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习近平阐述国家安全观 提“11种安全”
习近平阐述国家安全观 提“11种安全”
2014年04月16日 08:01
来源:东方早报
提到非传统安全时,习近平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原标题:习近平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 首次系统提出“11种安全” 早报记者陈竹沁 胡攀 卢梦君 王维佳 苏展
时隔三个月后,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委”)正式启动运作。
昨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安委主席习近平召开国安委第一次会议,明确国安委职能责任、管控范围、基本遵循和运行原则,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描绘出国安委总框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安委副主席李克强、张德江出席会议。同时出席的还有国安委常务委员、委员,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联播》昨日播出国安委首次会议,只见文字不见画面。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成立的另两个机构即中央深改小组、中央网信小组,在举行第一次会议时,《新闻联播》都播出了会议画面,得以了解这两大机构的基本人员架构。
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习近平在昨日讲话中,将国家安全明确列为头等大事。
他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这在习近平对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亦有体现。他说,“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习近平还指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集中统一的国家安全体制,在昨日的会议上也得到强调。
习近平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此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有国防动员委员会、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等数十个中央及国务院层面的议事协调机构,安全管理职责多有交叉。
在这之前,专司国家安全议事协调工作的是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该小组于2000年9月由中共中央组建,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直接负责统筹协调国家安全工作领域重大问题,办事机构成员目前均为外交工作背景官员。
军事专家岳刚认为,以往安全决策势单力薄,以外交口主导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牵头负责,面对综合性的安全威胁,难以将国防、经济、公安等力量握成一个拳头,打出组合拳。
国安委下设常委、委员
今年1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习近平任国安委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
随着昨日国安委第一次会议召开,国安委常务委员和委员人事安排也已到位,国安委已正式投入运转。
目前,中央深改小组专门设立了具体办事机构中央改革办,国安委是否会设立类似机构成为一个待解的悬念。
在昨日的会上,习近平为国安委确立了“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五项原则。有分析认为,五项原则既有“科学谋划”,也有“协调行动”,足见其既负责决策设计,又负责部署执行。而最后一条原则是“精干高效”,则被认为既保证权威,又注重效率。
国安体系涵盖11种安全 从十八大至今,中央一直强调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合对内对外事务。国安委从决定成立到正式落地,最大的决策背景是“大安全观”的建立。
昨日会上,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习近平用71字总结“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提到非传统安全时,习近平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熊文钊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11种”安全等概念,都是第一次系统地被提出。其中透露出的信号是:统揽和协调将成为国安委的运作特点。
习近平在会上指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
第二篇: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图解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图解
背景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
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
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
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
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
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国家安全体系涵盖11种安全
第三篇: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探究
(430079)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52号 闫聪慧 电话:***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探究
闫聪慧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当前国际国内严峻的安全形势,积极探索国家安全新理念,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特点。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容及特点;意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着眼点上深刻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确分析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的背景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在深刻把握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下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而形成的,具有深刻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的理论背景。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平国际观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安全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和平的国际观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国无产阶级要加强国际合作,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实现和平的国际状态,这是未来新社会的国际原则。这些思想为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习近平继承发展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国家安全思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的现实背景。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在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仍面临着国际国内一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国际国内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给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国际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战争并没有完全消失,地区冲突与局部矛盾仍然存在,恐怖主义、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文化能源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仍在蔓延,给世界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国内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种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使我国社会遇到的风险加大,社会稳定面临挑战。我国周边环境也不容乐观。与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存在一系列领土争端,潜在地给我国安全带来威胁。此外,“藏独”、“台独”、“疆独”等势力日益猖獗,恐怖暴力事件、邪教组织寻衅滋事时有发生。总之,新世纪新阶段,我国面临着国际国内的严重形势,对我国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课题。这构成了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背景。
