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

第一篇：思想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

第一章思想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与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是同步。它从相关的术语演变，最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可以分为六个发展时期： 1.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宣传工作概念的提出 2.列宁时期——政治教育工作的提出

3.斯大林时期——“政治思想工作”概念的提出 4.毛泽东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概念的提出

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提法被普遍地使用。

6.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最新发展。

第一节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宣传工作”概念的提出

1847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规定加入“盟员的条件”第二条提出，盟员必须“具有革命毅力与努力进行宣传工作”。此后，“宣传工作”的术语便呈现在马克思主义金典作家的视阈中，用于指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他们通过报刊，印发传单、创办讲习班、演说、谈心、书信交往等形式，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工作。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正是发表，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完备周详的党纲，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标志着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式形成。提出了两个彻底决裂，即“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公开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必须在思想领域进行革命，强调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就是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提供科学社会主义觉悟。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导师，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先驱，他们对宣传思想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主要有一下五个方面的贡献：

一、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对这个科学世界观的创立，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规律进行的理论概括 客观外界的社会条件作用于人的头脑产生了思想，思想又支配着人么的行为，行为的动力来自于人的愿望和动机的调动。恩格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的基本规律的理论概括，为思想政治教育学说的建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 这四种人群的需要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根本需要；但人们的物质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满足后，必然产生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又必然产生社会交往和生产交往的需要；以上三种需要都必须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产生劳动的需要，马克思关于需要的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规律，引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四、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埋葬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批批有觉悟的新人，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使人们称为全面发展的人，除了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经济条件》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条件》这些根本条件外，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教育。

恩格斯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他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恩格斯所谈的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实质是德、智、体相结合的全面发展要求，因为生产劳动实践不仅出真知，而且是造就了人的品格，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任务。

五、阐述了人的思想与物质利益相统一的原理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用有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思想是离不开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利益的，物质利益决定了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反映物质利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考察人的思想产生、变化和发展的最终根源，才能真正了解人们思想的内在秘密，当人，马克思主义还强调，思想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人们的思想利益的选择和处理有制约作用，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与物质利益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寻找人们的思想根源，认定思想对利益的选择和处理的价值，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和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节列宁时期——“政治教育工作”的提出

1902年前后，列宁在创立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政治教育工作”这一概念，他特别强调思想教育工作中的政治性，他在《怎么办？》一书中强调“我们应当积极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的任务。列宁之所以强调思想教育工作的政治性，是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能否宣传落实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能否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意识，能否有效地组织工人阶级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已是关系到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能否成功的首要问题，这是列宁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列宁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作出的重大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突出强调理论的指南作用和理论价值

20世纪初，列宁面对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极力贬低革命理论作用的时候，当时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及其政党的指南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党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主体，党只有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真正担负起教育群众的职责。

列宁强调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同时还强调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重要作用，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他认为“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因为革命的理论能够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的方式和活动方式”。可见，列宁是非常注重政治工作中的理论价值的。

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灌输论”

三、强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揭露，是政治教育者的突出任务和目的

四、论述了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强调政治归根到底是为了经济服务的

五、创立了党、政、军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管理体系

第二篇：福彩的创立与发展

福彩的创立与发展

福彩的创立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民经济步入了有史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时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社会福利由国家包办的传统方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下岗人员，优抚、救济对象增多，残疾人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敬老院、福利院难以满足当时需求，基层医疗服务等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光靠政府财政拨款是难以解决的，必须改革原有的社会福利政府包办的状况，实行社会福利社会化，走社会福利社会办的改革之路，开通向社会筹集资金的渠道。——发行福利彩票正是这一改革思路的具体体现。

1986年6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12月20日，国务院第 128 次常务会议讨论，同意由民政部组织一个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奖募捐活动。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12届第323次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民政部的报告，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常委们均表示同意。3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联合召开了关于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问题的座谈会，经过与会的27个民主党派充分讨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开展这项工作。

1987 年6 月3 日，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同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中募委章程。明确以“团结各界热心社会福利事业的人士，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筹集社会福利资金，兴办残疾人、老年人、孤儿福利事业和帮助有困难的人”、即“扶老助残，济困救孤”为宗旨。随后又设立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作为发行机构。1987年7月28日，第一批福利彩票在河北石家庄市销售。

福彩发展状况：中国福利彩票自1987年面市以来，一直保持稳步发展，逐年上升的趋势，通过发行销售福利彩票所筹集的社会福利基金已经成为发展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经济支柱。

据统计：中国福利彩票自1987年上市到2004年，17年来全国共销售1216.28亿元，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399.325亿元。其中118.7亿元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事业、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维护、红十字人道主义事业、残疾人事业、补助地方农村医疗救助、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方面；280亿元主要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社会福利事业。这些资金在全国资助、兴建了各类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项目约13万个。发行福利彩票使千千万万的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其他特殊困难群体受益，有效地弥补了各级财政对社会福利事业投入的不足，缓解了政府的压力，为民政工作的改革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存在问题：福彩发行20几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与争议，这严重影响了福利彩票的公信力和它“扶老助残，济困救孤”的社会形象。我概括了一下，总结出主要有以下这四点。

1、公众的知情权和彩民的隐私权之争

一方面公众要求对彩票中奖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另一方面是中奖彩民的个人隐私安全！

2、监管部门不明确，多头监管；监管部门职能不明确；监管部门与彩票发行机构存在利益联系，监管不力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彩票的具体监管机制：中国的彩票管理概括的说是“三横三纵”的格局。

所谓三横，是指：国家体育总局（这是体育彩票）、民政部和财政部，体育总局下辖体彩中心，民政部下辖福彩中心。而财政部则凌驾于这两个部门至上。三纵则是指国家、省市、区县三级彩票发行管理机构。

这样看起来严密的的管理监督机制，却并不稳定，变化频繁，从1987年到1993年，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既是福利彩票的发行机构，实际上也承担了监管职能也就是“自己监管自己”。1993年体育彩票正式发行后，才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主管彩票的机关”。2001年，监管机构又变为财政部，由设立在财政部综合司下面的彩票管理处具体行使。大家注意了，这是一个处级单位“一个处级单位监管两个局级单位，怎么可能落到实处？”还有就是“多头监管”2009年7月颁布的《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彩票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别负责全国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彩票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查处非法彩票，维护彩票市场秩序。这里面监督部门众多，管理混乱，难以起到真正的监管作用！

3、通过彩票募集的资金流向不明确，彩票发行机构财务信息不透明

由于现行彩票制度几无像样监管，流于“自己监管自己”的监督模式，打着公益旗号的彩票发行根本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而及时的信息公开制度，公众根本不知道数目庞大的资金最后都流向了哪里，是用于公共福利建设，还是流入了某些人的腰包，公众不得而知！财务情况的不公开，根本无法体现出彩票的公益性；而且，整个彩票发行的所有方面皆由福彩中心一个机构操作，彩票是它卖的，销售资金由它掌握，摇奖系统是它设计的，开奖画面是它制作的，资金使用是它说了算的——很多本应互相形成制衡的方面，被高度集中于一体，这样的彩票发行体制当然拥有太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和作假的可能。因此财务的不透明，也成为彩票公信力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

4、缺乏公众监督力度

我国的彩票行业至今还处在无独立监管机构、无防火墙、无信息披露的“三无地带”。彩票发行机构对于发行系统的安全性、开奖程序的透明性和社会的参与度，加上出了问题后，对于相关信息的公布和解释方面，都存在一定欠缺。公众对于彩票的发行、销售、开奖、中奖情况、奖金分配、募集资金流向等信息知之甚少，连知情权都没有，更谈不上对于彩票机构的形成强大的监督力量！彩票依靠社会公众的力量发展起来，却脱离公众的监督，这必然导致彩票的公信力下降，也是群众不相信彩票的根本原因。显然不利于我国福利彩票事业的长期发展。

出现问题

以上四大原因导致了彩票行业违规舞弊现象泛滥，我们来看看从2000年至今彩票行业的违规现象： 1、2001年4月，湖北省第01031期中国电脑体育彩票开奖时，70个彩球中有8个彩球被人填充异物，现场工作人员在发现球被卡住并用手提取后，仍认定有效； 2、2004年2月，“双色球”2004009期摇奖视频出现大小画面不一致情况；福彩中心解释为摄像机故障 3、2001年12月到2002年11月，深圳“彩世塔”公司利用承销彩票之机，先后在17个城市作弊20起。4、2004年，西安闹出“宝马彩票**”，因此同年即开型彩票大奖组被全部停止。5、2004年5月，彩票业首次卷入审计风暴，审计署报告批评一些单位违规使用彩票公益金；同年确定中央与地方平分彩票公益金，社会保障基金、专项公益金、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按60%、30%、5%和5%分配中央资金； 6、2005年6月，原福建体彩中心主任李联友及副主任、体委主任先后落马；

