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高校教师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作用透析
高校教师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作用透析
摘 要 积极推动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当前国内高校正在进行的新探索。本文总结了高校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及不足,提炼了发达国家与地区成功的经验与启示,以供国内高校借鉴。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阶段,通过创新提供发展的内生动力已变得越来越紧迫。推动协同创新的创新发展,是增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然而,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相对匮乏等,严重制约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发展。高校是知识创新系统的执行主体,在技术创新系统、制度创新系统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协同创新作为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科研成果转变成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如何与国家和区域的市场经济“嫁接”?如何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提高创新能力,是摆在高校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教育部、财政部提出的代号“2011计划”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是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三个重要国家战略,相应的也对改革高校内部的治理模式,对进一步发挥高校教师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近20多年以来,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大量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进行了研究。学者们既关注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的理论问题,也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加关注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实践中的问题,包括协同创新的内涵、机理及本质,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等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加强高校教师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分析目前我国高校在协同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解决高校教师在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的机制创新方面的问题。
一、当前高校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及不足
影响高校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高校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模式,即所在高校是否把教学科研与当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联系在一起。二是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即有没有形成制度化的措施,给予在岗的高校科研人员必须得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一定的压力,如何进行评价,对积极参与者有无适当的激励机制等等。三是高校教师构成的社会化,即高校是否愿意吸纳产学研合作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到自身高校从事兼职教学活动,甚至参与决策过程,对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提供另一个层面的意见建议等等。四是政府层面的制度安排,有无指导性的制度,对高校及教师参与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积极性进行调动。
不足方面主要是高校教师的科研学习与市场脱节,一是一些高校对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解比较肤浅,停留在多建立几个实习或实训基地的层次上,缺乏全方位、深层次、长时间的合作与交流,效果尚不明显;二是对高校科研人员的评价,往往更看重承担研究课题、发表论文的级别,重视科研的学术性,而对成果的转化推广重视不够,使许多成果止于通过评审、论文发表,科研人员缺乏与企业合作进一步研究开发使成果转化的动力。三是教师专业技术岗位的使用效力为得到充分挖掘,产学研协同创新视野下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常规化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同样的,企业具备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进入高校的渠道仍不够宽。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
在产学研合作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以及亚洲先进国家如日本、新加坡,在产学合作过程中如何发挥教师的作用,有着值得我国高校总结、借鉴的经验。
(一)教师社会化是强化产学合作的重要途径。
教师社会化包含二层意思,一是鼓励学校的教师走出学校,到企业界、产业界交流进修,二是鼓励学校吸纳合作单位的人员到学校担任教学工作。
教师走出学校的形式比较多样,有英国的联合教授、日本的教师休制、德国的顾问合作制和美国的创办企业等等。大学和企业共同设立“联合教授”的职位,在行政上向大学和有关公司双方负责,其薪俸及其他费用则根据用在各方的时间比例分由双方分担。日本大学教师休职制鼓励大学教师脱产到国内大学、研究所、大公司进行“内地留学”,到技术孵化中心担任股东。德国的“顾问合作制”,即学校要求教师要尽可能担任各行各业的顾问,特别是工科教师,要求必须担任工厂顾问,企业一般都把企业的顾问权授予高等工业大学的教授。美国硅谷的斯坦福大学一直是崇尚创新的,坚持鼓励教师走出校门,到公司兼职,从事研究开发甚至创办企业,在硅谷的很多公司正是大学师生创办。
在吸纳合作单位的人员到学校担任教学工作方面,加拿大的高校提供了很好参考。如加拿大安大略省阿尔冈昆社区学院的1 800名教师均来自于企业和商业界。其主要任务是代表企业和商业与学校的重要决策,并对学校的教学工作予以指导。这为强化企业与学校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纽带,进而加强了产、学、研合作的紧密性。日本大学从民间企业等接受现职技术人员或研究人员作为委托研究员,并对其进行研究生水平的研究指导,使其得以进一步提高。日本文部省在部分大学设立“共同研究中心”,中心的设备供专职教授和兼职教授共用,其中兼职教授很多都是来自企业界。在全球约200名德国西门子公司雇员在大学里讲授课程。
通过教师社会化,在合作中培养了一批了解企业情况、具有一定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教师,大大提高了大学师资服务产业界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促进了大学周边科技园区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大学产学研结合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二)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
