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化产业供给侧,探索特色文创新模式

第一篇：改革文化产业供给侧,探索特色文创新模式

改革文化产业供给侧，探索特色文创新模式

-敦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文化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正逐渐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但是当前文化产业产能过剩和产品有效供给不足这一突出矛盾严重制约了该产业的健康发展。也就是说，虽然我国文化产业近年来增长迅速，但大部分产品还存在品质不高，创意含量不足的问题。衡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文化供给对人们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而文化艺术供给质量是满足文化艺术消费需求的前提和保障。文化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我们加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本文将以敦煌文化产业发展为例，来讨论文化产业的供给侧改革，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特色文化创新模式。

天时-四部委联合发文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中华民族独立和文化自信，需要文化艺术的引领与激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离不开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面对“文化强国”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应该如何促进文化供给侧改革，从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呢？

2016年5月，《人民日报》刊载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给当下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指明了方向。我们应深入发掘文化艺术资源，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传承中华文明，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就需要调动文化文物单位积极性，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充分运用创意和科技手段，在文化领域进行供给侧改革。

要实施文化供给侧改革，首先需要进行传播渠道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我们要立足于内容资源和人才优势，借助于互联网平台优势和经营思维，改变单向传播方式，建立精准化、定制化、互动性的新型现代化传播体系。其次，要顺应消费方式的互联网化和移动化。网络消费方式强调参与性、及时性、社交性和独特性。特别是文化消费，粉丝经济、社群经济、艺术众筹等新型模式相继出现，给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消费增添了新的活力。这对于文化产业而言，既是一个变革创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当前，以BAT为首的互联网巨头大举进军文化产业，如阿里影业、百度影业、腾讯文学、乐视影业等相继成立。这说明传统文化领域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但是需要与新技术、新模式有机融合，丰富创作手段、生产方式，促进内容和服务的多重创新。最终通过网络化共享化等新型文化经营模式，实现文化、创意、人才、资金的四位一体协同发展，塑造互联网时代文创新模式。地利-璀璨的历史文化艺术宝库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化传统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五千年来积累了有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文化艺术传承。以敦煌为例，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汉武帝以来，丝绸之路出长安、入敦煌，经由阳关、玉门关南北两道，通达西域，敦煌因而被成为“丝绸之路第一枢纽”。历史悠久的莫高窟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艺术中包含壁画、塑像、石窟建筑等艺术门类，在壁画中又有音乐、舞蹈、飞天、佛像、菩萨像、供养人服饰、装饰图案等多样化的内容；有佛经故事、历史故事等艺术素材；也有壁画色彩、技法、构图、布局等艺术手法。它们都是进行现代文创的宝贵资源库。这些文化元素已被广泛运用到城市象征、品牌标志、工艺品设计、服装设计、数字出版、动漫、影视、纪录片等现代文化艺术的创作当中，无数中外艺术创作者从敦煌艺术中获得了灵感。

民国时期，著名画家张大千曾在敦煌长期临摹壁画。经过敦煌艺术的日夜熏陶，他在人物画方面有了新的风格，由于对色彩的领悟，使他在山水画、花鸟画上采用极为大胆的泼墨泼彩法，尤其在晚年的作品中，张大千已经把敦煌壁画中那种恢宏的气度和绚烂的色彩自由地运用于山水画、花鸟画中。80年代初，由甘肃省歌舞团创作的《丝路花雨》获得了巨大成功，这部以丝绸之路重镇敦煌为历史背景的舞剧，再现了大唐盛世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历史故事。同时，以敦煌壁画艺术中舞蹈形象为参照，尽情展示其中飞天伎乐、反弹琵琶舞等极富民族文化特色的舞蹈艺术。还有上海美影厂推出动画片《九色鹿》，经敦煌莫高窟第257窟壁画《鹿王本生》故事改编而成，已成为一部探索民族风格的经典之作。