7、2006年8月，体彩中心原法定代表人张伟华涉嫌滥用职权被“双规”； 8、2006年7月，湛江市体育局及市体彩中心官员因向中奖者刘某索取35万元“赞助费”，被以敲诈罪判刑； 9、2007年1月，辽宁鞍山福彩业主利用系统漏洞兑奖2800万元被发现； 10、2007年4月，邯郸农行失窃5100万元，其主犯用4300万购买彩票。11、2007年8月，广东体彩中心主任麦良因一个网点业主私买空打彩票2700多万元，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12、2008年1月，网络购彩被全面叫停； 13、2009年6月，黑客入侵深圳福彩中心篡改彩票数据，欲诈骗3305万元大奖；

解决办法

1、针对于公众的知情权，彩票的发行及监管机构应该加大彩票的信息披露程度。这里面我们必须明确，让公众拥有知情权，并不等于说就非要公开中奖者的个人信息，中奖者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绝非非此即彼的一对矛盾，二者根本没有任何对立和冲突之处。纵观中国彩票业多年来爆发的弊案，其根源是整个彩票的发行程序和监管模式上存在种种漏洞，我想即使公布每一次中奖者的所有个人信息，也并不能消除公众对程序的质疑，更不能就此确立彩票发行机构的中正形象。因此，彩票业挽救自己声誉的治本之策在于设计严格的程序和监管制度，保证程序的公开和公正，而不是将之建立在牺牲中奖者最起码的隐私权上。中奖者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可谓彩票业赖以生存的两大权利基点，缺一即会对整个行业造成颠覆性的破坏。公众要知晓的是整个彩票发行是否有舞弊，而不是谁中奖，以及中奖者的各种个人信息，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认为公开中奖者的隐私就可以证明彩票发行的公正与否，显然是错误的！

2、对于彩票业监督所存在的漏洞，我认为首先还是应当明确监督部门，目前的多头监管肯定不能适应彩票业的长期发展，相关部门应当设立专门的彩票监督机构，使其独立于彩票相关机构之外，专职负责彩票全过程的监督，并应名明确其权利和责任，保证其监督的公正性。最根本的我认为还是彩票的立法，只有通过法律的参与和介入，才能建立其完善的监督机制，目前粗疏的《彩票管理条例》并没有将制度设计的重心放在彩票发行的具体规则的完善上，因而彩票立法，通过法律形式规范彩票发行规则是彩票业保证不作假的核心程序——公开、严格的发行规程必须体现民众的知情权，将之置于一个完全透明的环境中。通过专职监督机关的严密监督，通过法律的约束，公证机构真正履行起公证之责，开奖的过程完全置于民众的眼睛下，对各种舞弊严惩不贷，则即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又能保障中奖彩民的隐私权。

3、对于彩票募集资金流向不明，财务不公开，我觉得应当通过专门的审计部门，独立审计通过彩票销售所募集的全部资金，以及定期公布这些资金的流向和用途，相应的监管部门严密监督整个资金流动的全部过程，纠正其中的违规行为，并及时向外界公布。

4、对于缺乏公众监督，目前要求建立“彩票监督委员会”的呼声也非常的高，但是这种委员会究竟能多大程度上提高公众参与监督的力度，切实维护和保障广大彩民的利益，不得而知。我国设立的各种监督委员会众多，但在真正起到监督作用的却甚少。真正要提高公众的监督力度，只有让公众参与到其中才是解决方法。我觉得由民间的相关团体参与彩票的各个环节，也能提高公众对于彩票的监督力度，比如由民间审计事务所参与彩票的财务审计工作，组织彩民到开奖现场观看和监督彩票的开奖等等，都能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力度。

以上四点是我目前所能想到的完善彩票业的方法，我想肯定还有许多更好的方法和制度来完善彩票业，我相信在社会的努力下，彩票业终会走上正轨，不断发展，不断为社会福利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同时对于中奖彩民来说，我们不再保有怀疑与嫉妒，而是为他的幸运儿感到由衷的高兴！

第三篇：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教案

第4课 科举制的创立

课标要求：了解隋唐科举制度的创建及主要内容。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掌握科举制度创立和完善的过程；理解科举制的创立产生的巨大影响

通过讨论隋朝创立科举制度的原因培养学生从具体历史事实引出结论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

⑴通过小组讨论归纳，使学生认识到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政权选拔各级官吏的一项重要制度，影响极为深远，从而引导学生不断探究，交流学习心得，培养合作意识。

（2）通过角色扮演，借助图片、图表、历史文献等辅助产生历史认同感，体验学习的快乐。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让学生认识到科举制的创立有利于加强封建统治，对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科举制创立和逐渐完善。

2、难点：科举制度的影响

三、学情分析

科举制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列为一个专题学习，对初一学生来说有些困难，如果单凭教师讲述，不符合当前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因此就要充分利用这一阶段

学生的特点，调动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鼓励他们层层深入去探究科举制的创立过程及影响。

三、教学方法

1.角色扮演，分组讨论。

2.师生互动，让学生参与历史教学，培养学生共同学习、合作的意识。3.多媒体辅助教学法：

（一）、科举制的诞生

（老师）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第一段，思考讨论：魏晋时期是采取怎样的方式选拔官员的？两分钟讨论。。。

请魏晋时期小组的读书人回答一下，其他同学补充。（学生回答）

这样的选官方式合理吗？为什么？（学生回答）

（老师）

1诞生的背景：魏晋时期按门第出身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创立前，土族制度和九品中正制是做高官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要做高官必须同时具备①本人要出自高门权贵家庭。②还必须有地方官员和高门权贵推荐。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是不

能做高官的。这样选拔官吏的实权并没有控制在朝廷手中，而是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不利于皇权的统治。

这就是科举制诞生的背景，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弊端，隋朝皇帝采取了新的措施。2那么科举制在隋朝的诞生与哪两位皇帝相关？

分角色表演隋文帝、隋炀帝时期的读书人，介绍自己所处时期的选官制度和形式，概括总结文帝和炀帝分别为科举制诞生做了哪些贡献？ 3.科举制的诞生的作用。课文第二段很容易总结。

教师总结普通读书人和贫穷人家的子弟可以自愿报名参加官府的考试，这样就扩大了选官范围，选官权力也就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过渡）：隋朝科举制虽然规模不大，还不完善，那么，科举制在唐朝是怎样完善的？

（二）、科举制的完善 1.唐时科举考试的科目？

多媒体出示：唐时科举考试的科目，如：

进士科：以策论为主，唐玄宗增加诗赋。

明经科：以儒家五经为主。

明法科：以律令为主。

明书科：以书法为主。

武举科：箭射、马枪、负重、言语、材貌等

（学生）归纳出“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

（过渡）：我们现在已经学习了科举制在隋唐的创立和完善，请大家阅读p19的内容讨论一下科举制对当时的隋唐社会、后世及对整个世界文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三）科举制的影响

1、对当时的隋唐社会以及后世的影响（引导学生联系前两目所学的内容，便能很快得出结论）科举制改善了用人制度，有利于社会公平，有利于皇权的集中；科举制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科举制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大大有利于唐诗的繁荣。

2、对外国的影响：

（1）引导学生阅读p20页的有关小字内容和阅读p21页英国大百科全书中的相关内容和孙中山说的话。并让学生讨论分析。

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考试制度。” “日本和新罗在历史上曾引入中国的科举制度。”

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总结补充：科举制度不仅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范进中举》里的范进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走上极端，其僵化严重束缚了思想，摧残了人才。

（四）小作业

请同学们根据今天的学习写一篇小论文，既可以是对科举制内容的介绍，也可以对当今的考试制度提出你的建议和看法。篇二：6.3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发展 教案(川教版七年级下)第3课 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发展

教学目标：

一、识记与理解：科举制创立的时间和标志，了解隋唐科举制的主要内容，理解科举制在隋唐时期的进步作用。

二、能力与方法：通过学习科举制，认识这一制度既有利于隋唐统治者控制人才，又为隋唐的繁荣提供了人才，培养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方法；通过比较古今考试制度，培养学生的比较分析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了解科举考试制度是促进唐朝繁荣的原因之一，认识符合社会发展的考试制度的进步性，从而理解我国当今改革考试制度的正确性；通过了解我国科举制度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教学重点和难点：

一、重点：科举制的创立及在唐朝的发展

二、难点：唐朝科举制的作用

教学方法：小组学习法讲解、讨论、归纳教具：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展示唐诗一首孟郊《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此诗反映了古代读书人登科之后的巨大变化，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隋唐朝的科举制的历史话题。

二、讲授新课：

（一）、科举制的创立

1、科举制产生的背景：九品中正制已经不适应需要，许多地主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权，隋朝统一全国后需要大量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2、科举制正式创立的标志及其产生的作用？科举制的创立从地主知识分子中选拔了大量的人才，缓和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扩大了统治基础。隋文帝下令“分科举人”。

3、科举制创立的意义：改革了封建选官制度，使科举制在后世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隋朝在选官制度的改革方面功不可没。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

