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苏轼的人生经历及其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影响

第一篇：浅述苏轼的人生经历及其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影响

浅述苏轼的人生经历及其对后世文学

作品的影响

作者：邴雅馨 刘童 哈敏捷组长：邴雅馨 班级：高一（1）班

浅述苏轼的人生经历及文学艺术成就

组员： 邴雅馨 刘童 哈敏捷

高一（1）班

【摘要】：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苏东坡政治生涯几经起落，多次受到不同政敌的排斥打击，一生坎坷不平，但在逆境中他没有悲观失望，面对种种迫害，既未逆来顺受，也未否定人生，而是以乐观豁达的态度接受种种不幸，留给世人一个昂扬向上的伟大形象，其逆境中奋斗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一笔丰富遗产。

【关键词】：苏轼、苏东坡、诗词乐观、逆境人生、王安石、豪放、豁达

王国维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四个诗人是：屈原、陶潜、杜甫和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最先知晓苏东坡，是从他的诗、他的词开始的：《水调歌头》中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道出了骨肉离情和人生哲理；《惠崇春江晓景》中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描绘出一幅江南的早春图；《赠刘景文》中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洋溢青春乐观的精神；苏东坡他那独特的文学特色深深的吸引了我。

可是最近读过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后，我便被苏东坡命运多的一生所深深震撼。他曾经遭遇过坎坷，经受过磨难，但是在逆境中苏东坡一直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无论处在何时何地，他总是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登山览胜，临渊赋诗，很多流芳百世的诗词都是他在逆境中创作的。由此我对苏东坡在喜爱之余多了一份敬仰，其逆境中奋斗的精神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一、逆境人生及其乐观的人生态度

苏东坡在青少年时期，就对现实人生充满美好的期望，有很高的政治抱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积极入世，嘉祐元年（1056），二十的苏东坡出川赴 2 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梅尧臣的赏识，高中进士。嘉祐六年，苏东坡应中制科考，优人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当苏东坡出蜀进京时，学识修养已相当成熟，且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但苏东坡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与变法派和保守派都有矛盾，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

苏东坡一生三次在朝廷做高官，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三次遭受贬谪，35岁正当盛年，就被贬往杭州任通判，从此开始噩梦般的贬谪流放，按时间顺序大致排列如下：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英州、儋州。这个路线图总的趋势是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林语堂说他是“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个人”。尤其是在海南儋州这个蛮荒之地，苏东坡度过了21 年。元丰二年(1079)，到湖州就任还不到三个月的苏轼，曾因做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统观苏轼的一生，正像他对自己坎坷曲折的人生际遇自嘲的那样：“心似已槁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在他将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谪中度过的，始终没有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过。因为这样的升迁贬谪，使他的一生始终游走在入世、出尘和被世所遗的崎岖小路之间，显得十分艰险。

也许正是这些境遇变迁，铸就了一个旷世奇才，一个令人心想神往的人格典范，一个妇孺皆知的豪士雅客，一个热情奔放、从容自如、乐观旷达、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家。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中评价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真是评价得再恰当不过了。

苏东坡快乐哲学的源泉在于透悟人生，洞悉自然，宽容他人。他曾对弟弟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里，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苏东破的一生饱经忧患，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有变得尖酸刻薄。他对人是友善的，从不从坏处想人，终其一生他顶多是不喜欢某些人，但绝没有恨。卑鄙小人、无耻政客的中伤、流言、攻击、陷害，他不屑反驳与回击，只是莞尔一笑。即使对昔日迫害他的政敌苏东坡也表现出宽容和关怀。

王安石与苏东坡都是世人皆知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早年苏东坡和王安石同朝为官，因政治见解和主张不同，两人逐渐疏远，曾一度为各自的政见闹得水火不相容，以致于王安石的新法改革每推进一步，苏东坡都要写诗文相讥讽并力加阻碍，弄得王安石十分恼怒，苏东坡也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此后，苏东坡在政治生涯上的跌宕起伏也都似乎与王安石联系在一起。然而，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水火不相容，但他们却相互钦服各自的人品和文才，能够为此而冰释前嫌，尤其是晚年双方相处得甚欢，感情相当融洽，给后人留下了一段富有兴味的文坛佳话。

