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儒家文化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影响1

第一篇：论文：儒家文化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影响1

儒家文化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影响

胡武云

(广西大学 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0)

［摘要］：本文首先粗略介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与道家、法家等相较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性。其次，表明了当前“家族企业”现状和普遍性，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港台、中国大陆，家族企业都茁壮成长。再次，在中国几千年风风雨雨历史中，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指出中国文化“家”的根源性。最后，选取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优秀性的一个较小的角度，分别表明儒家文化对华人家族企业的深刻影响。

［关键字］：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华人家族企业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就儒家文化的系统性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影响来看，儒家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道家看似虚玄，倡言“无为”，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无不为”，当时的“无为”是在等待时机，时机一到就更加“大有为”，但消极避世的思想抹杀它一定的光彩。法家文化一切以实效为依归，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自秦严刑峻法和秦朝的迅速崩溃后，法家文化逐渐走向穷途末路。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更是世界军事领域著作的一朵奇葩，但没有续作者发扬光大。儒家文化主流都是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流长而不衰，就得益于孔子及其后历代圣贤的儒家文化的精神滋养。儒家文化就当前对国家、社会、民族、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企业、个人的现实意义影响而言，有其相当先进性的一面。当然儒家文化有其不容置疑的优点，同时也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它的优点，发扬儒家文化先进性的一面贡献于华人家族企业。

所谓“家族企业”，指企业资产和股份（50％以上决策权）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之中，领导层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企业内部管理带有浓厚的家庭色彩。或者用泛家族规则来整合企业的管理资源。首先，东南亚是最早的华人移民地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华人经济已成为东南亚各国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东南亚华人经济就是靠华人家族企业支撑。港台的大型企业如长江实业、台塑也是家族企业居多。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国内的民营经济中，家族企业至少占到了９０％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单一业主制的企业，也有合伙制的企业、共有制的企业，甚至还出现了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所以，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大力发展家族企业。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将是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家是中国人的生活重心，研究华人的企业文化，自然要特别注重对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家族企业是华商企业的主要经营形态。华人家族企业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中国人的群体精神是“家本位”群体精神，具有典型的家族 文化特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就是“家本位”的代表。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强调君王应当像“家长”关心家族成员一样关心自己的子民。在家要父慈子孝，在外任职要做父母官，一切都要遵守伦理秩序。所以，中国人的社会人格是以“家”为中心的。其次是家旅世袭制，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形成了中国人特别严重的内耗特点和防范心理，但它也强化了中国人的家族意识，迫使人们从内寻求支撑，以血缘关系为最基本的纽带，渗透到家族资本的运作特征中去。中国人在本土以血缘为纽带抗拒天灾人祸，而在国外，上无片瓦遮天，下缺立足之地，就只能以血缘纽带求生存求发展，由此形成海外华人独特的家族世袭管理模式。所以绝大多数华人家族企业的传承都带有世袭的倾向。

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智、信”。

儒家思想是以“仁”作为核心的概念。孔子所谓的“仁”，在字型上是“从人，从二”，亦即“二人为仁”.“仁”字的基本涵义是二人的关系，仁也即“爱人”，从而道出人与人之间适度的关系，最终的实现通过“善”联接。儒家文化讲究“择善固执、止于至善”。若是孤独的一人，则没有行善的机会。所以，儒家没有关起门来做圣人，而充分发挥社会关怀。这有利于发挥华人家族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也有利于华人家族企业家“富则兼济天下”。最终驱使华人家族企业家最终把一定量的社会财富通过捐赠的形式回馈社会。彭年酒店董事长、港商余彭年全身投入“彭年光明行动”的慈善事业，5年内在国内的甘肃、湖南、青海等九省一市计划投入5亿元做20万例免费白内障手术。而且每年都有大量财富进行捐赠。余彭年从几乎身无分文的内地人只身到香港闯天下，从打工者一步步积累财富，创立年营业额达20亿彭年酒店集团。期间积累财富的艰辛恐难为他人所知。但拥有了财富却兼济天下。这和儒家文化“向善，行仁” 的深刻思想不无关系。“仁”还促使华人企业家完成一定的社会价值。阿里巴巴网站创始人兼董事长马云讲过：“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要完成某种社会价值的。企业家的公民意识正是源于这种企业家精神”。“仁”套用一句很现代的话就是“以人为本”，真正“以人为本”的企业家，也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中国历代国家都有实现“仁政”，企业家也可以实现“仁商”，这样可以促使企业家和员工实现和谐相处的精神。

义是事之“宜”，即“应该”。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人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在儒家的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所以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华人企业家如理解不是很深刻，舍利而取义就大错特错了。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影响了很多企业家。其实，要深刻理解：企业的本质天然具有趋利性，企业的最大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此需辨证理解“义”与“利”的关系。孔子也曾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商人其实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商人只知“唯利是图”，舍义而不顾，这种商人往往不择手段追求钱财，最终做不长久。第二种商人“有义无利”，只讲哥们义气，到处被人赊欠，资金链一旦断裂，弄的企业衰败。二世祖败家的例子不胜枚举。第三种商人讲究“有利有义”。这是商人最高的一种境界。这种情形是可以做的到的。香港首富，世界上最成功的华人企业家李嘉诚就讲过“行仁义之事，赚无量之财”。李嘉诚成功帮助包玉刚收购九龙仓就做到“有义有利”。李嘉诚不遗余力帮助包玉刚的中资财团，是出于义；后得到九龙仓的股份，则获得了利。所以，对于华人家族企业家，更应辨正理解儒家文化中“义”与“利”的关系，这样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

