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百个人的十年写作的源起

第一篇：关于一百个人的十年写作的源起

关于《一百个人的十年》写作的源起

冯骥才

一九六七年残冬一个刮风的夜晚，有人敲响我家的门板。对于我这种“被抄户”，敲门声总是带来不祥。但这敲门声音极轻极轻。原来是一个好朋友，他在郊区一所中学教授语文，文革以来整整半年了无音讯。我猜想他一定也是文革猛烈摧残的对象。一说果然，他刚刚被放出牛棚。在半年来牛棚生涯中，由于平时挚爱的几个弟子知道他有梦话的习惯，天天夜里轮流坐在他身边，等着他睡着一说梦话就记录下来，转天逼问他这些含糊不清的“黑话”的反动含义。为此，他从不敢睡觉，到害怕睡觉，再到奇迹般地失去了睡觉的能力。他的身体和精神就整个垮了下来！此刻他站在我面前，那感觉异常奇怪，他好像只剩下一个干枯的核儿。

那时，我和我爱人的家全被抄成了“零”。幸亏得到街道赤卫队的恩赐，给了这几平方米的小屋结婚成家。由于家庭成份问题，我们天天在文革枪筒的准星里惊恐万状。谁都知道，现实比想像更糟。所以相别半年，相对无言，一个劲儿地抽烟——那是一种改名为“战斗”牌的劣质纸烟吧！满屋冒着无声的、辣眼的团团浓烟，直抽到看不清对方。但屋顶上那些老槐树的枝桠在风中像巨兽磨牙一般嘎嘎作响。忽然他大声对我说：

“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这种处境？这种灾难？如果这样下去几十年，我们都死去了，谁还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经历，那不是白白遭受了么？你说现在有没有人把这些事都写下来？当然——没人！决不会有人这么干的！这等于自取灭亡„„”

在浓烟里他瞪大眼，那双和睡眠搏斗了半年的眼珠，布满了可怕的血丝。他悲哀又绝望。

从那时，我开始悄悄地把身边所有熟知的人的故事与命运记录下来。我知道这种文字是有杀头之罪的。所以，首先我把这些人的姓名以及地名换成外国的名字，时间换成上世纪，并署上外国作家的姓名，如托马斯·曼，库普林，纪德和斯坦倍克等等。如果万一被人瞧见，就说这是以前从一些外国小说抄下来的。再有就是全写在一些很小的碎纸片上，便于藏掖。每当写就，随即埋藏。或是砖底下，或是墙缝中，或是花盆里，或是棉被间，或是一张张用浆糊粘好，外边贴一张毛主席语录或文革宣传画，挂在墙上。我挖空心思来藏匿这些大逆不道、“反动透顶“之作，但对于藏东西的人来说，愈是自己藏得巧妙和隐蔽之处，愈觉得最容易被人发现。于是，我又把这些纸块翻腾出来重新再藏。很长时间里,我是边写，边藏，边找出来重新再藏。

一次运动中，我们被集中到一座体育场内参加公判大会。会场上人们被按照自己所属的单位分开站成一排排，面对着一座临时用木杠和木板搭成的长长的台子，台上装了麦克风与高音喇叭。犯人被押上来，总共二十二人，全戴着手铐脚镣，在台上每走一步，脚下的铁镣声便通过高音喇叭“哗啦啦啦”贯满整个会场。所有人全心惊胆战。随后判决人员宣布每个人的罪状。其中一个因为悄悄写了反革命文章和日记！那天判决最轻的是二十年。大部分枪决。这个写“反革命文章”的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我回到家，看着妻子，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悲哀的情感。我设想自己也会像那个写反动文章而被判无期徒刑的人，想到妻子会永远地形同守寡„„这不是神经质的想像。灾难的时代充满灾难 的可能。于是我把那些纸块尽量找出来，再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浓缩到另外一些薄纸上，废掉纸块，把这些薄纸卷成卷儿，用油纸包好，拔下自行车的车鞍，塞到车管里去。可是，我刚刚感到了一点安全，又开始担心自行车丢掉。尤其那时期单位里经常发动人们互相查找“敌情线索”，我总感觉会有人扑向自行车，从车管掏出那些足以判我死罪的文字。我终于抵抗不住内心的恐惧，悄悄把车管里的纸卷儿弄出来，先将这些文字强记在脑子里，再烧掉，或在厕所里用水冲掉。此后我便改变了写作方式，一旦冲动便写下来，再一遍遍背诵，把它记住，然后将写的东西烧掉，不留下任何痕迹。我就这样一直做到文革的终止。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祸不单行。房倒屋塌，一家人从瓦砾堆爬出来之后，我立即想到的事情是清理废墟，因为我家的砾瓦墙缝之间肯定还遗留着不少纸块，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不能叫人发现，可是我又不能只埋头在自己家的废墟里翻来翻去，那样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就先去帮助左右邻居。这样干到最后，我谢绝了邻人的帮忙，一个人细心地清除那些烂砖碎瓦，居然还捡出来一包写满字的碎片。八十年代中期，当瑞典电视台得知此事，来拍摄这些做为那时代独有的极特殊的写作细节时，记者问我：

