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爱情伦理观

第一篇：马克思的爱情伦理观

无希望的爱恋是温柔的——爱的人生 美的文学

标签： 书摘 一 爱情与文学

爱情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动力。人生因爱情而多彩，生命因爱情而辉煌。爱情会创造奇迹，已被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大师所证实。童话《睡美人》中的美丽公主，被纺织针刺中而昏睡不醒，英俊的王子深情的一吻，她竟然睁开眼睛而复活了。英国诗人勃朗宁对伊丽莎白·芭蕾特的真爱，使一个瘫痪的少女神奇般地站了起来，并向我们奉献了一册讴歌爱情的不朽诗篇：《十四行诗集》。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死而化蝶，成为爱情的千古绝唱。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有感于柳梦梅的一往情深而死而复生，虽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却道出了爱情的魔力。爱情是可以超越时空的。难怪汤显祖在《牡丹亭》的卷首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文学是人学，是关于人的感情和性格的学问。“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43-1852年）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因而，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时，自然无法回避对两性关系的描写。而两性关系中最多姿多彩和激动人心的——爱情和婚姻，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试问：“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善怀春？”（歌德）难怪《诗经》中的第一篇《关雎》，就出现了反映青年男女慕爱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曾指出：“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同上）文学对爱情的情有独钟和矢志不渝，哪怕是中世纪欧洲的禁欲主义，还是中国“十年**”时期都无法隔绝。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爱情在人类生活中有着不可驱除的位置，要消灭它无疑是痴人说梦。凡是热爱生活的人，无不对它心旷神怡、心花怒放。爱情是人类美好情感中的集中表现。而作家、诗人们对生活的投入和热爱又较之普通人更为专注和热烈，他们是人类情感的最丰富者和至情至性者。他们自身的爱更强烈更纯粹也更惊世骇俗。从古至今为爱情而殉情的诗人和作家并不少，举凡俄国就有普希金、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顾城、三毛等。可以说爱情与文学相伴而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贯穿于所有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中，成为他们创作的动力和素材。只是作家艺术家的个性不一，表现有显或隐之分罢了。二 爱情与作家

郁达夫曾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郁达夫：《过去集·创作生活的回顾》，杨里昂主编：《文学名人自述》，花城出版社1998年4月版）无可否认，作家的情感体验无疑是作家创作的主要源泉。爱情催生文学，爱情是孵化优秀乃至伟大文学作品的温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西方文学而言，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在 1818年3月4日认识了梅迪埃特而一见钟情，不料梅氏感情细腻却态度傲慢，司汤达在她面前屡屡败北，她甚至只许司汤达每半月才能见她一面。司汤达面对如此感情“折磨”，不以为忤，反而为之辩诬，对她忠诚不渝，并为此写下了名著《爱情论》。1825年梅迪埃特去世时，司汤达在《爱情论》的扉页上竟写下了：作者的死亡！同为法国作家的卢梭，很难想象没有华伦夫人对他的影响，他会写出惊世骇俗的自传《忏悔录》；小仲马不邂逅并爱上妓女玛丽·久普列西，杰作《茶花女》就不能再见天日。正因为歌德对夏绿蒂·布芙疯狂的爱和这种爱的夭折，才产生了影响一代浪漫主义小说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乔治·桑与缪塞的浪漫爱情，使我们看到了她的《莱沃纳·莱沃尼》和《约盖》。而缪塞的代表作《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则直接取材于他与乔治·桑的爱情经历。法国杜拉斯因对越南的初恋刻骨铭心，小说《情人》风靡一世而催人泪下。英国离经叛道的著名作家劳伦斯，在谈到青年时期的情人吉西·钱伯丝时深情地说：“我写的每一点都是为了她，所有我的诗都属于她。当我写下一点新的东西时我就问自己：她对这些会有什么看法？”难怪希腊俗谚曰：“爱神（Eros）呵！你是统治诸神和人类的暴君！”