在儒家学说中，礼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则，还礼的功能就是调节。人要满足欲望，有礼予以调节。礼还有一种功能，就是使能文雅，礼使人的情感雅化、净化。有礼才有道德。尊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礼就是人们的共同规则。马克思曾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父子之亲、男女之别、手足之情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关系。人应当有社会关系和礼，只有他们才使人异于禽兽。人与人互动时，不能没有行为规范。最基本的要求是“法”，较高尚的安排是“礼”。论语中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从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合而观之，礼与法可以并称，都是教育的初步内容。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企业家立身处世，不能不知礼。礼不只是典礼仪式或教条形式，它必须深植于一个人的内心情感。礼仪促使情义的深化，礼法与情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华人企业家在管理家族式企业时，公司内部企业文化崇尚“礼尚往来”，“有礼有节”，“礼多人不怪”。华人家族式企业更倾向于“人情礼仪主义”的特色。他们在做决策时往往必须考虑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西方企业中，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工具性的关系。而儒家文化更倾向于鼓励雇主与员工以礼仪情感成分来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华人社会有一种习俗：在农历新年前夕，华人家族企业老板会给员工不同金额的红包，以此表达对员工贡献的一种情义和奖励，员工可以根据红包的大小，了解老板对于自身表现的评价。

智对于儒家文化是相当重要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孔子周游列国而传授知识，既重视实践知识，又重视书本知识。孔子博大精深的知识和智慧，成就了他圣人的威名。儒家思想自董仲舒大力提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变成儒教，儒教与封建政体相结合，同时开创了科举考试选拔社会人才为国家服务的先河。儒家文化的知识与智慧，经过一代又一代大儒们的发扬与提高，终于成为中华二千多年来的主导文化。新儒家把《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放在一起称为“四书”，作为新儒家的基本经典。它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尤其要达到修齐治平，没有广博精深的知识和智慧，是很难成功的。当然，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当了国家或天下的元首，然后才能做治国平天下的事。他仅仅需要作为国家的一分子，为国尽力而为；作为天下的一分子，为天下尽力而为。只有这样，他尽到治国平天下的全部责任，就达到人格的完满。儒家文化积极的入世精神使中国文化一直是积极入世，而不是消极出世的。儒家所言“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都是要求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情。对于华人家族企业中成功的企业，无不非常重视知识。“知识改变命运，智慧创造辉煌”。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尤其需要学以致用，大胆创新。华人家族企业家为了企业的传承，无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李嘉诚就把两个儿子李泽楷、李泽钜送到美国留学，完成硕士、博士才回港委以重任。王永庆就把儿子王文洋送到英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派到大陆担当重任。

信是偏重人要讲究诚信，讲究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己及人和推己及人者两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忠恕之道，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在华人家族企业里，员工为了获取决策者的信任，往往必须牺牲个人的方法或短期利益，展现出对组织的忠诚。员工唯有在获得老板的充分信任之后，才能缩短员工与老板之间的社会距离，并进入组织中权力的内圈。因此，儒家文化的当权者在考量他跟某以特定下属之间的关系时，往往会特别重视“忠”“诚”的因素。

总之，儒家文化思想的“仁、义、礼、智、信”也不是彼此割裂开来的，而是彼此之间都有深刻的联系。“仁”和“义”合二为一，就是行“仁义”。华人企业家尤需行仁仗义，反对假仁假义。礼仪促使情义的深化，礼法与情义使人向善，从而向“仁”的核心转化。“仁、义、礼、信”的实现，最终更需要智慧做基础，所以中华仁人志士都积极入世，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追求智慧和光明。诚信、忠恕之道就是仁道，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又包括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所以，儒家文化思想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大基本点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为依归对华人家族企业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台）傅佩荣 哲学与人生 第一版 东方出版社 2005年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www.yifan.net 下载。

【3】 袁达 编 塑胶大王王永庆 第一版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年 【4】 谷书堂 主编 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 第一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5】 东方智 编著 李嘉诚独门生意经 第一版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年 【6】 贺雄飞 著 新经济与大企业家－走近儒商时代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0年

第二篇：儒家文化与我国家族企业

儒家文化与我国家族企业

作者：周瑾 编辑：studa20

摘要：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和行为，文章分析儒家文化和家族企业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提出利用儒家文化发展家族企业，并将儒家文化发扬光大。

关键词：儒家文化 家族企业 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在行为方式上，主张推己及人、由亲及疏、齐家治国，顺乎伦理贴近人情；在生活态度上，主张顺天因时，积极人世；在处事准则上，强调和谐，追求中庸，“过犹不及”。这些特质表明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可以作为行动的指南。

不管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家族企业仍然对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家族企业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家族企业都是普遍存在的，对于中国来说，许多以家族企业形式存在的中国私营企业(包括海外华人企业)构成了除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之外的经济实体。

