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春阳》

第一篇：施蛰存与《春阳》

施蛰存与《春阳》

新感觉派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它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以《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为阵地，擅长捕捉、描写都市意象，喜欢用各种现代技法来写都市感官体验，注重人物的潜意识和隐秘心理分析的小说流派。

要了解这个流派的创作概况，课后可读： 严家炎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一、生平与创作

施蛰存（1905－2003），原名许德普，1905年12月3日生于杭州水亭。1909年他父亲施亦政被邀至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做文牍、管藏书，全家迁到苏州，在那生活了六年。1911年父亲为他举行开蒙仪式。因辛亥革命后父亲失业，他8岁那年父亲带着全家迁到松江，父亲在陆公勉办的织袜厂任经理，经济条件转好，稳定下来。

五四运动让施蛰存知道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新文学等新名词、新文化，经胡适《中国哲学史》接触到先秦诸子。看新文学杂志，开始练习写作。中学三、四年级时开始写小说，与同学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人一起组织“兰社”，出版四开旬刊《兰友》。1922年在《礼拜六》上以青萍、施青萍的笔名发表小说《恢复名誉之梦》《老画师》，在《星期》上发小说《寂寞的街》。施蛰存认为这时的小说“纯然是一些写实主义的作品”。1922年中学毕业，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教会大学），后因参加非宗教大同盟被迫退学。埋头写作，将自己的二十多篇小说编为《江干集》出版，因风格介于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很少提起。

1923年，与戴望舒一起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与丁玲、孔另境同学。深感丁玲的傲气。由孔认识茅盾。与老师田汉关系较好，交谈中受益颇多。1924年入大同大学学习，1926年入震旦大学特别班学法文，他、戴望舒、杜衡三人准备一起去法国留学。三人办一个小刊物《璎珞》（共印了四期），施蛰存的《上元灯》、《周夫人》在此发表。三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戴望舒、杜衡因右派同学告密被捕，后托人救出，施蛰存1926年底回家过年躲过一劫。四一二政变后，施蛰存回家，在松江中学当语文老师，戴、杜两个同学也躲在他家里。三人一起读书，翻译外国文学。施蛰存翻译了显尼志勒的《倍尔达达·迦兰夫人》。这时，冯雪峰南来松江，四人一起研究诗歌；施蛰存喜欢的中国诗人有李贺、李商隐、黄庭坚、陈三立，外国诗人有哈代、夏芝、惠特曼、桑德堡。

1928年暑假，戴望舒和施蛰存先后去了上海，都住在刘呐鸥租的房子里。刘呐鸥喜欢苏联文学和欧美的现代派文学，好谈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和日本流行的文学，施蛰存受了不小的影响。此前，施蛰存就接触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读了显志尼勒的心理学分小说。此前发表的《周夫人》就显出此倾向。他他创办了期刊《无轨列车》（共出了八期，以“借无产阶级文学，宣传阶级斗争，鼓吹共产主义”的罪名被禁止）和“第一线书店”（1929年1月换到北四川路，改名为“水沫书店”继续开业）。1929年到1930年，是他们创作、出版最繁荣的时期。施蛰存出版了小说集《追》、《上元灯》，后者受到读者的欢迎让他信心大增。

1929年9月，水沫书店创办《新文艺》月刊。施蛰存在上面发表了《鸠摩罗什》。因主张激进，鼓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到该刊第二期被迫停刊，水沫书店也随之停业。1929年10月，施蛰存与陈慧华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篷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等文艺界的朋友赶来祝贺。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三人送横幅“多福多寿多男女”（华封三祝，后二人生一女四男）。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前一天冯雪峰特意去住处通知施蛰存等人参加，但施恰巧回松江了，所以只有戴望舒和杜衡去参加了。但此后，施蛰存努力转向，写作了《凤阳女》、《阿秀》、《花》等描写劳动人民的小说，可都是失败的作品，于是结束此类创作。

1930年10月，施蛰存在《小说月报》发表历史小说《将军底头》。这和《鸠摩罗什》都是他满意的作品，“是运用历史故事写的侧重心理分析的小说，在当时，国内作家中还没有人采取这种创作方法，因而也获得一时的好评”。（施蛰存《我们经营过的三个书店》）。1931年他又发表了《石秀》、《在巴黎大戏院》、《魔道》等小说，出版《将军底头》和《梅雨之夕》两个作品集，代表着他心理分析小说的最高成就。但是受到了楼适夷、钱杏邨等左翼作家的批判，“他们只是张着有闲的眼，从这崩坏中发现新奇的美，用这种新奇的美，他们填补自己的空虚”，这种文坛上的新感觉主义新方向“证明了曾经向新的方向开拓的作者的‘没落’”。于是施蛰存不敢再继续这类风格的创作。

1931年春，“水沫书店”改为“东华书店”，施蛰存继续任编辑，同时在中国公学任国文课教员六个月。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他们的书店停业，他回到松江，教书，写诗，诗风受到了戴望舒的影响。

1932年5月，现代书局发行的《现代》月刊于上海创刊，施蛰存受邀任主编。（前两卷由施蛰存编辑，第 3卷起由施蛰存、杜衡合编。第6卷1期出版后，改由汪馥泉接编。1935年5月出至6卷4期，因现代书局关闭而停刊。）现代书局的老板张静庐想将它办成一个没有政治风险的刊物，主编施蛰存都致力于将它办成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刊物。它确实成了当时影响巨大，聚集了中国现代大多数作家的文学刊物。鲁迅、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张天翼、周起应、沙汀、楼适夷、魏金枝、郁达夫、巴金、老舍、戴望舒、施蛰存、穆时英、杜衡、杨邨人、侍桁、沈从文、周作人、赵景深、李金发、苏雪林等不同倾向的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创作或论文。在“左联”遭受压制的情况下，发表了左翼文学，如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现代》杂志发表了大量中国新感觉派和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的作品，扩大了新感觉派的影响。

1933年，施蛰存的小说集《善女人行品》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集中作品是“完全研究女人心理及行为的小说”。

1934年编月刊《中学生文艺》，主编《文艺风景》（共出两期）。1935年4月，他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1936年7月，因病到杭州修养，任杭州行素女子中学语文教师，并喜欢上了收集把玩瓷器古董。9月，小说集《小珍集》由良友公司出版，这基本上是写实的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城乡带来的一些怪现象。

1937年3月，他最后一篇历史小说《黄心大师》发表于《文学杂志》第1卷2期上。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剖析黄心潜在的性苦闷，同时运用了评话、传奇演义的中国传统手法。

抗日战争爆发，去云南大学执教。1937年9月8－29日，发了22天到达昆明，次年3月整理出这次迁徙的记录《西行日记》。施蛰存由此开始了他的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生涯，编写了《中国文学史》、《散文源流》等教材。在云南与沈从文、林同济等人交往密切。因云南被轰炸，于1940年12月回到了福建永安，在中等师资养成所任教一年。1941年去厦门大学任教四年，1945年到福建三无江苏学院任教一年。1945年翻译出版显尼志勒的《爱尔赛之死》、显克维支的《战胜者巴尔代克》和保、匈等东欧作家的小说集《老古董俱乐部》。1946年随江苏学院回到上海。

国共内战期间，塈南大学任教，编发表译著为主的刊物《活时代》，出版抗战八年间写的散文集《待旦录》。

新中国建立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谢绝好友冯雪峰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邀请，认为还是在上海当老师好。1950－1958年是他译述的丰收期，译了二十多本东欧、苏联文学。1958年被划为右派，到上海郊县嘉定劳动。这时开始收集碑拓，进行金石研究。劳动两年后，1960年回到华东师大中文第资料室工作，开始纂辑《词学文录》。用《花间集》曲子词的规格体制，1963年选编了一部宋代小令集《宋花间集》，清代的《清花间集》，二书1986年出版。同时抄编了一部《历代词籍序跋汇编》。1966年文革期间再受冲击，1969年再被遣送到嘉定劳动，期间继续古代文学和金石碑刻的研究。1974年回资料室工作。1978年始开始回到讲台给本科生上课，1981年主编《词学》丛刊。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小结：