先指导学生阅读课本，给学生提供阅读提纲：

1、唐朝的科举制度主要分为哪两大类？其下设的科目有哪些？

2、你怎样理解唐代“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3、唐代的科举考场有哪些规定？

师生共同归纳基础知识：

唐朝科举制度：常科（明经、进士等）和制举

明经：重在考查儒家经书的记忆和理解，省试合格后录用。

进士：重在考核诗赋、时务策写作，考中很不容易。

制举：为皇帝选拔“非常之人”而设，科目繁多，生源比常科更广。不再经“省试”直接录用。

活动讨论：古今考试制度比较

相同点：公平竞争使有能力的人有施展才能的舞台；按开始成绩选拔人才，择优录用；考试纪律严格。

不同点：

同学们对我们现在的考试及考试制度有何建议呢？

（三）、科举制度的影响

先由学生自主学习，然后教师概括讲解。

1、让学生感悟我国科举制度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正确认识科举制，科举制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但隋唐统治者实行科举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人才巩固其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的弊端和危害也越来越突出。

三、巩固小结：教师围绕教学目标进行。

四、学习与探究：p17了解 曲江盛会与雁塔题名

五、课堂作业：学习辅导该节作业 教学后记：篇三：《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教学设计

《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一、识记与理解：

科举制创立的时间和标志，了解隋唐科举制的主要内容，理解科举制在隋唐时期的进步作用。

二、能力与方法：

通过学习科举制，认识这一制度既有利于隋唐统治者控制人才，又为隋唐的繁荣提供了人才，培养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方法；通过比较古今考试制度，培养学生的比较分析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了解科举考试制度是促进唐朝繁荣的原因之一，认识符合社会发展的考试制度的进步性，从而理解我国当今改革考试制度的正确性；通过了解我国科举制度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教学重点和难点〗

一、重点：科举制的创立及在唐朝的发展

二、难点：唐朝科举制的作用

〖教学方法〗

讲解、讨论、归纳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请同学们欣赏古代的几副对联：①“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②“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③“要好儿孙须积德，欲高门第快读书”

提问：这些对联说明了什么问题？⑴激励人们要用功读书。⑵通过读书以做官。

引导：古人“读书－做官”中间还要有一个环节，就是 “应考”，也就是要参加科举考试。今天我们就来一块探索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情况。

二、讲授新课：

（一）、科举制的创立

1、科举制产生的背景：九品中正制已经不适应需要，许多地主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权，隋朝统一全国后需要大量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2、科举制正式创立的标志及其产生的作用？科举制的创立从地主知识分子中选拔了大量的人才，缓和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扩大了统治基础。于是隋文帝下令“分科举人”。

3、科举制创立的意义：改革了封建选官制度，使科举制在后世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隋朝在选官制度的改革方面功不可没。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

先指导学生阅读课本，给学生提供阅读提纲：

1、唐朝的科举制度主要分为哪两大类？其下设的科目有哪些？

2、你怎样理解唐代“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3、唐代的科举考场有哪些规定？

师生共同归纳基础知识：

唐朝科举制度：常科（明经、进士等）和制举

明经：重在考查儒家经书的记忆和理解，省试合格后录用。

进士：重在考核诗赋、时务策写作，考中很不容易。

制举：为皇帝选拔“非常之人”而设，科目繁多，生源比常科更广。不再经“省试”直接录用。活动讨论：古今考试制度比较

相同点：公平竞争使有能力的人有施展才能的舞台；按开始成绩选拔人才，择优录用；考试纪律严格。不同点：（板书）

同学们对我们现在的考试及考试制度有何建议呢？

（三）、科举制度的影响

先由学生自主学习，然后教师概括讲解。

1、让学生感悟我国科举制度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正确认识科举制，科举制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但隋唐统治者实行科举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人才巩固其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的弊端和危害也越来越突出。

三、巩固小结：教师围绕教学目标进行。

第四篇：第二章 军队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

第二章 军队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

学习这一章，主要是帮助大家了解我军政治工作的创立发展过程，了解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实践、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使大家对我军政治工作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大家知道，我军的政治工作是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实践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并形成为一门科学，即军队政治工作学。军队政治工作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对军队政治工作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政治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我军政治工作从形成至今，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萌芽时期、创立时期、成熟时期、发展时期。这一章就按照这四个时期给大家作一个概括性介绍。

一、萌芽时期，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1924、1——1927、7）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组织和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称北阀战争）的第一次大革命。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吸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结成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创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建军人才，着手建立一支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我们党在同国民党合作建立国民革命军的过程中开展的政治工作，就是我们党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的开端，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萌芽时期。

当时我们党在国民革命军中所进行的政治工作，基本上是以苏联红军为榜样，仿效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做法。早期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的做法主要是：

1、在红军中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苏联红军中的党组织是从1918年春天开始建立的，在这之前，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登记在地方党组织里，执行地方党组织的委托和指示。1918年开始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当时是在集团军、师建立党的委员会，基层建立党支部。苏联红军的政治机关是1918年夏天建立的，主要是在集团军、师建立政治处。

2、委派政治委员和政治指导员。在十月革命准备初期，由列宁领导的红军军事委员会就向卫戍部队、海军舰队、军事机关、兵工厂、军事院校委派政治委员，1918年4月，在苏联红军中建立政治委员制。1919年10月14日，苏共军事委员会规定了政治指导员这一职务。

3、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军队中大量吸收沙皇军队的军事专家，军队官兵的思想受到影响，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政治教育，苏军认为，政治教育是培养军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信念的重要手段。

4、开展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在苏军建军初期是非常重视的，1918年2月23日建军时，苏军只有19、6万人，经过发动群众，10月底达到80万人，1919年底达到300万人，1920年底达到550万人。可见群众工作做得是很有成效的。我们党仿效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政治工作，主要体现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工作两个方面： 黄埔军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他从1924年5月至1927年4月15日期间是一所革命的军校，这期间每年招生，我们党都要派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校学习。先后派出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等重要干部到军校创建革命的政治工作。周恩来等同志到黄埔军校后，在军校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中共黄埔特别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建立的最早组织。黄埔军校建立当年，以军校学员为骨干组建了两个教导团，1925年2月10月，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开始了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国民革命军东征胜利后，1926年5月挥师北伐，开始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东征和北伐是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主要军事行动，其间的政治工作显示了强大威力。在军内外也有重要影响。

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1、建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建立党代表和政治部是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一个显著特点。军校第一任党代表是国民党著名左派人士廖仲恺。党代表的主要职责是，指导政治工作，监督所属人员执行革命政策，所有的文件和命令，没有党代表附署一律无效。政治部是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机关，受党代表的命令和指导，主要任务是培养师生的国民革命意识。周恩来、熊雄先后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包惠僧代理过主任，鲁易担任过副主任。政治部设有宣传科、组织科，科长、干事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东征军设立总政治部。周恩来任主任，各军设立了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北伐军也设立了总政治部。邓逸达任主任，各军都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北伐军下面有八个军，其中四个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员担任。

2、有计划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黄埔军校，周恩来主持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草案》。大纲规定给学员讲授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运动、苏联研究等二十多门政治课，并把军队政治工作作为一门课程来讲授，共产党员肖楚女、张秋人、高语帘、熊雄但任过政治教官，恽代英担任过主任政治教官。在系统教育的同时，还定期进行政治讲演，讲形势、任务和政策，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吴玉章、鲁迅等应邀到校党内演讲。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反帝反封建，主要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除了课堂讲授之外，还经常组织讨论会，开设政治问答箱。军校政治部编辑出版多种刊物，其中《黄埔日刊》、《中国军人》影响较大，《黄埔日刊》发行点3000多处，发行量50000多份。黄埔军校崭新的政治工作，丰富的政治教育，吸引着广大的革命青年。他们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以“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为口号，校门上贴的是“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不入斯门”的对联，横批是“革命者来”。显示出一派朝气蓬勃的英雄气概。黄埔军校经过革命的政治训练，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其中许多人成为工农红军的创建者和骨干。俆向前、左权、刘志丹、陈赓、黄公略、周士第、陶铸、郭化若等都毕业于黄埔军校。

3、开展广泛的军内外政治宣传。东征和北伐之所以能顺利进行，主要是政治宣传发挥的效能，当时的政治宣传形式也比较多，经常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宣传革命的主张和战争的进步意义，提出响亮的革命口号，比如，东征军提出“为拯救东江人民而战，为保护东江 2 人民而战”。北伐军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土豪劣伸，铲除苛捐杂税”。为了加强政治宣传，东征军总政治部从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调来237名组成宣传总队，总队之下设支队、分队，分别随各师出发，沿途进行宣传。

4、维护群众纪律。东征中，总政治部一直把维护群众纪律作为区别革命军与军阀的重要标志。当时黄埔军校编有一首爱民歌，“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木板，莫拆民房搬砖瓦，莫踏青苗和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东征军除了学唱这首歌外，还明确提出：“不拉夫、不筹响、不占民房”三大口号。北伐军也明确宣布，革命军不拉夫、不筹响、不派款、不打骂百姓、不奸淫妇女、不强占民房、不争权夺位等纪律。所以部队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广泛支援。