人和-文创IP推动文化供给侧改革

现如今，文创盛行，文创IP也成为一个互联网热门词汇。2016年8月北京国际书展开幕式上，《一带一路画敦煌》的中国原创设计涂色书成为书展亮点。与《秘密花园》等国外涂色书不同的是，这套书左手页是斑驳的千年壁画原图，右手页是运用最新计算机技术从高清原图处理而成的保真线描稿，可以说，“左手是历史，右手是当下；左手是文化，右手是和传承。哪怕没有书法基础，不会拿毛笔，也不会写小楷，也可以在家用一只彩色铅笔穿越一千六百五十年，做一回敦煌“画工”和“抄经人”。让大漠孤烟中的敦煌艺术文化，在涂绘中渗入人们的心灵。

美轮美奂的敦煌壁画、悠悠的的驼铃声、浩瀚无垠的大漠、沙海的落日和日出，给设计师无穷想象和发挥的空间。北京贺尔文创团队最近开发了一个以骆驼为切入点的特色文创IP,他们设计了一个叫“敦儿”的卡通形象，并创造性地结合敦煌的历史文化元素创作了一个有关敦煌骆驼的故事，把乐僔开窟与飞天巧妙地融入到故事中，让敦儿从纸上活了过来，而且还具有丰富的性格和情感。

围绕着故事和卡通形象，贺尔文创拟推出敦儿故事绘本，毛绒玩具，抱枕，棒球帽，T恤，拖鞋，购物袋等一系列文创IP。该团队负责人表示，任何文创IP都有自己的DNA，如迪士尼、漫威、故宫，要设计出符合IP本身DNA的产品，还要加上新材质、新工艺。当然，IP不能凭空创造，要有相关元素跟IP产生连接。敦煌是丝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骆驼商队非常之多，因而骆驼自然是敦煌文化DNA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成为他们此次设计的重点。

可见，我们在进行文化艺术创新时，只要把握其文化的内在价值，不背离其文化艺术基因，总可以创作出受欢迎的文化艺术作品。创新来自于对内在文化价值的深入挖掘，应该是艺术的、有思想的和有积极向上的。例如，敦煌文化主要是关于佛教的，其内涵是严肃的。若我们希望利用敦煌元素进行服饰设计，随意在衣服的胸部弄个菩萨或在裙子上弄个佛陀，就不符合敦煌的文化价值，那样只会哗众取宠，让人贻笑大方。所以我们要在保护其文化传承前提下，深入挖掘其文化精髓，提取关键元素加以发展创新，进而弘扬我们自信开放包容的文化艺术。

我们是一个文化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文化强国。我们在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变的过程中，文化供给侧改革既要承担起文化的特殊功能，还要游刃于优胜劣汰的市场之中。具体到实际工作中，我们不能漠视群众的现实需要，而是要加强教育引导群众，努力提高群众文化素养，发展文化创意创新，从而满足高层次多元化的文化供给。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中国梦为时代主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创新为动力，持续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引导力、凝聚力和推动力。

第二篇：招行创新文化产业融资模式

招行创新文化产业融资模式

近日，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成为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创始合作伙伴，并成功为该文化中心所有方东方明珠安舒茨文化体育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办理了贷款。招商银行该笔贷款也是我国首笔文化产业特许经营权贷款。

文化产业鲜有大额银行贷款发放，业内人士分析：一方面是文化融资信息渠道不畅，文化企业的资本来源多以权益资本为主，少有银行融资。另一方面，文化产业表现出较高的风险性，诸如：未来收益不确定、知识产权难评估、难交易、企业管理风险难控制等，导致银行知难而退。“要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题，必须创新，以创新的思路看待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以创新的思路剖析文化产业现在的风险。”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2006年招商银行作为《集结号》融资银行，以电影版权作为质押，开创了版权质押融资先河。当东方明珠安舒茨文化体育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提出贷款资金将用于场馆取得特许经营权并以未来特许经营权收入作为还款本息，招商银行立即对此笔业务深入讨论、深入分析了风险点，对经营权取得环节、经营权质押环节、未来场馆经营环节、销售资金监管环节等逐一予以落实，最终成功发放了首笔文化产业特许经营权贷款。

第三篇：创新合作社发展模式 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

创新发展模式 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

2009年9月，**区开始探索农村土地使用产权改革试点工作，在**区**种植合作社、**区**种植合作社基本完成试点工作，共建立2处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平台，办理土地产权交易620亩，向流转农户发放土地产权证362本，向合作社发放土地使用权证2本。

