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收获》访谈刘镇伟

第一篇：【极品】《收获》访谈刘镇伟

找乐的“老顽童”

很小的时候，看过捷克民族英雄、作家伏契克的一段话：“我们为了快乐而生，为了快乐而战斗，并将为了快乐而死。因此，永远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文革”后期衣食堪忧的灰暗童年，这种追求快乐的人生观便如刀砍斧凿般镂刻在心。那时，连同这段名言一起记住的还有伏契克的书名——《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个人在死神的绞索中，居然吟咏出如此快乐的宣言，确实让人肃然起敬。

二十多年后，我在海口一家街边投影厅，看了一部堪称娱乐至上的电影《东成西就》。那天夜里，局促的投影厅挤满了观众，有座位的坐着，没座位的站着，男男女女，摩肩接踵，烟气呛人。尘垢、汗酸、狐臭、廉价香水味杂糅。这些因生活重压有些麻木疲惫的脸，裸露着单纯而放松的笑容。好像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及至电影结束，爆笑声此起彼伏没有消停。这次观影经验，让我切身体会到什么叫苦中作乐，什么叫纵情狂欢。

在多次接受访问时，导演刘镇伟都明确表示，《东成西就》是他拍摄最痛苦、最不喜欢的电影——仿佛始终有人拿着鞭子抽他，没有剧本匆匆上马，疲于奔命日夜赶工，演员混杂勾心斗角，以及因仓促无法避免的粗制滥造，这一切，让这部电影的制作成了他的一场噩梦。尽管如此，这部汇聚了华语圈众多大牌明星的喜剧还是创造了不可复制的奇观，张国荣、梁家辉、梁朝伟、张学友、钟镇涛、张曼玉、刘嘉玲、王祖贤等一众巨星，放下身段，近乎变态地恣意癫狂、搞怪、逗笑，此前没有，此后难再。

几年前，我在深圳，通过影碟，看了刘镇伟悲喜剧风格的“大话西游”系列电影——《西游记第一百零一回之月光宝盒》、《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履奇缘》，体验到快乐的另一种形态。

在《仙履奇缘》尾声中，群魔垂涎的唐三藏被绑缚到了“绞刑架”上，即将舍身饲妖、命悬一线的唐师父却仍不忘语重心长、诲人不倦，他本无快乐的诉求，以为教化，即可使天下苍生脱离苦海，奔向终极乐土。结果，身边的两个监斩小妖因不堪忍受其喋喋不休的“说教”，先后自尽。真的是除魔不用利器，只需三寸不烂之舌便退敌于身边。在“一点正经没有”的“无厘头”下，该片让人摘下面具，笑叹自己，也笑叹天下一切可笑可叹的人与事。同时，也让我们领略了唐僧式“绞刑架下”的另类“报告”——它给妖孽带来的是烦躁、痛苦乃至崩溃，给观众带来的则是每每想起便忍俊不禁的开怀。

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中，美国学者大卫·波德威尔开篇引述了《纽约时报》影评人对香港功夫片的抱怨：“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在随后的分析里，波德威尔认为，当年这两句不屑和辱骂，成了今天香港电影荣誉的标记。那些张狂娱人的作品，其实也包含着独有的创意与匠心。优秀的香港电影，不仅是娱乐大众的商品，同时也满载着可喜的技巧。在“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香港电影中，刘镇伟无疑是典型代表之一，从早期“装神弄鬼”的“猛鬼”系列，到黑帮传奇的“赌霸”系列，再到“无限复活”式的“时空穿梭”系列，当然，还有为其赢得“后现代”、“无厘头”、“一代宗师”江湖地位的“大话西游”系列。没有学过电影的刘镇伟，却以技术全面、快速多产、谐谑癫狂，成为香港商业类型片的风云人物。

2009年7月28日下午，我在广州海珠区的电影片场，见到正在拍摄新片《越光宝盒》的刘镇伟导演，他依然是《大话西游》中“菩提老祖”的样貌，脚蹬软底鞋，身着休闲T恤，一双自来笑的眼睛，光光的大圆脑袋，似有些佛相。在随处可见“神话”道具的现场，他与所有来访者一见如故，幽默调侃，谈笑风生。借着片场照明灯，我给他拍了十几张照片，后来发现每张都是喜眉笑眼，像个活菩萨。人说，相由心生，这个被香港影坛称为八大“恶人”之一的“神经刀”，真的在时间流转中“修炼”得慈眉善目了!

黄昏时分，我希望找个较安静的屋子与他对话，他脚步轻盈地快速带我们来到摄影棚靠里的化妆间，我们围着茶几而坐，海阔天空，聊电影与人生，从他早期的弃商从影，到各时期名作的台前幕后，以及与影界名流的交往内幕，直到天黑作别。五十三岁的刘镇伟思维敏捷，表情丰富，操一口浓重的香港普通话，常常要夹杂英语和粤语来修正表达的意思，对普通话的辨别也常需重复才能听懂。谈话问，他坐的组合沙发几次从衔接处分开，他就漫不经心地一次次把要“逃离”的部分抻回来。我不禁想到《东成西就》里梁朝伟扮演的西毒行刺熟睡的北丐，因时光逆转，让匕首反复刺出又收回，有种机械的谐趣。