在技术转让体制方面,美国高校设立的“大学——工业研究中心”(VICRC)是近十几年来兴起的,为了促进企业与大学的联合而设立的专门机构,该机构将基础知识、应用知识以及高科技人才的供应方——大学与需求方——企业紧密的联系了起来。1997 年日本的产学研合作创新:共同研究的场所延伸到了企业;放宽了对国立、公立大学教师(根据日本法律,国立、公立大学教师属国家公务员)到企业兼职的法律限制;鉴于现行的退休金金额计算方法对暂离职参加合作研究的大学人员相当不利,日本国会1996年4月通过了《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部分修正案,并于同年10 月开始实施,通过破除法律屏障促进人员的相互交流。日本的尖端科学技术孵化中心主要从事大学技术转让业务,包括搜集发明、申请专利、转让交涉等,由大学教师担任股东,有经验的企业经营者负责经营,以会员制方式进行。在评价体制方面,台湾地区鼓励教师积极参加产学合作充分利用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各大学纷纷出台一些办法并调整评审标准,增加产学合作绩优教师的奖励和晋升机会,如建立产学合作研发成果技术转移制度,提高收益分配比例,教师赴产业界进修可折算为国际学术进修等。在风险机制方面,日本政府制定“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和“强化产业技术力量法”积极鼓励教师应用自己的独创性科研成果设立风险企业。在资金设备优惠体制方面,从1993年开始,韩国很多政府研发成果都是低价转让的,成果的受让方只需支付成果开发费用的50%,另外50%由政府支付。除此之外,对于官产学合作的研究活动,政府优先提供研究经费、研究设施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印度产学合作中特别强调人才的培养和培训以及技术转移。印度企业资助大学,建立培训体系,参与课程设计和课程讲解。
(三)教师参与协同创新的中介服务体系健全。
发达国家的产学合作过程中,中介服务机构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知识、技术流动以及科技成功转化、产业化的系列组织机构、服务以及市场等,与各类创新主体和要素市场建立紧密联系,主要体现在分工细致而专业的为产学合作提供了优质的服务支持,显著的提高产学合作的工作效率,是产学研合作的助推器和孵化器。1973年,剑桥大学成立沃夫森产业联络办公室,主要负责协调和服务各院系和个人建立同产业界的合作,并且从技术咨询、市场分析、牵线搭桥到代拟具体的合同条款等各个方面提供服务,因而产生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的衍生。剑桥大学还成立了“剑桥大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主要职能是代表剑桥大学同产业界进行贸易洽谈、签订协议,并以剑桥大学的知识产权作为投资形式。这一系列的校企联络机构的成立使得高校及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更加灵活多样,同时也提高了高校及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效率。我国台湾地区新竹科技园的中介服务机构通过长期的市场化运作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体制。中介组织中的台湾科学工业园区科学同业公会设有四个委员会,涉及规划管理、进出口作业、金融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培训与分享等各方面。此外,还有专为集成电路企业服务的电力电子制造商协会及其类似中介组织,为园区开拓海外市场竞争力的贸易协会和产品发展委员会。中介服务组织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法律、财会等方面的服务,使得部分分工细化和专业化,降低了企业自己从事这些业务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实现信息、人才等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使得产学研发展更加有效率。新加坡科技服务机构发展异常活跃,拥有50多所孵化器、150多家风险公司。这些服务机构的发展,提升了新加坡科技成果向商品化转化的速度和比率。2003 年,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与国际企业发展局联合推出了以新加坡为基地的“企业促进计划”,拨出1000万新元用以支持在新加坡境内以扶持和孵化为使命的服务机构,“启奥生物医药研究园”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科技服务机构之一。该园区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建设园区的先进理念和经验,科学布局,形成从上游研究到下游开发的完整链接,密切了研究、开发、产业化各个阶段的联系,缩短了科研成果向商品化转化的周期,强化了科研成果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启示与结论
要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工作力度,取得良好的效果,一是学校要积极贯彻2011计划的要求和部署,创造浓郁的创新创业氛围,形成鼓励教师积极尝试、宽容创业失败的文化。二是要建立和完善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要为教师创办企业、科研成果转化、完善校内规章等方面创造良好的保障,同时创新教师聘任和校内工作评价体制机制,激励教师主动积极投身协同创新;三是要为教师参与协同创新提供良好的中介服务,整合政府提供的协同创新中介服务网络,为教师提供风险投资、成果转化、金融支持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支持。
基金项目:2012年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重点项目“面向协同创新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研究”、2012年广东省“质量工程”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12137)、广东工业大学高教研究项目(2011YZ04)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
第二篇: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产学研的作用及收益分析论文
摘要:
大学科技园的协同创新包括制度创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协同创新过程中,政产学研各方作为不同的创新主体,借助大学科技园提供的信息、资源交流和综合服务的平台与协同管理机制,实现协同创新。从大学科技园的收益分析可以看出,政产学研各方通过协同创新,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加速了创新成果转化,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
协同创新;大学科技园;政产学研作用;收益分析
大学科技园是政产学研合作的平台,在大学科技园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作用下,政产学研各方在园内实现协同创新。明确大学科技园中协同创新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产学研各方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和收益,对促进各方合作、实现对大学科技园中各主体的协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分析大学科技园中协同创新的内涵和意义,并结合大学科技园中产学研各方的特点和优势,对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产学研各主体的作用进行分析,并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协同创新的收益。
一、大学科技园中协同创新的涵义
传统的协同理念最简单的表达公式就是“1+1>2”。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协同就是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个体,协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并且通过协同产生“协同效应”使总体的绩效大于个体绩效的总和。[1]对创新概念的理解一般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广义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狭义的创新就是指技术创新。熊彼特从经济学和企业经营的角度,提出创新应包括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等多种形式的非技术创新,从创新的层次来看,属于广义创新。狭义的创新概念就是技术创新,是把创新看作是从新思想的产生到产品设计、试制、生产、营销和市场化的一系列行动。