二、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说:“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是理解和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依据。
1、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置人民群众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也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的根本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人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力量,只有确保人民安全,国家安全才有保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利益,这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人民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贯彻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安全,又要保障每个人的安全,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和平安全环境所带来的幸福。
2、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是指要把国家政治安全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高度自觉地予以维护,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敌对势力以任何手段破坏我国的政治安全,为我国国家安全提供根本的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政治安全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的根本性手段,这是由我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现实决定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是最大的政治安全,也是我国国家安全的根本之所在。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因素比以往更为复杂,安全形势更为严峻,因此,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坚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反映了新的历史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政治安全的新认识,折射出新时期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的迫切需要,有力地回应了国际国内敌对势力企图破坏我国政治安全的图谋。
3、以经济安全为基础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这主要是由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安全形势决定的。国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西方大国的经济霸权日益严重。近几年,一些西方大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它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将自己的经济利益凌驾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利用经济手段控制他国的经济命脉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掠夺他国的能源资源来为自己经济的发展解除后顾之忧。此外,千方百计削弱他国的经济竞争力,并找寻“适当的”时候对他国进行经济制裁。其中,我国就是受害国之一,这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考验。其次,一些经济强国利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冲击着我国的经济安全。长期以来,这些经济强国垄断着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权,它们通过不合理的经济规则大肆压低初级产品或原材料的价格,垄断高技术产品的价格,还不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设置重重贸易壁垒,这些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严重制约我国的经济安全。最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因素。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深入,经济因素尤其是金融因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一旦一国发生金融危机,他国就会很快受到冲击。
4、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
军事安全是指以军事力量为主要手段,同时辅以其他手段来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为国家发展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军事安全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是其它一切安全的重要保证。文化安全是“指民族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国家文化主权领域免受外来文化威胁和危害的状态。”文化安全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是引领国家发展的精神动力。社会安全是衡量国家安全的综合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稳定,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就要“注意研究这些方面面临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遵循不同领域的特点规律,建立完善强基固本、化险为夷的各项对策措施,构筑起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当前,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国内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切实维护我国的军事、文化、社会安全,对此,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
5、以国际安全为依托
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就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注重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注重维护国际安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国家安全已不再是孤立的,一国的安全已经置身于这个国际大环境之中。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联系日益密切,诸多安全问题已成为世界性的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针对国际上存在的安全因素和不安全因素,适时调整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要坚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总体安全观。
(二)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点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丰富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人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发展而来的,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安全理论,具有鲜明的特点。
1、系统性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将发展与安全统一起来,这充分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
