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中“渔人”的身份探究（五篇模版）

第一篇：《桃花源记》中“渔人”的身份探究

江苏省如皋市白蒲镇阳光初中 冒银娟

《桃花源记》中进入桃花源的“渔人”是谁？陶渊明为什么要设计“渔人”出场？“渔人”可以作怎样的猜测？是懂得生活情趣的处士？是道家学养深厚的道士？还是陶渊明志同道合的挚友？

一

古代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每每称之为处士。隐居不仕，这是德行很高的人方能做出的选择。如《史记·殷本纪》中就记载了一位处士出仕的经历：

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

而陶渊明笔下的“渔人”，也不是一位没有生活情趣与品位的普通渔夫。这是由“渔人”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情趣所决定的。

东晋时期，司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整个朝廷都由世族大家把持，如琅琊王氏的王敦、王导、陈郡谢氏的谢安、谢玄等。东晋时期，清淡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人们讲究生活情趣的独特性比如东晋王子猷，他是丞相王导的侄孙辈，在“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其二》）的东晋，他可谓出东东晋第一豪门。我们看看他的生活情趣——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世说新语·简傲》）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任诞》）

王子猷生性爱竹，他是竹子最好的“形象代言人”。他爱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他“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形象，下开唐宋文人的种竹雅好。所以，晚唐诗人杜牧有这样的诗：“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润州二首》）

东晋时代，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清谈玄理，这种社交活动不能不影响“渔人”阶层。笔者以为，和王子猷注重生活情趣一样，“渔人”也非常懂得生活情趣。他应该是一个钟情山水、喜欢观赏风景的“高级渔夫”。《桃花源记》是这样写的——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捕鱼”是“渔人”的职事，但他的出现不是为了捕鱼。“渔人”的出场别有意味。“渔人”的视野里有什么呢？绚烂的成片桃花，鲜美的连绵芳草„„“渔人”受到了吸引，他为之惊异，甚至沉醉于美景之中，忘记了路途的远近。

唐代王维的《桃源行》对这位“渔人”的痴迷写得十分精确：“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值人。”如果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位头戴草帽的“渔人”行走在桃花林中，这是怎样的一种情趣，怎样的一种风景呢？因此，就审美心态而言，“渔人”和王子猷并没有什么差异。有人认为，所谓“渔人”就是为了故事情节而设置，本身就是打鱼为业，本来就是线索人物。事实上，那些终日以捕鱼为业的一般“渔人”是没有《桃花源记》中这位“渔人”审美的情怀与审美痴迷的。再者，“山头桃花谷底杏，两花窈窕摇踵映”，桃花艳丽、妩媚，桃子是仙家的果实。这位东晋“渔人”的生活情趣与情调是十分高雅的。

二

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拥有“渔人”身份，貌似在江边垂钓、水中靠捕鱼的“渔人”或“渔父”“渔翁”，都深深地寄托着作者的情趣和追求，常常是作者道家崇拜的代言人。古代文学作品中“渔人”或“渔父”“渔翁”，道家素养极高。如《渔父》中与屈原对话的那位渔父，其语言素养并不比屈原差——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歆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这位“渔父”的道家隐士形象与屈原精神境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华大学范子烨教授认为，“渔父”形象是“主人公自我的一种外化，乃是作家为表达其心灵苦闷，为书写其人生困境而运用一种艺术手段”[1]。其见解是相当深刻而精辟的。

《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是生活情趣与情调十分高雅的处士。但如果仅仅定义为“高雅的渔夫”，还没有深入到“渔人”的精神境界。范子烨认为陶渊明所说的“武陵人捕鱼为业”也大有内涵。“渔人”的捕鱼，可以看作其隐居避世的一种方式。在作品中，“渔人”仅仅是有了“捕鱼为业”的名份，但作者并没有描写他的“捕鱼”行为，反而记叙了完全不同于一般“渔人”的“赏心”——审美情怀。因此，这位“渔人”不简单。

作者开首的一段景物描写，还是对“渔人”高雅的审美情趣的衬托。也就是说，只有这位“渔人”才配得上“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美景。试想，那些为了生计天天去水里捕鱼的真正渔夫，谁有如此情调？这位“渔人”一出场便以“捕鱼为业”，这不过是陶渊明障人眼目的托词罢了。作品中的这位“渔人”和归隐中陶渊明情趣的相似度是极其高的。陶渊明在《饮酒》中所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流露出的审美情趣和王子猷的情趣大可相比。试想，他的作品中出现的这位“渔人”、自己的情趣代言人，其品位能差了吗？

“问君何能尔？”我想，皆因他们“心远地自偏”。由此，我们可以初步确认“渔人”的身份——隐士了。但这位隐士，还不是一般的隐士，而是道家修养深厚的隐士，是在当时影响力比较大的隐士。何以见得？《桃花源记》中有——