1、施蛰存一生，作家、翻译家、编辑、古典文学和金石研究学者、教师。

2、文学创作，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方面；1937年以前，以小说为主，以后以散文为主。

小说创作经历了从写实、怀旧到历史、都市题材的心理分析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约以1929年为界，前期代表作为小说《上元灯》；后期代表有小说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

后者是他小说成绩的代表，是他自觉运用心理分析学说创作的小说。所受的影响主要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和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他的小说的特色是，重视人物的性心理、潜意识、二重人格的描写，善写人的本能与社会道德的冲突及由此形成的病态心理。

二、《春阳》

这是一个短篇小说，收入施蛰存的1933年出版的小说集《善女人行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施蛰存在“序言”中指出，集中作品是“完全研究女人心理及行为的小说”，“本书各篇中所被描绘的女性，几乎可以说都是我近年来所看见的典型，虽然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笔调之下，但是把它们作为我的一组女体习作绘，在这个意义中，它们仍然可以有编在一集中的和谐性的”。

（一）思想内容

写为旧式婚姻牺牲了青春的中年乡镇富婆婵阿姨，在春天的阳光和商业大都会气息的诱发下，萌动的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性爱心理。上海的畸形繁荣与周边乡镇昆山的保守，城乡文化的二无碰撞，由此女人的心理得到了深刻反映。

（二）人物形象：婵阿姨

她是在传统婚姻、道德和财富的侵害下性格异化、精神变态的中年富婆形象。

她是已守寡十三年的35岁寡妇，继承了婆家巨额财产的富婆。为此浪费了青春，经受着灵肉冲突的煎熬，将在传统的生活轨道中耗尽生命。

十二三年前，婵阿姨底未婚夫忽然在吉期以前七十五天死了。他是一个拥有三千亩田的大地主底独子，他底死，也就是这许多地产失去了继承人。那时候，婵阿姨是个康健的小姐，她有着人家所称赞为“卓见”的美德，经过了二日二夜的考虑之后，她决定抱牌位做亲而获得了这大宗财产底合法的继承权。

她当时相信自己有这样大的牺牲精神，但现在，随着年岁底增长，她逐渐地愈加不相信她何以会有这样的勇气来了。

翁姑故世了，一大注产业都归她掌管了，但这有什么用处呢？ 她忘记了当时牺牲一切幸福以获得这产业的时候，究竟有没有想到这份产业对于她将有多大的好处？族中人的虎视眈眈，去指望她死后好公分她底产业，她也不会有一个血统的继承人。算什么呢？她实在只是一宗巨产底暂时的经管人罢了。

小说所写的就是一次她春心萌动的心理。自然环境氛围：春天的暖阳，万物复舒。社会人文环境（上海大都市），开放自由；人的“春”天气息（年青人的活力，女性的美丽打扮、男女间的爱意等）。

直接诱因：银行年轻男职员的一眼注视，引发她一次自作多情的幻想。

婵阿姨把保管箱锁上了，走出库门，看见那个年轻的行员正在对着她瞧，她心里一动，不由的回过头去向那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的保管箱看了一眼，可是她已经认不得哪一只是三○五号了。她望怀里一掏，刚才提出来的一百五十四元六角的息金好好地在内衣袋里。于是她走出了上海银行大门。

她的心理感觉渐渐变化的过程：注意到阳光、打扮，找出理由花钱，买东西，吃好的，不舍得回家想在上海邂逅浪漫，为再看职员一眼记忆模糊回到银行，受到“流水无情”似的打击果断回家，天气变坏、又算计钱财得失，意味着回到传统，心中的那汪春水再次变成一潭死水。

好天气，太阳那么大。这是她今天第一次感觉到的。不错，她一早从昆山趁火车来，一下火车，就跳上黄包车，到银行。她除了起床的时候曾经揭开窗帘看下不下雨之外，实在没有留心过天气。可是今天这天气着实好，近半个月来，老是那么样的风风雨雨的没得看见过好天气，今天却满街满屋的暖太阳了。到底是春天了，一晴就暖和。她把围在衣领上的毛绒围巾放松了一下。

来来往往的女人男人，都穿得那么样轻，那么样美丽，又那么样小玲玲的，这使她感觉到自己底绒线围巾和驼绒旗袍的累坠。早知天会这样热，可就穿了那件雁翎绉衬绒旗袍来了。她心里划算着，手却把那绒线围巾除下来，折叠了搭在手腕上。

要不然，假如她舍得随便花钱，她怎么会牺牲了一生的幸福，肯抱牌位做亲呢？（到了银行，见到那年轻职员）

于是他笑了。一个和气的，年轻的银行职员对她微笑着，并且对她看着。他是多么可亲啊！假如在冠生园的话，他一定会坐下在她对面的。但现在，在银行底保管库里，他会怎样呢？

她被他看着。她期待着。她有点窘，但是欢喜。他会怎样呢？他亲切地说： ——放心罢，即使不锁，也不要紧的，太太。什么？太太？太太！他称她为太太！愤怒和被侮辱了的感情奔涌在她眼睛里，她要哭了。她装着苦笑。当然，他是不会发觉的，他也许以为她是羞赧。她一扭身，走了。

在库门外，她看见一个艳服的女人。

——啊，密司陈，开保管箱吗？钥匙拿了没有？ 她听见他在背后问，更亲切地。

她正走在这女人身旁。她看了她一眼。密司陈，密司！

于是她走出了上海银行大门。一阵冷。眼前阴沉沉地，天色又变坏了。西北风。好像还要下雨。她迟疑了一下，终于披上了围巾：

——黄包车，北站！

在车上，她掏出时表来看。两点十分，还赶得上三点钟的快车。在藏起那时表的时候，她从衣袋里带出了冠生园的发票。她困难地，但是专心地核算着：菜，茶，白饭，堂彩，付两块钱，找出六角，还有几个铜元呢？

（三）艺术特色

1、注重描绘人物的潜意识流动和性心理的变化。

2、由人物的变态心理，反映了30年代城乡两路思想文化的碰撞。

3、环境描写与人物心理刻画互相映照，具有隐喻的内涵。

附：其他“新感觉”描写例子： 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自序”（1934年5月）：

我是在去年突然地被扔到铁轨上，一面回顾着从后后面赶上来的一小时五十公理的急行列车，一面用不熟练的脚步奔逃着的在生命的底线上游移着的旅人。二十三年来的精神上的储蓄猛地崩坠了下来，失去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标准、规律、价值全模糊了起来……

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大晚夜报》！”卖报的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他对面的那只蓝霓虹灯的高跟儿鞋鞋尖正冲着他的嘴。

“《大晚夜报》！”忽然他又有了红嘴，从嘴里伸出舌尖儿来，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葡萄酒来了。

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灯，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在这“探戈宫”里的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中央一片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椅桌和人们的错杂的光景，使人觉得，好像入了魔宫一样，心神都在一种魔力的势力下。在这中间最精细又最敏捷的可算是那白衣的仆欧的动作，他们活泼泼地，正像穿花的蛱蝶一样，由这一边飞到那一边，由那一边又飞到别的一边，而且一点也不露着粗鲁的样子。

空气里弥漫着酒精，汗汁和油脂的混合物，使人们都沉醉在高度的兴奋中。有露着牙哈哈大笑的半老汉，有用手臂作着娇态唧唧地细谈着的姑娘。那面，手托着腮，对着桌上的一瓶啤酒，老守着沉默的是一个独身者。在这嬉嬉的人群中要找出占据了靠窗的一只桌子的一对男女是不大容易的。