“你从这些纸片中感到了什么？” “责任。”我说。

尽管责任这两个字被当今文学厌弃。或者嫌它过于沉重，把责任视为一种苦役；或者责怪它冷淡了自我，把它视为一种非文学或者仅仅是一种职能。但是我却从这样一条危难四伏的道路上形影相吊地走了十年。我是在非文学的时代发现文学的真正价值，这就是拿着生命做抵押，绝对没有功利地去为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们建立心灵的档案。历史学者建立事件档案，文学家建立心灵档案。这是人类最崇高的文字，也是文字最崇高的含义。其它各类，等而下之。

自一九七九年我从事文学，所作小说颇多，涉及广阔，从不自束，但心中一直没有放弃始自文革立志要做的事，即为一代普通的中国人记载他们的心灵历程。故而于一九八六年，开始进行这部名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口述实录文学。由此至今，已近十载，收到要求被采访者信件近四千封，采访数百人；摘其所具独特性且富于深刻者撰文成书。今年是文革破产二十周年，择此吉日，终结此事。同时，又写了这篇文章，道出缘起于三十年前那段决非轻松的往事，亦推开我心中一块郁结已久的块垒。

写罢掷笔，犹然感叹不已。

1996年6月2日 天津

终结文革

„„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写于《五·一六通知》（1967）发表三十周年的深夜 决不放弃使命──《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

冯骥才

一九八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地降临二十年，也是它破产式地结束整整十年之际，我心里沉甸甸生发出一个庄严的愿望，要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记载它们心灵的历程。这感觉，犹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我把这部书的总体构想与创作本意写成《前记》，刊载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在《十月》、《文汇月刊》、《小说家》等刊物上，发表了最初采写的一批文革受难者内心的故事。尽管无以数记的读者，用激励的信件主持我的做法，要求我为它们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时，在发表后一段不愉快的日子里，被舆论界微妙而难解地冷淡开。于是，有人劝告我，写文革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外国人来写。听到这话，不禁一阵深切的悲哀。

尽管“伤痕文学”运动曾经势如狂潮，但文革这个写作禁区并未彻底冲垮。过后，无形的绳索又悄悄围起起这块禁地。也许这不是绳索，是一种善意的忧虑。担心如此便会加重人们背负的重石，向前举步维艰；担心痛苦多了便不会笑；或者直说了吧——担心总是揭那疮疤，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信心——这是深藏于某些人心中的一个荒谬无知的逻辑。由于这心理逻辑，以致在每一个粉碎“四人帮”周年纪念的日子里，都故不作声。

中国决心改革，但改革是从文革中逆向走出来的；是从文革的悬崖绝壁上扭转身来，奔往人类的光明之途。然而政治上的觉醒，并不能替代整个民族的彻底觉醒。至今牵绊改革双足的，仍有许多是深远地来自文革的结实的思缕，不管是看得见的体制上的，还是看不见却牢牢潜在人们意识里的，而一切看得见的都存根于看不见的之中。我们民族也许苦难太久太深，总是避讳言之不吉，而放弃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人类前进所必需的力量，一半来自教训。任何民族的奋发自强都需要两种清醒：清醒地面对世界和清醒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未来也清醒地面对过去，中间不能割裂；清醒必须全清楚，含糊就会全糊涂。以文学清算文革，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对文革─切身的体验，切肤的痛苦，切心的焦虑，以及被这些深切的感受唤起的庄严的民族责任，只有在我们一代文革经历者身上最强烈。用它推动社会进步和逼真如实写在历史上的，也只能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硬把它封存起来，埋藏起来，留给后人或外国人当作古董去挖掘？

