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领域问题分析论文

第一篇：我国金融领域问题分析论文

内容预览：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既不是所有制及产权的改革问题，也不是进一步促进国企破产的问题。而是必须以一切政策全面促进和提高社会就业，疏缓庞大过剩人口压力，刺激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恢复增长的势头，以遏制衰退恢复繁荣。其次是在保证国家主权、政治独立、经济繁荣的前提下，促进融入全球一体化经济贸易体系的进程。因为只有寻求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而不是抑制就业，抑制生产力发展），才是解决中国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唯一可行的政策方针。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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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国金融控股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作为金融组织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金融控股公司已成为我国金融与非金融企业竞相探索与实践的重点。但实践中，金融控股公司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潜藏着极大的风险，给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带来严峻挑战，因而迫切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为其健康有序发展构建适宜的法律环境。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 法律支持 监管体制 立法完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业在组织形式和业务运作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强调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协同效应的大型金融组织——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FHC）成为金融业的热点。处于金融全球化的时代，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巨大变革的影响，金融控股公司也成为我国金融企业以及非金融企业竞相进行创新探索和实践领域。在目前分业经营的体制下，如何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实现集团化经营，更好的整合金融资源，应对入世后激烈的竞争，不仅是我国金融理论与实践所亟待研究的一项重大的课题，也需要从法律角度探讨这一组织形式所带来的法律问题与应对之策，为其发展构建一个理想的法制空间。

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与实践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由1998年美国《金融服务业法》创设的，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金融组织创新形式在立法上的最终体现。标志着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金融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金融分业经营制度趋于终结，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主体的大型金融集团将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所在。

随着发达国家金融制度创新步伐的加快，金融控股公司也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探索与争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入世以后金融领域的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竞争将变得日趋激烈，金融机构间的跨行业、跨国界收购、合并，以及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必将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尽管目前我国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法律也未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中已经形成了一些类似于集团混业经营、子公司分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在同一个控制权下面所受监管的实体明显在银行、证券、保险之间从事两种以上的业务。”根据巴塞尔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这一界定标准，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众多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者。具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类：以中信、光大、平安为代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控制模式；以山东电力集团、海尔集团等为代表的产业资本控股模式；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银行金融机构控制模式。

因此，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出现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我国相关管理机构已逐步放开政策之门，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因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而开始松动。如在尚无正式立法的情况下，针对实践中不断涌现出的具有金融控股公司雏形的组织所引发的监管问题，2003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举行的“金融监管第一次联席会议”通过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中对金融控股公司作出了规定。该备忘录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金融竞争的加剧，在我国当前法律明确规定了分业经营的模式，并且短期内改变立法成本太高的现实状况下，金融控股公司为实现金融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提供了组织平台。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所指出的，“金融混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大趋势，对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一方面要坚持分业经营的原则，一方面又必须应对跨国金融集团混业经营、全程式服务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两者兼顾的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不错的中间过渡平台。”

金融控股公司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从现实来看，由于法律对混业经营的限制以及尚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明确的法律界定，我国尚缺乏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基本环境，目前出现的所谓金融控股公司也只是在形式上具备了类似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构，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正式的法律法规中也找不到“金融控股公司”这一词，2002年2月我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诞生，就经历了我国在相关法律上尚无“金融控股公司”一词的困境。中信最终拿到的牌照不是“中国中信金融控股公司”，而是“中国中信控股公司”。而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对我国金融法制提出严峻挑战，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缺乏明确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是在严格的分业经营政策下在法律的空隙中自发地产生与发展的。目前，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信托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组成的法规群构建起来的。在这些法律法规之中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均无明文规定，但同时相关法律对此亦无明文禁止，这样就在我国现有的金融法律架构中存在着一条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为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空间，但也使金融控股公司具有一定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个灰色地带不仅暴露出我国现行金融法制的空白与缺陷，使得实践中大量涌现的金融控股公司实际上游离于法律之外，而且，长此下去，极有可能引发大的金融风险。

（二）使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受到严峻的挑战

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是在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条件下制定的，由于法律规范的缺失，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缺少监管的法律依据和监管标准，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运营中防止关系人交易、异业间利益冲突等弊端的监管束手无策。那么，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企业极有可能借助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进行一些日后会被明令禁止的行为，给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埋下隐患。以我国企业集团投资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为例，这类金融控股公司不仅直接违反国际通行的“金融业与工商业相分离”的基本原则，而且其完全可以利用掌控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股票发行市场“圈钱”，或者通过发行新股，在股票交易市场上操纵价格获取暴利，或者利用证券公司的交易通道和账户便利以及银行的资金实力和担保手段融资，构造庞大的资金链条，从关联交易及股票交易市场获利。从而形成“银行融资—购并—上市—再购并—银行融资”的循环。由于其起点和终点都是银行融资，一旦资金链条断裂，银行将遭受巨大损失。“德隆事件”再一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意识到对我国当前不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予以有效监管的紧迫性。除企业集团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之外，其他类型金融控股公司中，当集团内一个子公司经营不善或倒闭时，亦将导致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牵连集团其他单位。