中国现代作家对个人情爱的记叙多用日记体、书信体，似乎这种形式更能展示自己情感世界里的火与冰和爱与恨。鲁迅与许广平日久情深，给我们留下了《两地书》；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恩怨情仇，文学史上便有了轰动一时的《日记九种》和《毁家诗纪》；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浪漫之旅，结晶为感情浓烈、文字优美的《爱眉小扎》。庐隐在1928年认识了小她九岁的清华学生李唯建，由友谊而至爱情，这段超越年龄的惊世之恋，“一本真情流露的情书”——《云鸥情书集》（1930年在天津《益世报》连载时名为《云鸥的通信》）便横空出世；女作家白薇与诗人杨骚曲折而变幻的爱情，通信集《昨夜》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伤感；蒋光慈与宋若瑜的爱情凄婉动人，宋若瑜病逝后，蒋光慈为她“铸造了”永恒的《纪念碑》（通信集）。1930年，女作家罗洪与翻译家朱雯，因共同爱好文学而交往而相爱，第二年便将他们的通信《恋人书简》，交上海东华图书公司出版，向世人展示了他们之间的琴瑟共鸣。狷介诗人朱湘与妻子刘霓君虽是父母指腹为婚，他赴美留学期间，仍写下了他对妻子“卢骚式的热情”。（罗念生：《评〈海外寄霓君〉》的家书——《海外寄霓君》）至于朱自清在妻子武钟谦去世三年后，写下的至性至情的悼文（实则寄给另一个世界亡妻的情书）《给亡妇》，则写尽了“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唐·元稹《遣悲怀三首·其二》）的质朴深情。三 爱情与创造

情爱既然在作家、诗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就不可避免会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广泛的影响。不仅留下了堪称美文的日记和书信，而且还给他们以一种内在的推动力，使他们放弃既定的人生之路而拥抱缪斯，并将这种澎湃的激情幻化为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鲁迅弃医从文，自然是有志于改造国民性，与朱安无爱的寂寞也无疑起了催生作用。诚如他在《小杂感》中说：“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中）856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1月版）正因为他20多年的苦行僧似的独身生活，使其个性心理和性格特征，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猜疑、偏激、郁闷、孤苦……。他前期的小说创作，在题材的选择和人物的塑造上，都呈现出自我个性心理和性格特征的印迹。如狂人的多疑与过敏，魏连殳的孤独悲怆，吕纬甫的颓唐，祥林嫂的孤苦凄惨，单四嫂子的冷漠悲凉……等等，形成了他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特异风格。郭沫若虽自小写诗，但真正激发他创作热情的则是安娜的爱。他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明确地说过：“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安娜，笔者注）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郁达夫从小缅腆，偶遇赵家少女，“整整地恼乱了”他“两年的童心”，留下了“水样的春愁”。（郁达夫：《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郁达夫作品经典》（第3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1月版）徐志摩放弃父母铺就的实业道路，而钟情于缪斯，在剑桥与林徽因的相识，不能不说是一个契机。胡适如果没有他文学生涯中“一个最早的同志”：莎菲（陈衡哲），很难说他会在寂寞与孤单中把“文学改良”坚持下去。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蕙的风》，就是写给曹佩声和符菉漪的，他自己在晚年“还再三向人叙说，曹珮声是他的第一个恋人，他最初的诗情、诗兴，是曹珮声激发起来。”（转引自郭宛：《灵与肉之间——胡适的情爱苦旅》第187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3月版）现代派著名诗人戴望舒在他自编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的扉页上印着Ａ Jeanne（给绛年）几个法文大字，并用拉丁文题上了古罗马诗人Ａ·提布卢斯的诗句，他自译为：“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据此向世人诉说他对绛年的呼唤和他内心的痛苦。

