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影视跨文化传播的障碍

第一篇：浅谈中国影视跨文化传播的障碍

浅谈中国影视跨文化传播的障碍

一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路线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这是炎黄子孙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诚然，这为子孙后代带来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但是不可否认，历史越悠久，劣根性也越多。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主张修齐治平，这虽然与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有所不同，但爱国主义仍是是普适的价值观念，还能够为别国观众所接受。但是同时，儒家文化强调自我约束，强调内省和自我节检视以及欲望的控制，这些思想形成了温和含蓄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接受理念，这与西方的主流思想消费主义和行乐主义不符，更与现在的竞争激烈的全民皆商的社会现实不符。如果说汉文化是一种沉静内向的月亮文化，而美国文化则可以比作是一种太阳文化，是一种躁动的，外向型的文化。不注重研究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就会不可避免的在跨文化传播中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中国古代宫廷的尔虞我诈和迷信思想等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背景，如果过多地将这些陈腐思想搬上荧屏，不仅会使国内的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也无法使英美这些与我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不一样的国家产生共鸣。出口以古代环境为背景的电影电视虽然有利于弘扬中国的古代文化，但是不利于其他国家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更为严重的是使某些人对中国产生刻板影响，于中国的形象有损。以中国古代文化为背景的影视作品确实能吸引外国观众，但鲜有创新的老一套表现形式难免使人感到乏味，而要做到像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那样将不同的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中国影视业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影视作品类型和题材的单一性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精彩影片如《让子弹飞》、《赵氏孤儿》和《花木兰》等等，2010年以来中国的电影票房也一直保持30%以上的增速，在全球电影市场上首屈一指。但是中国内地也正在逐渐取代日本韩国成为好莱坞影片的头号海外市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电影并没有守住自己的市场，更谈何扩大国外市场并进一步传播中国文化？

针对内容上，中国的卖座电影大致可以分为古装戏、战争片、动作片和爱情片，相对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好莱坞大片中国影片类型单一，跟风现象严重，最为典型的是喜剧片和恶搞山寨类型影片的横行。08年8月，喜剧片《十全九美》凭借几百万的投资，赚取了五千多万票房，成为当年的黑马，于是在09年，这一类型的影片多如牛毛的出现在大银幕上：《追影》、《灵灵狗》、《隋朝来客》、《熊猫大侠》、《火星没事》、《大胃王》„„这些“恶搞”影片以夸张的无厘头的故事情节和雷人的台词甚至是将经典电影的情节或台词拼凑在一起为笑点和卖点，粗制滥造，思想内涵和文化都极其肤浅乃至恶俗，这些影片国人都无法承认其价值又怎敢拿出国外呢？

一直作为中国影视素材的古装戏经久不衰，至今仍活跃在荧屏上，如《美人天下》《唐宫美人心计》等等。特别是近年来，古装戏倾向于对中国古代女性心理活动的挖掘和女性勾心斗角的行为的描述。悠久灿烂的古国文明作为影视题材本无可非议，但是大量的影视作品都围绕宫廷斗争这一题材则不仅使他人对古国产生错误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出现审美疲劳。武打片发展得较为成熟，但并没有足够的创新。其内容主要停留在颂扬侠义之士的义气上和儿女情长上，并没有将其往深度的价值观上挖掘或创新。大多数影片并没有 将古代的儒道、官隐等精神文化与时代精神有效地结合起来,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受到如此重视的今天，东方元素、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语境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中国电影也凭借这道风景线迎来国际上不少的啧啧称叹声，但是没有创新甚至恶搞中国文化元素无疑是对中国电影的极大讽刺。更为严重者，使宝贵的中国元素被他国所使用，造成的创意白白流失。三影片产业链的不足

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既要积极借鉴学习世界各国电影的技术和文化表述，又要理性地学习和分析先进的成功的电影商业运作方式方法。