第二篇：浅谈海派作家施蛰存

浅谈海派作家施蛰存

作者生平简介：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名施青萍，笔名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

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代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抗日战争爆发後，他曾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1952年以後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施蛰存一生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後，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施先生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施蛰存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1930年代与鲁迅论战，20世纪50年代拒绝在教学中援引马列文论，晚年对社会也很关注，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蛰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3年）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主要著述

短篇小说集

《上元灯》—《将军的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

散文集

《灯下集》—《待旦录》

编译作品

《荣誉》—《轭下》—《征服者贝莱》—《劫後英雄》—《妇心三部曲》—《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波兰短篇小说集》—《外国文人日记抄》

学术著作

《唐诗百话》—《词学论稿》—《宋元词话》—《历代词籍序跋萃编》—《北山集古录》—《水经注碑录》

他的第一个短篇集《上元灯》，其中大部分小说都是用怀旧情绪来表达男女初恋的诗意和小市民生活，出版后获得好评。1932年主编《现代》，以写作《鸠摩罗什》

为契机，之后有意的运用精神分析学来来创作心理分析小说，遂同穆时英的新感觉派部分合流。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在30年代堪称独步。历史题材故事新编在前，如《将军的头》、《石秀》、《李师师》等，用精神分析来重新解释历史人物和事件。《梅雨之夕》、《狮子座流雨》、《春阳》这些篇什，心理分析更从尘封的故纸堆之深入到现在都市，深入到女性的世界中去。应当说，在现代环境下的男女发生地矛盾，是更适于窥视人性的经久不息的涌动层面的。有人的内在生命来表现人性，表现男女情爱，就这样成了施蛰存小说的母题。这时期的作品主要收入《梅雨之夕》集、《善品女人行品》集。这种文学主要推行到市民群中去，势必要以新奇的趣味来取胜，所以，她的小说又不断改变手法，尝试新技巧，显得十分的不安分。他写潜意识，写出了《夜叉》，写出了《魔道》受爱伦坡的影响写了《凶灾》，类似一种心理探秘，自己也跌进了“魔道”吃了一惊，很快开始转向。她的《小珍集》里的一些优秀之作，就显示了某种回归写实、探索心里现实的新路径。

作为一个海派都市小说家，施蛰存还有一点，即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倾向。他栖身于上海，但松江有老屋存焉，这是他的文学“后院”。她的早期小说有赖于对江南小镇的回溯，已经显出她与穆时英、刘呐鸥的相异。后来的心理分析小说脱去模仿的痕迹，成熟的代表作一律是乡镇进入城市的那种文化碰撞结构。《春阳》写旧式婚姻牺牲了青春的中年乡镇富婆，在春天的阳光和商业大都会气息的诱发下，萌动的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性爱心理。一个弗洛伊德心理小说的框架，却把社会变迁隐约地包含在人物心理变迁之内，其他如《雾》、《鸥》等，也是同样的结构。到他写集外的《黄心大师》等作品，乡村的和民间的影响，便再一次的浮现出来。可以说，施蛰存的城乡统有的“情结”，贯穿了他的文学的全程，并保证她的创作拥有一贯的气息。踏实最早认识到现代派需要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并付之实践。他自己评价自己给中国小说带来什么新的东西时说，“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这是公允的说法。

20世纪前叶的中国新文学中存在着一股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小说创作流脉。对于多以行为情节来写人物的中国小说传统而言，这种专注于人物深层心理分析的作品，无疑代表着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因此可以说，弗氏对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透视，为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另一个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作为精神病理学家的弗洛伊德，从分析人的内心深层的情感欲望，尤其是性本能的欲望着手，创立了一套系统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提出人的潜意识的概念。认为潜意识是意识的基础。梦就是潜意识在人睡眠时乘理智控制的疏怠而自行溜号活动。该理论的核心是它的人格构成理论，即认为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层次构成。本我是人的欲望和本能，主要由性本能即“力比多”（1ibido）驱使。它按“快乐原则”行事，一味追求本能的欲望满足；超我相当于社会的检察机关，它按社会文明规范的法律和道德原则来行事，对不合社会文明规范的本我冲动实施压抑；自我相当于社会的行政执行机关，它按“现实原则”行事，在外部世界、本我与超我之间起调节作用，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本我的欲望和要求，又要用超我的理性和意志时时压抑和提醒本我要遵守社会文明规范，不能任意蛮干。当外部环境的强大力量使自我感到无法调节现实与本我的冲突时，它就会产生有关外部世界的现实性焦虑；当实际行动中违反了超我的“至善原则”，超我就以强烈的自卑感和内疚感来处罚自我，使它产生道德性焦虑；本我的强烈的欲望和本能无法实现，也会迫使自我产生神经性焦虑。此外，从性本能的观点出发，弗洛伊德还提出男孩有恋母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complex），女孩有恋父情结，即“爱列屈拉情结”（Electracomplex）。认为人的受社会文明压抑的本能欲望可以转向社会所允许的活动中得到变相的满足，从而使本能欲望得到升华。艺术创造就是一种性本能的升华。弗氏的这一套理论，对个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文明规范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的复杂多变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系统地理论化和科学化的分析和解说。这不但对心理学领域，甚至对整个思想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很快超越了最初治疗精神病变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界限而冲击到文学、艺术、宗教、社会风尚、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侧面。在中国，虽然早在新文化运动前就有人在文章中提及弗洛伊德的理论，但真正产生影响却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因为弗氏理论对性心理的高度重视，其本身就是对于传统的以理灭欲、忌言性色的封建礼教规矩的一种大胆的挑战。所以它的引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叛性，存在着某种精神的契合。1921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发表《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①一文，正式译介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郭沫若最早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1921年，他写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作者的性格》一文，从弗氏的艺术创造是性本能的升华的观点立论，推断王实甫是一个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导致性变态的人。他还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创作了一批小说。比较典型的是《叶罗提之墓》和《残春》。前者通过一个七岁的孩子与表嫂的恋情表现儿童的性欲心理，后者则通过描写主人公与看护妇的婚外情被愤怒的妻子砍杀两个孩子的血腥现实所震慑的梦境，来阐释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构成理论。鲁迅也早在1922年写《补天》时就尝试用“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②小说含蓄地写了女娲的性苦闷。此外，在郁达夫、叶灵凤等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与精神分析学说的暗合之处或说都能找到弗氏理论的踪影。不过，鲁迅应用弗氏理论的创作只不过是浅尝辄止；郭沫若在创作中对弗氏理论的套用则显得生硬，很多情节令人觉得突兀，难合情理；而郁达夫等人则更是在描写人物的性爱心理时对弗氏理论的顺手拈来，而不是刻意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对作品和人物进行通盘的设计和构思。弗洛伊德小说取得真正的实绩，是它与文学流派的结合。20世纪30年代由十里洋场的海派风气催生出来的所谓“新感觉派”作家，借弗氏理论来打开文学创新的新视野，这种艺术选择，实际上带有地域文化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的必然性。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而被认为所谓“后期浪漫派”的徐，实际走的是现代都市心理分析小说的另一条路径。施与徐是真正从立意、构思到描写都能娴熟地运用弗氏理论，使中国的现代都市心理分析小说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第三篇：施蛰存先生自传

施蛰存先生自传

一九0五年冬，生于杭州，随父母旅食苏州。辛亥革命后，又迁居松江，一住三十年，遂为松江人。出一九二二年夏，在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松江二中)毕业。秋，入杭州之江大学。参加非宗教大同盟，为校方所不喜，自动辍学。一九二三年秋，到上海，入上海大学。一九二五年秋，转入大同大学。一九二六年秋，又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同年，加入共青团(C.Y.)。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归隐松江，任松江联合中学（后分出为松江县立中学）语文教师。