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东晋时代等级森严，而这位“渔人”竟然可以很随便地拜访到了“郡下”的最高行政长官——“太守”，并对他讲述桃花源的奇闻异事。而且，“渔人”的讲述还引起了太守的高度重视——“即遣人”前去探寻桃花源。试问，“渔人”在太守心中是处于什么地位？其信任程度是多高啊？这是一般的隐士吗？“渔人”当是一位具有深厚道家学养，并有深刻社会背景的隐士。范子烨教授考证，这位“渔人”即是作品后面提到的刘子骥（刘膦之，字子骥）。当时，宰相谢安、王坦之与之为友。史料载，刘膦之人品高尚，声望极高，桓玄、桓冲父子对他都非常器重。《世说新语·栖逸》第8条中记载——

南阳刘磷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于时符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吁谟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磷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

所以，太元年间，能够“诣太守，说如此”的“渔人”，实非一般人物。

三

我国古代文学有“渔人”的描写传统。《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有其历史人物的原型。对于《桃花源记》涉及的“事”，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金明馆丛稿初编》）中指出——

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磷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陶渊明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桃花源事与刘磷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

陈寅恪认为，《桃花源记》“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

对于《桃花源记》涉及的“人”，范子烨教授认为，刘膦之就是“渔人”的原型。据《世说新语·任诞》第38条中记载，刘膦之的确是一位“渔隐名士”——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岐村。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刘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

从这段文字看，当时担任桓玄侍中的张玄，刘驎之似乎并未放在眼里。史料记载，刘膦之，一字遗民。他与谢安、王坦之为朋友。可见，其身份地位之高。从这段文字中，刘膦之当时是喜欢捕鱼的。可见《桃花源记》中“渔人”与刘子骥实为同一人。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中，有关于“刘驎之”的记述——

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闭一开。水深广，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困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磷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

范子烨教授将“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和《搜神后记》中的“刘膦之”作了比较—— 1．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

2．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3．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南阳刘磷之，字子骥，好游山水。

他认为，陶渊明笔下“渔人”的原型就是刘驎之。那么，陶渊明熟悉不熟悉刘氏呢？笔者认为，刘驎之与陶渊明是同时代人，两个人应该见过面。《陶渊明集》卷五中有记载：“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列传》中有“刘膦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

从以上两处引言可以看出，刘膦之与光禄大夫刘耽是同族的亲戚，而刘耽是陶渊明外祖孟嘉的挚友。历史上，孟嘉、桓温、刘耽三人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以桓氏家族势力为核心，以桓、陶、刘等家族为纽带，彼此照应，相互提携。袁行霈教授在《陶渊明研究》中写道，这种家族关系自然使陶渊明非常了解刘膦之其人其事。他们是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战友，隐居生活中“惺惺相惜”的知音。所以，《桃花源记》最后写道：“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高尚士也”的赞词，发自陶渊明之口。这不是简单的评价！这足以证明，陶渊明与隐逸名士刘膦之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至少，陶渊明对刘膦之是非常欣赏，甚至崇拜的。

而陶渊明为什么有意遮蔽“渔人”即刘膦之的真相？历史记载，桓氏乃是宋武帝刘裕的政敌，桓玄又被刘裕消灭，特别是刘裕登基称帝以后，疯狂地剪除异己，诛杀桓玄旧部。这样看来，陶渊明以“武陵人捕鱼为业”的虚构来写刘膦之，就可以避免文学上的“刀光剑影”了。

第二篇：《桃花源记》渔人形象解读

《桃花源记》渔人形象解读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惠军明

《桃花源记》是脍炙人口的经典文学作品，它虚构了一个宁静安乐的世外桃源，描绘了一幅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生活图景。千古以来，人们对《桃花源记》从多个角度各个方面进行了解读。但对于发现桃花源的渔人，却几乎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色，绝大多数论者认为其仅仅起到线索性的作用，没有研究的价值。对于这种过于笼统的概括，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其实作者陶渊明运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刻画渔人形象，作者在渔人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丰富的情感，暗含着深意。反复阅读文章，我们会发现渔人并不简单，他具有诡谲多变的性格特点，集复杂人性于一身。解读渔人形象，对我们深入理解作品肯定会大有裨益。

陶渊明笔下的渔人到底是怎样一种形象呢？下面我们来一一分析。

1、敏感多思，好奇心强。

东晋武陵的渔人，梦幻般在溪水中漂流，他偶遇桃花林后，立刻被眼前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美仑美奂的景致所吸引。美丽的桃林让渔人既陶醉又惊异，敏感好事的渔人意识到这片桃林非比寻常，桃林尽头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在好奇心的驱动下，他忘记了捕鱼的正事，驾船沿溪水前行，一心想“欲穷其林”探究个明白。从《桃花源记》开篇分析，渔人是一个头脑灵活，敏感多思，好奇心很重的人物形象。

2、胆大心细，敢于冒险。

当“林尽水源”后，按说渔人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了，应该及时收手，泛舟归家。但细心的渔人看见了一座山，山上有小洞口，仿佛闪着光亮。渔人的探索欲又被调动起来，竟然舍弃渔船，登岸径直奔向山洞。幽深的山洞暗藏着多少危险，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无助，可是渔人将这些全然忘却了。渔人在狭小的山洞里艰难前行，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直向前向前。这时的渔人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孤胆英雄，他执著如一，富有冒险精神。