从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可以看出,大学科技园的功能之一是提供科技创新平台,为了充分发挥该项功能,政产学研各方需要借助自身的优势进行协同合作,尽可能地增大创新效用。
为了促进产学研各方在大学科技园中更好地合作,政府通过出台针对大学科技园的宏观指导政策和财税政策,扶持大学科技园的发展;依托大学为了促进大学同科技园的合作,通过出台灵活的聘任、考评制度,鼓励大学师生入园工作。在政府和依托大学的政策制度支持下,大学科技园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园区的管理体制和合作机制,为园内各方合作提供方便有效的制度保障。
在大学科技园的制度支撑下,政产学研各方采取多种模式进行合作,通过协同合作实现资源互补,促进技术创新。政府借助自己的信息资源优势,降低各方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小创新成本;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凭借自己拥有的大量高科技人才进行知识创新,并通过与企业合作完成知识溢出,为企业提供创新的智力资源,并在合作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企业通过同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购买或技术转化,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并借助自身的市场经验和资金优势,将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输出的创新资源进行产业化和市场化,最终实现技术创新。
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科技园中的协同创新,是在政府、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系统配合下,通过协同合作来提高各创新主体自身的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各自的创新潜力,来更快更好地进行创新活动,产生1+1+1+1>4的多方共赢的协同创新效应。
显然,大学科技园中的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等非技术创新,因此属于广义创新。
二、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产学研的作用我国大学科技园的产生
一是各高校寻求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这是高校内部的推动力;二是实施“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政策,这是外部推动力[2]。但是,大学科技园中的协同创新需要政产学研共同配合才能实现,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各主体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一)政府和依托大学是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制度创新的主体
政府和依托大学是大学科技园发展的初始推动者,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和依托大学的制度改革,在宏观(国家)、中观(地方)和微观(依托大学)层面上推动制度创新,为大学科技园建立有利于园区发展的运行机制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政府在大学科技园中的制度创新,是通过实施宏观指导政策和各项扶持政策来实现。政府政策为大学科技园的制度创新提供依据和支撑,其目的是加强对大学科技园中各主体的引导,协调它们合作中的矛盾,促进合作机制的形成。在政府的财政、人才等优惠政策的支撑下,大学科技园通过建立管理体制和合作机制,协调产学研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搭建有利于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公共平台,从而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不断优化升级,为提升协同创新绩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依托大学在大学科技园中的制度创新,主要是通过建立激励制度。通过制定大学科技园中的科研成果与高校教师科研成果评定之间的转换关系、通过制定高校教师入园职位和高校职称之间的转化关系、通过制定为在依托大学中从事创新创业工作的依托大学学生保留学籍的制度等,激励依托大学师生入园进行创新创业活动,为促进依托大学科研成果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提供制度环境。
(二)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知识创新的主体
依托大学不仅是创新人才的集聚基地,也是创新人才的培育基地。依托大学在人才培育中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传授科学知识,特别是在对研究生的培养中,通过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带来了大量的具有创新性的知识成果。与依托大学不同,科研机构是以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拥有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科研团队,在研究中实现创新。
虽然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任务不尽相同,但是两者从事的基本都是具有前瞻性的基础研究,都拥有强大的知识贮备和高素质人才。在大学科技园中,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实现资源共享和知识交流,在双方的碰撞中,增加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存量,也促进了双方科研水平的提升,在协作研究中不断地输出具有创新性的知识成果。
(三)企业是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技术创新的主体
企业是现实生产力的创造者,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更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企业拥有较充足的资金优势和丰富的市场经验,通过其成熟的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实现技术创新。
大学科技园为企业提供了技术创新的服务平台。企业在大学科技园中,借助政府制度创新的优惠政策和大学、科研院所输出的知识创新,为技术创新带来了系统效应,使企业在获得更强的技术创新动力下,也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获得了更高的技术创新动力。作为创新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企业在协同创新效应下,除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之外,也提升了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真正成为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
显然,从政产学研各主体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可以看出,大学科技园中的协同创新,是在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创新。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制度创新对各创新主体起到引导、扶持、激励和协调沟通的作用。通过政府和依托大学的制度创新,激励各创新资源入园,为各创新资源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及合作的制度依据和保障,并在各创新主体合作过程中,协调各方关系,促使创新活动协调有序发展。知识创新为协同创新提供创新源。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创新通过知识溢出,以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的方式,不断输出智力资源,为协同创新提供创新资源和动力。在制度创新创造的良好环境下,技术创新借助大学科技园中的政策制度、合作机制和各种资源,加速知识创新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在此过程中,通过大学科技园的管理机制和合作机制构成的协同机制,消除了各创新主体在利益和文化上的矛盾冲突,使各方随着资源环境的变化不断协调、动态发展,通过有序化调整,实现协同创新效应最大。