一九二八年秋，震旦同学刘灿波（呐鸥）创办第一线书店于上海，邀戴望舒和我主持编辑工作。我们办了一个小型文艺半月刊《无轨列车》，发表了戴望舒、姚蓬子的诗作，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和译诗，我的小说等。这个刊物，出至八期，即被禁止，书店亦被查封。

次年，又办水沫书店。得冯雪峰的帮助，请鲁迅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有计划地、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版了几种之后，因避免租界当局及官方注意，改名《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这个书店，还印行了戴望舒、姚蓬子的诗集，柔石、胡也频、徐霞村和我的小说集；沈端先（夏衍）、刘呐鸥、冯雪峰、郭建英、林疑今等人的外国文学译作。此外，还创办了《新文艺》月刊，最初发表了章靳以、穆时英的作品。这个杂志，出至第八期，被禁停刊。淞沪抗日战争时，书店被炮火所毁，就停止了。在这时期中，我仍兼松江中学教职，每星期往来于松沪之间。因为书店编辑工作，系半义务性质，所得报酬，不足以维持一家生活。

一九三二年春，应上海现代书局之聘，主编一个大型文学月刊《现代》，从此才放弃中学教师职务，长住上海，为专业文艺工作者。一九三五年，《现代》出至六卷第二期，由于资方性质改变，书局为国民党文人所控制，我即辞职。

一九三五年夏，应上海杂志公司之聘，与阿英同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出了七十多种，因抗战开始而停止，没有完成全部计划。

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四0年五月，在昆明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员、副教授。

一九四O年六月至十一月，旅居香港。十二月，回上海省亲。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七年，在福建，计在中等师资养成所一年，厦门大学四年，江苏学院一年。一九四七年夏，复员回沪，在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至一九五O年，转任大同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教授。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直到现在。

一九三七年以前，我的文学烽动除了编辑工作之外，主要是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外国文学的翻译。抗战期间，写了一些散文。一九五O至一九五八年间，译了二百万字外国文学作品。一九五八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

已刊行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上元灯》(1990)、《将军的头》（1931）、《梅雨之夕》(1932)、《善女人行品》(1934)、《小珍集》(1936)。散文集：《灯下集》(1937)、《待旦录》(1947)。编著：《魏琪尔》(1951)、《域外文人日记钞》(1935)、《晚明二十家小品》（1934）。译文：《多情的寡妇》(1929)、《十日谈选》(1930)、《恋爱三味》(1931)、《波兰短篇小说集》(1936)、《捷克短篇小说集》(1937)、《匈牙利短篇小说集》(1936)、《今日之艺术》(1935)、《戴丽莎之一生》(1937)、《爱尔赛之死》(1943)、《称心如意》(1945)、《胜利者巴尔代克》(1945)、《丈夫与情人》(1945)、《渔人》(1952)、《轭下》（1952）、《荣誉》(1953)、《火炬》(1953)、《显克微支短篇小说集》（1955）、《雷蒙特短篇小说集》（1956）、《征服者贝莱》（四卷，1956—1958）。

未刊行的作品有，《纨扇集》(诗集)；《现代英美诗抄》、《现代法国诗抄》(译诗集)；《侮辱的时代》(译马尔洛中篇小说)；《王修微集》、《宋人词话总龟》(辑本)；《北山楼读词记》、《唐诗串讲》（古典文学）；《水经注碑录》、《诸史征碑录》、《碑目丛钞》、《云间碑录》、《赵 1 孟頫石墨志》、《龙门山北魏造像五十品集释》、《辑补宝刻类编第四卷上》、《汉碑叙录》、《汉碑年表》、《金石百咏》、《北山楼读碑记》、《集古别录》、《四续军寰宇访碑录》（以上碑版文物）。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四篇：施蛰存：唐女诗人

诗出于歌，歌起于民间。民歌的开始，很可能属于妇女的劳动歌谣。从独唱而至于互唱，由互唱而至于对唱，再由对唱而至于问答，于是男女诗人都有了。《诗经》中如《王风·伯兮》，《郑风》中的《山有扶苏》、《狡童》、《将仲子》，都是妇女所作，可惜没留下姓名。五言诗起于汉代，已有好几位女诗人见于著录。窦玄妻的《古怨歌》、苏伯玉妻的《盘中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卓文君的《白头吟》，都是好诗。蔡文姬的《悲愤诗》，作五言长篇，更是杜甫《北征》诗的泉源。魏、晋以下，历代都有女诗人，或则见于著录而诗与名俱亡，或则诗存而名佚。但锺嵘《诗品》中，还论到汉代的班婕妤、徐淑、齐代的鲍令晖、韩兰英，这几位女诗人的作品现在都不可见，但她们的姓名能列入《诗品》，可知当时必有杰出的作品流传。

到了唐代，男诗人既多，女诗人也并未示弱。不过由于封建社会礼教的约束，女诗人的才名，不出于闺阁。她们又不能应进士试，用不到行卷。她们没有社会生活，作诗也限于闺中抒情，因而极少流传出去，到后世便如云烟之消散。但是即使如此，《全唐诗》中还保存了几百首女诗人的作品，仍然反映着这是清代以前女诗人最多的时代。

唐代女诗人中最著名而作品现存最多的止有三家。李冶、薛涛、鱼玄机。李冶和鱼玄机都是女道士，薛涛是成都妓女。她们都有社会交际生活，常与文人唱酬，因此她们的诗流传最多。三人中，李冶的时代最早，我已在讲中唐诗的时候讲过她的诗。薛涛年齿略迟于李冶，其声名卓著时期，大约在贞元至元和年间。她的诗相传有五百首。南宋时还流传着她的《锦江集》五卷，可是现在仅存八十九首了。

薛涛的诗大多是七言绝句，但其压卷①之作却是一首五言律诗：

酬人雨后玩竹

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

众类亦云茂，虚心能自持。

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

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

有人雨后赏竹，做了一首诗，写给薛涛看。薛涛也做了一首，以酬答他的好意。“酬”不是“和”。和是要用原韵的。酬不必用原韵。但既然称为“酬”，诗意便应当照应原作。薛涛一看原作，便想到竹的特征表现在冬季，故古人以松竹梅为岁寒三友。现在此人却在雨后玩竹，便不是恰当的时候。所以她第一联便说：你在南方的春天雨后玩竹，那里能看到它不畏霜雪的姿态呢?接下去说：但是，春天是草木茂盛的季节，在这时候玩竹，至少可以看到它能以虚心自持，也就不同于“众类”了。这一联的对法比较灵活，从词性的角度看它，似对非对，属于假对一类，或曰假借对。从意义的角度看这是一联流水对，或曰十字对。因为诗意不是两句平列，而是以十字为一意的。颔联是咏竹。晋代有山涛、王戎等七位高士在竹林中饮酒赋诗，称为“竹林七贤”。故诗曰“多留晋贤醉”。舜帝南巡，死于苍梧。他的二位妃子在竹林中哭泣，眼泪滴在竹竿上，成为湘妃竹，又名斑竹。故诗曰“早伴舜妃悲”。因为七贤的时代在舜妃之后，故用“早”字，以点明时代。结尾一联照应了起联。大意说：你如果能到年终时候再来玩竹，就可以见到它不畏霜雪的劲节了。这首对原作者大有讥讽之意，但说得非常委婉。诗意既佳，句法亦苍老，在中唐五言律诗中，可以列为佳作。

鱼玄机诗一卷，四十九首，现在还有一个南宋刻本。此外，《文苑英华》载鱼玄机《折杨柳》一首，不见于集中，故现存诗五十首。她的诗以五、七言律诗为多，功力在薛涛之上与李冶不相上下。

