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关于我国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与具体方案之重构问题

第一篇：解析关于我国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与具体方案之重构问题

关于我国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与具体方案之重构问题

关于我国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与具体方案之重构问题 作者

曹诗权/陈小君

内容提要：对我国婚姻法进行修改和重构，既有迫切的必要性，也有现实的可行性。在立法思路上，应当顺应现实的呼唤，肯定婚姻法向民法典的回归，改变现行法律过于简略的规范形式，加大其中财产关系调整的比重，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应增设人身份以保护、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和不违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完善亲属制度和家庭财产制度，以利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针对我国现行婚姻法技术上的不足、内容上的遗缺和运作力度的疲软，法学界要求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动议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经过十余年的酝酿、研讨和理论上的争鸣创新，不仅形成渐趋共识的立法建议，而且催动了收养法的颁布、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施行和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重要司法解释的出台。以此为背景，对中国婚姻法进行系统完备的全方位立法重构既有迫切的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行性。笔者以学界专家同仁的多年研究成果为借鉴，拟就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与具体方案之重构作简要阐释。

一、我国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

源于调整对象的固有规律、法律规范的技术特性和社会的变革发展等诸方面的客观要求，根据现行婚姻法由于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所存在的主观缺陷，对婚姻法的完善已不能局限于对某些微观具体问题的点滴修改和增补，而应在宏观整体意义上突破现行婚姻法的技术惰性和内容框架，首先展开婚姻法的基本性重塑与再造，实现立法理念的更新、价值重心的移转和既存模式的超越。其基本思路可表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改婚姻法为婚姻家庭法或亲属法，使法律名称与其规范和调整的对象及其功能相吻合，概念的逻辑或词源内涵与外延准确统一，规范体系的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协调一致，避免理解适用中的人为牵强和歧义扩张，实现 1

定名上的科学性、准确性以及国际通用性和法名的合理继承性。

（二）顺应中国民法典紧锣密鼓的全面准备和现实呼唤，重新认识婚姻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肯定婚姻法向民法典的回归。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婚姻法受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立法体例的影响，在法律体系中居于独立部门地位。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法律环境、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民法发展相对不足的表现。不可否认，这一主张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现今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婚姻法的独立地位受到来自理论和立法实践的双重冲击，面临着新的选择。应该说，从1986年民法通则的公布开始，即正式宣告了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确立了中国婚姻法在立法体制上应属于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完善婚姻法，应首先把握其定位，恰当处理它与民法通则和其他民法规范及将来的民法典的关系，使婚姻法作为民法的一个分支内容，成为一个民事特别法。

（三）改变现行法律的概括性、抽象性、简略性规范形式，更正因袭于立法传统经验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倾向，从“粗放型”的政策化原则转向“细密型”法律化规范，使应有的法律规则尽量详尽、准确、具体，与调整的社会关系贴近，典型化的一般法则不致于成为无用的或宣传式的空洞纲领，从而确保婚姻法的确定性、严密性和操作性等法律特质，增强规范的硬约束力，提高社会适用的安全有效的价值。

（四）明确身份关系的具体内涵，加重财产关系的比例。现行婚姻法一方面重于亲属身份法主导地位，但对身份关系又无基本的规定，有关身份的权利义务空泛无实，难见其独到的法律内涵，使身份权徒具虚名；另一方面对亲属财产关系亦只是提纲挈领，点到为止，表现出明显轻忽的倾向。因此，新的立法有必要顺应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和物质利益关系对婚姻家庭亲属的强力震荡与渗透的现实，在明确市民社会中最后一个身份王国——亲属身份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内涵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从重伦理关系、重人身关系向重利益关系、重财产关系的转换，加强亲属财产法方面的立法，确认和保护亲属范畴的财产权益，调整婚姻家庭领域的物质利益冲突，创设良好的微观经济秩序，使亲属财产法与社会经济运行轨迹合拍同步，以纠正现行法律在此方面的严重缺陷。

（五）保留必要的程序性规则，充实实体性规范内容。调整亲属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婚姻法，以实体法为本位，重在明确界定各类亲属主体之间的静态权利义务等实体内容，调整这些权利义务的互动和变更。因此，完善婚姻法应以充实实体性规范内容为主。但是，亲属关系并非凭空产生和消灭，而是起因于一定的法律行为或事件，其 2

中诸多亲属身份或财产关系如收养、婚姻、监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等都与特定的行为相关，并有国家公力干预，须有一定的公示形成或登记管理程序介入。所以，现行婚姻法所具有的程序与实体兼备的立法模式仍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新的立法对必要的程序性规范仍应予以保留并加以完善和健全。

（六）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婚姻法，无论是身份关系，还是财产关系，都应以主体的权利为价值本位和规范重心，旨在确认和保护主体的身份权及其连带的财产权利与利益，从而具有传统民法的“私法”属性。由于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又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直接纳入权利义务关系之中；“意思自治”的自律性、授权性与社会规范的强制性、义务性同构一体，不可分割。因此，修改婚姻法，应既注意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又要留守自身固有的功用法则，做到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

（七）合理配置规范结构，正面确认、导向与反面禁罚、保障交相呼应，形成法律秩序的完整统一性。作为一套周密的规则体系和秩序典范，婚姻法和其他法律规范一样，无论在总体结构上，还是在必要的具体制度条款上，都应合理恰当地配置法律规范所要求的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要素，使规范结构完整、简明、疏而不漏，一般性、典型性法律行为或关系模式既有概括性和透明性，又有具体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从而设定一般行为模式，保证婚姻法有明确的着力点和控制力，有效地激励、诱导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向，确认和保护人们的合法积极行为，约束人们的消极行为，制裁、矫正人们的违法行为，创制积极的法律秩序。这不仅是立法技术科学性、严密性的形式要求，也将有利于法律关系主体实现把握、遵守、执行等操作实效的要求，是法律规范社会化的基本前提。

（八）现实性与前瞻性同时兼顾，做到既有法制实效的社会基础，又有变革前景的基本导向。完善婚姻法首先来源于中国近十年来婚姻家庭关系发展变革的实际需要，这些需要既有现实呈示的，也有必然趋向的。因此，新的立法应当充分反映变革现实，并能对作为其社会背景的现实生活起到调整和规范作用。我们不能设计一套只在将来才用得着的方案，等待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去适应，而不顾现实生活的实际需求，否则，该方案将失去应有的现实意义。但同时，法律应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导向性，不能朝令夕改，反复无常，这就要求在立法时具有预 3