今年春天，我在波兰马丹涅克纳粹集中营遗址上徘徊。集中营的一切，都像文物一样完好如初地保存着。那黑黝黝的岗楼、阴惨惨的刑室、一道道冰冷冷的电网和高耸遮天的焚尸炉的烟囱，使我不寒而栗，仿佛置身于四十年前法西斯肆虐时血腥的气息里。我注意到，那些来参观的穿着漂亮的女孩子们，个个瞪大天真的眼睛，惊讶地看着它们前辈们经历过的实实在在的一切。不用说教，历史在说话，焚尸炉熏黑的炉口和人体解剖台上暗红血迹都不会欺骗他们。当这些孩子们走出集中营，眼里并无疑惑不解，而全都是不声不响，不蹦不跳，陷入了成人一般的沉思。历史的悲剧也能升华出一种神圣感，这情感强化人们对正义、善良、民主、和平于生命本身的爱和珍惜，对邪恶、专制、战争和反人道的仇恨和警惕，唤醒每个人对人类未来命运都应具备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暖意十足的淡绿色的春光，洒在一座万人坟墓巨大的拱形石盖上。那坚硬的石面被利器凿着一行字： “我们的命运是你们的警钟。”

我陡然想到巴金先生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这充满作家良心的倡议里包含着子孙造福的渴望。但由于上诉那些荒谬的误解，它同样被淡化，被搁置，被冷处理了。当上海作家赵丽宏发现年轻的一代对仅仅结束十年的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一无所知，我们难道还不应该敲响这警钟吗？只有叫后人知道过去的一切，它们才会更透彻认识到现实的一切，不迷失于身边纷杂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把个人的人生信念和人类生存的永恒真理相统一。为了这些想法，我把这部书，作为向迟早会实现的“文革博物馆”呈送的第一份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档案。

原先，我设想用两年时间完成这个写作计划。工作中我发现，这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项文学工程。凭我个人力量，要想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找出一百个最富个性、内涵深刻又相互区别的人物典型，用他们的心灵史，呈现这一无比深邃浩瀚的时代内容，何其艰难！况且未必能提供出文学所需的特有而生动的细节。

因此，我要扩大采访量。用筛选的方式，不断从一批批采访者中比较出各类典型，同时以文学的眼光审视之，再一个个精选出来，才能使这一百个普通人的内心故事，对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作出尽可能雄厚充实的包容，这样，就必须从我的生命多支付时间。一个人一生能做成的事极其有限，如果这书能如愿地实现我的写作初衷，便是我此生最大的满足了。

一位读者曾写信谴责我：“你曾经信誓旦旦，要为我们一代人写‘心灵史’，为什么有头无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气没了？还是也做买卖去了？”

读了这信，我点燃一支烟，一直抽到烧到手指头，捉笔只给了一句话： “我没权力放弃这使命！”

《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

„„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 1986年

古典文学中的鸟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晋·陶渊明《饮酒》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唐·杜甫《绝句四首》

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

唐·杜甫《春归》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唐·张志和《渔歌子》

未闻笼中鸟，飞去肯飞还。

唐·白居易《看嵩洛有感》

野性思归久，笼樊今始开。虽知主恩重，何日肯重来。

宋·司马光《放鹦鹉》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宋·欧阳修《画眉鸟》

去年燕子天涯，今年燕子谁家？

宋·张炎《清平乐》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鸟儿中的理想主义 筱敏

我对笼中继续扑翼的鸟一直怀有敬意。

几乎每一只不幸被捕获的鸟，刚囚入笼中都是拼命扑翼的，它们不能接受突然转换了的现实场景，它们对天空的记忆太深，它们的扑翼是惊恐的，焦虑不安的，企图逃离厄运的，拒绝承认现实的。然而一些时日以后，它们大都安静下来，对伸进笼里来的小碗小碟中的水米，渐渐能取一种怡然的姿态享用。它们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并学会把这看成生存的常态。它们的适应能力是强的。适应能力强，这对人，对鸟，对任何生物，都是一个褒奖的词组。它们无师自通，就懂得了站在主人为它们架在笼中的假树杈上，站在笼子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在笼壁上徒劳地乱撞。就像主人所期待的那样，优雅地偏头梳理它们的羽毛，如果有同伴，就优雅地交颈而眠。更重要的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或者主人逗弄的时候，就适时适度地婉转歌唱，让人感觉到生活是如此的自由、祥和、闲适。而天空和扑翼这种与生俱来的事情，也就是多余的了。

但是一些鸟的适应能力是坏的，这大抵是鸟类中的古典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它们对生命的看法很狭义，根本不会随现实场景的转换而改变。在最初的惊恐和狂躁之后，它们明白了厄运，它们用最荏弱的姿态抗拒厄运。它们是安静的，眼睛里是极度的冷漠，对小碗小蝶里伸过来的水米漠然置之，那种神态，甚至让恩赐者感到尴尬，感到有失自尊。鸟儿的眼睛里一旦现出这样的冷漠，就不可能再期待它们的态度出现转机，无论从小笼子换到大笼子，还是把粗瓷碗换成金边瓷碗，甚至是不是再赏给它们一个快乐的伙伴，都没有用了。这一切与它们对生命的认定全不沾边儿。事实上，这时候它们连有关天空的梦也不做了，古典主义者总是悲观的绝望的，它们只求速死。命运很快就了它们的心愿。