一、儒家文化与家族企业的联系

儒家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虽然不存在了，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行为准则的儒家思想却牢牢地扎根我们的思想中，与我们的灵与肉结为一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家不断地从儒家思想中得到启发，成功创办企业的同时，也培育了优秀的企业文化。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经过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传承，对于现代中国企业的影响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家族企业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血亲和姻亲而产生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特别是血缘关系，还具有无法选择性和不可替代性。家族成员之间长期互动，彼此了解和特有的关注和宽容，使其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较之外来人而言要强烈的多。家族文化价值观使家族成员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目标，并对实现目标构成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就是一条心。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强调每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但也不乏会出现了一些过分贪婪、自私，对社会以及企业漠不关心的心理和行为。儒家文化的群体意识和对国家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处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基础上，增强整体的凝聚力，强调群体意识与团队精神，强调实现个人价值与奉献社会相融合，这也正是东方式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利用儒家文化发展家族企业

改革开放30年，也是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30年。如今，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经济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就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国的家族式企业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1.家长式；2.关系；3.不安全感。

民营企业家对待自己的企业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采用家长式的做法，这也正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在对于企业的管理方面，民营企业家依靠自己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避风险。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民营企业家带着一种不安全感，将企业发展壮大。但是这种家族式的企业不可能会发展的很大。因为它本身具有局限性。由于企业家不相信自己关系以外的人，但由于自身能力有限无法接受新观念，先进文化。

安利，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家族企业能够一直保持如此一个好的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所有人都把自己当成这个公司的一份子，对待这个公司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这就是与我国一些家族企业相比，能发展的久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在家族企业中，所有的管理者都是在这个企业中长大，都是随着公司一同成长，而且也非常关注公司的发展。可能在一些具体的公司运营方面，家族的每个成员都会有分歧，但最终的目标一致，都希望公司更好。

家族企业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管理者在制订企业发展战略时，着眼可以更加长远。任何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家族企业中的每个人必须相信未来，着眼长远，要非常有耐心。很多上市公司把眼光盯在各种财务报表上，报表要非常漂亮，而家族企业则可以踏踏实实做一家好公司。家族企业更容易着眼长远来制订企业发展的战略，尽管这个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短期收益并不好。

很多人觉得，在家族企业里，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是家族的成员，这是一个挺好笑的局面。但实际上，我觉得，所有的家族成员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促使我更好地管理这家公司。我觉得在家族企业治理的同时，保持一个融洽的家庭关系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家族的每一个成员对公司的业务都非常关注，他们也把自己的心血注入到了这家公司之中。

我们所有的家族成员都非常喜爱这家公司，也都非常认可公司的价值观，非常关注公司的发展。这同公司的两位创办者有关，他们就是把我们在这样一个氛围内带大的。我父亲经常对我说，拥有一个企业并不是拥有一种权利，更多的是承担了一种义务——管理好家族企业的义务。

历朝历代，聪明的统治者都会把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基本思想。儒家的精髓是叫人怎么做人和怎么治人。想必治人、治家、治企业、治国应该都在可以遵循儒家的精神。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抛弃了这种精神，你的企业就不会成为一个有灵魂有作为企业。儒家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在全球都是应该学习并加以运用的。套用过去一个词来形容儒家学说和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就叫“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如此，美国如此，全球人都如此。因为，那是做人的基本底数，是根本。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所以就要以宽阔的胸怀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要使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得以发扬光大，并且走向世界，为当代世界科学文化和管理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当今经济科学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必然会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越来越深远影响。

第三篇：(论文)关于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及其发展影响

学科类别：管理

关于儒家文化对企业发展影响的研究与分析

经济管理学院 张凌云 周进丽

指导老师 刘应文 讲师

摘要：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其精华主要体现在 “以人为本”、“中庸之道”等多个方面。本文从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方法关系出发,探寻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得出基于儒家文化的现代管理方法。关键字：儒家文化；企业发展；影响选题背景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历经两千多年漫长历史岁月，已逐渐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管理思想形态，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在国民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乃至社会心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塑造国民特质的主导力量。在未来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涵仍然将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一种智者的启迪。正如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宣言中指出的，如果人类想在21世纪生活下去，那就必须退回去，回到公元前6世纪，以便从生活在2500年前的孔子的智慧中受益。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管理观念，中国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管理的价值，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儒学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近代及现代企业文化构建，并对日本、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及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儒家思想和伦理与当代企业管理实践”已成为海内外中国儒家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无论是人们称为“后期儒家文化”的东亚工业地区，还是将日本新儒家管理思想输入本国的管理实践的欧美诸国，儒家思想在这些地区企业经营中的成功范例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方案论证

作为中华儿女，我想我们对儒家文化并不陌生，无论孔子还是《论语》都在我国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儒家文化也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样伟大的文化凭着它独特的魅力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经久不衰。