总之，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迅速、规模巨大，若是长期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一旦发生经营风险，那么受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其自身以及其客户、投资者和债权人，极有可能波及整个金融行业，威胁到国家的金融秩序与安全。

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的建议

面对我国当前金融控股公司大量客观存在并不断发展的趋势，规范、有序地发展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已摆上了议事日程。有关方面需要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筹划金融业的发展规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推进金融创新战略，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不仅是迎接金融全球化，实现金融创新的要求，也是保证我国金融业稳健经营、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制框架中，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与调整涉及到《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因而采用什么样的立法形式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从我国目前金融立法的实际情况分析，相关法律主要是采取按机构分别立法为主线的方式。与此相对应，金融监管也是基本以机构监管为主线，按照上述立法方式，要对金融控股公司予以法律规制，也就是说需要一部专门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法规，这是遵循立法惯例，保持法律体系协调一致的一个基本要求。

而且，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金融跨业经营的模式，其运营过程中将涉及到公司法中的人格否定和关联交易、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及金融法律制度中的信息披露制度等问题，因而需要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法对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及公司法等法律的修正汇集，在立法过程中整合各个法规中相关条款，使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整个金融法律体系相互衔接与融合，减少规范的冲突，保障法律适用的公平。同时从借鉴当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经验的角度来看，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采取整体修法的立法技术，形成以金融控股公司法及配套法规为核心的完备的法律体系。

鉴于上述原因，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形式也应当采用这种整体修法的先进立法技术，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通过整合和修改《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中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条款，加入经营规则、监管制度等必要内容，从而形成内容完备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律。这样，不仅可以节省立法成本，加快立法速度，而且亦有利于与其他金融法律法规协调配合，减少法律冲突与空白。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更能够对当前迅速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法律主体方方面面的行为与关系进行规范，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能够更好地实现保障金融控股公司健康规范发展的立法目标。

但在具体的立法步骤上，就现阶段而言，鉴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立法要涉及金融基本法和分业经营制度的重大调整，在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混业经营的条件下，全面制定较高层次的金融控股公司法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可考虑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先行制定特例法，即先将公司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规中的相关部分汇总修改，形成金融控股公司适用的法规，也可借鉴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的制定，制定相应的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条例，随着金融基本法及其他经济法律的修改，视条件成熟再制定完备的金融控股公司法。

第三篇：金融税制问题分析论文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中国初步建立了以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股票交易印花税为主体的金融税制框架。但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现行金融税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按照公平税负，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要求，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税收法律制度，是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法治建设十分迫切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金融税制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金融税负偏重，不利于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

在多年的税制改革中，我国一直奉行的指导思想是把金融业视为营利方便的高盈利服务行业，实行高税负政策，[1]所以，作为主体税种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税负均高于国外金融业和国内其他行业的税负。过高的税负，既不利于资金的融通，又直接减少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所得和税后利润，影响了金融业的资本积累和稳健发展，削弱了其市场竞争力。

1、商品税的税负偏重。我国目前实行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对金融业征收的商品税包括营业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综合考虑这些税种，一般金融业的商品税名义综合税负超过5.5％。[2]而考虑到以下因素，我国金融业的税负可能更重：一是营业税按照营业额全额征税，而不是按照净额（利差）征税，更不是像增值税那样只对增值额征税，金融业实际承担了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双重税收负担。二是营业税的税基中包括金融机构收取的各种价外费用，如证券公司为证券交易所代扣代缴的过户费、开户费等。[3]三是银行不良贷款较多，滞收利息比率较高，在权责发生制会计原则下银行对大量应收未收利息需要用营运资金垫付税款，并且允许企业税前扣除的坏账标准也过严。同时，营业税税率偏高，严重侵蚀了企业所得税税基，导致所得税负担前移。在我国金融企业的税负中，商品税税负是所得税税负的5倍，金融企业利润率不高，这是造成金融企业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重要原因。[4]

对比国际做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金融业不征或者免征间接税，即使征收证券交易税和印花税，其起征点一般比较高，税率也较低，有些还有税额的限额。就是同国内征收营业税的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邮电通信等行业实行3％的税率相比，金融业的营业税税率（5％）也高出两个百分点。

2、所得税的税负偏重。就企业所得税来说，中国金融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是33％，从以减税为核心的世界税制改革发展趋势看，我国金融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已经比一些周边国家高（如韩国27％、泰国30％、俄罗斯24％）。金融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限制较多，存在计税工资、坏账标准过严等税前扣除的限制，[5]这对于工资水平较高、风险较大的金融业来说，无疑加大了金融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负。就个人所得税来说，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为45％，而许多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已经降到40％以下（如美国38.6％、日本37％、印度30％、巴西25％）。另外，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少、扣除标准偏低，实际税负也偏高。

（二）金融税制不统一，存在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1、内外两套税制，违背国民待遇原则。从商品税制来看，内资金融企业除了缴纳营业税外，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而外资金融企业则可免除后者。从企业所得税来看，内外资金融企业分别实行两套所得税制，它们在税收优惠、税前扣除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例如，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银行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三年减按7.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后均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而中资银行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为33％。因此，内资金融企业无论是在税种和税负上，都比外资金融企业要多和重。

