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低端客户金融排斥问题分析
低端客户金融排斥问题分析
自古以来,穷人和低收入者、个体工商户、小企业(以下统称低端客户)如何获得金融服务始终是个难题。低端客户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贫困者,总是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式接近金融机构,在利用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他们处于正规金融服务的边缘,或被完全排除在正规金融系统之外,这便是“金融排斥”。
金融排斥在金融市场上主要表现为:一是条件排斥,指附加在既有金融产品上的条件不适应低端客户需要,繁复的信贷审批要求和过高的抵押担保条件将低端客户排斥在外。二是营销排斥,即产品设计单一,市场营销的目标定位于中高端客户,难以满足低端客户对金融服务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要。比如,我国农信社贷款普遍延续传统的春放秋收的短期操作模式,将具有长期资金需求的农户排斥在外。三是自我排斥,即部分低端客户认为申请获得金融产品的可能性很小,被拒绝的可能性很大,因而放弃申请的尝试,把自己排除在获得金融服务的范围之外。
金融排斥现象的产生既有金融机构主观上的原因,也有低端金融市场环境客观上的原因,以及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除了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外,低端金融市场存在的资金需求小而分散,客户资信状况不透明,市场系统性风险大、比较效益低等特点,也加大了金融机构在该领域产生规模经济并持续经营的难度。此外,高额的贷款申请隐性成本、金融机构高高在上的形象也让低端客户望而却步。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是政府政策的失灵。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低息贷款是对农民等低端客户的补贴和福利政策,但是事实上,这种补贴却将低端客户隔离在正规金融门外。因为当政府对利率没有规定上限时,银行按照能够补偿成本和风险的利率水平进行放贷,针对不同的客户会收取不同的利率。在有利率上限的情况下,那些以上限利率放贷仍无法覆盖风险的贷款申请就得不到满足,低端客户就会因为风险高于上限利率要求而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
金融排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但在我国有所表现,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对此,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宏观层面。一,大力发展微型金融,比如我国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以及便民服务站、农村金融便利店等便捷的金融服务形式。二,提高基层监管有效性,引导微型金融机构提高发展质量。三,完善政策环境,放宽微型金融机构利率管制,以覆盖贷款较高的成本和风险,增加低端客户利用正规贷款加快发展的机会,使他们免受高利贷的剥削。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主要是税收优惠政策。五,鼓励大银行利用自身优势,加强与微型金融机构的合作,为微型金融提供资金支持和管理保障。
而在微观层面,对农村信用社本身来说,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思路:一,针对条件排斥和营销排斥,要大力创新担保方式、丰富信贷产品种类,如农户联保贷款、小额信用贷款、林权抵押贷款等,适当鼓励中长期贷款。二,针对低端客户的系统风险,有条件的地方应鼓励金融机构融入相关经济组织,及时监测风险,并发挥管理能力优势为客户排忧解难、排除风险。三,设置专门针对低端客户的金融服务部门,集中专业力量专注做低端客户,提高利用客户资信信息的效率。四,针对客户资信状况不透明、资金需求分散等情况,可设法组建多种形式的“信用共同体”等信用合作机制,营造利益和责任的共同体,最大限度地收集客户的信用信息和信贷需求,降低我们的风险暴露和管理成本。五,针对自我排斥,要大力推进“阳光信贷”工程,鼓励广大客户经理“走出去”,既开拓客户,也为我们自己做宣传、去除客户心中的疑虑,降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低端客户市场是一片真正的蓝海,涉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还不多,成熟的市场策略也不多见。但它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因此,我们应当尽快树立低端客户市场广阔前景的坚定信心,投入足够的人力财力加以拓展。
第二篇:浅析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
历史与社会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08级
唐珊
20080510147
浅析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
【摘 要】: 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着经济、政治、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多层面的社会排斥问题。这种排斥通过制度机制、群体机制、市场机制等四种机制得以运作。面临社会排斥,农民工在城市中主要采取自我隔离和积极融入两种适应策略。社会应该采取全面的,系统的对策,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关键词】: 社会排斥 农民工 机制 对策
我们无法确认是谁第一次提出了“民工潮”这个概念,但时至今日恐怕谁也不会忽视这一现象。它既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庞大的城乡人口流动现象,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中国农民一向“安土重迁”,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绵不断地大规模外出寻找就业机会,这种大规模、潮汐性的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从根本上讲,“民工潮”形成的根本性原因是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从八十年代初起,随着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农民在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就业和收入的权利,使出去务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实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改变了粮、油统购统销制度,这样就能够满足进城就业农民食品供给,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民工潮”形成的直接动因。与城市和农村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一直是低的,同样付出体力却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那一亩三分地,种出花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是极其有限的。而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需求,直接拉动了“民工潮”的形成。沿海地区因为凭借优惠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惠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我们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是它的体制性原因。[2]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经历了深刻的调整,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以及利益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出现了明显的“社会排斥”现象。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理论得到很快发展,不仅对基于西方福利国家的传统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且对欧洲国家的社会
