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之缘由

第一篇：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之缘由

关于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桑基鱼塘”这种世界少有的农业生态系统，过去我和一些农史学家曾撰写过论文，作过“基种桑、桑养蚕、蚕养鱼、鱼肥桑”食物链的分析①。但对“桑基鱼塘”发展的原因却缺乏深入分析。本文拟对“桑基鱼塘”发展的原因作一探索，以求正于方家。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大环境来考察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的原因，应该说，它是世界海洋经济（包括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产物。所谓海洋经济，是泛指海洋沿岸国家或地区的渔捞、航运、贸易等经济活动以及为这些活动提供劳力、资金、技术、商品和市场等的陆地（主要指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可以说，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就是为当时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劳力、资金、技术、商品和市场等陆地经济活动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贸-工-农的经济模式。

一、商品贸易全球化的拉力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州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D· Maga lhāa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条件。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报道说：“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②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说：“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③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品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使中国成为当时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而15-19世纪初，在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禁政策时期，却对广东实行开放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④；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⑤。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东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省区；省会广州则成为全国唯一合法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⑥。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集到广州进行。而且自1553-1830年期间，运来5亿两白银到广州购买中国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例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2）后，葡萄牙人从广州购买大量丝货，“每年由葡人输出之绢约五千两三百箱。每箱装绸缎百卷，薄织物一百五十卷”⑦运往欧洲；万历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1586-1644），每年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日本的生丝2460担，价值银1476000两⑧。万历六年至康熙十二年（1578-1689），从广州经澳门输出到日本的生丝达到12939275斤⑨，每年平均为300913斤。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后，虽然广东出口商品的丝货退居茶叶之后第二位，但每年输出的生丝和丝绸仍然达到20-33万斤，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出口的广东生丝增至36.8万斤，占当年在广州出口的中国生丝总数的52.2%。到了光绪六年（1880），广东生丝由广州输往欧洲的达到96-112万斤；输往美国达到75万斤，输往缅甸的为21.5-37万斤⑩。如此大量的广东生丝和丝货外贸出口的拉力，必然大大刺激和促进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产的日益发展。[!--empirenews.page--]

二、近代机器缫丝厂兴起的助力明代，广东、福建和三吴已成为中国三大丝织业中心○11，到清朝达到鼎盛。广东丝织品的质量，可谓达到一流水平，史称“广纱甲天下”，特别是“粤缎之质密而匀，真色鲜华，光辉滑泽”，“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12。加上当时丝货可以在广州合法出口，就更加吸引商人投资丝织业生产了。正统七年（1442），南海县商人聂天根，把经商积累的部分商业资本投向丝织业，其家谱记载：四世祖根„„流贾于 门水滨„„后以纺织为业，勤俭成家○13。康熙年间（1662~1722），顺德县商人梁俊伟到佛山创立机房，从事丝织业生产，史称：梁俊伟，字桂轩，顺德水藤乡人。康熙间佛山创立机房，名梁伟号，因家焉。诚实著闻，商业遂振○14。清代后期，商人投资丝织业者更多，而且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和生产技术日益提高。同治十三年（1874），南海县商人陈启沅、陈启枢兄弟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就是突出的例子。陈启沅（1834~1903），原名如郎，字芷馨，号启沅，南海县简村堡简村乡人。启沅原有兄弟七人，但四个兄弟早夭，仅有三人长成。老二启枢、老三启标，最少者老七启沅，家景贫困。约咸丰元年（1851），启枢得其岳父麦宪培资助，到越南谋生，先在麦氏的安南商店做工，旋自立商店经营，三年间略有积蓄，于咸丰四年（1854），回乡带启沅同往越南料理生意。两兄弟合力经营，先是开办怡昌荫号商店，经销丝绸杂货，后又承办堤岸怡丰饷当（即当铺，时堤岸仅此一家，是向越南政府饷承的），“约十余年，兄弟俩已成为当地巨商了”。在此期间，启沅为拓展商务，“至南洋，遍游各埠，考求汽机之学”。他发现南洋市场的外国丝绸质量比家乡的丝绸好的原因是用机器缫丝。于是产生了“特仿西人之法，变通制造缫丝之器”的想法，并决心回家乡兴办机器缫丝厂，以振兴家乡的缫丝生产。他的想法得到其兄启枢的赞赏和支持。同治十一年（1872），启沅先期离开越南回到南海，在简村乡创设机器缫丝厂，名曰继昌隆。同治十二年（1873）春，继昌隆缫丝厂筹建启动。“动用资金白银七千多两，全由陈启枢由安南先后汇返，因此继昌隆的股金，悉为他兄弟二人投资，从未有招收外股。七千多两资金中，用于流动开支如收茧、工资、杂支等约三千两，建厂设备等约四千两”。至同治十三年（1874）冬，正式投入生产○15。全厂初招职工300多人，最多时达到600-700人。该厂的原料蚕茧，主要依靠南海、东莞、顺德、香山等县的桑叶养蚕供应。该厂办至1928年才告结束。这是广东华侨商人投资兴办的广东第一家（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资本的工厂。在它的影响下，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厂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统计，光绪 十三年（1887），仅顺德县的机器缫丝厂已达到42家○16，19世纪末增至100家；宣统三年（1911）增至142家○17；1912年增至162家，不久增至300多家，丝车女工达15万人之多○18，远远超过上海、无锡两地的机器缫丝厂。机器缫丝厂所需要的大量蚕茧，直接促进桑基鱼塘生产的发展。