2、税制不规范，存在不合理的差别待遇。表现在：（1）投资收益的征税规定不同，税负不公平。例如，企业转让股票取得的所得征收所得税，个人转让股票取得的所得暂不征税；个人取得的储蓄存款利息征税，个人取得的国债和金融债券利息免税；中国人从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征收所得税，外国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所得税。这种不规范和差别待遇，导致税制的复杂化和不公平，扭曲投资流向，影响资本配置效率。（2）呆账准备的计提规定不符合国际惯例。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要求银行按照五级贷款分类提取呆账准备，并允许在所得税前列支。而按照我国税法的规定，内资银行按照提取呆账准备资产期末余额1％计提的呆账准备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外资银行可以逐年按照年末放款余额计提不超过3％的坏账准备在所得税前扣除。这些规定不但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计提比率，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和公平税负的原则。（3）证券营业税制不规范。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从事证券发行和交易缴纳营业税，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买卖有价证券或期货不征收营业税；国有银行的外汇转贷业务下级行以其向借款方收取的全部利息收入为营业额，非国有银行的外汇转贷业务下级行以其向借款方收取的全部利息收入减去上级行核实的借款利息支出额以后的余额为营业额。（4）证券印花税制不规范。目前只对股票中的A股、B股在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征收印花税，对一级市场及场外交易未予课税，也未对公司债券、投资基金及国债回购的交易征收印花税。（5）金融资产处置税制存在差异。目前我国采取的是对特定企业、特定业务给予特定优惠的特惠制，即只对中国华融、长城、东方、信达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按照规定接受、处置有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业务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6]其他企业和个人则不能享受同样的优惠，上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受、处置其他资产也不能享受同样的优惠，形成差别税收待遇。（6）预提税规定不符合国际惯例。我国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征收预提税，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预提税实行按照实际汇款额计征的收付实现制原则。

（三）金融税制覆盖面偏窄，一些金融活动缺乏税法调整

目前，我国对一些金融业务或收益并没有纳入征税范围，有些课税规定也欠公平，金融税制不能适应金融创新发展的步伐，存在很多税法空白。

（1）证券课税的覆盖面非常有限。我国对于一级市场的投资行为，二级市场的资本利得[7]、场外交易、证券的继承和赠与，特别是作为证券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基本未涉及。（2）对金融衍生工具是否征税尚未明确。目前在我国运作的金融衍生工具主要有期货、期权、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掉期等，但我国对其征税规定仅限于期货和股票期权，对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是否征税还没有规定。例如，对投资联结保险这一新险种的分红收益，还未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金融租赁公司实际具有投资性质的融资租赁业务，不能享受正常投资有关的税收优惠（如投资抵免）。（3）金融机构之间的往来收入不征营业税，导致部分银行资金运用效率低下。[8]（4）金融信托税制基本空白。2001年信托法通过后，我国的信托制度正式建立，业务也已经有了一定发展，但有关信托的税收规定几近空白，只是对证券投资基金这种特殊信托基金的税收问题作了一些简单的规定。[9]

（四）金融税制不合理，重复征税严重

我国金融税制不合理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重复征税严重，这除了按营业全额征收营业税产生的双重税收负担外，主要有：（1）金融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以后的利润以股息、红利等形式分配给股东个人时，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没有抵免已纳企业所得税的规定。[10]（2）按照目前的规定，基金投资者从投资基金获得的投资收益要纳三道税：上市公司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上市公司向基金管理公司分配时代扣代缴的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公司向投资者分配时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3）信托课税重复征税突出。一是信托设立时就信托财产转移产生的纳税义务与信托终止时信托财产真实转移产生的纳税义务相重复；二是信托存续期间信托收益产生的所得税纳税义务与信托收益分配时产生的所得税纳税义务相重复。如以不动产信托为例，整个信托过程中同一信托财产的转让将被征收两次契税、印花税和营业税，同一笔所得将被征收两次所得税。上述重复征税不仅加重了金融企业负担，而且对企业改革和鼓励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五）金融税收征管审批项目多，影响税收效率

目前金融税收征管中行政审批事项过多，手续烦琐。例如，征收营业税时要求银行就每一笔贷款单独申报；征收企业所得税时，许多扣除项目（工资、社保费、借款利息、固定资产折旧、存货计价、财产损失、广告费、装修工程支出等）和税款预缴都要报税务机关审批，有些项目甚至要层层报批。审批事项过多，加大了征纳成本，使纳税人承担了不合理的程序性义务。