日本和韩国企业在现代化进程中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文化，日、韩现代企业的权威管理模式，恰恰是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扬弃以及与西方文化的对接，从而形成的日韩现代管理思想。然而在中国，儒家文化似乎只是一种摆设，我们对它只是敬畏，却不敢用于实践。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企业不应该一味学习西方的管理模式，而忘记自己可以拥有的独特魅力。儒家文化完全可以应用于中国企业，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为深入挖掘这个问题，我们开始了这个研究项目，即将儒家文化引进企业以促进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通过管志安老师的联系，我们专门与日昌餐厅老总曾日昭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并在中石化咨询公司等多处进行问卷调查，并在刘应文老师的指导下，理清研究方向，制定出合理的进度安排，故上述研究项目能够顺利完成。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对中国企业文化进行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2、3、大部分企业已经对其文化进行重视，一部分企业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企业文化体系。企业开始注重建立适合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许多企业在注重提炼企业精神的同时，不断完善企业制度、规范员工的行为。

然后对儒家文化的应用价值及缺陷进行分析，我们得出儒家文化有价值的部分，即

1、儒家文化讲求修身养性。通过个人修养，不断适应社会，适应周围的环境，做一个有德行、有思想、有品味的人。目前，许多企业也注重企业的修养，关注社会责任，提倡先做人后做事，出现问题先从自身找原因，通过个人的不断完善，进而影响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带动企业、行业往好的方面发展。

2、儒家重视和谐团结及个人培养。“和”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华子孙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团队中，个体做事情讲求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而对整个团队来说，则注重团队内部的和谐，不提倡个人主义。在个体教育方面，儒家文化强调有教无类。学习型组织的提法也大致如此应用到企业中，则是对员工实行全面教育、培训。

3、用道德约束个人行为。通过“礼”的约束，使仁、义最终被实施下去。江泽民以德治国的核心内容便是通过道德约束来规范个人的行为，从而推动整个国家良性展。在企业中，除了企业制度外，还会有一些非惩罚性而被员工自觉遵守的规范。

从儒家文化对企业制度、企业精神、企业物质文化、企业行为四个方向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出企业融入儒家文化的步骤。研究成果

通过这么和日昌港式茶餐厅董事长曾昭日的多次交流，我们从以下方面做出总结，得到儒家文化对企业发展影响具有重要作用。

一、信

信，即讲信用、不虚伪。孔子及其弟子提出“信”是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互守信用，借以调整统治阶级之间、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儒家把“信”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

现在我们虽早已远离了封建时代，但“信”作为我国优良的传统美德依旧值得我们遵守。而且，一个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小帝国，“信”，对内可以用于巩固高层管理者的地位，对外可以帮助企业形成良好的企业形象，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因此，“信”是一个企业做大、做久，向长远目标发展的必要前提。

二、礼

礼，即人际关系的正常规范，如礼仪、礼制、礼法等。

在一个企业中，“礼”是无处不在。下级对上级的礼，可以转化为下级努力向上升职的动力；上级对下级的礼，可以提高上级在下级心中的信服度或威信，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平级之间的礼，可以缓解员工之间的矛盾，避免不必要的纠纷，营造一种和谐的工作环境。

三、义

儒家认为“义”是立身之本，是行为的最高标准。孔子以义与利相对照，将义和利作为评判君子和小人的依据，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并不反对利，也重事功和民利，但儒家所主张的利，是在“仁”和“义”之道基础上的利。孟子继承孔子的观点和大力发挥，成为儒家义利之辨的代表人物。荀子对于儒家的义利观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这里的“事”，即事业、事功和获利的行为；“行”，即德行。

显然一个企业的经营是不可能离开利的，现代社会需要的也不仅仅是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等的舍生取义者，而是能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一切资源。不过企业也是需要义的。

企业领导者对员工的义体现在工资水平、福利政策等上，如果领导者能够给员工更多的工资和福利让员工过上更好的生活无疑是对员工最大的义。而员工对企业的义可理解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工作中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是公司的整体利益，总是为大局着想。所以说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义是相互促进的，企业对员工越义，员工也会对企业越义。

四、仁

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还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把仁同义联系起来，把仁义看作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其“仁”指人心，即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其“义”指正路，“义，人之正路也”。一个企业同样也许要“仁”。

领导者、管理者对员工要仁，有时要懂得包容别人的错误。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奖惩制度，犯了错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也许无可厚非，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我们又何必过分苛刻员工，让他们时刻处于一种担心一旦犯错被惩罚的紧张状态呢！以这样的心

理工作，必然不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当然这并不是说犯了错都不要惩罚，要是这样员工毫无后顾之忧企业就该乱套了。只是惩罚要把握好度，有适当的警醒作用又不会打击员工的积极性。

员工之间也要懂得仁。都说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竞争，我想有人群的地方也必然会有矛盾吧。有时是处于竞争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矛盾，有时是一个团队的人门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大都起源于一件很小的事，互不相让便将矛盾激化了。怎样工作都是一天，如果可以快乐地工作一天何必选择郁闷地工作一天呢？对别人仁其实也是对自己仁，什么都是相互的，所以不要埋怨别人态度不好，如果你对别人态度更好一点，别人必然不会对你差的。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如果一个企业员工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和谐的企业文化便诞生了，随之而来的是员工工作的好心情和高效率。

五、智

是非之心，智也。智者，即能明辨是非者。现在智的含义被推广了许多，拥有智慧的途径很多，成为智者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