一、创新运作模式，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

通过土地使用权改革，将土地使用权进一步分离为转让权、收益权和抵押权，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转化，赋予农村土地使用权折价、作股、抵押、担保的功能，多渠道、多领域获取金融资金支持，解决农业规模经营、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制约瓶颈。具体总结为“一社、一厅、二证、一建、一管”的“五位一体”运作模式。

“一社”就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土地为纽带成立农村专业合作社，建立紧密型经济联合体。

“一厅”就是规范完善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服务大厅。区里建立了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建立了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大厅，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发布、价格评估、市场交易、合同签订等优质服务。

“二证”就是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农村土地使用权证。对农民参与流转的土地进行确权，以区政府的名义向转出方发放《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持证人在使用权期限内可作价、折股作为资本从事股份经营、合作经营或抵押担保。区政府向转入方发放《农村土地使用权证》，凭使用权证可向金融部门抵押贷款、融资，赋予农村土地资本运作功能。

“一建”就是建立党支部。在合作社建立党支部，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和党组织教育引导功能，防止出现合作社党组织管理缺位问题。

“一管”就是加强合作社资金监管。规定合作社土地使用权证用于抵押贷款的额度最多不能超过土地评估价的30%，最长期限不能超过三年，确保合作社始终拥有绝大部分土地使用权。

二、把握原则，稳步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

1、农民自愿原则，入社、退社都尊重农民意愿。

2、“三不变”原则，即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农民土地承包权不变、土地性质不变，交易抵押的只是土地的使用产权，不是所有权，没有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根本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符合国家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3、“试点先行”原则，在基础比较好的乡镇、街道开展试点，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三、强化措施，积极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

1、强化组织领导机制。区里成立了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区关于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区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管理办法》。

2、建立金融扶持机制。区、乡两级财政采取直接投入或以奖代补的方式，保障服务平台建设经费。区财政设立贷款贴息专项资金，全额补贴试点合作社当年贷款发生的利息。协调中介评估机构，免费为农民土地评估作价。金融部门在认可《农村土地使用权证》抵押资质的基础上，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信贷支持。

3、健全风险规避机制。规定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只能入股土地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保障农民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

四、推行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试点工作的几点体会

1、推行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通过搭建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引导转出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可有效解决当前家庭经营规模小与现代化农业大生产之间的对接问题，增强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市场组织化程度。

2、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有利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通过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增加了信贷资金的规模效益，增加了农民土地流转收益。

（三）推行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有利于解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瓶颈。推行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赋予农村土地使用权折价、作股、抵押、担保等功能，在更多渠道、更宽领域获取金融资金支持，解决农业规模经营、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制约瓶颈，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现了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第四篇：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校企合作模式探索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模式探索

［摘要］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新形势新要求对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存在政府方面校企合作政策法规缺位与权威指令缺失、学校方面校企合作工具主义定位与合作能力匮乏、企业方面校企合作功利主义本位与合作动力不足等多方面问题。以辽宁装备学院为例，高职院校必须正视当前困扰供给侧结构性教育改革的突出问题，不断探索创新工学结合模式、订单式培养模式、二级学院模式、职教集团模式、校企共建基地模式和产业园区模式，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具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校企合作；问题；模式探索

校企合作是学校与企业建立的一种合作模式，是一种注重培养质量，注重在校学习与企业实践，注重学校与企业资源、信息共享的“双赢”模式。校企合作做到了应社会所需，与市场接轨，与企业合作，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全新理念。供给侧改革新形势下探索研究校企合作模式，势必对高职教育发展产生持久且深远的影响。

一、供给侧改革新形势新要求对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影响

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形势下的教育改革中，高职教育最为重要的“供给侧”是培养更多适应能力强、创新创业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是从“需求侧”拉动向“供给侧”推动的根本转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对于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国家结合特殊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时期，把加强对校企合作列入了重要日程。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强调突出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强化校企协同育人。国家“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指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机制。”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高职教育应当将共享作为创新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与价值取向，推进高职教育立足国际视野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因此，高水平的人才供给是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策略，校企合作为高职教育改革提供了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切入点。