测前瞻性。婚姻法作为关涉每个家庭、每个人而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法，其对社会生活、对人们利益的反映，不能仅仅局限和迁就于既存的现实，而应对于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已经可以预测到的必然的发展态势，给予充分的考虑，并提供明确的导向性规范，使社会生活沿着这个方向行进。这是法律生命力的重要表现和保证。

（九）民族传统性与国际趋同性的兼备，既保留固有法的特色，又容纳继受法的介入。众所周知，婚姻法与社会的公序良俗、与民族文化传统和固有伦理道德联系紧密，有着鲜明的地域、民族特性和传统伦理内涵。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立法都不能忽视这一规律，否则法律将失去国民的认同而形同虚设。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并为举世称颂的婚姻家庭习俗规范和道德文明，被人们世代传承和习用，构成婚姻法的法意识源泉和操作适用的社会基础，我们在立法时必须予以充分的考虑。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各种交往的不断扩大，跨国人际互动日益频繁，法域之间的文化碰撞和法律适用成为常态，各国法律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趋同化现象渐呈明显。“任何一个原来只含国内因素因而也可以只由国内法律调整的问题都可能日渐介入种种外国的因素，于是各种具有跨国性质的法律问题，从资金技术的国际流动、人类环境的共同保护、国际资源的共同利用和开发、跨国公司行为的规范、国际犯罪的共同防范和惩罚，一直到个人的婚姻、继承等，都不是仍可仅站在狭隘的民族保护主义立场所能解决的，从而驱使各国政府对许多法律原则及其价值的认识渐趋于接近或一致，为国际社会法律的趋同化提供了先决条件。”[1]新的婚姻家庭立法应把握这种走向和机遇，注意从国情和民族传统出发，大胆地吸收人类社会一切优秀的法律文化成果，充分借鉴外国立法中的技术性典范，注重采用国际通行做法，从而使婚姻法在固有与趋同的双向选择中和时代合流，与社会发展同步。

二、我国婚姻法具体立法方案的重构

重构我国婚姻法，在确实把握上述宏观层次的基本思路的基础上，还需突破现行法律一挂多漏的粗线条，对各个具体制度进行微观层次的扩充和构建。这些具体制度涉及诸多方面，非本文所能包容无遗。笔者择其概要，拟定如下具体方案：

（一）扩展基本原则：基于婚姻家庭直接牵涉人伦秩序、个人私生活和公益保障等社会基础性问题，具有私法自治和公力干预双重性，在现有五项基本原则和“四个禁止”的基础上，尚应确立身份权受保护、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和不违背公序良俗三项基本原则，使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更显丰满和周密。

（二）增补亲属制度：(1)统一法律意义上的各种亲属称谓；(2)明确界定在各种法律规范中具有权、责、利内容的亲属范围和种类，使“近亲属”、“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等模糊概念有具体指向；(3)划定亲属系统，设立科学的亲属等级的计算方法；(4)针对不同的亲属类别，规定不同的产生、变更、消灭的条件，确立不同程序的权利义务效力；(5)将直系姻亲（如公婆和儿媳、岳父母与女婿）、旁系姻亲、旁系养亲、隔代直系养亲、旁系继亲、隔代继亲等日常关系密切的亲属关系纳入法律确认调整的范围，使其在一定条件下承担与血亲相应的权利义务。

（三）健全结婚制度：(1)法律上不保护婚约，不赋予婚约强制履行的效力，但对恋爱、订婚期间发生的财产流转和损失、人身权侵害赔偿等问题应本着公平、诚实信用、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及过错原则规定一定的调控、处理和矫正规范，设立相应的民事责任。(2)扩大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将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直系姻亲之间及监护关系存续期间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归入禁止结婚的亲属之列。(3)统一结婚登记前的体检操作制度，强化婚前体检诊断的硬约束；根据现代医学水平的科学认定，对禁止结婚的疾病的种类、范围作出更明确、更具体的列举说明，改变现行婚姻法中所谓“其它医学上认为不应该结婚的疾病”之模糊不清、无所适从而从未遵行的弊端。(4)健全违法婚姻无效宣告制度，增强对违法婚姻的法律制裁。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必须具备或排除的实质要件以及必须履行的程序手续，是婚姻形式与内容在法律上的统一要求和合法婚姻的标准模式。在此基础上，立法还应对违法婚姻的性质、种类、法律效力、纠纷发生时如何处理、财产及子女问题如何解决、没有纠纷但客观存在的违法婚姻如何清除和矫正、过错当事人的责任等予以明确规范。为此，新的立法应对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所确定的“事实婚姻”自始无效和违法登记婚姻宣告无效的双轨制模式予以完善，统一适用违法婚姻无效宣告制度，使违反法定结婚要件的包办买卖婚姻、不到婚龄的早婚、重婚、近亲婚、疾病婚以欺骗或弄虚作假手段获取结婚证的婚姻，以及大量发生的结婚不登记的“事实婚姻”等在法律上归于无效，并规定宣告无效的具体的认定、处理、制裁、矫正的操作程序和实体规则，改变现实存在的违法婚姻自生自灭、违法难究的现状，消除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一直难予谐调的矛盾。

（四）充实亲子法律制度：(1)根据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的特殊要求，确立亲权制度，使亲权与监护各自独立。亲权专属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人身和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和职责，是一种完整严格的监护权，具有强制 5

性和身份性，不得转让、替代。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亲权的补充和延伸，只有在父母均丧失亲权或没有亲权能力时，才准用监护。亲权基于亲子身份由法律直接规定，父母承担亲权职责不得附加任何条件。亲权的内容包括人身监护和财产管理两大方面，具体则指：监护教育权、居所指定权、子女交付请求权、抚养及其他财产给付请求权、职业许可权、管教惩戒权、强制受教育权、财产管理权、财产收益权等等。这些内容在现行婚姻法上没有充分体现，在民法通则的监护中亦无相应规定，立法上必须加以补充和完善。(2)随着婚恋观念的改变，两性关系的自由度增高，非婚生子女已经相应增加，亲属法必须确立婚生子女的推定和否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与准正制度，保障非婚生子女应享有的亲权保护及其他合法权益，防范亲生父母逃避亲权责任。(3)社会离婚、再婚率的提高，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日益增多，其法律问题愈来愈突出。在新属关系上，继父母继子女因婚姻而产生，因共同生活而形成身份上的共同体，既不同于法律拟制的收养关系又不同于自然血亲关系。因此，在亲属法上应对继亲子关系做出专门的规范，确认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构成亲子权利义务及其权利义务的内容要求，什么条件下其权利义务可归于解除或消灭，哪些情况则不能解除或部分解除。