情爱不仅给作家、诗人以灵感，而且还会为他们提供永不枯竭的创作素材。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与同居，不仅使鲁迅后期的创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还在各自的创作中分别留下了异常珍贵的反映他们爱情生活的作品。许广平写下了《同行者》、《风子是我的爱》、《魔祟》和《结婚的筵宴》，鲁迅写下了《奔月》、《伤逝》和《腊叶》。郭沫若的诗集《瓶》和他不少的自叙传小说，都留下了他自己称之为早期的性觉醒记载和婚恋经历。《叶罗提之墓》反映了他的恋嫂情结和恋物癖。郭沫若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多次写到安娜，对安娜给予他无私的爱和温情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他在自传性小说《漂流三部曲》中借主人公爱牟之口，赞美不断给他创作灵感的妻子：“哦，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的爱人哟，你是我的Beatrice（比阿特丽斯《神曲》中人物，笔者注）！你是我的Beatrice！你是我的！长篇？是的，最好是做长篇。Dante（作者原注：但丁）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使你永远不死。啊，Ava Maria!Ava Maria!（作者原注：福哉圣母！福哉圣母！天主教追念圣母玛利亚之祈祷词，此处是把自己的女人当成圣母。）永远的女性啊！……”郭沫若对安娜不仅充满了爱怜与感激，而且对自己的不是满含着自责与忏悔。如果梳理一下他的诗剧、小说和戏剧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其女性主人公无论悲喜，总是高洁的。诸如诗剧《棠棣之花》中的聂嫈，《湘累》中的女须，《女神之再生》中的女神；小说《湖心亭》中的妻子，《残春》中的看护S姑娘，《喀尔美萝姑娘》中的妻子，《落叶》中的日本姑娘菊子等；戏剧《三个叛逆的女性》中的卓文君、王昭君和聂嫈，以及《屈原》中的婵娟等等，莫不是他与安娜初恋经历的艺术再现。郁达夫在自叙传小说《茑萝行》中，较为详细的记述了自己与孙荃结婚时的心路历程。1921—1922年间，他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时，偶遇妓女海棠，心生同情与爱怜，写下了自叙传小说《茫茫夜》及续集《秋柳》。抗战时期在新加坡，因政治失意家庭破裂，而与情人李筱英“灵犀一点此传心”，写下了堪称现代作家抒写的古典诗词的爱情绝唱：《乱离杂诗》。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和陆小曼的情爱纠葛，成为他诗歌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就连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诗《再别康桥》、《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和《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没有他理想爱人林徽因的影子。爱情既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情圣”，也促进了他的诗歌创作。他那些出自真情富于灵性的爱情诗，是他在爱的甘苦中所作的诗歌形式的尝试，这无疑丰富了现代白话诗的表现手法。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与韦莲司的深情，与曹珮声在杭州“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都写入了他的《尝试集》……。综观现代作家和诗人，以自己的婚恋和情爱作为创作的素材，不胜枚举。何其芳之于表姐杨应瑞而写下的《预言》，冯沅君记载与夫君陆侃如婚姻生活的《春痕》，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萧乾的《梦之谷》，洪灵菲的《流亡》，柔石的《疯人》，蒋光慈的《弟兄夜话》，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张恨水的《春明外史》，茅盾的《虹》等等，都有作者本人情爱与婚恋的投影。在当代文学史上，以作家自己的婚恋为常写的素材也不乏其人。

台湾言情小说家琼瑶，在18岁时因升学压力而陷入苦闷中不能自拔，受到43岁儒雅潇洒的国文老师的关怀而心生情愫，无奈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不为世俗和父母所容而夭折，这段不幸的初恋，时间虽不到一年，却改变了琼瑶的一生。她写下了寄托自己初恋情怀的成名作《窗外》。琼瑶在谈到《窗外》时曾说：“《窗外》那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的初恋，这件恋爱始终撼动我心，让我低徊不已。”类似少女与父辈般男人的爱情故事，在她以后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诸如《一帘幽梦》中的紫菱接受了比她大20岁的费云帆叔叔的爱情。《金盏花》中26岁的女主人公接受了42岁的赵自耕的爱……。只不过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未曾实现的师生恋，在她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都实现了。四川诗人流沙河，在备受磨难的人生逆境中，有幸遇到川剧演员何洁，不顾一切利害得失去爱他，既使他倍感心慰，又出自真诚写下了献给何洁的爱情诗《情诗六首》。金庸因对夏梦怀有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所以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中不乏夏梦的倩影，如《神雕侠侣》的小龙女，《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等，三毛就说过：“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写出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而不了解金庸与夏梦的这一段情，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情缘‟的描写。”

是的，当我们在为作家的爱情描写所感动，并疑惑他们为什么会写出如此细腻感人的爱情故事时，如果我们不从作家个人的情爱经历着手去关照去把握的话，我们就很难真正地体会到这些作品的艺术魅力。作家、诗人们的个人情爱生活既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又为他们提供了丰饶的素材。只不过因作家的个性有别，其选择素材和表现手法不尽相同，在作品上的表现不一罢了。现实主义作家要含蓄些，浪漫主义作家要张扬些，现代主义作家则表现得更为曲折。但不管这种影响或隐或显、或小或大、或消极或积极，其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四 情爱与创作的关系