（六）金融税制调整频繁，法治化程度不高。

受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政策调整的影响，我国一直缺乏系统和明确的金融税收政策，金融税制的建立缺乏长期目标和科学设计。现行金融税制的产生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简单延伸视靡话闼笆罩贫龋鞘视鹑谑谐「驼骺氐男枰鎏ǖ囊恍┝偈毙怨娑ǎ裼谡唐谡叩髡徒饩鼋鹑谑谐」谐鱿值奈侍獬晌夜鹑谒爸平⒌闹饕绞健＠纾魑と谐≈饕爸值墓善苯灰子」ㄋ埃？991年开征以来已调整了6次税率，每次调整均是适应平抑市场短期波动的需要，但总体来看，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调整对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没有持久的影响。[11]频繁调整的税收政策和临时性的税制安排，难以给金融市场纳税人以准确的预期，对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国现行金融税制的法治化程度低，四种主要税种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一部法律，其他都是行政法规。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通过部门规章、行政解释甚至通知和批复等形式，规定或调整了纳税人、征税范围、课税对象、税收优惠等税收要素，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是由该两部门的行政规定（尤其是通知）加以确定的，这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上述两部门在制定金融税收制度时，也多是从保证税收收入、适应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出发，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权益考虑不够。由于部门立法的程序不健全，纳税人和社会各界很难参与到税制制定过程中，其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无法得到保障，由此产生了税制不公、任意性大、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造成税务机关执法的随意性，纳税人权益难以维护。

二、金融税制的国际经验与特点

从国际情况看，对金融业务的征税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两种，其中间接税主要包括增值税、印花税、保费税和证券交易税等，直接税主要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其总的特点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并且在间接税上，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实行轻税政策。

国外（OECD国家）对金融业务一般不征收营业税，而是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并且对货币结算、存贷款业务等主要金融业务实行不可抵扣的免税政策，即不征收增值税，同时对金融企业购进固定资产也不能抵扣其所含的增值税税款，[12]但对一些辅助业务（如咨询服务、提供保险箱服务等）则要征税。实行这种政策的理由，除了金融服务增值额的确定较为困难外，主要是出于减少对资本流动的阻碍考虑。另外，虽然对金融机构免征增值税，有的国家也征收一些名称不一的特别税，如法国对银行、保险公司等，按其支出和经营资产折旧的合计数征收1％的金融机构税。特别是对保险业务，不少国家征收类似于我国营业税性质的保险费税，其税率英国为4％，荷兰为7％，德国为15％。保险费税的共同特点是只对以物为保险标的险种征收，对以人为保险标的险种免征。[13]

各国对证券业的征税大致包括流转环节征收的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所得税环节征收的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等。不少国家对证券交易业务征收证券交易税或印花税，例如，法国对于在股票交易所或者柜台交易的证券，按照交易额对买卖双方征收证券交易税，其中，交易额在100万法郎以下的部分税率为 0.3％，超过100万法郎的部分税率为0.15％，每笔交易可以减税150法郎，且每笔交易税额最多不超过4000法郎，对在创业板上市的股票交易不征证券交易税。瑞士对证券买卖征收印花税，国内证券税率为0.15%，国外证券税率为0.3％（由买卖双方各承担一半）。我国香港对股票转让征收印花税，税率为0.2％（由买卖双方各承担一半），我国台湾征收证券交易税，且只对卖方征收，税率为0.3％。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英国、日本等都曾经在交易环节对证券交易征收证券交易税，但为了鼓励资本流动，目前都已经停止征收。国际上重视对证券所得的税收设置，分别针对投资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收入）和资本所得（证券买卖的价差增益）这两大所得来源，开征投资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征收资本利得税。例如，美国的资本利得税包括联邦个人交易所得税和公司资本利得税，前者是美国公民从事有价证券交易时税收负担最重的税种，采用累进税率。日本的资本利得课税方式有两种，即申报分类方式和源泉分类方式。另外，多数国家把证券列入财产税的征税范围，在证券所有权发生转移时，课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西方国家的信托税制几乎涉及所有税种和信托业务的所有环节，但一般不单独设立信托税种，有关信托的征税规定散见于各个税种的法律规定中。信托从设立到终止需要经历信托设立、信托存续和信托终止三个环节，各国一般在信托设立环节征收资本利得税；在信托存续环节对信托财产收入征收商品税、所得税，对信托报酬征收所得税；在信托终止环节对信托收益征收所得税、遗产税等。另外，外国一般对公益信托予以免税或减税。[14]在建立信托税制时，各国基于信托导管原理，遵循受益人负担原则，以实际受益人作为最终纳税人，避免对名义应税行为征税；税负公正原则，受益人通过信托管道进行的任何经营活动的税负，应不高于受益人自行经营所应承担的税负，以避免重复征税；发生主义课税原则，受托人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时发生的应税义务，应被视为受益人自行运用该信托财产时发生的应税义务，受益人在纳税义务发生时即应缴纳税款，由受托人代为缴纳。

金融衍生工具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金融创新的高科技产品，主要有金融期货、远期合约、期权、利率掉期等。金融衍生工具在发挥其有效规避金融风险作用的同时，也对一个国家的税基造成严重威胁，例如在金融衍生商品交易中，所得的发生时间、所得的种类、所得的归属都很容易发生改变，这给传统的会计方法和税法概念造成很大冲击。为此，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十分重复研究和制定金融衍生产品的课税问题，总的来说，其金融衍生工具税制的基本特点是：不单设税种；一般实行在签发、交易、收益三个环节分别征税的复合税制；根据每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性质和特点确定适用的税种和具体规定；没有特殊规定就适用一般税收规定。[15]例如，美国、英国、日本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所得征收资本利得税，对于带预期资产性质的远期合约、期货和期权，美国采用盯市法（mark-to-market）确定损益发生的时间和税基，英国和日本采取实现法。美国税法规定，在纳税末未偿部分合约按该最后一天合约的公平市场价，计算未实现损益并征税，出售或清仓合约的损益额就是支付量。日本和英国税法则规定，在合约通过售卖、清仓交易、现金结清或到期交割等方式处置，获得最终结果以前，合约双方的损益不被确认，即不对未实现损益课税；而一旦合约通过上述方式处理完毕，交易各方的损益即被确认，损益额即为各方在合约中的支付量，这也是多数国家的做法。另外，大多数国家一般不直接对金融衍生工具所产生的、非居民的支付全额征收预提税。[16]

