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以《故事新编》为例，开题报告
一、研究现状分析
《故事新编》作为鲁迅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个小说文本，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与《呐喊》《彷徨》不同的命运：研究者的态度，从开始的惊异、不解和观望，到后来的贬低、排斥与回避，直至今日的认同、褒奖与青睐，经历了这样一个研究态势由冷到热，评价定位由低到高的过程，而近十年以来，《故事新编》逐渐成为鲁迅研究界的热点研究对象。与之相伴，对《故事新编》的体裁类别、修辞方式、生命哲学和创作流派等问题的阐释和论争也愈演愈烈。
《故事新编》是鲁迅有意打造和集中阐释传统文化的作品集，对《故事新编》文本—文化向度的阐释可能。这一角度的研究文章还有钱振纲《对儒、道、墨三家‘显学’的扬弃—从文化角度解读鲁迅后期五篇历史小说》、韩云波《论鲁迅与中国侠文化的改造一一兼谈<故事新编)中的三篇小说》等，其中成绩卓越的是高远东《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系列论文，他在《道德与事功: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承担》文中指出《故事新编》中“隐含着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其文化批判“反映着他试图通过清理传统而从中寻找创造力的源泉，决心完成其‘立人’或改造国民性，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的价值取向。”‘”高文论述了鲁迅对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观念与作为文化事实的儒学的不同态度，解释了作品中对儒家思想拒绝与承担的复杂关系，高文同时彰显了《故事新编》研究的历史维度与现实旨归，但主要集中于儒、道、墨三家显学，对《故事新编》的整体阐释稍嫌不足。
二、立论依据
传统文化视角研究《故事新编》起步较晚，大体起步于八十年代，而且集中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对《故事新编》的文化寓意进行具体注释，二是以鲁迅杂文中的文化观念注解《故事新编》中的作品。前者往往忽略作品内在统一的整体性特点，后者则忽略鲁迅不同作品中文化批判与建设的不同态度。本文认为，《故事新编》是鲁迅有意打造和集中阐释传统文化的作品集，对《故事新编》的研究应兼顾其整体性和独异性，立足于文本细读，梳理鲁迅通过《故事新编》的创作回到本土文化之根寻找文化再生资源的创作。
三、研究意义
中国有着深厚的重写传统。中国古典小说以《三国演义》为代表，在明清即呈现出历史题材的繁荣之象。余邵鱼编写的《列国志传》等列国系列小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隋唐系列小说及明末历史演义小说等。然而处在古典小说创作阶段的写作主体往往在利用了这种文化心理积淀的同时自身也深陷其中，从而使作者对读者的引领滑向了正统的教化之渊，这时的作者主体意识实际是叙事意义上的主体意识，而思想观念上则缺乏主体的独立性。
大多数论者己经注意到了《故事新编》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并在其文化寓指与现实体验的遥遥呼应中各有心得，但《故事新编》毕竟与《呐喊》、《仿徨》不同，其游离时代主流的历史题材与洋溢其中的浪漫气质都明示了它是一个独异的个体：服从于现实斗争需要的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独特选择,对原有历史素材的现实性处理,别具一格的构思,以及能够同时反映双重社会生活(现代和古代)内容的古今交融独创手法的确立。
四、研究基础
（1）通过阅读传记和《鲁迅全集》，对鲁迅生平及创作有了一定了解。（2）通过阅读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对《故事新编》有了总体上的把握，并选修过张霞老师的《鲁迅研究》更加深了对鲁迅及其研究的认识。
（3）尚待解决的问题：《故事新编》创作过程的时间跨度较大，蕴含的内容丰富而深刻，依然需要更加细致的考察，避免以偏概全。
五、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1-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高远东《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系列论文。（3）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5）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
（6）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7）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8）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9)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赵卓：《鲁迅小说叙述艺术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1）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倪玉联：《对古老文化思想的深刻反思──<故事新编>本体意义新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3期。
（13）张雪莲：《反讽的意义——<故事新编>的现代再评价》，《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14）郑家建：《传统的影响：在误读与契合之间——从文学史角度重识鲁迅与庄子之关系》。
第二篇：“扬弃”儒家传统文化
“扬弃”儒家传统文化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学校：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四中学姓名：白茹晶
摘要：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的总和。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时，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选择地从形而上的层面概括、总结、升华出《论语》等儒家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和灵魂，进而把握这种文化对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内驱动力的重大贡献，在文化建设中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遗产《论语》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个方面，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极其重要的任务。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经过5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宝库，蕴含着优秀的民族精神，如何继承传统文化遗产，传承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思想品德课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解说民族精神及其特点。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为大多数成员认同和信守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的总和。它是民族集体人格的体现，是这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并在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