一个企业要做到“智”便不是一个人的事了。企业需要充分利用企业里每个智者的智慧，以做出最优、最好的决策。因而，现在很多企业中会有一个智囊团组织，以辅助管理者做决策。

《三国演义》中有贤者居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智者居侧的16字治国之道之说。这与现代公司制的思想颇为相似：董事会居上，总经理居中，员工居下，监事会居侧。居上者、居中者、居下者都容易只顾自身利益而忘记全局观念，所以需要一个可以纵观全局的居侧者。

所以说，“智”对一个企业很重要，它是企业制定最优战略、实施最优方案的前提和保证。我们还对儒家文化融入企业的步骤进行研究，觉得应该首先对企业的文化进行分析，剖析企业文化的闪光处以及不足之处，对闪光之处进行发扬，对于不足之处进行改正，加入儒家文化。首先着重发扬企业的文化，利用养成好的行为习惯来剔除企业的不良文化。文化专家们经过研究认为企业文化的70%是由企业领导者创立的。企业家的精神境界决定着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领导者分析情况以确定公司目标，制定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在目标和战略中贯彻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并带动企业员工共同努力，以完成公司的经营业绩。在淘汰旧有文化的过程中，企业家要注重并积极创建新的企业文化，他应该根据个人理念和公司发展战略的需求来创建新的企业文化，并随着发展战略的调整，相应的建立新的企业文化以保证公司文化和企业战略的匹配。

再次就是企业必须通过公司制度及礼仪规范员工行为。招聘员工的时候，着重选择与企业价值观相一致的员工，或者是学习能力很强的员工。入职培训时，将公司理念、企业精神、价值观念通过案例讲解的方式植入员工的理念之中。同时利用各种具有象征性的仪式，运用各种仪式把崇高的理想转化为公司员工喜闻乐见，严格遵循的信条和原则。创新点

1、把儒家文化从文学、教育学领域过渡到管理学，将儒家的相应思想提炼出来并渗入到企业文化当中，健全完善企业的文化管理制度。

2、通过数据以及现状分析，了解企业发展的阻碍因素，建议管理者从日常行为改变员工，达到效益。

3、从企业的企业精神、企业制度、企业行为和企业物质文化四个方面，分析出儒家文化可以起促进作用的关键点。

4、辩证的分析儒家文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结合法家或是其他文化，形成一套综合的、相对完善的管理体系。

5、建议剔除企业文化中不良部分，通过剔除旧文化的方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家文化。

参考文献

[1]《融合儒家文化，构建中国企业文化》2009年

[2]《中国企业文化现状简评》清华领导力培训 李明 2010年4月20日

[3]《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 [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四篇：教会学校对华影响资料

传教士对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影响

摘要: 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了传播福音而创办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的发展状况如何？它们对于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又具有哪些客观功能？文章就从开创留学先河、对于印刷、翻译及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影响试作具体的分析。

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福音，为了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他们在做出了种种尝试后，终于找到了兴办学校这一传教的最好途径。传教士们并未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但这些教会学校的创立，却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中国早期的教会学校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有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18年创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18～1856年）和为纪念马礼逊对促进中国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而于1836创办的马礼逊学院（1836～1850年）。

教会学校的创办目的不外有二：一是“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即通过中国与西方国家语言上的相互学习，从而最终达到中西文化交流之目的；二是“传播基督教要理”，促进基督教思想及东亚文明的和平传播，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就语言来说分为英文和中文两种课程。英文科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数学、作文等；中文则有《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科目。就其教学内容划分一般说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课程。如《圣经》、《新约》、《旧约》等宗教教义的宣讲；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目的是为了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满足中国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使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以及地方官绅“对话”；三是有关现代西方科学知识的课程，如数学、天文、地理、几何、机械、伦理等。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礼拜等。这些课程的设置根据学生选择的课程及时间的安排而定。英文科由外国人担任，中文科则由华人教师担任。教会学校不仅看重科学、语文知识的传授，而且也着重于学生道德灵性的修养，期望通过学校教育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身心健康的有用人才。就生源来说，不分年龄、性别，面对海内外招生；必要时，学生还可获得免费宿膳、衣服、书籍、学费等资助。

但通过创立教会学校传教并非传教士一开始传教就采取的途径，而是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传教碰壁”之后才最终认识到创办教会学校这一有效途径的。创立学校传教的优势主要有二：一是使传教活动有了固定的地点，传教士免受漂泊流浪之苦；二是教会学校的创立使福音传播有了固定的受众，提高了福音传播的效能。因此，教会学校成了传教士传教理所当然的选择。但1818年～1875年的五十七年间，教会学校的发展并不很快。一是主要因为教会学校创办初期状况不佳，人们对教会学校的未来持观望、怀疑的态度；二是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不大，人们对教会学校毕业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以英华书院为例，可见其发展的艰难。1875年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对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的需求激增，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新式教育机构，教会学校才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至1875年止，在中国境内的基督教学校约有350所，学生约6000人。到1887年,教会学校中学生已经超过1万名。到1899年, 教会学校已发展到1776所，有学生3万多人。到1900年,几乎每个传教中心都有一所小学。1918年，全中国共有教会学校一万三千多所，学生超过三十五万人。这些早期的基督教学校多属小学程度，其中已有许多中学，大学也有了五所。有走读生，也有寄宿生。这些学校成为后来基督新教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事业。同时，在华传教士的人数从1905年的3833人增至1920年的6204人，信徒人数从178251人增到446631人。