“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质。”苏东坡在逆境中以豁达的态度谱写的作品代代相传，受到广泛的喜爱。苏东坡更以其面对逆境时那种从容坦荡、豁达超脱，旷放乐观的人生态度赢得了后人的尊敬和认同。人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在面对挫折和磨难时，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积极的处世态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消极厌世甚至轻生，而应主动调整自己的心态，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从而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自强自立。

二、苏轼豪放词对后世作品的影响和比较

品味宋词我们不难发现，与辛弃疾的词风相比，辛弃疾的怀古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有着相似的意境，同是抒发作者对往昔英雄人物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以及词人对自身坎坷人生的感慨之情，不同的是，‘苏轼豪放词重在“放”，是高旷、飘逸的；辛弃疾豪放词重在“豪”，是慷慨、雄浑的。二人既有共同也有不同’。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借梅言志，显示出的作者孤芳自赏、自持清操，绝不同流合污的清高不是正与苏轼的《卜算子·黄 4 州定惠院寓居作》所表现的相互辉映吗？一个是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一个是驿路断桥边寂寞无主的梅花。同样的孤寂、同样的清高！

我们听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是多么的雄浑，其词便是明代文学家杨慎取意《念奴娇·赤壁怀古》而作，足以看出苏轼词对后者的影响。

总结苏轼的词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在文化上苏轼是受儒家、佛教、道教共同影响的，正是他汲取了各家的文化，才具有了高卓的才学识见、启人心智的人生哲理，这使他的作品更加的有内涵、有思想深度。

2，在题材上，他“以诗为词”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为宋词创作开辟了新路。相比晚唐、五代以至柳永的传统词，可以说苏词的本质是对词的“雅化”。

3，在风格上，苏词集婉约、旷达、豪放多种风格，他的豪放词对后世影响最大，而他的旷达词风是最具特色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以上内容对苏轼作品的认识只是冰山一角，这位文学泰斗的艺术成就还有待于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赖正和.《苏东坡政治主张探究》 巴蜀书社 2011年8月 第一版 [2]林语堂.《苏东坡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1月 第一版 [3林语堂.《苏东坡传》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3月 第一版

[4]李宝岑.《苏东坡诗词名篇译解》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 第一版 [5]《宋词的故事》 欧阳云 曹运柱主编 华艺出版社 2008年4月 第一版 [6]苏轼.《苏东坡全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年10月 第四版

第二篇：浅述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浅述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08历史 刘国华

内容摘要：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已得到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决不允许其它国家以任何方式和方法进行干涉，并以此来对中国实施压力。中国政府不可能向任何势力低头和屈服。中美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博弈且一直影响两国关系，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台海两岸的繁荣与稳定而且还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对华政策

一、台湾的历史与台湾问题的由来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总统选举年，采取怎样的对华方针与政策是两党斗争的一个焦点，其中就少不了台湾问题—这张牵制中国的王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史料文献就有关于我国东南海滨有台湾的存在。三国时期吴国人沈莹在他的《临海水土志》中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记述，吴莹称台湾为“夷洲”。经过唐宋的发展，到元明清三朝都对台湾地区进行有效的管辖，特别是1885年清朝在台湾设立台湾省更加确立了台湾的地位并且正式列入中国的版图。1894年，中日两国爆发了甲午战争，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战败了。在日本方面的威逼利诱下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政府为苟延残喘无欺地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给日本，开始了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法定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经历了一个过程。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签署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①。1945年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国名义正式发表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以国际协定的形式确认《开罗宣言》中所规定的日本必须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原则②1945年10月25日，台湾接受大员陈仪在台北正式接受日本军队在台湾的投降，并且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的一起土地、人民、政事皆以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下”③至此台湾回到祖**亲的怀抱，彻底结束了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奴役史。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为维护自身的全球战略利益，悍然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美国出钱和出枪、出动军舰和飞机运送国民党军队到战略要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于内战的不得民心很快失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蒋介石集团的部分军政要员败退台湾。正当中国政府要武力解放台湾时，美国的第七舰队闯入台湾海峡，公开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干涉中国内政，至此台湾问题产生了。台湾问题造成了台海两岸中华儿女的隔绝状态并且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台湾问题在产生之日起就深刻地影响中美两国的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决不允许其它国家以任何方式和方法进行干涉并借此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施压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可能向任何压力低头。