首先，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带有本民族特点、体现本民族精神风貌的意志和品格，具有独特性的特点。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从中升华的民族精神，它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是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心理和民族情感的客观反映，是一个民族价值取向、共同理想、思维方式和文化规范的集中体现。从本质上说，民族精神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是这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这个民族维系的纽带、发展的动力和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由此看来，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对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何其重要。
其次，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积累和沉淀，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生存环境中形成各具风格特色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哺育、积淀成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类型，因而具有延续性的特点。民族精神是通过历史积淀和文化遗传得以形成、巩固、强化和发扬光大的。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都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每一个时代都是在既定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前进，因而各种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必然在每代人身上打上烙印，历史积淀和文化遗传便成为保持民族特色、保持民族生命力的基本途径。因而，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对传统文化有选择的继承十分必要。
再次，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品格，能够支撑起一个民族的整体，激励和引领整个民族顽强拼搏，因而具有支撑性和凝聚力的特点。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重要论述既简明概括了民族精神的特点，也深刻揭示了民族精神在民族生存和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民族精神一方面成为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以及处理内外关系所遵循的价
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民族精神通过广泛的传播，能够促进民族基本道德规范的强化，增强民族独立意识的维护，加强民族内部矛盾的协调和民族各种力量的汇合，从而推动着这个民族整体凝聚力日益增强，支撑着这个民族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切，无不与继承传统文化密切联系。
从民族精神的这些主要特点去看待继承文化遗产，我们会发现儒家文化中蕴藏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而沿着儒家文化传播的历史，结合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的特点，我们也会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文化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那么，如何传承民族文化遗产中的民族精神呢？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以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民族文化遗产，合理地继承与发展，取其精髓、去其糟粕，着眼于今天，立足于中国，做到古为今用，才是可取的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之道。
中华文化的体系与内容庞杂，在许多方面都有褶褶生辉的成就与贡献。在整个中华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对历史的影响，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社会发展到今天，若一如过去那样全盘继承所有的儒家文化，必将羁绊历史前进的脚步；但若全盘对儒家文化进行否定，抛弃儒家文化这一历史遗产的精华，便是对历史的背叛。那么，正确的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是怎样的？全盘否定的态度，虽有着砸碎封建枷锁的可贵精神，但否定了历史文化遗产的精华部分，是对历史、对未来的不负责任；毫不批判的兼收并蓄的态度，分不清“精华”与“糟粕”，是在为封建思想做延续的挣扎，亦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下面举例说明，我们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时，应当怎样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遗产。
学习古汉语的人都知道，最早的文言文是没有标点的，因为古代的字要么刻在甲骨上，要么写在竹简上，要么铸在钟鼎上，非常麻烦。这势必要求行文异常简练。行文简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字尽量少，二是修饰少。由于字义多变，由于存在更多的省略，短短的一句话就会产生许多歧义。《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这样，有好几种断句，而断句的不同，其表达的意思与思想就不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种：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句不同，含义大相径庭。从语义、语法角度考量，两种断句都有其合理性，都能自圆其说。按第一种断句，意思是“民众可以让他们照着我们的指引走，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显然，这样理解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则孔子颇有“愚民”之嫌。但纵观《论语》，很难说这符合孔子的言行。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子路篇》“以不教民哉，是为弃之”，即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作战，那就是抛弃他们。反过来说便是要“教民”。这是孔子的一贯主张。翻开《论语》，例子不胜枚举。同样出自《子路篇》的，还有孔子与冉有的对话，表述了孔子先“富之”后“教之”的观点。我们大可质疑这一排序，但必须承认孔子并不主张“愚民”。《为政篇》说得更清楚：“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无疑饱含着“教民”的思想。在孔子看来，仅仅用刑罚治民，而不以仁德感化，是不行的，会造成民众的“无耻”。
