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共5篇]

第一篇：浅析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

历史与社会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08级

唐珊

20080510147

浅析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

【摘 要】： 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着经济、政治、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多层面的社会排斥问题。这种排斥通过制度机制、群体机制、市场机制等四种机制得以运作。面临社会排斥，农民工在城市中主要采取自我隔离和积极融入两种适应策略。社会应该采取全面的，系统的对策，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关键词】： 社会排斥 农民工 机制 对策

我们无法确认是谁第一次提出了“民工潮”这个概念，但时至今日恐怕谁也不会忽视这一现象。它既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庞大的城乡人口流动现象，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中国农民一向“安土重迁”，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绵不断地大规模外出寻找就业机会，这种大规模、潮汐性的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从根本上讲，“民工潮”形成的根本性原因是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从八十年代初起，随着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农民在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就业和收入的权利，使出去务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实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改变了粮、油统购统销制度，这样就能够满足进城就业农民食品供给，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民工潮”形成的直接动因。与城市和农村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一直是低的，同样付出体力却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那一亩三分地，种出花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是极其有限的。而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需求，直接拉动了“民工潮”的形成。沿海地区因为凭借优惠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惠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我们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是它的体制性原因。[2]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经历了深刻的调整，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以及利益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出现了明显的“社会排斥”现象。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理论得到很快发展，不仅对基于西方福利国家的传统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且对欧洲国家的社会

政策（social policy）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制度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农民工虽然长期居住于城市，但无论在生活、工作，还是在心理上，都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的排斥也是多维度的，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网络、文化、社会保障与教育、空间等方面。[3] 那么产生社会排斥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遭排斥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农民工遭受排斥，究其根本，是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户籍制度。在我国,农民工遭受社会排斥究其根本,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户籍制度。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在工业化建设缺乏建设资金的情况下采取的对策。它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定在农村,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享受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我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属地管理和身份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严格的限制人口流动的管理体系,且重点是限制农民向城镇的流动。1956年到1957年,政府先后六次做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的指示,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禁止农民进入城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集镇务工经商和落户,到20世纪90年代降低农民进入小城镇的门槛以及部分大中城市户籍制度的微调,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大大削弱,但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人口流动的限制或明或暗地依然存在,特别是对大中城市管理者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生力军,但城市对农民工的管理却是异常的繁琐和苛刻。因孙志刚事件而被取消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和遣送条例》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城市管理中对流动人口的行政不作为和刑事违法行为的一个证明。城市对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管理太过随意和粗放,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空间和活动空间都受到很大约束,农民工成为虽置身城市但处境艰难的城市边缘人和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因为户籍的限制,需要持有暂住证、务工证、健康证、计划生育证、临时户口证、就业登记证等在内的达14张之多的证件。[4]

（二）)用工与务工平台的错位

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下,不仅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处于二元分割状态,就是在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着事实上的二元市场,即进城农民的就业市场与城市居民的就业市场同时存在。从相对意义上,这两类市场是相互分割、相互独立的。即使在进城农民工的市场上,农民工务工与用人单位的平台也远远没有实现对接。前些年,正规的招聘会对农民工是排斥的,农民工求职只有靠自己在家乡的社会网络资源,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

谋职;有些农民到非法的黑中介那里,或站在街头等着雇主上门。这样因找工作被骗,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4]

（三）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就业歧视目前在我国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城市也制定了外来劳动力分类管理政策,对就业工种、专业、人数、使用期限作了全方位和近乎苛刻的规定,从而使歧视系统化、彻底化、公开化和制度化,以此来禁止和限制外来人口,特别是禁止和限制农民工进入某些岗位就业。如上海,1995年2月13日上海市劳动局发布了《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行业工种分为三类:A类为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B类为可以调剂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C类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限制的行业和工种包括金融和保险行业, 各类管理业务员、调度员、商场营业员等。这样的职业保留法规是在户籍和就业体制改革进程中发生的,足见农民工就业的艰难。进城的农民即使有了一种非农化的职业,在我国身份体系仍还是农民,与仍然滞留在农村的人口没有什么区别,享受不到国家给予市民的各种福利待遇。在户籍制的屏蔽下,城市农民工处在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很难进入城市生活的主流。

（四）农民工素质较低

农民工自身受教育水平较低,素质普遍较差,这是农民工被社会排斥的表面和直接的原因。这使得他们即使有从事高层次工作的机会,也因不能胜任而失之交臂,从而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操作性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工种,以及传统服务业等对文化水平要求相对较低的工作。文化素质的低下与专业技能的缺乏,使大量农民工与就业机会失之交臂,也使许多企业对农民工们望而却步。

当前中国城市中农民中遭遇的社会排斥问题不利于城市中社会稳定和社会融合，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社会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形成了严峻挑战。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社会排斥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1.社会排斥不仅导致农民工边缘化地位的代内再生产，而且导致其代际再生产。首先，社会排斥影响农民工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由于被排斥在城市基础教育安排之外，农民工子女要进入城市正规学校就读，往往就必须交纳高额的借读费，大多数农民工经济收入有限，难以支付，只好让子女进入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与城市正规学校相比，这类学校无论是教学条件、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质量，都有巨大的差距。因而，与城市居民子女相比，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接受着远为低劣的基础教育。一些农民工子女甚至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整天流浪街头。对于许多农民工家庭来说，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费用还勉强能支付，而高中、大学阶段的昂贵收费，则让他们难以承受，一些农民工子女由此失去了上高中、大学的机会。其次，社会排斥影响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资本积累。由于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在网络与空间上相对隔离，农民工子女从小就生活在高度同质化的生活圈子中，他们很容易积累起以亲戚、老乡等同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而难以积累起以与城市居民的异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而后者往往能为农民工提供更为有效的社会支持。第三，社会排斥导致农民工子女难以摆脱边缘性的贫困文化。由于遭受多维社会排斥，农民工往往体现出物质生活贫穷、生活环境恶劣、与城市主流社会相对隔离、生活方式传统、自我认同消极、对主流社会缺乏认同等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相互交织，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边缘性贫困文化。农民工子女长期生活在其中，很难从中摆脱。