三、桑基鱼塘经济效益高的推力从中国传统农业的农（粮）、林、牧、副、渔的生产结构来看，桑基鱼塘生态系统毕竟是属副、渔的范畴，原本并不比农（粮食）重要。但到明清时期，随着商品性农业的不断发展和粮食也成为商品卷入了市场的情况下，桑基鱼塘的经济效益远比种水稻提高。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气候温暖，土地低平肥沃的优越自然条件，种桑一年可采叶8-9次，为“广蚕岁七熟，闰则八熟”○19提供充足的饲料，使年产蚕丝量很高，其经济效益远远超过种水稻的价值。有人按当时“四水六基”的比例来估算，一亩地可产桑叶400[!--empirenews.page--][1][2]下一页 0斤，养蚕得蚕沙（40%）1600斤，蚕茧（6%）240斤；蚕沙养鱼可增产鱼（12.5%）200斤。而100斤鲜蚕茧可缫生丝10斤，6亩桑养蚕所得蚕纱，可供塘鱼4亩，增产鱼1200斤（每亩平收产量300斤）○20。这样高产量的丝鱼业，其价值当然超过水稻。史称：“将洼地挖深、坭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蓄鱼，桑叶养蚕，蚕矢（属）饲鱼，两利俱全，十倍于稼。”○21；“[顺德]东马宁一带，咸同后，田多变基塘，获利较丰。”○22所以，在顺德等县就有“一担桑叶一担米”，“一船丝出，一船银归”的民谚。有人估计过，当时一亩基水地养蚕养鱼的价值约相当于3亩水稻的价值。所以南海九江乡也有“九江估产，鱼种为先，左手数鱼，右手收钱”○23的民谚。据统计，1914至1918年，广东生丝出口突破5万担，价值达1亿元以上○24。这种“十倍于稼”高效益的丝鱼业必然推动农民去从事桑基鱼塘生产。