政策(social policy)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制度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农民工虽然长期居住于城市,但无论在生活、工作,还是在心理上,都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的排斥也是多维度的,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网络、文化、社会保障与教育、空间等方面。[3] 那么产生社会排斥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遭排斥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农民工遭受排斥,究其根本,是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户籍制度。在我国,农民工遭受社会排斥究其根本,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户籍制度。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在工业化建设缺乏建设资金的情况下采取的对策。它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定在农村,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享受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我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属地管理和身份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严格的限制人口流动的管理体系,且重点是限制农民向城镇的流动。1956年到1957年,政府先后六次做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的指示,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禁止农民进入城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集镇务工经商和落户,到20世纪90年代降低农民进入小城镇的门槛以及部分大中城市户籍制度的微调,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大大削弱,但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人口流动的限制或明或暗地依然存在,特别是对大中城市管理者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生力军,但城市对农民工的管理却是异常的繁琐和苛刻。因孙志刚事件而被取消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和遣送条例》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城市管理中对流动人口的行政不作为和刑事违法行为的一个证明。城市对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管理太过随意和粗放,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空间和活动空间都受到很大约束,农民工成为虽置身城市但处境艰难的城市边缘人和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因为户籍的限制,需要持有暂住证、务工证、健康证、计划生育证、临时户口证、就业登记证等在内的达14张之多的证件。[4]
(二))用工与务工平台的错位
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下,不仅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处于二元分割状态,就是在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着事实上的二元市场,即进城农民的就业市场与城市居民的就业市场同时存在。从相对意义上,这两类市场是相互分割、相互独立的。即使在进城农民工的市场上,农民工务工与用人单位的平台也远远没有实现对接。前些年,正规的招聘会对农民工是排斥的,农民工求职只有靠自己在家乡的社会网络资源,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
谋职;有些农民到非法的黑中介那里,或站在街头等着雇主上门。这样因找工作被骗,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4]
(三)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就业歧视目前在我国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城市也制定了外来劳动力分类管理政策,对就业工种、专业、人数、使用期限作了全方位和近乎苛刻的规定,从而使歧视系统化、彻底化、公开化和制度化,以此来禁止和限制外来人口,特别是禁止和限制农民工进入某些岗位就业。如上海,1995年2月13日上海市劳动局发布了《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行业工种分为三类:A类为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B类为可以调剂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C类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限制的行业和工种包括金融和保险行业, 各类管理业务员、调度员、商场营业员等。这样的职业保留法规是在户籍和就业体制改革进程中发生的,足见农民工就业的艰难。进城的农民即使有了一种非农化的职业,在我国身份体系仍还是农民,与仍然滞留在农村的人口没有什么区别,享受不到国家给予市民的各种福利待遇。在户籍制的屏蔽下,城市农民工处在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很难进入城市生活的主流。
(四)农民工素质较低
农民工自身受教育水平较低,素质普遍较差,这是农民工被社会排斥的表面和直接的原因。这使得他们即使有从事高层次工作的机会,也因不能胜任而失之交臂,从而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操作性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工种,以及传统服务业等对文化水平要求相对较低的工作。文化素质的低下与专业技能的缺乏,使大量农民工与就业机会失之交臂,也使许多企业对农民工们望而却步。