2.社会排斥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不仅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而且影响到城市社会的整合、稳定与发展，以及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宏观进程。

3.造成被排斥着巨大的社会焦虑和心理压力。一些农民工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打击下，可能产生各种报复社会的行为。这一系列问题都将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其危害绝不容忽视。

社会有必要采取全面、系统的对策，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促进他们尽快融入城市。从西方的发展经验看，更多的农民成为工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更多的城市农民工成为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是社会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政策制度进行创新，更新观念，消除对城市农民工的各种政策歧视，还他们国民待遇，让他们有迁徙和定居的自由。

1、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政府应加大制度改革的力度，彻底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居民户口差别，使农民工获得与城里人同样的居民地位，不再是城市里面的“二等公民”。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带有身份制特点的歧视性制度，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不能与当地的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他们在就业、政治参与及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受到全面排斥。可以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工无法在城市获得市民身份、从而遭受社会排斥的制度因素。为此要促进农民工权利保护，首先应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以改变现有

迁移人员所处的“人-居分离、职业身份-户籍身份错位”的状况，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使户籍制度回归其应有的登记职能，逐步直至完全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其他职能。

2.改革现有就业制度，构造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目前，我国就业市场的管理基本上是城乡劳动者由两套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分别管理。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实施正规的劳动合同、人事档案、下岗证、失业证等；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实行许可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这种管理方式是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市场得不到公平待遇的根本原因。为此我们必须要构筑一个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平等就业、确保农民工获得较为稳定收入的制度环境。要进一步打破城市政府对市民就业的保护壁垒，撤销城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限制政策，建立起规范、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要加强对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用人管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要依法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以确保农民工合法的基本权益。另外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的落实，切实提高他们的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5] 3.建立分类分层的劳动社会保障政策。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与生活，遭遇着城镇劳动者可能遭遇的各种生活风险，如工伤事故风险、疾病风险、失业风险、其他意外生活风险以及生活贫困等，国家应当赋予农民工社会保障权，政府应当承担起为农民工构建合适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的责任。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社保政策都集中在社会保险项目，忽视了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项目；过分注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未来收入保障项目，而忽视工伤、医疗、生育等短期保险项目；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低，加之各地社保制度的“碎片化”现象严重，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很难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转移而导致许多农民工流动或者返乡时只有选择退保。这些现象的存在致使目前农民工三险参保率过低，现有的农民工社保制度形同虚设，不能起到应有的对农民工的保障作用，因而必须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加以完善。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我比较赞同郑功成教授的观点，按照分类分层保障原则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即按照工伤保障优先、特殊救助与疾病保障随后、养老保险分类分层设计的思路来落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6] 4.建立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农民工子女作为“第二代移民”，是未来市民化的主要对象，缺乏公平的教育机会将会诱发新的不平等。一方面应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使地方的这种谋利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于有悖于公平保护原则的地方性制度应积极加

以监管；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加大纵向转移支付的力度，同时要协调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的实施，使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再成为流入地政府的负担，更有效地保护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7] 5.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恶劣的住房条件、频繁地搬家让农民工没有稳定感和安全感，有了稳定的住处对他们来说才真正意味着在城市安了家。然而目前城市高企的商品房价，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障碍，农民工即使达到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条件，也不能享受住房保障政策。

6.城市人员要善待农民工，给农民工一个公平的环境。一是城市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要善待农民工。在依法、依规定对流人城市的农民工进行必要管理的同时，政府必须建立一套规范的管理程序、管理办法和管理机制。如在实践中可以实行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即当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时，劳动部门可动用欠薪保证金向农民支付工资。从制度上、法律上着手，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坚决清除限制歧视农民工的不合理政策、规定。对歧视、虐待农民工的雇主、用工单位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因企业原因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时，企业须支付给农民工补贴，企业不得向农民工收取抵押金、保证金等不合理费用，不得扣押农民工身份证件。要加大对城市管理人员的教育、规范和监督，使他们既履行管理职能又善待农民工，要坚决预防、制止和惩处个别刁难、侮辱甚至伤害农民工的部门和个人。二是市民应重视和理解农民工，以温情善待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应当重视农民工对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的贡献，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与温情；克服潜意识中瞧不起农民的思想，城里人、农民工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更何况城里人上溯三代其实也是农村人。总之，城市人员只有重视和善待农民工，城市居民和农民工才能和睦共处，城市社会生活才能健康稳定。

综上所述，农民工是这个社会中弱势群体，他们从事着足以辛苦的工作，却从未得到过公正的待遇，只有社会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怀，才能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参考文献: [1]: 李景治、熊光清．政治排斥问题初探[J]．社会科学研究，2006，（4）[2]：吴月华：汹涌的“民工潮”，如何让你回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管理系 [3]: 李景治、熊光清．政治排斥问题初探[J]．社会科学研究，2006，（4）[4]：曾 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

[J].新华文摘,2004(8).[5]：王春光.我国城市就业制度对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6]: [ 18 ]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6).[7]: 曲正伟.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基于公民身份缺失的归因[ J ].教育科学，2008(2).历史与社会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2008级 唐珊