萌芽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总的特点是：仿效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做法，结合国民革命军的组建和基本任务，开展以改造旧军队和动员民众为中心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保证国民革命军命令的贯彻执行，保证东征和北伐的作战胜利。

二、创立时期 从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1927、8——1929、12）

我军政治工作是伴随着我军的诞生而创立的。大家知道，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我们党开始了独立领导革命的武装斗争，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活动。这期间，我们党借鉴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开始了具有全新内容的政治工作。如，南昌起义部队党中央成立了四人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李立

三、恽代英、彭湃），在全委领导下，各军建立了军党委，各师成立了师党委，各团都成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团营连三级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南昌起义军还把向军内外开展政治宣传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

这个时期，在我军政治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部队所进行的著名的三湾改编和红四军召开的古田会议。

三湾改编的背景是这样的：秋收起义部队最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我们党所掌握的原武汉政府警卫团，团长是共产党员卢德铭，另外两部分是平江、浏阳的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总兵力8000人左右。在起义军中，一部分是贫苦的工农子弟，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散兵游勇、旧军阀和游民无产者，部队组织成份不纯，加上战斗多次失利，生活艰苦，许多人对离开城市，走向井冈山的意义不理解，甚至悲观动摇。有的串通逃跑，造成部队大量减员。9月29日，部队转战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已由8000人减员到不足千人。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整顿改编部队，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首先是调整组织，缩编部队，毛泽东在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和整顿的基础上，把原来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设两个营，每个营三个连，团一个特务连，另设军官队、卫生队。经过整编，部队纯洁了战斗力有了提高。

三湾改编在我军政治工作发展史上创造性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党对军队的领 3 导制度。规定支部建在连上，营、团成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班排建立党小组。把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形式第一次作为制度规定了下来。二是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规定在连以上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娱活动，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上至各级首长，下至伙夫、马夫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

古田会议是1929年12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它是为了总结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党内出现的争论，纠正各种错误倾向而召开的。当时四军中的新成份很多，许多军政指挥员政治上不成熟，相当数量的干部对正确的东西不能很快接受和习惯，对一些错误的东西不能识别和抵制。这种情况在前委机关也比较突出，一些建军的基本问题意见分歧很大。古田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会议形成了一个决议案，就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观点，主要是：

1、规定了我军的性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要求在部队中进行“红军宗旨”教育，使官兵“认清红军与白军的根本区别”。

2、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决议强调，党委要成为部队的“领导中枢”，“党对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定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厉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集体领导。要求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强调政治委员要做党的工作。

3、阐明了政治与军事、政治系统与军事系统的关系。决议批评了军事与政治二者对立、军事领导政治、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等错误观点和做法，明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4、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党员和部队。决议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强调要“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对教育内容、方法作了具体规定。

5、确立了正确处理军内外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对于官兵关系，决议指出：红军官兵政治上平等，官长应爱护士兵，士兵要尊重官长。要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对于军民关系，决议重申红军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尊重和支持地方政府，爱护人民群众。决议同时还确立了瓦解敌军的原则。

6、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决议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要注意实际情况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要反对主观主义，指出对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 4 导，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强调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总之，古田会议决议，在我军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全面总结了我军初创时期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经验，正确地解决了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不仅解决了红四军内部争论很久的原则性问题，统一了建军思想，而且对全国各地红军的建设都起了重大作用。决议的基本精神现在和将来仍然是我们做好政治工作的基本依据。

创立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特点是：我党在建立工农红军的过程中，从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侧重从组织制度上、思想原则上，形成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路线，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成熟时期 从古田会议到抗战胜利（1930、1——1945、8）

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1930年1月——1937年7月)，我军政治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既有很大的发展，但也受到挫折。这里所说的发展，主要是从1930年开始，古田会议决议先后在全国各地红军中贯彻执行，政治工作在保证红军建设和反“围剿”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冬，我们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使红军政治工作更加条理化了。这里所说的挫折，主要是因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造成的。其表现是：

1、发展了教条主义，废除了优良传统。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分子，照搬外国经验，在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上错误地作出了取消党委制的决议，以政治委员的个人领导代替党委集体领导，废弃了军内民主制度。

2、执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开展过火的党内斗争。王明在党内军内排剂持不同意见的干部，以我划线，任人唯亲，打击了大批政工干部。1933年，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因而被批斗，撒销职务）不久在中央红军中开展了反对以肖劲光为代表的所谓红军中的罗明路线，撤消了肖劲光闽赣省军区司令员职务，并作出处罚，下放到炊事班当伙夫，直到遵义会议才恢复名誉。

3、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陷害了党内、军内许多优秀干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派遣特务打入红军内部和苏区党政机关，进行肃反是必要的，但严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我军许多政治干部当作A、B团，改组派加于处理。使红军政治工作受到很大破坏。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我军政治工作才重新走上正确发展轨道。长征途中，在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斗争中，我们党创造和积累了战时政治工作、宣传群众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新经验。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并进入成熟阶段。政工史作过这样的概括：我军政治工作萌芽于北伐，奠基于古田，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成熟的标志是谭政 5 1944年春天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性文献。其基本精神是：

1、科学地论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指出“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并强调，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军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

2、指明了确定我军政治工作方向和任务的原则。指出：“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如果在这方面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军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是不对的，那便会产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

3、阐明了我军政治工作总方针和正确处理军内外关系的原则。明确地把我军政治工作总方针概括为“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强调要严格区别对待敌人与对待同志、朋友的两种态度。对敌人采取革命的“霸道”，对同志、对朋友则采取革命的“王道”。

4、明确提出了“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的著名论断。并指出：“思想的进步过程，就是工作的进步过程”，“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还强调，对于犯有错误的军官、士兵，应着眼于改造其思想。对于落后分子的工作，也应主要采取耐心引导的方法，禁止用单纯惩办的办法。

5、论述了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制度、作风和方法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变化的原则。指出：“一切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大体都有基本的和临时的两种，带基本性质的应当使之固定起来；带临时性质的则不应当固定，而应当依据具体工作的性质去选择，依据环境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并且强调要以是否有利于组织和发扬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完成任务为变与不变的原则。报告分析了政治工作中作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表现的四个毛病：形式主义、平均主义、空喊与孤立主义的作风。并深刻阐述了改进作风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要发扬联系群众与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报告共三个部分，25000字，涉及到政治工作的许多重要问题，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理论原则、方针政策、制度和方法都作了科学的论述。这个报告不仅标志着我军政治工作的成熟，也标志着政治工作这门学科的基本形成。

成熟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特点是：我军政治工作由经验上升到了理论，由做法上升到了原则，形成了一整套政治工作的理论体系。可以说以后的军队政治工作都是在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

四、发展时期 从解放战争至今（1945、8至今）这个时期，我们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分四个阶段作介绍。

第一阶段：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政治工作（1945、8——1949、9）

这一时期，我军政治工作在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有许多新建树。主要是：

1、恢复和健全了党委制，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抗战初期，为适应抗日统一战线形势需要，我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建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机关。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1947年2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军队中各级党委制的指示》。同年7月，总政治部颁布了我军第一个党委会条例。条例明确规定：党委会“是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规定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作出明确规定，然后分别执行；并明确“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从而使党委制更加健全和巩固。

2、开展团结互助和杀敌立功运动。1946年底，在全军普遍开展了“王克勤运动”，即团结互助运动。其主要形式是，老战士、新战士和“解放战士”按先进、中间和后进者合理搭配，建立战斗小组，互帮互学，互相督促，共同提高。与此同时，又在全军普遍开展了杀敌立功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有功报功，论功行赏”，“人民功臣，个个尊敬”，一些部队还建立了三证：个人的功劳证，连队有个功劳薄，给立功者家中发个功劳状。逐步形成了一套报功、请功、评功、庆功和树立英模、学习英模的制度和方法，使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3、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健全军队内部民主制度。1947年7月至9月，全军先后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1月，毛泽东总结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第一次把我军的民主生活概括为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并把放手发动群众，实行三大民主作为“军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1949年2月，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在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的指示》，使1932年被取消的士兵委员会又恢复起来。1949年12月，士兵委员会统一更名为革命军人委员会。

4、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10月，党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训令的形式向全军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三大纪律统一规定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统一规定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新解放地区和城市的政策，对部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策纪律教育。

5、创造了大规模瓦解敌军和改造投诚、起义部队的新经验。解放战争后期，我军采用天津方式(军事打击为主，不投降就歼灭)、北平方式(用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使之起义)、绥远方式(在军事、政治压力下，争取站在我方一边，接受改编)，加速了敌人的彻底崩溃。同时，抽调大批干部对成建制的起义部队进行和平改编和改造工作。其间，我军共俘虏敌人459万人，争取敌人投诚、起义，接受和平改编达170万人。

第二阶段 建国后十七年我军的政治工作（1949、10——1966、5）

这个阶段我军的政治工作在排除各种干扰中不断前进，取得了一些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初步经验。