细观西方电影的发展模式，无不是与由电影衍生的产业链结合在一起。从米老鼠动画系列延伸的迪斯尼乐园到变形金刚的各种玩具，从随处可见的卡通影星小熊维尼到由《哈利波特》衍生的游戏，好莱坞的每部电影都要将其中的卖点做到“物尽其用”。与之相比，中国电影的衍生产业则明显做得不够充分。《变形金刚2》零点首映时，不少影迷上午就开始排队，只为买到带有编号的限量版的“擎天柱”，而国内绝大多数电影都仅停留在赚取票房的阶段。对于国外观众来说，观看影片时也许对其中的异国文化元素感到新奇，但是看过电影之后则忘却，并不会留下长久的印象，又如何将中国的文化深入到其思想和生活中去呢？加大对影视衍生产业的开发力度，不仅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也能扩大盈利点，为祖国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第二篇：跨文化传播失败案例

立邦漆“龙”广告起争议 网友:中国象征被戏弄[图]

今年9月份的《国际广告》杂志第48页，刊登了一则名叫“龙篇”的立邦漆广告作品，画面上有一个中国古典式的亭子，亭子的两根立柱各盘着一条龙，左立柱色彩黯淡，但龙紧紧紧攀附在柱子上；右立柱色彩光鲜，龙却跌落到地上。

画面旁附有对作品的介绍，大致内容是：右立柱因为涂抹了立邦漆，把盘龙都滑了下来。评价称：“创意非常棒，戏剧化地表现了产品的特点„„结合周围环境进行贴切的广告创意，这个例子非常完美。”

然而，就是这样一则广告，几天来却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几天来一直是各ＢＢＳ上的热门话题。

网民

难以接受

网民小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乍一看还觉得挺有意思，可仔细一想就觉得别扭了。龙是中国的象征，怎么能遭到这样的戏弄！这个创意应该赶快改掉。”

更多的网民则认为，“发布广告者别有用心”，而且“恶劣程度比‘霸道广告’有过之而无不及”。

专家

忽略了文化因素

广告专家认为，从广告本身的三个因素考虑，这个创意没有问题。但是，广告设计和发布者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广告与文化的联系。

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副院长张翔在接受采访时说：“龙是中国的图腾，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每个国家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同，在我国的文化中，龙的内涵非常丰富。广告一旦忽略了与文化的联系，就会使受众感到不舒服甚至产生厌恶。”

杂志社

有创意才予刊登

《国际广告》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两天已经有一些读者打来电话询问此事。

“广告的设计单位是李奥贝纳广告公司广州分公司。在杂志上刊登的介绍和评价，是该公司自己做的点评。”

工作人员表示，刊登这篇广告绝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编辑部看了这个投稿后，觉得广告有创意，所以才予以刊登。”

广告公司

影响始料不及

昨天，该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公关部很快给记者发来了关于此事的声明，并表示希望通过媒体向公众做一个解释。

声明说，这个广告是为立邦涂料广东有限公司生产的“木器清漆”设计的。这种油漆的最大特点就是保持木器表面光滑，防止产生小刺。广告希望借用夸张手法来表现产品功能。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曾经征询过公司以外人士的意见，均认为创意具有相当高的吸引力。因而忽略了在部分人心中衍生的其他意义和联想。”

对立邦品牌和公众人士所产生的影响，该广告公司表示“始料不及，深感遗憾”。

第三篇：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笔记

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笔记

1、爱德华·霍尔的非语言传播理论

1955年在《科学美国》（Scientific A merican）发表了第一篇跨文化的非语言传播论文，即《举止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anners）,通过日常沟通行文来分析文化。扩展此文章思路，形成通俗读物《沉默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他将文化看作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所习得的行为模式、态度和物质的总和”，并认为他从深层持续稳定地控制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掩藏着人们行为方式的很多层面。

分析方法：通过定义文化的基本单位或“元素”（isolate），然后把这些元素联系到生物基础上，这样就能在不

同文化间进行对比，从而建立统一的文化理论。

核心意义：学习理解眼意识层面的交流过程，即理解我们的潜意识文化（unconscious culture）,因为“理解和洞见他人心理过程的工作比我们多少人愿意承认的困难得多而且情况也严重得多。”霍尔所揭示的作为文化隐藏之物的无声的语言——声调、手势、表情、时间与空间等，无不蕴藏这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尤其是非语言传播的文化无意识特点。其他著作：《潜藏的层面》（The Hidden Dimension，1966）、《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 1976）、《理解文化差异》（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s, 1990）等。归纳出两种奠基性的跨文化传播学思想与方法：