而我一直怀有敬意的，是鸟儿中的另一种理想主义，这种鸟儿太少，但我侥幸见过一只，因为总是无端记起，次数多了，竟觉得这鸟儿的数目似乎在我感觉中也多了。我见到这只鸟儿的时候，它在笼子中已关了很久了，我无从得见它当初的惊恐和焦灼，不知它是不是现出过极度的冷漠，或者徒劳地撞击笼壁，日夜不停地用喙啄笼壁的铁枝。我见到它的时候，它正在笼子里练飞。它站在笼子底部，扑翼，以几乎垂直的路线，升到笼子顶部，撞到那里，跌下来，然后仰首，再扑翼，„„这样的飞，我从来没见过。它在笼中划满风暴的线条，虽然这些线条太短，不能延伸，但的确饱涨着风暴的激情，它还绕着笼壁飞，姿态笨拙的，屈区着，很不洒脱，很不悦目，但毕竟它是在飞。它知道怎么样利用笼内有限的气流，怎样训练自己的翅子，让它们尽可能地张开，尽可能地保持飞翔的能力。

在这样一只鸟的面前，我感觉惭愧。

一般我们很难看见鸟是怎样学飞的，那些幼鸟，那些被风暴击伤了的鸟，那些在岩隙里熬过隆冬的鸟，还有那些被囚的鸟。这是一件隐秘的事。我们只看见它们在天空中划过，自由地扑翼，桀骜地滑翔，我们只羡慕上帝为它们造就了辽阔的天空。但在看到那只囚笼中以残酷的方式练飞的鸟之后，我明白，天空的辽阔与否，是由你自己造就的，这种事情上帝根本无能为力。上帝只是说，天空和飞翔是鸟类的生命形式，而灾难和厄运也是世界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至于在灾难和厄运中你是否放弃，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成年礼》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

啄露而歌

鲍尔吉·原野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雨后，桑园在许久的寂静之后，传来一句怯怯的鸟啼。” 早上，我又在雨后的桑园听到这样的啼唱。这只鸟的喉间仿佛有丰盈的水珠，或者它在练气功，津液满颊吧。我担忧的是，这样歌唱，不会呛水吗？我童年的朋友三相，曾向我炫耀含水歌唱，抿一口花茶根，唱颤音“美丽的哈瓦„„”还没等“那”，呛了。一阵咳嗽，我把他脊背噼啪一通锤打。

雨后，树叶上流漾水珠，小鸟感到树上挂满水滴的钻石，惊喜自语。也许，它有意啄一滴水漱口再唱。像我唱蒙古歌之前须饮烈酒润喉一样。

行家说，这自是鸟的唱法，叫“水音儿”。画眉、红子都会此腔，尤其邢台以南产的红子。腔名“衣滴水儿”。

我宁愿相信这样的情景：初晴，鸟儿啄头顶的一滴水，凉啊！它不禁喊出声来。如果没有污染和人类捕杀，鸟儿实在过着神的生活。

《思想起》P85，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

飞来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

黄永玉

„„

有一天喝早茶的时候，窗外飞进一只金丝雀。我们都以为它很快就会飞走的，它却在我们座位之间来回招呼，甚至啄食起饼屑来。

它一进来，我马上想的是：“关窗！”但没有说出口。幸好没有说出口。它对人类的信任，颇使我惭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毛病形成是很难一下改变的。

在纽约、华盛顿、哈佛校园内看到草地上的松鼠，在墨尔本看到地上散步的鹦鹉，在意大利、巴黎看到满地的鸽子，第一次，我都是不习惯的。“为什么不捉起来呢？”“捉起来”才合乎常规。

在地上看到一方木头，马上就想到：“拿回家去！”拿回去干什么，以后再打算不迟。

旧金山的鸽子和狗前几年忽然少了许多，后来发现是越南难民在吃这些东西，警察讯问他们，得到的回答却出乎意外：

“它们很‘补’呀！”

我听了这个传说当年曾经觉得好笑，而且转播别人听。唉！作为一个不幸的东方大陆人，什么时候才会打心里宽容起来呢？

那只金丝雀玩了两个多钟头，后来就飞走了。我们都以为它改天会再来，一天，两天过去了，一直没有看见它。到别人家的家里去了，也许是回自己的家。

为了这只金丝雀，我心里有着隐秘的、忏悔的感觉，甚至还不只是对这只具体的小鸟。

它好像一座小小的会飞翔的忏悔台。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P19-20，三联书店1999年5月 鸟的王国

