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的文学贡献是什么

第一篇：史记与汉书的文学贡献是什么

史记与汉书的文学贡献是什么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而完成。《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 川剧汉剧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的影响 开创断代史体例

首先，《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沿袭。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学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其次，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

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

《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叙述了秦 《汉书疏证》(清朝·沈钦韩)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别记载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五行志》、《天文志》和《律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确立书志体

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书志体始创于《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开创目录学

在《艺文志》中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保存重要的历史文献

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十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第二篇：《史记·淮阴侯列传》与《汉书·韩信传》比较

《史记·淮阴侯列传》与《汉书·韩信传》比较

—第四部分

《史记》和《汉书》分别是西汉司马迁和东汉班固的著作。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部历史著作，成型于不同时代有着很多不同之处，比如不同的记事笔法、取材、风格和文字。尤其是文字和语法方面，司马迁秉笔直书，兼取口语，故行文多用散体。班固则因工辞赋，习藻饰，所以书中好用古字、崇尚藻饰，韵偶多而散行少。所以在学习韩信传时就会存在一些可比较的字词或者语法。现就《汉书韩信传》与《淮阴侯列传》的第四部分进行粗浅的比较分析。

在整理对比过程中，发现以下几种情况：成句的详略问题，主要表现在主语省略、虚词省略、情景描写省略还有词藻修饰的详略等；汉字在发展过程中的运用变化，主要指异体字、古今字、通假用法和活用现象，词性的多样性和同义词；词句表达的语序变动句型不一致。

成句的详略问题在两书比较后发现这似乎不能证明《史记》当简之处及其简洁，不拘一格，而《汉书》则讲究细致工整，组织严密这一现象。原因如下；《史记》中大量保留了句子的完整性，而《汉书》则大量省略了主语和宾语。例如汉王借兵而东下（史）和借兵东下（汉）。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史）和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汉)“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和“項王败，昧亡歸信。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句：“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与“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我认为这只是表达事情的清楚与否，要论《史记》与《汉书》谁更严密或者简洁最好从记录故事的细节完整性这一角度出发。《汉书·韩信传》对《史记·淮阴侯列传》的增删处理，主要表现在前面删除了《史记》中蒯通与韩信、刘邦对话中的三大段内容，并对其进行了修改。且还有对开头与结尾的增删处理，尤其是结尾的韩信被杀，蒯通被刘邦逮捕之后为自己辩解的一段对话与“太史公曰”一大段。

对于虚词而言，找到了大致的规律，《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大量运用了丰富的虚词，例如“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中的“而”表并列；“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中的“而”则表转折；“陳豨拜為钜鹿守，辭于淮陰侯”中的于是表对象；“召辱己之少年令出 胯下者以為楚中尉”中的“之”为“的”的意思；“欲發以襲呂后、太子。”中的“以”表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修饰辞藻的语气词，如“夫聽者事之候也”的“夫”是句首发语词；“再至，陛下乃疑矣”中的矣为句末语气词。其实在《汉书·韩信传》里也有此类词语的修饰，在这里就不作为重点了。

字词运用的不同在这里是一个亮点。通过对字词的分析比较可以突出差异，也可以展现词类发展过程中的面貌。

1、厭 黶

後爭張厭、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史记淮阴侯列传）及爭張黶、陳釋之事。（汉书）

“厭”为“ 黶 ”的古字。掩蔽；掩藏。《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杜预注：“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陆德明释文：“厭，於冉反。”《庄子·齐物论》：“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

2、澤 釋

後爭張厭、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史记淮阴侯列传）及爭張黶、陳釋之事。（汉书）

“澤”通“釋”。松散，解散。《周礼·考工记·序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陆德明释文：“澤音亦，李音釋。”马王堆汉墓帛书乙本《老子·道经》：“唤呵其若淩澤，沌呵其若樸。”按，今本《老子》作“涣兮若冰之將釋。”参见“澤2澤”。