1、将人类学对单一文化的研究扩展为比较文化研究，关注不同文化的人之间如何互动。最具启发的思想是：文

化是人类之间的联系纽带，也是他们与他者互动的方式。（这成为后来文化差异与互动研究的理论来源，如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

2、将文化研究从宏观视野转为微观视野转向了微观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界定了文化的“基本讯息系统”（Primary Message Systems），即互动、联合、生存、两性、领土、时间、学习、消遣、防卫、利用，构成了对文化的立体化理解。其空间行为模式（proxemics）把空间当做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认为来自不同的感官世界中，一种文化中的人根据其文化感知模式而获得的体验会完全不同于其他文化。同时，在文化身份确认笼罩下的人们往往把他者视为他们自己的不可预测的、不可控制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交流障碍，为此，必须超越文化，把自己从潜意识中的文化网络中解脱出来。

2、霍夫斯特德的“文化差异的维度”

荷兰学者霍夫斯特德（Greet Hofstede）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了一次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调查研究，调查了66个国家117000位IBM员工的工作价值，形成了1980年出版的《文化的后果》（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其“洋葱”文化观点：

第一层（最外）：象征物（Symbols），如服装、语言、建筑物等，人肉眼可见的。

第二层：英雄人物（Heroes）人们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代表了此文化里大多数人的性格，英雄的性格=民族性格。

第三层：礼仪（Rituals），是每种文化里对待人和自然的独特的表示方式，如中国的座次，日本的鞠躬。

第四层（最里）价值观（Values），人们相信什么是真善美的抽象观念，也是文化中最深邃、最难理解的部分。文化差异的4个维度：

第一，权力距离（power distence），即在一个组织中（家庭、学校和社区等），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就可以判定一个社会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

第二，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即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人们更注重情感，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而在不确定性低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反送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的倾向。

第三，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个体主义——松散的社会结构组织，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重视个人自身的价值与需求，依靠个人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集体主义——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从出生就与内部集团结合并希望收到照顾以及保持绝对的忠诚。

第四，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inity），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男性社会-统治地位有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执着而坦然）。女性社会则反之。一个社会对男子气概评价越高，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就越大。

他把文化这一概念变成了可以测量的操作型变量，以及一种比安排好了的“精神软件”，这给文化差异的分析带来了定量研究的可能性，但也凸显了人们调解自身已适应新环境的局限性。

3、特兰迪斯的“文化差异的维度”

1958年拿到心理学博士学位，从此进入心理学领域，从事态度、偏见和社会距离等问题的研究。

文化差异的三个（层层递进）维度：

第一、文化的复杂性（culture complexity），从文化内部复杂程度对文化进行比较。一个文化内部内群体的数量与功能也是文化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数量增加，对个体约束力降低，个体对群体忠诚度降低，流动性大，个体选择群体归宿增多；数量少，个体依赖群体，强调内部和谐和合作，与外群体竞争对抗，严格约束力，严厉的惩罚）。所以文化的复杂性可以到处文化的宽松与严厉这一维度。第二、文化的严厉与宽松（tightness and looseness），即在同质性高的文化中，群体要求个体遵守群团体的规范，对于偏离群体规范的行为给予极大的惩罚和心理压力；在异质性高的文化中，群体的规范没有那么清楚和严厉，可以容忍个体有一定程度的偏离。由此，全体文化表现进入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第三、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指个体如何处理个人行为目标和集体行为目标的关系。个体主义——个人目标助于群体目标之上，态度是比规范更具威力的社会行为指标；集体主义——自我与群体相互依赖，规范是比态度更具威力的社会行为指标。（有很多局限）