20080510147

第二篇：社会资本与城市农民工就业排斥问题探析

社会资本与城市农民工就业排斥问题探析

摘要：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长沙市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农民工就业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具体表现在起点排斥，过程排斥，结果排斥三个方面。研究表明农民工社会资本拥有的多少和他们在就业中所遭受到的排斥存在很大的关系。为农民工建立顺畅的城市网络融入机制，提供完备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引导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社会排斥；农民工；社会资本

一、导言

1、研究问题的提出

城市农民工这个群体从出现之初就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作为城市的一个边缘群体，他们从事着次属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凡是此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自然成为地位较低的收入阶层，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的热点关注问题。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农民工就业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民工在就业领域受到排斥呢？本文通过研究，阐述社会资本和农民工就业排斥的联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本文使用近年来社会研究中常用到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一词，人们普遍认为“社会排斥”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法国，是由雷纳尔（lenoir）1974年在其出版的一本书里首先提出了“社会性地排斥”（socially excluded）这一概念。[1]李斌博士对社会排斥的定义是：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2]本文主要采取这一定义来研究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

2、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2006年3月对长沙市进城农民工城市生活状况调查。研究对象是进长沙市务工的农民，本文中的研究对象——农民工主要从事的行业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零售、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几个领域。本研究资料收集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少量的个案访谈。调查过程中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了长沙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岳麓区，再从这个区中选取较2个社区，并确定了个社区的样本数量，然后按定额抽样的方法抽取调查者。本次调查共发放3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76份，有效回收率为91.87%。本文对问卷调查资料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定量分析。

二、城市农民工就业排斥研究

1、农民工就业起点排斥状况及分析

农民工就业中的起点排斥在本研究中指的是用人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对性别、教育程度，地域的限制，以及社会网络关系对这一群体择业的限制。(1).性别排斥现状及分析

有学者认为，农村外出打工妹，是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流动群体中的一部分，她们属于弱势中的弱势——“双重弱势群体”，其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低于城市男性农民工。[3]从表中可以看出女性在就业过程比男性低将近20个百分点，女性农民工在就业中处于十分弱势的状态。

表一

用人单位在性别方面的要求（%）

N=271 无明确要求

男 女 Total(2).教育程度排斥现状及分析

教育作为现代人参与社会的能力基础和发展潜力，是人们地位获得的基础，实现向上流动的一个资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相对于在农村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其受教育程度较高，是农村社区中的“精英群体”，而他们在城市里从事的大多是一些对受教育程度要求不高或无明确要求的工作，多半是城里的低保障，低工资，低水平的工作。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到，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群体的教育程度有34.4%的“无明确要求”，除此之外，要求高中的占21.1%，要求初中教育程度的占36.5%，大专或大专以上与小学的比例很少，分别占6.0%和2.0%。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农民工也只能在有34.4%无明确要求的用人单位工作，很难拥有实现其向上流动的机会。

表二 用人单位对教育程度的要求（%）

N=273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频数 5 100 58

百分比 2.0 36.5 21.1

频数 168 77 26 271

百分比 62.1 28.4 9.5 100.0 大专或大专以上 无明确要求 Total(3).地域排斥现状及分析 94 273

6.0 34.4 100.0 在问卷调查中发现（见表三）：当进城农民工和当地人竞争同一工作岗位时，用人单位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当地人的比例不小，即农民工群体在参与竞争就业之初就开始受到排斥，这种排斥的比例不容忽视。从表中我们看到，有30.7%的农民工对这个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有42.3%的农民工“不清楚”处于“模糊状态”，只有27.0%的选择了“不是”。

表三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当地人的情况（%）

N=270

是 不是 不清楚 Total(4).社会关系网络排斥现状及分析

农民工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信息渠道来源主要是靠血缘、地缘关系，通过亲戚、老乡、熟人获取工作（见表四），他们进城务工缺乏及时、有效、真实可靠的就业需求信息。由于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有限，对城市网络资源的利用能力不高，获取信息比较难，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差序格局”所造成的。在这种“差序格局”中，我们“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各不相同”。而这样的“差序格局”表达了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4]从问卷调查数据中显示出来农民工在就业之初——找工作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就是这种以个人为中心，从中心格局向外，成员关系从强关系向弱关系转化，其所获社会资源也就相应递减，隐性中受到了社会关系网的排斥。

表四 农民工获取目前工作的渠道（%）

N=271 方式 个人直接申请 亲戚、朋友介绍 通过当地政府

频数 85 88 7

百分比 31.4 32.4 2.6

频数 83 73 114 270

百分比 30.7 27.0 42.3 100.0 老乡介绍 职业中介所介绍

其他 Total

2、农民工就业过程排斥现状及分析

10 17 271

23.6 3.7 6.3

100.0 农民工不仅仅在找工作之初就受到排斥，在工作过程中往往有一种被歧视的感受，这样使得农民工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很低，容易造成一个个的“落单者”。以下是对农民工群体打工期间被歧视经历和自我认同的现状分析。(1).被歧视的现状及分析

从表五中我们看到只有25.4%的农民工在打工期间从来没有被人歧视的经历，而有22.8%的农民工在打工期间经常有被歧视的经历。51.8%的农民工偶尔有被歧视的经历，也就是说有74.6%的农民工在打工期间有过被歧视的经历。这样的数据值得我们深思，农民工在从事城市次属劳动力市场中那些大部分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时，不仅没有受到尊敬，反而受到歧视。这样的不平等状况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这种被美国社会学家帕金称之为“集体性排他”的现象不加以逐渐地消除，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背离了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表五 农民工打工期间被人歧视的经历