由于情爱和婚恋对创作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因而探究作品产生的背景，就无法回避作家的情与爱，研究作家的情爱之旅与创作之路，对于进一步理解作家的作品无不裨益。尤其是那些在作家生前引起争议、颇感疑惑的杰作更是如此。比如当周建人未披露鲁迅的表妹琴姑对鲁迅的“生死恋”时，就难以理解他为什么在 1932年7月20日要用骈体为素不相识的程鼎兴，为出版遭其遗弃的爱妻金淑姿情书一束《信》求序时，欣然写成《〈淑姿的信〉序》。当胡适与韦莲司的通信未公诸于世，就无法理解他的新诗《蝴蝶》和《水调歌头》别有深意。同样，胡适与曹诚英“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恋情未曝光时，他名篇中的《别赋》、《西湖》、《怨歌》、《秘魔崖月夜》、《暂时的安慰》、《江城子》和《多谢》等诗的阐释就难以鞭辟入里。茅盾创作的《虹》时未曾到过四川，作品所反映的则是道地的四川风情和三峡风光，研究界一直很疑惑又不得其解。他去世后，秦德君与之恩怨情仇的公诸于世，困惑多年的疑惑就迎刃而解了。回避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的“婚外情”，就无法真正地理解他在1941至1943年间创作的《看虹录》、《摘星录》与《新摘星录》等小说以及《烛虚》、《潜渊》、《生命》等散文，为什么会出现“用人生问题的讨论开头，而后装入他那一贯的肉欲的追求，„生命的诗与火的赞美‟来结束”的格局。（《新文学》编者按，转引自贺桂梅《沈从文：生命中的“美”与“爱”》，《北大情事》，海南出版社2000年1月版）沈从文公开宣称他写的是他“自己的心与梦的历史”（《水云》）。他在1931年给张兆和的信中坦诚道：“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葛的一章。”沈从文这期间借“不幸故事”来“排泄和弥补”“受压抑的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冠以“桃红色”作家的代表，“作文字上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解放后他为此中断了自己心爱的文学创作。不了解“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语）冯至早年的单相思，就无法领会他在1926年及以后的爱情诗中空幻色彩减弱的原因。对于《无花果》一辑中《迟迟》、《我只能……》、《桥》、《雪中》、《什么能够使你欢喜》等诗所表达出的焦灼炽热的恋情、忧伤的哀怨以及轻微的责备等种种情绪所困惑。知道了他敏感而羞涩地爱上了一位姑娘，又怯于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故而写下了那些意象凄冷的爱情诗，来表达他的痛苦与忧伤。如《蛇》中的寂寞是一条蛇，《蚕马》中“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就不必打开窗子问我：你是谁。”

情爱绝非都是精神之恋，自然也包括性爱。健康有益的性心理、性生理描写是文艺作品表现爱情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学作品中的健康的性爱描写从来就不采取排斥贬抑的态度。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在性描写方面“看过许多书”，并作过摘录与友人一同欣赏，恩格斯对中世纪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描写大加赞赏，认为这种描写能给人带来愉悦。鲁迅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指出：“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上）63页）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反对低级趣味的为性而写性，性爱描写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内容而降低到性本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页）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许多性爱描写的成功范例，如鲁迅在《肥皂》中描写了卫道士四铭在街上看见祖孙两位女乞丐时，碰巧听到两位游手好闲的光棍打起了女乞丐歪主意时的话：“去买两块肥皂来，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而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性幻想。《阿Q正传》“革命”一章叙述阿Q白天在未庄街上做完造反游行后，晚上回到土谷祠时对假洋鬼子老婆和吴妈的性幻想，都辛辣地嘲讽了封建士大夫和贫民百姓的性幻想。鲁迅在《小杂感》中还对国民性中那些丑陋、肮脏的性心理进行无情的挖苦：“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郁达夫、郭沫若作品中的性爱，大都还健康，也有少部分显得过于直率露骨。张资平缺乏提炼加工的多角恋爱小说，多自然主义描写，作品中的人物已退化为追求肉欲的动物，这是不值取的。大肆张扬性爱，多用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性爱，在世纪之交已走向了极端。开先河的《废都》、紧随其后的《白鹿原》，特别是“美女作家”、“妓女文学”的创作，已把性描写作为反映转型期边缘人的主要手段，其是非功过，已非情爱范畴，在此不予评述。然而，作为一个有着健康趣味的读者，应该努力体会作家的创作主旨，而不应该只对其中的性描写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样，我们研究作家的婚恋与创作的关系，是为弄清楚一些困惑我们作品的背景、产生的源泉，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作品，鉴赏作品。作家往往把自己的情爱经历和体验转化为文学的审美创作，他们那些描写爱情和婚恋的作品几乎都是自己情感经历的曲折反映。因此，研究作家的情爱与创作的关系，既要摈弃传统道德的性爱观念，也要杜绝那种无聊地寻找作家风流韵事的猎奇心里，而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态度，完整而深入地理解现代文学史上一代优秀作家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而绝非为猎奇而窥视，以再现作家的隐私为乐，以媚俗为宗旨，像热衷于作家婚恋的影视剧那样，去演绎他们春花秋月的浪漫故事和撩人心魂的古典传奇，去追求票房价值。我始终认为，作家们最值得人们记住的是他们的那些作品，而非他们的风流韵事。

