥指示：出身好，表现好的不要留在上海工矿，要到黑龙江、郊区的农场去，因为那里的阶级斗争复杂，一些单位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同时，张那天的讲话没有说“扎根”，反而说我们的大学要招生了，可以吸收这些经过锻炼的青年。再比如：张坚持认为红卫兵是文革运动的产物，在中学“红卫兵就是共青团”。所以，在上海实行是“红卫兵转团”，即红卫兵毕业离校前转成共青团。而外地实行的是“红卫兵入团”，即在校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下，优秀的红卫兵入团。至文革后期，张还指示上海进行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自由职业者状况调查，甚或在上海实行“供给制”的可行性测算等。然而，将这个“点”放到“世代―时代”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张春桥今天的论述，除了感叹和遗憾，作为一个研究张春桥的学者，我甚至有种俗话所说“见光死”的可惜的感觉。恻隐地说，就是《张家书》还是不出为好，不出尚能保持张“一言不发”的神秘和尊严。现在张发声了，露相了，且是固守在“原教旨”形态的文革理论的框架中。若是有少许的客观反省，少许的“历史检讨”（难道操持文革运动的全过程，就没有一点可“反省”，应“检讨”的地方吗？！比如与“游雪涛小组”的关系；比如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比如据统计：上海1968年发生自杀案件8188起，死亡5607人，平均每天15.4人，绝大多数是因运动而迫害致死等），或者索性有更深刻更开阔的论述，等等。

当然，张的亮相必然获得一路人马的赞赏和喝彩是不言而喻的。

光耀，应该承认《张家书》的出版可称为一个“事件”。它“倒逼”着文革研究走向前台。当年，林彪属下“黄吴李邱”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引导出不少为“林案”呼喊的声音。现在，《张家书》又在香港问世，政治上不允许我们随便评论，学术上再“失语”，我们的学术良知和学术人格在哪里呢？

以上是我的想法，盼望得到你的回应。金大陆

2015年7月30日

二、金光耀致金大陆 大陆兄： 你好！

上次邮件刚发就得到整本《张家书》了。你的邮件来得正是时候，我刚将《张家书》匆匆读过一遍。你搜集整理张春桥的文革年谱资料这么多年了，对张的言行早有自己的理解，你邮件强调的两点显然基于你以往的思考，极为精到，同时还辅以不少“深部和细部”的史料，正好帮助我进一步理清阅读张家书时的思路。遵兄所嘱，稍作回应吧。

你对张晚年仍坚执于文革理论感到遗憾。张晚年在狱中思考些什么自然是每个读《张家书》的人都会着力关注的问题。张一生写过大量文章，要说其中最重要的，我们这一代人都会马上想到两篇，那就是1958年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和1975年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都深得毛泽东的称赞，前一篇文章是张得到毛重用的起始，后一篇文章可说是对毛“继续革命”思想的最后总结和阐发。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法权”。因为这个概念在文革期间影响甚大，我们都还记得，文革结束后在1977年还由中央编译局专门出面在《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法权”这个词完全翻译错了，使得“四人帮”得以别有用心地用这个词大做文章，因此应该拨乱反正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以官方机构废除一个译名在西词中译史上恐无前例）。自那以后“法权”这个词就见不到了，今天我们的学生对这个词已经很陌生了。但是没有了“法权”这个概念，如何来理解和讨论张春桥的这两篇代表作呢？又如何来理解和讨论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呢？因此，我在读《张家书》时，特别好奇张是否会在家书中继续使用这个概念。但翻过一遍，没有发现这个词，而“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这些词还是多次出现的。你说张坚执于文革理论，可为什么没有坚持“法权”这个核心概念呢？莫非张自己也感到这个概念用不上了？

当然我还是很认同你所说的张仍坚执于文革理论，他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思维方法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比如九十年代末他多次谈论世界局势，我的感觉是，基本上还是从七十年代美苏两霸争夺和主宰世界的视角来观察、来谈问题的，与那个时期《人民日报》国际版的言论十分相似。