在香港电影的名利场，刘镇伟是个颇为低调的人。在他早期做电影时，甚至完全不参与宣传，试图全凭观众兴趣和口碑赢得票房。他往往集编、导、演、监制等多项重担于一身，在银幕上却难以看出，有时甚至连导演都署化名。只有熟悉他电影的人才知道，那些署着编剧技安、导演陈善之、刘镇纬等人的名字，是他化身的另一些符号。不论是拍电影还是做其他，刘镇伟说他只是为了寻求快乐，为了快乐，那些熙熙攘攘的名来利往都可以看轻。他通过电影寻欢作乐，并进而给观众带来欢笑。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伏契克的名言——永远不要让悲哀与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自称“老顽童”的刘镇伟，仍葆有着顽童的无拘、调皮和好玩。他沉迷《西游记》，并用笔和摄影机延续着那些人神难辨的天马行空。五十多年来，他反复读《西游记》，且常常有新的领悟。最近读时，他发现，“孙悟空是个女人，如果不是女人也肯定是同性恋。”其依据是：在这个世界，如果不是女人，谁会陪一个男人千辛万苦去做取经这样枯燥的工作。他坦承，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有三部他都反复看过，只有《红楼梦》没看完，也许是心智还不够成人，看了多次，就是看不懂，当然也就看不完。他把《红楼梦》当作一本时尚杂志，“当时的很多生活，从习俗到用品都写得很清楚，真的就是本杂志。”说到当下他最喜欢的小说，他选择了村上春树的《遇上百分百的女孩》和《海边的卡夫卡》，与他的个性和电影似乎都不搭界，他说：“因为我是精神分裂的嘛!”

刘镇伟觉得自己就像《铁皮鼓》里的侏儒奥斯卡，戏耍，叛逆，拒绝长大。平时看电视，把科比·布莱恩、刘翔都看成自己的大哥哥。即使现在，他也常常与十三岁的女儿在家中捉迷藏，一起扮鬼惊吓妻子，有一次还把岳母吓得心脏病差点爆发。他说他不是“天真”，是“恶搞”。我问他的心理年龄，他只说自己的实际岁数，不对心理作出判断。但他笑言，自己始终停留在婴儿期，其特征是：“至今还是睡眠很多，喜欢喝奶。”

想拍不一样的电影

王樽：好像是个规律，很多高产导演都不是电影科班出身。还有个规律，比较多数的导演都是学美术或设计的，这些专业似乎更容易进入电影。这两点你都在其中，不同的是，你从一开始参加工作，到中间几次大的工作职能都与财务有关，和电影创作完全不搭界。是怎样的因缘际会让你进入了电影圈?

刘镇伟：我十六岁就到英国读书，学的是美术印刷设计。第一份工作是在广告公司，做了大概三年，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太喜欢美术工作。当时我为什么去了财务公司，想想其实也不是很清楚。那是1970年代，香港的经济开始起飞。年轻人心高气盛，二十来岁，觉得好像做企业家很不错，乱来一通，就到了财务公司、银行里面做。当时有几个选择，我有个朋友在菲律宾最大的财务公司，叫我去这个公司，就选择了这个，在菲律宾和香港两地跑。对我人生起步最大影响，还是我曾在英国读书，那时同时能讲英语和粤语的人不是很多，我就变成在公司里面一个沟通语言的桥梁。在菲律宾工作了三年多，这个时候，公司有个计划是制作电影，就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做电影的“世纪”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就选择了我，派我回到香港，也是做财务、行政，不是做创作。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电影工作。

王樽：第一次做电影是身不由己地被动接受?

刘镇伟：完全是被动的，对电影一窍不通。之前对电影的认识，也只是一般观众而已。但我从小就很喜欢看电影。只是看，也没有意识去学习和研究，纯属一个观众。

王樽：你最早的电影记忆是在哪里?

刘镇伟：我是在香港的一个渔村里长大，小时候就住在长洲一个很小的海岛，离香港有十海里。当时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很少娱乐项目，但是岛上有两间很破的剧院，一家叫金龙戏院，还有一家叫长洲戏院。王家卫拍《阿飞正传》的时候，他就叫我带他去金龙戏院，他很喜欢，但因为别的原因没有拍成。那个戏院就是我最早的电影记忆，我童年时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里面，差不多一个星期去五六次，我妈妈每天都带我去看戏。

王樽：你的父母也都喜欢电影么?

刘镇伟：我爸爸不喜欢，我妈妈很喜欢。我不记得我爸爸带我去过，带我去看电影的永远是妈妈。最早看电影大概也就是两三岁，它们对我的影响很大、很大。因为它给我增加了很多回忆，很多的快乐，我看了太多，大概有几百部，潜移默化，对我认识生活有很大的启蒙作用。

王樽：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对你日后从事创作有影响的电影还记得吗?