可以看出,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大学科技园的主要作用是为各创新主体提供信息、资源交流和综合服务的平台,实现政产学研的协同管理。无论是自发形成,还是政府创办的大学科技园,其目的均是为科技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服务、推进政产学研合作、加快知识转移、促成科技成果产业化,其实现途径是通过大学科技园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并借助大学科技园的体制机制,实现各类资源优化组合。
大学科技园中协同创新的结果,各创新主体除了经济收益,还获得了不同的非经济收益。大学科技园中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过程如图1所示。
三、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产学研的收益
大学科技园中的协同创新使政产学研各方不仅获得了经济收益,也获得了非经济收益。
政产学研各方在大学科技园的协同创新中,均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我国大学科技园在办园初期,通常需要政府和依托大学采用资金和技术入股合作方式推动其建设。而在大学科技园的稳定发展时期,科研机构、企业和投融资机构陆续加入大学科技园的资本合作中。从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可以看出,借助大学科技园的平台,园内的技术创新和企业孵化成功率得到显著提升,园内企业经济收入也得到显著提高。据统计,2005年我国政府对49家国家大学科技园累计拨款3。7亿元,而该年企业总收入为271。9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201。1亿元,企业净利润30。1亿元,上缴税额17。8亿元,出口创汇1。8亿美元[3]。截至2010年11月,我国已认定国家大学科技园86个,在孵企业6583家,在孵企业总收入499。98亿元,园区的研发机构和人员也有大幅增加,已入驻的研发机构达1235家,平均每个科技园内有近百家企业和研发机构,在园创业大学生达9083人,从业人员总计29。48万人,其中有15家企业已经上市,上市企业上缴税金达169。02亿元[4]。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大学科技园的发展中,其经济收益已远大于初始投入,在合作中产学研各方都已得到了超过先期投资的回报。
除了经济收益,协同创新还带来了其他非经济收益。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大学科技园的研发机构数量达1084家,成果转化数量达到5716件,其中成果转化依托大学的数量达到了2821个,入驻企业已授权的专利有1936项,其中授权的发明专利760项,累计毕业企业已经吸纳就业人员8。9万人[5]。2010年,已入驻研发机构达1235家,平均每个科技园内有近百家企业和研发机构,在园创业大学生达9083人,从业人员总计29。48万人,转化省级以上科技成果2306项,已批准的发明专利达1185项[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科技园的协同创新不仅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使政产学研各方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而在这样大的收益回报下,也促使各方继续合作进行协同创新,促进协同创新效益不断增大。
四、结论
本研究在分析大学科技园中协同创新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产学研各主体的作用,并通过数据对比,对政产学研各方在我国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获取的收益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通过大学科技园中的协同创新,各方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非经济收益。
因此,政产学研各方应该在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借助自己的优势,发挥不同的创新主体作用。
而大学科技园应该在园区的政策体系、管理体制和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大学科技园协同机制,促进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效应的更好发挥。
第三篇:加强高校协同创新,推动政产学研紧密结合
加强高校协同创新,推动政产学研紧密结合 摘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创新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特别是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这种大背景下,创新已经成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政策选择。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总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高校尚未完全实现其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科学,服务于地方,服务于行业,服务于企业的总体目标;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整体效率不高。因此,亟需加强协同创新,推动高校科技管理从研发管理转向创新管理,不断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关键字:协同创新高校
第一章高校协同创新的内涵
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着重阐述了“协同创新”的重要思想及其重要性,强调“创新能力提升”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灵魂和关键。指出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既是高层次创2-
要基地、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
一、具有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传承人类文明、传播先进文化、促进思想文化创新以及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国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之间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仍需要在健全政府引导调控下进行。因此,在借鉴“研学”协同的柏林大学、“产学研”协同的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在政府主导下,产、学、研相结合,通过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学校、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不断推进高校与科研机构、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探索“开放、集成、高效”的合作新模式,通过开放式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促进开发、应用人才队伍培养。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建设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积极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服务、产学研多种形式结合的新机制”、“促进科研机构之间、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之间的结合和资源集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探索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这些纲领性文件都为高校参与协同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没有高校与企业、用户、科研机构、政府等的合作,就难以在全社会形成协同创新的机制体制,难以构建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同产4-