你在邮件中说，张在狱中“信息来源通达”。但我在读了这些家信后想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获得了足够丰富的信息呢？从信中看，他可以看电视，读报纸。张维维在访谈中提到，1985年就给张买了收音机，后来还买了个带短波的，可以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信息来源应该是通达的。但另一方面，张毕竟深处大墙之内，对墙外发生的巨变缺少亲身的感受，除了每年有限的几次家人探访外，也无他人可以交谈。这不仅影响了他获取足够丰富的信息，也影响了他对所获取信息的理解和分析。他在家书中对经济改革提倡“优胜劣汰”大加批评，就是一例。我是从朱永嘉想到此点的。朱永嘉应该是与张最心心相通的人之一，但朱对经济改革就并不完全否定，因为他出狱后接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区边有菜市场和水果摊，家里有从农村来的保姆，他生活在改革开放后的现实社会中。而这一切张都没有能够亲身经历。信息获取除了新闻媒体外，还有一个主要来源是书籍。我注意到张读书的一个细节，张在1999年3月的家书中专门谈到他通读了一遍《论语》，读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的批注本，并对这个批注本称赞不已。对此我很惊讶，要读《论语》的话，到90年代有多少本子可以挑选啊，怎么会去读这个本子呢？我不知道是否张别无选择，无法获得其他的本子，还是他对工农兵学员情有独钟。为此事我专门去问了朱永嘉，他说他要读《论语》的话，根本不会去读那个本子，而是去找《诸子集成》来读了。我还记得朱以前说过，一进监狱他就知道坐牢的时间不会短，就叫他母亲给他送了一套二十四史到牢房里来。后来朱在监狱里做老师，给刑事犯上课，更有机会读各种历史书籍。从这里可以看出张与朱两人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彼此是心心相通的。张是一个“革命干部”，一生做的都是“革命工作”（维维在访谈中说他是一个做宣传的党务工作者）；朱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专业，“干革命”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能“干革命”了还是想回到自己的专业去。于是，两人的狱中读书就显示出了差异，这当然也就会影响到他们对问题的思考，因为新的思想资源是要从阅读书籍中获得的。写到这里又想到了姚文元，他似乎是介于“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或两者兼而有之，听说他在监狱里读了许多与自然辩证法有关的书籍。我想，他们几人在阅读上的差别都与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自我期许有关，这也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狱中思考。还有一点，是与朱永嘉交谈时他提醒我的。朱说，张这些家书都是在监狱里（1998年后保外就医也是监视居住）写的，寄出前都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检查（维维的第一封信从上海寄出到在秦城的张手中是十四天），所以并不是想到什么就会写下什么的。朱是有狱中经历的，所以我想他的这一提醒十分重要，否则像我们这些书斋中人阅读《张家书》时很容易忽视此点。我注意到，张在家书中几乎没有提到邓小平（只提到一次，1975年底，两人外事活动后在人民大会堂对饮几杯，“大家虽然想说几句愉快的话，也难以改换当时的空气了”）。但维维在访谈中讲了张去世前不久的一个梦，是关于邓小平的。我们虽都不懂梦的解析，但我认为这表明张对邓是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将邓看作政治上的最大对手的，但家书中却不去涉及。这样看来，张在家书中是否没有畅所欲言呢？而在与家人的谈话中还有更多的内容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将这个问题向维维提出，请她多谈谈。

你在邮件中说家书使张发声了，露相了。确实，家书肯定会修正人们心目中张“一言不发、桀骜不驯”的形象。它可以让你看到作为政治人物的张的另一面：父亲和外公，特别是给两个外孙的那几封信。

这次出版的《张家书》一共五十八封，主要是给维维的。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知道，张还有不少给其他子女的信件，不知之后是否也会出版。读了现在这些信件后，当然是会有进一步期待的。

大陆，遵嘱拉拉杂杂写了这些。现在你也有了整本家书，待你读完后，应该比我有更多的感悟，那时我们再交流，听你的高论。暑安！光耀 8月2日

第二篇：张春桥的讲话

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我早就想好了有这么一天。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讲话