三、中国金融税制的改革与立法完善

（一）金融税制构建和完善的基本原则

金融活动深入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税制的建立和完善关系到金融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对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金融税制改革和优化，应当从推进国家税制改革、促进金融业稳定发展、健全税收法制的全局，来通盘考虑中国金融税制构建的基本原则。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原则：（1）税制统一与规范原则。金融业的稳定发展和金融税收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统一、规范的金融税制，要按照国民待遇和平等竞争的原则，改变内外有别的两套税制，改变按照身份、主体等实行不合理的税收待遇的做法。（2）税负合理，促进金融业稳定发展原则。要适应以减税为特征的世界性税制改革的要求，根据我国金融业税负偏重、金融企业竞争力不强的现实情况，适当降低税负，增强金融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为金融业开放和金融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3）税收中性原则。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减少税收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和竞争力的不利影响，应当坚持税收中性原则，按照宽税基低税率的原则设计税制，避免重复征税，减少税收对纳税人市场选择行为的影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4）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金融税制的构建应当按照税收公平和量能课税原则的要求，按照纳税能力承担税负，并通过税收的调节作用，以实现社会公平。按照税收效率原则，科学设计税制要素，防止和消除税制繁杂，降低征纳成本。

（二）金融商品税制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目前对金融业实行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加剧了金融税收的波动风险，不利于金融市场和国民经济的稳定，不利于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和经济的调控作用。[17]随着直接融资正在成为金融市场主导力量的国际趋势，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税制改革的方向，应当向发达国家实行的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转变，积极稳妥对现行的商品税制进行调整。

我国金融商品税制改革的重点是完善营业税。根据我国税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世界税制的发展趋势，我国营业税改革可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保留现行营业税制，但进行降低税负、扩大范围的完善。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废除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破旧立新”条件，但我国近年来税收收入高速增长，[18]为了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降低营业税税负是必要和可行的。营业税税率可由现在的5％逐步降到2％，同时扩大税基，对所有的贷款业务按照利差收入（营业净额）征税，对金融机构往来收入征收营业税，免征抵债资产转让环节和金融回租业务的营业税。这样既规范了税制，又可以提高银行资金的利用率，有利于内外资银行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第二步是改征增值税。从长远考虑，应当按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将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到金融业，对金融企业的大部分业务实行基本免税法的征收增值税，对手续费、咨询费等征收增值税。同时，还应取消仅对内资企业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优化税制，降低税负，促进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和持续发展。

（三）金融所得税制的改革与完善

1、企业所得税的改革。为了体现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的原则，应尽快对企业所得税进行改革：（1）统一企业所得税制。合并目前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对内外资企业实行同一部税法，采用统一的计税依据和税率，取消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税收优惠，平衡内外资金融企业、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的所得税负担，鼓励公平竞争。（2）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减轻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3）修改税前扣除规定，规范和统一税基。取消计税工资限额，与企业经营有关的支出和费用应当允许在税前据实扣除；放宽坏账核销标准，内外资银行统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在税前计提专项贷款准备金；统一和提高固定资产的折旧比例；将预提税改按应计提项目的实际汇款额征收等。（4）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对外资企业的税收超国民待遇，实现内外资企业公平税负；改变区域优惠为主的政策模式，按照金融业务的不同来划分税收优惠，如对离岸金融业务可规定较低的税率，给予较多的税前扣除；实行以间接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方式等。

2、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为了改变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调节功能软弱、征收管理乏力等问题，应当对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进行改革：改变分类征收的税制模式，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调整和规范税前扣除项目与扣除标准，提高生计费用扣除标准，允许将资本损失从资本利得中扣除；降低税率，减少税率档次；避免重复征税，采用归集抵免法或分劈税率法，以消除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征税。

（四）证券税制的改革与完善

1、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的交易行为实行以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为主体税种的课征模式，但如前所述，印花税调控证券市场的效果非常不明显。而从国际证券税制看，各国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都逐步下调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的税率直到取消该税种。基于此，我国证券交易税制应当遵循下列改进思路：第一步继续征收并完善证券印花税。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为了发挥证券交易税对证券交易的调节作用，应当在保留现行股票交易印花税制的基础上进行下列完善：（1）渐进降低印花税的税率，并相应扩大税基，以减少对中央财政收入的冲击；[19]同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按照股票类、非政府债券类、政府债券类由高到低确定税率。（2）为抑制频繁买卖的投机行为，可实行对卖方的单边征收，受让方免税。[20]（3）进一步公平税收，把目前仅限于二级市场的课税范围扩大到发行环节和场外环节，把仅对股票交易开征扩大到对债券、投资基金等也开征印花税。第二步是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从国际经验看，为了减轻证券交易中交易环节的税收负担，保持资本市场的效率和流动性，无论是证券交易印花税，还是1994年就拟开征的证券交易税，其最终归宿是逐步取消；与此相应，为发挥对证券买卖的调节作用，开征资本利得税。