四、人多地少的压力广东是一个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地区，仅有一个6000平方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和一个915平方公里的韩江三角洲平原，形成了“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格局。据人口学家研究表明，广东历史上的人口分布密度不一，总的态势是人多地少。唐代，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1.2户，潮州府1.2户。北宋时，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4.8户，韶州府每平方公里5.5户，连州和潮州府为每平方公里4.5户。元代，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36.6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27人，韶州府每平公里21.6人。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密度相应提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广州府每平方公里达到306.84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151.45人，韶州府每平方公里64.24人，连州每平方公里49.84○25。广州府的总人口达到5878501人，全省人口达到21558239人。而全省耕地仅有34300709亩，人平均耕地不到1.6亩，其中广州府南海县人均耕地不足1.5亩。清末，全省人口增至2800多万人，人均耕地只有1.3亩。可见，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耕地增长的速度，使人多田少的矛盾成为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严重社会问题。明朝中叶以降，广东逐步由历史上粮食输出省变为缺粮省，而且成为中国一个粮食输入大省，因而发出“广东地广人稠，专仰给广西之米”○26的感叹。在这种粮食卷入市场的情况下，死守以种水稻为生计，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不少人想方设法另觅出路。有的人改革和优化生产结构，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桑养鱼，以取得高的经济效益。于是桑基鱼塘得以发展。由上可知，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就是在上述的拉、推、助、压力的作用下日益发展起来的。据史料记载，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顺德县、南海县的种桑养蚕和基塘养鱼已占农业生产的第一、二位。特别是南海县的九江乡、道光年间（1821-1850），已经是“境内有桑塘，无稻田”○27；顺德县的大良、陈村一带，也达到“民半树桑”的程度○28。至于养鱼的面积也日益增加，洪武十年（1371），南海县有鱼塘323亩，到万历九年（1581），增至48326亩；顺德县有40084亩；番禺县有10702亩；新会县有6558亩；三水县有10250亩；香山县有711亩；宝安县有2698亩；东莞县有32659亩○29。其中，南海县的鱼塘面积约相当于今天鱼塘面积的一半；番禺、宝安两县的鱼塘面积接近今天的鱼塘面积；三水县则超过今天的鱼塘面积。这就说明，万历年间（1573-1620），除顺德等三县外，其他各县的鱼塘面积基本上达到今天的水平。可见养鱼业之发达。[!--empirenews.page--]注 释：①钟功甫：《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载《地理学报》1980年第35卷第3期；黄启臣：《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分析》、杨晓棠：《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均载《农史研究》1988年第7辑。②Robert p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Chinese Qurestion, P61.③Geo Philipa, 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④《明史》卷75，《职官四》。⑤《清高宗实录》卷55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⑥考太苏编译：《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第116页，序言。⑦Anderw Ljungested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Portuguese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1836.Hong Kong 1992.⑧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144, Lisboa, 1963.⑨转引黄启臣：《黄启臣文集——明清经济及中外关系》第321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⑩《珠江三角洲农业志》

（四）第41-42页，1976年。○11 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第4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2 张嗣衍等：《乾隆广州府志》卷48，《物产》。○13《聂氏家谱》。○14 汪宗准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15 以上引文均见桂玷：《宣统南海县志》卷21，《列传八·陈启沅》；陈天杰、陈秋桐：《广东第一间蒸气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载《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16 陈启沅：《蚕桑谱》第1-2页。○17 农商局编：《第一次农商统计表》（纺织业特别调查）。○18 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原稿），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3页，中华书局1962年。○1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4，《虫语》。○20 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塘生态系统分析》，载《农史研究》1988年，第7辑。○21 区为梁：《光绪高明县志》卷2，《地理·物产》。○22 周朝槐：《民国顺德县志》。○2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4,《虫语》。○24考活（C· W·Howard）：《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A survey of the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第8、28页，1925年。○25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58-4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6 史澄等：《光绪广州府志》卷2，《训典二》。○27 朱次琦：《光绪九江儒林乡志》。○28 刘伯渊：《广东蚕业调查报告》1922年。○29 《珠江三角洲农业志》

（三）1976年。

第二篇：桑基鱼塘现代发展理论

桑基鱼塘现代发展理论

摘要：为了能更好的发展和利用空间，对于许多种植类的来说，我们可以应该做到更好，更合理的去利用其所具有的价值和周边的空间，做到更好的经济，多方面的运作能力。对于这个桑基鱼塘也不例外。现在的茶叶我们基本都是知识利用到了了它们所具有的内在的价值，但是对于起周边所具有的空间和其具有观赏的价值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利用。