[波兰]切·米沃什 张曙光 译

沉重的松鸡高高飞起

用它的翅膀挥击着森林的天空 一只鸽子回到它空中的旷野 一只乌鸦像飞机的钢板发亮。

对于它们大地是什么？一个黑暗的湖。它被夜晚永远地吞噬着。

它们，在黑暗之上就像在黑色波浪之上，有着家园和岛屿，被光所保存。

如果它们用嘴梳理着长长的羽毛 其中的一根落下，它长时间地 漂浮着，在沉到湖底之前

刷着什么人的脸，从明亮、美丽 温暖和自由的世界带来讯息。

《切·米沃什诗选》P39-40，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

小鸟

普希金 查良铮 译

在异邦，我虔诚地遵守着 祖国的古老的风俗： 在春天一个明朗的节日，一只小鸟被我放出。

我开始感到一点欣慰； 为什么对上天埋怨不休？ 至少，这是一个生灵，我能赠给它以自由！

（每年三月二十五日，俄国人按照宗教习俗，把一只鸟从笼子里放走。）《普希金抒情诗选》P488，译林出版社1992年6月

第二篇：《一百个人的十年》读后感

《一百个人的十年》读后感

《一百个人的十年》主要讲述的是文革时期一百个人的遭遇。在这十年里，许多知识分子，比如工程师、医生、老师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忍饥挨饿已不在话下，高强度的劳动，睡牛棚，甚至被严刑拷打，他们忍受着非一般的折磨。那个时候，哪怕只要说错一句话，便可能引起杀身之祸，那个时候，越穷越光荣，那个时候，毛主席语录背的越多越光荣。

不堪回首的文革十年

虽然在历史教科书也有提及文革十年的动荡与反思，但那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未被提及。这本书详实地记录了亲身经历文革并遭遇文革迫害的人的经历，让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文革那段历史。我曾有好几次想终止看这本书的想法，他们的遭遇让我不敢相信这仅仅发生在40年前。有一些孩子响应党的号召，去东北开垦荒地，那里的条件异常艰苦，衣服不够，粮食也严重不足，常常要忍冻挨饿，睡的地方也只有草席和一床薄薄的被子，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有些女生还因为这样而终生不孕。绝大部分的人都因为这段时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风湿，关节疼痛，甚至骨头坏死。更有甚者，一些高级工程师被抓到牢房，每天只能喝一碗白粥，睡在没有厕所的牢房里，被红卫军们严刑拷打……肉体的折磨应如此痛苦，精神上的折磨更加残忍。在那个年代，可以看的书只有毛泽东语录，其他一切书籍，皆被视为伪科学，很多重要的资料因此被烧毁，一旦发现偷看这些书籍，便会立刻被送去批斗。读完这本书，我终于

能理解为什么老舍先生不忍痛苦，选择自杀。这一百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但共同的是他们都是文革中的受害者，忍受着非人一样的生活。而这一百个人，仅仅是文革时期大部分人的代表，也许有更惨痛的经历随着他们的枉死而远去。

文革的反思

历史终归历史，我们还得回到现实中来。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忘记历史，应以史为鉴。在文革时期，民主和法制遭受严重的践踏，国家法律成一纸空文，即便刘少奇主席拿着宪法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无济于事。这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的监督机制？诚然，文革之后，我们不断地反思与总结，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得到快速发展，但仍然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而现实中，宪法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违宪审查机制也没有得到落实。我国人权保障力度也不如西方先进国家完善，比如西方国家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而我国却无此规定，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判刑，沉默将会成为他加重刑罚的酌定情节。再比如，十八大以来，我们看到一批贪污腐败的高官落马，从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再到近期的湖北副省长郭有明，这显示了中央打击贪污腐败的坚定决心，然而，虽然公开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有一些地区实施了这项工作，全面而细致的财产公开却迟迟未能实现。

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切忌操之过急，虽然我国在民主与法制方面仍然有很多缺陷，但我始终相信，随着人们的法制意识越来越强，政府依法办事的观念日渐深入，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会愈加完善，确

立宪法之上，不会让一人独大的现象再次发生！同时，这也需要我们每一位公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样，我们的国家必能在法律的引导下越走越好！

第三篇：读《一百个人的十年》有感

一、之前由于做毛概的课内实践主题是四人帮，自己对文革也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和理解。“文革是被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这是官方的说法，默默地回避了群众的错误。然而从偶然和必然的关系来说，文革极有可能是中华民族的必然，只是毛泽东生物晚年错误决策和四人帮的野心勃勃加速了它的进程。虽然早在辛亥革命，中国就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社会，但是封建人治的瘤毒一直没有肃清。而四人帮和无数想靠文革上位的人利用了它，加上民众的愚昧和法则的不健全，使得文革长达十年之久。