刘镇伟：记得。影响了我从喜剧走向悲喜剧的。那个时候，我已离开了童年的小岛。大约是十八岁吧，那年我去看了查理·卓别林的黑白电影《城市之光》。我之前就看过卓别林的很多喜剧，很搞笑，很喜欢。然后，有一天我就去看了《城市之光》，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哭着出来，就是很难受，我是来看一个喜剧的，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我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看喜剧看哭了，后来，我发现它影响了我以后的创作。一直到我当导演了，我一直在拍喜剧。我知道，如果我的第一部电影选择拍一部悲喜剧，肯定是没人投钱给我机会。在香港，喜剧就是喜剧，悲剧就是悲剧，不能变成悲喜剧。然而，我一直在等，等我在电影圈做到了一定的地位，没有人再可以阻止我做自己喜欢做的，我肯定会拍摄悲喜剧电影。很多年后，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来找我，他就是周星驰，他想让我帮他拍一部电影。我说，如果你来找我，那我就要你拍爱情悲喜剧。他很吃惊，有些犹豫。后来，还是被我说服，拍摄完成了《大话西游》。

王樽：其实，最高境界的艺术都是具有双面性。最好的喜剧和最好的悲剧，都是喜中有悲和悲中有喜。你一直跃跃欲试要拍悲喜剧，也与你的戏剧观念有关吗?

刘镇伟：我倒不是非要追求最高的艺术境界。我是想，你让我拍片，我就想做个不一样的。悲剧、喜剧都有人拍了，但没有人做悲喜剧。我觉得，很多人不敢做这个事情，并不是它不一定好。我常常说，刘镇伟从来不是想做伟大的人，我只是不想做那些全部算计好的事情，我希望做别人没做的。我不像我的好朋友王家卫，王家卫是个非常懂得计算的人，他会把一切都计算好了才会去做，是个很好的生意人，他的电影其实都是另类的商业电影。我虽然做过财务、银行工作，但并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人，要是的话，以前的公司也不会垮掉。我做事不会全部计算好，我只计算个七八成，剩下两三成我就不计算了，剩下的交给老天。人总不能什么都算清楚嘛，你不是上帝啊，剩下的命运还是让上帝去决定吧。(笑)

王樽：香港没有悲喜剧传统，最成气候的是武侠、黑帮和闹剧。我看你的电影，大多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在拍，真的就像摸着石头过河。评论也往往形成两极，说好的真好，说烂的真烂。

刘镇伟：我拍电影确实是凭感觉，这样才能享受拍电影的过程。就像当年拍《天下无双》一样，它开始的结局不是现在这样，已经拍了大半部分，但我感觉有个人物关系不够好，就决定整个改掉。编剧就拿着剧本看着我说，这是贺岁电影啊!然后，我就说，不要怕，现在的贺岁电影好的不多。我说，内地观众接受能力很强，他们可能会喜欢的。从《天下无双》开始，打破了香港的电影传统。香港电影的传统是，贺岁电影不能悲剧收场。结果《天下无双》之后，《伤城》、《门徒》，还有很多贺岁电影都有了悲剧收场。但是，他们的电影结束后，很多人叫好，我的电影结束后，很多人骂我。(摇头苦笑)像我最新的《机器侠》，肯定也是给人家骂。但是没有问题，我跟他们说，你们不敢做这个，我在做，总要有一个人往前走。不能让别人不停地走，把我们越抛越远。五年前，我见到一个人叫刘翔，他拿了金牌，可是在他之前，还有很多人付出了心血、时间和金钱，有许多无名英雄无人过问。我就甘当这样的无名英雄。

快乐的第一桶金

王樽：看你的电影，感触最深的是充满娱乐精神，纯粹搞笑、恣肆纵情。是怎样的经历培养了你的乐天性格?

刘镇伟：我不知道。小时候我是个很乐天、很正面的人。就算很失败，我也会很快恢复自己的想法。如果事情有不好的迹象，我第一个念头是怎么改变这个事情。在我上学的时候，我最常做的就是运动，如果我喜欢某项运动，我会很快成为这个运动队的主要成员。

王樽：讲一两件具体的故事。

刘镇伟：从小学到中学，我想想„„我离开家到英国读书，十五岁，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件很出名的事，整个学校就发生唯一一件这样的事。那个时候中国人总是被外国人欺负，我是学校唯一的中国学生，因为小，思乡，很难过，又总是被人欺负。

王樽：怎样欺负?

刘镇伟：他们叫你很不雅的名字啊，推推搡搡啊，就是做一些让自己很伤自尊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很想回香港，但是不能回嘛，要是现在回去，一生都会很不开心。就要找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结果，我就想，就算我失败了，回香港我也是很行的。第二天在我的research(调查文件)里，我寻找到每个学校里面都有的一个最坏的坏蛋。当时，英国学校有个很大的休息的地方提供给学生，让学生在里面抽烟、打扑克啊玩的地方。那一次，我就打开门，直接闯进去，拿起椅子“啪啪啪!”(做左右开弓冲上去的动作)把椅子摔烂，抓住那个最坏的坏蛋不停挥手打，我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你敢动我一个指头，我就杀了你!他就那样由下往上看着我，整个就傻掉了。然后，我就很开心，很开心。

王樽：这个最坏的坏蛋欺负过你吗?

刘镇伟：我跟他其实无仇无怨，就是看不顺眼他的行为。我突然打他，周围很多学生都很吃惊地看。过后，我就开始等电话了，我的tutor(导师)啊，headmaster(校长)啊，都打电话来。我就想，这是很糟糕的。结果，第二天我回学校，还没走到门前，就有人替我把门打开，待遇完全不同了!(笑)我在校长面前装哭说，不是啊，是那个坏蛋先打我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和周星驰的表演一模一样，演技好好啊!因为那个家伙记录非常差，结果我就安全过了。后来，我和那个坏蛋一起做义工，刷墙，擦地板，还成了朋友。

王樽：这段经历有没有在你后来的电影里体现过?