关键词：空间，发展，合理，价值，桑叶, 鱼 桑基鱼塘（mulberry fish pond），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为充分合理利用珠江三角洲地理环境而创造的一种挖深鱼塘，垫高基田，塘基植桑，塘内养鱼的有利生态系统的循环经济.桑基鱼塘是池中养鱼、池埂种桑的一种综合养鱼方式。[1] 从种桑开始，通过养蚕而结 束于养鱼的生产循环，构成了桑、蚕、鱼三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形成池埂种桑、桑叶养蚕、蚕茧缫、蚕沙、蚕蛹、缫丝废水养鱼、鱼粪等泥肥肥桑的比较完整的能量流系统。在这个系 统里，蚕丝为中间产品，不再进入物质循环。鲜鱼才是终级产品，提供人们食用。系统中任 何一个生产环节的好坏，也必将影响到其他生产环节。珠江三角洲有句渔谚说“桑茂、蚕壮、鱼肥大，塘肥、基好、蚕茧多”，充分说明了桑基鱼塘循环生产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联系。

桑基鱼塘的发展，既促进了种桑、养蚕及养鱼事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缫丝等加工工业的 前进，已然发展成一种完整的、科学化的人工生态系统.[7] “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是：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水涝，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收到了理想的经济效益，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10]

据史料记载，珠江三角洲早在汉代已有种桑、饲蚕、丝织的活动公元 7 世纪初，唐代各地商人和外国人都相继到广州贸易，贩运绢丝。当时珠江三角洲已是“田稻再熟、桑蚕五收”之地。但当时种的桑是在广州附近的高地，与鱼塘没有联系，尚未形成桑基鱼塘。12 世纪期间，在珠江三角洲沿岸，修筑了著名的“桑园围”，说明当时南海、顺德一带已是重要种桑养蚕地区了。15 世纪初（1406 年）明永乐四年，顺德的龙江已出现土丝买卖市场，蚕丝生产已成为商品。但尚未发现与养鱼联系。[8] 珠江三角洲池塘养鱼最早记载在公元 9 世纪的唐代，已有养殖的鳙历史。西江下游沿岸有鱼苗出产，这为发展塘鱼的重要条件。明代初期，鳙、鲢、鲩、鲮已成为池塘养鱼的普遍鱼种。池塘养鱼地区亦已逐渐扩大，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已逐渐发展为以南海和顺德陈村为中心的基塘养鱼生产地带。但当时与基面用于种桑养蚕联系生产还尚未发现。

1522 年（明嘉元年）明朝广州成为生丝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各地生丝经由广州输出。其后，1553 年葡萄牙，外国商船陆续进入，从而澳门又成为对外贸易的转运港口，促使生丝对外更加畅销。1759 年（乾隆二十四年），满清王朝闭关镇国，广州又成为全国生丝唯一的对外输出港口，外国商人都集中到广州来购买生丝和丝织品。粤丝对外销路日广，需要生丝及丝织品大量增加，从而促进了蚕桑业的发展。其中以南海县九江为中心，各地纷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掀起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鸦片战争以后顺德缫丝业逐渐取代了南海县而居珠江三角洲首位。由于新式缫丝工业迅 速的发展，推动了蚕桑业的发展。再次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之风，桑基鱼塘面积再 次扩大，形成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第二次高潮。

桑基鱼塘自 17 世纪明末清初兴起，到 20 世纪初，一直在发展。由于欧洲各国忙于战后恢复工作，我国生丝在国际市场获得畅销，促使本地蚕桑业的畸形发展，珠江三角洲到处是桑基鱼塘，桑基鱼塘面积估计约有 120 万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是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的第三个高潮。[7] 当时蚕桑价格很高，每担（100 市斤，50 公斤）桑价值等于一担米，而每亩桑地年可采桑七、八造，价值约等于 20 担米（1910 年南海每亩桑地产桑 34

担）。一造蚕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三、四口人。

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势低洼，常闹洪涝灾害，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当地人 民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在一些低洼的地方，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饲养淡水鱼；将