3、貌似忠厚，城府颇深。

当渔人的探险历程接近尾声时，山洞忽然变得“豁然开朗”，真是别有洞天，人间仙境世外桃源终于展现在渔人面前。当渔人与桃源人邂逅后，彼此都惊讶万端。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的桃源人，渔人隐藏了自己的本性，而是以淳朴忠厚的面目出现。对于与世隔绝已久的桃源人的各种问题，渔人都谦虚谨慎一一作出解答。不仅如此，渔人还将这些年的见闻尽数讲给桃源众人。很快他的忠厚老实就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家家户户都争相邀请渔人到自家做客，将其奉为座上宾。桃源的人们“设酒杀鸡作食”，热情好客，倾尽了地主美意。这位普普通通的渔人，在桃源里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倍受尊重。

4、言而无信，可耻可恶。

淳朴良善的桃源人对渔人是满腔真诚的，他们主动地、毫无保留地向渔人介绍了隐居桃源五六百年的生活经历，热情诚恳地设宴款待他，对他没有提任何要求。当渔人去意已决分手送别之际，桃源人仅仅希望他“不足为外人道也”，能够保守桃源的秘密。对于桃源人的唯一要求，渔人肯定是满口答应。但离开桃源后，马上将承诺抛之脑后，而是处心积虑，竟然在回去的路上处处作了记号。“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作标记目的很明显，他准备带外人卷土重来，那必将破坏桃源的宁静生活。这个细节充分暴露出渔人的本来面目，他其实就是一个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可耻可恶的卑鄙小人。

5、利欲熏心，世俗庸人。

回到武陵郡，利欲熏心的渔人迫不及待将自己的经历报告给太守，桃源的秘密被出卖了。“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不但如此，渔人还毛遂自荐亲自当向导，带领一帮官府中人，沿着自己所作的标记去找寻桃花源。为了邀功请赏，为了蝇头小利，渔人背信弃义，黑了心肝出卖了良善。苍天有眼，令人庆幸的是渔人等一帮人众一无所获。“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机关算尽的渔人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此等趋炎附势的名利小人，再也不配进入桃源圣境。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是一个集复杂人性于一身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被世风熏染的俗人庸人形象。作者不仅仅将其作为文章的线索，桃源存在的见证人，而更重要的是借渔人的形象鞭挞讽刺了尘世的险恶诡谲，尔虞我诈，寄托自己对美好社会美好人性的无限憧憬之情。

第三篇：浅谈《桃花源记》中的文艺心理学思想

浅谈《桃花源记》中的文艺心理学思想

摘要：《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著名散文，代表其散文创作的最高峰，一般都认为《桃花源记》反映了陶渊明“乌托邦”的社会理想。然而，从这篇散文中，我们还能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艺心理学思想。本文将着重论述《桃花源记》中的移情和原型这两大文艺心理学思想。

关键词：桃花源；文艺心理学；移情；原型

一、引言

《桃花源记》选自《陶渊明集》，是东晋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家陶渊明的作品。陶渊明（约 365-427 年），字元亮（又一说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私谥号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文艺心理学是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研究形态之一，是研究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心理的学科。经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和分析，积累、提炼素材；在感知、记忆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想象的过程。桃花源在一定程度上正好契合了文艺心理学的思想。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以武陵渔人进出桃花源的行踪为线索，把发现桃源、小住桃源、离开桃源、再寻桃源的曲折离奇的情节贯串起来，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是当时的黑暗社会的鲜明对照，是作家及广大劳动人民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本文将从以下文艺心理学的两大学说加以论述。

二、移情说

移情说是西方传统美学中的代表性美论之一，它是要把我们人的主观感情移到外物中去，是外物生命化，具有人的感情。移情说是西方现代美学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也是心理学美学流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理论。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立普斯德在他的《空间美学》一书中对“移情说”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通常人们把立普斯德作为移情说的主要代表和创立者。“移情说”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美感是一种心理错觉，一种在客观事物中看到自我的错觉。“对象就是我自己，根据这一标志，我的这种自我就是对象；也就是说，自我和对象的对立消失了，或者说，并不曾在”①。它认为，产生美感的根本原因在于“移

①立普斯德，《论移情作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8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44、45页。情”。所谓“移情”，就是我们的情感“外射”到事物身上去，使感情变成事物的属性，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也就是把我们人的感觉、情感、意志等移置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里去，使原本没有生命的东西仿佛有了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产生物我同一的境界。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

一、物我互赠。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之融合为一，它们间已不存在界限，主体与客体实现同一，互相沉入。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这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关于这一学说，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下面主要从两个观点对这一学说加以论证。

（一）作家与自然景物之间的移情

陶渊明所创作的桃花源，实际上是设计了自然环境和人的心理状态的关系，自然环境和的精神品格、精神境界的关系。中国古代的移情理论，表现了与山水亲近的趋向，与隐逸思想有关。①在《桃花源记》中,他借桃源人之口，道出了对归隐的态度:“不足为外人道也。”这句话意为不值得把桃源的情形说出去，显然是有意安排的。桃源人从避秦乱始，已有几百年,他们只想过平静的日子，并不曾有意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便是陶渊明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俱。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②的“自然之质”。谈到此处，让人不由想起了老子的“自隐无名”，陶渊明生活于崇尚老庄的魏晋，其思想不能不受他的影响。而“自隐无名”的“无名”与“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不足”二字在精神上正好是一致的。“无名”自然会与孤独相伴。桃源人是孤独的，几百年来，他们与世隔绝，不相往来。对桃源人而言，孤独是他们与**社会间建起的一道壁垒；陶渊明也是孤独的，“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③对他而言，孤独是他与世俗官场间筑起的一面屏障，使他得以保持一种无所措意，一种任情率性。于是，陶渊明逃避现世的痛苦，渴望在自然景物那里找到可以慰藉自己心灵的东西，他把自己的情感移情到自然景物，向我们展示的“桃花源”，首先是一个充溢着自然之美的仙境。