二、20世纪70年代的“乒乓外交”使中美关系开始趋向缓和，但台湾问题依然是影响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自20世纪进入中叶以来，因为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被美过一直作为西部太平洋防御线的重要环节。像以此来遏制“赤色中国”向东北亚和东南亚推行“共产主义扩张”。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由于苏联处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他进行改革优先发展重工业中与军事有关的工业使得苏联的军事力量迅速抬升。这样就使得自二战以来美国称雄全球的优势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严重威胁。1969年尼克松上台执政，他当选美国总统时，他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局势不容乐观。一方面，国内反战情绪异常高涨。另一方面，国际上美苏争霸开始出现“苏攻美守”的不利态势。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美国所处的劣势地位。美国政府开始着手两个方面的外交工作，一是积极谋求从越南撤军。二是开始改变以往支持台湾遏制大陆的政策，进而以此来试探中国的态度，改善中美关系。尼克松执掌白宫后，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需要，最先提出改变传统的外交政策，他这样的提法的实际目的之一就是改变同中国僵持的关系。这样做就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扭转美国在美苏争霸中的守势地位。尼克松执政后，特别感到来自苏联方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苏联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渴望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增加抗衡苏联的筹码。尼克松在1969年3月访问法国时对戴高乐总统说：将来美国“同苏联对话时，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④1971年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十分清楚地说：“美国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的最大好处，也许就对苏联影响。美国要用自己的对华政策向莫斯科显示一下“同我们达成协议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必须考虑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可能性”⑤另一方面美国迫切的想摆脱越战泥潭。尼克松执政后把尽快终结越战作为最急迫的外交问题来处理。他曾公开表态说：“美国在越战中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的尽早并尽可能地结束战争。”基辛格则更为露骨地说：“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我们结束那场战争的苦难。”⑥此时此刻美国已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尼克松观察战后世界局势发生巨变自认为世界上出现了五大力量中心，即美国、西欧、日本、苏联、中国，他把中国列入其中不是空穴来风。从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封锁、孤立、包围的政策，不但没有出现他们预想的效果反而是中国在成立20年后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且影响力巨大的国家之一。它的发展壮大使世界力量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美国被形势所迫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如何尽快早日结束语中国的冰冻状态已经提到了美国政府的具体一是日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一个棘手而又急迫的问题。尼克松企图用“双轨”政策来打开局面。1969年8月8日美国官员罗杰斯提出：“我国认为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事实。”⑦在此基础上美国开始有意识的调整中国和台湾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始终面临这美苏两个超级强国的威胁。由于在苏共“二十大”中国共产党表达了与苏联的不同意见导致中苏关系恶化但并未马上公开。6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尤其是“珍宝岛事件”后，中国领导人更加明显感到来自苏联的压力与威胁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最大失误危险。中国方面也有希望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以抵御苏联的威胁。与此同时也从国家统一的高度出发，也迫切希望中美关系解冻以有利于台湾问题的早日和平解决。