刘镇伟：有。在刘德华主演的《天长地久》里面，就是打戏，还有那句台词：再动我就杀了你全家!我当时没说要杀他全家，我就是打打打，然后对着他说：你个王八蛋敢动我一根指头试试!我现在就杀了你!

王樽：那么小就在英国上学，要自己学着理财吗?

刘镇伟：那个时候，我赚了人生第一桶金。我和我的tutor(家庭教师)说，我想开一个中国学生武术会，把东方的文化带到英国来，跟英国交流。我的家教对我非常好，他一、三、五放学都把我带到一个非常大的体育馆里面。我讲解中国武术，第一张广告就贴在学校的公告栏里，来参加的学生是八十个，每人我收一英镑，每月有八十英镑的收入。当时我住在宿舍里面，包括早餐、晚餐每周是十六点五英镑，一个月我的生活费才六十六镑，但是我一个月赚八十英镑。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王樽：那时你刚十五六岁，用什么来吸引听众呢?

刘镇伟：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小龙的亲兄弟。当时，李小龙在英国非常厉害，年轻人对他很狂热。而且，我不动手教他们怎么打，我光讲，因为我是不懂武术的，我只是打过那个最坏的坏蛋，可能我的演技是非常好的，他们都相信我。(笑)

王樽：你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家庭背景对你的电影创作影响大吗?

刘镇伟：影响很大。这在我的《大话西游》里面有体现。在我很小的时候，每个星期我妈妈送我去教堂，当时的天主教是，如果你去领圣餐，就一定要先去告解。当时我想这就很不对，为什么我每一次去领圣餐的时候，都要把我的罪告诉大厅那个人。他又不是有一个电话可以和上帝联络的，如果能联络，那为什么我不自己打给上帝，却要告诉他，求他原谅我?!有一天，我决定不告解，就去领圣餐。结果被神父知道了，他就这样提溜着我的耳朵把我揪出来(站起身表演)，我说，我没有罪，是你在讲谎话!我就很伤心，很多年都没去教堂。现在，我还是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我原谅他们了。因为这么多年，天主教废了这个条例，不用再告解，但在当时却要被神父骂。就像现在，我拍电影也经常被人骂。我只不过是想拍个电影，那么多人骂我，你们骂我干什么?(做委屈欲哭状)我只是个老顽童，如果你们觉得我的电影不好看就不看好了，为什么要骂我?(笑)

与王家卫的“患难之交”

王樽：在香港电影中，你和王家卫是两种类型的代表，从电影风格到为人处事都有很大不同。但电影江湖上都知道，你们俩有非常源深的关系，惺惺相惜，同甘共苦多年。你们俩是怎样走到一起的?

刘镇伟：很多人觉得我们两个不一样，其实还是很相似，家庭背景，对工作的态度，比如对一个事情的认真，都相似。而且，我们两个都很顽皮，他在外面扮不顽皮，但是我知道他很顽皮。我和他最早认识大概是1985年左右，当时我还在世纪公司当总裁，他只是永佳公司不被器重的小编剧。有一次，也是莫名其妙，我在自己监制的一部影片里客串，那天导演因急事不在，就找了个人临时当替工，这个替工就是王家卫。这样的事其实常常有，一般大家都是交差了事。我在现场发现这位替工导演还挺认真，把机器调来调去，煞有介事。就跟他聊开了，我发现他很有想法，就觉得是个人才。

王樽：据说，你们俩共同有过很长一段落魄日子。

刘镇伟：有一段，我们俩都很倒霉，不受欢迎。我所在的公司垮掉，他也从编剧行里失业。两人都很落魄，连计程车都坐不起。有时我们找老板谈剧本，也尽量安排在吃饭时间，可以蹭顿饭、蹭盒烟。有天下午，我俩在沙田一家酒店咖啡厅坐着，商量着该怎么办，商量结果就是一定要当导演。记得当时我们分析香港电影的阵容格局，动作片有徐克、刘家良在拍；文艺片有许鞍华在拍；喜剧有黄百鸣、许冠文等一帮人。我们都拍不过他们。算来算去，只有黑色喜剧现在没人拍，我们就想在这里找突破。不久，大荣电影公司要改组，邓光荣游说要我加入。我就开出三个条件，一是公司要改名；二是要建立创作队伍；三是我要做导演。没想到，邓光荣竟然全都答应，“影之杰”就这样诞生了。在我争取下，王家卫加入创作小组，他当编剧，我当导演。我们合作《猛鬼差馆》，这是我唯一一次让他当编剧，他写得真是很慢啊!我就知道了他被炒鱿鱼的原因，我都恨不能也炒他。(笑)最后没办法，我就每天让他坐在我前面写，不写完不能回家，这样才把剧本逼出来了。

王樽：开始当导演时是不是很紧张?

刘镇伟：我当时会拍电影的最大原因，就是不懂得畏惧。一点都不紧张，很多导演开工心里很怕，我是坐在那里一点都不怕。

王樽：你的这些自信和从容来自哪里?

刘镇伟：王家卫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懂怎么回答，好像我就是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有些记者会觉得我是在耍他们，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没有人相信我。也许是我有问题，在香港，他们都叫我“神经刀”，很多观众买票去看我的戏，结果看完成了神经病。比如刚刚那些演员们说我会跳街舞，其实我从来就没跳过，但是我会教所有的人。我就是看我的女儿在那里跳，然后我就记住了，就即兴跳给他们看。这在我心里面是很奇妙的。我太太曾问我怎么拍悲喜剧，虽然故事都有一个结构，但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来的。

王樽：《猛鬼差馆》的效果如何?