第二篇：马克思新闻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观的特点

（摘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陈力丹著）

1、习惯于从全球角度，特别是当时欧洲工业发达地区已达到的交往水平，衡量和估量所评价或论证的涉及新闻传播政策、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方面的问题。

由于超越了民族的或地方的狭隘性，因而评价具有历史的公正性，论证具有相当准确的宏观预见性。不仅论证角度，而且由于他们全面继承了前人已取得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成果，在知识结构方面同样超越了民族和地方的偏见，其论证的深刻、眼光的敏锐至今仍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为实现传播政策方面的近期斗争目标，在理论论证和报刊实践工作中，始终表现出斗争的执着性和不畏暴力威胁的勇气。他们的新闻观带有执着的、一以贯之的特点。

一定要以某年某月划界，区分青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老年的马克思恩格斯，或者以我们现在的思维习惯和用语（诸如“思想飞跃”）将他们的思想截然分为多个阶段，总有一种割断了思想脉络的感觉。他们的思想发展，甚至是用词特征，都明显地显现出前后的连贯性。

3、在“党”的信息传播方面，通过坚决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来维护党的荣誉。某种意义上，他们一生都在与一切诽谤、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各种奇谈怪论和浅薄的胡说八道进行斗争，即使它来自党的领导人，甚至是领导机构的决议，也坚决予以批评和抵制。同时，他们主张给予论战对手对等的机会和篇幅发表意见。他们尊重党内“自由发表意见”的惯例，只以个人的名义发言，并认为自己的意见不应该约束党。

4、根据现代职业新闻传播的特点规范，论述新闻业务问题，赋予新闻学以丰富的哲理。

他们作为职业思想家，加上一生作为新闻工作者或与新闻业打交道的经历，使得他们拥有比一般新闻工作者高得多的分析眼光，他们关于新闻写作和新闻作品特点的论述，以及涉及传播的语言和文字、舆论、宣传等不同交往形态或媒介的论述，具有经典意义。特别是关于报刊工作特点的认识，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内在的评价党的报刊工作的尺度之一。

第三篇：马克思新闻观学习体会

《2013年全市新闻采编、制播人员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班》心得体会

通过参加“2013年全市新闻采编、制播人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班”的学习，学习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丽文同志讲授的《新闻工作者如何牢记使命、敢于担当、传递社会正能量》、省委宣传部讲师团团长曾凡光讲授的《战略机遇期与国际形势和地区热点问题》、广东电视台记者郑亚琴讲授的《如何把握当前舆论格局深刻变化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南方日报社要闻编辑部主任郎国华讲授的《汇聚正能量护航中国梦—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实务》，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闻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指针。

通过学习，我深刻地理解“从思想上解决‘为了谁’，从作风上解决‘依靠谁’，从行动上解决‘我是谁’”的深刻含义。认识到新闻工作的方针原则，必须做到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等基本方针。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自身在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坚定理想信念

在思想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政治上，坚持新闻工作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组织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党的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纪律。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坚定理想信念，抵制各种诱惑，始终坚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新闻工作，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应当旗帜鲜明，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秉承崇高的社会责任，严守新闻宣传纪律、基本准则，自觉维护健康向上的新闻秩序，杜绝虚假俗报道。

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

把人民作为新闻报道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新闻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式。