按第二种断句，意思是“如果人民的行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支持他们的做法；如果人民的行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教育他们。”这
种理解，恰恰体现了孔子“仁政”的主张。以符合孔子整体思想作为参照，这一理解更胜一筹。所以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在《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二章有：“形而上者谓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方法论的角度，抛开《论语》具体的言语与复杂的内容，即抛开形而下层面的拘泥，直接抽象、概括、总结、升华出《论语》中体现的民族精神，从形而上的角度解读体现在《论语》一书中的灵魂，并尽可能地把握这种精神对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内驱动力的重大贡献。是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必不可少的要求。
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典籍，提供给人类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知识或话语，不仅仅是一个带有历史痕迹的死的东西，因为具体的知识或话语受环境、时间等诸多条件的制约很大，往往会因为历史的变动而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优秀典籍更重要的价值是它所包涵体现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浇灌、滋养一个民族的精神，使社会的进步不仅有了面对困难的智慧，还有一种永不枯竭的厚重的精神的原动力与支撑力。因而，我们继承《论语》等传统文化遗产，就应该去其糟粕，抛弃那些诸如“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君主专制”的封建思想，抛弃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文化；进而从形而上的层面解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中那些经久不衰的道德意识、人文品格、君子风范，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等等。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任何一个民族的兴衰，都与是否有一种高昂的民族精神直接关联，只有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我们的中华民族才能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才能在新世纪的征程上乘风破浪，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第三篇：吸收 扬弃 批判——周恩来与传统文化
吸收 扬弃 批判——周恩来与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的伟大人物，一定是吸取自己传统文化的孝子，同时又是吸取全人类文化的智者。本文就青年周恩来与历史上的儒家、道家、佛教、侠义、法家的关系进行分别的梳理，同时看这些传统文化对其后来的影响。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周恩来与儒家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他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地位无出其右。儒学积极方面择其要者：积极人世、爱国主义、民本主义、人和为本、中庸、重孝、守信、重气节、重名誉、修身、自立等等。儒学的消极面也不可轻视：政治上人治，认为官吏以身作则、靠道德觉悟就可以治理天下；主张等级制度，尊卑身份；厌恶竞争；忠于君王。
儒家主张积极人世，对中国几千年的士人、平民都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对周恩来的影响自不待言。他在13岁时，回答老师的提问就能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4岁时，少年周恩来在那篇著名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提出“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的使命。l6岁时，和几位好同学策划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同年，在《尚志论》这篇作文中开篇讲“立功异域，封万户侯，班超投笔从戎之志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武侯忠心事汉之志也。”同年又多次讲演、撰文、鼓吹储金救国。在一篇作文中又写道：“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周恩来这种积极参与，以国事为人生第一要义的事不胜枚举。
(一)贵和尚中
西周末年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把对“和”与“同”的不同态度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和”类似现在人们讲的包容、宽容、吸纳、融通，“同”是贬义的，类似现在的同流合污。《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天地万物才有了自己的秩序和发展。儒家在追求这种“致中和”的理想状态，认为做事要不偏不倚、不狂不狷和不走极端，这一点是符合辩证法的。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接见日本前众议院议员横路孝弘时说：“中年嘛——尽管不乏未老先衰者——为确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显然，周恩来不畏惧有人说他中庸。(二)美善合一的道德伦理
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各种文化形态中处于重要地位。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还主张清廉节俭、谦和好礼、守信知报、精忠爱国、见利思义、恻隐同情等等。’
儒家主张“俭以养德”，“廉者，清不滥浊也。”周恩来一生秉持了勤谨治国、清廉为政的道德，这一点举世罕见。
儒家称赞人性中的“侧隐”，兼有此德才能成为君子。少年周恩来受儒家道德濡染，那种侧隐同情之心就体现得超乎寻常。1914年，写了《射阳忆旧》一篇文章，回忆9岁时的一件事：看到一个受害人的孩子，在杀害自己的父亲的仇人面前哭泣甚哀。旁观者皆泣下数行。而周恩来：“余不知何故，、见彼童子哭痛，亦随之失声而号。如此情况，为余幼年所未经。”恻隐之情溢于言表。
孝道是儒家的重要道德标准之一。据卢再彬、孙智悦著的《少年周恩来》一书介绍，在两位母亲先后去世时，周恩来是呼天抢地的痛哭，泪水和哀伤交织在一起，令人无法卒读。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是1942年7月在重庆去世的。好多文献记载了周恩来痛哭父逝的悲绝场面。他刚刚做完手术出院，脸色苍白，在逝去的父亲灵前放声恸哭，一边哭一边埋怨别人没及时给信，然后三鞠躬，每一次鞠躬都泪如雨下。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也没有回去休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安葬好父亲之后，周恩来于7月15日《新华日报》广告栏中为父亲去世登载了“讣告”。说：“比于昨(十三日)日遄归，方知已弃养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据说，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唯一一位为自己父亲去世而登报发布“讣告”的人。后来，他把父亲遗像装在贴身衣袋，一装就是七八年之久。