二、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存在的现实问题

1.政府方面——校企合作政策法规缺位与权威指令缺失

地方政府对高职教育校企合作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支持力度有限，忽视了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对推动和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政府虽然制定了《职业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等保障校企合作的相关意见和办法，但并没有出台强调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履行扶持职业教育发展的义务和责任的硬性规定，政策法规仅停留在鼓励的宏观层面，政府主观上没有发挥出职业教育推动者的作用，同时缺乏对校企合作的规范引导、监督和考核。行业、企业在具体实践中没有明确的依据和具体保障，致使在校企合作育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无法调动。

2.学校方面——校企合作工具主义定位与合作能力匮乏

一些高职院校因面临招生与就业的双重压力，没有从根本上深刻理解和把握校企合作的实质内容，主要将校企合作作为缓解办学资源不足、解决学生实习和就业的途径、手段和工具，强调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定位。全员育人机制建立缺失，激励不到位，校企合作的育人效果不明显，通常表现为学生缺乏职业精神、职业素质，职业技能不高，吃苦耐劳精神差，团队合作意识差，协同意识差等。学校缺乏在办学定位、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学质量、“双师型”教师队伍等方面提升软实力的整体战略设计，长效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合作能力有限。

3.企业方面——校企合作功利主义本位与合作动力不足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来自利润，有些企业根本没有合作育人的理念，认为培养人才的责任在学校，企业只是选择和使用人才，从内心缺乏合作意愿；有的企业虽然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但苦于育人周期长、费时、费力、费钱，人才流动性强，因此宁愿去市场上招聘人，也不愿意与学校合作育人。虽然学校和企业双方都有各自合作的动力，但是各自都有国家政策和企业制度的约束和限制。学校和企业之间往往缺少能够协调好双方资源达到共赢的渠道，尤其是能够站在行业层面和整个高校层面弥补合作差距的桥梁。另一方面，一拥而上的合作项目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也令校企合作之间易发生变质，最终导致的依然是学生难就业企业难招人的双重矛盾。

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实践新模式

构建现代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必须正视当前困扰高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出问题，把校企合作贯穿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以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现以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多层次综合推进，找准切入口，拆除不适应高职教育发展的藩篱，激发校企合作办学活力。

1.创新工学结合模式

这是一种顶岗实习合作模式。充分利用校企合作机制，推行成建制顶岗实习制度，把顶岗实习作为教学的重要环节纳入质量监控体系，及时开展专项检查和督导，从而既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保证了教学质量，又降低了办学成本，在总体实行“2＋1”教学制度的基础上，灵活开展工学交替、分段培养；对文经类专业可区别情况、灵活安排，重在提高实习质量，实现学生、企业和学校的共赢。

2.创新订单式培养模式

这是一种以企业人才需求为目标的培养模式。根据专业特点与沈阳机床、特变电等企业实行订单培养，以企业冠班名，设立“有色沈阳冶金班”、“特变电工班”、“三一重装班”、“中兴通讯班”，实现学生“毕业即就业”的零过渡，实现招生与招工同步、教学与生产同步、实习与就业联体。这种为企业量身定做的模式，可以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岗位职业能力与技能的培养与训练，从而缩短毕业生适应职业岗位工作的时间，使之更快更好地发挥专业特长回馈企业。

3.创新二级学院模式

这是一种探索与大型装备制造类实体企业合作的模式。从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不断转变企业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观念，突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主体地位。在与企业联办专业的基础上，成立中锐汽车学院、进化动漫游软件学院、中兴通讯学院等二级学院和教育科技研究院。在联合办学过程中，企业承担所聘人员的工资、授课教师的讲课费、资源建设费和相关的水、电、暖等办学成本，负责毕业生就业，并参与招生、教学和学生管理等工作；学院负责提供招生计划、支持服务，进行学生管理和教学督导。制定完善校企合作办学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体系，明晰双方责、权、利关系，通过允许提高合作办学专业学费收费标准、出台减免和返还合作企业税收等举措来调动合作企业办学积极性，提升校企合作育人水平。

4.创新职教集团模式

这是一种由政府主导、校企共赢的合作模式。组建“院士引领、政府主导、行企参与”的校企合作理事会，发挥校企各自在经费筹措、兼职教师聘任、校内外基地建设、毕业生就业方面的优势，形成利益相关方合作办学、共同育人的机制，为校企深度合作拓展空间。牵头成立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教育集团，以装备制造行业为依托，联合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多元主体，实现集团化办学，创新组织和活动方式，形成跨部门、跨地区协同育人长效机制，由政府统筹指导和综合协调，为职教集团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资金支持，充分发挥职教集团在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有机融合中的重要作用，推进校、企、研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5.创新校企共建基地模式