2、共同性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安全观,既要重视自身安全,又要重视共同安全”。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为了自身安全而牺牲了他国的安全,要“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这不仅深刻揭示了一国安全对世界安全的依赖性,还充分说明了只有确保世界安全,才能保障一国的安全。这是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同性的集中体现。
3、综合性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安全内容的综合性。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国土安全的同时,也突出了国民安全、国际安全,同时还强调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问题,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一起来。第二,安全主体的综合性。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追求国家安全的同时更注重国民安全,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将人民安全提高到至上的位置,突破了传统国家安全理论中只注重军事、政治安全的狭隘性。第三,安全手段的综合性。习近平总体安全观在维护国家安全时不排除军事手段,但更强调运用非军事手段,通过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打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来实现国家的安全,从而促进地区稳定和世界的和谐发展。第四,安全要素的综合性。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安全要素扩展到科技、社会、信息、生态、资源、核等范畴中,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展、安全因素更为复杂。
4、民本性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揭示了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确立了国家安全的总纲领;“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这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主体性,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确立了人民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民心基础这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人民安全的高度关注,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5、包容性
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着力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体现了习近平总体安全观很强的包容性。随着综合国力的强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步提升,中国以更加坚定的自信、更宽广的胸怀、更谦和的姿态发展外交关系。新的历史条件下总书记坚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尊重各国人民的愿望和选择,在捍卫自身安全的同时,积极促进他国的安全,为实现“中国梦”构筑坚实的屏障,这也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际社会上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之所在。
6、和谐性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这充分体现了总体国家全安观的和谐性。和谐是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根本属性。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这头已经醒来的狮子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为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性质作了根本的定论。
三、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积极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来自国际国内的各种威胁与挑战,以世界和中国未来的发展为着眼点,大胆超越传统国家安全思想,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为维护我国的和平发展和世界的和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一)拓展了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
国家安全问题是我们党一直以来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坚持从总体上思考和把握国家安全是我们党十分宝贵的经验。习近平坚持全面的、总体的、系统的观点,继承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安全思想,深入分析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着眼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恐怖主义、宗教主义等极端势力,在关注传统国家安全的同时,更强调非传统安全,提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拓展了国家安全的内涵,是习近平对当前国家安全更为全面的认识,深化了对国家安全内容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
(一)有利于为我国发展构筑一个相对和平的国内环境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攻艰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群体性事件多发、流血冲突事件频繁、公共安全得不到有效地保障,针对这状况,习近平提出发挥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通过多方面的机制建来构建和谐社会。顺应时势要求,习近平在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坚持全面的观点,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安全问题,有利于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不同的策略,化解阻碍我们发展的矛盾,从而为我国的发展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
(二)有助于构建一个互利共赢、平等协作的和谐世界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安全困境日益突出的新时期提出的,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充分反映了国际国内人民的利益诉求,“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单方面安全的范畴,追求全面的安全,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结合起来,强调以和平合作的原则来调整世界各国的安全问题,防止避免国际危机和冲突的发生,通过互利合作来寻求世界的共同安全。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发展新型友好外交关系的新思路和新构想,为世界各国发展外交关系新供了新的范例,为构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指明了方向,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有利于构建一个互利共赢、平等协作的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吕国辉、杨丽杰:《胡锦涛国家安全思想初探》[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2]马占魁、孙存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J],解放军报,2014年7月30日
[3]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讲话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解放军报,2014年4月16日
第四篇:习近平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习近平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4月15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习近平指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
第五篇: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观