我总觉得，周恩来对父母亲的深爱，不是物质回报的层面上的行为，是一种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他父亲几乎是不能养家糊口的这样一个平庸的长者。周恩来对他父亲如此痛哭哀伤，这是以儒教为核心中华传统孝道的精神承续。
迪克·威尔逊先生在《周恩来传》中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评价过周氏父子的关系：“很小的时候起周恩来就尝到被抛弃的滋味，周恩来后来对他生父的态度一直是苦涩和恼怒的。”可能迪克·威尔逊先生资料所限，致使他得出一个相反的评论。
(三)诚信知报
前日本众议院议员、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古井喜实1973年因致力于中日邦交反而议员落选了。l973年秋，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之际，周总理邀请他们访问北京。古井喜实说，“周总理特别繁忙，但他仍在百忙中于l0月10日半夜2点半左右接见了我们。周总理一见面就说：‘古井先生是因为致力于日中问题的解决而顾不上自己选区的事才落选的吧。’这是对我的最大安慰，他还鼓励我重新奋起。堂堂一国总理，对一个人竟然能够坦诚吐露如此的慰籍之情和鼓励之词，实在令人感动!”“不仅我深受感动，在座的家乡朋友们都哭了。”“良言一句三冬暖”，对于一个失败者来说，这就足够了。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最忌“忘恩”“负义”，而“知报”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良知，在国家伦理中更显示出它的价值意义。
1939年3月，周恩来在故乡绍兴视察抗战事宜，毫无拘束地对进步人士曹天风说过这样一段话，“至于孔家店不打不公道，对孔子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公道的。对过去作全部否定是错误的，专门以今律古，同专门以古律今一样，都不合唯物辩证法。”这也许‘是周恩来对待儒家文化的基本态度。
二、“有而不恃长而不宰”——周恩来与道家 道家在治国谋略、策略、人生观、宇宙观等方面对后人影响颇大。鲁迅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一)中学作文论老子
1916年3月，年仅l8岁的周恩来在南开中学作了一篇“波澜壮阔，议论崇闳”(老师评语)的文章，题目是《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他认为老子不是一味主张退让的，而是在退让中竞争。
中学生的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老子反对借“圣贤”以营私的理论。《老子》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说，不乱推崇有才德的人、不抢购奇货、不引诱人们的欲望，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不把社会正常生活打乱。庄子当年也曾极而言之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社会趋于常规，盗者自然消失了。“盗”者，欺世盗名者。“莽莽大地，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者，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周恩来运用“退让竞争主义”，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傥论何为道家精彩的话
1939年3月，周恩来因抗战机缘，来到了祖籍绍兴视察。绍兴进步人士、《战旗》杂志社社长曹天风作为欢迎周恩来的总代表。两人很投缘，论抗战，论政治，论学术，无所不谈。
曹天风提出：“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确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力关、美女关’。”周恩来立即反问：“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先生一时难对，周恩来接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曹先生连称“是、是。”
老子这段精彩的话在《老子》一书中两次出现过。第十章少一句“为而不恃”。第五十一章则全。“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此之为玄德。”意思是，如天地一样，虽能生长万物，但不据为己有；自己德业而成功却不自恃有功；虽然滋长万物却不为其主宰，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大德。这一段话是老子一大人生哲学，没有强烈的占有欲。对社会付出而不求报答，这是道家的基本精神。
道家与治国之道有三件法宝值得人们在行为上重视：“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从周恩来一生中言与行，可以看到老子这“三宝”的积极影响。《老子》六十章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讲究治国之慎，和周恩来总理行为是那么吻合!“小鲜”指小鱼。据《诗经．桧风．匪风》毛传：“亨(烹)鱼烦(一再扰幼)则碎，治民烦则散(散乱)，知亨(烹)鱼则知治民矣。”所以，治大国好比煎小鱼一样，不能常去搅动它。这是谨慎治国的原则。周恩来对于“治水”、“上天”，多次讲过自己对此如履薄冰。三年困难时期，他对国家各地调拨粮食亲自过目、计算，一条长长的大纸单类似哈达一样放到自己身边。“文革”**之初，火车难以正点，他竟帮助调动，说自己成了铁道部长，如此等等。
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周恩来与佛教、佛学、佛家
首次从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读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的两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人苦海”。当时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对其借用佛家的献身精神慷慨赴难而惊愕不已。
周恩来父母都是信佛的，少年周恩来是受到佛教影响的。佛教的消极面自不待言，其积极面也很明显：如容忍(对同志、朋友容忍起码正确)；寡欲(佛教道德对僧侣的十条戒规)，这对人们生活中的艰苦朴素、健康心理人格的培养有好处；行善(扶危济困、舍己为人)；献身(必要时舍出自己性命)等。周总理1963年10月20日同佛教徒谈话中说：“道义的力量是伟大的”，“佛教徒总是与人为善，主张和平的。”
周恩来生母万氏给他讲过《西游记》的故事，他在万府书房里找到《西游记》，贪婪地看了。在天津南开读书时，他大致了解了佛学概宗。l914年，敬业乐群会成立，其中就有一个“佛教研究团”。l916年5月6日，他有一篇作文《诚能动物论》，对佛教精华给以很高评价，“然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其能以一己之所行所言，范围世界之人类，虔心信仰，莫余外者，仅得数人焉：儒之孔，西之耶稣，佛之释迦是也。”
19岁的周恩来，去日本留学，还带有明显的佛教影响。1918年元旦这一天日记写道：“佛说报恩为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周恩来到日本，生活困苦，思念亲人，但没看忘用佛教精华去塑造自己。元月2日，在(修学)栏里写：佛门十戒：杀、盗、淫、酒、勿妄言„„这一天，用佛家仪式焚香、静坐，念诗纪念母亲。
周恩来在日本苦恼的时候，曾寄托于佛教的“无生主义”，在他的旅日日记中记载了l918年2月间一段苦闷心情，讲了对“无生主义”的看法，“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原故，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省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我[长]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