他认为这三个维度直接影响着个体对自我、群我、角色与责任、共同合作、目标认同等心理边界的确定。

4、古迪昆斯特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简称AUM理论

1984年，古迪昆斯特（W.B.Gudukunst）和金洋咏（kim,Young Yun）合作出版《与陌生人交流：跨文化传播的路径》（Communication with Strangers： 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再次升华了西美尔的“陌生人”概念——与陌生人的交流问题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引出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人如何互相理解的问题。

一、他们围绕“陌生人”概念构建自己的理论：

“陌生人”被定义为“来自不同群体的部位我们所了解的人”，“你和一个同种族同语言的同事的互动，与你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因纽特人的互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质的区别，而是陌生程度（degree of strangeness）的区别”。在此，他们对种族界限的淡化，为更加细致地去理解各个层面的“群体”的文化铺平了道路。

二、他们把分散的理论成果纳入有文化影响构成的范式体系中。如文化影响、社会文化影响、心理文化影响、环境影响。

三、消减人的焦虑与不确定性，是与陌生人交流的关键。（目的是将误解降到最低水平）

“不确定性”，指人无法预测或解释他人的态度、行为和感受； “焦虑”，指不安、紧张、担心或忧虑等心理反应。四、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焦虑与不确定性：

1、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的信息的开放程度）；

2、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的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和差异的知识）

3、技能知识（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试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

1993年，进一步发现，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最高和最低）限度，影响传播效果。高于对大限度时：过分焦虑或者无法预测陌生人行为而逃避；低于最低限度时，不在意或者过于自信所做的预测而无视。由此引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四、AUM理论：

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小和最大限度之间时，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控制一种基本因素（如移情力）来提高传播质量 理论悖论：如何寻求焦虑与非焦虑、确定与非确定的动态平衡点

5.菲利普森的文化代码理论

德尔·海默尔（Dell Hymes）在1964年《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上第一次提出“民族志传播学”。而菲利普森（Gerry Philipsen）是第一个把民族志传播学真正引入传播学研究中的人。他的研究围绕语言社区的传播实践及其行为规范和解释规范行为。

归纳了民族志传播学研究的四条假设：

1、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创造了共享的意义，他们所使用的代码有一定程度的共性；

2、任何一个文化群体内的传播者必须协调他们之间的行为，换言之，传播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秩序或体系；

3、对单个群体来说，意义和行为更为具有特殊性，也就是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

4、不同群体的行为和代码各不相同，每个群体在理解特定代码和行为时所采用的方式也不相同。对文化的理解：

文化在他看来，就是由生活各个方面的符号、意义、假设和规则组成的代码，一个社区的成员所使用并借助于它来组织、建构自身的日常生活，来实现社区中的互动与理解。

1992年首次提出语言代码概念，即“传播行为文化层面上不同代码”。他指出，“言语代码是指历史上制定的，社会中建构的与传播行为相关的说话方式、意义、前提和规则体系。”以此把握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1997年正式提出言语代码理论（Speech Code Theory）,包括了六大命题（six propositions）：

1、只要有独特的文化，就会有独特的言语代码；

2、任何特定的言语社区都使用了一种以上的言语代码，在同一个生活世界中存在着各种与传播行为有关的代码；

3、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言语代码，每个代码揭示出该文化中自我、社会的策略性行为的结构层次。（情景词汇的符号和意义不但指称传播行为的各个方面，而且还可指称互动者或社会关系，是我们明白传播行为如何将社会关系中的人联系起来。）

4、言语的意义与互动者使用的言语代码息息相关；

5、言语代码的规则和假设蕴藏在言谈活动当中，因此观察与描写言语代码的关键在于观察传播行为；

6、巧妙地运用某种情形中的言语代码是预测、解释和控制、理解传播行为及其慎重而符合道德规范的话语形式的充分条件。意义评价：该理论能够提供对人的传播行为的语境化理解，呈现传播与文化的关系，从而提供了与日常生活中的他者进行互动的可能路径。正因此这一点，它与文化研究的权力、意义、文本分析相区别，通过对某一社区语言代码的解码，来理解社区成员的传播实践，导引出更为细致地观察。