《一百个人的十年》再一次把文革的从历史布满尘埃的狭缝中翻了出来，力图以一百个人不同的经历呈现文革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异常复杂的全貌。在看这本书里每一个受难者的经历时，心情很沉重。这是一场精神灵魂的虐杀。“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的消失，人间演出原始愚昧时代的互相残杀；美与善将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狼下的还是掀动这狂狼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的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以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

然而在那个灾难的时代，作者冯骥才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记录文革里的这些人和事，近乎疯狂的写下来，背诵在心，之后再烧掉纸片？

二、我在这场文革厮杀中看到了小市民对这片黄土地绝对的忠诚，对统治者永无质疑的赤诚。这份纯真的赤诚很值得称赞，然而我却感到悲哀。我们的民族没有的质疑批判的思想。为什么能不假思索就跟着上头干？为什么能无中生有的造谣污蔑？为什么能不明真相就对一个可能无辜的人施加以无人道的迫害？正是这份近乎愚者的赤诚，酿就了文革的一呼百应。孰不知，今日的栽赃祸害别人的或是事不关己见死不救的，明日也成了受害者，打为监下囚。美国波士顿犹太人纪念碑上有这样一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没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今天你的麻木与软弱会为你自己或者家人造就明日的悲剧与坟墓，所以请牢记法西斯的暴行也牢记文革给我们的教训，为受害者说话，为受害者声张。

二十世纪的今天，现代电子通讯的发达与网络的普及，让我们说话的成本大大降低，不需要是新闻工作者或文人知识分子，只要你能上网就能发表自己的言论。但这不意味着每一个人可以不明真相就胡乱发言。

记得前一段时间在朋友圈和微博疯转的关于声讨人贩子，呼吁修改法律人贩子一律死刑的文章。这个呼吁受到广大网友的疯转，一时间网络上沸沸扬扬的要求法律严惩人贩子。然而我看到这个呼吁的时候，却一点也不淡定，一律死刑的呼吁，太无理取闹了。杀人犯才处以死刑，将人贩子等同与杀人犯，只会将人贩子逼成亡命之徒，而亡命之徒玩起命来，只会把孩子的境地变得更加危险。而且死刑的滥用，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所以死刑不可乱用。所幸的是，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出来正言，从各方面分析人贩子一律死刑的不可行。

然而，民众的声音也得到了国家政府的重视。27号刚出来的刑法修正草案，就对收买被拐卖儿童拟不免除刑罚。将现行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目的在于堵住买方市场，有效消除买方需求，斩断拐卖儿童犯罪利益链条，进而推动形成“收买儿童是犯罪”的全民认知，从源头上减少拐卖儿童的发生。

三、老舍，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话剧《茶馆》等作品。文革中多次被批斗。1966年，不堪忍受凌辱，自沉北京太平湖。

傅雷，著名翻译家。译有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著作30余部500余万字。1966年8月30日起遭到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抄家。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家中铁窗两侧。

文革中多少知识分子受不了凌辱自杀。我知道这些人有比生命更爱的事物，也许是音乐、也许是文学、也是信仰或者尊严等等。而当挚爱被毁损侮辱时，生命也不想要了。但也有这么一些人在这样悲剧的年代活下来了。

说不清到底是那些保持个性和信仰离开的人值得人缅怀，还是那些活着的人更了不起。然而如果为了活下来，用尽手段、坑蒙陷害、本性全失；抑或是受尽折磨，落得一身病痛又一事无成，终日惴惴不安或者怨天尤人。那还不如痛痛快快来个了结，免得苦痛一生。然而，生活太多变数，不走到最后一步，没有人能评说一个人的人生是否圆满幸福，再者幸福与否，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咸味糖真正的味道，还是糖里边的发涩的咸味。”积极生活的人无论外界的环境多么恶劣，都知道去感恩、去努力的活着。《一百个人的十年》书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三个人的苦中作乐”，分别写了主人公们在这样一个精神和物质都匮乏的年代里，如何智慧应对生活学习中的不公，“圆滑”又不失反抗精神地忽悠“领导者”，用精神胜利法和迫害侮辱做斗争。在我认为，最值得赞颂的是历经苦难，努力汲取生活的养料，感恩生活不失本性的人儿。这才是生命的大智慧。

这些人即使在阴霾笼罩的年代里，也一直带着希望或使命在生活，像作者冯骥才就是抱着一种使命在生存。他要把文革的时期发生匪夷所思荒诞的事情给记录下来，告诉后人，让这些切肤的疼痛，切心的焦虑唤起庄严的民主责任感。

通过让我们，让我们的后代，了解这一段赤诚又愚昧的时代，真实又荒诞的文革文化，将一个个关于社会弊端、文化劣根和民族自身弱点的问题公开在阳光下，迫使我们做出思考，唤醒我们文明生存所需的良知、义务与人格力量。这样，我们才能不再像父辈祖辈一般盲目而盲从，因无知而无畏，因愚昧而重蹈灾难的覆辙!