1954年4月我军正式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对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及各方面的关系，都作了明确规定。

根据我军革命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1955年我军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颁布勋章制度，1955年授衔时，元帅10名，将军1603名，其中，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59名。

在这十七年中，我军还大力加强了基层建设，在政治工作的推动下，我军涌现了许多像雷锋、王杰式的英雄人物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连队。钱全军部队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在这十七年中，我军还取得了抗美援朝和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并积累了现代战争条件下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

从总体上看，这十七年中我军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我们党在工作指导上出现严重失误；我军政治工作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产生了一些偏差和失误。比如，1959年7月，庐山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说成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并在全军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把许多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理解、对彭、黄表示同情的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军共划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掀出所谓阶级异已分子和坏分子388人，对这些人不仅进行了错误的批判，还进行了错误的处理。1959年9月17日，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林彪开始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第三阶段 “文化大革命”十年我军的政治工作（1966、5——1976、10）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经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军政治工作经及军队建设也受到严重破坏。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鼓吹突出政治，篡改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林彪大肆鼓吹“一定要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代替一切”。把政治工作凌驾于一切工作之上，制造军政对立，使政治工作严重脱离部队实际。

2、制造现代迷信，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作风。林彪大肆鼓吹天才论，因而在政治工作领域现代迷信盛行，这集中表现在无论学习和工作中，都要引导官兵去培养对毛泽东个人的忠字上，大搞“三忠于四无限”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在日常工作中脑子里要印上忠字，心坎里要刻上忠字，嘴里要宣传忠字，让忠字统帅生活的每一分钟。于是乎，陆军有的部队提出打仗要带着忠字冲锋，海军有的部队提出要带着忠字出海，空军有的部队提出要带着忠字上天。有的甚至提出要用精神原子弹打败敌人的物质原子弹。

3、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机构。林彪、江青一伙在文革初期，就煽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接着又提出了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1967年7月25日林彪、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紧接着在总政大院就出现了打倒肖华、解放总政的大字报。他们污蔑总政领导是阎王，各部部长是判官，广大干部是小鬼，他们还把在总政工作的广大干部污蔑为污泥浊水，百分之三 8 十是坏人，有不少特务。并以所谓军委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完全取代总政治部。1968年10月，林彪一伙宣布对总政实行军管，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767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共17人被迫害致死。1969年11月11日，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才恢复正常办公。

4、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林彪一伙大搞以人划线，对凡是不符合他们心意的干部就罗织罪名，大批大斗，甚至整死。据统计，文革期间，全军被污陷迫害的干部80000人，迫害致死的1600人。这对我军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第四阶段 新时期我军的政治工作（1976、10至今）

1976年10月，我们国家和军队建设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国家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也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军队政治工作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1978年4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从22个方面对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

1987年1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这是我军政治工作发展史上又一个历史性文献。《决定》系统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对新时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作了一系列正确阐述和规定。对加强政治工作，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

1988年我军开始实行三个重要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使军队干部队伍建设有了明确规范。

1990年以后，我军先后制定和颁发了《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重要文件和法规。

1999年7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又形成了《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新时期指导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纲领性文献。《决定》，系统地归纳梳理了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并以此为指导，集中回答了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新时期我军政治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其基本精神是：

1、规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历史使命。指出，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对我军建设提出了两个历史性课题：一个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军能不能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一个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军能不能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根据这两个历史性课题，提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是：“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2、提出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指导思想政治建设。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党在现阶段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客观依据。”强调要正确把握初级阶段我国国情的本质特征，把用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统一思想和行动，作为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关系的变化，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思想政治建设的经常性工作；正确把握初级阶段工作对象的特点，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使思想政治建设更好地引导群众、掌握群众。

3、提出思想政治建设必须突出拥护和支持改革这个时代性课题。指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必须把拥护和支持改革作为历史性任务，引导全军与党同心周德，与改革共命运，切实担当起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中肩负的政治责任。”并要求从根本上坚定对改革的信念，正确对待改革中利益关系的调整，积极为推进改革贡献力量。

4、提出思想政治建设要坚持不懈地强化革命军人的精神支柱。指出：“当代革命军人的精神支柱，主要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自觉的牺牲奉献精神。”“强化精神支柱，最重要的是帮助官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培养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相适应，与革命军人特殊使命相一致的人生观、价值观。”并要求坚持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教育官兵；用昂扬的革命精神激励官兵；用良好的政治环境熏陶官兵；用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官兵。

5、提出把思想政治建设的着眼点放在全面提高官兵素质上。指出：“官兵素质是军队建设水平的基本标志，是我军履行职能、完成各项任务的决定性因素。”要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培养造就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军事专业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官兵。”并强调全面提高官兵素质，必须把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和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知识的武装作为基本途径，把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作为重点。

6、提出在思想政治建设中必须正确认识和运用物质利益原则。指出：“能否引导官兵正确认识和对待物质利益，关系到能否保持我军政治优势和部队的凝聚力。这是新形势下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必须正视的重大现实问题。”要求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军的特殊要求；不能简单照搬经济领域调节利益关系的具体做法；必须努力实现和维护广大官兵的切身利益，千方百计为官兵排忧解难。并强调，重视和关心官兵的切身利益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和放松思想工作，更不能简单地用给钱给物代替思想教育和引导。

7、提出在思想政治建设中必须重视发挥法规制度的作用。指出：“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拓宽路子，把法规制度的建设和运用作为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必须充分发挥法规制度的功能，巩固和增强思想教育的效果；必须运用法规制度规范和引导军队的民主生活，维护和保障官兵的民主权利；必须重视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部队中涉法问题；领导机关要增强依据法规制度指导工作的自觉性。

8、提出搞好思想政治建设必须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指出：“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既是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又是推进新时期我 10 军思想政治建设发展的组织保证。”特别强调，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首要的是讲政治；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强有力的集体领导；必须切实解决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的干部必须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

9、提出政治工作必须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积极进行探索和改革。规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保持优势，创新发展”的军队政治工作改革总的原则。指明了军队政治工作改革的基本内容和途径：探索优良传统的新发展；拓宽服务保证的新领域；形成政策制度的新体系；运用科学先进的新手段。要求政治工作改革，把领导机关的积极性与部队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整体谋划与重点突破结合起来；把理论上的探索与实际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把学习借鉴与保持我军特色结合起来。

整个发展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特点是：适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道路曲折，教训深刻，成效明显。

思考题：

1、《古田会议决议》有哪些基本内容？

2、《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有哪些基本内容？

3、为什么说1987年《决定》是我军政治工作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历史性文献？

4、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5、1999年全军政工会《决定》确立了哪些政治工作的指导原则?

第五篇：行政管理学的创立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行政管理学的创立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一、行政管理学的创立及其缘由

（一）行政管理学的创立

行政管理实践活动古已有之，我国很早就大讲治国之道，积聚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如被国际管理学公认的《孙子兵法》，其实就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论述关于管理的著作，他虽然看是兵法，但纵览其内容，无论是作战篇、谋攻篇还是行军篇等等，大都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

但是作为一门专业性质的学科来学习和研究，还是比较晚的事。虽然有外国（韩国李文永著有《﹤论语﹥、﹤孟子﹥和行政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译本）学者认为：《论语》、《孟子》是行政学教科书，但毕竟还不能等同于近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学。

对于“行政学”一词，一般认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冯·史坦因提出和使用的，他在其1856年出版的著作《国家学说体系》（1865年对内容重新修改后改名为《行政学》）一书中使用了该词。书中虽涉及了诸多行政管理问题，但其内容主要倾向于行政法学和官房学方向（官房学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为国家管理财政、经济、行政等问题，这门学科后来逐步演变为现代所说的公共财政学）。而作为公共行政的概念，“行政学”一词一般认为始于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28任总统）1887年所著的《行政学研究》一文，该文被认为是公共行政学的开端。继威尔逊之后，美国的另一个著名行政学家、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佛兰克·古德诺在1900年写了《政治与行政》一书。古德诺提出了“政治是决定政策，行政是执行政策”这一著名的论点，即“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两分法观点，从而使威尔逊开创的行政科学正式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并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和研究。威尔逊和古德诺两人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在当时，行政管理学本身的研究内容还是局部的，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之后在1926年，美国学者怀特出版了美国第一本大学行政管理学教科书《行政学导论》（怀特采用理论研究的方法来研究行政学，他把行政要素划分为四大部分：① 组织原理；② 人事行政；③财务行政；④ 行政法规。）这本著作和美国另一位学者威劳贝在1927年发表的另一本大学教科书《行政学原理》，这两本著作基本上勾画出了行政学研究的大致范围，包括研究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使得行政学作为一个开始为人们所接受的新的研究领域从政治学中独立出来，并进入了大学课堂。至此，行政管理学或者叫做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被确定下来了。