这是一种由企业和学校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的模式。强化企业和学校“双主体”地位，结合双方具体需求，由企业提供项目、设备、资金，由学校提供场地，推进与企业在校内合办生产型企业“校中厂”校内实训基地模式，以达到为学生提供真实场景下实习的同时学校资产保值增值之目的。积极推进“技能大师工作室”和“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建设，开展带徒传艺、攻关创新等工作，把该项目建设成为辽沈地区校企合作创新、产教深度融合、“双师型”教师培养的示范。建立校外实训基地，深化与区政府的战略合作，以设备使用权和柔性制造工艺研究所的品牌、技术为投入，以区政府提供的15000平米厂房为基地，与区政府、沈阳特种专业数控机床联合会等联合建立产学研中心，利用政策资源和政府主导作用，共同开展学生实训、生产研发、人才定向培养、失地农民再就业和技术工人岗位技能培训，联合政府、企业共同开展人才培养、生产研发和成果转化。

6.创新产业园区模式

这是一种多元结合比较新型的校企合作模式。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围绕《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2010—2020 年）》等文件中关于大力推进职业院校办学体制机制改革的精神，进一步探索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充分选择有带动作用的企业建立公共平台，积极同集生产实训、产品开发、教师科研为一体的装备制造业行业企业园区实施产教融合。重点同中德装备园、沈阳市机器人产业联盟、沈阳国际物流港经济区等产业园区开展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委托培养，通过市场化的力量调动企业和学校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具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

总之，供给侧改革并非单纯地增加或减少供给，更重要的是对内应当激发教育主体与受教育主体的主动性；对外需要激活所在区域、产业行业、企业的积极参与性，顺应时代号召，发挥各自优势，打破校企合作壁垒，共育大国工匠，让每一位高职学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参考文献］

［1］王振洪.基于校企利益共同体的高职育人机制探索［J］.教育研究，2011（10）.［2］杜春玲，宋战路.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育人机制创新的思考［J］.社科纵横，2010（5）.［3］顾明远，石中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南旭光，章晓明.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网络特征及动态能力培育［J］.教育与职业，2016（2）.［5］朱志宏，廖艺伟.“企业主导模式”之校企合作初探［J］.山西 高 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6）.［6］蔡运荃.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校企合作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与职业，2017(6).

第五篇：社区治理模式改革探索

社区治理模式改革探索

（成都理工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610051）

摘 要：现有的治理理论无法为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模式改革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我国社区治理失灵的现象比比皆是。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原则、战略与工具为我国社区管理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

关键词：社区再造；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2；D6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750（2011）04-0022-05 收稿日期：2011-05-25

作者简介：王菁（1982―），女，四川乐山人，成都理工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公共管理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逐步由街居制（国家行政全能主义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社区制（合作主义治理模式）。这一转变以治理理论为指导，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强调新的社区管理必须是包括政府、社区组织、辖区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的治理。在各地探索过程中，涌现出了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武汉模式等多种治理形式。然而，尽管模式很多，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失灵现象仍然俯拾皆是。这集中体现在行政权力职责不明、公民参与度低、社区服务竞争性差和非盈利组织缺乏等方面。社区治理中问题丛生的现实需要实践界与理论界探索出新的解决途径，而新公共管理的“政府再造”原则无疑对于我国“社区再造”具有借鉴作用，可以成为解决我国社区治理失灵的一剂良药。

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以主导角色作为划分标准，我国现有社区治理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居民参与型治理模式，以深圳南山区月亮湾模式与武汉江汉区满春街小夹社区模式为典型。居民在社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政府功能在于“掌舵”。二是企业参与型治理模式，以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北社区为典型，物业管理公司承担了社区管理的主要责任，居民也愿意听从安排。三是行政引导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分布范围最广，也最常见，是我国社区治理的主流模式。但是三种治理模式的背后都有着政府的“魔幻影子”，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治理模式变革，居民、企业、第三组织往往只是被动地参与社区治理。