① 王先霈，《文艺心理学读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② 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③ 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作者笔下，各种自然风物及其各种组合场景所呈现的多姿多彩的自然美，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的目光，让我们为之倾倒。“桃花源”之中的自然风物总是被描绘得美妙绝伦，形质兼备。写到桃花林，作家赞美其纯美非凡；写到土地，作家称其沃野平旷；写到屋舍，作家形容其为整齐划一。水源尽头的桃林美景即是一处充满着诱惑力的自然生态美景：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里远离尘世喧嚣，山清水秀，溪水潺潺，芳草丰茂，香气四溢。

作家把自己的感觉、情感、意志等都移情到桃花源的自然景物中，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达到了景物与人的高度统一，形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

（一）作家移情于描写对象

巴尔扎克在《法齐诺 加奈》中说“我为了满足精神上的某些欲望成就，可

①以随心所欲地使自己脱离自己的一切习惯，变成另外一个人”。在《桃花源记》中，作家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怡然自得的渔人，进入桃花源，以想象为基本形式构建了桃花源形象，想象的实现使作家心理得到补偿，内心的抑郁的情绪得以宣泄，具有在无法改变现状时带给人的慰藉功能。如：“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作家看来，不知魏晋，乃是一种幸福。对乱世充满不满与痛恨，却无法逃离，桃花源形象寄寓了陶渊明的自慰心理，使之饱经痛苦的苦闷心灵得到最大程度的慰藉。其次是获得精神的满足和情感的愉悦。读《桃花源记》，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的情感。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将被压抑的欲望和情绪宣泄出来，由此心理需求达到平衡，精神上感觉满足与愉悦。

三、原型说

原型说是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首先提出来的，一般认为他是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荣格对于原型的界定一直采取了诗性的态度，他说“自从远古时代就存在的普遍意象，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使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一系列意象和模式。”荣格通过对神话的广泛研究和临床的治疗经验，揭示了原型和神话以及神话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基于此，他把原型理论扩展到文艺领域。原型，是人类长期心理积淀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因而是作为潜在的无意识进入创作过程的，但它们又必须得到外化，最初呈现为

① 巴尔扎克，《法齐诺 加奈》，载《译文》1958年第1期。一种“原始意象”。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神话现象，然后在不同时代通过无意识激活为艺术形象，这些原始意象及原型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艺这个载体。《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不断地以原型的形成反复出现在艺术作品和诗歌中。

（一）桃花源的原型

桃花源作为理想世界的象征，确立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并不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文人的产物，凝聚着中国古代文人及人们的美好愿望和思想智慧。古代文学作品中就有许多对理想世界的想象，最早应该追溯到神话传说中的“原始乐园”，那里呈现的是人类影像中最美好的时光；紧接着战乱、苦难社会的到来，人们萌生了对“乐土”的憧憬和神往；到先秦时期，大师们则不断地回顾人类已经失去的乐园，并试图以哲学的方式为人类寻找“大同世界”。人类不灭的希望沉淀于内心深处，成为”桃花源”文学产生的萌芽。于是，到了东晋时期的陶渊明笔下，桃花源固化成为了理想社会的象征。

桃花源意象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定型的发展过程。神话作品中的“原始乐园”，苦难人民想象的“乐土乐国”，以及先秦诸子所期盼的“大同世界”，都是桃花源意象的原始雏形，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桃花源意象多维多层的丰富内涵也渐渐得以填充。到东晋时代，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自身生命体验融合在一起形成的避世归隐情绪，促使陶渊明将对社会的不满与期望都倾注进入《桃花源记》中，他创建的“远游——追寻——回归”的叙事结构与表意内涵，用来表现自我在非人化世界中境遇及建构理想社会图式的愿望。渔民进入到的“桃花源”世界犹如上古世界，没有破坏和斗争，没有剥削和泠漠。“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自然环境优美，“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社会环境安定富足，“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人与人之间亲近和睦，“便要还家，做酒杀鸡作食”，还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①总之，这是一个和平、富足、和睦的社会，在这里，人们过着男耕女织，丰衣足食的美满幸福生活。“桃花源”至此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定型，陶渊明将中华民族文人以及人们潜意识里的理想社会想进行了最完美的展示。其蕴含“理想与现实”的对峙消融、“自然与人文”的交融包含了与“入世而超世”的精神超越等内涵使得“桃花源”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理想世界的象征符码和精神的归宿，桃花源意象得以定型。