（二）行政管理学创立的缘由

总的来说，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的行政管理学科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从现实角度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不仅促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巩固与广泛建立，而且使社会阶级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同时开始了城市化进程。而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又使生产关系进一步调整，垄断与垄断组织逐渐形成，主要资本主义国 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且列强加紧了瓜分世界的脚步，随着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世界力量的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列强之间的争夺与冲突加剧。同时，无产阶级也日益壮大，工人运动逐渐走向高潮。

两次工业革命的积淀，使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都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国家内部以及国家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对抗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就对国家控制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通过国家干预来有效地减少、缓和并解决矛盾，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均衡发展。而在国家的社会职能中，政府是最直接、最经常、最繁重的国家事务的承担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地位的增强、权利的加大、职能的扩展、责任的加重、管理方式的科学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时期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状况却不能令民众满意，一些诸如效率低下、不负责任、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等现象并不鲜见。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关注政府，研究有关公共行政的问题，以求解决现实矛盾。因此，在这个时期提出公共行政问题、产生公共行政学是合乎逻辑的，它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一种表现。

再从理论渊源上来看，行政学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很多学者认为，行政学是在四种理论的基础上或直接促进下发展起来的。这四种理论是：

第一，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尤其是国家学说，它为公共行政学提供了有关国家权力、民权民意、政府结构、政治过程等概念和范畴，提供了传统的理论和思辨的研究方法。第二，君主制时代德、奥两国的官房学。官房学在改进行政制度、积累行政经验和人员培训等方面为后来的行政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第三，普鲁士的任官制度和英国的文官制度为公共行政学中的公共人事行政的研究提供了最主要的范畴和最早的规范，因而对公共行政学的形成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四，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兴起的行政法学，后来则演变为研究行政法律关系的学问。行政法学开创了“依法行政”的思想源流，建立了“法制行政”的最初的理论规范，而这恰恰是迄今为止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学也直接促进了公共行政学的产生。

而作为一门新兴独立学科---行政学（即行政管理学）的创建，之所以发生于美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缘由。

首先，美国与欧洲各国相比，独立比较晚，（美国把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独立宣言》的这一天定为美国独立日。）因而美国较少受旧传统的约束和影响，不那么保守，容易发挥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优越于封建社会的创新、进取精神。在新学科的建设方面，也就较少受到一些旧框架的约束。

其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职能的扩张和行政权力的扩大，提出行政学研究的要求。19世纪中叶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促使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使社会管理经济的任务越来越重，社会关系也日益复杂化，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冲突普遍出现，为了缓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促 进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活动就自然变得日益重要。而美国属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科学技术和工商业都很发达，因此，经济发展的强烈要求与对工商企业管理的研究促进和加速了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建立。

第三，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推动了行政学的形成与发展。泰勒所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虽然最初是针对当时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的状况而提出的，但它同时也为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了线索和方法，正是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解决政府行政效率的问题，从而促成了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

最后，美国依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学说建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但在实际运作中，行政权力和行政作用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盖过了立法和司法的权力带来的影响，于是人们通常都把注意力集中于行政方面，并在行政方面多下功夫，包括对行政管理改革的研究。加之美国在政治学和法学领域有一批诸如威尔逊、古德诺、威劳贝、费夫纳、高斯等重量级的学者，在酝酿和创立行政管理学的早期，起了决定性的积极作用。

二、行政管理学在西方国家的演进过程

目前学术界一般以19世纪末期威尔逊《行政学研究》一文的发表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发端，并根据新学派的创立、新理论的形成、新研究方法的提出作为主要划分标准，将自威尔逊以后一百年多来行政管理学的演进分为：早期公共行政研究时期，传统公共行政研究时期，修正公共行政研究时期，整合公共行政研究时期以及发展时期五个大 的历史阶段。

（一）早期公共行政研究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是指1887年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到科学管理理论兴起之前（即1911年）。在这一时期，行政管理学建立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初步的学科体系。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国的威尔逊和古德诺，主要代表作是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1887年）和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对政府的研究》（1900年），他们二者对公共行政学突出的贡献就是强调了公共行政活动及其研究在所有国家现象中的特殊意义，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

威尔逊认为传统对政府的论证主要集中在政治过程方面，而对如何实施法律则注意不够，在文章中威尔逊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宜：第一，行政学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没有一种政府职责而今不是变得复杂化起来，尽管当初曾经一度是很简单的，政府曾经仅仅由少数人主宰，而现在它却由大批大批的人主宰；政府的职能在逐日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加艰难，并且在数量上也同样在大大增加，行政管理当局把他的手伸向每一处地方以执行新的任务”；这是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必要性。第二，行政学的目标和任务。他认为：“行政学研究的任务在于首先要弄清楚政府能够适当而且成功地承担的是什么任务，其次要弄清楚政府怎样才能够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和尽可能少的金钱或人力上的消耗来完成这些专门任务。”；“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从经验性实践的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它们深深植根于稳定的原理之上。”第三，行政的实质。他认为：“行政管理是行动 中的政府，是政府的执行和操作，它不同于政治，是置身于政治所特有的范围之外的，政治是重大而且带有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活动，而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此外，他还论述了行政学的研究方法论（即以本国为核心、实践为准绳）、人事行政思想（即为政在人，建立一个具有足够的文化教养和自立精神的文官制度，实质上就是要建立我们国家目前所说的公务员制度）、行政监督思想（他认为通过发挥公共舆论来对行政管理进行监督）。

古德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政治和行政分离的两分法理论，他认为传统的三权分立学说不符合民主国家的实际，因为民主国家的主要职能只有政治和行政两种，司法只不过是行政的一小部分而已，所谓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也是民意的表现和政策的决定，它属于议会的权力；所谓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也是民意的执行和政策的执行，它属于行政部门的权力。他进一步认为行政学不研究政治问题，因为那是政治学的任务，行政学是研究政府的行政效率、使用方法或技术的标准。他认为：“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最好将政党的因素和政治权宜等政治排斥在行政之外，将政府文职官员区分为政务官和常务官，并规定常务官在政治上中立。”

（二）传统公共行政研究时期

这一时期以美国人泰罗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为起点，一直到30年代行为科学兴起之前这段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公共行政学在前一阶段的研究基础上，开始转向建立学科的基本框架 和基本体系的方向上来，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谋求行政组织的合理化、行政过程的制度化、行政行为的效率化、行政方法的标准化，提出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理论范畴、管理原则、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规范，基本上形成了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被称为“管理学之父”的美国的费雷德里克·泰罗，其代表作为发表于1911年的《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他的管理理论是：着眼于基层管理，以时间动作分析、工作定额制度、标准化管理、对工人进行职业培训和刺激性的差别工资等为核心的管理理论；第二位是法国的亨利·法约尔。其主要代表作为发表于1916年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文。他首次提出了行政管理的要素论，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五种；同时也提出了六种组织的基本职能，即技术活动、商业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财政活动和行政管理活动。他的理论思想核心为职能分工、统一指挥和管理的十四项原则（即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第三位是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他以合法性和合理性为中心概念提出了官僚科层制理论，该理论被认为是组织学和行政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他认为官僚科层组织并非文牍主义、效率低下的组织现象，而是指一种组织形态及其结构特点。他认为官僚科层组织是应用于复杂组织的最有效的形式，是已知的对人类进行必要管理的最合理的形式。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官僚科层组织和我们常说的官僚制是不同的概念，他的官僚制指的是一种组 织结构形态。他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组织结构的特征：第一，他是根据完整的法规制度设立的一种组织结构。第二，它有井然有序的权责与等级体系。第三，组织根据需要公开招选组织成员。第四，行政管理人员只是公职人员。第五，行政管理人员要遵循官场的严格规则、纪律和制约，不受个人感情影响，且毫无例外地适用于各种情况。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对行政管理研究还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美国人怀特，他于1926年出版的《行政学概论》一书，对行政学也有相当的影响；美国人威廉·魏洛，其代表作主要是1928年发表的《行政学原理》一书；美国人约翰·费富纳，其代表作主要是1946年发表的《行政学》一书；美国人卢森·古立克，其代表作主要是他与厄威克合编的《行政管理科学论文集》；美国人林达尔·厄威克，其代表作主要有《作为一个技术问题的组织》、《管理的职能》、《科学的组织原则》等。这些书籍都对这一时期以及后来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奠定了进一步的基础，也对公共行政实践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三）修正公共行政研究时期

这一时期以梅奥1933年发表的《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一文为标志，一直到60年代系统管理学派兴起之前。这一时期主要盛行的是“行为科学—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方面，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试验，提出了三条原理：第一，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第二，组织中普遍存在着经常表现为某种团体的“非正式组织”。第三，通过提高员工的满足度可实现提高 生产效率的目标。这时期的第二位学者西蒙，他于1947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一书，进一步明确表达了他的行为主义行政观。西蒙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中心思想，即要对组织进行研究，就必须对影响人的行为的全部决策过程的复杂网络进行研究，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的效果，而效率只是达到效果的手段。同时，他提出了决策的原则是满意原则而不是传统认为的最优原则。他的行政学说主要有三部分：行政管理研究方法论、决策理论、对行政组织及决策技术的实际研究。