当前中国城市中农民中遭遇的社会排斥问题不利于城市中社会稳定和社会融合,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社会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形成了严峻挑战。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社会排斥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1.社会排斥不仅导致农民工边缘化地位的代内再生产,而且导致其代际再生产。首先,社会排斥影响农民工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由于被排斥在城市基础教育安排之外,农民工子女要进入城市正规学校就读,往往就必须交纳高额的借读费,大多数农民工经济收入有限,难以支付,只好让子女进入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与城市正规学校相比,这类学校无论是教学条件、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质量,都有巨大的差距。因而,与城市居民子女相比,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接受着远为低劣的基础教育。一些农民工子女甚至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整天流浪街头。对于许多农民工家庭来说,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费用还勉强能支付,而高中、大学阶段的昂贵收费,则让他们难以承受,一些农民工子女由此失去了上高中、大学的机会。其次,社会排斥影响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资本积累。由于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在网络与空间上相对隔离,农民工子女从小就生活在高度同质化的生活圈子中,他们很容易积累起以亲戚、老乡等同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而难以积累起以与城市居民的异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而后者往往能为农民工提供更为有效的社会支持。第三,社会排斥导致农民工子女难以摆脱边缘性的贫困文化。由于遭受多维社会排斥,农民工往往体现出物质生活贫穷、生活环境恶劣、与城市主流社会相对隔离、生活方式传统、自我认同消极、对主流社会缺乏认同等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相互交织,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边缘性贫困文化。农民工子女长期生活在其中,很难从中摆脱。
2.社会排斥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不仅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而且影响到城市社会的整合、稳定与发展,以及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宏观进程。
3.造成被排斥着巨大的社会焦虑和心理压力。一些农民工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打击下,可能产生各种报复社会的行为。这一系列问题都将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其危害绝不容忽视。
社会有必要采取全面、系统的对策,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促进他们尽快融入城市。从西方的发展经验看,更多的农民成为工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更多的城市农民工成为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是社会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政策制度进行创新,更新观念,消除对城市农民工的各种政策歧视,还他们国民待遇,让他们有迁徙和定居的自由。
1、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政府应加大制度改革的力度,彻底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居民户口差别,使农民工获得与城里人同样的居民地位,不再是城市里面的“二等公民”。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带有身份制特点的歧视性制度,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不能与当地的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他们在就业、政治参与及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受到全面排斥。可以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工无法在城市获得市民身份、从而遭受社会排斥的制度因素。为此要促进农民工权利保护,首先应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以改变现有
迁移人员所处的“人-居分离、职业身份-户籍身份错位”的状况,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使户籍制度回归其应有的登记职能,逐步直至完全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其他职能。
2.改革现有就业制度,构造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目前,我国就业市场的管理基本上是城乡劳动者由两套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分别管理。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实施正规的劳动合同、人事档案、下岗证、失业证等;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实行许可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这种管理方式是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市场得不到公平待遇的根本原因。为此我们必须要构筑一个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平等就业、确保农民工获得较为稳定收入的制度环境。要进一步打破城市政府对市民就业的保护壁垒,撤销城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限制政策,建立起规范、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要加强对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用人管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要依法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以确保农民工合法的基本权益。另外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的落实,切实提高他们的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5] 3.建立分类分层的劳动社会保障政策。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与生活,遭遇着城镇劳动者可能遭遇的各种生活风险,如工伤事故风险、疾病风险、失业风险、其他意外生活风险以及生活贫困等,国家应当赋予农民工社会保障权,政府应当承担起为农民工构建合适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的责任。