3、病 疾

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

“病”：重病；伤痛严重。《论语·述而》：“子疾病，子路請禱。”《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 杨伯峻 注：“病謂傷甚。言若其傷甚重，則將殺之。”《汉书·张良传》：“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唐韩愈《裴君墓志铭》：“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

.“疾”：病，病痛。《书·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汉王符《潜夫论·思贤》：“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良毉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簡子 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 北齐刘昼《新论·贵言》：“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宋史·崔翰传》：“淳化三年召還，以疾留京師。” “疾”与“病”的区别在于：“病”常指病得很重，而“疾”则常指一般的生病。“疾病”连用时有两种情况。一种为病重的意思，例如《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亮疾病，卒于军。”另一种情况，“疾病”是同义词搭配的双音词，何现代汉语没有区别。

4、怏怏 鞅鞅

（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怏怏，羞與絳、灌等列。

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怏怏】不服气或闷闷不乐的神情。【鞅鞅】因不平或不满而郁郁不乐。鞅，通“ 怏 ”《史记·秦始皇本记》：“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 《汉书·高帝纪下》“北面爲臣，心常鞅鞅。” 颜师古 注：“鞅鞅，不滿足也。”《史记·高祖本纪》作“怏怏”。

5、豫 與

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

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豫”通“ 與 ”。参与。《国语·楚语上》：“ 王孫啓豫於軍事。”《陈书·始兴王伯茂传》：“及建安人蒋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竝陰豫其事。”关涉；牵涉。《南史·孔琳之传》：“此事孔璪所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南史·文学传·颜协》：“ 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顔見遠乃至於此。’”

6、憐 哀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

两者为同义词，均有哀怜；怜悯的意思，憐：“哀怜；怜悯”。汉王褒《九怀·通路》：“陰憂兮感余，惆悵兮自怜。” 哀：“怜悯；怜爱；同情。”《吕氏春秋·报更》：“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诱注：“哀，愛也。”

7、乃 反

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两者均为副词。“乃”为竟然；居然。《战国策·齐策四》：“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晋陶潜《桃花源记》：“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反”为反而。《诗·邶风·谷风》：“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

8、至

之

陰使人至豨所

陰使人之豨所 • “至”为动词，有“到，达到”之意。《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至春，果病；四月，泄血死。”《汉书·匈奴传上》：“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当“之”为“到„„去”的意思时,作为动词存在。《汉书·高后纪》：“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諸大臣所疑。” 颜师古注：“之，往也。”

9、跪拜 趋拜

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

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

跪拜：屈膝下拜；磕头。《史记·淮阴侯列传》：“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 “趋”有“趋向，奔向”之意。

10、詳狂 陽狂

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

通説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

“詳”通“佯”，假装。《史记·李将军列传》：“行十余里，广~死。” 陽：“表面上，假装。”《韩非子·说难》：“则~收其身，而实疏之。”《汉书·邹阳传》：“是以箕子~狂，接舆避世。”

11、常

尝

上常從容與信諸將能否，各有差。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

“常”通“ 嘗 ”。曾经。《荀子·天论》：“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王先谦集解：“《羣書治要》常作嘗，是也。”《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三》“ 孫權 常獵於山下。” 唐赵璘《因话录》卷三：“常躬耕得金一瓶。”

12、無 亡

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 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亡患。” “亡”通“無”，没有。两者为古今字。《诗·小雅·车攻》：“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毛传：“有善聞而無諠譁之聲。”《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论语·子张》：“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邢昺疏：“亡，無也。”

语序的不一致在文中找到的比较少，可以表现为具体的短语位置不一致和动名词组合不一致。如：

①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主谓短语）

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竊為足下之！”（动宾短语）

②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数量短语）及下鄉亭長，錢百（主谓短语）

此外，两书的编写过程中出现了句型异样的迹象。如书中体现的判断句型： 高祖曰：“是齊辯士也。” 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