6、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

这一理论认为，社会互动是一种有其自身规范的表演，互动双方在观众的注视下，表演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并在合理和技巧的演出中操纵观众对自己记得看法，维护自己的面子。理论背景：面子是个人的自我在某种关系情境中呈现出来的形象，他是在某一情境下进行互动者互相界定的身份；每一种文化的成员都会为他们想要拥有的面子而与互动对方进行协商。不过，不同文化中对“我”的概念有不同界定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我”被呈现在公众面前。四个基本假设:

1、在一切需要沟通交流的场合，所有文化的人都试着维持和协商面子。

2、当拥有自我身份认同的交流者出现问题时，面子的概念在脆弱的人际关系情况下是特别易受质疑的，比如尴尬和冲突的情况。

3、文化变动性、个体水平的变动，环境和情景的变动都会影响成员以什么面子表情示人（自我导向性保留面子和他人导向性保留面子）；

4、面子关切影响各种面子功夫以及在组织内和人际关系的冲突管理的有效使用。

为了分析不同的文化观，她导入了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并作了具体解释：

高语境文化——意义和语境紧密关联，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没有绝对固定语词解释；倾向于集体主义；“我们”而不是“我”代表最高认同。

低语境文化——注重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倾向于个体主义；“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认同。

“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的协商方式： 高语境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

“要面子”（Face-assertion），表示面子有极高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

“给面子”(Face-giving)，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

低语境文化——追求消极、被动的面子，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

“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与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

“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

实际上揭露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最基本的符号资源。它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联系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意味着，在跨文化沟通中，不仅要了解自身的文化，也要表现出愿意接受他者文化的差异。

7、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

他当了三年水手，从20世纪60年代潜心研究心理学，开辟跨文化心理学，成为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一生致力于跨文化心理学理论体系构建，1992年《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最引入关注的是其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其结构框架被称为“Berry的理论框架”。

意义：该理论至极全球化的核心问题，全市文化适应过程和结果、分析文化适应的态度和去向、理清文化适应群体、提出引人深思问题（群体和个人在文化交往和变迁中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对应这一过程；人们的跨文化策略；如何改变个人的经历和承受压力已获得最终的适应）。

最初的文化理论：单维度、单向度、非主流文化个体最终完全融入主流文化，被主流文化同化。

双文化的状态（biculturalism），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某些方面已经被主流文化同化，但是另一方面却仍然受原来的文化的影响。

他认为文化适应的过程实际上对发生相互接触的这两个不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只不过主流文化影响小而已。因此他的双维度模型将文化适应研究推到一个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阶段。两个维度的考量：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和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

从非主流文化族群的角度：

整合——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也注重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

同化——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却与其他文化群体有频繁的交往； 分离——个体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

边缘化（最难以接受）——个体既不能保持原来文化，又不被其他群体文化所接受；

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交流最终产生的策略：

当主流文化实行熔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同化； 当主流文化实行熔炉种族隔离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分离； 当主流文化实行排外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边缘化；

当主流文化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整合策略。

这个模式否认全球化会带来同质化的唯一可能，向人们展示了四种可能的后果：

1、世界文化同质化——非主流社会逐渐趋同于主流社会（同化）；

2、相互的改变——全球化导致交流双方的某些方面的趋同，共享一些特质的同时有保留了各自的独特之处（融合）；

3、相互排斥——非主流群体抗拒主流群体的影响并与之隔离，或主流群体无法与非主流群体交往；

4、主流支配——非主流文化被毁灭，并且不能融入主流文化，其成员丧失了文化纽带（被边缘化）。结论：我们能否跨文化交流，取决于我们如何改变自己，与不同的文化融合。全球化的应对，是我们如何去平衡自己传统文化和身份认同与世界其他多文化的融合，而不是抗拒、逃避或者企图支配他者。

8、霍华德·贾尔斯的传播适应理论

1971年凭借论文《社会互动中言语模式研究：口音识别及口音改变》获得博士学位后，贾尔斯（Howard Giles）便一直着眼于研究不同传播环境中人们彼此交流、彼此改变间的互动现象，进而探索人们在合作中互相影响的方式，成为“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CAT）的主要代表人物。