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社保政策都集中在社会保险项目,忽视了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项目;过分注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未来收入保障项目,而忽视工伤、医疗、生育等短期保险项目;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低,加之各地社保制度的“碎片化”现象严重,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很难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转移而导致许多农民工流动或者返乡时只有选择退保。这些现象的存在致使目前农民工三险参保率过低,现有的农民工社保制度形同虚设,不能起到应有的对农民工的保障作用,因而必须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加以完善。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我比较赞同郑功成教授的观点,按照分类分层保障原则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即按照工伤保障优先、特殊救助与疾病保障随后、养老保险分类分层设计的思路来落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6] 4.建立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农民工子女作为“第二代移民”,是未来市民化的主要对象,缺乏公平的教育机会将会诱发新的不平等。一方面应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使地方的这种谋利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于有悖于公平保护原则的地方性制度应积极加
以监管;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加大纵向转移支付的力度,同时要协调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的实施,使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再成为流入地政府的负担,更有效地保护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7] 5.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恶劣的住房条件、频繁地搬家让农民工没有稳定感和安全感,有了稳定的住处对他们来说才真正意味着在城市安了家。然而目前城市高企的商品房价,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障碍,农民工即使达到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条件,也不能享受住房保障政策。
6.城市人员要善待农民工,给农民工一个公平的环境。一是城市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要善待农民工。在依法、依规定对流人城市的农民工进行必要管理的同时,政府必须建立一套规范的管理程序、管理办法和管理机制。如在实践中可以实行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即当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时,劳动部门可动用欠薪保证金向农民支付工资。从制度上、法律上着手,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坚决清除限制歧视农民工的不合理政策、规定。对歧视、虐待农民工的雇主、用工单位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因企业原因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时,企业须支付给农民工补贴,企业不得向农民工收取抵押金、保证金等不合理费用,不得扣押农民工身份证件。要加大对城市管理人员的教育、规范和监督,使他们既履行管理职能又善待农民工,要坚决预防、制止和惩处个别刁难、侮辱甚至伤害农民工的部门和个人。二是市民应重视和理解农民工,以温情善待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应当重视农民工对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的贡献,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与温情;克服潜意识中瞧不起农民的思想,城里人、农民工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更何况城里人上溯三代其实也是农村人。总之,城市人员只有重视和善待农民工,城市居民和农民工才能和睦共处,城市社会生活才能健康稳定。
综上所述,农民工是这个社会中弱势群体,他们从事着足以辛苦的工作,却从未得到过公正的待遇,只有社会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怀,才能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参考文献: [1]: 李景治、熊光清.政治排斥问题初探[J].社会科学研究,2006,(4)[2]:吴月华:汹涌的“民工潮”,如何让你回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管理系 [3]: 李景治、熊光清.政治排斥问题初探[J].社会科学研究,2006,(4)[4]:曾 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
[J].新华文摘,2004(8).[5]:王春光.我国城市就业制度对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6]: [ 18 ]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6).[7]: 曲正伟.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基于公民身份缺失的归因[ J ].教育科学,2008(2).历史与社会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2008级 唐珊
20080510147
第三篇:浅析对储蓄网点中低端客户的认识
浅析对储蓄网点中低端客户的认识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内丘县支行 丁超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一方面人们日常生活已无法离开金融和银行的服务,即使低收入阶层也必须使用基本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另一方面各种商业银行遍布大街小巷,“多如米铺”,银行之间展开的竞争更多的由产品的竞争倾向于对客户资源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提供服务的优劣。
根据“二八定律”,为银行创造8O%利润的那一部分20%的高端客户一直是各金融机构重点研究、营销、竞争甚至为之相互肉搏的对象,而对占银行80%的中低端客户关注不多。尤其是一些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考核机制更误导了我们金融从业人员,使我们在服务经营过程中对这些中低端客户表现出不恰当甚至偏激的行为,激化了银行与客户的矛盾。