二、对近代中国文教事业的影响

1、教会学校的人才培养

（一）出国留学

关于中国学生留学国外的最早记录，有两次值得记忆：一次是1845年理雅各返英度假时曾经带回吴文秀、李金麟、宋佛俭三名男生及一名女生共4名学生赴英国进修。此行不单是中国学生留学英国的创举，也是中国男女学生集体留学国外的第一次，并成为第一批踏足白金汉宫的中国学生，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召见。另一次是1846年，勃朗回美国休假，并带容闳、黄胜和黄宽三名学生赴美留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于185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成为中国留学生最早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第一人。黄宽也于1850年考取英国爱丁堡大学，7年医科毕业后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西医。由此可知，这些教会学校虽然开办时间不长，所收的学生也不多，但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普遍留学开始。1870年美国传教士麦加地戴着浙江宁波的金雅妹前往日本求学，1881年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1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1891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9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派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基础上，奏 “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章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正是以这种影响为动力使得容闳日后将这种教育活动延续下去，为近代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海归”。

（二）对中国人才的培养

中国早期派出的留学生回国后，对中国实业、外交、政治、教育诸方面等均有很大的贡献。比较著名的有詹天佑、唐绍仪（国务总理）、欧阳庚、梁敦彦、梁诚、容揆、唐国安等。

英华书院为中国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外交、商务人才和基督教神职人员。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的翻译大多出身于这个书院：英方首席翻译官马儒翰，是马礼逊之子，曾在英华书院学习中文；中国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翻译亨特（美国人）、袁德辉、梁进德（梁发之子），都出身于英华书院。此外还有唐廷枢，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曾主持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官办大型现代企业；又有何福堂，是中国早期新教著名牧师，其子何启曾留学英国，为中国近代的著名思想平民化的基督教信仰与西方的科学、哲学、艺术等先进文化一块捆绑兜售,在一定程度动摇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为促进许多观念的更新和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了一定的准备。教会大学还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容闳、黄宽是马礼逊学堂的学生；郑观应在雅兰雅办的英华书馆读了两年夜班课；马相伯、马建忠均为依纳爵公学学生；邹韬奋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冼星海、林语堂、马约翰、晏阳初、闻一多、竺可桢、茅以升,他们也都曾就学于教会学校,这些人被公认是近代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也于1879年在檀香山入英基督教监理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男子中学),学习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毕业后又进入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继续读书。这对他后来反封建思想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2、对中国印刷、翻译等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英华书院作为传教士来华创立的第一所学校，在研究中国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英华书院历任校长主持校务各有不同的建树，我们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更可以见到他们所做过的贡献和影响均是深远的。首先，第一位校长米怜（1818～1822年在任）在创校之初，即致力于印刷工作，英华书院附设有中文及英文印刷所各一所，出版有中文《圣经》及中英文书刊，包括《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文月刊）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报刊，开创了中文报业的先河。梁发早在1815年即追随米怜（William Milne）牧师，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从事雕刻字版，协助印刷工作。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位从事报业印刷的工作者。梁发与何进善（即何福堂）等同是在英华书院接受神学训练，日后献身教会，成为中国基督教会最早的华人传教士及牧师，对中国本色化教会的发展尤有重大的贡献。[2] 当英华书院由马六甲前往香港的时候，理雅各也将原有中文印刷所的机器、铸字及铅字粒，全部运往香港。这就带动了香港的中文印刷业。英华书院亦创办了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由英国人麦都思牧师（Walter H?Med Hurst）监印，[3]可以说这是香港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它的内容主要有专论和新闻两类：专论是介绍西方社会、人文、地理、科学、医学等；而新闻则报道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消息。

中国早期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是基督教会办的。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接着，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都办起了报纸。这些报纸，除传播福音、报导教会工作外，还大力介绍西方现代思想、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在基督教报刊当中，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s）主编的《万国公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可算是最大的。该报着重介绍西方的最新知识和思潮，并发表鼓吹现代化和政治体制变革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那些关心国是的各界人士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二十八年，翻译西书一百二十九种，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知识介绍给中国人。二是出版报刊和书籍。英华书院第三任校长（1824～1828年在任）高大卫（David Collie）和第四任校长（1828～1832年在任）修德（Samuel Kidd）均曾在英华书院教授中文，高氏在1827年完成《四书》的翻译工作。修德在返回英国后，成为伦敦大学的第一位华文教授，从事推广中国语文及文化的工作，培训西方汉语学者，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影响至深。理雅各（James Legge）是英华书院的第七任校长（1840～1852年在任），他在香港期间积极推动香港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地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比较及研究，它对于《四书》、《五经》的编译及注释工作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由于创立了“中央书院”（即现在的皇仁书院）被誉为“香港教育之父”；他的杰作《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in 5 Volumes）,中英文对照，并附注释，已成为近代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作。总之，这些传教士们所进行的印刷、翻译工作对于开创中国近代印刷事业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这些“洋人”的努力，也许中国的近代印刷事业还要发展更晚些；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才使得中国能较早地了解西方近代的社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3.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由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1的登州文会馆――其前身就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再于1882年正式升为学院。