虽然国际局势发生最大变化，中美两国领导人也都有打开僵局的愿望，但台湾问题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最重要而敏感的因素。1970年11月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这个过程中，他向周恩来总理转达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派一两名人员在任何时候和地方同中国进行磋商和对话。周恩来立即明确回答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你，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⑧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成为打开僵持了近20年的中美关系开始出现转机。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并同中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迈出了关系解冻的重要一步。为了对中国示好以表现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作为，但非常有限。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美国显示“认识到”而不是“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而且还比较巧妙的阐明了美国对有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对于美国来说，台湾仍是它在亚洲地区重要利益所在。他绝不会轻易放弃对台湾的控制和干预。美国的态度还反映在它支持台湾当局的联合国席位保留问题。1971年8月2日罗杰斯发表声明：“美国将支持今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或以其它方式剥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行动。” ⑨这番言论的实质是在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的公开显现。针对这番言论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指出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必须要驱逐台湾当局代表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政府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尽管美国政府费尽心机，但历史的发展潮流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美国政府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驱逐蒋介石集团的议案，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案”就根本没能付诸实施，但是美国仍然从其它方面帮助和支持台湾。根据联合公报的要求，美国应开始从70年代逐步减少对台湾在军事方面的帮助，特别是在对台军售方面。但在同一时期，美国加强了对台军售。1974年比1972年增加了一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加强了对台的经贸往来，从1973、1976年在台湾分别设“美国贸易中心”、“美台经济委员会”，通过以上机构来助推美台的经贸联系。从上述来看可以了解到尼克松执政后，为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逐步放弃了敌视中国的政策，从而使中美关系破冰。但却依然保持着同台湾的各种关系，企图采用“双轨”政策来游刃于中国和台湾之间。事实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由于美国的原因，台湾问题依然是影响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重要因素。

三、虽然美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但台湾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迫切希望尽快解决中美两国的正常建交事宜。首先，美苏争霸过程中，美国出于劣势，希望同中国进一步改善关系以增加同苏联进行战略武器的谈判筹码；其次，苏联的控制势头咄咄逼人，先后插手安哥拉、越南、阿富汗三国的事务，美国希望同中国合作以便于抵抗苏联；再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美国希望发展中美关系，以促进美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和平与了解”；最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本身就是一个有巨大消费潜力大市场。这对于美国的许多企业来说他们是非常愿意政府与北京建立良好关系因为这样就便于他们进入中国这个大市场。综上诸因素美国切实加快了同中国建交的步伐。出于维护全球战略利益的角度考虑，美国在尽可能多的保留美台关系的前提条件下，接受了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三原则—“废约”、“撤军”、“断交”。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宣布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同时美国断绝与台湾的一切联系。中美建交不仅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而且对世界的局势也有积极意义。特别两国的经贸往来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不足，中美建交台湾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美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两个中国”的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地搞“双轨”政策。仅仅在卡特总统公开宣布中美建交两个半小时后，美国的高官布津热斯基就明目张胆的发表电视讲话，强调“我们并没有放弃台湾”。卡特总统也在电视讲话中提到，“当共同防御条约失效后，要台湾出卖防御性武器”。⑩1979年3月，美国国会高票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令明确规定了两个主要原则：第一，美国公开承诺保卫台湾所谓的“主权、稳定与繁荣；”

第二，作为条件，台湾必须实施“人权”，沿着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发展。《与台湾关系法》对美台关系作了十分详细的规定，其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换言之，台海两岸的统一大业不能诉诸武力解决。第二部分是美国对台湾出售所谓的“防御性”武器。该法令的实质就是美国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搞“一中一台”，干涉中国的内政问题。该法令严重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和基础，美国也公开违背它关于中美建交时美国同意建交原则和基础的诺言，充分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对于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我国一贯的立场是：采用何种方式时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这完全是祖国的内政，美国或其他反华国家都无权干涉。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

11至于《与台湾关会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因为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网问题的和平解决。○系法》的出台，中国政府认为，它的很多条款都违背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实际上是把台湾当作“主权”国家来对待。邓小平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此法令就是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外交部也照会美国驻华使馆，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立场是不会也不可能改变，美方如果一意孤行继续在台湾问题上蓄谋干涉中国主权，那样只能使中美关系倒退，不会给双方带来任何益处。为了同美国早日解决对台军售问题，中方曾多次与美方交涉，经过友好磋商，双方与1982年8月17日中美发表“8·17”公报。美国答应逐步减少对台武器出售，经过一段时间使这一问题最终解决。邓小平请美国驻华大使转告里根总统：所说“一段时间”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应推到遥