泥土堆砌在鱼塘四周成塘基，可减轻水患，这种塘基的修筑可谓一举两得。[2] “东桑西移”工程希望通过大力发展桑叶种植扩大西部植被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达到发展蚕桑业的同时保护西部生态环境的目的。由于我国西部的水资源相对短缺，耕地原本就不肥沃，缺乏有机质，加上地势高，受雨水的冲刷和搬运能力较强，在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发展这种对耕地肥力消耗巨大的蚕桑产业，极有可能发生耕地退化等严重的社会环境问题因此，在西部发展桑叶种植时，必须要充分考虑蚕沙还地、多施有机肥，严格控制化肥用量，加强对耕地肥力和水分的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因此，“东桑西移”工程的生态保护工作，是该工程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相关部门在实施“东桑西移”工程中，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地评估环境风险，发展生态蚕桑业推动产业综合利用，应用生态学原理解决好“东桑西移”可能带来的耕地退化、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不仅要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要以良好的生态效益确保该项工 程的可持续发展.多肥

[6] 应掌握增施农家有机肥料和间作绿肥的原则。[4]一是要施足栽桑的基肥，亩施拌有30～40 公斤磷肥的土杂肥 100～200 担，再施入粪尿 10～20 担，或饼肥 150～200 公斤，并配合施用石灰 25～50 公斤，改良酸性土壤。二是在桑树成活长新根后，于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施一次速效氮肥，每亩施 20 公斤尿素或 50 公斤碳铵，最好施用腐熟人粪尿 50～80 担。7 月下旬再施一次，肥料用量较前次要适当增加一些，促进桑树枝叶生长，以利用采叶饲养中秋或晚秋蚕。三是桑树生长发育阶段要求养一次蚕施一次肥。并注意合理间种、多种豆科绿肥，适时翻埋。四是在冬季结合清塘，挖掘一层淤泥上基，这样即净化了鱼塘，又为基上桑树来年生长施足了基肥。

良种

塘基栽桑，应选用优质高产的嫁接良桑品种，如湖桑 197、199、32 号，团头荷叶白及7920 等，还应栽植 15%左右的早、中生桑品种。

密植

[4] 塘基因经过人工改土，土层疏松，挖浅沟栽桑即可。又因塘基地下水位高，桑树根系分布浅，宜密植。栽桑时采用定行密株，株行距以 33 厘米×132 厘米或 50 厘米×100 厘米为好，亩基栽桑 1000～1300 株。栽桑处须离养鱼水面 70～100 厘米，桑树主干高 20～30厘米，培育成低中干树型。精管塘基栽桑后，桑树中耕、除草、施肥、防治合理采伐等培管都必须抓好，确保塘基桑园高产稳产，提高叶质。[5] 该项目位于西樵山南麓，处于山南登山入口和黄大仙圣境园前方，拥有连片优质鱼塘3000 亩，主要养殖桂花鱼、鳗鱼等高值鱼。由于该片区是国家重点农业保护区和示范区，计划立足农业特色，在保护原生态环境和保持原土地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实施适度改造，完善景观配套，开发观光型农业和旅游业，或建设农业教育基地.

第三篇：教学实践桑基鱼塘 分析

哲学具体分析

中国古老的农业生态模式 桑基鱼塘

桑基鱼塘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形式。因其生产上形成良性的循环而出名。

珠江三角洲由东、西、北三江汇合冲积而成，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时间长，土壤肥沃，是盛产蚕桑、塘鱼、甘蔗的重要基地。三角洲内河网密布，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

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势低洼，常闹洪涝灾害，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当地人民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在一些低洼的地方，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饲养淡水鱼；将泥土堆砌在鱼塘四周成塘基，可减轻水患，这种塘基的修筑可谓一举两得。后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影响，珠江三角洲出现了新的生产结构方式—“果基鱼塘”、“桑基鱼塘”。

“果基鱼塘”是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养鱼，堆土筑基，填高地势，相对降低地下水位来种植果树（如栽植荔枝、柑橘、龙眼等果树）。后来由于国际贸易对丝绸需求的扩大，种桑养蚕的获利大大超过了水果的收益，不少地区从原来的果基鱼塘生产形式大量改为桑、塘专业性生产。果基鱼塘的生产方式，逐渐演变为鱼塘里养鱼，塘基上种桑树的桑基鱼塘，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低洼地积水内涝的问题。人们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方式，充分地利用土地的空间与轮作的时间，以求最佳的经济效益。“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是：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帮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洼地水涝之憋，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收到了理想的经济效益，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