（四）整合公共行政研究时期

这一时期开始于60年代初期，并不断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哈罗德·孔茨，其代表作为1961年发表的《管理理论丛林》一文，文中他用“丛林混战”一词来描述和形容了当时管理研究的情景，并据此提出了管理理论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混乱，造成学术研究和管理实务困惑迷茫的问题。他的思想核心是系统理论和权变理论。前者强调组织的部分与部分之间的交互影响、部分之和组成整体的重要性，强调组织对环境的影响和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他把组织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后者强调组织应该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即我们常说的权变的概念。他认为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管理原则和组织模式，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条件。

这一时期的突出人物还有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彼德·德鲁克、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埃尔伍德·伯法、经理角色学派的代表亨利·明茨伯格等。

（五）公共行政发展时期

从80年代以后到现在，西方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基本上进入了总结和探索时期，或者理解为公共行政研究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理论在不断创新，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任务也在不断扩展，从行政发展逐渐转向发展行政。（行政发展是指一种以自身为诉求对象的行政现象，即政府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和完善行政体制、领导制度、行政行为方式、行政管理技术等等，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改革是基调。发展行政主要是指一种以社会为诉求对象的行政现象，即政府在良好行政发展的基础上审时度势、主动进取，打破“汉承秦制、萧规曹随”的旧习，通过向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即公共政策及其执行，来引导、推动、促进社会的快速、均衡、稳定、持续的发展进步。促动是发展行政的基调。）

三、行政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现状反思

（一）行政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我国是世界上为数有限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封建发展史上，逐步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相对完善的封建行政管理制度。其中尤其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行政体制、官吏制度和监察制度最为突出。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学却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和借鉴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一些学者就开始翻译和引进西方国家的行政学著作。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行政纲目》（1908年《钦定行政纲目》颁布，明确规定了君主立宪政体的行政原则）、《行政学总论》（腊山政道著，黄昌源 译；中华书局1934年版）、《行政法撮要》（美浓部搭吉著，程鄰芳，陈思谦 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等。到了30年代，我国部分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专著，最早首推1935年张金鉴的《行政学的理论与实际》，1936年江康出版了《行政学原理》。之后有龚祥瑞和楼邦彦合著的《欧美官吏制度》（世界书局1934年版），影响都较大。与此同时，一些建立了政治学系的高校也开始了行政学课程的教学。如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法政学堂早在1906年就开办了行政本科；30年代，民党统治区的一些高等院校就开始设立行政学课程，与此同时, 中国共产党也曾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建立过行政学院, 应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开设过行政学课程。但是从总体上看, 当时的行政学教育仅仅处于初始阶段。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专业则由中山大学的夏书章教授从美国传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将行政学改名为行政组织与管理，在一些高等院校开始上课，然而到1952年夏秋之交，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学系被撤销，与之相关的行政学课程也随之停止了。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管理学才逐渐有了转机，在1979年3月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 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 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学会的成立，酝酿了恢复和发展公共行政学的氛围，一些研究者公开著文呼吁和讨论有关公共行政学的问题；同时，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缺乏系统的科学行政管理理论指导的缺陷，对恢复和发展公共行政学提出了现实要求。理论和实践的要求为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1982年初，《人民日报》发表 了题为《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的文章（作者：夏书章）。从1986年起，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陆续设立了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开始招收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学生。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协会正式成立，并发行了会刊《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国家行政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主要培训各级政府司局级以上官员，行政管理学开始纳入国家行政建设的轨道。

在我国行政管理学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学者，也出版了一大批专著，主要有国务院办公厅编辑的《中国行政管理学初探》（国务院办公厅调查研究室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夏书章教授主编的《行政管理学》、李方教授的《行政管理学纲要》（劳动人事出版社 1985年版）、《行政管理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唐代望教授的《现代行政管理学教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黄达强和刘怡昌教授主编的《行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徐颂陶、徐理明教授主编的《跨世纪现代政府管理丛书》等等。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行政管理学这门学科真正在我国的发展只有20多年的时间，然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了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硕士与博士的完整的学科培养体系，众多学者不断汇聚到这一学术旗帜下。截至目前已经有322（2013年8月统计）所院校开设了行政管理这一专业。

（二）行政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反思

虽然专业开设时间很短，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回首历史，一路 坎坷，纵观当前，我们发现，这20多年的学科发展状况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与探索的地方。

第一，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行政管理学研究迅速发展，表现为专业招生人数不断增加，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学科体系、学科分化、应用研究不断扩大和深入，一些领域的研究已开始触及世界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某些前沿问题。

第二，许多行政管理学方面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对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理论进行介绍的层面。理论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度明显不够，还没有独立开掘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重要理论研究意义的命题、课题、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学者对行政管理本土化研究的重视极其不足造成的，行政管理理应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服务，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所以，对于行政管理学研究者来说，不能仅仅停留在掌握引进的学科知识这一层面上，而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都要有较多和较深的理解，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工作，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学学科。

第三，学科的研究缺乏对现实的深入了解与指导实践的能力。20多年以来，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重心始终处于非中国化的状态中，加上行政学研究方法的落后以及研究的规范化程度不高，使得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者对于现实层面的公共行政缺乏深入的了解,无法对现实行政中的问题提供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当然也就没有很好的指导行政实践的能力。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常常是“办公室研究”，即缺乏对政府部门进行深入的调查，忽视对各种数据的收集并进行系统分 析，仅坐在办公室里以网络中公开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的基础进行相关问题研究，致使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则相对不足，而且研究的质量也不尽人意。虽然有些学者的研究进行了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但是，没有很好地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对各种数据与资料进行系统分析，从而使很多研究都未能从一系列经验事实中归纳出具有理论意义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当然也未能构建出本土化的公共行政理论，因此也不能从政府的角度很好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很多学者觉得“怀才不遇”，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反思我们的研究时，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对现实的中国公共行政都模模糊糊，那么，我们怎么能给中国政府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或者意见呢？更不要期望能够实现推动知识发展、管理创新和社会进步的目标了。

第四，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不明确，层次不分明。如果从学科角度而言，我国行政管理专业长期犹如寄人篱下的二等公民一样，从建国前就一直投靠在政治学专业的门下，一路坎坷发展到今天。直到1996～1997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调整时，才将原属于法学学科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行政管理学专业划入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之中，并更名为“行政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调整工作。第一次修订目录于1987年颁布实施，修订后的专业种数由1300多种调减到671种。第二次修订目录于1993年颁布实施，10大学科门类，下设二级类71个，专业种数为504种。第三次修订目录于1998年颁布实施，本科专业目录的学科门类达到11个，专业类71个，专业种数由504种调减到249种。第四次修订目录于2012年颁布实施。12个学科门类。新增了艺术学学科门类，专业类由修订前的73个增加到92个；专业种数由修订前的635种调减到506种。而行政管理专业 在1993年第二次修订时将专业名称命名为“行政管理学”，直至1998年第三次修订并颁布实施时才更名为“行政管理”）。这次专业调整不仅仅是行政管理专业在学科归属上的变化，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即意味着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由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的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对复合型、应用型的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

然而在现实中，很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都不明确，无论是学术型院校还是应用型院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很多都大同小异。都是以国家教育部在1998年与2012年这两次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为依据，在文字表述上只是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而国家教育部1998年有2012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对于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都是一致的，培养目标表述都是：“本专业培养具备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这种定位容易和其他一些专业如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工作、政治学与行政学等专业的培养定位相混淆。因此，目前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缺乏专业自身的特色，而且本专业人才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也相对模糊，犹如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知识的组合或者拼盘。因此,以此为依据的各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培养目标定位也大都含糊不清。加之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岗位不明确、很多学生及家长以及社会公众对行政管理专业也缺乏清晰的认识，很多人笼统地认为行政管理专业就是培养当官的人的专业，这些都是对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培 养目标的定位不清晰造成的。

再从课程设置角度而言，从1986年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等一批重点高校重新恢复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以来，我国公共行政学教育才走过了27个年头（截止2013年）。行政学的研究，无论是和国外相比，还是从满足我国社会发展需求来说，都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学的课程体系设置很不成熟。以国家教育部1998年有2012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对行政管理专业主要课程的设置为例，其主要课程是：“管理学原理、行政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法学导论、社会学概论、政府经济学、行政组织学、地方政府学、市政学、公共政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信息管理概论、管理心理学”。两次修订时主要课程基本上都是一致的，而且以政治学类与管理学类为主。再从我国高校目前的本科生课程体系设置中也可以清晰看到，目前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政治学类和管理学类课程所占比重偏多；课程与课程之间的设置缺乏联系和必要的衔接；公共政策与经济学类的课程相对较少；行政管理专业的知识来自不同的学科，使得核心专业知识严重匮乏。