2、证券所得税的改革。（1）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改革。我国目前对证券投资的股息、利息和红利等投资所得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征收投资所得税，但存在不少问题，应进行下列调整：取消对红股计征所得税，促进我国股市扩容；降低对机构投资取得收益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平衡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之间的税负；对不同证券投资所得收益同时开征所得税，以公平税负；规定起征点或免征额，以利于中小投资者；采取措施避免重复征税。（2）证券资本利得税的开征。资本利得税是以买卖证券的增值部分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收，目前我国尚未开征，但发达国家普遍开征此税。资本利得的最大特点是不具有规律性和可预期性，但基于税收公平原则，为抑制短期投机和操纵股市牟取暴利，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将证券交易所得纳入课税范围。另外，证券资本利得税的开征需要有成熟的证券市场和健全的税收制度，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开征的条件，可以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统筹考虑。随着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降低乃至取消印花税，证券交易流转环节的税负得以降低，再选择适当时机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证券交易所得税）。

3、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证券作为一种有价证券，代表一定的财产，因继承或赠与而发生证券所有权的转移。为了调节财富分配，维护社会公平，目前许多国家都将证券纳入统一财产体系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虽然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但目前对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股票的行为征收印花税，即具有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性质。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虽然需要财产申报、财产登记、有效的征管等配置制度，但考虑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现实，应当对遗产税和赠与税予以充分重视，以完善证券市场税制。

（五）信托税制的改革与完善

信托是重要的财产管理制度，是现代金融的支柱之一。我国目前有关信托的税收问题尚未有专门规定，重复征税以及对公益信托无相应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已成为阻碍信托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信托税制。在构建信托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和考虑的因素有：不单独设立税种，按照信托的法律构造分环节征收相应的税收；鉴于信托财产具有财产性特征和赠与性特征，对信托活动征收的税种包括所得税、营业税、房地产税、印花税、契税、土地增值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按照不同的信托品种，设计相应的税种和税制要素，除了资金信托这一金融信托外，信托税制还应当涵盖不动产、无形资产以及其他非货币资金信托；按照信托导管原理，谁受益谁承担纳税义务，信托税负不高于自营税负，避免重复征税；减免税负，扶持和保护公益信托。[21]

（六）金融衍生工具课税问题

中国的金融衍生市场虽处于初步阶段，但其不断发展和成熟是必然趋势，从完善税制，减少税收流失，引导和规范金融衍生市场发展考虑，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金融衍生工具税收制度。建立金融衍生工具税制，应当坚持保持现行税制相对稳定；实行轻税政策，以促进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便于征收管理等原则。在税制结构体系的设计时，应当选择覆盖金融衍生工具签发、交易、收益三个环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即在签发环节征收印花税，在交易环节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在收益环节征收所得税。应当在上述税种中设立金融衍生工具税目，研究和规定具体的征税对象、税基、征税环节和征税方法等。为鼓励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可暂缓征收商品税或征收较低的营业税。改变印花税的征收环节，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签发行为征收，并创造条件发挥营业税、所得税的作用。在对金融衍生工具征收企业所得税时，改变现行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损益的做法，按照多数国家实行的实现法确认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损益，不对未实现损益征税，并对会计准则和税法做相应调整，对由此带来的避税行为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七）完善金融税制的立法程序，提高金融税收法治化水平

金融税制的制定、修改和完善是一项立法活动，除了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提高我国现行金融税制的法律位阶以外，立法程序对于能否建立一部民主、科学和公平的金融税收法律制度至关重要。在完善金融税收立法程序时，应当确立立法公开、听证、参与原则，建立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分析制度、起草阶段的职业主义原则、立法草案公告制度、评议和答复制度、审议抗辩制度、审查制度、公布和备案制度。鉴于金融税收的复杂性、专门性和技术性，为了维护金融税收纳税人的权益，克服间接民主制和行政主导立法的不利影响，应当突显立法过程中参与机制对税收立法权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在信息公开和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让竞争性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努力建立公平、科学和先进的现代金融税制。

第四篇：我国当前电子政务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从1999年开始，连续两年都把通过信息化改进 发展 中国 家的政府组织、重组公共管理、最终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作为其工作重点。在世界各国积极提倡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个 应用 领域中，“ 电子 政府”（e-government）也一直被发展中国家列为第一位。《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又明确了“以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的主张。今后我国应该进一步明确电子政务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通过电子政务促进电子商务和家庭上网工程的发展，“以电子政务带动信息化”应当被看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一项基本策略。