刘镇伟：很好。片子投资一百多万，票房有一千多万。

王樽：你的前几部片子虽然评价不一，好像都赚钱。

刘镇伟：到现在，我导演、编剧和监制的电影有七十多部，绝大多数都是赚钱的。《大话西游》虽说票房失败，但让周星驰至少赚了六千多万，他后来用赚的钱买了现在的香港豪宅，当时他问我，要不要买?我说你有钱就买嘛!

王樽：王家卫的电影好像就没那么幸运。

刘镇伟：新公司第一年，业绩还是很风光。《旺角卡门》票房和反映都不错，但《阿飞正传》出来效果不好，当时全公司上下心情都很恶劣。那段时间，王家卫很灰暗。一天晚上，他邀我在九龙的一家咖啡厅喝东西。他对我说，下午他和太太去影院，旁边有观众不停在骂《阿飞正传》，他都担心让人认出被扁一顿。记得那家咖啡厅通宵营业，我们就从晚上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闷闷喝酒，很少交谈。喝到天亮推门离开，我记得那天阳光特别明亮，我忽然就跟王家卫说，如果你要翻身，就保佑自己这部影片拿很多奖，拿了奖你还是可以当导演。没想到，这句话真的很灵验，他拿了很多奖。王家卫就和我一起找投资商，但赔钱的文艺片没人敢投，投资人觉得刘镇伟可以控制得住王家卫，双剑合璧，会大受欢迎。

王樽：于是，就有了《东邪西毒》和《东成西就》。

刘镇伟：当时是一个意外产生的创作。《东邪西毒》最早的意念来自我在酒店的一次心血来潮，有天晚上，我问周围的人，金庸的武侠小说怎么样?你们怎么看?喜欢看什么?他们说，人物很好看，或者说故事好看。我问，如果我告诉你们，洪七公小的时候戏弄欧阳锋，是把兄弟，但是老是恶搞对方；如果桃花岛是一个太空基地，喜欢不喜欢?他们说，不会吧。我问，你们会对这个故事好奇吗?他们说是啊!我就把王家卫叫到酒店，听我讲故事，就是说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那帮人年轻的日子，他们如何成长，如何学九阴真经，如何认识大家。那个桃花岛不是一个岛，而是沙漠上一个地底墓宫。电影就叫《东邪西毒》，当时好多人在我房间兴奋地叫。我记得，王家卫听完故事在床上跳上跳下。我计划是拍两部电影，王家卫导第一部，我导第二部。当下就在酒店打电话给台湾的蔡老板，蔡老板听了跳起来，他高兴的不是因为有我们两个导演，是因为我们两个导演可以给他找十个明星。

王樽：《东邪西毒》是第一集，后来怎么是《东成西就》先问世?

刘镇伟：《东邪西毒》电影很快开镜，可是王家卫慢功夫又来了。电影一开场，就是欧阳锋和洪七公一帮人在澡堂打，打了一个月了，还在拍两人对打，拍一组戏用一个月，干吗啊?!林青霞、张国荣、梁朝伟、张曼玉、梁家辉，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但又要在那儿待着。当时离贺岁还有三个多月，用去了一个多月做筹备，我就想：糟糕了，还有一个多月就完了，有点要泡汤的感觉。王家卫就找我说：不能按时完成了。我一下急了，说好你拍第一集，我拍第二集的，这下赶不上档期可如何是好。他就说，你拍一个喜剧吧。只好决定我拍《东成西就》救急。从那天开始，不到十天，我只写了梁朝伟香肠嘴一段戏，就仓促开机了。后面发生了什么都不清楚，就一直拍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拍，是我从影以来唯一一部电影剧本还没完成就开工的，我其他的电影都是写完剧本，连storyboard(连环图)都画出来才开拍。

王樽：你的每部电影开拍都要把连环图画好吗?

刘镇伟：都是要画。我拍电影一般都要做四遍，编剧一次，storyboard(连环图)一次，现场拍摄一次，最后剪辑一次。我必须先编后导，没有王家卫厉害，他可以边编边导，我就必须先写剧本。之后我会把整个剧本画成连环图。我拍《大话西游》时，演员来了，他们都不看剧本，就是看连环图。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是属于比较稳妥的人，画连环图就像周密的工程图，到拍摄时等于已是第三次了，在现场我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

王樽：《东成西就》剧本没完成，也有连环图吗?

刘镇伟：当时《东成西就》我只有连环图，每天开工，我会把连环图拿出来交给摄影师。这部影片为什么能完成，storyboard(连环图)起了很大作用，动作都很清楚。

王樽：没剧本就拍，也算一种即兴创作，是不是有另一种刺激?

刘镇伟：非常痛苦。那班演员也开始集体精神分裂，因为晚上去王家卫那里拍戏，一个个演得苦兮兮好像全家死掉，白天又要到我这里疯疯癫癫演很开心的戏。拍第一天戏的晚上，梁朝伟就来找我，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看上去很紧张，因为他没信心演好喜剧片。我就对他说，你要放开自己，你觉得自己不如周星驰好，其实不是的，周星驰很多喜剧手法都是从你身上学来的。我还给他讲了例子，说完之后，梁朝伟才放松了，开始相信他自己还是可以演喜剧的。

王樽：你的很多喜剧都穿插了戏曲对唱，常常招之即来，很突兀，但是很搞笑。你是不是很喜欢戏曲?