N=274 经常有 偶尔有 从来没有 Total(2).就业中的自我认同现状及分析

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往往因为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工作方式与农村中的慢节奏生活方式的差异而产生文化震惊，这种文化震惊使得其很难对自己的身份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也很难适应城市就业及生活环境。从表六中我们看到有12.7%的农民工对于自己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处于“不清楚”的状态，有16.2%的人认为自己是“半个城里人”即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处于模糊状态。就业中的低认同感往往对农民工的下一次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频数 62 142 70 274

百分比 22.8 51.8 25.4 100.0

表六 农民工自我认同感(%)

N=273 农村人 城里人 半个城里人 不清楚 Total

频数 179 15 44 35 273

百分比 65.5 5.6 16.2 12.7 100.0

3、农民工就业结果排斥现状及分析

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大量存在着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基本权利的现象。其中包括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社会保险和社会享受权等。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工资也被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等级。本研究在调查问卷中将其具体化为两个问题：薪水排斥现状分析和升迁机会排斥分析。(1).薪水排斥的现状及分析

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在进城后，受到同工不同酬的排斥。这是因为农民工的双重身份在经过一系列的市场博弈后，最终反映为：农民工的工资构成中没有包括维持劳动者家属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和子女教育费用。所以，工资并未完全反映出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的整体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用工单位给城市劳动者和农民工同工不同酬，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5]从表七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在275个有效样本中，有139个（占样本总数的50.4%）农民工的工资和本单位从事同职业的当地人一样多，有136个（49.6%）的回答是否定的。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却有49.6%将近一半的农民工得到的工资和当地人不一样，在就业结果上受到排斥，况且这还是有形的明显的工资，我们还不清楚在其他待遇方面的差异比例有多大。这样的局面值得我们深思。

表七 农民工同工同酬情况（%）

N=275 一样多 不一样 Total

频数 139 136 275

百分比 50.4 49.6 100.0(2).升迁机会排斥的现状及分析

从表八中，笔者发现在有效样本中，有56.4%的农民工当和本单位工作的当地人表现一样时，升迁机会还是一样的，这样的比例让笔者感到欣慰，同时又有32.5%的认为当地人的升迁机会多一些，这个数据也不容忽视，同样的表现下出现如此大比例的不平等值得有关部门引起重视。

表八 农民工升迁机会分析（%）

N=275

自己的升迁机会多 一样的升迁机会 当地人升迁机会多

Total

频数 31 155 89 275

百分比 11.1 56.4 32.5 100.0 三.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排斥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是从场域角度来描述社会资本的，用布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社会资本是场域的原动力，场域变化的原因都发生于社会资本。因为社会资本不仅是资源，更重要的是权力。[6]从布迪厄关于场域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因为缺乏可以支配的城市社会网络场域，因此在就业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也就是，这一群体没有能够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资源和权力）导致支配场域权力的剥夺。

城市农民工这一群体之所以在城市社会网络中遭到排斥主要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相对较少造成的。笔者认为解决城市农民工在弱势地位，必须解决他们社会资源占有贫乏的问题，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1.建立顺畅的城市网络融入机制

帕金在提出“集体性排他”时认为，集体性排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共同集团”，由于这个共同集团是被整体排斥的，它必然会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由此会激化社会矛盾。[7]从研究中可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地域等这些“集体排他性”因素的存在都成为制约农民工就业选择，薪酬以及升迁机会的“瓶颈”。从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建筑业、服务业、零售、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劳动力密集、低技术水平的行业，这样一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农民工自身所背负的“身份标签”引起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长久以来形成了一种排斥“他群体”的偏见，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社会资本之外，以维护“我群体”的利益。同时，农民工也将这样一种就业排斥状况内化，形成“客观性社会排斥”。解决目前农民工所处的困境就需要从制度上建立顺畅的有利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本增加的流动机制，通过相应的法规增加农民工在城市网络中向上流动的机会，如彻底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男女同工同酬，特别是从物质补助上向农民工倾斜，降低他们维持在城市网络中的经济成本，使他们逐渐融入到城市网络中，而不是被“边缘化”。2．提供完备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

科尔曼指出，信息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形式之一，个人从社会网络中获取自己有用的信息，这种社会关系便构成社会网络。[8]城市农民工处于相对封闭性的社会结构中，获取就业信息和加工信息的能力都很有限，直接影响了他们获取城市资本的可能性，导致了他们在城市就业中被排斥的局面。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帮助农民工收集、筛选就业信息，使他们从非正规就业逐步向正规就业转变，并大力协助推荐农民工就业，建立农民工就业基本情况的动态网络系统。格拉诺维特曾在研究中发现：个人求职过程中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其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强关系）获得，而是通过一般朋友或熟人（弱关系）介绍的。也就是，通过弱关系增加农民工在城市中就业的意义是重大的。[9] 3．引导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

继续社会化是人们在基本社会化的基础上，继续学习群体和社会的文化，以适应社会生活，适应角色变化的过程。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所受到的排斥一定程度上是由农民工自身较低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导致的社会资本占有的贫乏。改变农民工“先赋地位”带来的城市就业中的不利因素，首先可以通过再教育提高农民工素质和专业技能，如相关部门无偿提供提高农民技能等内容的培训，召开农民工就业专场招聘会,促进这一群体获得重新的“自致地位”。其次，农民工需要习得城市文化与行为规范，遵循城市网络的游戏规则，与更多的人打交道以扩展自己的交往半径。

参考文献

[1] 周林刚.论社会排斥[J].社会，2004（3）：P58-60.[2] 李斌.社会排斥理论与中国城市住房改革制度[J].社会科学研究，2002（3）：P106-108.[3] 吴鲁平俞晓程.城市青年农民工的弱势特征及其后果[J].中国青年研究，2004（9）：P7-24.[4]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P25-30.[5] 冉宏伟.农民工就业歧视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4）：P85-89.[6]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P134-139.[7] 李强.城市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8]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9] 赵延东 风笑天.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3）：P144.