“无生”也叫“不生”，是小乘佛教的八不缘起之一。《中论．观因缘品》：“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一切事物既非自因生，也非他因生，又非共因生，还非无因生。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缘生，否定人的创造性，主观努力一面。当时周恩来在日本求学，经济上常陷于困境，思想彷徨，正在苦恼于不婚主义、信奉民主主义的前夜，忽然有这么一段和佛教“无生主义”结缘。这也说明，他青少年受佛教消极的影响是不能令人忽略的。
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的也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过佛教，这几乎是一种文化思潮。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在“世纪转折点上的文化思潮”这一专题研究中已指明，在近代有一个佛法人世的潮流。他指出：“与今文经学相伴随而复兴的另一传统文化思潮是佛学。近世佛学的复兴早可溯及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近则缘于戊戌时期杨文会的提倡。”陈少明认为龚、魏信佛是晚年可供心灵避难的一块静土，杨文会超然于世俗之外，而康有为、谭嗣同和章太炎则利用佛学积极人世。其中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是其中更激进者。谭嗣同突出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激励人们参破生死，成仁取义，众人平等，“大无畏”等等。章太炎治佛始于狱中，出狱后“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这些仁人志士都是在没有别的思想武器的时候，用佛教、佛学献身精神来武装自己。
四、“博浪踵相踪”——周恩来与侠义、侠行 侠义精神在中国源头久远、万古不绝。春秋战国时，侠义精神和侠义行为达到一个高潮，他涉及到食客、平民、刺客、诸子、豪强以及游民，形成一个广阔的任侠社会。任侠舍身急人、走死不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司马迁在《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对这些人极尽讴歌。侠客精神当然在任何时代都是秩序的反对者，所以在民主法制的社会是不能提倡。在专制王权笼罩着人问的时候，人们无法从法律的程序中伸张正义、获得公平，只能寄希望大侠的出现，颂赞侠义精神。墨子讲究正义、．和侠结缘。
青年周恩来确实和侠义、侠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中学创作了小说《巾帼英雄》，这篇8000余字的作品发表在1914年10月至1915年4月出版的《敬业》学报第1、2期上。写小说这一年，周恩来仅l6岁。小说故事曲折，对洪青儿之父、青儿的侠义给以赞扬。如说青儿父“慷慨好义、性和顺、嫉恶济贫，有古大侠风”。说青儿“本其父一片侠烈心肠”。通过梁生之口赞青儿是“天外飞来奇侠，救我舅妗，越出网罟，而女舟子又复能济人之急，独力鼓桨，免我舅妗于追捕之娲，且不取舟资，尤为难得。”这篇小说，塑造了集善、侠、义于一体的女性侠客形象。说明在周恩来青年时代，侠义占着相当大的思想空间。
1914年还有这样几件事。春，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观察燕赵之习俗，复有昔日所谓慨感悲歌之士者乎?”在《春日偶成》五言绝句里有“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歌吟古代荆轲、张良义无返顾的大侠之魂。
周恩来一生许多行为体现了侠义侠行。1920年天津兴起的声援福建各界的抵制日货运动。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到直隶省公署请愿。当局拒绝接见，周恩来和其他四人从公署门槛下钻进去，强行进入公署，里面是托着刺刀的军警。
1916年他l8岁时，给同学蓬仙诗中日：“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十多年后，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革命家的周恩来的勇气体现了侠气。太原撤退，夜出水西门；长沙大火，在火海中沉着应变；在绍兴，号召青年学习鉴湖女侠之精神；重庆拜访民主爱国人士，甩掉车后的“尾巴”„„在他朗朗笑声背后，革命家的气质带着古侠之风，令各界朋友赞叹不已。
1946年政协会议闭幕，周恩来乘飞机飞往重庆，遇寒流飞机结冰下降，大家都系降落伞，周恩来把自己的伞包系在小叶杨梅身上。据何谦回忆，美军飞行人员又给周恩来拿出新的伞包。
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也充满着惊心动魄的险情。“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已说明蒋帮特务的阴谋之毒辣。当时还了解到，美国虽不参加会议，但有一个70多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有间谍、军人、警察。台湾国民党也派往雅加达好多骨干特务，组成铁血团，印尼国内还有反动武装准备袭击亚非会议。如此险象环生，周恩来毫不畏惧，依然冒险前往11964年1月加纳发生政变，总统遇刺，事件尚未平息，周总理又是冒险前往。这件事，不但震动了非洲，也震动了世界!这样敢冒大风险的国家领导人，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在十年浩劫中，周恩来动用了各种有效策略伺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人们几乎涉及到周恩来各种各样策略，恐怕没人注意他运用侠义的藏隐一策。《史记·游侠列传》记载朱家“所藏活豪士数百”的记载。郭解这一游侠又被人所藏。春秋战国这类藏士、藏友的侠风很盛。这种行为为当政者视为“不轨”，用今天话说，不符合程序、规则。当程序、规则背离正义时，人们则完全可以玩一玩任侠的藏隐之策。
“文革”开始时，红卫兵揪斗老干部，使老干部面临各种迫害。周恩来把一些人接到中南海、京西宾馆、北京医院等处藏起来。更有甚者，他把贺龙元帅夫妇接到自己家中藏起来。他家里藏不了，又把贺龙元帅夫妇藏到西山象鼻子沟里。
1968年4月13日，周总理把陈毅小儿子陈、鲁托陈锡联亲自秘密安排在部队。总理同时坚决地告诉陈小鲁，“为了保密起见，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三年后，陈小鲁拿着三张五好战士喜报出现在父母面前。当然，以上这些主要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固有的思想情怀以及政治风格!
五、“专制之恶焰”——周恩来对法家持批判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对于法家自始至终是持批评态度。法家的理论主张国王要绝对集权，必要时焚书坑儒。秦始皇彻头彻尾地实践了法家这一套理论。
周恩来在中学时期1915年写的《陈涉亡秦论》，对秦始皇的暴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青年周恩来认为，秦朝世不三传，“不得不归罪痛恨于始皇也。”他认为，赵高登上宝座、陈涉起义这些问题都是秦始皇造成的。他评价周朝八百年的统治是遗爱在民，人心没有理由离异。秦始皇造成的二世而亡是“顾虑其子孙之甚”，反而不如周武王遗爱在民。青年周恩来在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时指出：第一，秦始皇在“民生元气凋零已尽，苟能以仁义自绳，惠及黎民，则陈涉无由而兴，„„乃计不出此，徒肆专制之恶焰，施其暴烈之政策”。第二，秦始皇“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北筑长城，劳民伤财”。第三，“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书，坑儒士，杀豪杰。”第四，“铖元元之口，胜于防川。”另外，周恩来又指出“弃仁义之扶苏，英勇之蒙恬”，“焉有不速其亡者乎?”这篇作文，青年周恩来揭示了“亡秦者始皇也”的历史原因与教训，确实是一篇警世之作。