刘镇伟：就是小时候看过很多广东戏、黄梅调。我是很少看电影，很少听音乐，对歌剧没感觉。有一些对白像歌剧，像《Only You(只有你)》这些，写得很烂。

王樽：效果还是很好啊!

刘镇伟：对，效果很好。我就是针对效果来写，当时第一个不想唱的就是罗家英，他是广东戏的大佬倌(唱戏的资深行家)。他说，你写的这些唱词完全不对路，你让我怎么去唱?我说，因为你是大佬倌，唱得不对路才好笑。他不明白我在做什么，但出来效果很好。

王樽：《东成西就》拍摄过程中有没有意外发生?

刘镇伟：中间有件很神奇的事。电影拍了三个多星期，因为要搭景暂停一周，这一周我就突然人间蒸发了，王家卫到处找我。我躲到了酒店里，帮元奎写剧本去了，因为当时李连杰的《方世玉》剧组已全部开到北京，但剧本还没弄好，元奎找我帮忙，我就利用搭景暂停那一周帮他写，元奎就在酒店沙发睡觉吃东西等着。我就在房间里整整写了五天，第六天，我把写好的剧本交给他。然后大睡一天，醒来后继续接着拍《东成西就》。

王樽：虽然赶得焦虑，但毕竟成就了这样一部特殊的电影。现在回头看，你怎么评价《东成西就》在你电影中的位置?

刘镇伟：《东成西就》是我拍过的最不喜欢的一部。没有剧本，二十七天拍完交货，我完全没办法享受它，每天就是赶工。一群女人在现场斗来斗去，而且那里面有几个男人也是女人来的，非常麻烦。简直是只有神经病才能做的事情，太疯狂了。现在年纪大了，不敢了，王家卫再找我，我也不敢了。

第二篇：刘玲伟 演讲稿

传承美德拥抱文明 刘玲伟

有一种美，令人惊艳，令人回味，令人追求。她是一种可以吸引目光的美，她——光彩夺目。有一种美，飘逸在浮云之上，深埋在古垒之下，这是一种可以吸引灵魂的美，她——深藏不露。那就是文明道德之美。文明的美丽发自内心,文明的美丽来自素养。正如孔子说的“不学礼，无以立”。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优良传统的民族。五千年历史孕育出优秀传统美德：豁达大度、温良恭俭的修身之道；敬业乐群、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志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昂扬锐气；厚德载物、达济天下的广阔胸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风尚。

自古美德，千古传。悠悠岁月，还看今朝。在我们家乡青田，有这么一位勇敢的阿姨，她用自己生命，重重地写下道德责任四个个字。她就是阮用芬。依然记得在2012年4月29日，在青田县海溪乡乌楼村，2周岁零3个月的男孩小瑜瑜不慎掉进了村头的水渠里。水渠的水流非常湍急，小瑜瑜落水后，迅速被冲出了乌楼村，经过下游的石洋巷村，到了海溪村时，被一位80岁的老人发现并大声呼救。34岁妇女阮用芬听到呼救声，跑出来看到了激流中的小孩，毫不犹豫地跳入了湍急的水流中，虽然不会游泳，但她凭着救人的坚定信念，爆发出了全身所有的力量，终于在追出20多米之后，成功把孩子救上了岸。但是由于乱石的绊倒与撞击、加上体力过度透支阮用芬瘫倒在地，久久不能起立。她的英勇壮举感动青田，被社会广泛传颂，人们誉她为“最勇妈妈”。

最勇妈妈的事迹，给我带来许多启发：作为新世纪的初中生，我们在学习生活中，要养成文明道德的习惯。那么文明道德是什么?文明道德就是路上相遇时的微笑，就是同学有难时的热情帮助，就是平时与人相处时的和谐，就是见到师长时的问好，就是不小心撞到对方时的一声“对不起”，就是自觉将垃圾放入垃圾桶的举动„„文明道德是一种品质，文明道德是一种修养，文明道德是一种受人尊敬并被大家广泛推崇的行为。

同学们，“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今天做起，从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把文明带进校园，把微笑带进校园，把谦让带进校园。一起营造出一个文明、有序、和谐的校园。

最后谢谢大家的聆听!

第三篇：＊＊镇访谈提纲

田集镇访谈提纲

一、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和退出情况及问题

（一）基本数字

2014年全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847户5290人、贫困村2个，贫困发生率8.5%；2016年经过第三次回头看重新核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996户6059人，其中未脱贫户1102户3654人，贫困发生率降至5.9%；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857户5831人，其中已脱贫户1779户5662人，未脱贫户78户169人，贫困发生率已降至0.26%。