① 《千载桃源梦 世外人间情—桃源情结的形成与演进》[J]，九江学院学报，2009(5)：9-13。

（一）桃花源的形象

桃花源意象是人类对理想世界的一种想象、寄托与表达，是一种象征性符码，它以主观意识中的理想世界，间接暗示与象征其内在的文化理念与思想哲理。因此《桃花源记》中桃花源形象指的是桃花源意象之外在形塑与形之表征，同时桃花源形象与意象之间又有内在重合性，其形之表征与意之涵义表现了现既呈现出的简单的外在特征与欣赏主体本身的静态感官与直觉感受，其形象的内部又蕴涵着深层的文化意寓与独到的人文情怀。

前人未对桃花源形象做过界定，我们可以尝试概括出桃花源形象最显著的几个特征。首先，是以桃花源为主题意蕴的诗文；再次，有些诗虽不是直接以桃花源为题材，但诗中出现了“桃源”、“桃花溪”、“桃溪”、“桃花洞”、“武陵”、“武陵洞”、“武陵源”、“武陵溪”“避秦”等意象组合，而且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理想世界”有着同样的追求；第三，构建的桃花源图景具有完整性，有其独立的表达意蕴，表达出“更好生存方式的意愿”。国内学者赵昆生在他的《中国古代乌托邦——中国传统社会理想进程》一书中认为“凡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或者是脱离现，基础的社会构想，暂时或者永远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社会理想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这样的社会理想即是乌托邦”①。这里提到了国外著名的“乌托邦”，而桃花源分明可以看作是具有东方特色的“乌托邦”，表达了人们意识中的理想模式。而“更好生存方式的愿望”的表达不外乎两个维度，即理想的社会与理想的人，这两者完全概括了文人的理想范围。因此桃花源形象之理想图景自然包括生态环境方面、人类社会生活的层面、人自身的积极发展方面，至于如佛教天国、道教神仙世界等纯粹宗教意义的构拟，就不在本文所论范围之内。第四，可唤起读者的共鸣，世代的文人从此汲取能量，获得抚慰。概括而言，本文所讨论的桃花源形象是客观基础上的想象，都是对现实社会恶劣、黑暗现象的批判，是对现实缺失性的一种补偿，表现的是文人内心“理想世界”的形态。同时，桃花源还表现了人类精神上共通的理想追求，对“理想世界”的追寻不仅是某个单一的个人的欲望，还是民族、社会集体意识的反映。

四、结束语

《桃花源记》创作于陶渊明晚年。此时的他，经历了大半生的不如意，对社会现实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基于对现实纷乱的接触和厌恶而去描绘一个

① 赵昆生，《中国古代乌托邦——中国传统社会理想进程》[M].重庆：重庆出版社。自己理想之中的完美世界，自然成为了情理之中的事。在构建桃花源形象之时，陶渊明得到了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安慰，他的身心和精神移情到了他所描绘的桃花源之中。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的过程，实际上既是他移情于自然景物的过程，又是他对桃花源形象进一步诠释的过程。综上所述，《桃花源记》中充满着文艺心理学的思想。

参考文献

[1] 王先霈，《文艺心理学读本》.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 吴 云，《陶渊明论稿》.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版。[3] 魏正申，《陶渊明集译注》.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4] 黄徐玲，《心理补偿视角下古典文学中桃花源形象的建构与衍变》.江西:华东交通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

[5]单云婷，《生态蓝图的诗性建构》.江苏: 江苏省江南大学文学院学位论文，2004年。

第四篇：基于耶稣身份探究的基督神学分析

2011秋季学期西方基督史学期末论文

基于耶稣身份探究的基督神学分析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广告学

09125326 瞿瑞

2011秋季学期西方基督史学期末论文

基于耶稣身份探究的基督神学分析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09广告学 瞿瑞 09125326）

内容摘要：通过对耶稣在基督教历史中的身份和背景来了解基督神学体系，通过一些宗教神学文化现象来挖掘耶稣在基督信仰生活中的地位变迁。进而了解耶稣角色在社会和教会中又怎样的代表价值。并且怎样作用于今天的基督信徒并影响当今人们的生活形态。

关键词：耶稣与上帝；基督信仰；神学信仰

正文：

一，耶稣的身份

耶稣是谁？作为基督历史上影响力最广泛的一个人，他对于基督神学信仰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耶稣带着难以言喻的传奇色彩，奠定了基督教的根基。关于耶稣之死与复活更成为了基督教会早期的传道和信仰中心。因此，在了解基督教的神学根基之前，我们必须先挖掘耶稣的身份。

据福音书和一些其他资料记载，耶稣生活曾在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生活过。耶稣是拿撒勒人（巴勒斯坦地区），他生活在政治与宗教激烈冲突的罗马帝国时代，当时犹太信仰占据重要地位。这样的背景，使得基督传道困难重重。然而，也就是这样复杂的政治和宗教状况，使得耶稣的降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的故事主要是以口头流传和书面记载的形式被后人熟知。书面记载主要是指新约中的四部福音书——《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