赠邻女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这是一首极其大胆的诗，封建社会中的女诗人，能在诗中表现这样风流浪漫的思想情感，并不很多。但在唐代，却不止鱼玄机一人。诗题曰《赠邻女》，看诗意，大概这位邻家姑娘是被一个薄情男子抛弃了的。鱼玄机写这首诗安慰并鼓励她。第一联写这个姑娘的生活，从侧面表现她的情绪。怕见阳光，故以罗袖遮掩太阳；早晨懒得起来梳妆，因为有春愁。愁字的说明，就在下面第二联：“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说得多么沉痛!在这个社会中，男子几乎个个都是无情无义的，要找一个“有心郎”，比找一件无价之宝更为困难。这个邻家姑娘，因为有这样深刻的春愁，所以她睡着时也偷偷地哭泣，在花园里也无心赏花，而暗自伤心。鱼玄机用选一联来具体描写了邻女的春愁。但鱼对这位邻女的只会伤心，只会暗哭，虽然非常同情，却觉得她未免太懦怯了。对于这样一个处于被动地位的弱女子，鱼要鼓励她争取主动，创造自己的生活。鱼在结尾一联中，把宋玉比喻为“有心郎”，把王昌比喻为负心郎②，即抛弃邻女的那个男子，而组织成一联为妇女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响亮口号：“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刚才我说，在唐代，写这样大胆的诗的女诗人，不止鱼玄机一人。现在就举一首李冶的六言诗：

八至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

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在封建宗法制度中，夫妻是五伦之一，又是三纲之一。夫为妻纲，妻是从属于夫的。夫妻的爱情，不是双方均等，而是由宗法制度分配的。夫对妻，主权大于爱情；妻对夫，义务大于爱情。由封建婚姻制度结合的夫妻，他们之间，即使双方都有爱情，这种爱情也是由封建制度维持着的。李季兰看穿了这种夫妻关系，用一句六言诗就揭发了这种夫妻关系的本质：表面上是最亲密，实质上是最疏淡。前面三句，都是比喻，用来证明“至亲至疏”的辩证观点。

这首诗，岂不是也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作品吗?

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执政二十年，有功有过，互不相掩。我们不在这里评论她的政治，止限于赏鉴她的才华。她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所作诗文很多。《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她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卷，可惜现在仅存诗四十六篇，在《全唐诗》中。

武后有《九日游石淙》诗七律一首，命群臣和作，有石刻至今犹存。她的原唱中有“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亦可谓一时佳句。但最能表现其浪漫性格的却是她自制的商调曲《如意娘》：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有人怀疑此诗不是武则天作的，因为从诗意及语气看，不象是一位执政的女皇身分。这是由于误解此诗，认为是作者自己抒情。当然，武则天不会有这一类型的爱情苦闷。但这是她写的乐府歌辞，给歌女唱的。诗中的“君”字，可以指任何一个男人。唱给淮听，这个“君”字就是指谁。正如现代歌星手执话筒，唱着“我爱你”、“我念你”，使听众不免动心，就收到恋歌的效果。你如果把这一类型的恋歌认为是作者的自述，那就是个笨伯了。

诗四句，意义明白，不用注解。我只要提出其第一句，可见武则天对于妇女的相思病，极有深刻的体会。“看朱成碧”是视觉的错乱。妇女在极度苦闷的情绪中，官感会发生异状。对于色、声、香、味的感觉，都会反常。武则天以“看朱成碧思纷纷”来形容这个女人的“憔悴支离”，确是符合于生理学、心理学的经验之谈。

这首诗，岂不是也可以说是女诗人大胆之作吗?

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是初唐诗人，首先制定律诗对法的人。婉儿继承家学，作诗文都是第一流的。武则天当政时，她在宫中为昭容③。帮助武后进用文人学士，提倡文化。武后朝臣中，诗人最多，与婉儿很有关系。评论沈佺期、宋之问二人诗篇优劣的，也就是她④。她虽然因为附从安乐公主事被杀，但玄宗在开元初年还特别命臣下编集她的诗文为《上官昭容集》二十卷。这个集子现在也已亡佚，《全唐诗》中只存她的诗三十二首。

綵书怨

葉下洞庭初，思君万里馀。

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

书中无别意，惟伥久离居。

题目是乐府曲名，以前没有见过，大约也是新创的曲调。诗体却是五言律诗。这个题目和这首诗连在一处，就可以知道这是初唐的作品。因为初唐时，五言律诗还可以谱曲入乐。中唐以后，没有以五言律诗为乐府歌辞的情况。

一个女人在秋天怀念她的离居已久的丈夫，因而作此诗。第一句就点明时季，同时也暗示作诗的动机。不了解这句诗的来历，就止能体会到它是说明作诗的时季，而不能体会到它所暗示的作诗动机。现在我们把这句诗的来历注明：

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葉下，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这是屈原《九歌》中的四句。“葉下洞庭初”，即“洞庭波兮木葉下”。这是点明“怨”的时季。但《九歌》原文在此句下还说明在这个秋风落叶的时候，盼望神来的吉日，预先备好酒食，以供迎迓。“与佳期兮夕张”，在《九歌》中是迎神之词，在此诗作者所暗示的意义，却是希望丈夫归来的吉日。许多诗人运用古典成语，往往含有歇后的作用。即用的字面是上句，用的意义却在下句。这也是读诗时应当注意的。

你如果理解了第一句的双重意义，就能体会第二句并不单是承接上句的字面意义，它同时还承按了上句所暗示的意义。第二联是描写这个与丈夫“久离居”的女人的孤寂之感。露浓则天寒，天寒而无人共枕，就觉得被冷了。月落则即将黎明。到了黎明时候，锦屏中还是空虚无人，可知整夜的闺房中，始终是独自一人。

第三联上句“欲奏江南曲”，此句亦必须先了解《江南曲》的内容，然后才能了解它与下句的思想关系。据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云：江南曲是古代相传的曲子。古词有“江南可采莲，莲葉何田田”，又云：“鱼戏莲葉东，鱼戏莲葉西，鱼戏莲葉南，鱼戏莲葉北。”看来是很早期的江南民歌，故歌词非常素朴、简单。吴兢说，后世人作《江南曲》，内容都是“美其芳晨丽景，嬉游得时。”据此，可以了解这一联诗是说：我本来想写几篇描写良辰美景、及时行乐的《江南曲》，可是为了要争取时间，封发寄到蓟北去给你的信，《江南曲》就无心作了。蓟北、辽西，都是当时军人远征的地方。

第四联结束全诗。急于要封发的信，也没有别的内容，止是表示我和你离居已久的惆怅心情而已。这并不是表示信的内容简单，而是表示满纸都是离情别绪，顾不到写别的家务事。此诗题目是《綵书怨》，另有一个版本作《綵毫怨》，意义均同。“书”是信札，“毫”就是笔。这结尾一联是照应了诗题的。五言律诗的格调形成于武后朝，文学史上虽然归功于沈、宋，但我想上官婉儿也一定有一份功绩。但看此诗，工稳不亚于沈宋。对仗贴切是她祖父的遗教。“江南曲”本来不是此诗中必要的词语，但为了给“蓟北书”找配偶，就想到了“欲奏江南曲”一句，可以欣赏她对法之灵妙。

《全唐诗》第二十九卷所录女诗人诗，有许多是出于传奇小说，未必真有此作者，故不可尽信。现在选录几首作者较为可信而诗极好的。

盛小丛是晚唐时越中（绍兴）歌妓。大中年间，李讷为浙东观察使，夜登城楼，听到歌声激切，极为赞赏，命人将歌者找来，才认识是盛小丛。当时监察御史崔元范在李讷幕中，将奉召入京，李讷置酒送行，席上就命盛小丛唱歌劝酒。在座的主客都作了诗。盛小丛唱的是她自制的曲子：