新闻宣传工作的主体是人民，作为一个新闻宣传工作者，应该深入基层实践、贴近人民群众，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新闻报道权用到为人民服务上来，主动回应群众关切、满足群众需求。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讲究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努力使自己的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使广大的受众喜闻乐见，才能牢牢抓住群众，让群众有“话说到心坎上”的感觉。

三、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一条成功经验，也是指导新闻工作的重要方针。坚持这一方针，就是要大力宣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形势，宣传党的正确领导和祖国的光明发展前景，同时，要正确引导人民群众认识和科学分析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着眼于改进工作、增进团结、维护稳定。造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围绕、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

四、认真务实，不负使命

参加这次培训班学习，我不但提高了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认识，更深知自身从事的安全播出保障工作的重要性，为新闻宣传工作把好最后一道关，将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精心制作的宣传信息正确无误的通过电视信号传播给人民群众，责任重大。

虽然技术保障工作枯燥乏味，发挥的作用也往往隐藏在平淡之中，甚至不为人所理解，但是自身对工作必须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用全情投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来确保播出安全。这就需要自己要有一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

加强业务能力建设是新闻工作者完成党赋予的神圣使命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新闻宣传水平的必然要求，更是一个电视广播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素质。在本职岗位上，我必须坚持认真钻研业务知识，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合理安排好工作和学习，力求把工作做得主动和细致，主动去适应工作压力，善于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不断掌握新知识、增长新本领、不断提高我们的综合技术水平，为新闻宣传工作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

总结这次宝贵的学习经历，我内心更加坚定，做为一名新闻工作

者，我一定要继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体会其中的理论精华和指导思想，在工作中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态度诚恳、虚心请教、增强信心、鼓足干劲，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名利得失。坚持求真务实、务求实效、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不怕困难、知难而上的意志品格，更好地树立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用实际行动来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宝贵精神。

第四篇：马克思的普选观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普选观

内容摘要：选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普选权的独特看法，指出选举的性质是受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具体历史的分析了不同情况下应对普选权所持的态度，本文就以马克思对英、法德等国普选权的态度来说明这一点。选举作为一种实现民主的方式，对我国实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普选权

一、马克思普选观产生的背景

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在最早的原始社会就产生了，它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到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此时阶级、国家都将消失，那么这时的选举就不再产生阶级统治，而完全成了事务性的，只是一种社会管理的方式。

资本主义从14、15世纪萌芽经过原始资本积累，到17、18世纪资本主义方式最终确立，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标榜“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需要突破种种限制，从而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普遍选举”的主张，这一口号成为反对封建制度的利器。同时普选制也就开始成为革命的重要旗帜，但此时的普选只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主义的工具，人民还难以真正参与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十九世纪正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普选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在关注研究资本主义，其中对资本主义普选制有着不少的论述，对资本主义选举虚伪的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普选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扩大了民主的范围，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加以有效利用，那么就能使之从剥削的手段转变为解放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告诫广大无产阶级在利用普选权时应该时刻牢记普选权的虚伪本质与欺骗特征，应该坚持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对这些论述没有形成专门的著作，而是分散在了卷帙浩繁的文章中。

二、马克思普选观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详细阐释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由于选举属于上层建筑，因此从根本上说选举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普选权正是一根磁针，它虽然摆动了几次，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1(1235)。资产阶级的普选首先是有其虚伪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里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选权在 1

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2(p96)

其次是对财产资格的限制，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职责就是调整选举权，使它合乎资产阶级的统治。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最先局限于上层，马克思1852年在《宪章派》中写道：“一个男子要想享有不列颠议会选举权，如果是在城市选区，他就得有除缴纳济贫捐外收入不少于十英镑的房产；如果是在各郡，那他必须是一个每年收入不少于四十先令的自由农，或者是一个每年交纳不少于五十英镑地租的土地租佃者。单单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宪章派在刚刚结束的选举斗争中能够正式参加活动的只是很少数的人。”3(p391)

再者就是工业无产阶级还不占多数的情况下，争取普选权就必须唤醒农业无产阶级。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指出“旧的封建领地上的宗法式经营方式使雇农或无地农民祖祖辈辈依附于他们的‘仁慈的老爷’，这种依附关系大大阻碍了农业无产者参加城市工人的运动”，“在法国，由于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缺乏民主意识，普选权没有使工人进入议会，而是相反，几乎把他们全部赶出了议会。在德国，反对封建的和官僚的反动派的斗争——这二者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分不开的——就等于争取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斗争；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4(p83)因此无产阶级此时若想取得胜利，必须唤醒农业无产阶级。