桑基鱼塘的主要特点：

1、种桑与养蚕、鱼、猪相结合，生产上有紧密的联系。

2、植物与动物互养，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

3、塘与基合理分布，水陆资源相结合材料分析 ：

1种桑与养蚕、鱼、猪相结合，生产上有紧密的联系。

2、植物与动物互养，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

3、塘与基合理分布，水陆资源相结合包含的哲学道理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又是变化发展的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方法

第四篇：中国小说发展之巅峰——明清时期

论文题目

《中国小说发展之巅峰——明清小说》

姓名：谭孟春

年级：11级历史二班

学号：110301067

完成时间:2013/4/22 摘要：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发展初期，是被人们所不懈的。然而，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洗涤，慢慢的由萌芽发展到了成熟，无数文人也留下了家喻户晓、可圈可点的优秀作品，值得我们大家反复揣摩、欣赏。尤其发展至明清时期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达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一个巅峰！

关键词： 明清

小说产生、定义

文学文体

明清小说分类、分期

话本

拟话本

“三言”

“二拍”等

在现代汉语中，“小说”一词指的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而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篇》中：“饰小说以干县令, 其於大达矣！”这里的小说是指卑微琐屑的言谈, 属於贬义词。

究竟什么是小说呢？翻开各种权威的大辞典，都明白无误地写着，它是一种文学文体。和诗、词、戏曲、散文等一样，它是中国文学殿堂中的重要一员。也许是基于这种认识，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小说的童年是在唐代，而那些文人写作的“传奇”才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小说，或者说是从唐传奇开始，中国小说才有了文体独立的意义。但大家都看到，在唐代以 前，己经有许多小说在社会上流传。例如：《搜神记》、《穆天子传》、《燕丹子》以及《汉武故事》等等，甚至是《山海经》中的有些作品，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都可以归为小说。著名的《韩凭妻》、《李寄斩蛇》、《东海孝妇》等等，有人物、有情节，故事的叙述有头有尾，其发展变化曲折有致，己和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没有区别。因此认定唐传奇是中国最早的小说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在早期的我国古代文献中，著录有许多有关“小说”的文字记载。例如，人们熟知的《庄子·杂篇·外物》、桓谭和《汉书·艺文志》等所说的小说概念，和上述辞典记载的并不符合。也有人望文生义，把“小说”和“说”混为一谈，认为小说就是说故事。其来源很早，大概和诗歌等的产生一样，是古代人民在劳动中产生的。然而他们又无法拿出具体的作品来说明，因此难定一是。

但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小说的产生必然是在我国的文字产生之前。而我国文字的产生，根据己经掌握的历史资料，它不可能出现在我国原始社会。虽说目前对苍颉造字的说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说文字的产生大约在我国的殷周时代，还是较为可信的。换言之，今天我们讨论的小说，必须是有文字记录的作品。否则,一切就无意义了，也是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讨论的。其次，我们应当肯定，小说与“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所谓小说是指“小”的“说”。在古代，“说”曾经有过某种文体意义。如先秦时期的韩非子，就写过诸如《说难》之类的文章。正如后世的柳宗元有《捕蛇者说》之类。这里的“说”,显然己是指一种文体了。把“说”扯上某种文体意义，可能与此有关吧„„其“说”而小，可能在当时这种己有某种文体意义的“说”,并不很重要。相对于“小说”，也必有“大说”。这也就是《庄子》所言“其于大达亦远矣！”。既“于大达亦远”，自然难进其法眼喽。可能也有些统治者比较聪明，认为在这些“丛残小语”中有“可观之辞”，至少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思想上的启迪。也正因此如此，他们在朝廷设立稗官，犹如从民间采风那样，专门从街头巷语中收集那些“道听途说”之事，因为其中“如或一言可采”，也是“刍荛狂夫之议也”。然而这等工作,毕竟不是正途，所以“君子弗为也”，然而它也不会被消灭。小说家的存在,将会把这类人或事记载下来,专门献给统治者使用。关于这些都不是我要谈的内容，重点是繁荣时期的明清小说。