在1916年《读孟禄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一文中，周恩来把历史上列出了两条不同的统治路线：一条是开明专制的路线，即文、武、周公的路线；一条是暴政的路线，即：“桀、纣、幽、厉、秦皇、汉武路线”。因为秦始皇造成“宗教厄矣!政纲堕矣!”在中国人的评价中，把暴政作为一种现象的表述，是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劳民伤财、焚书坑儒等等。而暴君是暴政的代表者，除了以上几端之外，还有屠戮功臣、骄奢暴孽、荒淫无度等。而在洛克看来，暴政是“越权行使任何人都无权行使的权力”。洛克又说：“暴政就是一个人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特殊利益，而不是为这个权力统治下的人们谋福利。不论统治者具有什么资格，只要不是按照法律而是以自己的意志为准则，只要他的命令和行为不是为了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而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欲望，那就是暴政。”周恩来正是从中国人的评价尺度来评价秦王朝和秦始皇的。历史上的开明专制虽然也是专制体制，但总是好于暴政。青年周恩来揭示了专制暴政给人民带来的无尽苦难，虽然当时还使用开明专制的武器。
总之，青年周恩来对儒家、道家、佛教、侠义都是采取了吸收和扬弃的态度。对于专制主义的法家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他在日本接受了民主主义，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用新的思想武器扬弃了中国传统文化。青年周恩来用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激浊扬清，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战斗生涯中，一直以民主的风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楷模。他具有健康的文化人格。既有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又有现代的进步思想；既具有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具有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这是他具有无穷魅力的原因。
第四篇：传统文化中的鲁迅
鲁迅眼中的传统文化
汉语言文学1501王亮201404010626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郁达夫
鲁迅生于清光绪七年，卒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做了一辈子的反动派，至死不妥协可谓善始善终，就这一点是历史上大多数文人比不了的。由于从小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鲁迅从骨子里拥有传统文人的一种气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鲁迅是成长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石上，纵他一生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丰富和复杂的概念，它最为确切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要对此点进行界说的话，也许就可以写出不少的论著来，然而鲁迅并不是一位系统探讨和专门研究某一种学科的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阐述和剖析也同样是如此，他并不是从概念的界说着手，列举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包括哪几个基本的方面，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或尖锐矛盾的种种关系，探索这种传统文化的起源、演变以及发展的轨迹。鲁迅是一位异常犀利和深刻的思想家，像他这样对于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和深刻剖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对于表现在中国的许多书籍、绘画、建筑里面，以及渗透于社会生活每个角落中间的这种思想文化状态，通过自己独特的观察、感受和理解之后，作出有力的批判。作为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重要著作《摩罗诗力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沦丧且新文化没有完全建立的时代就具有其重要意义。从青年时期开始，鲁迅就以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潮的深切感受，作出过下述的宏观性的判断，认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应该说这种从他自己切身感受中间升华出来的哲理概括，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特征。“理想在不撄”，确实是在这几千年中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面貌，这种“不撄”的“理想”，规定着世世代代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精神现象，教诲着人们既不要去直面或改变严酷的现实，又不要去坦诚地披露或触动内心中的思想，而只需沿着一条既定的思想和精神轨迹，按照早已定型的道德伦理规范去思想与行动就成了。
由于这种传统的文化理想，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审美品格的缺乏真情实感，缺乏思想的震撼力量，从而变得平庸和荏弱，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无有为沉痛著大之声，撄其后人，使之兴起；即间或有之，受者亦不为之动。从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情况来看，“伟美强力高尚”的审美品性确实是相当缺乏的，其问自然也偶或有咏叹“沉痛著大之声”的伟大诗人出现，然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理想已经渗透和笼罩在许多人的顶空，所以那些杰出的诗篇也就无法很好地打动他们。按照鲁迅的这种逻辑推理，即“不撄”的传统文化理想造就了“不争之民”，而“不争之民”又无法很好接受反对这种“不撄”传统的声音，鲁迅的感受和结论无疑是十分符合于整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