Accommodation是acculturation的一种类型，是对主文化有保留的接受和调整以适应主文化，或者可以说是为了适应主文化而对自己的行为他尽可能小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提出“言语调解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着重强调主观情感因素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作用；1984年进一步建构“种族语言模式”（Ethno linguistic model），认为：母语使用者在于非母语使用者互动时会产生角色变化，母语使用者常因占据较优势的语言能力或较高的社会语言地位而在互动时成为主动并具有支配主导地位的角色。

1988年，从传播学角度拓展了“言语适应理论”（关于口音灵动性问题的研究）的适用范围，并重新定义为“传播适应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自己与他人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说话者有动机和目的，比如，运用言语策略姨婆去赞同或显示个性。出于这些动机，说话者使用的策略主要是言语同化与言语异化，这些语言手段分别用来缩小或拉大传播的距离。三种表现形式：

同化（Convergence）现象。个体在不同的相互作用下改变他们的语言模式以适应他者，为了显示对交互环境中对他人的赞成，个体可能会表现出趋同的倾向。异化（Divergence）现象。异化会发生在两个语言、文化等背景相异的群体间，其中一方会在谈话中着重强调与他们说话对象不相配的特质，以表示对其反对。保持（Maintenance）现象。发生在个体不改变特定交流行为或表现时。同化与异化现象的原因：一个心理反应，即人们豆油希望被喜欢、被肯定、被接纳的需求。满足他人的期望是影响我们是否趋同的最强烈因素。反之，与他人保持距离，通过展现不同点而感到骄傲，可以使人们异化。

第四篇：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分析

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分析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影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载体，在向人们提供感官娱乐、精神审美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间传递着自己民族的文化，潜移默化中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的价值观、精神状态、人生态度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跨文化传播手段。

一、以《花木兰》和《功夫熊猫》为例分析美国电影中的中国文化

《花木兰》和《功夫熊猫》两部电影中都包含许多中国元素，但是由这些中国元素构成的动画电影却蕴含着美国风情。

《花木兰》中，花木兰虽然有着细眉、丹凤眼、樱桃小嘴和瓜子脸，但是从整体上看却不像“中国人”。木兰一出场就穿着吊带背心和齐膝短裤，与保守的中国形象相去甚远。另外，影片虽然注意到龙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但却把中国龙设计成无厘头的木须，一只除了说大话以外什么都不会的干瘪动物。花家的祠堂里不但供奉着女性祖先，而且设在一个开放的亭子内，不但谁都可以进，甚至连一只狗都能在里面捣乱。祖先在祠堂议事的格局俨然就是西方的圆桌会议。每个人都在喋喋不休，现场显得混乱不堪，一个家族会议失去了它应有的凝重、严肃。虽然对中国观众而言，这个木兰“太美国化”了，但是观众在觉得诧异的同时也在渐渐接受这部影片。中美两国的文化就在这样的过程中相互影响渗透，达到互相影响与促进的作用。

在《功夫熊猫》中，熊猫阿宝是鸭子的儿子，吃面条长大，成天做着英雄的梦，却又好吃、懒惰。中国功夫讲究内外兼修，既有刚健雄美的外形，更有典雅深邃的内涵。但是在《功夫熊猫》中，所谓的功夫更多是倾向于实战的“美国功夫”。每逢格斗的时候，我们除了看到几只动物以高速移动来博取胜利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招式。乌龟大师口中经常出现许多哲理，听似简单，实则意蕴深远。但是《功夫熊猫》真正理解中国的道家思想吗？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道法自然。当熊猫打开天书时，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一桥段的设置，貌似符合了道家的“无为”思想。但是熊猫阿宝从龙之典上得到的启示是“相信自己”。当太郎发现龙之典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非常愤怒，阿宝反而安慰他说没关系，他第一次打开的时候也没有领悟，而且他还告诉太郎，没有什么绝密的奥义，而只是你自己。《功夫熊猫》中有熊猫、功夫、道家语言、金元宝、山庄布置、碗筷、福字等等一系列中国元素，然而在这华丽的元素外表下，蕴含的是美国“相信自己”的精神。相对于《花木兰》而言，《功夫熊猫》将中国元素与美国文化结合的更为精致。这也是《花木兰》一直没有在中国获得市场而《功夫熊猫》却在中国获得高票房的一个原因。