突厥三台

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

日旰山西逢驿使⑤，殷勤南北送征衣。

这是一首边塞词。首联二句极自然，极豪放，声调又响亮。第三、四句写驿使忙于为边疆战士输送寒衣，题材也极能表现边塞风光。女诗人的作品中，象这样的诗极少见。读此诗，可以想象，盛小丛必然是个豪迈的姑娘，不是娇柔的女士。当时李讷首先赋诗：

绣衣奔命去情多，南国佳人敛翠蛾。

曾向教坊听国乐，为君重唱盛丛歌。

王莽时，御史的官名为“绣衣执法”，故后世以“绣衣”为御史的代词。“南国佳人”指盛小丛。“敛翠蛾”即蹙紧眉头，表示送别的情绪。“曾向教坊听国乐”是李讷自述曾在长安听过教坊乐工所奏的国乐，代表国家的第一流音乐。结句说：现在为你送行，重新再请听一遍盛小丛的歌声。这是把盛小丛的歌唱比之为教坊里的乐曲。

崔元范也赋了诗，李讷幕下的判官杨知至，也有一首诗，均保存在《全唐诗》中，今不再抄录。不过杨知至诗的起二句云：“燕赵能歌有几人，为花回雪似含颦。”似乎盛小丛是个北方人，流落在浙东为歌妓的。我想江南歌女恐怕不会作这样豪放的歌词。

徐月英是江淮间的妓女，也是晚唐人。她有《送人》一首，在唐人绝句中，可以列入佳作之林。

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

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

这首诗大有神韵，但是得之于自然，不是刻意琢磨出来的。平望是吴江上的驿亭，送人上船都在此地。“鸳鸯相背飞”是象征手法，不是实指鸳鸯。“两人同去一人归”，岂非“鸳鸯相背飞”了吗?

徐月英还有一首不全的诗，现在仅有二句，也可谓佳句：

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这二句被宋代女词人聂胜琼偷了去，补凄成一首：《鹧鸪天》词：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几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

注释：

①古人编诗集，把他最好的一首编在卷首第一篇，称为“压卷”。这个名词，用到后世，泛指全集中最好的作品，不一定编在卷首。②宋玉有《登徒子好色赋》，讲到有一个东邻姑娘，在墙头上偷看了他三年。鱼玄机诗用此典故，寓意要邻女自己去找爱人。

王昌，魏晋时人，风神俊美，为时人所赏。但无薄倖事。此诗仅为借用而已。

③昭容，皇后宫中女官名，为九嫔之一，位正二品。

④见本书第六篇。

⑤此句《升庵诗话》所引作“昨夜阴山逢驿使”，似较好。

第五篇：施蛰存唐诗百话045刘长卿五言律诗三首

刘长卿：五言律诗三首

刘长卿，字文房，河间(今河北献县)人。少时读书嵩山中，后移家鄱阳(今江西)。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进士及第。至德中，自监察御史出为转运使判官。为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告犯赃罪，系姑苏狱久之。贬为潘州南巴(今广东茂名县东)尉。因有人为之辩白，量移睦州司马。官终于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故其诗文集名为《刘随州集》。

刘长卿进士及第，比王维仅迟了三年，他应当属于盛唐诗人。但他的诗名著闻于上元、宝应年以后，因此文学史上把他列为中唐诗人。其实在中唐诗人中，他是前辈了。他的诗也属于王、孟一派。五言诗最著名，也最为自负，曾自以为“五言长城”。这是无人能超越的意思。

现在选讲他的三首五言诗：两首五言四韵律诗，一首五言十韵律诗，即元明时人所谓排律。

馀干旅舍

摇落暮天迥，青枫霜叶稀。

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

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

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寒衣。

馀干是江西省的一个县。他住在馀干旅馆中作此诗。起联说明时候是暮秋傍晚。天空非常幽远，秋风摇落，青枫树上经霜的树叶已很稀少。第二联写眼前景色。水滨的孤城已闭了城门，孤独的鸟正在背人飞去。孤城、独鸟，从写景中透露自己的孤独。第三联仍是写景。此时，渡头已升起了明月，旅舍旁边渔家的人，还在捕鱼，没有归来。尾联点出主题：在这秋暮孤独的情景中，怀乡之情正要达到极度；然而非但没有什么东西来安慰此心，反而听到不知什么地方有捣洗衣服的砧杵声，使我的乡心更加沉重。这一联结句写得非常凝炼。我们必须补充许多话，才能解释清楚。而这些补充的话，都是从“正欲”二字中体会得来的。

这首诗似乎很平淡，可是音调和修辞都很工稳，为当对传诵之作。我们看张籍的一首诗，即可知受刘长卿的影响：

宿江上馆

楚泽南渡口，夜深来客稀。

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

旅望今已远，此行殊未归。

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征衣。

这首诗是次刘长卿韵而作，但题下未标明“次韵”。全诗的用意，修词、结构，简直逐句摹仿刘长卿，我们不能不说张籍偷窃了刘长卿的诗。同时也可以想到皎然《诗式》有三偷之说。皎然以为偷语、偷意，罪无可逭；偷势则不妨任其漏网。张籍此诗，三偷具全，可为盛名之玷。而宋元以来，竟无人议及。大约此一窃案，还是我首先发觉。

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

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

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

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穆陵关在今湖北省麻城县北。渔阳即今河北省的蓟县。桑乾水即今之永定河。蓟县在永定河北。这首诗大约作于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安禄山从渔阳起兵，攻入关中。败退后渔阳人民都离乡背井地逃难，现在回老家去。刘长卿在穆陵关北遇到一个回渔阳去的人，便写了这首诗。这首诗不是赠行送别的诗，故没有送行的语气。这个人也不是刘长卿的朋友，故没有表达与此人有交情的语气。它只是描写一个乱后回家的人的观感。

第一联用直叙法点明题目。在穆陵关路上，碰到你单身匹马回渔阳去。第二联上句照应第一联上句。这里是古代楚国，现在惟有青苍的山还是古物。你去的地方是古代幽州之地，淡白无光的太阳也很寒冷。第三联写从穆陵关到幽州，一路上的城池都已因屡次战争而残破了。耆老大户，不知还有几家留存。尾联上句结束第三联的二句，下句结束题意。到处都是蓬蒿野草，你这个乱后归乡的人，恐怕只得擦着眼泪一路看去。

以上刘长卿五言律行旅诗二首，中间二联全是平列的写景。诗的内容，未免贫弱。当时还不以为病，中、晚唐以后，诗人渐渐考究到律诗中二联的情景虚实。到宋人作律诗，便以这种句法为一种缺点了。

负谴后登于越亭作

天南愁望绝，亭上柳条新。

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

生涯投岭徼，世业陷胡尘。

江入千峰暮，花连百越春。

秦台怜白首，楚水怨青萍。

草色迷征路，莺声傍逐臣。

独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

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

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

牢落机心尽，空怜鸥鸟亲。

这首诗是刘长卿得罪降官以后，游于越亭，有些感伤，乃作此诗。于越亭是馀干城外一处名胜。刘长卿另有一诗，题云：《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还有一首《初闻贬谪，续喜量移，登于越亭赠郑校书》。这三首诗可能是同时所作。从此可以揣测，他得到贬官的处分以后，就回到鄱阳，旅居于馀干。此时朝中有人为他辨冤，才得恩许量移。量移是唐宋二代的政治名词。意思是酌量移至较近处。这是对谪降官的从轻处置。刘长卿降为南巴尉，到南巴后不久，即奉勅到苏州去重新推问他的罪案。问题弄清楚后，量移为睦州司马。