（二）识别和退出程序

自2014年以来，我们采取广泛宣传，农户申请，村组群众评议，大数据比对信息，村委会驻村工作队核查后初定公示，镇级拟定公示，县级确定公告的方式精准识别贫困户，紧盯错评漏评，全面细致排查非建档立卡低保户、五保户和残疾户等重点人群，对符合贫困标准的，及时识别纳入，对不符合贫困标准的，给予重点关注和帮扶，通过实行动态管理，坚决杜绝两该两不该现象。在精准退出上，严格执行退出标准和程序，按照贫困村出列标准，对拟出列村贫困发生率、特色产业、集体经济收入、“双基”改善情况等逐项核查、逐项验收。把住“一达线、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的底线，对拟脱贫户逐户算账、逐项核对，在取得贫困户认可后，通过“两评议、两公示、一公告”程序后，给予标注脱贫。为防止出现漏评、错退情况，我镇建立健全了“防止返贫加强监测预警”制度，针对现有的脱贫监测户12户21人、边缘易致贫户47户189人，均根据家庭现状和发展需求落实各项救助帮扶政策。

（三）存在问题

在2017年之前，由于扶贫对象的识别过程缺少数据比对环节，再加上有的群众收入变化明显，虚报自家的家庭经济情况、夸大自身存在的困难，为精准识别贫困户增加了难度，造成镇村不能精准判断申请贫困户对象的实际家庭情况，少部分有车有房的群众被误纳入建档立卡对象。虽然后期在各类数据比对和审计过程中发现了这些问题，也采取了清退措施，但仍在少部分群众中造成了识别不精准的印象。

二、扶贫项目精准安排情况及问题

（一）扶贫项目简介

到户扶贫项目主要以种植、养殖产业扶贫、光伏产业扶贫为主。2016年以来，共实施到户特色种养殖产业项目3910个，发放产业补贴资金688万余元。全镇已实施光伏项目四个批次，建设光伏电站15个，装机总容量5.44兆瓦，惠及贫困户1184户，年均收益3000元以上，惠及贫困村2个,年增加贫困村集体经济收益超过5万元。

到村扶贫项目主要以双基建设和村级产业发展项目为主。2016-2020年，县财政共拨付我镇债务资金和专项扶贫资金1372万元。共实施基础设施改善项目34个，从绿化、亮化、硬化、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民文化广场建设方面帮助两个贫困村较大程度改善了基础设施和基础公共服务；拨付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160万元，通过建设扶贫车间、资金入股产业项目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上；投资125万元建设贫困村产业项目3个，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6万元以上。

（二）存在问题

村级扶贫资金缺乏整体规划性。主要体现：1、受资金限制。县下达到乡镇的扶贫资金只限于贫困村，少部分非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公共服务仍在存在短板。2、受思维限制。扶贫项目由村一级向上申报，村一级干部常年处于基层，局限在本村目前的状况，对扶贫项目建设没有较长远的规划，只能被动通过入股分红的方式简单分红，村级扶贫资金缺乏效益。

三、精准帮扶实施情况及问题

（一）精准帮扶情况

为了加强扶贫队伍建设，我镇为12个行政村居配备了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采取调整配强一批、培训提高一批、下派注入一批、考录补充一批、培养储备一批的措施，选优配强村级扶贫力量，确保每个村居都有扶贫专干、资料员、微机员。营造县委宣传部、县应急管理局、县第一初级中学三家帮扶单位和413名县乡村三级帮扶责任人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氛围。通过加强业务培训提升扶贫干部业务能力，以查漏评，纠错评、错退，提高识别精准度、政策知晓度、群众满意度为目标，做到责任落实、精准识别、核实收入、档案规范、压力传导到位，明确分工，各司其职，确保工作高效运转。党委扩大会、党政联席会、镇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每周调度脱贫攻坚工作不少于1次。建立镇班子成员包点到村、各级干部帮扶到户包保负责制。

（二）存在问题

一是少部分帮扶干部对脱贫业务不熟、政策不清，精准帮扶仅停留在结对和走访慰问层面。

一些贫困户的帮扶计划缺乏针对性，难以做到精准施策。二是帮扶中大多采取资助类的扶贫，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力度不够。

四、后续巩固脱贫退出成果的意见建议

一是双基建设仍需加强。

随着扶贫资金项目的大量投入，农村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有了大幅改善，但是非贫困村的基础设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二是资金投入仍需加大。未脱贫户大多是“老少病残孤寡灾”等困难群体，自主生产生活能力较弱，较为依靠政府转移性支付。三是内生动力仍需激发。极少数贫困户仍有“等靠要”思想，仍需要通过“扶人扶智”全面激发内生动力。

五、疫情期间脱贫攻坚开展情况

第一是就业帮扶促增收。

组织好贫困劳动力返程返岗和外出务工，积极开展“三送三问”活动，已发放宣传资料和口罩420余份。摸排出全镇1924人贫困人口有务工需求，截至4月份，已全部上岗就业。其中车间吸纳就业59人（贫困户29人）、公益岗位就业139人、增岗就业26人；对于有就业帮扶需求的525人提供岗位信息，向园区企业送工115人。

第二是主体带贫促增收。

2家扶贫车间和2家涉贫农业经营主体全部复工，带动贫困户39人月均增收2000元左右。

第三是发展产业促增收。

193个春季到户产业正在加快实施，已审批193个，拟拨付资金73.15万元，已拨付资金25.5万元；贫困村编报特色种养项目2个，已审批1个，拨付资金40万元，正在推进实施。