基督徒相信耶稣的降生就是上帝自己的降生。“基督徒认为道成肉身是神迹的核心，他们说，上帝取代了人的样式。其他一切神迹或为此做准备，或表明此事，或由此而生。”（引自迈克尔·基恩《耶稣》第74页）爱尔兰作家刘易斯如是解释耶稣的诞生。——诚然，耶稣的降生是独特的，但他也作为人而存在。希律王为此屠杀了伯利恒地区的所有男婴，但是马里亚和约瑟将耶稣带到安全的地方。因为上帝需要他的儿子完成自己的使命。可以说，从耶稣降生开始，就是人性与神性并存的。所有的神迹都建立在耶稣为人的基础上，也在同时构造了基督教的神学信仰核心。

二，施礼约翰与耶稣

在同一时代，约翰作为公众人物在犹太旷野事工，给众人施洗，使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都可以得到洁净。完全无罪的耶稣在接受约翰的洗礼之时，发生了三件事，“耶稣从水中出来，看见天开了”，“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引自迈克尔·基恩《耶稣》第59页）从此耶稣确认了自己是上帝儿子的身份，并且开始公开传道。可以说，受洗是耶稣一生的关键，强调他与父上帝和圣灵之间独特的关系，而这关系正是他传道的基础。

而在此之后，与黑暗势力的冲突便贯穿了他的一生。然而，在他与敌对上帝的黑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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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斗争中伴随的神迹，却都会得胜。这不仅指向他就是上帝拣选的弥赛亚这一信仰，而且强调邪恶势力终会失败的真理。并且随着耶稣之死，使这一真理走向定局。

约翰和耶稣的关系也是极其微妙的：约翰认为自己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一位。后来在约翰问耶稣他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弥赛亚时，耶稣回答：我医治生病的人，并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而这正好是人们期待应许中弥赛亚应该做的事。

而耶稣评价约翰时说，“他相信约翰属于过去的先知，同时也是接通认识上帝新途径的桥梁，约翰属于旧的秩序，但他却能开创新的时代。”(引自张晓梅《旧约笔记》147页)的确如此，即使耶稣生活的时间很短，但是他的神迹，他在传道时拣选的十二门徒，又在此根基上建立的基督教会，开创了西方宗教的新时代。

三，耶稣与门徒

耶稣在公开事工之初，拣选了十二门徒，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巡回传道小组。

而耶稣拣选十二门徒的原因，是因为犹太民族是建立在十二个支派的基础上，这十二支派分别以犹太人祖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命名。因此，耶稣在十二门徒的基础上建立教会，拣选十二门徒是他用教会代替以色列民族迈出的第一步。

十二门徒与耶稣同在一处，将上帝国度的事教导门徒，以传道与教导为事工核心。耶稣死后，由他的门徒和整个基督教会继承他的工作。除此之外，门徒和耶稣同享上帝的权柄，向黑暗势力发动了一场持续的战斗，并医治病人。许多基督徒认为，这应该是教会现代使命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门徒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基督教的发展是非常微妙的。德国路德宗教牧师朋霍德尔说，“简单而言，做主的门徒就是生命，这生命从上帝的恩典而来；上帝的恩典是做主的门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是快乐的。”(引自张晓梅《旧约笔记》201页)可以说，对于门徒的基本看法构成了后来的基督传教，和信徒对基督教的追随心。

四，耶稣与神迹

基督教徒认为，神迹并不是为了打破堕落世界的律法，而是为了重见上帝国度的律法。耶稣在传道过程中，常常对有需要的人发生怜悯之情，或因他们表现中特别的，不同寻常的信心而行神迹。耶稣的神迹，是要让人们看到，他不只是一个行神迹的人，更是一个肩负上帝使命的人，行神迹只是他使命的一部分。他的神迹通常也将人的注意力直接引向属灵的真理。耶稣在迦百农会堂赶鬼的故事，就强调属灵的权柄，这使得耶稣区别于当时的文士和其他行神迹的人。

耶稣行神迹主要包括，医病、驱邪、让饥饿的人吃饱、控制自然界、叫死人复活。早期教会非常看重这些神迹，因为惟有上帝有能力控制无常的自然，以及无法逆转的生死。耶稣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不是简单地强调过去的宗教传统，而是提供了一条认识上帝的新途径，那即是：上帝的国是一个向所有人都敞开的属灵国度。耶稣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宗教领袖，他没有试图把自己从所谓灵魂被玷污的人群中分别出来，而是靠近那些需要安慰和帮助的人。藉此宣扬上帝父神的仁爱和亲民。

五，耶稣的死与复活

耶稣的死与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正如保罗所说，如果没有复活，基督教的信仰就毫无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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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对于自己的死亡是早有预言的。“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所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引自迈克尔·基恩《耶稣》第98页）在著名的“最后的晚餐”上，刻画的也是这一场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先知以赛亚在几个世纪前所预言的受苦的仆人就是弥赛亚，他为别人的罪，受了许多的苦。

可以说，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满有怜悯的上帝所预备的救赎的仪式。福音书作者一致认为，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命令门徒将这大好的福音传遍全世界。

耶稣的身体与常人不同，从他破碎的身体释放出了上帝救赎的大能。耶稣流出的宝血促生了一个纯全的族类，他破碎的身体也带来了上帝的统治。

耶稣升天后，标志着圣灵时代的到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只有很短的时间和跟随他的人在地上。但是，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基督徒相信着，耶稣以另外一种方式和跟随他的人在一起。虽然耶稣已经升天，但是世界末日弥赛亚国度在地上建立之前，他通过圣灵与他们同在。这也是基督教经久不息的原因。