诗的第一、二联点明题目，兼写自己如落日中的独归之鸟，在此地孤舟旅泊，不知要到怎样一个荒远的地方去。以下四联，一联抒情，一联写景。最后四联，正面吐露自己的感伤。篇法极为整齐。

登上亭子，看见柳条新绿，正是春二三月的时候。亭在山上，远望天南，是自己即将赴任的南巴，不免忧愁至极。看到在落日中孤飞的归林之鸟，不禁想起我这个孤舟南去的人，将到一个什么地方。我今后的生活，即将投身岭外；回顾老家的产业，此刻还沦陷在胡虏的战尘中。接下去说：江水流入千山万山的暮色中，花一路盛开，与南越的春色相连。如今对镜自照，可怜已有星星白发；感怀遭遇，却象屈原一样，无罪被放，行吟泽畔，怨青萍白芷之香消叶萎。再遥望南方，草色青青，将迷失我的旅路；听听树上莺啼宛转，却不是对一个有闲情逸志的人在歌唱，而是在一个被放逐的小臣身旁歌唱。因而它们的啼声，只能使人悲哀。到此为止，一共四联八句，都是上联抒情，下联写景。写景也不用纯客观手法，每句都有一二字表达作者的心情。

律诗的中间二联，一般作者都用一联写景，一联抒情的方法，这就是宋元诗家所谓虚实相生法。写景是实句，抒情是虚句。但南宋时，有一个诗人周伯弼，编了一部《三体唐诗》，选录七绝、七律、五律三种诗体的唐诗，以发挥他的虚实论。对于绝句，他分为虚起实接和实起虚接两种格式。对于五、七言律诗，他分为四虚、四实、前虚后实、前实后虚四种格式。所谓四虚、四实，指的是律诗的中间二联四句。他以为一首律诗，以四实为上，四虚为中，虚实各半为下。这部书是针对当时江湖诗人的空虚浮滑而作，在当时颇有影响，到后世则颇有异议。刘长卿的《馀干旅舍》，就是符合于他的四实论的。他认为这种创作方法，是唐律之上品，但近代诗家却以虚实各半为上。

在四句中间分虚实，专为四韵八句的律诗而言。作长篇律诗就不适用了。长篇律诗，唐人以韵数标题。八韵、十韵，十二韵、二十韵、四十韵。甚至百韵以上。高棅编《唐诗品汇》，给这一类的长篇律诗题了一个总名，称为排律。以便于分类。这个名称，至今沿用。排律仍然要注意四句一绝的规格，无论写景或抒情，都必须以四句为一个段落。排律四句，等于四韵律诗的一联二句。试看杜甫的排律，无论转韵或转意，总是四句一转，没有二句一转的。刘长卿此诗是排律，却以二句为一个段落。一联实，一联虚，而且还重迭一次，这种句法，也是极少见的。

最后四联八句，叙述负谴后的感伤，照应题目的前半。他的被贬谪，是由于被人诬告。被人诬告，是由于得罪了贵人。他说：在人世间，我自以为是个众醉独醒的人，谁知却反而被人诽笑；我凭直道做人，却不能容身于官僚群中。因而得罪，受尽风霜之苫。幸而还能保全生命，不能不感谢天地的仁慈。现在，对此青山，不禁下泪，感念身世，正如大海中一条无路可走的鱼。平时待人接物，用尽心机，结果还是一个不谐于世的失败者，只有鸥鸟对我还有些亲近的感情。这里的“机心”二字，不是贬义字面，不过是说平时小心翼翼地接待人物。另有一首《送路少府》诗的结句云：“谁念沧洲吏，忘机鸥鸟前。”又韩翃有一句“机尽独亲沙上鸟”(《寄雍丘窦明府》)诗意皆同。

这首诗字句都很明显，容易了解。惟有“天地仁”是比喻用法，指的是皇帝的仁心。“秦台怜白首”一句，因“秦台”词语的意义不定，故有不同的理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讲这两句诗云：“昔尝以御史居秦台，尚悲登庸之晚；今以逐臣趋楚泽，能不采萍而怨乎?”这是把“秦台”讲作朝廷的御史台。“登庸”即登用，这个名词，出于《尚书》。官做到宰相执政，才可称为登庸。刘长卿做过监察御史，是谏议官，非执政官。谏议官的公署称为台，分东台、西台。执政官的公署称为省。在宣政殿东廊的是门下省，西廊的是中书省。宰相议事的政事堂在中书省。唐汝询以为刘长卿作监察御史时年岁已老，故诗云：秦台悲白首。”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醳》中也在此句下注云：“长卿曾为御史。”他们都以“秦台”为御史的代词。唐、吴二人都是我的同乡先贤，都是明朝人，但不知谁早些。到了清初，又有一位同乡吴昌祺，作《删订唐诗解》。他对唐氏的讲法有怀疑，在书眉上批了一句：“秦台句疑文房必有老亲。唐解参。”他把“秦台”解作长安，把“白首”解作指老亲。他以为此句是作者悲念在长安的老亲。但他还不敢肯定自己的讲法，故在前面加一个“疑”字，而在后面再表示不推翻唐氏的讲法，可以备参考。“台”字可以指朝廷所在之地。曹魏以邺郡为京都，当时称为邺台。北宋以汴梁(今开封)为京都，当时称为汴台。唐都长安，在秦中，故可以称为“秦台”。

以上两种解释，都有可疑之处。刘长卿作监察御史，估计不会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他至多不会过四十岁，似乎还不会“悲白首”。再说，全诗都是抒写目前的情绪，中间忽然插一句回想做监察御史时“悲登庸之晚”，从思想过程上推考，也是不很可能的。同样，全诗对老家的忆念，只用“世业陷胡尘”一句。如果还怀念到老亲，一定会把“老亲”和“世业”并为一联，而决不会隔了一段写景，忽然又想起了老亲。这里“秦台”，“楚泽”二句，显然是叙述自身的事，可知“白首”必然是指自已，而不是指老亲。

关键还是在于“秦台”二字，到底应当作何解释?刘长卿另有一首诗，是在至德三年(公元七五八年)摄海盐县令时《寄上浙西节度使李侍郎中丞行营》的诗。也是一首五言长律。李侍郎大约是提拔刘长卿的人。全诗上半叙述安史之乱，后半叙述自己的遭遇，其中有一段云：

昔忝登龙首，能伤困骥鸣。

艰难悲伏剑，提握喜悬衡。

巴曲谁堪听，秦台自有情。

遂令辞短褐，仍欲请长缨。

久客田园废，初官印绶轻。

榛芜上国路，苔藓北山楹。

大意说：成进士后，仍然是一个困骥，没有得志。后来幸喜得到你的提拔。我的那些下里巴人的诗歌，无人赏识，只有你对我很有感情。因此，你使我得以释褐入仕。可是，刚才做官，却逢到安禄山作乱，于是去请缨参军。离家多年，只做了一个江南小官。遥望长安，已是一路榛芜，自己的家屋，也已长满了苔藓。