从浅显的对比中我们可以证实一开始讲的问题，《史记》和《汉书》始终有着各自的特点。史记比较浅显易懂，多用俗字；汉书则好用古字，直录古书。史记喜用对白，据人物口吻直书，所以逼肖传神，汉书则将省去对话。史记虚字特多，如用「矣」往往代表讽刺和抒情，「也」往往有从容舒缓之意。使得人物语气入神入妙，汉书简省虚字，文章遂予人茂密滞塞之感。二者之间不同的用词用字也可以看出两位作者的背静和著书倾向。

第三篇：《史记》《汉书》中的人物差异——项羽

《史记》《汉书》中的人物差异——项羽

《史记》和《汉书》虽同样是记录中国古代历史但在人物表达方面却略有不同 其中包含了两位作者的情感 《史记》《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 司马迁在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不料，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让后人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训，并无毁谤朝廷之意。后来无罪开释，汉明帝更给了班家一些钱财，帮助他们写下去。可见其两人命运坎坷 在对待同一件事情上会有自己的见解。

一.《史记》与《汉书》内容对比

《汉书》写于《史记》之后是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所以班固续写的。在《汉书》中就免不了借鉴与《史记》在《汉书》项籍传袭用《史记•项羽本纪》。《史记》为项羽专著一本纪，而《汉书》将陈胜与项羽合传，传赞部分亦将《史记》陈涉世家赞与项羽本纪赞合并。《汉书》项籍传大幅删减《史记•项羽本纪》中字句，以互见法移置段落至《汉书》他传中，并调整后半部分传文顺序，使《汉书》项籍传字数缩减为《史记•项羽本纪》的三分之二左右，并占《汉书•陈胜项籍传》字数的三分之二。关于《汉书》传文中的删补移置,大段变动方面《史记》第1-

9、11-15、20、25、40-

42、45段与《汉书》各对应段落内容大致相同，仅字句略有删改。

二．《史记》有误而《汉书》改正者

1、称谓问题：

《史记》：“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梁玉绳案：“前此皆称项籍，此后忽改称字而不明何也，高纪则皆称字。《汉书》项籍传亦是。”

《史记》：“楚王阴令羽诛之”，《汉书》作：“楚王阴令籍诛之”。梁玉绳云：“古人亦自称字，《汉书•匡衡传》注引衡与贡禹言匡鼎白，后书周黄徐姜申屠传序述闵贡语云，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哉！《汉书》‘羽’作‘籍’。” 《史记会注考证》：愚按当从《汉书》作“籍”，下文“籍何以至此”“籍独不愧于心乎”可证。

2、《史记•项羽本纪》：“陈馀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史记•高祖本纪》：“陈馀怨项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说说田荣”《史记•张耳陈余列传》：“陈馀乃使夏说说田荣”，《汉书》陈馀传：“及齐王田荣叛楚，馀乃使夏说说田荣”，说者皆无张同，恐并非二人同说者，仅夏说耳。梁玉绳已指出。

3、陈馀迎立故赵王歇反赵事，《史记•项羽本纪》记作汉元年，《汉书•项籍传》作汉二年事，《汉书》为是，前文已证。

4、《史记》：“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据《秦楚之际月表》此事当在汉二年春。梁玉绳曰，“冬”当作“春”，事在春也。按《汉书•项籍传》此处未标明时间，《汉书•高帝纪》作：“春正月，羽击田荣城阳，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可为旁证。

5、《史记》：“部五诸侯兵”，徐广曰：“部”一作“劫”，王念孙按：作“劫”者是也。《高祖纪》及《汉书•高帝纪》《项籍传》并作“劫”。《陆贾传》亦曰汉王鞭笞天下，劫掠诸侯，隶书“劫”“部”形相近，故“劫”误为“部”。

6、《史记》：“楚下荥阳城，生得周苛。”梁玉绳按：“高纪及《汉书》此事在羽东击彭越之后，当三年六月，今并书于五月守荥阳下者，盖终言之，于文法为连叙。亦犹上文叙陈馀破张耳迎赵王歇一节，是二年事，而因陈馀说田荣，遂并叙于元年也。” 《汉书》所记是。