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会导致社区治理严重失灵，表现为社区管理资源的浪费、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目标层次较低、社区管理的低效率以及寻租活动的滋长与蔓延。Bowled 和 Gintis认为负激励是社区失灵的原因之一【sup】［1］【/sup】，Banner指出社区治理的变革需要政府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与推动【sup】［2］217【/sup】。我国目前这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角色，将本来属于人民自我管理、自治性质的社区变成了受各种政府机构控制的“泥娃娃”，街道办与街道党委在改革中获得了监督监察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干部任免权等【sup】［3］【/sup】，居委会的自治角色难以确定，公民深度参与难以实现，治理效益无法在社区形成激励机制。相应地，政府垄断地位造成了非营利性组织和社会自治团体的缺乏，导致社会服务中介组织的竞争不足。这样，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创造社区治理模式变革的制度环境，反而成为负激励的推动者。

治理理论在我国社区管理改革中“碰了钉子”。尽管“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深圳模式”等等无一例外都宣称以“治理理论”为指导，然而最终却都将“多元化、网络化”方向的改革变成了政府一家独大的“控制型社区治理”改革，使得我国的社区管理又走回了原来由政府控制的老路。要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必须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利用它的“再造精神”与“再造工具”，对我国的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再造”。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社区再造”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全球经济问题日益严重、西方国家财政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兴起的，它对政府、企业与公民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以生产者为中心的政府治理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治理。政府应以公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sup】［4］41【/sup】。新公共管理的思想集中体现为两种路径：一是奥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径，强调对公民、社团组织、社区组织授权，建议从官僚层级制政府改革为参与及团队合作的分权的政府，建立通过市场杠杆进行改革的市场导向的政府等。另一路径是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路径，强调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非“掌舵”，政府应该追求公共利益，政府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政府应该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政府责任并不是单一的，公务员不应当仅仅关注市场，他们也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应重视人而不只是生产率，对公民权的重视程度要胜过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程度。新公共服务理论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积极参与，提倡实行“以公民为导向”的政府管理。虽然这两种路径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体现了民主、公平与公正，都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结果导向。

社区是地域相对较小、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比较相似、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共同体，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地域或区域性组织【sup】［5］【/sup】，因而，社区管理作为基层公共管理，也伴随着“政府再造”的改革运动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笔者将西方国家利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进行的社区再造改革梳理成了一张简表（表1），它反映了近些年发达国家社区改革的最新动态。

表1 西方国家社区管理变革特征比较表

从表1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社区管理的模式再造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sup】［2］221【/sup】，都体现出社区授权、参与决策、协作管理等“政府再造”特征。可见，“政府再造”的原则与战略同样适用于“社区再造”。

首先，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社区公共物品类似于俱乐部产品，与纯公共物品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社区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的共同点在于它也具有多人共同消费和同时消费、成本由集体支付的特性，它也不可能通过市场来提供。但社区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在受益范围、需求多样化、影响复杂化方面存在差别。社区公共物品的特殊性使得对它的有效提供需要将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中去，需要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我们称之为 “竞争型社区”。

其次，根据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获得集体物品的最优水平，增进共荣利益；而且小集团内部的个人关系更加重要，讨价还价所带来的损失要小得多【sup】［6］【/sup】。社区是社区成员的“利益共同体”，是一个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它是典型的具有共荣利益的小集团。因此，社区利益的一致性能够使社区成为以社区居民为导向的社区。社区不仅仅要“掌舵”而且还要“划桨”，这需要政府给予社区充分的授权。

第三，根据公民参与理论，公民参与不仅是民主的内在要求，而且对政府行政管理有积极的结果效应。对于政府行政实施而言，公民参与能够“促使政府组织从以自身为中心的决策项目安排转向寻求公民支持和授权公民管理的决策安排。同理，不断拓展的公民参与机会，能够保证政府的行动镶嵌于社会之中，而不是强加给社会和公民，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和强化社会的作用” 【sup】［7］【/sup】。因此，社区需要对社区公民负责，同时，也是由公民、社团组织充分参与决策的社区，其管理方式相应地转变为协作式的管理，而非等级式的，即“协作式社区”。