12中远的将来。；至于“最终解决”其含义只能是终止对台武器出售，不应有其它概念。○美先后总共签署了三个公报，即上海公报、建交公报、“8·17”公报。中美两国都同意者三个公报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原则双方都必须遵守。但美国却对其内容肆意进行歪曲。美国声称，在拟定上海公报时措词是含混不清的，中美双方所强调的重点不同，建交公报美国更是极力淡化其内容，只希望利用“和平”的幌子继续干涉中国内政。“8·17”公报更是露骨。因为美国并没有严格遵守三个公报内容，使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但由于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美国还想同中国合作一道抵抗苏联，所以美国在对台政策还比较低调。

四、台湾问题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

在影响中美关系的诸多因素中，台湾问题一直影响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自中美建交以来，双方关系出现低谷时，绝大部分与台湾问题有关。我国政府历来非常重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1979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指出，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上具体日程”；1980年1月，台湾回归祖国被列为我国80

131984年6月，邓小平又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构想。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我国面对以美国为首西方反华势力不断的插手台湾问题的行为，我国领导人表示：中国不可能因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而将祖国统一大业无限期推迟下去。，如果“在台湾问题上

14美国将台湾称为“一艘永不沉没的航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母”，可见台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重要作用。19世纪中期，美国海军少将佩里奉命带军舰巡航台湾,在基隆登陆,以访问为名对台湾进行间谍活动的调查。他回国后立即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他说:“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于作为美国商业的集散点,从那里,我们可以建立对中国、日本、琉球、交趾支那、暹罗、菲律宾以及一切位于附近海面的岛屿的交通线。„„台湾在海军及陆战上的有利位置,是值得考虑的。另外一点,该岛直接地面对着中国的许多主要商业口岸,只要在该岛驻泊足够的海军,它不但可以控制这个

15。百余年来，佩里的观点一直影响美口岸,并且可以控制中国海面的东北入口„„”○国的历代领导人。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不可能轻易放弃对台控制。台湾问题牵涉中美两国的利益。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主要取决这一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两国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还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美国的利益角度讲：它既不愿意看到中国顺利的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因为这样它会失去牵制中国的“台湾牌”。也不惜希望台湾宣布“独立”而引发战争，进而影响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所以美国要维持现在的台海 “分而不离、独而不立” 状态，这样对美国最有利。美国就可继续实行“双轨”政策，进而根据不同时期的利益需要来调整政策倾斜程度。对于中国来说，祖国统一大业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事情。完成统一大业，是13亿中国人民的最大愿望，也是全球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祖国统一不仅仅是领土的简单回归也关系到民族传统、情感是发扬还是终止断裂的大事。鉴于中美双方对台问题的立场，可以预见，在祖国大陆统一前，台湾问题将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但从总体上讲对中国的统一有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台湾问题顺利和平解决是一个必然趋势。在多样化的世界中，中美两国谁也不开说。在中国统一后，中美关系应当可以实现正常化。注释: ① 田恒 《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5月版第3页。② 张耀武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1页。③ 王芸生《台湾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9月第11页。○12 韩念龙《④ ⑤ ⑥ ⑧ ○ 当代中国外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第217、217、217、220、227、231页

⑦ ⑨ 李长久 《中美关系二百年》 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第221页 ⑩ 资中筠、何迪 《美台关系四十年》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9页 13 ○14 《邓小平文选》 第二册 第154、240、377页 ○15赵宝煦 《台湾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载《北大学报》1997(1)117页。○

第三篇：罗马继承法对后世影响

罗马法继承制度及其对当代继承制度的影响

[ 麻广 ]——(2005-4-17)/ 已阅13825次

罗马法继承制度及其对当代继承制度的影响

罗马法的继承制度历经数代，其原则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一、由身份继承演变为财产继承

“继承”一词的拉丁文是successio，其原来的意思是指继承人在法律上取得被继承人的地位，即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使之得以延续。到了法律昌明时期后期，罗马的继承，已经由身份继承演变成为财产继承了。当然，即使在这时，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以绵延家祀的传统观念仍然存在，只不过继承的主要对象已经是被继承人的遗产，而不再是被继承人的人格了。