府需要GDP增长。
第四、各自为政,难以协同。各个单位之间存在条块分割。参与协同创新的各个单位属于不同的体系、不同的部门甚至归属于不同的地方政府,而且各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关系、工资关系、人事关系等都在各自为政的条条块块之内,这使得协调创新中的协调组织工作艰难。
第四章 高效协同创新的一些建议
第一、多方联合。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在许多学科方向上,已汇聚了创新队伍,搭建了一流平台,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根据“整合、共享、完善、提高"的原则,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联合国内外有关高校、政府部门、有关行业企业,以实质性协同为基础,以文化和科技融合为主攻方向,以科技成果推广、转化为重点,探索科技资源高效共享机制。
第二、行业协同联盟。通过与相关行业、企业的合作,共享研究资源和平台,共建科技创新及研发基地。对于一些企业集中度很高的行业,比如石油、铁道等行业,要确立以企业为中心的协同创新模式。对于虽有一定规模,但集中度相对不太高的行业,比如钢铁行业,高校就有可能在协同创新体系中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发挥更大一些的作用,第三、校地合作。高校应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积极发挥优势,构建多元化协同创新模式,推进政产学研用多方联动,积极融入国家-5-
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中,打破学科界限,引进高水平人才,为解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和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的重大问题提高服务。
第四,加强深度融合。发挥高校的特色与优势,联合省内外高校、相关研究机构和企业,就相关问题、困境,共同商讨,共同解决,力争突破壁垒,改变“分散、封闭、低效”的现状,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不断加强融合。
第五章高效协同创新的前景
综观国内外协同创新经验,协同创新的根本在于利益协调,政府和产学研用各方都必须确认利益范围与责任边界,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并辅以一定风险投资机制。我国2020年的科技和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对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推进产学研用结合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此,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提出,“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为高校积极推动协同创新指明了具体方向。
第四篇: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走向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走向
【摘要】 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国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协同创新。这是第一次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提出新的要求,意义十分重大。政府要根据《科技规划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的共同部署,加快建立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共享机制。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通过财税、金融、评估等多种政策手段,多种方式推进协同创新。中央和省级财政要设置“支持协同创新战略联盟计划”。推进协同创新特别是促成战略联盟,既是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也是多方联合行动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深入整合产学研各方及社会其他方面资源,在引导外部需求和刺激内生动力之间实现平衡,不断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关 键 词】 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意义;政策走向
【作者简介】 张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816)
【文章来源】 教育研究;2011年第7期(总第378期)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围绕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高瞻远瞩地指出,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对我国高等学校担负的历史使命和重要责任作出新的精辟阐释。他特别强调,我国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在“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同时,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协同创新”。[1]关于协同创新,多见于国内外论文报告,也曾纳入国内地方或行业规划,但立足国家战略层面明确提出要求还是第一次。因此,准确把握协同创新的内涵,尽快启动相关政策行动,对于我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2]
一、协同创新的内涵及与其他创新的关系
胡锦涛总书记论述协同创新问题,是从研判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出发的,他深刻地提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国为掌握国际竞争主动,纷纷把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战略选择。”[3]这是对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外部形势的高度概括,可以说,创新驱动发展,作为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的核心内容,已经成为
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政策选择,如果从国家层面理解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还应从纳入国家创新体系的三类创新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科技规划纲要》提出,未来十年,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所谓自主创新“,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一般而言,原始创新(Original Innovations),主要集中在基础学科、前沿技术或核心技术等领域,形成前所未有的非替代性创新成果;集成创新(Integration Innovation)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均重在利用已有创新成果,对相关要素和内容进行选择、优化和系统集成,其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更加看重的是形成产品工艺、产品价值链或重要环节的创新成果。由于三类创新的需求基础、资金投入、创新周期、创新风险及对技术能力和技术积累的要求不同,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主体基本上是企业,高校也会不同程度地参与,但原始创新的主体不甚清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分布格局中尚存在许多差异。①