除此之外，课程体系设置的层次也不明，很多院校硕士课程设置与本科课程设置差异不大，只是硕士课程比本科少了一部分，而且难度也不是很大，这就造成硕士教育与本科教育的重复性与无层次性。当然，这与最近几年报考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生本科就读专业、报考目的以及国家研究生教育制度有很大关系。很多院校行 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本科就读专业并非行政管理专业，甚至不是管理类学科，理工科专业学生比比皆是，如某高校2008年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录取学生中，共录取了20名研究生，其中只有4名学生本科与研究生专业是行政管理，其余学生本科所学专业连管理学类都不是。就报考目的而言，主要是为了提高文凭和增加就业机会，真正准备为埋头于专业研究的人却很少。加之国家研究生教育制度中缺乏一些科学化、合理化的专业招生，学习以及毕业标准规定，使得很多人轻松地就从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了。当然，很多院校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招生质量，因此，在专业课程设置与课堂讲授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高学历的大众化教育。

更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实践教学环节非常薄弱，无论是集中实践教学环节还是课内实践教学，很多都流于形式或者是走马观花式的教学。这与国内理工科、甚至工商管理专业相比都比较滞后。很多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基本上只是：简单的、无组织的社会调研；走马观花式的专业见习；没有软硬件等设备的电子政务；缺乏认真指导的学年论文；雷同、重复与过时的毕业论文写作；自我随机式的毕业实习。由于很多院校，尤其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了实现综合性大学的目标，常常不顾某种专业开设的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就走马上任了，使得很多院校的课内外实践教学环节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践设备与必要的实践基地而基本是理论一站式的教学，实践教学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或者是蜻蜓点水式的教学。

（三）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要趋向

从宏观层面来论，根据中国知网行政管理专业相关文章的统计分析，我国行政管理学目前主要研究的课题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技能和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逐渐达到形成我国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第二，研究我国行政管理的内部机制。目的是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研究我国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选拔优秀人才，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

第四，研究我国行政管理的民主化进程。扩大公民参与，提高决策和执行决策的效率。

第五，研究我国行政管理的法制化进程。以达实现真正的依法行政的目的。

第六，研究我国行政管理的发展战略。促进我国国家行政的现代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进程。

就实际研究情况而言，在目前阶段，我国学者对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二，政府职能转变。第三，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第四，政务公开与公民参与。第五，非政府组织。

四、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

第一，研究关于建立和完善国家行政制度的理念、理论和方法，目的是为了确保官员能依法行政，有效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共行 政职能。

第二，研究关于提升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和行政效率的思想、途径和方法。提升政府公共决策的质量与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准，提升政府与时俱进和自律的能力。

第三，为行政管理提供系统的理论依据、论证方法和实证技术，为国家行政发展和发展行政提供专业性意见。

第四，全面培养政府公务员，尤其是行政通才。

五、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

一般来说，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行政原理、行政职能、行政权力、行政组织、人事行政、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计划、行政程序、行政执行、行政技术、行政效率、机关管理、公共财政、行政责任、行政监督、行政道德、法治行政、行政改革、行政能力、行政发展等。

行政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逻辑分析法、法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心理分析法、案例分析法、量化分析法、利益分析法、模拟分析法、生理分析法、资料分析法等。

六、行政管理学的学科特点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行政管理学的学科特点

第一，综合性。综合性源于政府管理的广泛性与复杂性，综合性是行政管理学的最大学科优势和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第二，实践性。实践性源于政府管理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实 践性是行政管理学的生命力与效用性的基础。

第三，系统性。系统性源于政府组织结构与行政活动运行的整体性与有序性，系统性是解决各种复杂行政问题的基本途径。

第四，技术性。技术性源于研究和解决行政问题需要有科学的技术和方法，行政学本身就具有方法论方面的综合优势。

第五，发展性。发展性源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发展才能使行政学历久不衰。

（二）行政管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行政管理专业主干学科为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因此可以看出，行政管理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必然相互联系，彼此相互交叉、相互促动。具体来说，主要与以下几个学科的关系最为紧密。

第一，公共行政学与政治学。一般认为公共行政学源于政治学，其最初的目的是研究如何有效地保卫宪法和执行宪法。所以，从渊源上看，公共行政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但随着社会发展及学科演变，二者已经具有各自的研究领域。

政治学主要研究国家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如国家的起源、构成要素、体制、国家的政治原则、政治权力、政治制度，以及其他政治性的原理原则和实践。

公共行政学主要研究政府体制和政府行为等行政现象，研究如何制定正确的政治目标和有效地达成这些目标。因此，务实是其基本内容。就二者关系而言，一般认为行政学是借政治学指引其努力的方向，而政治学则依赖于行政学充实它的内涵。

第二，公共行政学与企业管理学。企业管理学是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以来的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的总称。一般认为，企业管理学较之行政学后起，主要是因为企业管理学形成理论是在科学管理兴起之后，科学管理理论比较系统的建立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代表作是出版于1911年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而行政学从1887年威尔逊发表的《行政学研究》一文起就逐渐开始建立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初步的学科体系。但二者在思想、理论以及方法方面相互借鉴和引用，但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范畴等方面是不同的。

第三，行政学与行政法学。从现代学科领域来看，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其性质和内容是研究和规定公共行政管理的法律规范。而公共行政学则研究推行和执行政务及如何使之有效的原理原则和技术方法，尤其注重在实际过程中的有效性。

二者都是以国家行政为中心观念的学科，公共行政学有赖于行政法学不断充实其内容，而行政法学则有赖于公共行政学提供维护自身合法权威的规范，进而加强自身的效能。

第四，公共行政学与社会学。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社会生活现象的学科，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学科之一。从广义上来说，一切社会生活都是它的研究内容，其中包括社会公共管理的概念、方式和手段。而公共行政学只有将行政现象置于广大的社会环境中来考察，才 能获得比较符合实际的理论和解决方法。所以，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关系。

除以上学科之外，公共行政学还与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心理学、运筹学、公共关系学、高等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七、行政管理学的内涵及其称谓变化

（一）行政管理学的内涵

在中国，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都是大众化的称谓。一般认为，二者并无本质的或重大的差异。如使用公共行政学，则公共行政是国家公共管理之一种，“公共性”因此构成了公共行政管理的本质属性。与此相联系，公共行政泛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依据宪法及法律的规定，通过科学、及时地制定和准确、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保证公共安全、提供公共产品、实施公共服务的活动。换言之，公共行政是依法运用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保障公众利益、满足公众需求的一种最为广泛、最为经常、最为直接的国家行为。

如使用行政管理学，则行政管理学是由“行政”和“管理”以及“学”所组成的一个复合词组。该复合词组相应表述的亦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行政”通常指政府公共行政过程中的政务的分析和推行。具体表现为政府以为全体国民服务等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为依据，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等行政理念为指导，以运用公共行政权力为基础，以承担行政责任为前提，以合法的行政管理方式为手段，以追 求卓越为目标履行政府职能，制定国家宏观公共政策。不难理解，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政府分析和推行政务的核心问题。而“管理”通常指政府运用依法获授的国家公共行政权力，并在法律原则规定的范围内运用行政裁量权，以行政效率和社会效益为基本考虑标准，处理公共行政事务的过程和活动。通过合法、规范、民主、进取而有创造性；合理、务实、灵活、坚定而有效的公共管理方式、方法的选择，执行或实施国家宏观公共政策，是政府公共行政管理的主要问题。在实行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提供广泛而高品质的公共服务，是政府基本的公共行政管理职能之一。

无论使用公共行政学还是行政管理学，“学”都是比较系统化和有着独特领域的理论、方法或知识的体系。因此，行政管理学就是关于公共行政制度或行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发展性的比较系统的思想、理论、逻辑、知识和方法的体系。在一般情况下，它主要反映政府（国军行政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自身事务的活动，并通过对这些活动的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观念与技术、内容与形式、制度与过程、历史与未来的研究，发掘公共行政管理的规律性，帮助和推动这些活动的科学化、法治化、规范化、合理化、效率化和时代化的进程。值得强调的是，政府公共行政管理在宪法意义上具有明确无误的公共属性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与此相一致，“合法性”和“有效性”构成了政府一切行政管理思想和行政行为的基本价值标准。

（二）从“行政管理学”到“公共行政学”称谓的变化缘由 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都是大众化的称谓，二者并无本质的或重大的差异，都是关于政府公共行政现象的研究。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之所以选择使用“公共行政学”而不是“行政管理学”的称谓，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从国际视野和国际标准的角度而言，使用“公共行政学”称谓，是学界的一般共识和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第二，从专业发展历程的角度而言，使用“公共行政学”称谓，更能表现出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即公共性，也更具专业意义。当然，也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反映了研究的侧重点与研究理念有所差异。参考文献：

[1]张国庆.《公共行政学》（第三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夏书章.《行政管理学》（第四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3]丁煌.威尔逊的行政学思想[J].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三期.[4]马骏.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三期.[5]倪星，付景涛.我国公共行政学教育模式反思[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月.[6]陈振明．行政管理专业由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的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十期.[7]丁煌，李晓飞.摆脱“身份危机”：中国行政学若干基本问题的再反思[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