五，耶稣的神学意义和社会价值

耶稣作为基督教的标志，具有重要的神学意义和社会价值，在远离教会的要求之外，对耶稣本人的关注，可以使人在不涉及宗教机构情况下拥有宗教体验，对耶稣的信仰直接引出了对灵性的追求。

耶稣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人人皆意识到饥饿、疾病、压迫和战争蹂躏的时代。耶稣作为医治者和解放者的角色尤其鼓舞人心。他医治病人，行动带有怜悯，话语带给人安慰。信仰上帝即可得救，耶稣的存在给予贫苦中的人们以希望和精神指导。

作为宗教领袖，耶稣寻找社会最底层的人，帮助麻风病人，小偷和妓女，为他们祷告。充满了人性的关照和神性的慈悲心。而教会是耶稣生命和教导的具体表现形式，形成了现代教会的最初使命。而对于耶稣的认识，可以各自保留。有些人被耶稣的神性和永恒性所吸引，有些人则被他作为人子的人性和脆弱性所吸引。

无论作何解释，这个基督教的核心人物，都具有他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神学意义。在精神和文化上融入和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态度——自律平和，善良慈悲，永远心怀期待和光明。

参考文献：

①《耶稣》

作者：迈克尔·基恩（英）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旧约笔记》

作者：张晓梅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作者：约尔根·莫尔特曼（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第五篇：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职工身份界定对国企混改的阻碍产生的缘由，笔者就当前国企混改对职工身份的影响、化解这一障碍应该从何入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着重表述了笔者的观点：国企混改后原国企职工身份没有改变，原国有企业职工和对应原国有资产没有变，原国有企业职工仍是国有资产的主人。本文还对混改后如何最大程度激励职工发挥自身潜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混改;职工身份;劳动合同

一、引言

当前，我国国企混改已进入全面实施及攻坚阶段，以前成功的国企改革案例给现在的混改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现在无论从央企还是地方国企，都拿出了较为完善的混改方案。但不得不承认，拦在国企混改前面的障碍也不在少数。这其中包括体制机制弊端、历史负债、资金短缺、人才匮乏以及缺乏现代管理知识等。但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障碍，这些充其量只是外部阻力而已，既然是外因就一定不是最重要的障碍。那么，什么是国企混改的内部阻力呢?笔者认为，当然是思维方式及理念的僵化，包括改革担当者和普通职工的思维方式及理念的僵化。僵化的思维方式及理念包括方方面面，其中有一条较为重要的就是混改后职工身份的界定。广大职工对形成于长期计划体制下的国有职工身份有着根深蒂固的依恋，对非国有身份抱有观望、狐疑甚至抵触情绪。改革的担当者有时也会由于固有思维而不知不觉陷入这种纠结，把心思放在去为职工寻找身份转换的合理解释，寻找合法渠道、寻找合情补偿上去，最终困于一隅。

二、现有法律法规涉及混改职工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

企业混改(以前常用的提法为改革改制)后，原职工与混改后企业的劳动关系处理，在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法律法规可以找到相关规定。

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部门20**年*月印发《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鼓励有国有企业进行结构调整、重组改制和主辅分离，利用闲置资产、非主业资产和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创办融入市场竞争、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多渠道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减轻社会就业压力。该《办法》在第七条劳动关系的处理中规定：

1.依法规范劳动关系

对从改制前企业分流进入改制后企业的富余员工，应由改制前主体企业与其解除或变更劳动合同，并由改制后主体企业与其重新签订或变更劳动合同，新合同期限须在3年以上。

2.对分流进入改制为非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员工

改制前主体企业要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相应补偿金。被分流的原富裕职工个人所得补偿金，可自愿转为改制后企业的等价股权或债权。

3.对分流进入改制为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员工

改制前企业和改制后企业可按国家规定与其变更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由改制前企业变更为改制后企业，企业改制前后职工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4.改制后企业要及时为职工接续养老、失业、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险关系。

20**年*月某北方省会城市出台过《关于市属国有改革改制企业职工劳动关系处理和社會保险关系接续的意见(暂行)》。该《意见》提出：

1.改制为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的企业

在改制时原企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与全体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对经协商继续留在改制后企业工作的职工，应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此后解除劳动关系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自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计算。

2.改制为国有参股的企业

在改制时原企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对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对与改制企业继续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可按职工改制前的工龄和规定的标准核定经济补偿金额，职工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离开企业时，再根据所核定的金额从国有股收益中或通过出让国有股予以支付，作为职工改制前的经济补偿或生活补助;改制后记发的经济补偿金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

3.改制为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的企业

应与职工协商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不支付补偿金。重新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得少于3年，职工在改制前后单位工作的年限连续计算。企业与职工未能就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企业应依法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

4.实行重组(联合、兼并或分立)的企业

必须妥善安置原企业职工，并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应根据实际情况与职工协商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不得比原合同尚未履行的期限短。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不支付经济补偿金，职工在重组前后的工作年限连续计算。企业与职工未能就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企业应依法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