问题还在于这种严酷和枯燥的专制主义文化精神，早已成为广大民众的惯性思维方式，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种传统文化，是在虐杀和麻醉他们的思想与精神。鲁迅那种控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张，不但几乎无法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而且就是产生了这种光辉的思想认识之后，也很少有人会去理解和接受，这是因为在本质上虐杀人们的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线索，麻痹和陶醉着广大人们，鲁迅将这称为“软刀子”。因为“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把“软刀子”，确实是很难被人们清醒地认识的，尽管已经有鲁迅这样的伟大启蒙主义者，早就发出了“警戒”的声音，然而这种思想主张竟也像流进沙漠的泉水一样，顷刻之间变得干涸了，无法在广大的人们中间留下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历史惰力的侵蚀和危害作用，确实是异常可怕的。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无疑占有支配性和主导性的位置，而儒家学说的创始者孔子，又无疑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中至高无上的最为神圣的人物。由孔子集大成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多年以来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这种儒家学说为了能够更加适应于专制帝王统治的需要，在自己的全部发展过程中，曾不断吸取了其他各种学说与宗教的主张。譬如在汉代就吸取了黄老之术和法家之律；而对后世更形成精神桎梏的宋明理学，也吸取了道家和佛教的不少内容与恩辨方式。作为思想家而不是作为研究思想文化史学者的鲁迅，自然不会具体而微地去阐述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发展变化的全貌，而只能是从自己对于它进行犀利观察和深邃感受的角度，作出了不少富有宏观性和启迪性的见解。
鲁迅在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间，最为突出的锋芒自然是针对着儒家学说的。他在“五四”启蒙主义运动中间，抨击了儒家学说的“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认为“‘孝’、‘烈’这类道德”是“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儒家学说提倡“三纲”，从其中的“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出发，就必然会责成儿子的一切行为和言论都得服从父亲，妻子的一切行为和言论都得服从丈夫，即使是父亲和丈夫没有丝毫的道理可言，即使是儿子和妻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得这样去做。像这样不顾一切利害与情理提倡盲目服从，只能造成“幼者”和“弱者”的痛苦，如此残酷地束缚和蹂躏着他们，用野蛮的手段限制他们“真的人情”的正常发展，这种被统治者利益的极端片面的伦理观念，就必然会形成十分有害的。
鲁迅对道家思想的评价是“老子书五千言，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认为道家思想的实质在于“不撄人心”，逃避人世的斗争，主张“无为之治”，这确实是抓住了老子思想最为重要的特征，不过鲁迅又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老子身经乱世，厌倦了人世的纷争，却又有救世的图谋，于是就确立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后来逐步形成稳定秩序和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术，对汉初政治和经济局面的稳固与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道家思想的另一位始祖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无为”的思想。鲁迅认为“自史迁以来，均谓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不谴是非’，‘非死生’，‘无终始’，皆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比起老子来，庄子确实是更进一步“自无为而入于虚无”，完全陷于失去一切是非标准的相对主义境地，即宇宙万物都并无质的规定性的区别。他主张“等是非”、“等贵贱”、“齐物我”、“齐生死”，像这样完全取消了事物之间的界限和区别，实际上也就是彻底地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他形成这种非理性主义的主张，是出于对战乱和黑暗秩序的否定与逃离。
在佛教的诸种派别中，鲁迅是欣赏小乘的，他表述过自己“对于佛教是有一种偏见，以为艰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目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得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自然在主张“普渡众生”的大乘教派中，也有艰苦修行的，看出他是主张言行一致，艰苦卓绝地为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这正是鲁迅精神的重要实质。也正是从这样的出发点，他才不赞同“欲以佛法救中国”，佛学确实不能成为拯救中国的奋斗理想和目标，鲁迅的这个见解是十分准确的。至于佛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也像鲁迅对于道家的学说那样，并未引起他自己充分的注意与研究。
第五篇：谈鲁迅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反思与解构
谈鲁迅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反思与解构 ——以《故事新编》为例
09汉文一班 覃小婷 200900901124 《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编定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集，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他不同时期的八篇作品，共六万余字。整部作品集以远古神话和历史传说为题材，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起死》，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这些作品的语言秉承鲁迅先生一贯的风格，幽默风趣，婉而多讽，故事的内容虽然都来源于历史，但一经作者随意的点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副具有非凡情趣的画卷。《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显示出了鲁迅先生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先生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这表明鲁迅先生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
关键字：故事新编；传统文化；反思；解构
一、历史的眼光和艺术的创作 鲁迅先生站在中国现实的土地上，用历史的眼光审视着远古年代祖先们留下灿烂的业绩。同时，他又跨越了历史的局限，突破了传统的俗套，用自己艺术的个性，把现代人的行为和言语穿插到作品中，使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达到了惟妙惟肖的艺术境界。