最后也想谢谢我们的毛概老师，谢谢宋老师，引导我们去看书、去做展示、去了解历史了解社会现象，思考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和社会诟病。祝老师课越教越精彩，家庭幸福美满。

第四篇：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读后感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用真实填补历史感知的断层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醋——灵魂的虐杀。

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阅读经历，有着急不可耐一气读完的欲望，又时时被字里行间渗出的叙述者的滴滴血泪弥漫了双眼，于是拿起，又放下，再翻开。足足一个多星期，《一百个人的十年》一直沉沉地笼罩着我的生活，书中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黑白照片中那些苦痛麻木被揪得仰起的脸，弯曲变形被压下的脊梁，亢奋扭曲青筋绽出的拳头，在我脑中不断的交替着。这是怎样的十年啊!对于我们这些文革后出生的人来说，近在咫尺的文革十年竟是一段历史的空白。我们从小在历史课上了解中国文明的上下五千年，而对这段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惨绝人寰、最不可思议的文革浩劫，却无从窥见。教科书上对文革的叙述苍白无物，经历过的父辈们也欲说还休，把此话题视为禁区，是不愿触痛那愈合不了的伤疤，还是记忆太沉重压得说不出话来？或许更多的是说也说不清楚。

那么，我们历史感知的断层该如何来填补？一个失去了部分身躯的人该如何存活？曾有人说过：一个得遗忘症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确实，任何民族的奋发与自强都需要两种清醒：清醒的面对世界和清醒的面对自己，清醒的面对未来也清醒的面对过去。幸好我们有使命感的文学家们用他们的笔记录下了历史的真实，前有巴金的《随想录》，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反思文革，探索着如何“做好人”，现有冯骥才的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展现的是众多普通文革经历者的心灵档案。源于一个文革亲历者的良知和文学家的责任，作者历经10载春秋，收集被采访者信件近4000封，采访数百人，其中有教师，干部，学生，家庭妇女等等，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从中选取互不雷同，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如此具有深度，广度的记录文革，前不见来者；如此繁琐，浩大的准备工作，对于如今一年出版几本书的作家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列宁认为一切旧历史理论的缺点是：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而冯骥才要把此书作为第一份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档案呈送给终将落成的“文革博物馆”。《一百个人的十年》展露的正是文革中普通人的经历与精神状态，老百姓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人们群众才是文革的主体，他们的亲身经历构成了历史的真实，他们的反思才触及灵魂的深处，发人深省。作者认为：历史总是偏爱名人，那些名人和有地位的人总有人为他们诉冤道苦，树碑立传。所以他要面对那些默默无闻的百姓和忍气吞声的芸芸众生。在颠倒黑白，狂躁荒唐的文革十年中，每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成了舞台上涂脂抹粉演员，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改编成一部光怪陆离的小说。

为了最大程度的还原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作者把事物原始状态的真实看得至高无上，因此在写作中将有限的虚构缩到最小，连配角人物，环境，场景和非主要情节也不去虚构。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血肉丰满又各具色彩的人物，他们的狂热，忧郁，失望，悲愤，冤屈，苦痛，内疚，甚至叙述时的表情，语气都毫发毕现。正是由于真实，对于口述者而言每一次回忆无不是一场残酷的经历，曾经有一位口述者，被采访之后，整整病了一个月，就她的话说“回忆一次等于脱层皮”。对于我们阅读者又何尝不是如此，由于真实，我们一次次随着口述者走入那匪夷所思的年代，与他们一起承受着痛苦，感受着心灵的煎熬。那个8岁的死刑陪绑者，那个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而始终活在忏悔中的女医生，那个至今

不愿承认是牺牲品的当时的造反派，那个让陌生人来决定自己婚姻大事的女知青，那对结婚60天却分别3650天的夫妇……他们被践踏的尊严，扭曲的心理，残酷的命运波折犹如一把利刃直捅读者的心窝，使人不得不对人性有着更通彻心扉的审视与反省。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复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前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上一代人的苦难，他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那段十年虽然已经永远的过去了,但却在中国老百姓的灵魂和生活中打下了永不磨灭的深深烙印。真实是不容遗忘的，被掩饰的历史，仍会在冰层下暗潮汹涌，无视与逃避无济于事，惟有掀开冰冻才能让时代的潮水滚滚向前，而人类也只有在庄严神圣甚至痛苦的血与火的洗礼中才能获得新生。冯骥才用满腔的悲悯之情记录下了这段文革十年，用真实来填补我们历史感知的断层。而我们的责任呢？去牢牢记住这段历史吧！终结文革的方式，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第五篇：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读后有感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醋——灵魂的虐杀。