众所周知，明清两代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这个时期的小说的特点有题材内容的空前丰富，世俗生活的全面展现，社会理想的全新探索从明代开始，小说创作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小说转变的时期。明代小说是在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括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又分为文言短篇和白话短篇。其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概括为：①历史演义小说。它是由宋元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类发展而来的。历史演义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其特点。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大量出现，内容差不多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其中以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②英雄传奇小说。它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以描写理想化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主，虚构的成分较多。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是它的代表作品，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③神魔小说。这类小说受到宗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内容涉及鬼神魔怪，充满奇异的幻想。吴承恩的《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西游记》也是在宋元说话艺术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 2 人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此外，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是影响较大的一部。④世情小说。它是以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为题材，刻画种种世态人情的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在世情描绘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如成书于明末西周生所著的《醒世姻缘传》等。另一种则演化为才子佳人小说，如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等。⑤公案小说。明后期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兴起，是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反映。较著名的公案小说有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和无名氏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这类小说在歌颂清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公案小说一般都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而忽视人物性格的着力刻画，艺术上显得粗糙。同时在思想内容上也往往夹杂着鬼神迷信和封建说教。明代的短篇小说主要是白话短篇小说，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明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摹拟学习宋元话本的产物，故被称为“拟话本”。现存最早的明人辑印的话本集是《清平山堂话本》。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书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人的拟话本两部分。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均为拟话本。“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 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部分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黑暗政治，写出了人民的苦难。另有些拟话本描写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和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拟话本承袭了宋元话本的传统，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情节生动曲折，感情色彩鲜明。它艺术手法更加成熟，特别是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更加趋于丰富细腻。比较优秀的作品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除“三言”、“二拍”之外，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集还有《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明代的文言小说，是沿着唐宋传奇的线索发展而来的。较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而清代在各种社会矛盾的影响下到乾隆时期，才达到全盛时期，代表民主倾向的、真实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是这个时期小说的主流，《红楼梦》是它的最高代表。而清代则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不仅数量空前，风格流派多样，最重要的是它与现实生活十分接近，不再只是描写逝去的英雄时代和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目光转向世俗的社会和平常的人们。明清小说发展的又可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和文人独立创作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这三部小说都是在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在故事的跌宕起伏、语言的粗犷豪放和人物的传奇色彩等方面还带有十分明显的话本小说的痕迹，但在规模、思想和艺术上都大大超过了话本，是话本小说之后中国古代的一次飞跃。明清小说发展的两大阶段第二阶段除了产生《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大量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以日常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而外，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其他类型的作品。此外，《聊斋志异》的出现还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登上了艺术高峰。这一阶段的小说现实性更强，作品风格更加为一致，生活细节的描写更加细腻„„

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扬和丰富，在艺术形象和艺术细节的衍绎中予以创造性的阐说。

第五篇：环保是实现跨越式发展之基

环保是实现跨越式发展之基

周歆昕

2012年第1期 ——生态建设

推进跨越式发展，把湖北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无疑需要从多方面努力，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构建支点的一个重要战略基础。我们要夯实这个基础，以强化环境保护来优化我省的经济发展，来引领发展方式转型，推动跨越式发展，促进战略支点的构建。

一、进一步加大污染物总量减排力度，为跨越式发展腾出新的环境容量

通俗地讲，环境容量就是一个区域在确保一定生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允许排放的污染物总量。它反映的是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承载能力，显然，它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一五”期间，我省通过环境监管、治污工程、结构调整等多种措施强力推进污染物总量减排，实施减排工程1680项，建成城镇污水处理能力602万吨/天，200兆瓦以上燃煤发电机组全部实现脱硫，关闭各类污染企业（生产线）705家（条）。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了7.08%和11.78%，大比例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给我省的减排任务。而且全省环境质量总体稳定，这为我省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十二五”期间，我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将仍在高位运行，据预测，全省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将分别新增31.53万吨和2.35万吨。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将分别新增12.36万吨和15.12万吨。这势必构成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瓶颈。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大主要污染物减排力度，腾出新的环境容量空间。