（五）更新家庭制度：这一范畴的内容很多，其中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1)基于家庭共同生活和对外事务的管理需要，统一众多法律规范中频繁使用的家长、家属划分及其法律地位与责任，在亲属法中设立家长制，以非强制性规范形式确认家庭结构及其内部人际互动关系，使家长亲属有一定的角色定位和职责分工，促进家庭关系的和睦、稳定和团结。

(2)对家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家庭不仅是一个伦理实体，而且是一个经济实体，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有其独立的法律地位。根据家庭在现实经济关系中的表现，其作为经济实体有几个层次：一是仅仅是一个生活消费单位：二是作为一个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单位；三是从事专业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对内有生产经营、分配消费关系，对外有商品交换关系，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经济角色；四是由家庭扩展的合伙和私营企业，内外经济利益关系复杂；五是公民承包、承租企业及个人、家庭、集体、国有企业合股投资、共同经营管理的经营模式中，家庭的地位、责权利关系多样化；六是农村生产经营中，出现家庭集约化生产经营管理的联合结构，显示出家庭的新性质和特点。处于不同层次、不同关系中的家庭，职能不同，经济地位不一样，在 6

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亦有区别，涉及到一系列纵向横向、内部外部法律关系，如何予以认定、引导、调控和监督，急需法律上加以明确。

(3)家庭财产关系应由亲属法给予全面调整。第一，现行婚姻法概括“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是一种过于原则、抽象的表述，指示范围貌似明确，实属不清，必须进一步揭示清楚。第二，夫妻对共同财产除了处理权外，还有占有、管理、使用、收益等多项实体权能，在市场经济和家庭生活及人情关系的网络中表现多种多样，法律应分别予以确认调整。第三，男女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经济地位的趋于平等及个人物质利益的自我看重，约定财产制的形式逐渐增多，对于夫妻约定财产的形式、内容、范围、条件、效力等方面不能没有统一的法律要求。立法上应倡导婚前财产和约定财产的公证或登记手续。第四，夫妻除共同财产外，实际上还有婚前财产、特有财产、恋爱或订婚期间的财产、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等特殊财产类别，但现行法律均未涉及，应予增补。对此，建议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应在总体上划分出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婚前财产与婚后财产、特有财产与共同财产、一般普遍财产制与特别分别财产制等几个系列，并对婚后所得共同制作出法定的范围限制，其中夫妻一方在婚后继承、接受赠与、遗赠所得财产不能一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第五，分清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债务的性质、形式、范围及其原因和去向，既要注意维护家庭整体利益和法定扶养义务的实现及正常生产生活的需要，确立共同责任，又要把握是非过错，赋予双方不同的清偿责任。第六，在家庭财产内，除夫妻财产外，还有家庭共有财产、子女特有财产和其他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涉及到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分割、处分等各种权能关系；而且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家庭财产将日益增多，品种形式复杂，运行动态不定，纠纷不断发生，法律上必须给予相应的确认和规范。此外，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私营企业及公民合伙承包承租企业和投资其他市场生产经营，其家庭财产不仅有生活资料，还有大量生产资料和生产经营用资金，其财产、债务关系已不能完全套用通行的一般夫妻共同财产关系和家庭财产关系，必须有新的与之相适应的特别法律规范。在此领域，夫妻财产制价值准则应由重夫妻共同体或重家庭共同生活向重社会经济关系、有利于生产经营活动倾斜。

(4)顺应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家庭制度上，为促进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进一步向平等、民主、团结、和睦的方向发展，可增加有关夫妻互敬互爱互助互谅等内容，以及父母对子女应关心爱护、子女对父母应尊敬慰藉，提 7

倡建立民主和睦的家庭关系等内容。尤其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社会福利事业相对不足，人口老龄化趋势强劲，养老社会化程度不高，在亲属法中必须更加强调子女或其他亲属对老年人的供养、扶助义务，将经济赡养与精神赡养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把精神赡养的道德责任提高到法律义务，禁止对老年人精神上的遗弃、虐待，切实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5)夫妻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物质生活、精神情感生活和同居等多方面内容，现行婚姻法除简单规定了扶养权利义务之外，对其他方面未作充分规范。笔者建议在亲属法中增设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家务代理权及同居权利等内容，并对同居权利作必要限制，要求夫妻互相尊重婚姻内两性生活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愿，禁止合法夫妻关系下的暴力性性行为。

（六）创设生育制度：一方面根据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现实要求，在亲属法中增补有关计划生育的具体条款，统一人口生产数量的“晚稀少”政策要求和地方标准，普遍推行“一胎化”；以具体列举方式明确规定允许生育二胎的例外情形及间隔年限，确定与法定婚龄相对应的法定育龄，设置带有一定强制力的有效避孕节育措施，强化生育数量和时间方面的硬约束，全面禁止计划外生育或非法生育。另一方面，针对中国人口素质的严峻现状及其潜在的忧患，在亲属法中应专门设立一套系统、科学、完整的优生法律制度，或者制定优生特别法，从而使人口在得到数量控制的同时更应有质量的提高。

（七）完善离婚制度：(1)对登记协议离婚予以改进，在离婚申请与登记之间设置三个月的考虑缓冲期限；并规定凡结婚不到一年者，原则上不得提出离婚；增强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协议离婚审查、监督的公力干预力度和行政管理职能。(2)增补对违法离婚的认定和处理规范，使假离婚、骗离婚、强迫离婚、第三人代办离婚、当事人合谋损害第三人（如债权人）利益的离婚等各种离婚违法现象有明确的处理、补救和矫正的法律依据。(3)将“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判决离婚标准改为“婚姻确已破裂”或“夫妻关系确已破裂”，使离婚法走出不应也不可能调整人的心理、情感和精神生活的误区，将确认和调整的方位真正落实到作为客观实体的婚姻或夫妻关系上，实现离婚标准的客观性、科学性。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是否准予离婚的司法解释十四条仍具有较好的操作适用性，应进一步上升到立法的高度，作为概括式破裂离婚标准的具体说明和补充，形成我国的一种例示概括主义的离婚理由立法模式。(4)对离婚的法律后果，即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债务清偿、子女扶养归属及抚育费的 8