难道这些中低端客户就真没有什么潜力可挖?难道就没有什么方法解决或者缓解这种矛盾?
通过对这些形形色色的所谓中低端客户归纳,我发现可以将他们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外来打工一族。这类客户主要特点是使用银行服务的频率高,时间集中,但要求不高,使用的产品基本是活期储蓄和汇款。由于工作地点的不固定性,大都频繁开销户,是银行付出成本最高的客户群体。第二类是本地中低收入居民,以一般的工薪阶层和离退休老人居多。这类客户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较多,除涉及各类储蓄
业务外还包括各类代收代付业务、个人贷款业务、信用卡业务等,不定期使用银行服务,但对银行服务的要求较高,容易将其他矛盾转嫁到银行身上,是最容易也有充裕时间与银行发生矛盾的客户群体。第三类是将存款分别存入不同金融机构的中等收入阶层。这类客户并非真正中低端客户一般选定某家银行为主,利用多家银行的服务以分解风险。因此对非主办银行的产品需求单一(定期储蓄及转存为主),来往次数少。第四类是资金调度频繁,只留很小余额的小商贩,小工业主等。这类客户来往银行频繁但留存资金不多,使用的产品也较少,对银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要求随着经营发展而不断提高,容易产生矛盾,并经常与其他银行对比,账户流动性较大。
银行这些中低端客户还有一些共性。一是其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需求带有很强的自发性,不管银行是否喜欢或宣传引导,社会上就有这些普遍地自发地使用金融服务的客户群体。二是其对银行服务网点的选择主要是就近、方便、安全,且一般有很强的习惯性和”忠诚度”。三是其所使用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较简单,要求快捷简便,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办理完毕离开。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低端客户也未必就真是银行的负担。从这四类客户的发展方向上我们可以看出第三,四类客户最有可能成为银行的高端客户,关键在于提供良好服务以及适时向其推销合适的金融产品,不断开发其金融潜力,成为其主办银行从而为银行带来长远效益。第二类客户金融开发的潜能不大但社会影响大是银行经营的基础客户,必须高度重视细心维系并尽可能向其提供超值服务,不断提
高其对银行的忠诚度。第一类客户是后几类客户甚至高端客户的前身,孕育极大的金融潜能,若能进行长线投资,不断规范其金融行为和培育金融意识,其也可以成为银行高价值客户。
另一方面,我们在关注银行利润的同时,不能不关注到的一点就是,银行的产品和服务主要是由中低端客户所使用,他们是银行经营的基础和最主要的对象。如果我们放弃办理中低端客户业务,那我们的经营目标将无从实现。纵观近几年金融市场,随着市场开放力度的加强,一些外资银行进驻我国,金融竞争愈演愈烈,而外资银行向中低端客户设置“零门槛”,这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要增加中低端客户的忠诚度,提高服务是关键。通过对以上的归纳分析,我认为对中低端客户的服务提升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从提供优质金融产品入手。一方面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提供优质增值服务。另一方面,要满足各类客户的需求,开发一系列符合市场规律的金融产品。
第二、从提供便利服务上入手。首先要加强网点布局规划,加快网点建设,有效增加便民措施。其次加大自助机具布放力度,分流临柜业务压力,为客户提供随时随地便利的自助金融服务,并最大限度发挥自助机具对分流柜台业务的作用。再次,加大对网上银行、电话银行、自助设备的整合力度,提高业务离柜率。
第三、从提高临柜服务质量入手。首先,提升柜面服务效率。积极完善柜台业务处理流程,简化临柜人员操作,缩短柜面业务受理时间;合理调配柜面资源,缩短客户等候时间。其次,增加服务窗口和
临柜人员数量,根据客流情况实行弹性工作制度。再次,加强对客户的业务指导,有效疏导客流。最后,要加大员工培训考核力度,提高柜面业务办理速度和服务水平;严格柜员考核管理,加大柜员业务量与绩效挂钩的力度。
第四篇:产业结构单一低端供给问题突出整改措施
问题:产业结构单一,缺乏龙头深加工企业,低端供给问题突出。
(一)重点培育主导产业
集中力量发展三大主导产业,促进主导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环节延伸。
一是坚持项目带动。梳理摸清主导产业的产业链短板环节,充分利用“五个一批”机制,有针对性地策划生成一批项目,建立完善补短板和产业培育发展项目库,重点推进实施一批示范功能强、推动作用大的项目建设。围绕契合国家和省里投向、投资周期短、见效快的短板领域,组织实施“补短板”投资工程包,以工程包带项目、以投资平台推项目。
二是配套政策支持。积极落实国家和省市已经出台的扶持补短板工作各项优惠政策,注重定向施策、精准施策,及时兑现各项优惠政策。建立补短板重大项目“绿色通道”,积极争取上级政府对补短板项目用地、用海、用林、环境容量的倾斜支持。全力保障项目用水、用电、用气等方面的需求,为项目做好相关配套。围绕本市主导产业领域,鼓励骨干企业与高等院校、社会科研机构联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速对产业进行技术改造。
三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按照“一个产业、一个规划、一个政策、一套班子、一个协会”的思路,加强产业引导,集中财力资源,加大培育扶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努力实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加强现代化加工技术应用和标准化生产,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按照“一个集群、一个 规划、一个平台、一个区域品牌、一批重大项目和若干家重点骨干企业”的思路,推进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协作,培育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有产业优势和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
四是加强平台建设。加强项目承载平台建设,以“布局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为原则,提升工业园区的产业发展水平;优化整合乡镇资源配置,完善基础设施,使之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依托产业集群,进一步完善市场服务功能,加快市场交易平台建设,创新交易方式;推进专业市场建设,更好地带动区域经济提升发展;加快电子商务推广和应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大力培育引进设计、策划、营销、会展、物流等中介机构,积极推行服务外包,鼓励工业企业实施主辅分离,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面向中小企业、功能完善、服务能力较强的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创意产业基地建设,培育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五是加强品牌培育与品牌营销。推进“品牌强企”工程,打造本市品牌产品。鼓励企业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引导企业积极拓展市场,大力培育出口优势企业和出口品牌。坚持集中扶持、扶大扶优、重点倾斜、政府引导的原则,财政统筹资金,培育一批市级以上龙头企业。积极开展国家级、省级龙头企业争创工作。与证券监管部门和产业主管部门要密切合作,认真分析、筛选和储备有条件的企业,有计划有组织地做好政策培训、辅导验收、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指导和服务本市企业上市。鼓励推进现代营销方式。鼓励外出参展和宣传。支持设立品牌产品展销中心。六是实施企业培育计划。加大对重点培育企业扶持力度,明确发展目标,落实扶持政策,鼓励以兼并、联合、重组、控股等形式进行行业整合,加强资源要素保障;引导中小企业与龙头骨干企业配套协作,促进专业化分工与社会化生产,提升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