（张宏良按：最初看到张春桥这个讲话感到十分疑惑，因为30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始终一言未发，不过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的确很像张春桥的讲话。张春桥讲话的历史基点和凝练风格是很难模仿的。或许有人会说，邓小平的讲话更加简练。对！邓小平讲话是简练，张春桥讲话是凝练，简练的讲话容易模仿，凝练的讲话很难模仿。从这个讲话题目和内容看，张春桥事先已经预料到了政敌的胜利和自己的悲剧结局，他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见风转舵，及时投靠对方，而是坐等灭亡的最后降临。在此张春桥的“弱智”和邓小平的“睿智”形成了强烈反差。附件中是邓小平分别给毛主席和华国锋的两封信，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导致了邓小平1975年复出，并且不是一般复出，而是党政军大权在握；给华国锋的那封信不仅导致了邓小平再次复出，而且最终还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特别是邓小平给华国锋的那封信，如同致幻剂般让华国锋迅速迷失了自我，洋洋自得地对陈永贵等人说：“我给了邓小平第二次政治生命，邓小平肯定会感激我一辈子”。张春桥一直被指责为是老谋深算的“军师”，既然是老谋深算的军师，就不可能不懂得诸如“屋檐低头”“蝼蚁贪生”这类连低等动物都知道的活命哲学，导致张春桥明知是地狱而仍然前行的，其实是所有历史变革者都难以克服的手段和目的之间二律背反的内在悖论。正是这个历史悖论推动耶稣走上了十字架，推动释迦牟尼苦苦冥想于菩提树下，推动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推动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有人感觉政治话语太复杂，不好理解，就看一下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吧，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学者还是市民，那些竞争的胜出者凭借的是什么？是更有道德更有才能？还是更加阴险更加卑鄙？懂得了日常生活中这个现象，也就懂得了历史变革者总是悲剧命运的深刻道理。下面是张春桥的讲话和邓小平的信。）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

……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 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

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

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附：邓小平给毛主席和华国锋的信

邓小平给主席的一封信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两封信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第三篇：红色家书《狱中自述》读后感：为有牺牲多壮志

为有牺牲多壮志

――红色家书《狱中自述》读后感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为了追求革命真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李大钊同志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说过：“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他认为，为信仰和事业献身才算死得其所。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他面对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当他知晓教育界、北方铁路工人等人要解救他时，他坚决反对、制止。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的，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在其生死攸关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如何保存革命力量，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还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狱中自述》，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这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而奔波，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受到鼓舞和启发，学习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此后，他便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努力奋斗。直至他牺牲，他都准备用生命的最后一刻来继续唤起民众。

在《狱中自述》一书中，李大钊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自己的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他坚信自己所追求的真理，所献身的事业必定会成功。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从容地走上了敌人的绞刑台，时年38岁，他用鲜血谱写了一篇为党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生命乐章。先驱虽逝，精神永存。李大钊同志以其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激励着共产党人奋步前行，唤起了更多人的觉醒。

17级思政（1）班 刘钰

第四篇：狱中心得体会

狱中心得体会

当我来到监狱，剃了头发，穿上囚服变成一位服刑人员时。面对四周的高墙电网，处于远离故乡的亲人处境中，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心里百般滋味涌上心头，感叹生活的跌啱起伏，人生旅途的坎坷崎岖，各种想法都有这应该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反应吧。

由于我的贪婪、莽撞、任性和自以为是等等，照成了我人生的失败与挫折，以前在这种失败与挫折中我把看做一种灾难。一种惩罚，一种倒霉，陷入的无限的泣丧自卑之中，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中，经过这几个月的惩罚与改造之后，现在我把他看做为成一种锻炼我，磨练我的一种机会，从而进一步认识和改正自己，充实和完善自己，向自己心中的理想目标前进。

人生不可能有坦途，当无法改变外在环境时，就必须跨越生命中的障碍，改变自己，直到成功，在人生的舞台上大部分成功者都非常艰辛，不断接受挫折失败打击的过程。而他们都撑过来了，并且转变成自己的有利经验和能力，使自己创造更多的成绩，因此我应该正确的面对眼前的苦难，苦难虽然给我带来痛苦，却会让我变的更加艰强，人生没有痛苦也就没有快乐，人生路上困难与成功，痛苦与快乐都是形影相随的，在拥有痛苦的同时，也在等待着快乐，这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生活中必然会有挫折与失败，艰难险阻，这不应该是我退缩的理由，因为真正的勇敢者敢在坎坷的道路上放声歌唱，敢在崎岖的悬崖上雕出绮丽的花朵，成功只属于那些无谓的勇敢者。