但随着资本主义方式最终在世界范围确立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再加上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下不断对普选制进行改革，如英国1832年、1867年、1872年、1883年、1884年、1885年等大规模对选举制的改革，使无产阶级能更好的利用选举参与政权。如马克思1855年在《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中曾写到“如果追溯一下普选权在英国的历史，那末可以看到，随着英国现代社会及其永无止境的5(p301)矛盾——由于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矛盾的发展，普选权逐渐地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性质。”

这充分显示了普选权在英国的发展历程，由于“在英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而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农村”，英国的无产阶级比其他国家更强大，再加上对选举经过多次改革，因此在英国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恩格斯在临终前五个月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很着重的说到普选权的积极利用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德国，因“工业因获得法国数十亿滋润补助，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1871年为102000，1874年为

352000，1877年为493000„„1884年为550000票，1887年为763000票，1890年为1427000票。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000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方面接受！”6(p513-514)恩格斯还说到德国工人“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6(p516)可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选权对无产阶级也越来越重要，马克思在晚年所写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中也提到选举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7(p264)普选权作为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可以成为很好的宣传手段，在进行竞选鼓动时可以更好的接触人民群众，工人“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但恩格斯在称赞普选权的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否定革命，“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6(p520)。同时还说“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6(p522)从中我们能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选权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的国情等具体历史的变化着。

三、马克思资本主义普选观的特点

1、选举的性质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性质，对社会经济基础有着历史的依附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未来社会，“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2(p289)

2、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具有社会历史性

马克思说：“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都有。”2(p289)恩格斯称原始社会的选举制为“自然形成的民主制”6(p104)的主要形式，是人类社会选举制度的萌芽。因此选举作为一种形式，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可以利用。

3、在阶级社会里，关于选举权的斗争实质是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8(p84)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选举背后的阶级实质，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争取

选举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普选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

四、对我国选举的启示

我国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我国也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行使国家权力。选举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借鉴西方选举制中的一些优点，以此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对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调查了一组议会选区的统计数字后指出：下院共有654个议员，其中594个议员是由297个受控制的选区选出来的。

[14](p1384)因此

（一）使选举方式与程序规范化和法制化。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提到了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需要农业无产阶级的觉醒，由于我国有八亿农民因此(二)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民主意识。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对选举制具体历史的分析，我们知道(三)选举做为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必须符合本国的国情，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选举方式和方法。

（四）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不可能完全实现普选制，现在我们只是在县级以下才是直接的普选制，在以后的发展中应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重要举措，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国家的管理中来。

（五）为更好地保证提名候选人的公正、公平，我们现在实现了差额选举，同时也可以引进竞争机制搞活搞好选举，提高候选人的参选意识和选举人的选举积极性。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选举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选举的发展和完善有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在不同时期和地域根据经济社会状况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选举思想进行发展和创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年。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五篇：马克思五观心得体会

马克思五观心得体会

马克思主义“五观”即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真是让自己收获很多。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变与不变的统一。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含义，关键在于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必须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对国家这一历史现象的总的看法，包括对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类型、国家的形式、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消亡等问题的基本思想和根本观点。祖国，是自己的先人和自己的生活之根，包括一定的民族、土地疆域、河流湖泊、山川平原、矿产资源、生态气候、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社会制度等等。它反映民族成员个人与民族生存 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关系;祖国是统治阶级存在的前提，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必须以祖国为自己存在的条件任何统治阶级必定生活在一定的国度之中，离不开祖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也就是说，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必定有一个祖国，祖国与国家相伴而生，没有国家统治的祖国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与纲领政策构建成的思想体系，民族是国家形成的要素，任何国家的国民或公民都是由某些民族的成员构成的，没有民族及其成员构成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民族与国家，是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社会历史范畴。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民族文化中最核心、最精华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制定民族法规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是敌我双方的一场政治斗争，是要不要民族团结、要不要国家统一、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问题，当然不是民族问题。

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有着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 深厚的历史渊源;民族团结是新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现实要求;民族团结是新疆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经验。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民族平等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民族团结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民族互助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和-谐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要求和目标。

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的前提是它的科学性，这是由历史和实践作为作证的。其实人民的利益不是一个标签，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而是最现实、最生动、最感性的东西。只有真正地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