负担、对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等问题，在立法上应改变现行的完全是任意性规范从而不得不求助于大量司法解释的做法，将有关司法解释加以技术上的深化，补充为具体明确的强制性规范内容，使其有一个统一把握的法定标准和选择方向；同时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意志自由、自愿协商的机会和权利，在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成的情况下，依据法定原则和标准确定。从而避免这一领域的盲目性、随意性，消除反复争执、缠讼不止的诉讼障碍。(5)立法上实行无责破裂主义离婚原则，摒弃过错有责离婚理由的适用，但并不能排除对引发离婚有过错责任的惩罚和对无过错一方的补救。而且，在现今日益增多的离婚案件中，多数情况下夫妻一方存在违背婚姻义务，不很好地履行婚姻责任，从而导致婚姻破裂的过错行为，使另一方程度不同地遭受人格或精神上的损害，因此，中国婚姻法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在坚持破裂原则的基础上，对离婚所引起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规定一定的补救、赔偿民事责任。

（八）规范人工生殖技术的临床操作，健全该技术的合理使用制度：与新的生育制度——优生法相配套，婚姻法应本着优生和满足不能或不宜自然生育夫妻的合理生育要求为宗旨，确认和规范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诞生的人工生殖技术（人工授精、体外授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代理母亲”等）在人口生产中有条件、有针对性地运用。但对其具体操作应明确界定如下七个合理使用原则：一是限定于消极优生和不能、不宜自然生育的范围；二是专门机构审核、监控；三是参与主体自愿、合意；四是专门医疗单位垄断实施；五是严格档案管理和保密；六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七是禁止商业化营利和违反计划生育。同时，婚姻法对于异精、异卵或“代理母亲”等多元主体共同完成的生育行为而形成遗传父母、生育父母、养育父母等不一致的问题，必须设立一个统一的认定亲子关系主体的标准，确保法律上权利义务主体的单一性，以防发生争要子女的积极冲突和都不要子女的消极冲突。除上述八个方面之外，中国婚姻法还需要顺应国家统一的大趋势，确立处理涉港、澳、台的域内区际之间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冲突规范或准据法，为准确解决有关历史问题和日益增多的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和良好的法律秩序。注释：

[1]李双元等：《中国法律趋同化问题之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

（曹诗权，中南政法学院副教授，经济法系系副主任；陈小君，中南政法学院教授，经济法系系主任）

第二篇：婚姻法宏观立法思路与具体方案之重构专题

内容提要：对我国婚姻法进行修改和重构，既有迫切的必要性，也有现实的可行性。在立法思路上，应当顺应现实的呼唤，肯定婚姻法向民法典的回归，改变现行法律过于简略的规范形式，加大其中财产关系调整的比重，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应增设人身份以保护、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和不违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完善亲属制度和家庭财产制度，以利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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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现行婚姻法技术上的不足、内容上的遗缺和运作力度的疲软，法学界要求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动议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经过十余年的酝酿、研讨和理论上的争鸣创新，不仅形成渐趋共识的立法建议，而且催动了收养法的颁布、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施行和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重要司法解释的出台。以此为背景，对中国婚姻法进行系统完备的全方位立法重构既有迫切的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行性。笔者以学界专家同仁的多年研究成果为借鉴，拟就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与具体方案之重构作简要阐释。

一、我国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

源于调整对象的固有规律、法律规范的技术特性和社会的变革发展等诸方面的客观要求，根据现行婚姻法由于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所存在的主观缺陷，对婚姻法的完善已不能局限于对某些微观具体问题的点滴修改和增补，而应在宏观整体意义上突破现行婚姻法的技术惰性和内容框架，首先展开婚姻法的基本性重塑与再造，实现立法理念的更新、价值重心的移转和既存模式的超越。其基本思路可表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改婚姻法为婚姻家庭法或亲属法，使法律名称与其规范和调整的对象及其功能相吻合，概念的逻辑或词源内涵与外延准确统一，规范体系的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协调一致，避免理解适用中的人为牵强和歧义扩张，实现定名上的科学性、准确性以及国际通用性和法名的合理继承性。

（二）顺应中国民法典紧锣密鼓的全面准备和现实呼唤，重新认识婚姻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肯定婚姻法向民法典的回归。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婚姻法受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立法体例的影响，在法律体系中居于独立部门地位。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法律环境、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民法发展相对不足的表现。不可否认，这一主张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现今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婚姻法的独立地位受到来自理论和立法实践的双重冲击，面临着新的选择。应该说，从1986年民法通则的公布开始，即正式宣告了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确立了中国婚姻法在立法体制上应属于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完善婚姻法，应首先把握其定位，恰当处理它与民法通则和其他民法规范及将来的民法典的关系，使婚姻法作为民法的一个分支内容，成为一个民事特别法。

（三）改变现行法律的概括性、抽象性、简略性规范形式，更正因袭于立法传统经验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倾向，从“粗放型”的政策化原则转向“细密型”法律化规范，使应有的法律规则尽量详尽、准确、具体，与调整的社会关系贴近，典型化的一般法则不致于成为无用的或宣传式的空洞纲领，从而确保婚姻法的确定性、严密性和操作性等法律特质，增强规范的硬约束力，提高社会适用的安全有效的价值。

（四）明确身份关系的具体内涵，加重财产关系的比例。现行婚姻法一方面重于亲属身份法主导地位，但对身份关系又无基本的规定，有关身份的权利义务空泛无实，难见其独到的法律内涵，使身份权徒具虚名；另一方面对亲属财产关系亦只是提纲挈领，点到为止，表现出明显轻忽的倾向。因此，新的立法有必要顺应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和物质利益关系对婚姻家庭亲属的强力震荡与渗透的现实，在明确市民社会中最后一个身份王国——亲属身份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内涵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从重伦理关系、重人身关系向重利益关系、重财产关系的转换，加强亲属财产法方面的立法，确认和保护亲属范畴的财产权益，调整婚姻家庭领域的物质利益冲突，创设良好的微观经济秩序，使亲属财产法与社会经济运行轨迹合拍同步，以纠正现行法律在此方面的严重缺陷。