人生在世谁没有面对过风霜的侵袭，又有谁在茫茫人海中漂泊，能顺利的获得一席安寝之地呢。在人生的旅途中又有谁自始至终都是幸运的呢，生命中没有不交换着喜悦和悲伤，顺利和坎坷，幸运和不幸，得到和失去，就是这些如此频繁的内容，构成了生命的多姿多彩，才可以尝到生命中复杂的滋味，到了日落黄昏的时候，才会有那么多的回忆内容，其实每个成功者背后都有一段苦难的历史，关键是怎么去把握，生活就像一道一道的难题，等着我们去破解，只有坚持坚韧坚强，才能吧这些人生的难题一道一道的破解掉，因此我要面对人生挫折与失败的最大苦难，应该保持一颗坚持坚韧坚强的心，从这所没人愿意上的特殊学校里毕业，哪才是人生的强者。

曾有人把人生几十年分为六个坎，看如何通过这些坎，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坚持坚韧坚强，二十岁之前谈梦想，二十岁后谈理想，二十岁应该可以正确树立自己前进跋涉的目标了，才能减少人生的曲折，三十岁谈责任这个年龄段有很多的重担压在我们的肩头，无可逃避，也别无选择的要承担责任，结婚需要有个爱巢栖息，儿女出生要全力哺育，父母老了要尽养育之责，这都要一个一个的去履行，没有人可以代替，四十岁谈事业，此刻有志者已经事业有成了，五十岁谈经验，孔子说过一句话：五十而知天命，必须对自己进行一番总结了，化成后人的财富，六十岁谈往昔，如果不把握好时光只能遗憾一生不堪回首罢了，但夕阳苦短，来日无多，此刻也可以发挥余热，不往人生一世，所以不管我处于哪个年龄段都有珍惜时光，坚持正确的人生方向，坚韧不拔地奋斗，坚强的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谁的生活不曾有过崎岖坎坷，谁的人生不曾有过困难挫折，如果不能逃脱人生前进的磨难，哪就要牢牢地拥有一颗百折不挠的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吃什么样的苦，再苦再难也要坚强的生活，只有拥有了这样一颗坚韧豁达的心，就可以在生命中的大海上扬帆起航，乘风破浪。

因此在这短暂的几个月里，让我明白了怎样去懂得知足，懂得放弃，把身边的俗事抛开，把眼前的角遂看淡，人生仕途中，放弃对权力的追随，随遇而安，得到的是宁静与淡泊，在淘金的过程中，放弃对金钱的无止境的争夺，得到的是安心与快乐，在春风得意，身边美女如云时，放弃对美色的占有，得到的是家庭的温馨和幸福。

古人云：无欲则刚，这其实就是一种境界，一种修养吧……虽然我失去了人生短暂的几个月自由和以前的失败与挫折，但我得到了人生的磨练和烈火中的新生，因此让我学会了怎样去懂得知足，懂得放弃，懂得了在人生道路上要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共处，学会做事，其根本的要求就是要学会怎样去做人，调整心态去反省昨天，把握今天，把握生命的每一天，然后怀着美好的情感和愿望生活下去，把压力变成动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心态，坚定的走过一个又一个鸟语花香的清晨……

第五篇：狱中联欢读后感

《狱中联欢》选自长篇小说《红岩》。学完这篇课文后，我的心情像大海的波涛久久不能平静。革命先烈在狱中唱歌，表演节目的情景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篇课文讲述了国党统治区元旦节那天，革命者虽然身在狱中，却为了新中国的胜利，依然开起了联欢晚会。他们尽情地唱着歌，尽情地扭着秧歌，幽默地写春联讽刺敌人的真实故事。

我被革命先烈临危不惧、顽强地与反动派作斗争的崇高精神所感动。他们不幸被抓进监狱，受尽了反动派的折磨，敌人的机枪时时都瞄准着他们，随时都回夺去他们的生命。可是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华族，他们纵情高歌，宁愿牺牲个人生命，也要同敌人斗争。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毅力，多么崇高的精神啊！

联想到现在，有些人受物左右，丢开人生的理想。除了个人私利，什么信仰，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全都抛在一边。他们忘记了：正是像狱中那些的千万烈士的鲜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想：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必须继承革命先烈顽强、崇高的精神。并且努力学习，为祖国的未来肩负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