二、由概括继承发展为限定继承

罗马的继承制度最初是采取概括继承主义（successio per universita），即除了与被继承人之人身相联系的债权、债务或其他权利义务之外，继承人要总括地继承被继承人的一切财物和财产上的一切权利义务，而不问资产、负债的多少，纵使死者遗产中的负债远远超过资产，继承人仍然要全部继承下来，替死者还清负债。

概括继承制度与罗马古代的身份继承制度相联系。随着身份继承逐步演变为财产继承，概括继承制度便失去了它的前提和根据，而显得对继承人过份苛刻。为了保护继承人的利益，适应继承制度变革的需要，罗马法逐步废除了概括继承制度，赋予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债务仅以其遗产为限负清偿责任的权利。限定继承制度确立，并为后世各国继承法所采用。

三、以遗嘱继承（successio secundum tabulas）为主，法定继承（successio ab intesta）为辅

《十二表法》确认以遗嘱继承为主，法定继承为辅。两种继承的关系可具体归纳如下：

第一，法定继承不得和遗嘱继承并用。凡遗嘱有效时，就不适用法定继承。对同一项遗产，除军人遗嘱之外，亦不得以遗嘱处理其一部分，而按法定继承处理其另一部分。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若被继承人用遗嘱的方式指定继承人，但只给他一部分遗产，而对其余遗产的处理没有表示意见，或者明确表示其余的财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就视为被继承人用遗嘱处分了他的全部遗产，他的全部遗产就由他指定的继承其一部分遗产的继承人继承。至于被继承人将自己的特定财产遗赠给受遗赠人，其余财产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处理，则为法律所许可，因为遗赠和遗嘱继承是不相同的，在长时期内，罗马的继承是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而遗赠则仅仅是涉及特定的财产，同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没有关系。第二，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就是说，只要死者生前立有有效遗嘱，就要按照遗嘱来办理。只有在死者生前没有立遗嘱，或者所立遗嘱不合法律规定，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或者遗嘱上所指定的继承人已经先于遗嘱人死亡或拒绝继承时，才可按法定继承办理。故法定继承一词的拉丁文原意即是“无遗嘱继承”。第三，法定继承最初是由宗亲来继承，到后来，法定继承由宗亲继承演变为以血亲继承为主的继承。到了优帝一世时更明定法定继承也以血亲为基础。这样，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基础就一致起来了。不过遗嘱继承是被继承人明白表示把自己的财产交由他选定的人继承，而法定继承则是按照一般被继承人的意思来规定继承人的范围。由此可见，这时的法定继承也可以说是一种法律推定的默示的遗嘱继承。

四、两种法定继承长期并存，但后来以血亲为基础。

从共和国末年起至公元6世纪中叶，罗马并存着两种法定继承制度，一种是市民法的法定继承制度，一种是大法官法的法定继承制度。市民法的法定继承以宗亲为基础，不是宗亲即不得继承。大法官法的法定继承则是以血亲为基础，只要是血亲，不管是不是宗亲，一律享有继承权。后来优帝一世于公元543年和548年以第118号和第127号新敕，把罗马法的继承制度作了彻底修改，完全以血亲作为继承的基础，宗亲继承制度从此废止。

五、罗马法的法定继承人分当然继承人（heres suus）、必然继承人（heres necessarii）和任意继承人（heres voluntarius）

当然继承人是指直接在家长权下而在家长死亡后便成为自权人的家属，他们由于古代继承家祀和家产公有的关系，即理所当然地继承家长的遗产，所以也称当然和必然继承人（heres suus et necessarius）；必然继承人是指奴隶被家主解放，同时被立为继承人的，他们和当然继承人一样，不得拒绝继承，因而在家主死亡时也直接取得遗产；任意继承人亦称外来继承人（heres extraneus），是指那些在被继承人死亡前不处于家长权下的法定继承人，他们有接受或拒绝继承的自由。