关键词：电子政务 电子商务 上网工程

一、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概况

我国电子政务可以分为初期的缓慢发展和近几年来的快速发展两个阶段。初期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80年代末期，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所开展的办公自动化（OA）工程，建立了各种纵向和横向内部信息办公 网络，为利用 计算 机和通信网络技术奠定了基础。二是1993年底启动的“三金工程”，即金桥工程、金关工程和金卡工程，这是中央政府主导的以政府信息化为特征的系统工程，重点是建设信息化的基础设施，为重点行业和部门传输数据和信息。但是，这些都还只是电子政务发展的雏形，是电子政务发展的最初级阶段。

到90年代末期，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电子政务的发展进入快车道，突破了部门和地域限制，向交互性和互联网方向发展。1998年4月，青岛市在互联网上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府网站“青岛政务信息公众网”。1999年1月，40多个部委（局、办）的信息主管部门共同倡议发起了“政府上网工程”，其目标是在1999年实现60%以上的部委和各级政府部门上网，在2000年实现80%以上的部委和各级政府部门上网。1999年5月，gov.cn下注册的政府域名猛增至1470个。截止到2001年1月底，以gov.cn为结尾注册的域名总数达到4722个，占国内域名总数的4%；已经建成的www.xiexiebang.com）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政府网站数量在短时间里成倍增长，对电子政务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政府上网工程秘书处，2000年1月，《政府上网工程白皮书》。），从内容的组织、网页制作到服务 应用 等方面都有待改进和完善。由于缺乏预算来源和合理的经营机制，相当多的政府网站仅仅局限于把一些法律、法规、政策、条文从纸上搬到网上，公开的信息数量少，质量也不高，网上信息更新很不及时，网页与网页之间的连接渠道少，各级政府的电子政务还没有形成网络。有些政府网站只重视了网页介绍宣传的静态功能，而对于政府部门的信息未有动态的反映，也缺乏和用户的交流沟通手段。群众虽然从网上可以了解一些政务信息，但要办理一些事务却缺乏必要的渠道，政府与上网公民之间缺乏互动性、回应性。



四、近期内应该采取的措施

为推动电子政务的发展，近期内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一）加强宣传，突破误区。电子政务是近些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才兴起的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方式，其概念、内涵和特点尚不为大多数公务员所理解。实际上，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许多人对电子商务还是一知半解，对电子政务就更是一无所知了。因此，当前必须就电子政务与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差异、电子政务与办公自动化的区别、电子政务对信息产业的引导作用等加强宣传工作，破除各种错误认识，使各级领导树立正确观念。

（二）统一规划，加强领导。可以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经验，在国务院建立电子政务的领导机构，统一领导、组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为此，可以推行“总体统筹、分工负责”制。“总体统筹”就是：国务院领导机构对全国政府信息化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制定统一标准、相关政策法规及管理办法，对重大工程的资金进行统筹安排。“分工负责”就是：各部委、各地方按照统一的规划、标准，负责具体项目的实施。

（三）以发展电子政务、实现“电子政府”为目标，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契机，改革政府管理模式，优化业务工作流程。这是实现政务信息化的前提和基础。实施电子政务工程不能简单地将现有业务、办公、办事程序原封不动地搬上计算机，而是要对传统的工作模式、工作 方法、工作手段进行革新。

（四）整合政务信息资源，建设和改造政务数据库。这是电子政务工程的关键和难点，必须打破各级政府和部门对信息的垄断和封闭，整合政务信息资源，重视对信息资源的不断开发、更新和维护；推动政府信息资源对社会的开放，使之发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健全和完善政府专网，加快建设宽带高速政务网络系统。规划、引导国家骨干通信网络和社区宽带网建设，促进无线上网、数字电视与呼叫中心等技术与市场的发展，加快各地“数字城市”和政务网络系统建设，进一

步改造各级政府与上级机关联通的专用通讯网络（政府专网）。

（六）吸引私人部门与非政府机构参与电子政务的建设，确保电子政务顺利发展。在确保政务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通过合理方式授权企业参与筹资、建设、运营和管理。这样既可减轻政府部门的预算压力，确保维持政府网站运行的资金来源，企业也可通过产品开发、技术咨询与服务、数据的商业再开发而获得利润。实际上，有些地方已经尝试过这种方式并获得成功。建立电子政务 研究、咨询、统计和评估等方面的非政府机构，促进电子政务的改进与提高。

（七）加强电子政务的软环境建设，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保护网络安全。发展电子政务，立法要先行。立法要从有利于信息技术发展、有利于电子政务开展的角度，解决电子政务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政务信息的公开、电子签名、电子支付的合法性等，制定电子政务信息技术规范，并及时修改现有政策法规中与信息技术发展不相适应的成份。

第五篇：我国企业融资问题分析论文[范文模版]

摘要：该文通过对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的简单分析，指出中小企业间接融资方式单

一、直接融资渠道缺乏、信用体系不健全，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和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是我国当前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问题，分析原因并从政策体制、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等几个角度出发，就如何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现状、拓宽其融资渠道提出一些建议，来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加快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策