七是推进“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加大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培育引进力度,尤其要加强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推进职业经理人培训。重视培养新生代企业家,努力实现我市新老企业家平稳交接。
(二)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一是让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企业创新活力主动应对。首先,顺应产业链整合的大趋势,通过市场竞争,进行资源整合,使产业发展由单一企业发展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一、二、三产融合,形成合力效应。其次,发展多种形式的企业联盟。优势企业牵头成立企业联盟,同类企业或者产业链上下游都可以参与联盟。再次,中小企业明确自身定位,转向差异化发展战略。本地中小企业不应盲目以做大规模为目标,除了采用电子商务销售模式外,应从成本战略转向差异化战略。加强细分市场的开拓,专注于专业化、精细化、个性化,最终实现大中小企业的互动发展、合作共赢。
二是提升企业供应链管理水平,打造新的核心竞争力。强化供应链管理理念,提升企业信息化水平。采取核心业务与外包相结合,企业把主要精力与资源放在核心业务上,对业务流程重新科学分析和再造设计,健全内部治理和绩效管理等制度。
三是增加“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投入。鼓励企业加大科技 投入和人才引进培养,大力开展产品创新:支持自主品牌企业,建设从原料到终端制品的产业链集成创新技术中心;重点培育具有影响力的设计创意机构等。除产品创新外,还应加大服务创新,坚持从生产型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过渡,实现投入的服务化和业务的服务化,增加个性化设计和品牌附加值。
四是适应新商业模式运转,科学发展电子商务。鼓励专业市场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网上交易,实现产业与互联网时代的结合。由政府或商会牵头,多方出资,面向所有企业搭建在线服务平台。
五是加强产业指导鼓励。发挥大企业的带动作用,鼓励发展辅助材料生产企业,提高主导产业集中度和上下游产品关联度,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六是强化政策支持。研究制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措施,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及时协调处理问题,包括内销市场拓展支持、海外市场开拓支持、专业市场建设支持、科技投入支持。
七是营造优质发展环境。包括优化用工环境、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加强行业组织建设、优化行业数据增值利用等。
八是建立创新体系。深化知识产权保护,扶持一批面向产业集群的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和科技孵化基地建设,实施一批行业共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国内市场领先的创新产品。
九是加强人才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才引进、激励机制,重点引进一批创新领军人才,千方百计吸引归国留学人员回乡创业,鼓励采取 柔性流动、项目合作、研究咨询等方式聘用高端人才。与重点产业密切相关的职业院校合作,培养一批技能型、实用型的操作工人,打造一支高素质技工队伍。
第五篇:金融问题
纵论天下事
--------国内外经济
多少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崛起。到今天,无论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从中国的实际经济影响力来看,中国的确在崛起,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期待已久的大国。但是,随着崛起,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大国所必然面临的诸多麻烦,甚至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即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今天,国际政治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中国正在成为各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关注点。这种情况从前没有发生过。当中国不在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议程上时,中国可能只是他们要考量的其中一个因素,但不会是主要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不会达到中国难以对付的地步。不过,当这些国家把中国置于其外交和战略的头等议程上时,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就会遽然增加。
中国成为其他国家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在亚洲,最先崛起的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通过各种双边、区域和国际的机制顺利地消化了以日本为领头羊的亚洲崛起。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和西方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即如何消化这两个大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较之印度,中国不仅发展更快,而且也和西方更不“相同”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扮演了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作为亚洲经济重心,“拥抱”了整个亚洲。今天中国正在扮演这个角色。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不仅使得其“拥抱”着亚洲,而且也对亚洲之外的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到达了非洲、拉丁美洲,同时通过贸易机制中国和西方的经济体之间拥有了相当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包括西方在内的很多国家,对中国抱有如此高的期待。(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上能扮演的角色的高度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压力。)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世界战略重心的转移。对美国来说,二战后跨大西洋战略轴心最重要,现在是是亚太地区(跨太平洋轴心)最重要。很多年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地区。布什政府在从事反恐战争的同时也没有忘掉亚洲战略,在其任内,基本上完成了人们称之为亚洲小北约的布置,即和日本、澳大利亚(澳洲)的军事联盟。这次美国加入《东盟友好条约》,“返回”亚洲,更显示了美国战略西移。