三、过去十几年中国企改革的惯例做法

过去我国国企改革过程中，多数企业是根据上述国家及地方相关规定执行的，即：对于由原国有企业即将划拨到非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的职工，无论在改制后企业是否留用，一律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通常称为买断工龄，即买断国有职工身份。具体的补偿额度因企业不同存在些许差异，但基本上都是以职工过去基本工资为基数，再乘以工龄得出补偿金额。

当然，这样做无疑对改革平稳过度有好处，但巨额的补偿金也成了改制企业及政府无力承担的负担，原本效益不好，希望通过改制来获得重生的企业往往因为支付补偿金后元气再伤，陷入经营困境。

四、企业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企业混改后，原职工与混改后企业的劳动关系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有明确规定。其中，《劳动合同法》第三章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中的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分立等情况，原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

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混改背后涉及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是国企混改的核心。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监管方式，被普遍认为效率低下，捆住了国企的手脚，甚至形成了中国式的内部人控制。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开端可追溯至1993年。1993年*月，十四届*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股份制。

当时，国企改革已刻不容缓。1994年初，国家经贸委等9个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上海、天津、沈阳等***个重要工业城市的国企财务状况做调查，结果显示亏损面已达**.*%。

尽管产权改革始终在收与放、进与退的两难之间苦苦摸索，但大部分优质国有企业后续均按照公司法进行改制，许多还登陆资本市场。

总体上看，中央企业在产权层面已与社会资本实现了较大范围的混合。

国资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包含98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

在混改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国企也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大量融资。据国资委初步统计，2017年，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超过***户，其中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超过3***亿元。

前两批共19家国企混改试点中，目前7户已经完成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等工作，引入各类投资者40多家、资本超过***亿元。

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联通混改。2017年*月，中国联通(600050.SH)通过定向增发，引入9大战略投资者，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以及苏宁等民营巨头悉数在列，共为联通募资近***亿元。

严格来说，联通在上市的时候已经完成混改。但因在4G上的失利，联通后来成为三家电信运营商中经营状况最不理想的企业。2016年其税前利润**.*亿元，同比减少**.*亿元，仅相当于中国移动两天的利润。

充实荷包后，联通董事长王晓初直言，中国联通在5G时代不能再犯4G的失误，要从开始就为5G的发展准备充足的资金。中国移动早已开始布局，并在5G标准的研究上处于领跑位置。

以同样的方式，东航物流2017年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融资**.*亿元，吸引了德邦、普洛斯等行业龙头企业成为战略投资者，绿地等民营资本成为财务投资者。紧接着，刘绍勇在两会期间确认，东航集团层面加入混改。

“要加强集团层面上的混改。”全国政协委员、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两会期间说，目前国企在集团层面改革的少，形不成很强的国企改革文化和氛围，不利于国企改革的整体推进。

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国企有很多问题，实质上是由外在导致，最重要的是国资监管模式。混改背后涉及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才是国企混改的核心。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监管方式，被普遍认为效率低下，捆住了国企的手脚，甚至形成了中国式的内部人控制。

中国式内部人控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金字塔式控股结构会形成长长的委托代理链条，这就导致了所谓的“所有者缺位”。

第二点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政治关联一定程度造就了中国式内部人控制。比如，虽然形式上董事长的产生要经过董事会提名和股东会议表决，但按照中国现行的国资管理体制，董事长是由上级部门任命的。

国企改革改的应该是内部人控制，混合所有制是个制，是个公私混合的制度，不能把企业只理解为一堆财产。

只有完善公司治理后，才不会出现几大央企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一夜之间对调，或者国资委要求所有央企都应该有个主业，非主业投资比重不能超过**%等等。所以混合所有的前提是良好的公司治理。

BATJ作为国企混改的战略投资者，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形成重大影响，有望成为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资本力量。

比如联通混改最大的亮点在于，联通集团的国有股权从**.*%下降为**.*%，也就是从绝对控股变成了相对控股，而相比非国有股东持股的**.*%，两者股比之间的差距是**.*%，连2%都不到。

此外，从联通董事会的构成来看，国企董事与民企董事，首次分庭抗礼。***名新董事会成员中，8人为非独立董事。其中，3人来自联通，另外5人均为混改引入的战略投资者，除了中国人寿仍是国企董事，其他4位分别来自BATJ。

“应该说，这个结构还真是有可能一家说了不算。”曾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司司长的管维立说。

管维立曾在14家上市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联通目前的董事会格局让他想起当年的深发展(现为平安银行)。深发展彼时的第一大股东是一只美国基金，持股**%左右，但是控制了大部分董事席位。

即便如此，由于股权分散，董事会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大股东)要花很大的精力说服董事会支持他的方案”。

“过去许多没到位的都要(做)到位。”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由“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本质上是要代表出资人发挥股东的作用，使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出资者的意图，真正的管理者属于董事会和经营层。

不过，诸如联通等国企混改的效果仍有待观察。因为与许多国家“董事会是公司的权力机关”相比，中国现实倾向于股东权利至上。联通混改后，国有股毕竟还是占联通股权的**%，正是这**%，有可能使国有股的绝对控股地位造成“行政化管控”，行政决策代替市场决策的风险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