六、法定继承是均分继承

当继承人有数人时，按照他们同被继承人之间亲等的亲疏顺序，依次继承。同一亲等的，不分男女长幼，按人计算，一律平均分配遗产。子女的后裔，则按支计算，共同继承其直系尊长应继承的份额。七、一为继承人，永为继承人（semel heres semper heres）

继承人接受继承后，一般不得中途反悔，因为继承人要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而人格是不能由个人意志而使其因时间的经过而终止的。其后，法学家们认为，在不违背“一为继承人，永为继承人”这一原理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在指定继承人时附加期限或条件。因此，虽然不得附加终期和解除条件，但可以附加始期和停止条件。

八、罗马法适用代位继承（successio in locum）

根据罗马法，不仅限于直系血亲卑亲属可以代为继承，兄弟姐妹的子女（被继承人的侄儿侄女等）也享有代位继承权。罗马法继承制度对当代的影响：

一、在罗马法的体系中，继承最后演变为财产继承，所以继承法归于物法，后世各国大都将继承限于财产的继承，但在体列上有所不同，如法国民法典将继承法归入财产取得方法一编中，而后的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中，继承单独成为一编。继承法逐渐独立。

二、当代各国承袭了罗马法继承的基本制度框架，规定了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代位继承以及在遗产分配时的特留份制度等等。

三、罗马法法定继承中的继承人的范围是以血亲为基础的，后世的诸国民法典在规定法定继承时大都从罗马法，以血亲为基础。

四、罗马法继承制度以遗嘱自由为其原则，之后各国大都从罗马法之规定，规定了在继承法中以遗嘱自由为基本原则，而且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

五、对特留份的保护。为了限制遗嘱自由的滥用，罗马法规定了特留份制度，特留份制度的设立,乃是自然法平等、公平、和谐诸理念带给罗马法的影响,旨在限制完全的遗嘱自由,保护近亲的继承权,衡平遗嘱人意愿及近亲权益两方关系,以达到家庭及社会秩序的和谐。在特留份范围外之财产,为遗嘱人得自由处分之部分,对此部分财产,遗嘱人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和情感好恶,或遗于其喜爱之特定人,或通过遗赠方式授予慈善公益事业,谋求社会公益。后世各国在此问题上也大作了相似的规定，如瑞士民法典第471条、德国民法典第2303至2338条，并赋予相应的诉权予以保护。

六、罗马法继承有遗产信托制度，这可以说是现代信托制度的一个雏形。总之，作为包括了资本主义时期大多数民事法律关系的罗马法，其基本精神和绝大部分内容，逾千古而犹存。而作为罗马法重要部分的继承制度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诸国，直到今天，在我们现代的各国继承法中，还是能看到罗马法的影子。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民法典制定活动同样也不能不考虑罗马法，只有这样才能制定一部及科学又顾及传统的继承法。

第四篇：杜甫对后世的影响

诗圣杜甫对后世的影响

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圣”乃至高无上者，这足以说明杜甫的诗坛地位之高。杜甫在世时应该是像圣人般享受着崇高的礼遇、为世人所追捧的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诗圣杜甫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苦难坎坷常伴左右，用“悲惨”一词形容毫不为过。杜甫早年就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也是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追寻的目标，然而仕途坎坷的他并未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作为一个诗人，他的诗文在当时也并没有得到很高赏识。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不受欢迎，并非诗写得不好，主要原因是杜诗的内容和风格与当时的时代审美相悖。盛唐时期的社会风气整体是乐观积极的，人们喜欢歌颂大好河山的诗、歌颂理想的诗、表现创造力的诗，欣赏像李白那样孤傲、浪漫的诗人，而杜甫诗大多都是抨击现实、揭露黑暗的。还有格调上来讲，盛唐的诗人更喜欢明快的，乐观的，高昂的诗，杜甫的诗比较沉郁，比较委婉，比较浑厚，比较低回。与时代审美趋向的错位使得杜甫的诗在他生前没有获得很好的赏识，影响力也就及其微弱。杜诗的影响是在杜甫去世后才发挥出来的，“诗圣”、“诗史”的盛誉也是后人给予杜甫与其诗。