关于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有一说法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MIT Sloan's Center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研究员彼得·葛洛(Peter Gloor)最早给出定义,即“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4]从国内外的实践看,协同创新多为组织(企业)内部形成的知识(思想、专业技能、技术)分享机制,特点是参与者拥有共同目标、内在动力、直接沟通,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平台,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除了组织(企业)设计和提供的制度支持外,对于现实或潜在的参与者,能够参加协同创新行为乃至项目的意愿,既与其创新基本实力有关,也与显性或隐性收益考虑和预期有关。
当协同创新放大到宏观层面,主要运作形式即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学者提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研究机构)三个基本主体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和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共同进行技术开发的协同创新活动。”[5]由于协同创新不同于原始创新过程的协调合作,也有别于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过程的产品技术要素整合,其本质属性是一种重要的管理创新,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的重要环节,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对协同创新进行策划实施,意义十分重大。
二、协同创新进入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类创新都有了长足进步,极大地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国际地位,振奋了民族精神。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创新能力薄弱,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总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诸如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整体运行效率不高;科技宏观管理各自为政,科技资源配置方式、评价制度等不能适应科技发展新形势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阻滞了三类创新水平的全面提升。
为此,《科技规划纲要》作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部署,希望用十年左右时间,将国家创新体系打造成为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现阶段的重点是:以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近年来,按照《科技规划纲要》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在建立产学研多种形式结合新机制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出台了提高科研机构内部创新活动的协调集成能力的政策举措,收到了许多成效,相比之下,促进科研院所之间、科研院所与高校之间结合和资源集成的进展尚不够明显,这些都对更高水平的协同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
综观国内外协同创新的经验,较为成功的有美国扁平化、自治型的硅谷产学研“联合创新网络”,致力于生物技术协同创新的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科技园;日韩的技术研究组合和官产学研结合;芬兰、爱尔兰和瑞典等国协同创新网络及联盟等。[6]欧盟在2007—2013年间推动协同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在一个特定产业和区域中,设立由创新实验室、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共同参与的“创新集群”(Innovation Cluster)。再如我国北京的“中关村协同创新计划”,以产业链为基础,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企业标准联盟、技术联盟和产业联盟,引导和支持各类主体的协同创新活动,引导和支持产业链骨干企业开展竞争前的战略性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究开发,呈现出政府引导调控下外部需求驱动、参与各方内在利益驱动两大运作模式。
总体上看,协同创新从浅到深存在着一个“光谱”,即各方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多项目协作,设立网络联盟,建立战略联盟等;而形成稳定的协同创新机制,其根本在于利益协调,政府和产学研各方均事先确认各自利益范围与责任边界,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并辅以一定的风险投资机制。建立战略联盟,通常是协同创新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更高境界,在确定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对协同创新的责任时,可以跳出以产业链为基础的协同创新网络模式,探索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新路径。
三、高校主动与科研机构、企业协同创新的政策要点
面对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新要求,国家《科技规划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对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推进产学研用结合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此,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上进一步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这不仅为我国高校积极推动协同创新指明了方向,而且就高校主动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的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尤其是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应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亮点。
我国的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作为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在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方面,采取空前主动的行动,有其高端人才荟萃、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基础雄厚的特有优势。但从目前我国产学研合作态势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尚未成形,若要实现高水平、高起点的协同创新,势必需要在健全政府引导调控下外部需求驱动机制上有突破性进展。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政府应当在“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此,笔者建议确定以下三个方面政策要点并采取相应举措。