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阅读经历，有着急不可耐一气读完的欲望，又时时被字里行间渗出的叙述者的滴滴血泪弥漫了双眼，于是拿起，又放下，再翻开。足足一个多星期，《一百个人的十年》一直沉沉地笼罩着我的生活，书中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黑白照片中那些苦痛麻木被揪得仰起的脸，弯曲变形被压下的脊梁，亢奋扭曲青筋绽出的拳头，在我脑中不断的交替着。这是怎样的十年啊!对于我们这些文革后出生的人来说，近在咫尺的文革十年竟是一段历史的空白。我们从小在历史课上了解中国文明的上下五千年，而对这段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惨绝人寰、最不可思议的文革浩劫，却无从窥见。教科书上对文革的叙述苍白无物，经历过的父辈们也欲说还休，把此话题视为禁区，是不愿触痛那愈合不了的伤疤，还是记忆太沉重压得说不出话来？或许更多的是说也说不清楚。

那么，我们历史感知的断层该如何来填补？一个失去了部分身躯的人该如何存活？曾有人说过：一个得遗忘症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确实，任何民族的奋发与自强都需要两种清醒：清醒的面对世界和清醒的面对自己，清醒的面对未来也清醒的面对过去。幸好我们有使命感的文学家们用他们的笔记录下了历史的真实，前有巴金的《随想录》，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反思文革，探索着如何“做好人”，现有冯骥才的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展现的是众多普通文革经历者的心灵档案。源于一个文革亲历者的良知和文学家的责任，作者历经10载春秋，收集被采访者信件近4000封，采访数百人，其中有教师，干部，学生，家庭妇女等等，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从中选取互不雷同，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如此具有深度，广度的记录文革，前不见来者；如此繁琐，浩大的准备工作，对于如今一年出版几本书的作家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列宁认为一切旧历史理论的缺点是：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而冯骥才要把此书作为第一份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档案呈送给终将落成的“文革博物馆”。《一百个人的十年》展露的正是文革中普通人的经历与精神状态，老百姓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人们群众才是文革的主体，他们的亲身经历构成了历史的真实，他们的反思才触及灵魂的深处，发人深省。作者认为：历史总是偏爱名人，那些名人和有地位的人总有人为他们诉冤道苦，树碑立传。所以他要面对那些默默无闻的百姓和忍气吞声的芸芸众生。在颠倒黑白，狂躁荒唐的文革十年中，每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成了舞台上涂脂抹粉演员，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改编成一部光怪陆离的小说。

为了最大程度的还原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作者把事物原始状态的真实看得至高无上，因此在写作中将有限的虚构缩到最小，连配角人物，环境，场景和非主要情节也不去虚构。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血肉丰满又各具色彩的人物，他们的狂热，忧郁，失望，悲愤，冤屈，苦痛，内疚，甚至叙述时的表情，语气都毫发毕现。正是由于真实，对于口述者而言每一次回忆无不是一场残酷的经历，曾经有一位口述者，被采访之后，整整病了一个月，就她的话说“回忆一次等于脱层皮”。对于我们阅读者又何尝不是如此，由于真实，我们一次次随着口述者走入那匪夷所思的年代，与他们一起承受着痛苦，感受着心灵的煎熬。那个8岁的死刑陪绑者，那个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而始终活在忏悔中的女医生，那个至今不愿承认是牺牲品的当时的造反派，那个让陌生人来决定自己婚姻大事的女知青，那对结婚60天却分别3650天的夫妇„„他们被践踏的尊严，扭曲的心理，残酷的命运波折犹如一把利刃直捅读者的心窝，使人不得不对人性有着更通彻心扉的审视与反省。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复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前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上一代人的苦难，他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那段十年虽然已经永远的过去了,但却在中国老百姓的灵魂和生活中打下了永不磨灭的深深烙印。真实是不容遗忘的，被掩饰的历史，仍会在冰层下暗潮汹涌，无视与逃避无济于事，惟有掀开冰冻才能让时代的潮水滚滚向前，而人类也只有在庄严神圣甚至痛苦的血与火的洗礼中才能获得新生。冯骥才用满腔的悲悯之情记录下了这段文革十年，用真实来填补我们历史感知的断层。而我们的责任呢？去牢牢记住这段历史吧！终结文革的方式，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