杜甫死后，中晚唐时期，以元稹、白居易、韩愈为代表的一批当时的著名诗人，开始极力推崇杜甫，韩愈和白居易的诗文中也都有杜诗的影子出现。白居易、元稹等人领导的“新乐府运动”中，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苟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第一个把杜甫与圣人的圣联系在一起的，是宋代大词人秦观，他在《韩愈论》一文中说杜甫的诗和圣人孔子的思想一样是集大成者。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杜甫的诗被称为一代“诗史”，是因为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他的诗不仅是自己抒发情感的载体，也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在诗歌创作上，杜诗是唐代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杜甫一生写了一千四百多首诗，光是律诗他就写了九百多首，占了一大半。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被认为是“千古七律第一”，全诗之中句句皆律，字字之中字字皆律，诗律诗的最高境界。杜诗不但是对以往艺术传统的集大成，也是开辟了律诗创作的一种新的规范。此外，杜甫对语言的锤炼更是达到了极致。杜甫有诗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正是秉着这样的创作精神为后人留下了一句句千古佳句。流传至今的一些成语中，甚至有些就出自杜甫的诗。例如，“别开生面”一词就出自杜甫《丹青诗》:“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历历在目”一词出自杜甫《历历》诗：“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诸如此类的成语不在少数。这种对语言艺术的极致追求，对后世的影响也颇为深远。

杜甫一生可谓受尽苦难，但他却始终没有忘记忠君报国的远大志向，他在自身饥寒交迫的处境下仍能发出“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呼声，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鲁迅也曾评价过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可诗圣杜甫的对后世影响之深远。而且，诗圣杜甫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中国，还名扬海外。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说杜甫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

诗圣杜甫之圣，实至名归。

第五篇：罗马法律对后世影响

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在古代世界各国中，罗马法是内容最完整、体系最完善的法律。它既是维系和稳定帝国统治的工具，也是罗马人对人类文明的最卓越贡献。作为重要的人类文化遗 产，罗马法无疑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对近代世界，尤其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虽然罗马法反映的是罗马帝国的现实，它却成为现代西方的法学渊源和法律先导，以及大陆法系的立法基础。1804年3月21日公布的《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采用了《民法大全》中四种法律文献之一的《法学阶梯》(又称《法理概要》)的结构体系，并确定了所有权绝对化、契约自由、过失责 任三项基本原则。这样，它与德国民法典一起，共同构成了大陆法系的两大支柱和源流。欧洲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南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因为《法国民法典》而与罗 马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此外，《法国民法典》对后世的《日本民法典》以及《六法全书》《中华民国民法》等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虽然普通法系(不列颠法系)看起来受罗马法的影响较小，与罗马法之间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是，包括英国、英联邦国家、美国在内的英语国家，也 从罗马法有关契约、债务和继承制度等内容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事实上，不论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它们都吸收了罗马法的陪审制度、律师制度以及诉讼原则。所以，一位美国法学家不得不承认：“尽管罗马帝国的人口或许为5千万，但现在有8亿7千万人生活在由罗马法所造就体系之下。”

第三，如果说现代化的法治国家以“宪法至上，民法轴心”为理念，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罗马法正是现代西方民法的源头。今天，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就是 以罗马法为基础而确立起来的，它们从法源上继承了罗马法的许多概念、术语、理念和原则。例如，罗马法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以及人法、物法、诉讼法的体系，一直成为大陆法系各国民事立法的依据和当代国际私法的起源。

第四，罗法学家的思想、学说以及罗马法的发展成果，正是现代西方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塞罗指出：“法律是根据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述的对 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区分，人类法律受自然指导，惩罚邪恶者，保障和维护高尚者。”罗马法体系涉及自然理性、现实实践、法律与正义、人作为人的权利、法律与道 德等基本问题，构成现代西方法学的重要内容，而罗马人所秉持的自然法思想对后世信奉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天赋人权观，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 理念，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正如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19世纪德国伟大的法学思想家耶林甚至做了这样的评价：“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武力因为罗马帝国的 灭亡而消亡，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政府世界是最为永久的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