第三篇：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不断的进入城市，那么对于他们如何让融入到这个城市就引起了各界学者的重点重视。如何妥善的解决农民工问题1，对于我国的城市化建设至关重要。2

一、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孩子随着父母进入城市，那么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受到了政府以及社会的关注。有关户籍制度3，家庭文化背景4，生活状态与教育状态5等等这一些因素都给留守儿童的融入产生了影响，在融合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矛盾冲突6，甚至是歧视等等，让孩子成为了城市边缘人7。因此，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我们应该要建立公平的教育体制8，消除歧视9。

二、农民工就业问题

就业是维持生活的重要生存来源，但是近年来农民工在就业问题上屡遭难关。许多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在社会转型时期10，农民工无法适应而导致失业，此外，歧视也是导致工资低一个主要因素，学者郭继强也进行了探讨11。就业与社会保障12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保障是农民工平等就业的一个重要保证13。因此，学者田青松把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放在国家宏观政策中，对就业变迁做了深入研究14。而另外有学者则从社会工作角度去论述农民工就业问题15。浙江省农民工流入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也有学者针对其农民工做了研究，从就业状况，就业渠道，就业限制与稳定性，雇佣关系等方面写出浙江农名工就业状况，这就为我们建立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参考价值。16

三、住房问题

在农民工的住房地都存在着过度拥挤，公共设施差，空间分割等等问题，不利于农民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必定会产生影响。17 我们需要对城镇住房制度进行研究18，全面改善农民工的住房条件。19

四、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 12毛哲山.我国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研究述评[A].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

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 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A].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3周佳：《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以进城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为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 4林宇：《家庭文化资本与农民工子女成就动机内驱力》，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5王开玉：《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 6汤林春：《 冲突•建构•融合: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7史柏年：《城市边缘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8项继权：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选择与制度保障——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及政策建议[A].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 9黄祖辉,许昆鹏：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对策[A].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 10李长安：《转型时期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1郭继强：《工资、就业与劳动供给:对中国农民工低收入处境的理论分析》，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8年 12杨佳宏：《农民工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 13赵曼：《农民工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 14田松青：《农民进城就业政策变迁：兼论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地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2010年 15戴均良：《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农民工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 16葛正鹏：《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基于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视角》，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 17郑思齐、曹洋：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从经济增长与社会融合角度的研究[A].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 18郭玉坤：《中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设计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

19吴立群.：半城市化中的农民工住房问题与对策思考——以江苏省为例[B].现代城市研究，2011年 农民工由于缺乏相关的知识，社会保障意识比较低，经常发生工资拖欠，工伤无法报销的事件，这些问题政府监管不到位，自主意识不强，增加了农民工权利保障的难度，20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21 对于农民工权利的研究，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去分析探讨。从社会学与法学角度，学者谢建社就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教育权利和消费权利等方面的现状、问题、原因及其解决问题的可操作性对策展开研究。22 而学者刘小年则把中国农民工政策本土化，更具有现实意义。2

3农民工的医保问题是最突出的，其关系到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但现在医保覆盖率低，区域利益也使得医保无法持续转移24，对农民工来说是一大难。所以，解决好农民工社会问题就要处理农民工的医保，养老保险25，工资拖欠，社会参与权等问题26，这才是关键。

五、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

工业化、城市化的大发展，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27农民工是有效地融入城市，还是被城市边缘化，是当前政府部门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28农民工融入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市民化问题29，这涉及到许多方面。首先，就业是否稳定30，是农民工能否在城市站稳脚跟的前提。其次是户籍制度改革。31再次是农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等需要。32然后是中国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33最后是农民工公民权发展。34另外，农民工文化活动场所少35，业余精神文化生活匮乏36。对于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我们还要特别关注“80后”这个第二代农民工群体。37许多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记载农民工口述的方式38来研究这一问题。学者季文从社会资本视角来分析经济理性、个人理性之间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39

六、农民工返乡

笔者瑞雪·墨菲通过集中观察江西省内的三个村庄，研究农民工返乡40的影响。

2021佟丽华：《谁动了他们的权利——中国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8年 李中元：《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农民工权益保护》，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22谢建社：《中国农民工权利保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23刘小年：《中国农民工政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24熊吉峰：《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问题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252627王汝志：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供给的问题与反思[A].浙江金融，2011年

赵立航：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五大矛盾探析[A].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

钱文荣：《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工——长江三角洲十六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8熊贵彬：《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视野下的农民工城市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 29王竹林：《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30徐建玲：《中国农民工就业问题——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视角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 31扈立家：《中国户籍制度创新与农村城市化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 32邹新树：《中国城市农民工问题》，群言出版社，2007年 33江立华：《中国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34王小章：《走向承认——浙江省城市农民工公民权发展的社会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35马纯红：《农民工闲暇生活与城市社区建设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 36黄进：《价值冲突与精神皈依——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37黄传会：《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38吕国光：《农民工口述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39季文：《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 40瑞雪·墨菲：《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第四篇：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

——基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分析

国际学院胡高升

摘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当前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存在问题；对策 1前言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而随父母流动的农民工学龄子女亦是一个庞大的受教群体。在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适应社会人口流动的接纳性教育体系的背景下，日益增长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需求已经对现行教育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让这些孩子顺利地上学接受义务教育，是农民工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现状

目前，我国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有近2000万人，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近100万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更糟糕的是，即使能够及时入学的，他们的教育状况也不特别理想。他们受教育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

1、在农村老家上学。在中国，这些“留守儿童”的数量高达2290万。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得不到父母亲情，导致他们的性格呈畸形发展。