第一,根据《科技规划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的共同部署,加快建立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共享机制。国家应根据“整合、共享、完善、提高”的原则,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尽快制定各类科技资源的标准规范,建立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的政策法规体系。针对不同类型科技条件资源的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共享模式,切实削减和破解条块分割、相互封闭、重复分散的障碍弊端,为推进协同创新乃至打造战略联盟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建议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财税、金融、评估等多种政策手段、多种方式推进协同创新。如对现有产学研项目合作方式进行整合,探索形成具有一定弹性的协同创新网络联盟;对高校主动同科研院所、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协同创新予以重点引导、支持和调控;对具备建立协同创新联盟条件的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最好纳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改革试点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规划的范畴,进一步加强部际协调和省部协调,加强试点和推广工作。
第三,建议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置“支持协同创新战略联盟计划”。按照总体上不低于国家业已实施的“211工程”“、985工程”、中国科学院“创新2020工程”的力度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对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政策导向性支持、奖励激励性支持,及补贴一定风险投资,可区分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立项、执行与产出等不同阶段步骤,设置不同资助或奖励款项,而且最好能在“十二五”期间启动并分步到位。
总之,推进协同创新特别是促成战略联盟,既是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也是多方联合行动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深入整合产学研各方及社会其他方面资源,在引导外部需求和刺激内生动力之间实现平衡,不断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可以设想,以我国现有112所“211工程”大学,包括39所“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为集群,率先同100多个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国科学院系统相关科研院所进行协商,瞄准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等领域的协同创新需求,启动从资源深度共享、项目深度合作,到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带动其他大学和高校朝着不同领域拓展,在立足本校实际、推动不同层次类型的协同创新方面,发挥优势和特色。这势必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自主应对国际竞争挑战的决定性举措,是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多方共赢、整体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由之路,也是研究型大学真正成为胡锦涛总书记期望的“知识创新的策源地、深化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扩大开放的桥头堡”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3]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4-25.[2]张力.协同创新 意义深远[N].光明日报,2011-5-6.[4]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E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Collaborative_innovation_network.[5]严雄.产学研协同创新 五大问题亟待破解[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07-3-20.[6]刘悦伦,沈奎.协同创新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N].南方日报,2009-2-25.
第五篇: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566(2012-6-25)
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1.产学研协同创新概述
1.1“协同创新”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当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核心内容,已经成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政策选择。国家要求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综观新中国科技事业60多年的巨大成就,以上三类创新都有长足进步,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总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如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整体运行效率不高;科技宏观管理各自为政,科技资源配置方式、评价制度等不能适应科技发展新形势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阻滞了三类创新水平的全面提升。为此,《科技规划纲要》希望将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打造成为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其中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是现阶段的发展重点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的重要讲话强调,我国的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同广大企业、科研机构展开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协同创新。这是第一次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协同创新提出了要求。
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当前知识时代背景下对跨组织合作创新的一种创新突破,将势必推动我省技术创新的整体发展与深刻变革。
1.2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特征与类型
1.2.1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硅谷模式”的诞生和成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的热潮。20世纪90年代,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在我国兴起,并不断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属于宏观层面协同创新,是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深化,其实质是跨组织协同创新。“协同创新”不同于“合作创新”与“创新协同”。所谓“合作创新(Cooperative Innovation)”,是一个比协同创新涵义更为宽泛的概念,“协同必然合作,合作未必协同”。具体而言,合作创新是指企业间或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之间的联合创新行为。一般地,合作成员单位只要参与了创新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就是“合作创新”,通常以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有明确的合作目标、合作期限和合作规则,合作各方在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或某些环节共同投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但产学研主体在合作中由于利益不同,难免产生冲突,若不能有效解决冲突问题,则难以产生协同效应,实现协同创新。“创新协同(Innovation Synergy)”主要着眼于单一组织(或某一创新系统)中各创新要素之间的协同(区别于主体之间的协同),目的是为了提升该组织或创新系统的价值。而“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是跨组织、跨部门的协同创新问题,其最早是由MIT斯隆中心研究员Peter Gloor给出的定义,即“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目前,国内外的协同