[摘 要]国家安全观是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态度和观点,对安全战略具 有指导作用。有什么样的安全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近年来,我国国家安全观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也存在“安全观”概念模糊、研究对象国范围过窄、研究相对滞后等现象,本文拟对这一状况简单总结,以供同仁参考。[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安全战略 研究述评
自1997年3月,中国代表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正式提出“新安全观”以来,安全观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是一条试图从思想、意识形而上的角 度来探讨影响安全战略因素的新途径,对现实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迄今为止,研究已经得到更多学者的响应,形成了相应的声势和规模,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就,并且有 方兴未艾之势。笔者试图利用已有的材料,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近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个简要的整理和介绍,希望能有助于学界同仁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概言之,国家安全观是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态度和观点,并被系统化、理论化的安全观念。它对安全战略 具有指导意义,有什么样的安全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安全战略。“安全战略是安全观的具体化。”[1]
多年来,学术界重视对安全战略的研究,对安全观念的研究则相对 不太重视。在论述安全问题的文章中,学者们多以“安全战略”为论述对象,而以“安全观”为题的文章,所占比重不大。笔者依照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国期刊题录数据库”,作相关统计,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中国期刊题录数据库”中,1994年——2006年“中国政治、国际政治”类中,篇名包含“安全”一词的文献有1964篇,而包含“安全观”一词的文献为170篇,仅占总数的8.7%。就是在1999年—2006年“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中的“中国政治、国际政治”类,篇名包含“安全”的毕业论文有142篇,包含“安全观”一词 的文章有14篇,也仅占总数的10%。很 显然,对国家安全观的研究,还有待我们共同努力。
可喜的是,学者们对安全观的研究,近来已经日趋重视,这可从“中国期刊网优秀博硕文数据库”论文数量的变化看出。自2001年始,期刊网中以“安全观”为题的硕博文章,由2篇(2001年)、1篇(2002年)、3篇(2003年)、4篇(2004年),到5篇(2005年),论文数量在逐年递增,而质量也在逐步提高,这为安全观今 后的研究奠定了可靠基础。
另外,在国际关系各类学术刊物、书籍中,但凡谈论“安全”方面 的文章,也皆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一些“安全观”的话题。这方面的代表作,国外的有:巴瑞·布赞《新安全论》,彼得·J·卡赞斯坦《国家文化安全》等;国内书籍为:丛鹏《大国安全观 比较》,子杉《国家的选择与安全》等。
巴瑞·布赞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大师。他根据建构主义理论,提出复 合安全理论和非安全化理论。彼得·J·卡赞斯坦则在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上做出了有益尝试。他从文化角度探讨了二战之后日本安全观的演变。丛鹏《大国安 全观比较》是国内对大国安全观进行比较研究的首部著作,也是首部以安全观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子杉的《国家的选择与安全》则以全球化为视角,系统阐述了全球 化进程中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问题,对建国以来安全观的发展阶段也作了梳理归纳。一般说来,我国学术界对国家安全观的 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后,起步较晚。待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安全观”概念提出之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才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概括而言,我国学术界对国家安全观研究取向上有两种[2]:一是理论层次的探讨,这是中国学者最感兴趣,同时也是成果最多 的领域,代表学者有刘跃进、李少军等。另外是一些著作,对冷战之后国家安全观的新变化进行了富有成果的理论探索。2003年11月,外交学院与中国军控和裁军学会联合邀请了社科院、国际问题 研究所、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等十几名学者以“各国安全观比较研究与中国新安全观”为题召开座谈会,交流研究心得,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国家安全观的研究已初具 规模,并尚待壮大。
当然,“国家安全观”研究毕竟是一新兴课题,研究过程中不免出 现一些问题:
(1)“安全观”概念过于模糊,学者依其不同理解而界定,造 成概念混乱。
安全观是对安全问题的理性化认识,是有关安全的理论。但是,对国 家安全观的内涵、研究对象,不同学者依其理解的侧重点,做出不同解释。如: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国家在维护本国的安全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自身的安 全利益、安全目标、安全环境和安全手段等问题的认识;还有学者认为安全观念指对国际安全的主观认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二是构成 国际安全的基本条件,三是维护国家持久安全的方法。4
有争论未必是坏事,争论催生新的理论思考。但是,概念界定过于 含糊不清,则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从而不利于研究的继续进行。这一点,尚需得到规范。
(2)“安全观”对象国的研究范围过窄,主要集中于对中国新安全观的研究。
据统计,学术期刊网1997年——2004年“中国政治、国际政治”类,篇名包含“安全观”的文章共89篇。其中,以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犹太民族为对象的文章各1篇,以东盟、亚太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共4篇,就是对俄罗斯、美国两个大国的研究,总计也仅4篇,这相对于以中国国家安全观为对象的43篇文章而言,真是小巫见大巫。学术界对对象国的研究出现了明显 的失衡。
(3)侧重于对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安全观理论研究相对滞后。
安全观是安全理论的基础,又与安全理论有着不同,具有自己的特 点:①它以理性思维为主导,但没有完全排除非理性思维和感知,包括一般的安全感和安全经验,是对安全问题的广泛认识和思考。②它的认识重点在安全的现实问 题上,而对与现实联系不太密切的一般普遍性的安全理论问题,特别是安全的本质、属性等,并不给予特别关注,或者不是其关注的重心。其重心在现实。5
学术界对安全理论系统化的研究已经开始,代表人物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刘跃进教授。他先后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国际安全通 讯》、《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等学报中发表一系列文章,探究对安全理论进行系统化研究的可行性,推动了国家安全学的开展。除刘先生外,对安全理论研究做出较大贡献的还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学院研究员楚树龙先生、社会科学 院世界经政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军先 生等,他们的努力推动了安全理论研究的进程。
对比而言,学术界对安全观的系统化研究,进展则相对缓慢。除在国际关系各类学术刊物中尚未出现以安全观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专栏外,书籍中以“安全观”为 题的,据笔者所知,目前为止也仅丛鹏教授一部《大国安全观比较》。在国家安全观研究方面,尚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去填补。
参考文献
[1]丛鹏,大国安全观比较[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第2页 [2]丛鹏,大国安全观比较[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第5页 [3]朱阳明,亚太安全战略论[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第123页 [4]阎学通,中国与亚太安全[M].时事出版社,1999,第20页 [5]刘跃进,“‘安全’及其相关概念”《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9,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