（五）保留必要的程序性规则，充实实体性规范内容。调整亲属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婚姻法，以实体法为本位，重在明确界定各类亲属主体之间的静态权利义务等实体内容，调整这些权利义务的互动和变更。因此，完善婚姻法应以充实实体性规范内容为主。但是，亲属关系并非凭空产生和消灭，而是起因于一定的法律行为或事件，其中诸多亲属身份或财产关系如收养、婚姻、监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等都与特定的行为相关，并有国家公力干预，须有一定的公示形成或登记管理程序介入。所以，现行婚姻法所具有的程序与实体兼备的立法模式仍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新的立法对必要的程序性规范仍应予以保留并加以完善和健全。

（六）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婚姻法，无论是身份关系，还是财产关系，都应以主体的权利为价值本位和规范重心，旨在确认和保护主体的身份权及其连带的财产权利与利益，从而具有传统民法的“私法”属性。由于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又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直接纳入权利义务关系之中；“意思自治”的自律性、授权性与社会规范的强制性、义务性同构一体，不可分割。因此，修改婚姻法，应既注意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又要留守自身固有的功用法则，做到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

（七）合理配置规范结构，正面确认、导向与反面禁罚、保障交相呼应，形成法律秩序的完整统一性。作为一套周密的规则体系和秩序典范，婚姻法和其他法律规范一样，无论在总体结构上，还是在必要的具体制度条款上，都应合理恰当地配置法律规范所要求的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要素，使规范结构完整、简明、疏而不漏，一般性、典型性法律行为或关系模式既有概括性和透明性，又有具体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从而设定一般行为模式，保证婚姻法有明确的着力点和控制力，有效地激励、诱导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向，确认和保护人们的合法积极行为，约束人们的消极行为，制裁、矫正人们的违法行为，创制积极的法律秩序。这不仅是立法技术科学性、严密性的形式要求，也将有利于法律关系主体实现把握、遵守、执行等操作实效的要求，是法律规范社会化的基本前提。

（八）现实性与前瞻性同时兼顾，做到既有法制实效的社会基础，又有变革前景的基本导向。完善婚姻法首先中国近十年来婚姻家庭关系发展变革的实际需要，这些需要既有现实呈示的，也有必然趋向的。因此，新的立法应当充分反映变革现实，并能对作为其社会背景的现实生活起到调整和规范作用。我们不能设计一套只在将来才用得着的方案，等待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去适应，而不顾现实生活的实际需求，否则，该方案将失去应有的现实意义。但同时，法律应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导向性，不能朝令夕改，反复无常，这就要求在立法时具有预测前瞻性。婚姻法作为关涉每个家庭、每个人而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法，其对社会生活、对人们利益的反映，不能仅仅局限和迁就于既存的现实，而应对于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已经可以预测到的必然的发展态势，给予充分的考虑，并提供明确的导向性规范，使社会生活沿着这个方向行进。这是法律生命力的重要表现和保证。

（九）民族传统性与国际趋同性的兼备，既保留固有法的特色，又容纳继受法的介入。众所周知，婚姻法与社会的公序良俗、与民族文化传统和固有伦理道德联系紧密，有着鲜明的地域、民族特性和传统伦理内涵。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立法都不能忽视这一规律，否则法律将失去国民的认同而形同虚设。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并为举世称颂的婚姻家庭习俗规范和道德文明，被人们世代传承和习用，构成婚姻法的法意识源泉和操作适用的社会基础，我们在立法时必须予以充分的考虑。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各种交往的不断扩大，跨国人际互动日益频繁，法域之间的文化碰撞和法律适用成为常态，各国法律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趋同化现象渐呈明显。“任何一个原来只含国内因素因而也可以只由国内法律调整的问题都可能日渐介入种种外国的因素，于是各种具有跨国性质的法律问题，从资金技术的国际流动、人类环境的共同保护、国际资源的共同利用和开发、跨国公司行为的规范、国际犯罪的共同防范和惩罚，一直到个人的婚姻、继承等，都不是仍可仅站在狭隘的民族保护主义立场所能解决的，从而驱使各国政府对许多法律原则及其价值的认识渐趋于接近或一致，为国际社会法律的趋同化提供了先决条件。”[1]新的婚姻家庭?⒎ㄓΠ盐照庵肿呦蚝突觯⒁獯庸楹兔褡宕吵龇ⅲ蟮ǖ匚杖死嗌缁嵋磺杏判愕姆晌幕晒浞纸杓夤⒎ㄖ械募际跣缘浞叮⒅夭捎霉释ㄐ凶龇ǎ佣够橐龇ㄔ诠逃杏肭魍乃蜓≡裰泻褪贝狭鳎肷缁岱⒄雇健?nbsp;

二、我国婚姻法具体立法方案的重构

重构我国婚姻法，在确实把握上述宏观层次的基本思路的基础上，还需突破现行法律一挂多漏的粗线条，对各个具体制度进行微观层次的扩充和构建。这些具体制度涉及诸多方面，非所能包容无遗。笔者择其概要，拟定如下具体方案：

（一）扩展基本原则：基于婚姻家庭直接牵涉人伦秩序、个人私生活和公益保障等社会基础性问题，具有私法自治和公力干预双重性，在现有五项基本原则和“四个禁止”的基础上，尚应确立身份权受保护、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和不违背公序良俗三项基本原则，使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更显丰满和周密。

（五）更新家庭制度：这一范畴的内容很多，其中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1)基于家庭共同生活和对外事务的管理需要，统一众多法律规范中频繁使用的家长、家属划分及其法律地位与责任，在亲属法中设立家长制，以非强制性规范形式确认家庭结构及其内部人际互动关系，使家长亲属有一定的角色定位和职责分工，促进家庭关系的和睦、稳定和团结。