二、以《卧虎藏龙》为例分析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卧虎藏龙》中充溢着中国文化的典型符号：京鼓、琵琶、二胡、笛汇成的东方天籁，江湖侠士，神奇玄妙的中国武术等等。然而影片着意表现的并非是表象上的东方文化奇观，而是更为内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反思。《卧虎藏龙》的片民隐喻着人性中奔放和隐忍的两面性，影片分别提供了典型的东方气质人物李慕白和西方气质的人物玉蛟龙。李慕白这个角色承载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侠义精神，他修为高深，沉稳大气，重情重义，深受传统礼节的束缚，对个人感情一味隐忍克制，而玉蛟龙则敢爱敢恨，蔑视江湖权威与世俗成规，追求自由生活。这一人物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尊重了西方文化崇尚的主体精神和个人本位。影片通过人物展现了感情与道德伦理、个人欲望与江湖道义、生命冲动与心灵自制的剧烈冲突，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和自由被禁锢带来的痛苦与矛盾。遵循传统礼教的李慕白悲剧的死去，而跳出传统礼教追求绝对自由的玉蛟龙最终也走向毁灭。在快意恩仇之间，影片向人们抛出了究竟用什么样的信仰才可以走出迷雾的人生拷问。

观众可以从电影设立的东西两种文化形象中看到自己和他者，既在对照之中凸显了本国文化的文化特性，又通过共性的挖掘打通了不同文化间的审美隔阂，获得多元文化的接受认同。影片既没有以民族文化为本位固步自封，也没有对异国文化无原则的曲意逢迎，而是通过对东西文化精神的双重渗透和汲取，探索了人性共同的话题，体现了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智慧，从而获得了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三、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首先，电影要做的就是认识自己，就是说，电影应该发掘本土性的“文化资本”，在自身的文化结构找出本土的主流文化。电影的文化表述是一个系统，既包括了肤色、服饰、饮食、语言、建筑等外在的表征，也包括人际关系、生活习惯、民俗仪式、价值观念等内在的意义。所以电影要做的就是在这些文化表征和内在意义中找出可以拿来展示的那一部分“文化资本”。

其次，寻求共同的文化话题。电影《刮痧》导演郑晓龙说过，“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层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善于寻找开掘全球人都能理解的，既有共性，又有“距离感”的文化资源，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策略。

再次，培养电影跨文化传播方面合格的“把关人”。在电影媒介中，所有参与电影制作人的人都可以称作“把关人”，但最为重要的“把关人”当属电影导演。所以，在传播主体方面，电影要培养合格的“把关人”——精通各国各地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者。电影人应该具备一种国际化视野，摒弃单一的视角和过重的本土情节，用现代化、全球化的视界来关照本土文化或各国各地文化的差异。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要真正实现良好的跨文化传播决不能只是文化符号的简单堆砌，更重要的是找到不同文化表象下隐藏的共同的文化内涵。认识到这一点，我相信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必定有更大的发展。

第五篇：“一带一路”建设与跨文化传播[范文模版]

“一带一路”建设与跨文化传播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习近平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的。他说：“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进一步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他在APEC会上概括为“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中国大战略。把“一带一路”说成是中国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接轨，这是认识的误区。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不是与美国推动的美元全球化衔接。很多人以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潮流，不是的，全球化是大国推进的趋势。“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全球化，对此我们要有清醒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成功的跨文化传播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极为关键。

有的官员讲中国搞“一带一路”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也没有意识形态输出需求，就是要搞经济，就是要跟沿线国家互利互惠。这样讲给别人听没有错，但我们自己若这样认识，一定会出问题。“一带一路”是中国对美国战略东移的一种非对抗性选择。

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处于“一带”主干道上。中国从这里走出去便是中亚，主要是突厥语族和斯拉夫语族国家。新疆处于这两个语族与汉语族的交融地带，其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蒙古语、锡伯语分属蒙古语族和通古斯满语族。俄罗斯语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塔吉克族是我国唯一讲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语言的民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有千年共同生活与交流的经验。