表2 政府再造与社区再造原则对照表

第四，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再造”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sup】［8］14【/sup】。“企业化社区”也应构成“社区再造”的一部分，诸如明确组织目标的核心战略、创设绩效后果的后果战略以及相应的工具――绩效管理、激励机制等，对于社区管理同样适用。

三、我国“社区再造”的模式选择

笔者在现有的成功社区治理经验中提炼出几种我国社区改革的可行模式。

（一）获得授权的社区：会站分离模式

社区要能够自治并能够自主地处理社区事务，政府行政权力的放权就是关键。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如何治理社区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中，深圳盐田实施的“站居分设”（“会站分离”）模式基本上解决了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在制度上重点厘清了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和社区工作站之间的关系，并从组织结构、职能、人员、经费和场地等关键环节把它们一一分离开来【sup】［9］65【/sup】王连喜指出：“社区工作站人员由雇员组成，行政关系隶属街道办事处，主要承担政府交办的工作。可以把目前已经进入到社区的各项工作分别归并到社区组织、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文化、社区计生、社区建设7项内容里，以此作为社区工作站的主要职能。同时，社区工作站要协助社区居委会处理各项居民事务，接受社区居委会协调、监督和评议，对政府聘任的社区工作站人员，社区居委会有推荐和建议解聘的权力，从而将政府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社区居委会则由居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民主选举产生，成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成为居民权利的表达者和维护者。作为居民权益维护机构，社区居委会的主要功能是充当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与居民之间的桥梁，调动社区资源进行社区建设，将居民的权利要求转达给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并代表居民对政府组织、社区中介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同时通过下设的各类专业委员会，按照自助、互助的方式，举办社区公益事业和社区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服务。整个过程是协商、对话、讨论、辩论、审议。”【sup】［9］65【/sup】。尽管如前文所述，这些依据治理理论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无法避免政府的“幻影”，但它们也确实创立了“会站分离”模式的雏形――立足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权力的分离，这种模式在新公共管理中被称为“会站分离再造”，它为政府放权奠定了结构基础。会站分离模式是将来我国社区管理改革的最重要模式。

（二）居民驱使的社区：社区宪章模式

在自治组织中，利益相关者的共荣利益是组织存在的根源所在，否则，组织的合法性与政策的实施将会遇到障碍。上海竹园休闲中心的修建过程历时8年，街道办的“好心”由于没有征求居民意见和进行信息披露导致休闲中心建设两度遭到居民反对。1999年，街道办事处吸取教训，决定让公民参与决策，给每户居民发出《意见征求书》，召开居民代表会议，2001年由居民投票表决出具体的规划方案【sup】【/sup】［10］250-253。在这个过程中，街道办事处依据居民的愿望和偏好进行施工，没有出现居民阻挠施工的事件，居民对于休闲中心的认同度也很高。社区制度建设应保障居民进行选择的权力，包括建立公共服务项目的居民选择制度（如上海市卢湾区的“社区听证会”、武汉江汉区花楼街的“社区居民论坛”）、确立居民服务保证制度（即类似于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公民宪章”）【sup】［8］37【/sup】。我们称这一模式为“社区宪章模式 ”。从“社区宪章模式”的相关规定中可以发现《卫生宪章》《环境宪章》《公民参与宪章》等对社区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提出了详尽的要求，这样使得居民可以对服务提供者实施有效监督。因此，“社区宪章模式”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社区治理实践上的有益尝试。目前浙江绍兴新昌就已经推行着类似的“乡村典章”模式，“乡村典章”是由村民公议公决产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村务运作机制予以了明确和细化，为农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充分保障【sup】［11］【/sup】。这种探索无疑具有“社区宪章”模式的意味，是一种难得的探索，也是我国下一步社区改革可以采用的有效模式。

（三）企业型社区：绩效导向模式

企业型社区指的是社区以居民利益为服务导向，运用绩效与激励工具，确定社区目标，高效率、高质量地满足居民需要。社区中的绩效管理方式（绩效奖励、精神补偿、奖金、增益分享、共享节余、绩效工资、绩效合同、效率红利、绩效预算）与激励因素（成就感、认可、挑战性、兴趣、责任感、晋升、工资和福利）能够运用于居委会监督和评价中介组织、自治组织，同时也可以在社区各类组织与人员中付诸实施；另外，街道办事处也需要以激励形式对社区进行奖励与惩罚，从而推动社区再造。目前绩效型政府运动在我国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我国的社区管理改革却在应用绩效导向工具方面，远远落在了政府改革的后面，这就需要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大力推行绩效导向模式，推进社区管理改革。