(2)对家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家庭不仅是一个伦理实体，而且是一个经济实体，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有其独立的法律地位。根据家庭在现实经济关系中的表现，其作为经济实体有几个层次：一是仅仅是一个生活消费单位：二是作为一个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单位；三是从事专业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对内有生产经营、分配消费关系，对外有商品交换关系，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经济角色；四是由家庭扩展的合伙和私营企业，内外经济利益关系复杂；五是公民承包、承租企业及个人、家庭、集体、国有企业合股投资、共同经营管理的经营模式中，家庭的地位、责权利关系多样化；六是农村生产经营中，出现家庭集约化生产经营管理的联合结构，显示出家庭的新性质和特点。处于不同层次、不同关系中的家庭，职能不同，经济地位不一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亦有区别，涉及到一系列纵向横向、内部外部法律关系，如何予以认定、引导、调控和监督，急需法律上加以明确。

(3)家庭财产关系应由亲属法给予全面调整。第一，现行婚姻法概括“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是一种过于原则、抽象的表述，指示范围貌似明确，实属不清，必须进一步揭示清楚。第二，夫妻对共同财产除了处理权外，还有占有、管理、使用、收益等多项实体权能，在市场经济和家庭生活及人情关系的网络中表现多种多样，法律应分别予以确认调整。第三，男女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经济地位的趋于平等及个人物质利益的自我看重，约定财产制的形式逐渐增多，对于夫妻约定财产的形式、内容、范围、条件、效力等方面不能没有统一的法律要求。立法上应倡导婚前财产和约定财产的公证或登记手续。第四，夫妻除共同财产外，实际上还有婚前财产、特有财产、恋爱或订婚期间的财产、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等特殊财产类别，但现行法律均未涉及，应予增补。对此，建议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应在总体上划分出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婚前财产与婚后财产、特有财产与共同财产、一般普遍财产制与特别分别财产制等几个系列，并对婚后所得共同制作出法定的范围限制，其中夫妻一方在婚后继承、接受赠与、遗赠所得财产不能一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第五，分清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债务的性质、形式、范围及?湓蚝腿ハ颍纫⒁馕ぜ彝フ謇婧头ǘǚ鲅逦竦氖迪旨罢Ｉ畹男枰妨⒐餐鹑危忠盐帐欠枪恚秤杷讲煌那宄ピ鹑巍５诹诩彝ゲ撇冢蚱薏撇猓褂屑彝ス灿胁撇⒆优赜胁撇推渌彝コ稍钡母鋈瞬撇⑸婕暗秸加小⒐芾怼⑹褂谩⑹找妗⒎指睢⒋Ψ值雀髦秩芄叵担欢宜孀派缁岱⒄梗嗣巧钏教岣撸彝ゲ撇找嬖龆啵分中问礁丛樱诵卸欢ǎ婪撞欢戏⑸缮媳匦敫柘嘤Φ娜啡虾凸娣丁４送猓鎏骞ど袒А⒊邪А⑺接笠导肮窈匣锍邪凶馄笠岛屯蹲势渌谐∩浼彝ゲ撇唤鲇猩钭柿希褂写罅可柿虾蜕米式穑洳撇⒄窆叵狄巡荒芡耆子猛ㄐ械囊话惴蚱薰餐撇叵岛图彝ゲ撇叵担匦胗行碌挠胫嗍视Φ奶乇鸱晒娣丁Ｔ诖肆煊颍蚱薏撇萍壑底荚蛴τ芍胤蚱薰餐寤蛑丶彝ス餐钕蛑厣缁峋霉叵怠⒂欣谏疃阈薄?nbsp;

(4)顺应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家庭制度上，为促进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进一步向平等、民主、团结、和睦的方向发展，可增加有关夫妻互敬互爱互助互谅等内容，以及父母对子女应关心爱护、子女对父母应尊敬慰藉，提倡建立民主和睦的家庭关系等内容。尤其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社会福利事业相对不足，人口老龄化趋势强劲，养老社会化程度不高，在亲属法中必须更加强调子女或其他亲属对老年人的供养、扶助义务，将经济赡养与精神赡养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把精神赡养的道德责任提高到法律义务，禁止对老年人精神上的遗弃、虐待，切实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5)夫妻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物质生活、精神情感生活和同居等多方面内容，现行婚姻法除简单规定了扶养权利义务之外，对其他方面未作充分规范。笔者建议在亲属法中增设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家务代理权及同居权利等内容，并对同居权利作必要限制，要求夫妻互相尊重婚姻内两性生活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愿，禁止合法夫妻关系下的暴力性性行为。

（六）创设生育制度：一方面根据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现实要求，在亲属法中增补有关计划生育的具体条款，统一人口生产数量的“晚稀少”政策要求和地方标准，普遍推行“一胎化”；以具体列举方式明确规定允许生育二胎的例外情形及间隔年限，确定与法定婚龄相对应的法定育龄，设置带有一定强制力的有效避孕节育措施，强化生育数量和时间方面的硬约束，全面禁止计划外生育或非法生育。另一方面，针对中国人口素质的严峻现状及其潜在的忧患，在亲属法中应专门设立一套系统、科学、完整的优生法律制度，或者制定优生特别法，从而使人口在得到数量控制的同时更应有质量的提高。

（八）规范人工生殖技术的临床操作，健全该技术的合理使用制度：与新的生育制度——优生法相配套，婚姻法应本着优生和满足不能或不宜自然生育夫妻的合理生育要求为宗旨，确认和规范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诞生的人工生殖技术（人工授精、体外授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代理母亲”等）在人口生产中有条件、有针对性地运用。但对其具体操作应明确界定如下七个合理使用原则：一是限定于消极优生和不能、不宜自然生育的范围；二是专门机构审核、监控；三是参与主体自愿、合意；四是专门医疗单位垄断实施；五是严格档案管理和保密；六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七是禁止商业化营利和违反计划生育。同时，婚姻法对于异精、异卵或“代理母亲”等多元主体共同完成的生育行为而形成遗传父母、生育父母、养育父母等不一致的问题，必须设立一个统一的认定亲子关系主体的标准，确保法律上权利义务主体的单一性，以防发生争要子女的积极冲突和都不要子女的消极冲突。

除上述八个方面之外，中国婚姻法还需要顺应国家统一的大趋势，确立处理涉港、澳、台的域内区际之间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冲突规范或准据法，为准确解决有关历史问题和日益增多的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和良好的法律秩序。