2、就读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种方式是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最常见的教育方式。由于学校学习环境、师资队伍较差，使这些孩子学习成绩普遍较差，并且难以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

3、借读城市公办学校。虽然有少数农民工子女通过缴纳高额借读费的途径，得到了在公办学校学习的机会，但是，在学校中，他们往往受到不公正的歧视性待遇。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辍学失学现象严重

由于农民工自身认识的不足和现有教育体制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大量的农民工子女被迫离开校园。据中国儿童中心的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失学率竟高达9.3%。其中，一直未上学的占6.85%，失学的占2.45%。据人口专家调查,这些儿童小学阶段入学率很高，而到了初中阶段在校率便明显下降，在城市的高中里几乎见不到农民工子女的身影。

3.2 心理问题严重

农民工子女多来自偏远的乡村，家庭经济背景的差异、长期的城乡隔阂，已使得城乡的孩子在生活方式、话语体系、心理感知等众多方面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另外，农民工子女经常变换居住地，生活的不稳定以及缺乏关爱和沟通，往往容易产生自卑，暴躁冷漠，戒备心理较强，不容易与老师和同学沟通。再加上城市人对农村人的不公正的歧视，农民工子弟进入城市学校之后的“心理认同”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

3.3 教育条件不理想

为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要求，一些费用低的简易民办学校在城市里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此类学校有许多根本没有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注册登记，校舍多由民居、仓库改建，教室昏暗、狭小、通风差，根本不符合国家对校舍的规定，不仅直接损害学生们的身体健康，更为消防安全埋下较大的隐患，危及学生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再者，这类学校多为私人所办，学校资金匮乏，又以营利为直接目的，其办学条件相当恶劣，甚至不能按要求开足全部课程。学校的授课教师多数是劳动市场的招募人员，没有经过正规的教学培训，没有相关的教学经验，办学质量没有基本的保障。因此，在初始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就已经失去了与城市居民子女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

3.4 教育成本高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教育部等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政府要制定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但一些地方公立学校依然向农民工子女收取“借读费”、“赞助费”以及其他不合理的费用，有些地区的收费甚至高达万元。过高的城市生活费、借读费及其他教育支出，常常使农民工的子女对进城上学望而却步，从而失去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4.1 提高认识，明确责任。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不仅是农民工

自身的问题，而且是当地政府的责任。对于多数城市政府来说，主要不是财力问题，而是认识问题和责任问题。农民工的流入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与他们同住的孩子有权利与当地人口一样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流入地政府应将农民工子女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纳入当地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并根据区域人口变化情况，合理配置义务教育资源，保障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4.2加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正规化建设。农民工子弟学校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在一定时期内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根据当前情况应当明确农民工子弟学校审批标准，给予其合法身份和一定的优惠措施，同时因势利导，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监督管理，鼓励有条件的公办学校与其联手办学。从而打破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间的壁垒，为早日实现城市教育一体化奠定基础。

4.3 改革学籍管理方式,方便农民工子女入学转学。建立健全农民工子女在居住地所在学区入学的管理和保障措施。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建立更加灵活的学籍管理制度和接纳学生入学的办法。加快建立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实现中小学校学生课业，学籍等基本信息共享,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管理和入学转学提供便利。

4.4重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外出后，大量孩子留在农村，有的与单亲一起生活，有的隔代抚养或委托他人抚养，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这从总体上说不利于其健康成长。农民工流出地政府要把做好“留守儿童”教育工作与农村寄宿学校建设结合起来，在乡

镇改建扩建一批寄宿制学校，满足“留守儿童”和其他农民子女寄宿学习的需求。

5结束语

总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处理和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各级政府和组织必须群策群力，深化改革，真正解决这一社会性难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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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跃进等.中国农民工问题解读.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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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彩琴.城市中“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不公平现状透视.学海, 2001.5

第五篇：浅谈当前中国农民工问题

浅谈当前我国农民工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弱势群体、社会和谐

内容摘要：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发展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农民工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深入研究我国的农民工问题，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农民工”简称“民工”，是我国当前社会一个特殊的、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处于转型时期的产物。他们的根在农村，农村是他们生命的“起点”和“归宿”，农村才是他们的“家”；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呆在城市，城里处处留有他们的足迹和背影，他们与城里人、城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民工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素质得到了提升，其思想和行为呈现出多元化取向，其群体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21世纪，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流动广度和跨度日益扩大，组织形式和流动方式也日趋复杂，农民工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又一具有强大挑战性的课题。随着社会各界广泛地参与到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中来，农民工问题正得到重视和逐步解决；然而，农民工的问题依然很多。我们深切地感到，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农民工个人的生活福祉，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只有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希望。

一、农民工简述

所谓“农民工”是指户籍身份仍是农民、享有一定的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人员。根据流动程度的大小，可将农民工划分为三类群体：

第一类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即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收入相对稳定。除了收入需求以外，他们更多的要求获得尊重、平等权益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等。这一群体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少，而对获取社会保障、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享受公共医疗服务、享有更多公民权利有较高要求。

第二类是常年在城市打工，但又具有一定流动性（主要是春节返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并构成了目前我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渴望获得稳定、较高水平的收入，同时对公共医疗服务、就业服务尤其是工伤和医疗保险等也有较强的需求，对远期的养老保险服务需求意愿较弱。这一类农民工尽管不以土地为生，但对土地仍有较强的依赖性。

第三类是间歇性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或务工、务农并重。对他们而言，获得应得的劳动报酬是其基本需求。由于他们的素质普遍偏低，外出具有一定