减排的重点，一是要毫不留情地淘汰落后产能。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坚决实施关停。二是要千方百计地实行农业农村污染的减排。过去，农村、农业污染没有得到有效防治，减排空间相对较大，路径得当事半功倍。三是全面改造提升现有治污设施处置能力。比如，我省大部分城市污水处理厂尚不具备有效的除磷脱氮能力，垃圾处理厂尚不具备渗滤液处理能力，火电厂烟气净化系统尚不具备去除氮氧化合物的能力，不少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还不能按照不断提高的国家新标准实现稳定达标。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十二五”期间改造提升。

二、合理利用和配置环境容量，为跨越式发展优化经济布局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视角来看，科学合理的经济布局应该是让环境容量得到最充分有效的利用。反过来，环境容量应该尽可能地配置到最需要发展，最能带动全局发展，最能促进跨越发展的区域和行业。所以，“十二五”期间，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全省环境容量的合理配置，并以此优化经济布局。在产业规划中，将大水耗、大排放的产业布置到水环境容量大的区域，将空气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项目尽可能布置到大气流场扩散条件较好的区域。全省在分配主要污染物允许排放指标时，对那些过去不够发达，排放基数相对较小，“十二五”要集中大发展、大跨越的区域，应该分配更多的允许排放指标。比如，黄冈市，地处我省长江干流的尾端，下游相当一段距离范围内没有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也没有重要保护区，如果我省要上马建设化工、造纸、印制线路板等污染物排放量相对大一些的项目，它比其他一些城市应该更加合适。由于黄冈过去经济一直不够发达，排放基数也小，“十二五”期间应该给予更多的污染物允许排放总量空间。按这样的环保思路，我们就有理由让黄冈在“十二五”期间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有理由让其成为承接武汉和沿海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

当然，全省环境容量到底该如何配置，产业该如何优化，要靠我们科学编制环境保护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来确定。

三、依靠科技进步突破环保技术瓶颈，发展湖北优势产业

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必须充分扬我所长，发挥自身优势。但我省一些本可以成为优势产业的行业，或优势本来可以得以更加伸展的行业，因为环保因素，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比如，矾矿资源开发、皂素生产、磷矿资源开发利用等等。

当前，五氧化二钒在钢铁、电池、化工、金属合金、玻璃、医药等工业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是一种市场前景愈来愈好的资源产品。含矾石煤是提取五氧化二钒的重要原料资源，我省含矾石煤储量十分丰富（25.6亿吨），但由于过去五氧化二钒提取工艺过程中严重的水、气污染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制矾项目几乎成为了污染项目的代名词，矾资源开发利用被限制。目前，我省已有科研机构及先行先试的企业在解决其环保问题方面有了重大突破，解决了治污难题，这个产业就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将是我们身边的千亿元产业。

皂素是生物医药工业的重要基础原料，而我省是最有条件发展皂素工业的省份之一——鄂西北适宜生长并大量种植着生产皂素的原料黄姜（多时曾高达70万亩左右）。同样因为污染问题，该产业的发展过去一直被限制。多年来我省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一直在努力攻关，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如果解决了污染问题，这也将是个可以实现跨越发展的产业，会是我们身边的又一个千亿元产业。

磷矿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是我省的一个大产业，但其带来的环境问题依然不小。如果这个产业要想实现新跨越，在“十二五”做得更强更大更好，就要进一步突破环保瓶颈。

当然，我省可以发展成为优势产业或优势可以更加伸展的产业远不止这三项。但对待那些因环保问题而成为发展瓶颈的产业，我们应该树立一种适应跨越发展的理念：纯而又纯的“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业是没有的，任何一个项目只要环保技术瓶颈解决了，成为循环经济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就可以是一个健康的产业、绿色的产业。

总之，只要我们注重环境保护，认真解决上述三方面的问题，我们就能把落后产能的环境容量腾出来，上马建设真正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项目；把农业农村的环境容量腾出来，上马建设工业项目或新型农业项目；把普通行业的环境容量腾出来，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从而聚合各种优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推进湖北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

（作者系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