第四是消费扶贫促增收。

通过消费扶贫及时打通农产品销售难点堵点，化解4户贫困户滞销农副产品3.5万元，疫情期间积压鲜活农产品全部完成销售。

第四篇：职业生涯规划访谈心得-陈伟

职业生涯规划访谈心得

这次职业生涯规划生涯人物访谈，我们采访了我们的班级辅导员。通过此次访谈，我对于未来的工作以及生活有了一定的认识，也有一些感想。

首先我们要重视自己的专业知识。要充分利用在校学习时间不断夯实我们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要肯去学、肯去钻、肯去精益求精。而且我们要勤动手，多多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此外广泛涉猎各方面报刊书籍，关注行业动态，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提高自己的综合业务素质和专业竞争实力等，不断拓展自己的优势和成功渠道

然后我觉得英语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英语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技能。要充分利用在校学习时间不断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这样才能够在第一时间阅读国外优秀论文，才能更好的与别人沟通，才能在编程时更加游刃有余。在全球化的今天，每天都要面对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波有一波的技术浪潮，英语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必须虚心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积极与世界接轨，而这一切都无一可以离开语言工具——英语。因此英语是我们将来立足本行业的必需品。此外，如果想寻求更深的发展，成功的职业人给我们的建议是：“那就学好英语吧。”

其次，人际关系也很重要。大学不仅是学习的乐园，更是育人的圣地。学会做人是我们大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如今在校学习的我们，交际圈仅限于亲人、部分同学和少许的朋友等，非常狭窄，对自己今后生涯的顺利发展非常不利。所以，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就更加重视培养自己的为人处世能力及经营并维护好自己的人脉资源。

然后我们要端正自己的心态，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心态决定成败，细节铸就辉煌。我们去应聘工作岗位，是想施展自己的实力，更是想为所在公司创造利润和价值，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成为公司的负担。在人才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今社会，任何一个公司都不会接受一个心高气傲、做事磨蹭、对工作不认真负责的员工。正如冠捷科技集团黄某所言：“其实那些从大学出来的毕业生更高傲，说的都很好听，叫他做一点事总是磨磨蹭蹭，而且还做不好。我们对员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苛刻的要求，他们只要对自己有态度，对所在岗位认真负责，那他们做任何行业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也是欢迎这样的员工的。”还有，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抱怨和悲观的心态，应该尽量多地去接触行业最新的发展概况，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待毕业时，积极投身就业大潮之中。

此次生涯人物访谈，作为一种获取职业信息的有效渠道，帮助我了解了的真实的社会就业现状，以及一些特殊信息，如潜在入职标准，核心素质要求，晋升路径以及工作者应具心态，等新颖信息。这些信息让我意识到了找到好工作所需具备的能力，有助于我及时制订合理的学习计划。从而为将来的竞争与就业垫好基石。

陈伟

软件120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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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刘书记电视访谈材料-

****乡“学党章、讲党性、树形象、促发展”

活动访谈材料

问：刘书记，您认为开展“学党章、讲党性、树形象、促发展”活动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开展“学党章、讲党性、树形象、促发展”活动是对全省开展的“三问三解”活动和全市开展的千名干部包扶低收入村工作的延伸和深化，也是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创建全国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的重要载体。在全面建设“五个洛川”的实践中，开展此项活动对于切实解决当前党员干部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加强乡村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强化群众观念，转变干部作风，推动工作落实都具体很好的现实意义。

问：刘书记，那咱们****乡是如何结合实际开展“学党章、讲党性、树形象、促发展”活动的？

答：全县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我乡于4月5日及时召开了动员会议，对基层组织建设、“红色星期五”党日活动、党员积分制管理等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采取调查研究先行、党员培训统领、双向承诺支撑、积分管理促进、健全制度保障的方法，迅速在全乡掀起活动热潮。一是抽调专人深入14个低收入村认真调研，并与包扶领导和相关部门紧密配合，共商共议、分类指导、研究对策，全力推进包扶工作顺利开展。二是制定了党员干部培训计划，以党章、党史和各项政策法规为重点，加强党员干部培训教育，统一思想，促进作风转变。三是坚持双

向承诺、互动点评，各支部和党员干部均结合实际公开提出了承诺，乡党委于3月28日组织开展了第一季度领导点评活动，通过逐级互动点评，总结了工作，找准了问题，并提出了今后的工作建议。四是对全乡党员建档立卡、实行积分制管理，每月27日汇总并在全乡通报，以此来增强党员的在党意识和参与意识，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五是制定了红色星期五党日活动制度和各项规章制度，坚持每月制定下发党建工作要点，明确活动主题，以制度来保障党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问：下一步，****乡将如何通过抓党建工作，推动****乡整体工作再上新台阶？

答：我们将以“学党章、讲党性、树形象、促发展”活动为契机，按照“党建统领、果畜结合、升级晋档、科学发展”的党建工作思路，以党员干部培训为统领，以后进支部整顿提高为重点，以创先争优活动和双向承诺、互动点评为抓手，深入推进各项活动向纵深发展。一是深入开展党章、党史学习，培养全乡党员干部知党、爱党、在党、兴党意识。二是扎实开展“七树两帮”活动，狠抓后进支部和后进党员的教育转化工作，增强后进支部班子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三是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在全乡党员干部中培养一批在苹果产业发展、生猪大乡建设、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党员标兵干部，以此来带动促进各项工作的快速进展。四通过召开党建联席会等形式，加强各支部和党员干部承诺事项的督办落实，从而达到让党员干部长期受教育、使群众长期得实惠的效果，为全面建设富裕、生态、和谐的新****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