①的盲目性，所以对就业信息服务、维权服务具有较强的需求。

二、农民工进城原因探析

虽然农民工是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的主力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却遭受到了这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待遇。农民进城，过去门槛很高，后来障碍不少，至今鸿沟尚在。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农民工的付出与回报却极不相称，他们未能享受到国民待遇，未能分享和共享改革成果。甚至有人指出，在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外，还有“农民工”，形成“四农”。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出现不满情绪，由农民工引发的社会矛盾及社会治安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那么农民工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

农民工首先是姓农，生在农村，职在务农，本名农民。中国之所以存在如此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归根结底是由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和农民大国的国情决定的。众所周知，我国的陆地面积世界第三，耕地面积占世界的7%。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可用耕地很少，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这几年来，为了适应城镇化的发展（例如修建公路，开辟工业园区，房地产投资），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土地被征用（10年累计达1亿亩），造成了一大批失地农民（每年约有300万~500万人）。此外，有的地方土地退化，或者缺水，或者退耕还林，都使人地矛盾愈加尖锐化。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以0.8亩/人为

②警戒线，我国有663个县低于此线，其中463个县不到0.5亩/人。我们知道，农村每年新增人口和劳动力大约在1000万人左右，然而我们农民可以耕种的土地却进一步减少，尤其是在发达地区，劳动力过剩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维持生计，这一大批少地或失地的农民不得不走上进城务工的道路。

2、农业产值较低，农民收入不高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获得了农业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的自主权，这使得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新中国得到了延续并加强。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也成功地创造性了用仅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0%左右人口的奇迹。然而，很多人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以占世界70%的农民，仅养活了占世界7%的左右非农民。21世纪的今天，农业已进入机械化大规模农场的生产阶段，而在中国的很多农村，我们看到的农民依然是精耕细作、手提肩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形象。这不能不让人心寒、忧愤。

近年来国内经济“高烧”不退，物价持续上涨，农民种田所需的化肥、农药、种子等价格也长期居高不下。同时，由于人类对环境的肆意破坏，我们的恶劣天气状况也更加频繁。毫无疑问，这严重威胁到了农作物的生长，我想我们媒体有关的农业丰收、产量提高的报道值得商榷，更值得怀疑。换言之，我们农民种田的成本与风险也极大地提高了。然而，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却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味地掌握着粮价的决定权。虽然这几年来，粮价有小幅增长，但它远远低于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涨幅。一言以蔽之，国家在保障所谓多数人的利益的同时，却忽略了我们的农民朋友。中国所谓的“公平”、“和谐”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基础上的。据笔者了解，农民种田收入极少。农民种田纯收入不多，有的年份还会亏损。即使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每亩田也顶多赚个二三百元。照这样计算，农民靠种田的收入每年也顶多2000多块钱。而进城务工，就算工资再低，每个月也会有800块钱左右的收入，这明显比种田合算。自然地，很多农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到“农民工”这一群体中来。

3、城镇的吸引

农民务工，这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落后国家的发展，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首先要走工业化道路。而工业的发展壮大，必然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这部分产业工人从哪儿来？除了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外，主要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服务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这就增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因此，市民则便拥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市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那些苦、脏、累、险的工作逐渐被市民所淘汰，只能由出身贫困的农民工来接管。同时，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劳动报酬对收入较低、迫切下改善生活的农民就有着别样的吸引力。这样，城市不仅仅对农民有吸引力，并且也具有吸纳力。这就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了可能。

4、家人看病、子女上学所迫

就笔者个人观点来看，农民一年2000多块钱的收入足以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然而，为什么中国存有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呢？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便是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及农民子女的入学问题。“看病难，上学难”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农村显得更为严峻。在农村，农民是生不起病的。因为，往往一个家庭出现一个病人就会使还算“小康”的家庭变得入不敷出，外债累累。原因何在？还是一个根本原因，农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差。可以发现，入院治疗的农民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都存有很多问题，这是长期以来他们忙于劳作忽略饮食健康卫生所致。农民看病基本可以用“小病不医医大病”来形容。理所当然地，农民真正进入医院治疗时，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了。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国家在农村竭力推广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但是收效甚微。一些地区政府更是勉为其难，只能用集体收入帮农民缴纳。是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吗？当然不是。因为农民没这个钱来缴纳，亦或是他们认为没必要。因为，长年累月的，他们不敢往医院跑，缴了保险，等于是扔在水里“打水漂”，这种投入是极不划算的。

撇开医疗问题，困扰农民最大的问题便是子女上学问题。中国很早就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什么农村仍有大量失学儿童？因为义务教育免去的只是学生的学费，上学需要缴纳一笔可观的学杂费、书本费。2005年，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免收学杂费书本费的政策，我们的农村学生开始缴纳所谓的保险费、课本2，因为这些费用是不包括在学杂费里面的，学校乱收费的现象仍然没有根本解决。笔者认为，一个家庭供养孩子上小学初中的能力还是有的。关键是农民培养大学生不容易。近年来，社会一直在呼唤教育公平，而农村学生却是最不公平的教育对象。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本来教学设备、师资方面就存有劣势，但他们克服了，凭着勤奋和努力，他们战胜了对手，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然而，昂贵的学费又让他们潸然泪下。可是，没有哪一个农民会浅薄到不让孩子读书（除非迫不得已），因为他们深深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他们只希望通过自己能为孩子搭建一个进城的平台。所以，为了孩子的学费，进城务工，即使再苦再累，他们也义无反顾。

三、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存在的问题

1、求职不易、就业艰难

根据计划生育部门的预测，现阶段中国已进入为期十年的劳动力高峰期，约在2015年前后，劳动力人口将达到约9.3亿人的峰值，而后才逐渐减少。农民工的出现，短短几年，③就达到了1.2亿人~1.4亿人，这不能不对城市产生巨大的冲击。因为农民进城务工，国家和城市却没有也不可能专门为农民设置或腾出足够的就业岗位，他们只能自己去寻觅、去竞争。农民闯入城市，不能不说给城市的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为此，很多地方纷纷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于是，一般农民工就业都必须要过三道坎：一是各种证明；二是一定学历；三是适当经验，这就增加了农民在城市求职的难度。