（四）协作型社区：居民自治模式

与合作网络治理模式一样，协作型社区也倡导反垂直化、反科层制管理，提倡以居民、各类自治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双向互动为依托，以社区授权于居民为主要工具。协作型社区的协作方式往往是社区根据情境产生的，其推动力量主要源于居民的物质与安全保障需要，“门栋自治”与“院落自治”就是社区自治组织协作管理的典型方式。武汉市的“门栋自治”方式是以门栋自管会为依托，通过门栋居民平等协商来解决门栋公共事务，形成了社区治理的多元网络结构。门栋自治制度在推广中得到完善，自治趋于制度化、规范化。它的基础是建立门栋自管会推选制度，各门栋自管会成员的产生需经过“征求门栋居民意见、确定推荐候选人、门栋居民会议或户代表会议投票表决、选举结果报居委会备案”等程序【sup】［12］【/sup】。上海市康健街道形成的块区党支部构建了另一种协作组织结构，它介于街道与社区支部之间，由相邻各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或在职党员志愿者联络站站长组成。块区党支部主要是针对几个社区存在的问题进行监督，并开展各类便民活动。它不属于行政机构序列，实际上是对变化的环境做出的具有尝试性的调适【sup】［13］【/sup】。这些探索表明一种基于新公共管理“再造”原则与工具的新社区管理模式在我国已经萌生，它就是居民自治模式。无论从发达国家经验还是我国已有实践探索来看，这种自治模式都有着天然的优越性，可以解决我国社区管理中政府干预过多、居民自治不足的“老大难”问题，是我国社区管理改革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模式。

（五）竞争型社区：签约购买型模式

将竞争机制引入社区，使社区服务提供者不只是特定的中介组织、社区服务站和物业管理公司，这能够有效地遏制社区“寻租”的行为。因为社区服务站与各类街道中介组织如果由街道设立，那么无论是自收自支的全民事业单位，还是民办非企业单位，都是具有垄断性的社区服务提供者。在实践中，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成都市成华区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向工作站委托政务服务，上海市普陀区、浦东区等也有类似尝试。贾西津指出，“购买服务模式能够成立，除了合同关系，还有几个条件：一是购买的必须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如养老服务、残疾人照料，而不是一项政府职能，如某个部门在社区的工作；二是购买对象是具有独立决策权的组织（企业或者非营利组织），而不是贯彻政府意志的工作单位，购买的结果是其终端服务的实现；三是购买过程是公开、公平、竞争性的，而不是政府将固定财政资金向特定对象的转移”【sup】［14］【/sup】。实际上，这种社区公私合作关系就是将公共服务提供交由市场决定，政府与社区只是监督服务的一方，居民才是最终评价服务的终端。这种模式更有利于解决我国社区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缺位、错位问题，更有利于节约成本。在将来我国社区改革中，凡是有条件的社区均可以推进这种模式。

四、结束语

社区治理作为中国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机制，既需要构建促进居民、社区组织与政府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结构，也需要采用推动社区服务高效能、社区机构高效率、居民参与高满意度的一系列治理工具。我国依据治理理论所进行的社区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它还造成了社区治理中“政府魔影”问题。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系列“再造”原理与工具无疑可以适应我国社区新一轮“再造”改革的需要，“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能够使“社区再造”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

本文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社区再造”五项原则，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企业型社区、协作型社区、竞争型社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区管理改革可资借鉴的五种模式，即会站分离模式、社区宪章模式、绩效导向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签约购买型模式。这些模式对于推进我国社区管理进一步的改革与“再造”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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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China's Community Governing Models:

Based on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WANG Jing

Abstract:The present governance theory couldn't be applied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so there is much failurein governing communities.The principles, strategies and tools of Government Reengineering could provide models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such as warranted community, driven by denizen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enterprise community and competitive community.Key words:community reengineering new public management Government Reengineering community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