三．《汉书》有误而《史记》无误者

1、《史记•项羽本纪》记陈馀说齐王田荣、迎赵王歇返赵事在汉元年四月，《汉书》项籍传作汉二年事。《秦楚之际月表》：“十月，歇复王赵。”此十月为汉二年十月，故按照月表，陈馀说田荣事应在汉二年。《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故耳走汉 ……陈馀已败张耳，皆复收赵地，迎赵王于代，复为赵王。”可见此事应在汉元年四月。

2、《史记》：“愿为诸君快战”，《汉书》：“愿为诸军快战”。念孙按：“‘诸军’当依《史记》、《汉纪》作‘诸君’。羽此时但有二十八骑，不得言‘诸军’也。下文亦作‘诸君’。

四．《史记》《汉书》均误者

1、《史记》：“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汉书》袭用作：“当此之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走入钜鹿城。”《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云：“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张耳与赵王歇走入钜鹿城，王离围之。陈馀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钜鹿北。”此时陈馀将兵在钜鹿北，并不在钜鹿城中，梁玉绳曰“此‘陈馀为将’四字，因下文有之而重出，当衍去。” 《史记会注考证》亦考出。

2、《史记》：“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汉书》：“又以齐、梁反书遗羽”。《史记会注考证》：“‘齐梁’当‘齐赵’之误，下文齐欲与赵并灭楚，可证，后人据《汉书》妄改。” 按反书曰：“齐欲与赵并灭楚”，则《史》《汉》均误明矣。

对比总结

《汉书》文字力求简古，要求整饬，往往删去《史记》中赘余及虚助词语。《史记》传文中颇具散文性的字词，《汉书》袭用后多被去掉或用更简练的词句代替。《汉书》多用互见法，将《史记》传文细节部分移至他传，故其文学性、生动性大大降低。《史记》多行散句，重文采及行文气势，着重用对话表现主人公性格，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突出，《汉书》将其改为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但文字简洁整饬，叙事较《史记》明晰，并纠正《史记》项羽传中史实有误处。两传行文风格不同，《史记》更具散文性质，《汉书》只顾简省，可读性降低，某些地方甚至有诘屈聱牙之感，皆因简省太过的缘故。

在《史记》《汉书》中究竟谁贬低了项羽?谁赞扬了刘邦? 历史上项羽和刘邦作为对手，在司马迁和班固眼中，谁在其心中地位更高一些？

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这样的描述“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可见出生平平就是农户家的一个普通人。“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可见在司马迁认为在刘邦成年以后也不过是个小混混而已。可见在《史记》中司马迁贬低了汉高祖刘邦。而司马迁对项羽的认可不通过文章阅读就可发现，十二本纪就项羽一人不是皇帝。在描写项羽方面项羽，是一位英雄。天生神力，“吴中子弟皆惮之”。其志向博大高远，他很讲信义。可见司马对项羽的赞扬和对刘邦贬低。结论：史记贬低了刘邦汉书贬低了项羽

人物评价

少年英雄，志在天下楚国灭亡之后，项氏家族惨遭屠杀，少祖父项堇被车裂于家乡吴中。他与弟弟项庄随叔父项梁流亡到吴中。年少时项梁曾请人教他书法诗歌，籍学了没多久便厌倦了；后梁又请人教他武艺，没多久又不学了；梁大怒！籍曰：“学文不过能记住姓名，学武不过能以一抵百，籍要学便学万人敌！”于是梁便教授他兵法。但其学了一段时间后又不愿意学了，梁只好顺着他不再管他。籍身高八尺余，力能扛鼎，气压万夫，年青时志向便极为远大。一次秦始皇出巡在渡浙江时，项羽见其车马仪仗威风凛凛，便对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之（我可以取代他）。”秦二世元年，大泽乡起义，项羽随叔父项梁在吴中刺杀太守殷通举兵响应，此役项羽独自斩杀殷通的卫兵近百人，第一次展现了他无双的武艺！二十四岁的项羽，就这样被农民起义的急风暴雨推上了历史舞台。可最后也不得不写下这样的诗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失败可能是命中注定的吧……