1.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

近年来，新增就业人口中，绝大多数都在中小企业中就业。江浙、广东等中小企业发展趋势良好的地区，成为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但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作为一个整体，中小企业在融资问题上一直处于一种极为窘迫的状态，即企业发展中的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内部。占全国企业总数99％以上的中小企业，所占有的贷款资源不超过20％，且其他融资方式几乎与它们无缘。融资困难正成为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为进一步发挥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家高度重视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贷款难和融资难的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近年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不断加强政策力度，改进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引导各金融机构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的前提下，逐步增加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不断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目前，全国已设立各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1000多家，共筹资金290亿元，累计受保企业约5万户，累计担保额约1180亿元，新增利税102亿元。

但近些年来由于企业竞争的激烈，使许多企业面临较大的困难，影响和制约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更多，主要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多给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促使它们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所面临的问题

2.1间接融资方式单一

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8月的调查显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供应的98.7%来自银行贷款，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比率偏高。而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将日益严格，增量贷款普遍要求投向AA级以上企业。中小企业受资产规模、竞争实力等的约束，一般很难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2.2直接融资渠道缺乏

企业发展资金主要依靠自我积累，来自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十分有限。据浙江省2001年统计，全省民间投资中自筹资金占55.9％，银行贷款仅为20.1％，直接融资则不到1％，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仅占30％左右，股权融资占到18％，金融机构贷款占到42％，大大高于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的相应比率。由于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法律保护体系和政策扶持体系，导致民间资金普遍不敢介入创业投资领域。创业板又迟迟不能完善，影响了中小企业通过公开市场进行股权融资，包括产权交易市场在内的非正式证券市场。由于发育不成熟，运作不规范，难以起到为创业型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融资的重要补充作用。

2.3中小企业信用体系不够健全

经过多年努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受市场信用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控制风险和提升信用的能力仍较弱。据调查，即使是在中小企业发展较好，信用担保机构较多的省份，中小企业因无法落实抵押而发生的拒贷，总拒贷额也高达56.1％。而在银行商业化经营管理制度的约束下，为了降低贷款的风险，一般都要求贷款企业提供连带担保或财产抵押，对中小企业申请贷款的条件则更为严格；而经营较好、可信度高的企业为避免资产风险，又大多不愿给他人提供担保。

2.4中小企业自身素质的局限性

首先，很多中小企业都是家族企业，缺乏规范的财务管理程序和制度，给金融机构贷款前的调查和信用评价带来了很大困难。其次，中小企业产品技术含量普遍较低，客观上处在为大型企业配套的地位上，市场前景不明朗，对于贷款尤其是长期贷款来说风险性很大。再次，很多中小企业的信用观念很差，借到钱不是用来投资和发展企业，而是想方设法逃废银行债务，严重破坏了企业的整体信誉。

3.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建议

3.1努力改善创业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政府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所采取的各种金融支持政策和手段，帮助我国中小企业摆脱融资难的问题。务必设立专门的政府部门和政策性金融机构，鼓励创业投资和风险资本以促进高新技术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我们国家应该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根据我们的国情，设立相关部门，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

3.2调整商业银行战略，发展中小企业

调整商业银行的战略定位，使商业银行尽快真正打破国家、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扭曲的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完善专门的中小企业信贷部，建立一套专门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信贷管理体制，针对中小企业量多面广、分散化、多样化等特点，适当延伸贷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周期，提高审批效率，改进和完善信贷激励和约束机制。首先是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收益激励机制，将信贷人员的收入与其发放贷款的积极性挂起钩来，调动信贷人员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其次，还要完善中小企业贷款的约束机制。对那些按信贷原则和程序发放的贷款，由于不可预见的市场风险和非人为因素造成贷款损失的，不追究信贷人员的个人责任，只作为考核其工作能力的标准。再次，商业银行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定位。不仅要争夺大企业、优质客户，而且要逐步重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业务，因为随着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对大企业，优质客户的争夺，会趋于白热化，利润空间将会大大压缩。而中小企业的业务相对来说会大有可为，尤其是如果能发掘培育几个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客户的话，其收益将不可估量。同时也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3.3发展间接融资渠道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同时我国目前还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外企业外源融资的90％以上来自银行，因此更决定了创新中小企业体系的重点。

应鼓励面向中小企业的多种金融机构的发展，吸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经济发达、民间资本充裕的地区，发展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中小银行，按照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原则经营，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及国家政策必要的引导及监管，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可以采取发展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大力发展融资租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大力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和金融产品等措施。

3.4发展直接融资渠道

目前，我国企业的外源融资结构仍不尽合理。因此，构建直接融资体系对满足中小企业的长期性资金需要，调整改善资金来源结构，进一步发展完善债券融资市场，发展完善股权融资市场，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根据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的经验，创新融资方式。金融机构应考虑，加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等一系列改革势在必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对该国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尽管在我国中小企业还有诸多问题，但只要我们端正态度，通过对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金融制度、创业环境以及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不断地完善和创新，并在相互之间形成有效的协作机制，就可以逐步克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促进我国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贾丽虹.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探析.经济体制改革，2003.(1)：103.[2]杜稳灵，王俊阁.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化解之道.经济论坛，2003.(1).[3]芮玉巧.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及对策.江苏商论，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