注释：

[1]李双元等：《中国法律趋同化问题之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婚姻法宏观立法思路与具体方案之重构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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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留守儿童问题之国外经验借鉴与立法建议[推荐]

留守儿童问题之国外经验借鉴与立法建议

日期：2013-05-30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04期

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时代的标志之一，但同时也产生了留守儿童问题，这一问题对我国儿童权益的保护造成巨大威胁。在本文中，通过对留守儿童问题国外经验、制度的借鉴，并通过对留守儿童问题产生原因的简要分析，对留守儿童问题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旨在有效地应对留守儿童问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早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打下基础。

一、留守儿童问题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由于户籍、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又造成了另一个新时代的阶段性社会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在最应该接受良好教育的时候，却被各种不良信息与社会危险淹没，无法得到应得的教育与家庭温暖，这对我国的人才培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均造成严重损失。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速度不断加快，留守儿童的数量与日俱增，相关的媒体报道也越来越多，这一问题也就随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到底如何应对留守儿童问题最具成效，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二、留守儿童问题之国外经验借鉴

在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上，中国可谓“走在世界前沿”，这并不是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多有远见或多有看法，而是在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的发达国家根本不存在留守儿童问题，也几乎没有相关的文献可供参考。这也说明留守儿童问题是由于社会制度，家庭结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原因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问题。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使得中外在这个问题上差异如此之大。①

（一）美国

美国没有户籍制度，更不存在留守儿童问题。②对于美国人来说，从一个州跑到另一个州去，甚至从东海岸跑到西海岸，都像吃饭一样简单。那么，美国人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户口，没有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街道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那国家岂不要大乱？显然没有，美国有它进行管理的制度方法，且对我们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1.由政府提供全方位全自动服务

只要你是美国公民，只要你迁徙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就自动拥有了当地居民的政治权利，当然也要负起相应的义务，这些都不要你做任何申请登记，相反，当地政府会主动找到你让你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选举时，选举人还会向你寄选举资料，请求你的支持，这就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公民的迁徙。

2.驾照管理制度

美国绝大部分人都有驾照，这个基本起到了我国的身份证的作用。既然美国没有户籍制度，那就要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不然必定会陷入混乱，而这种管理制度就是美国各级政府从DMV（美国机动车辆处）获取公民信息。美国公民每迁移到一个地方，都要在15天内向DMV做登记，否则会视为无效驾驶。只有那些老人，或者无法办理驾驶证的残疾人等才会去办身份证，而且身份证也是去DMV办。中国的户籍永远是限定在一个地方的，而美国则是全国范围内自由迁徙的，不受任何多余的限制，因此，留守儿童的问题产生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3.社会保障卡制度

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号码，且要伴之一生，一个人一生的就业，开工资，缴保险，缴税以及各种社会福利都要依赖于此卡，且无论公民迁徙到那里，都可以平等的享受社会福利，而不像中国这样，只能在你的户口所在地享受社会福利，这也揭示了留守儿童产生的根源：并非父母不想带孩子，而是带上孩子后，孩子无法享受迁入地的各种社会福利，无法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这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教育，而且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但相反，如果规定迁出地的孩子都能享受与当地孩子完全相同的教育、医疗等各方面资源的话，留守儿童问题也会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4.强力的儿童权益保障制度

在美国，儿童权益受到强力保护，如美国法律规定，不可让12岁以下的孩子脱离监护独处，否则会追究监护人的责任。对孩子的疏于照顾甚至会导致父母丧失监护权。

（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建立了儿童独立代表人制度，这种制度给了孩子以更多的权利，而对于父母，也只是规定了大量的义务，权利却相对较少。这样，也有利于孩子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澳大利亚也几乎没有留守儿童问题的存在。我国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之一也就在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不力，无法令留守儿童的各项权利得到保障。所以，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修订，加大对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保护力度，如教育资源的平等享有，改进校车制度、营养餐的规定等，都有利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

（三）加拿大

加拿大各省都有儿童保护法，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儿童福利法》规定，如果孩子在家遭到虐待，儿童保护组织有权将孩子从家中带走，并由法庭取得临时监护权，直到法庭审理了虐待儿童的案件并作出判决为止。另外，还有加拿大的非官方社团开办的儿童健康记录卡，会将孩子的接种疫苗，受伤情况，过敏情况，家族病史等都记录在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国广泛存在对未成年人权益忽视的现象，所以，增强社会保护留守儿童的意识，也是留守儿童问题应对中的一个重点。

（四）国外经验之借鉴

1.加强对儿童权益之保护力度及完善保护方法

上文中提到的国家无一不是把儿童权益的保护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并予以儿童充分的权利，不仅在家庭，父母方面为儿童提供了充分的保护，并给予孩子众多的社会救济权利。这不仅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更是一个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只有给予留守儿童足够，多方面的保护才能更全面的保护留守儿童，这需要政府，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也是我国现阶段最需要加强的方面。

2.强化国家行政、立法职责③

这一点在以上国家中都体现得非常明显，只有将国家的职责最大化，制定更加合理的政策，颁布更加合理的法律，更加高效、合理的执政，才能从国家层面降低甚至消除留守儿童问题带来的影响。

3.合理的制度保障

如美国的驾照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卡制度，澳大利亚的儿童独立代表人制度等。一个合理的制度，很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而我国现阶段的户籍制度明显是不合理的：当地户籍与公民享有的权益无法脱钩就是造成留守儿童问题广泛存在的重大原因之一。当然，他国的制度我国无法照搬，但我们应该积极地借鉴有利因素，逐渐从制度的完善上完成到思想完善上的过渡过程。

三、留守儿童问题之立法建议

我国留守儿童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但究其根本还是在于两点：首先，国家户籍制度缺乏合理性，当地户籍制度与各项社会资源的紧密挂钩使得留守儿童问题难以解决。其次，国家的立法保护不完善，现有的涉及留守儿童保护的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的规定往往仅是原则性规定，太过笼统，可执行性差，政府职责并不明确，未颁布专门针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法律法规，在法律层面上无法为留守儿童提供有力的保护。另外，我国缺乏行之有效的应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具体制度对策，且整个国家尚未形成一种重视儿童权益保护的社会意识。要缓解这一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