第四篇：汉书地理志与史记货殖列传之关系

《 史 记 • 货 殖 列 传 》 是 《 史 记 》 的 卷 一 百 二 十 九、列传 第 六 十 九。专 门 记 录 通 过 从 事 商 业 活 动 以 “ 生 资 货 财 利 ” 的 人，是 反 映 司 马 迁经 济 思 想 的 重 要 篇 章。其 中 还 包 括 有 对 手 工 业，以 及 农、牧、渔、矿 山、冶 炼 等行 业 的 记 载。尤 为 重 要 的 是，司 马 迁 将 全 国 划 分 为 若 干 经 济 区，分 别 对 不 同 区 域的 地 理 环 境、风 土 人 情、矿 产 资 源 等 方 面 进 行 记 载。这 一 部 分，班 固 在 《 汉 书 •地 理 志 》 中 多 有 引 用。在 时 间 顺 序 上，《 史 记 》 与 《 汉 书 》 有 着 先 行 后 续 的 关 系，二 者 在 内 容、体 例 上 多 有 相 似 之 处，这 一 点 在 《 汉 书 • 地 理 志 》 中 体 现 得 尤 为 明显。特 别 是 风 俗 类 的 记 载，班 固 辑 录 了 刘 向 之 《 域 分 》 与 朱 赣 之 《 风 俗 》，并 大量 参 引 了 《 史 记 • 货 殖 列 传 》 的 内 容。自 己 创 新 的 地 方 并 不 多。甚 至 宋 人 郑 樵 斥之 曰 “ 后 世 众 手 修 书，道 旁 筑 室，掠 人 之 文，窃 钟 掩 耳，皆 固 之 作 俑 也！”①。班固 诚 然 借 鉴 了 一 些 前 人 的 成 果，但 《 汉 书 • 地 理 志 》 与 《 史 记 • 货 殖 列 传 》 究 竟有 什 么 样 的 关 系，下 面 作 以 简 要 分 析。

第五篇：《史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的文学价值

作为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西汉司马迁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记述了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全面记述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取材广泛，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深刻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同时，首创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又吸收了编年、记事等体裁的长处，以本纪、世家、列传为主，又有表、书相配伍，此后，纪传体成为中国古代正史编撰的规范。因此，《史记》具有较高的的史学价值。

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也同样显示出它的价值。《史记》中的传记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社会历史的广阔画面，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作者为人物作传，不只是一般记叙人物的事迹，而是努力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来，为此，他总是在充分把握史料的基础上，先求得对所写人物的思想性格有一个总体的明确的认识，再利用对史料的剪栽取舍、穿插安置，突出其主要特点，使之成为个性鲜明的典型。如《项羽本纪》紧紧抓住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气质，着重表现其勇锐剽悍、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率直重义而寡谋轻信的真朴性格。他的气盖一世、想以武力屈服天下成为霸主的特色，贯串了他一生的言行中。

为了使人物形象突出，司马迁采用了多种艺术方法和手段：

（1）注意选择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和典型事例，显示出人物的主要特点。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作者就是抓住了他一生中最能体现性格特点的三件事——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来写，突出了他的悲剧性性格。

（2）注意选择矛盾冲突尖锐的场面，让人物在斗争中和彼此映衬中展示鲜明的个性。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展现出众多人物的不同性格。项伯、张良、范增、樊哙等，无不神态毕现，呼之欲出。

（3）注意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只有项羽，才会在沛公试探时一语道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也只有霸王，才会在临死时喊道“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正因为如此，《史记》塑造了各式各样的活动于历史舞台的人物形象，雕塑感极强，使人几乎有一种可以用手指触摸的感觉。另外，在叙事上，《史记》波澜起伏，情节曲折，故事性和戏剧性很强。同时，《史记》的语言气势磅礴，精炼流畅，生动活泼，富于表现力。

正因为如此，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仅对其史学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对其文学价值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