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还有北京文汇书院、通州华北协和大学、杭州长老学院、上海圣约翰学院。这些基督教大学虽然人数不多，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就是由教会于20世纪初在北京开办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合并到燕京大学，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的北京大学亦与基督教“有缘”。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才子”，包括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丁淑静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李德全。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活跃于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不仅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刺激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一方面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同时，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另一方面，教会大学的出现大大地缩短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它使中国的教育水平由教会大学建立以前的以古典文史学为主的水平提升到接近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总之，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取得了历史的、长足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从根本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方面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内容。正如章开沅所说：“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外国传教士及在华基督教会学校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之盛在人才，人才之盛在学校”（丘联甲语――清朝海南人），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的大批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近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一些方面（尤其是文化、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如果把教会学校所培养的这些人才抹去,我们将无法想象中国近代化又将会怎样。至于这些办报洋人的文化侵略行为，许多官学者做出了不容置疑的结论，却很少具体指出侵略的内容。最多的说法是指责洋人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传播科学的幌子进行文化渗透和侵略。尽管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洋人传播了文明与科学，但他们坚持认为洋人主观上就是为了侵略中国，就是殖民主义。这种脱离具体事实强行以所谓的主观意图进行定性的方法是一些官学者惯用的手法，也不奇怪，只知道恭顺权力、没有博爱意识的人，永远不会理解基督徒传播福音时所怀有的高尚信念。这里我要声明我不信教，但我相信许多信教者特别是基督教教徒们的善良。中国最早的革命者，被我们称作先行者的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创办者，就是一些基督教的教徒。

不管怎么说，洋人在中国办报传播了先进的文明，掀起了荡涤愚昧的启蒙浪潮，用张之洞的话说，使得中国的“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在洋人的示范和带动下，一些中国人也开始创办报纸，洋人的文化“侵略”被“汉奸”们发扬光大了。愚昧的中国开始走向文明。

（二）传教士们踏上中国土地之时 ,大都豪情万丈 ,认为自己担负着“同黑暗势力作斗争 ,拯救世人于万恶之中 ,为基督征服中国”[1]常熟高专学报

2001年05期

刘鹏飞

略论晚清新教传教士的自养探讨

王丽红;周广;;略论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作用[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作为中西接触先锋的同时,不仅在华传播西学,实践西学东渐,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文史哲》 1997年02期

晚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吴梓明

陶飞亚

在一定的意义上，传教土不仅在华传播西学，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第五篇：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摘要】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些都是来自儒家的文化，因为儒家的文化源远流长对中华文化影响较大，大到国家政治，小到家庭生活，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本文讲述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相互影响；

一、前言

儒家文化是早在孔子的时代创立起来的，经过后期的发展和不断的改进，越来越符合中国社会的人们所追求的价值观，当今社会，儒家文化的意义也越来越被世界广为接受，事实证明，好的东西是经得起推敲和传播的，这么多年儒家文化的屹立不倒也是在像我们讲述着先人伟大的胸怀和智慧。

二、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说到儒家文化就不得不提到孔子，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他提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儒家思想，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但是其背后所含的警世意义却让人深思，在封闭的古代，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传播的途径这么广，那个时候儒家文化是孔子个人的魅力体现，可是要被全社会所接受和学习并不容易，所以孔子凭借着精湛的学术魅力广收门徒，后来又周游列国，在周游列国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事情，让孔子的胸襟更加广阔，对待事情更加充满智慧，也使得儒家文化经得起推敲和反复的领会。儒家文化的成型推广也离不开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举动，虽然是皇权主义的专制，但是也使得儒家文化迅速的成为全国人民的信仰，使得儒家文化真正被大众所熟知，并传播开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时至今日儒家文化依然深入人心，因为早在公元前，祖祖辈辈的血液里就流着“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汉武帝之后的科举制度、北宋的理学，这些政治举动都奠基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地位，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发展。

三、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

儒家思想古往今来都应用广泛，受到人们的推崇，大到政治、教育、哲学等方面；小到每个家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都离不开儒家文化。修身、齐家、之国、平天下，这些看似平常的理念其实贯穿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细节。

1.基本精神

儒家文化基本的精神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仁：“仁”也通“人”，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核心，也是孔子主要为人处事的哲学观点，“仁”体现在很多的方面上，在政治上，其意义就是以人为本的治国方针，至今任是我国最主要的国家政策之一；“仁”在教育意义上就是“有教无类”，这影响的代表有我国的义务教育，是希望在该学习的时候不论贫穷或者是富有，都应该受到教育。

义：是人们所熟知的“义气”的“义”也是“宜”，是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做出的道德规范，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观念。

礼：这是孔子一直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人们和平相处的基础，这是儒家思想的社会哲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想必也是离不开儒家哲学“礼”的熏陶。

智：人可以无知，但是不可以无智，孔子崇尚的“因材施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智慧，而不是一味的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人。“智”也是指：知道、见解、聪明等。

信：指的是信任、信用，这个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在现代社会也是人们极力推崇的思想，因为只有彼此之间的信任，才会有和谐的社会氛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才会更加融洽。