除经济因素之外,西方和各国把中国视为其战略重点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具有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西方看来,其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反而变得更为强大了。这种情形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猜疑或者“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把中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再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其军事现代化似乎不可避免。即使中国没有像前苏联或者美国那样,和他国进行军备竞赛,光是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也足以对外界产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很显然,各国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战略的核心的两个明确目标就是,一是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利益,二是从战略上“消化”甚至遏制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带来的外部影响力。
最近真是“涨”声一片。国庆节后,中国食糖价格创历史新高,食糖批发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70%;食用豆油开始新一轮涨价的消息刚出,国家发改委决定自本月26日零时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30元与220元。而最近,各类农产品和水电气等资源产品也都在或者已经完成了上涨。
今年三季度的CPI是3.6%,创下23个月来的新高。通胀的风险显而易见。有媒体这样戏称:工资好比眉毛短,物价犹如头发长。切入现实的语境下,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都在涨,只有工资不涨”。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向好,国家控制通胀的信心很大,“GDP增幅多少”、“CPI是高还是低”„„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乏味和看不懂的经济术语,很多人甚至至今也没有搞清楚,CPI跟自己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切身关系。真正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是活生生的现实——物价上涨,特别是生活基础商品价格的暴涨,严重超越了工资上涨的幅度和速度,就构成了“负增长”,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一碗牛肉面的上涨,都可以引起舆论的关注讨论。
在频频走高的物价面前,“工资增长”显得是那么空洞和没有说服力。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而工资收入却是相对意义上的“负增长”,民众生存的压力可想而知。生存的压力下,消费的能力势必进一步萎缩。由大量投资和房地产业膨胀发展带动起的GDP数字增长,由少数富裕群体消费“扩大”的内需繁荣,因为离开了民间消费的同步增长,并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工资涨不过物价”是一种最大的经济风险——它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社会化体现,是社会分配制度不公的集中反映。而事实上,之所以出现 “工资跑不赢物价”的现象,追根究底,原因正在于工资增长与物价指数增长的配套机制不够健全,缺乏刚性调节的制度——说到底,还是社会分配制度存有缺陷。
在未来的“十二五”中,如何彻底消弭和化解“工资涨不过物价”的经济风险?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刻。与历次五年规划所处环境相比,我国既处在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更高起点上,却也面临比过去任何一个五年规划更严峻的挑战,正如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目前,金融业所处的大环境已经不同。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和财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分量在加重的同时,中国经济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联合国发表的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当之无愧地成为2009年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强引擎。
同时,金融业自身情况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银行业整体竞争力明显上升。截至2010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87.2万亿元,负债总额82.3万亿元。而这一数据在2005年12月末,只分别为37.47万亿元和35.81万亿元。数年之间,我国银行业资产和负债总额分别提高了2.32倍和2.29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大幅提高;银行业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明显改善;多层次金融体系得到完善;金融业竞争力大幅提升,2010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名中,来自中国的银行从1989年的只有8家上榜增加至84家上榜。
最近一段时间,货币问题已成为大众的焦点话题。
美国为了一己私利压人民币快速升值,那么全球就不可能再从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和
低廉的中国出口商品中得到好处,过度供应的美元就不仅会导致全球金融资产价格膨胀,也会迅速导致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打“汇率战”、“货币战”将没有赢家。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美国政府虽然再次推迟发布《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但压人民币升值的姿态并没有收敛。在刚刚结束的G20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盖特纳把它当作一个重要议题,而首尔的G20峰会也不可避免要讨论汇率问题。眼下有关“汇率战”、“货币战”的各种言论不绝于耳。
其实,传统意义上的“汇率战”、“货币战”并不能说已经爆发,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竞争性的贬值。面对美元不断贬值的压力,多数国家充其量只是出手干预市场,不让本国货币升值过快而损害本国经济。因此如果说“货币战”,也只是美国单方面在行动,也只有美国有能力打“货币战”。人民币自1994年以来一直处于升值通道中,说中国打“汇率战”是无稽之谈。