创新实践,从微观来看,协同创新多为组织(企业)内部形成的知识(思想、专业技能、技术)分享机制,特点是参与者拥有共同目标、内在动力、直接沟通,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平台,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1从宏观角度看,协同创新指各方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跨组织多项目协作,设立网络联盟,建立战略联盟等;要形成稳定的协同创新机制,其根本在于利益协调,政府和产学研各方均事先确认各自利益范围与责任边界,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1协同创新比合作创新更强调对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网络组织形式下相互学习促进知识流动,实现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提高产学研整体的知识存量,从而实现共赢。
因此,协同创新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的协同创新是指组织(企业)内部的各类协同创新活动,宏观层次的协同创新则指的是组织之间的协同创新,其目前的主要运作形式就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研究机构)三个基本主体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和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共同进行技术开发的协同创新活动。其实质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创新体系与技术创新体系的结合与互动,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的结合与互动,是科技教育与经济的融合发展。由于协同创新不同于原始创新的协调合作,也有别于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产品技术要素整合,其本质属性是一种管理创新1。具体而言,产学研协同创新以政府为引导,将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和创新环境有效地结合起来,把产业、教育和科研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赢互利”的原则,推动产学研合作创新活动,促进科技、教育和经济和谐发展,有助于提高我国产业、教育、科技的创新能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进程,真正推动我国经济走上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1.2.2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特征
1)产学研协同创新需要在产、学、研、政、介、金等相关主体协同下完成。区别于其它形式的跨组织协同创新,首先,协同创新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其次,协同创新的主体构成与其它形式有所区别,一般必须至少包括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最后,这种创新活动是在产、学、研、政、介、金协同下完成的,其核心是产学研三方合作进行技术开发,政府通过法规、政策进行引导和鼓励,科技服务中介机构提供相关信息服务,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共同完成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
2)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必然伴随着知识的流动,即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是一个知识流动的过程。一方面,由于知识存量存在势差,比如大学与科研院所比企业拥有更多的专门性科研人才,随着协同创新工作的展开,知识可从研究机构流向企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属性的差别,比如企业拥有生产和经营管理知识,而大学与科研院所拥有科学技术知识,通过产学研合作,不同属性的知识可以形成互动,共同促进协调创新活动的展开。产学研主体各自在创新系统中的功能决定了产学研之间的协同创新可以实现知识流动,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目标或核心内容就是加速知识在一国内部的循环流转,从而形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协同创新局面。
3)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当
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新兴技术、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一体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其特点是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系统叠加的非线性效用,因此更能应对大科学、技术会聚的挑战,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从而更能实现重大科技创新。
4)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战略、组织、资源、行为等全方位的协同与整合,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的结合与互动。协同创新涉及战略、组织、资源、行为的全面整合,系统协同度是衡量整合绩效的决策关键,产学研多方主体价值观差异及不同利益诉求与战略目标制定与实施之间的协同、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组织的结构协同和过程协同之间的匹配度、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与企业技术需求之间的匹配度,系统内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之间的交互行为都将影响协同创新系统整体的协同度。此外,系统协同度也与创新主体改变行为的程度和频率有关,这些包括战略信息的交换,组织结构与资源的升级,及各方同步行动的协调与控制,这些知识交流与技术创新行为需要良好的体制环境作为保障,体制创新是驱动所有创新行为协同的制度保证。
1.2.3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类型
产学研协同创新涉及到不同利益目标的创新主体,是一种独特的混合型(hybrid)跨组织关系,单个组织无法取得合作的全部控制权,需要有新的管理技能和组织设计能力。传统的产学研合作常常表现为大学研究人员与企业研究者之间组成的个体性网络,这类合作大多以项目合作为主,规模很小,产生的效应也小,因此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一个跨边界的组织机构。近几十年来,根据产学合作目标范围和方式的不同,各国在实践中以摸索出了许多组织模式,典型的有产学合作研发中心(UI-CRC)、科学园(Science Park)、技术工业区、工程研究合作中心(ERC)、合作研究中心(CRC)、孵化器(Incubator)、共建研发中心或实验室、合资创办企业、共同承担国家的计划项目,以及政府的生产力促进中心、产业联络办公室、技术转移办公室(TTOs)、社会上的科技推广服务机构,等等。这些新型的组织模式能创造出更大型的跨学科的探索性的合作研究项目,克服传统的产学合作研究项目中由于非正式的私人方式形成的合作模式所存在的某些局限。我国除了建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外,近年来还大力推动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通常是以企业为主导,协同在相关专业学科有优势的高校或科研院所,致力于开发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