恕：孔子核心思想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就包含了饶恕、宽仁的意义，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问题，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不强加于别人身上，只有每个人都秉持着这样的思想，就会有少一点纷争，多一点包容。

忠：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忠诚也是做人的基础，只有对别人终成了，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双方的关系才会融洽，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孝：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基础是“孝”，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尊重，也是对长辈的尊重，指的是对年长的人有孝敬之心，百善孝为先，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孝都没有，那何来的礼义廉耻呢？ 悌：原意是指对兄长的爱，后来衍生的意义是兄弟之间、人与人相处之间应该有的基本尊重和长幼有序的思想。

2.儒家文化的民族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民族的文化基础是民族的魂，也是多民族长期冲突最后和谐发展的共同追求，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民族的历史，陪伴着民族历史的是民族的文化。

中华的民族性是指中华多民族文化的一体性，这有别于西方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独有的大民族所共同认知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例如美国代表的西方文化，其宣扬的就是自我价值，是个人的自由、自我意识的支配，而中国的文化儒家的哲学是强调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需要团结合作才能成功，所以强调是社会的责任感。

儒家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其核心价值观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家的伦理思想及家庭血缘亲情

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人观念里，人和人的关系主要有五种：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五种关系中，家族关系占三种，而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扩大，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扩大，“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儒家在这种伦理关系上强调血缘亲情，而家国家国，国是家的扩大，把个人同家、国紧密地联系起来，人是家庭的人，是社会的人。

（二）中庸之道

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庸之道在于：一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二是和而不同，和为贵。

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礼、忠、孝等整体思想都是“中庸”之道，儒家没有极端思想，儒家学说都是基于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子贡问曰：“有一言可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不强迫，以和为贵，社会就不会有仇恨。

仁、礼都是求和为贵，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社会和谐，人与人之间讲仁义礼智信，不偏激，无不及，此即中庸之道。

（三）理性实用

中国科学在历史上曾长时期地走在其他国家和民族前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飞速发展，中国在与之比较中越显巨大差异，中国不是没有科学，只是缺少或没有西方那么强烈的科学精神，这与各自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文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有关。

儒家文化重视理性实用，以致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做了有什么用，而不会纯粹地去追求科学，探索自然的秘密。儒家重视学以致用，强调“躬行”，学习的目的就是实践，儒家的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所以科学在国人眼中不如技术，只是近代以来，科学推动了技术的发展，没有近代科学发展，就没有现代技术的产生。

四、儒家文化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形成的影响

凡事都有双面性，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的影响也应当分为两个方面来看：

1.积极的影响

（一）教育方面

孔子的教学方法至今为止也是人们争相学习的教育方法，孔子在教学上注意的是启发教学和个人的独立教学，这些教学方法应用于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温故而知新”这些至今广为流传。

（二）礼仪方面

儒家文化中强调的是尊老爱幼、尊重父母、长幼有序等道德礼仪方面的做人基础，这是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也在逐渐的学习这种理念，这是中华民族的魂。

（三）思想方面

孔子崇尚思考和智慧，这也是当今社会人们所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因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达，传播信息的速度更加快，传播的层面更加广，所以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更加容易，这也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滞慢，因为总有别人思考好的东西可以拿来用，所以自己思考，多加思考，对事物进行反思，也是孔子推崇的理念，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研究的思想。

（四）治国方面

“以德服人”这个思想在政治上面有着积极的影响，也是历代帝皇的治国理念，现代社会的人性化也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存在芥蒂，而是要像朋友一样的相处，这样社会的氛围才会和谐。国家的治理之中，只有时刻的考虑老百姓的心声，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做好事、做实事，这样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掌声。

2.消极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儒家思想也有一些不可取的地方，比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阶级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思想，在消极的影响面前，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

（一）不重视科学的系统学习，孔子的文化里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治人的政治思维，而不是学习的知识传授，这跟当时的社会问题是分不开的，孔子也没想到未来社会发展是这样子的。

（二）西方的学习重视的是理论与刨根问底式的学习，而儒家哲学的中庸之道则是不偏不倚，有一点中间的意思，这就意味着没有准确的答案，比较靠经验得出的结果。

（三）孔子的儒家哲学里强调一种付出与服从，而这种服从的绝对性又可能演变成一种盲从，所以这就造成了人性的压抑，没有特色与创造力，因为创新有时候需要大胆的尝试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儒家思想里面思想的统一扼杀了这种创新的想象。

（四）儒家思想的落后，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思想有其落后的一面，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经跟现代化的男女平等格格不入了，在现代推崇个性的时代，就显得有点性别歧视了。

因为每个时代的不同，人们的思考方式与生活水平也不同，人们的价值观与生活观都在不断的改变与发展，每个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选择与追求也不同，但是不论如何选择，我们都应该将其好的一面发扬光大，其不符合时代意义的一面就要学会舍弃，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

五、结束语

在当今的世界，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单纯的交往越来越少，许多人都在不断的抱怨，其实孔子早在很久以前就跟我说了“仁者爱人”，很多事情，我们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你对人付出多少，相应的，你就得到多少，所以我们不论在生活中、学习中、做人处事的问题中，都应该学习儒家文化的思想，让自己不骄不躁，争取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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