美国为什么压人民币升值?表面的理由据说是“为了使世界经济更加平衡地发展”。但人民币升值就能平衡全球国际收支吗?显然不可能。西方主流经济学假设:汇率上升时某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会变贵,下跌时则变得便宜,于是汇率浮动,就可以调节国际收支的平衡。且不说理论假设的众多前提条件不存在,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这一结果不会出现。1985年9月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达成,此后的2年半里日元升值了200%,但也没有改变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状况。人民币升值同样不会改变美国的逆差。美国长期以来的国际收支逆差,是与美元的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相联系的,也是美国政府长期实行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刺激的结果——这两者结合,导致了美国国内的各种投资和消费需求不断超过生产能力,国民储蓄严重不足,国际收支严重逆差,美元不断贬值。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通过供应美元和美元贬值攫取了世界各国大量的商品与劳务,是这一体制的最大受益者。目前,由于多数国家相继退出应对危机时的刺激政策,而美国却实施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扩张政策,美元开始了新一轮下跌。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原因,是它目前面临的内外政治和经济压力。首先,中期选举临近而奥巴马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下降,需要找个替罪羊来转移视线;其次,压人民币对美元快速升值,可以带动亚洲区域内多数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这样,通过美元贬值来缓解美国对外债务负担的效果就能更有效地实现;再次,以人民币汇率作为筹码与中国讨价还价,促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最后,从全球战略角度看,美国压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所以即便人民币升值后美国外贸仍是逆差,只要其中一部分逆差移到其他国家,它也愿意。
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对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一点被西方学者和官员们有意无意忽视了。其实,美国压人民币快速升值将损害世界经济与美国本身的利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曾发生全球性的“滞胀”。上世纪80年代之后,经过各国治理,世界经济终于走出“滞胀”泥潭,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并且是在低通货膨胀下的高速增长。高增长和低通胀,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的转移和重新布局,国际分工的深化使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美国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张货币供应,并且国际收支逆差不断加大,并引发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但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尚未遭受高通胀的侵扰,其原因就是中国加入到了全球分工体系之中,成为全球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生产者和出口者。尽管过剩的货币供应和美元贬值不断推高资源性商品价格,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甚至金融危机,以CPI衡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却仍然稳定——是中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消化了原材料涨价的压力,并且维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保证了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在过去20年内基本没涨,为全球低通货膨胀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美国为了一己私利压人民币快速升值,那么全球就不可能再从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和低廉的中国出口商品中得到好处,过度供应的美元就不仅会导致全球金融资产价格膨胀,也会迅速导致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美国享受了20年多的低通胀也将终结,美联储再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维持零利率来刺激经济的做法也会快速终结,经济增速会下降。
合作共赢才是维护世界经济平稳复苏之道
中国生产有盈余、美国消费与投资有缺口的经济格局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结构在区域间调整的结果;而随着技术进步和各国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格局会持续变化。美国无法一直靠发行美元过日子,中国也不可能一直维持贸易顺差。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将转向内需拉动为主。而美国也必须认真控制财政赤字和对外贸易的逆差。但这种转变和调整无法一蹴而就。作为世界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两个大国,任何调整都将给世界经济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合作协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包括中美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通过G20峰会这个机制,在过去两年内进行了比较好的政策协调和合作,避免了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现在经济刚刚复苏,仍需要G20国家为世界经济稳定坚实的增长继续携手合作,共同遏制保护主义思潮。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已经恢复了2005年7月以来启动的人民币汇率浮动机制,因为维持汇率基本稳定不等于一成不变,中国经济本身也产生了逐步调整汇率的要求。一方面贸易顺差不断积累,外汇资源无法充分利用,效率损失严重;另一方面外资不断流入,其中包括越来越多的短期套汇资金,促使中国的金融资产价格不断攀升,资产泡沫已经开始形成。但是,这种汇率调节必须是自主的,也必须保证不能冲击中国经济的正常秩序。
世界经济的混乱,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好事,因此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去影响大局。
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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