这一节诗中，也用“秦台”，显然是指浙西节度使李中丞的。中丞即御史中丞，正是台官。根据这一用法，似乎可以肯定“秦台怜白首”这一句是说朝廷中有执法御史哀怜我年老。但是杜甫有一首诗，题目是《赠裴南部》，题下自注云：“闻袁判官自来，欲有按问。”这是一首五言六韵律诗，其中有二句道：“粱狱书因上，秦台镜欲临。”显然也是与官吏下狱之事有关。此处的“秦台”之下加了一个“镜”字，当然是指铜镜了。铜镜创始于秦代，散文学中常称秦镜。古人用铜镜都放在一个镜架上，称为镜台。故“秦台镜”也可以说就是秦镜。这并不是没有依据的猜测。梁昭明太子萧统有一篇《锦带书》。其中有一句云：“萍叶飘风，影乱秦台之镜。”这里的“秦台”，绝无御史台的含义。“秦台之镜”，干脆就是一个“镜”字的繁文。但是，诗文中用“秦镜”，通常也比喻“明察秋毫”的意思。杜甫诗“秦台镜欲临”，并不是说有一面镜子要来临，而是说御史台中派一位公正清明的官员来审问案情了。这样讲，可见杜甫是把御史台和镜台两个意义混合用了。这又和萧统的“秦台之镜”取义不同。刘长卿诗中的两个“秦台”，一个是指御史台(“秦台自有情”)，一个是指镜台，也就是镜子。“秦台怜白首”，应解作对镜自照，可怜已是头发白了。刘长卿有一首《峡石遇雨》诗，其中二句云：“方寸抱秦镜，声名传楚材。”也以秦楚为对偶。上句意思是说自己心地清白；方寸是心的代词。另有一首《赴南巴书情寄友人》诗，有句云：“直道天何在，愁容镜亦怜。”这二句又见于《罪所留系寄张十四》。可见这一诗意，刘长卿曾屡次写到。“秦台怜白首”就是“愁容镜亦怜”。

对于刘长卿这首诗，历代的好评都集中在“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一联。因为上文既叙述了负谴后的冤屈情绪，又自己说明了得罪是由于“独醒”和“直道”，但在饱历风霜之苦的时候，还感激宽仁的“天地”，保全了他的生命。“天地”显然是指皇帝，“天地仁”实即“君恩”的代用词。他虽然因冤狱而受风霜之苦，还不敢抱怨皇帝，可以说是很忠诚的了。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论刘长卿，就举出他这两句诗，评云：“可谓伤而不怨，亦足以发挥风雅矣。”方虚谷在《瀛奎律髓》中说这两句是全诗中“尤佳”者。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醳》中评云：“语意温厚。”又说：“诗多凄怆之旨，毕竟心灵冲逸，归宿安闲，怨悱不乱，小雅之伦矣。”沈德潜《唐诗别裁》评此二句云：“归美君恩，风人之旨。”这些论点，都是根据于儒家的诗教理论，读古典诗歌，不可不熟悉“诗教”的意义。

孔子曾说过：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

这是孔子论六经的教育作用。到一个地方，看到这地方人民的思想行为的各种表现，就可以知道他们受了那一部经典的教育影响。但这种教育作用，也有缺点，如果人们能避免这种缺点，那才是真正接受了这部经典著作的影响。一部《诗经》，是六经中的文学书。“诗教”就是文学教育。这个地方的人民性格温柔敦厚，就可知他们受到良好的诗教。但温柔敦厚的人往往有一个缺点：愚。因为一味温柔敦厚的人，容易成为不辨是非的老好人，这就是愚笨了。既温柔敦厚而又并不愚笨，这就可知他们是深于诗教了。

为什么《诗经》这部书能教育人民，使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温柔敦厚呢?因为《国风》里的诗都是“好色而不淫”。《小雅》里的诗都是“怨悱而不乱”。《国风》是各地人民的抒情诗。其中有歌咏男女爱情的，但没有淫诗。《小雅》是士大夫作的讽谕诗，有指摘政治得失废兴的诗，但并不流于**。不淫不乱，就是温柔敦厚的基本条件。男女关系，可“自由恋爱，但不许越礼私奔。越礼就是淫。对于政治，可以诉怨，可以诽议，但矛头只能对准宰相大臣以下的官吏，不能对准皇帝。对准了皇帝，就是鼓动造反，就是乱。儒家把淫与乱作为两个极限，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法与政权。所以把温柔敦厚作为文艺的教育目标。一切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温柔敦厚这个标准的，就受到赞扬。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批判。许多人对刘长卿这两句诗的评价，都是继承了这个传统而肯定它们体现了温柔敦厚的态度。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所能写出来的最进步的文学作品，仅仅是暴露政治、社会的黑暗面的作品。例如白居易的《秦中吟》之类，要求他们写鼓动革命的作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诗教的压力十分强大。倒是在民间文学中，有时还出现过一些大胆的歌谣或小说。但是，象《水浒传》那样的公然叫出“替天行道”的革命口号，明目张胆地要夺取政权的，也还是不多。而且，即使是《水浒传》，最后还得把宋江写成一个接受招安的投降派，可见小说的作者还不能不顾到诗教的压力。

孔子虽然以温柔敦厚为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但他并不反对革命。他知道无原则的温柔敦厚会导致愚忠愚孝，所以他立即提出一个“愚”字。对暴君苛政也温柔敦厚，驯如绵羊的人民，他认为是愚民。孟子说：“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知儒家并不以诗教来反对革命。革命非但不违背诗教，反而是“深于诗”者。这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的儒家观点，到了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儒家，就绝口不提孔子的这个“愚”字。从此以后，温柔敦厚的诗教遂成为对付革命思想的麻醉剂。

刘长卿是被诬为贪污而降官的。事情弄清楚之后，仍得起用。他写诗感谢“天地仁”，也在情理之中。他和皇帝没有矛盾，怨悱的对象不是皇帝，本来不会得“乱”，而明清以来这些诗评家都用温柔敦厚来阐发他这两句诗，我以为全不适合，全是废话。

刘长卿诗的风格，近于韦应物，仍是王、孟一派。语文功夫显清淡、工稳，篇章结构是自然流利。但是思想内容，却与韦应物不同。第一是诗意没有韦应物的丰富多变。高仲武评刘长卿云：“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中兴间气集》)这是指出他常常把同一个观念，重复地用在诗中，而在结句中尤多。刘长卿有诗九卷，三百多首，果然有许多诗意近似的句子。诗的结句，也往往意境相同。不过他的这一缺点，我以为并不是由于“思锐才窄”，而是恰恰相反，由于诗思不能多方变化，与其说是“思锐”，还不如说是“思俭”。不过说他“十首已上，语意稍同”，未免夸张，刘长卿的诗恩还不至于如此贫乏。

不过，对于这一情况，我们也应当看到，人的思想活动，各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人的意识，也各人都有一个区域，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方法和区域会得固定下来。作诗太多的诗人，往往会有许多雷同或类似的辞句，这就表明他不能超越自己的意识区域，也不能改变他自己的思想方法。高仲武偶然从刘长卿的诗中发现了这一情况，但这个情况并非单独存在于刘长卿的诗中。如果仔细阅读每一位诗人的全部作品，同样的情况肯定也可以发现，差别仅在于多些或少些。陆放翁的诗有一万多首，我曾摘出他许多重复的诗句，全句相同的就有几十句，意同而文字稍有改换者有一百多处。在一万多首诗中，有这些情况，似乎不能说放翁“思锐才窄”或“思俭”。因此，我以为语意稍同，不能算是刘长卿诗的缺点。

刘长卿与韦应物诗的思想内容，其第二点不同之处是二人性格不同的表现。韦应物自从改任文官之后，表现在诗里的是一个闲静淡泊的人。他的世界观比较消极。刘长卿是一个刚正不阿，负责任事的人。他的世界观非常积极。他的政治生活，屡经蹉跌，但他始终明辨是非，直道而行。被诬蔑，被降谪，虽然不免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但他并不后悔，并不变节。他的传记资料很简单，生平不甚可知。高仲武说：“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皆自取之。”可见他是个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上司的人。现有的传记资料中，只说他任转运使判官的时候得罪了他的上司鄂岳观察使吴仲孺。吴仲孺诬告他贪赃二十万贯，因而贬谪为南巴尉。吴仲孺是郭子仪的女婿，是个极有权势的人，这就可知刘长卿的刚了。这件事大约是第二次迁谪。其第一次迁谪的情况，无可查考。刘长卿诗中，充分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的政治和权贵的“怨悱”，颇有自比于屈原的情绪，这也是韦应物诗中所没有的。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