再向西就是欧洲。我们与更多印欧语系民族和国家接触。除了斯拉夫语族各种语言，还有日耳曼语族的德语、英语和北欧各种语言，拉丁语族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至少新疆境内的俄罗斯语、塔吉克语与汉语交流的经验，可以作为进一步走出去交流的研究基础。

最初的跨文化传播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传播。“陌生”带来不确定性，可怕但也可能带来发展机遇。我组织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做的论文《陌生人理论在跨文化传播及人际传播中的应用》，从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陌生人理论”谈起，对跨文化人际传播作了一番论述，可能引发读者对陌生人理论的兴趣。

我组织研究生做的论文《APEC峰会期间中国对外传播翻译实践分析》，分析了15句习近平讲话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讨论这些言语如何与国外习惯的话语体系、表述方式对接，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这些言语是中国文化的体现，折射着一定政治内涵。通过研究，可以为“一带”建设过程中更为复杂的多种语言之间的深度理解和交流提供经验。

新疆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充分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传播学与语言学研究者结合，有可能做出有效的科研成果。新疆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韩强与他的研究生做的关于哈萨克斯坦受众情况的文章，就为中亚跨文化传播研究做了基础性工作。

习近平谈到对外传播时提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论述的重点是“创新对外传播方式”和打造“三新”，而媒体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套话，却不谈对外传播如何打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谈如何创新。现在除了“学习粉丝团”关于习近平的报道和介绍形式上有所创新外，日常的对外传播思路和内容基本是老一套，不见起色。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绝不是花上千万元到纽约时代广场做个广告，更不是跟外国人讲中国人在做什么梦。

为此有必要先研究一下不多的成果，例如曾经出版《我在伊朗长大》的法国达高出版社，2009年商业化推出的漫画集《从小李到老李――一个中国人的一生》在世界70多个国家流通，有12种外文版本，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它通过讲述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一生，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我的硕士生今年的硕士论文《跨文化传播中的故事表达》，从叙事题材、人物塑造、绘画风格三方面，讨论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外国人喜欢它，提出了三方面的经验：外国人想听什么（量体裁衣，选对主题）；怎样讲好故事（中国故事，国际表达）；避免刻意打扮（平衡客观，去意识形态）。

当然，去意识形态并非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我们走出去会遇到各种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问题，以及我国与别国由于不同文化传统、宗教而发生的从观念到行为的冲突。

如何处理这类跨文化交流的问题？这里讲一个教训。就在习近平8?19讲话之前的8月1日，我国所有的主要网站在首要位置连续48小时刊登一篇文章，说俄罗斯是“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世界二三流国家”，“在工业体系崩溃后肯定是穷得要死的国家”。俄官方中文“俄罗斯之声”8月15日发表回应文章，第一段全文是：“我的中国朋友们让我开始关注中国国内对苏联解体的影响这一话题的讨论。事实上，我们在俄罗斯国内对这个问题也争论不休，比如电视屏幕上的政治家、报纸上的知识分子、火车上的旅伴以及茶余饭后的一家人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能公开对国家的过去进行辩论就已经是后苏联时期的一大进步了，这是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下面我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头10年这三个年代中每个年代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列举一些实例。我想强调的是，我要谈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我们不会说话，更不会温和地说话，而人家利用我们踢过来的球，进行了一次温和的反宣传。这方面我们需要向人家学习。习近平的8?19讲话要求宣传工作胸怀大局，顺势而为，要求创新对外传播方式和打造“三新”，是有针对性的。

还有一个选题思路不可忽视，即外国人关于中国传播内容与形式的研究，我国这方面还很落后，停留在分析批判人家媒体，对如何歪曲中国方面，缺少建设性研究。2015年1月15日至24日，KBS电视台推出7集新年特别企划纪录片《超级中国》。该片给韩国和世界带来了哪些关于中国的印象，我没有看到有分量的研究文章。5月8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中国纪录片，展现二战期间两国通力合作与法西斯斗争的历史，以及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文化传统着眼讲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外国人看待中国的视角和传播心理，应该成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