鲁迅先生用极其机智的叙述、富于穿透力的眼光将这种后现代的困惑织入文本内部。鲁迅先生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质疑渗透在《故事新编》的各个角落。比如《补天》取材于远古神话，以丰富的幻想和大胆的想象，创造出了既有原始洪荒的“奇异”场景，也有“造人”的“伟大”工程，更有“补天”的“辉煌“的业绩，甚至有禁将军在女娲的死尸的肚皮上扎了寨等让人匪夷所思的情节。《奔月》也取材于神话故事，但却打破了后羿嫦娥美妙爱情的一般情节和场面，而是富有深意地在现实困境中创造了后羿从“英雄”到“凡人”，从“辉煌”到“冷寂”乃至是学生的背叛，以及为生活苦恼而导致妻子离他而去的局面，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极富“传奇性”的精神生存的考验和奇迹。《铸剑》取材于本身就有很强烈传奇色彩的传授故事，从眉间尺的复仇历程及行动上的不寻常，宴之敖神秘兮兮的举止，以及诡异的牺牲方式，都是典型的传奇要素，而当复仇的情节定格于鼎锅中的头颅的争斗的场面时，其诡异的传奇叙事达到了高潮。《非攻》和《理水》所取的人和事，更是一些“神话了的历史”，其塑造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等“中国的脊梁”，都是在“神化了的历史”中所创造的民间英雄形象，虽外在朴实但内里张扬，虽思想单纯却不失浪漫，整体叙事上都有鲜明的民间传奇性趣味。《出关》、《起死》与《采薇》中，小说叙事的奇异浪漫色彩更被一种“漫画式”的形式所取代，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传奇叙事的另一种风格和色彩——以喜剧人物为中心，创造出了具有“荒诞性”的传奇故事。《出关》和《起死》中到处都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喜剧人物和荒诞的兴的场面，老子、庄子本是人们心目中的文质彬彬的大学者，而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却始终狼狈地处在一种极端不和谐的环境中，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讽刺意味的“漫画化”的传奇叙事；《采薇》中的伯夷和叔齐二人因“义不食周栗”而饿死在首阳山的“史实”的背后，同样也是以一个“漫画化”的结尾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原本枯槁无味的历史故事，便增添了十分强烈的“故事色彩”，并因这种“作意好奇”的“另类”叙事，演化出了一段异常新颖的“新”的历史传奇。
鲁迅先生就是用历史的眼光，通过他个性的创作，透视出现代人的灵魂。尽管他写得是神话、传说和史实演义故事，但，我们从中不是常常能听到现代人的声音吗？比如在《理水》中，我们从哪些学者、政客身上，看到了国民党官僚以及御用文人祸国殃民的罪行。同时，鲁迅现在所造了大禹这种民间的英雄形象，“面目黧黑，衣服奇旧”、“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这都是人民大众的形象。鲁迅先生借传说中的人物来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民群众及其代表着的赞颂，他从眉间尺、宴之敖、大禹等平民身上看到了民族的精华与脊梁。他从历史的沉思和现实的斗争中，充分认识到了“为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因此，若说《呐喊》、《彷徨》以沉重和严肃体现了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刻洞察与冷峻剖析；那么《故事新编》正是以它略带“油滑”的戏说，表现出另外一种深刻。
二、世俗化的解构和深刻的重建
鲁迅先生塑造的《故事新编》里的人物，上去远古的女娲、大禹，下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山”的学者、考察大员。故事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群雄争霸的史实演义，下到现代中国的军阀混战，日寇蚕食，民不聊生以及抗战的烽烟，可谓是数千年的历史风云。鲁迅先生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感觉和思想在数千年的时间内往返飞翔，他通过艺术形象，运用戏剧性的叙述模式，把读者的感受和思考既引向中国漫长的历史，又引向当时的现实，令人发省。他破坏了历史正常的秩序，史诗性全面解体，通过日常生活和精神的现代性转变，完成了历史的解构。
《补天》中的女娲不言而喻地被世俗化了，本来她是一位创造人类的“伟人”，然后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却是“我从来没有这么无聊过”这样寂寞无所事事的形象，她只好用补天这一神圣性的工程来排遣寂寞。鲁迅先生将女娲造人的过程进行了形象重建，意在将其重新解读成弗洛伊德的性转化为创造力的故事，打破了典籍中的“女娲”的神的形象。《奔月》英雄后羿成了为世俗婚姻而烦恼，当年射日神功也只能用来射麻雀乌鸦之类的连生计都不能维持的动物，而传说中美丽温柔的嫦娥也成了刁蛮任性的现代怨妇，连升天都是因为忍受不了和后羿生活的苦难。在这里的人物形象都变颠覆了，美丽善良变成了刁蛮任性，拥有神功英雄变成了懦弱的小男人。《理水》中的大禹，本是治水的能人，“三国家门而不入”，却成了妻子眼中“没良心的杀千刀”，使大禹圣贤的形象被世俗化了。《铸剑》以无聊的抓老鼠开头，进而转入严肃的复仇计划，尤其是宴之敖的出现，使复仇不再是伦理追求，而仅仅是为了复仇而复仇，复仇的意义被宿命解构了，结尾的人头鼎锅大战，更让人觉得有趣味性。它所表达的正是作者对儒家“温、良、恭、俭、让”的中庸思想的否定，鲁迅先生通过对《吴越春秋“、《列异传”等眉间尺复仇故事的重现，让读者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温、良、恭、俭、让”式的中庸士子，本来也有充满血性的“复仇”精神，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构。《采薇》中“义不食周栗”的伯夷和叔齐，却不知采薇也是周天下的食物，这就是他们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们沉浸在自己营造的精神家园里，不断自我封闭。《出关》的老子出关是为了对抗这个荒诞的的世界，他的出走表明他对现存世界价值标准的人不同和批判，道标了他对于资深理想、个人价值的坚持，是一种新的理性标准的建立，同时也是他对新的世界的寻找。这种从个人独立的价值意义出发对理性重建的也正是对伟大、严肃、庄严进行结构的时代荒诞性的反驳。不管最后他有没有找到理想中的世界，但是他已经在开始寻找了，就会有找到希望的可能。《起死》所构建的其实是一个封建等级社会的缩影，楚王、庄子、警察局长、鬼魂、司命、巡士、杨大构成了这个等级社会里的关系图，鲁迅先生对历史的中国社会的整体解剖，以他特有的冷峻嘲讽了这个社会的人物，表现了他的生命之思和历史的忧患。《非攻》中的墨子提倡非攻，更是一个“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式的英雄人物，而结果却是“力乏”、“脚痛“、“到得难关外，又遭着大雨”，躲雨又被巡兵赶开，不受重视，这是何等心寒。
鲁迅先生对《故事新编》的构建，直指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正如他在《狂人日记》里写到的一样，“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采薇》在保持整个故事的框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用丰富的故事细节，将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的“圣迹”诠释成一系列偶然性的结果。比如华山小穷奇、阿金嫂等的偶然出现改变了故事的发展结果，从而将伯夷、叔齐饿死一事所寄寓的“忠”“仁”精神和崇高得以彻底消解。《非攻》中塑造了一个实干的、为着兼爱的理想而奔走的墨子的形象，正是对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出关》是对一直被道家奉为最高经典的《道德经》的重构。他对这些传统文化的重新构建，借古讽今，古为今用，虽采用的是真人假事、假人真事的方法来叙述和描写，但达到了使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达到和谐的完美统一，从而使揭露的现实更加深刻，更具启迪性。
所以说，《故事新编》从神话、传说与史实等具体典籍入手，实际利剑所指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咋而则结构中，既有彻底的否定，也有怀疑、重估和建设。鲁迅先生所做的就是从这些“旧文本”中释放出新的能量，企图撬开中国传统文化早已“僵硬”的土地，让中国传统文化在改造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故事新编》讲的是中国的故事，它的生命，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它的灵魂，是鲁迅先生艺术个性；它的血液，是生活之水的喷泉。中国人们只有吸取了其中的精华，才能使中沉睡已久的中国觉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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