2、社会保障缺乏，维权意识淡薄

农民工求职固然不易，就业后仍很艰难。就业对农民工来说，不是困难的终结，而是困难的继续。据有关学者研究，农民工一般都属于非正规就业。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指没有取得正式的就业身份，地位很不稳定的就业，即所谓的“临时工”。由于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就不能被纳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除了基本工资以外，他们享受不到任何的福利保障；他们也意识不到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契约十分松散，因此，常常发生雇佣纠纷，雇主拒付工资的现象频繁发生。

农民在没有自主就业权的情况下，还在承受着较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一般情况下，农民工干的都是最累、最苦、最危险的活，他们的工作除了需要较大的劳动强度，还存有较大的安全隐患。而农民工却缺乏工伤和意外伤害风险等社会保障，这种严峻的就业状况和就业形

④势不得不让人担忧。

3、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凸显

农民工进城，在增加城市的朝气的同时，却导致了农村的老龄化。众所周知，青壮年是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在全部外出从业农民工中，20岁以下的占52.6%，30~40岁的占29.5%，40岁以上的占17.9%，有近8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领域。经过近30年的持续转移，越来越多的地区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⑤正在被吸纳殆尽。儿女进了城，老人就要重新拿起农具，下地干活。他们普遍年龄较大，有的已经超过60岁甚至70岁。他们承担田间主要劳动，有一定的艰辛。留守老人问题，除了艰辛的劳动，主要是心理问题严重。离开儿女，他们普遍感到孤独、寂寞，缺乏应有的天伦之乐；同时他们难了牵挂，时刻在为外出的子女担忧。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那些有宿疾或生了病的老人，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及时的治疗。谁来关注留守老人成为社会和谐的一个重大难题。

除了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又是农村的一个特殊群体。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他们的童年本该无忧无虑。不幸的是，他们出生在了农民工的家庭，往往从小就尝尽各种苦难。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只能由爷爷奶奶照看。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外出打工农村青年的离婚率也急剧上升，很多家庭不幸沦落为单亲家庭，这样的灰色童年会扭曲人的心灵，对未成年人成长极为不利。据从事农村教育的教师反映，留守小孩很难教育，他们普遍缺乏家庭关爱，父母呵护，往往有很多心理困扰。有的任性、自私、性格孤僻；有的经常逃学，沉溺于网络游戏；有的打架、抽烟、喝酒、甚至小偷小摸。留守孩子在素质、品质教育和个性培养等方面，令人堪忧。

四、解决农民工问题措施探析

农民工，与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一样，普遍缺乏自我救助的能力。救助农民工，政府责无旁贷，社会义不容辞。为了帮助农民工克服困难，提高其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我们应该在经济、法律、政策等领域给予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分治的局面

由于国家对城市发展的政策性倾斜，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歧视，便源于此。劳动力被人为地固定在户籍所在地，以致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种非正常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也极大地阻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国家已适时放宽了农民进城的条件。然而，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仍然很高。尤其是受日益上涨的房价和子女入学难等问题的冲击，农民更是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这很容易使农民产生仇富心理，造成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激化社会的矛盾。因此，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国家理应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制，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城乡分治格局，切实有效地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构建和谐稳定的城乡关系，从而为社会和谐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氛围。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障

由于大多数农民工缺乏必要的非农产业谋生技能，只能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为生，他们大多从事工业、建筑业、餐饮业和服务业等简单的体力劳动，很多用人单位不按《劳动法》为他们交纳各种社会保障。因此，国家必须加快建立并完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的步伐。要完善与《劳动法》相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用人单位的行为。同时，国家在制定有关劳动法律法规时要尽可能考虑农民工就业情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一些政策法规面给予优惠或让步。如进一步明确用人单位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的义务，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经济处罚力度等。当然我们在全面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还需要向农民工朋友推广普及法律知识以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使他们在遭遇不法侵害时，不是以为的盲从或屈服，而是懂得积极寻找法律途径，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

3、积极发挥工会组织的维权作用

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很大程度上是由小农思想局限性所致。一般而言，农民工普遍缺乏文化，劳动技能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且他们往往是以独立的个体的形式存在于城市。换言之，他们不懂得与他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团体、组织或协会来活动，从而维护或实现自身利益。因此有必要搭建一个平台，沟通雇主、农民工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这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了工会组织。我们应积极支持农民工加入工会，将分散的农民工组织起来，通过工会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并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

4、提高农民工素质，增强其就业竞争能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市场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也正经历着一场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型和智力型转换的变革。然而，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却不容乐观。目前，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当中，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极少，多数为初中以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且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因此，提高农民工素质，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所在。而要想提高劳动力素质，关键在教育。因此，国家应加强对农民的再就业培训力度，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特别是劳动技能的培训，使更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掌握一至二项专业技能，以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总之，我们要加大对农民工的扶持力度，创造让农民工摆脱困境的各种条件。从当前实际出发，通过各种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确保农民工同工同酬，免去后顾之忧。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然而，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远离公平正义而获得健康稳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忽略、小看这一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我们必须正视农民工问题并积极寻找合理有效的途径保护其合法权益。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能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①罗剑朝、李赟毅等：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就业指导，经济管理出版社 第8、9页 ②沈立人：中国农民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第27页 ③沈立人：中国农民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第121页 ④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 ⑤罗剑朝 李赟毅等：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就业指导，经济管理出版社 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