要想从根本上缓解留守儿童问题，依然必须从户籍制度改革入手。

1.必须缩小我国东西、城乡资源配置的差异

促进西部大开发，完善农村、小乡镇的基础设施，发展乡镇工业，继续发展“三农”事业，提高农民待遇，丰富农村、小乡镇、小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缓解人口迁徙压力。这样既有利于缓解大城市的人口、资源、经济压力，又有利于农村、小乡镇、小城市的发展、还可以为户籍制度的改革创造出良好条件。只有全国的资源配置实现逐步平均化，才能为户籍制度改革铺平道路。

2.将户籍制度与各项社会资源，如社会保障、养老金、退休金等脱钩④

关于各项社会福利的确定应确定一套完整的标准，如看公民是否在此地有固定居所，是否有固定工作、固定收入，是否纳税等，而非根据其户口所在地和户口类型来确定。政府应下设专门的社会资源管理机关，让符合条件的留守儿童也可以免费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等。

3.彻底改革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建立全新的户籍制度，并将户籍制度赋予新的意义，即仅应作为统计学的数据，方便人口管理，而非社会资源的评定标准。

（二）出台关于留守儿童保护具体措施的全国性文件

1.应建立起寄宿制为基础的，以学校为主体的留守儿童保护方案供地方执行参考

我国应尽快建立起以学校为主体，以寄宿制为基础的留守儿童教育制度。以学校为载体，为留守儿童举办学习、娱乐活动、提供营养餐、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心理健康咨询等，从而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与关爱。在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无法得到父母关爱的情况下，由学校作为关爱主体，通过国家资金集中支持，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学校监护制度，有利于资源的有利配置，方便学校管理，且留守儿童的安全、学习、生活也能得到保障，可以说是现阶段最有力、最有实效、可实施性最强的方法。

2.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具体状况，对于确实因特殊条件无法实行寄宿制或不利于实行寄宿制的，应当提供完善“家庭监护”的具体方法，供无法实行寄宿制的地区实行

如“职业监护人”制度的设立，监护人的教育的加强，留守儿童自身权益的保全措施的完善，国家对家庭监护的经济支持（如免费亲情电话的开通，必要的监护补助，对职业监护人的补助等），监护人实行监护的具体标准、要求的确定等。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另无法享受学校寄宿制的留守儿童通过监护制度的完善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与发展。

3.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对留守儿童社会关爱的具体衡量标准⑤

如社区中留守儿童活动室统一标准、社区中健身器材设施标准、社会资金支持鼓励制度（如对为留守儿童教育发展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应予以表彰）等等。这旨在在寄宿制或家庭监护制的基础上，从社会层面对留守儿童给予更全方位的关注，保障留守儿童更好的成长。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虽然推行全国性统一标准势在必行，但各地依然要根据其自身情况实行，并将其不同于全国性标准的实施方案统一报上级相关部门审批，保证实施的质量。有能力按照全国性标准实施的，应当按照全国性标准实施。

（三）建立留守儿童关爱之相应配套制度

对于上述的寄宿制教育制度，国家对家庭监护经济支持方面的制度等必须同时建立起相关的配套机制，如资金募集制度，监督监管制度等以保障其实施效果。首先，政府必须保证留守儿童相关事宜的资金充足，在国家财政划拨的同时，还必须通过其他渠道如募集社会资金，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对留守儿童问题解决的积极作用等，这是留守儿童权益得到保障的基础前提。另外，国家必须加大对留守儿童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杜绝腐败现象，确保相关资金到位并发挥实效。此外，国家还必须明确相关的问责制度，明确政府的责任。

四、结语

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也不可急于求成，而应在探索、实验中发现正确的方法，并逐步、稳健的实现改革；应尽快出台能够行之有效的应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具体全国性政策性措施，如上文提到的寄宿制改革，从而在短期内有效地缓解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不良影响，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证实施效果。相信通过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全国5800万留守孩子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第四篇：“三农”问题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三农”问题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论文关键词】“三农”问题；扩大内需；结构调整；城市化

【论文摘要】21世纪我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解决将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利于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可加速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此外，它的解决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农业停滞、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话多挑战中，“三农”间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不仅是关系到9亿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再次将“三农”问题列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三农”问题与我国各大主要宏观经济间题的关系，为最终解决棘手的“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三农”问魔与扩大内需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我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因此，对低收人阶层的农民来说，其收人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收入增长的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但是近几年来，农村家庭纯收人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年为9.00!0 ,1997年为4.6% ,1998年为

4.3%,1999年为3.8% , 2001)年为2.1% o(1996--1999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页;2000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封底)。

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

(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

(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实现。比如，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从而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因此，国家要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

施建设。

总之，农村消费市场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换句话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

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人世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农业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部分消费品支出的减少(由于部分进口消费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相应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但同时也在农业经营和非农产业等方面给农民收人带来挑战。我国主要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生产成本较国外高，因此价格偏高，造成农产品出口困难;同时，在质量方面由于过去缺乏产品国际标准意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缺乏竞争力。根据WTO的有关协议，我国将在s年内取消所有的配额和数量限制。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也将削减到14.s%一巧%，而且对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也不得使用非关税措施。因此，农民期望像过去那样通过农业经营增收将很困难。从非农业收入方面分析，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回落，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人递减。人世后，我国一些规模较小、设备落后、职工素质不高的乡镇企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些企业的兼并破产在所难免。而另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困难。据有关专家预测，人世后中国农民将有966.2万人失业，这必然形成新的就业压力，给农民的就业增收带来严重的影响。应对人世后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根本的途径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基本着眼点在于优化品种、提高质量，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的素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研究许多新的课题.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坚持所有制的多样化，实行多种经营;(2)要坚持技术手段的多层次，不同技术层面的行业可吸纳不同素质的劳动力;(3)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是农业的内部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也就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实现。

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根据统计资料，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为15.9% ,第二产业为50.9%，第三产业为33.2%，而1991)年则分别为27.1%, 41.6%,31.3%。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很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份额正好有大体的增长，而第三产业却基本维持在同一个水平，未见明显的增长。再从就业结构上看，目前大体上是，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50%，第二产业为22.5%，第三产业为27.5%，而1991)年则分别为60.1%, 21.4%,18.5%0蜒表明，在十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不难看出，上述关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字存在着某种不相一致的问题。例如，第三产业产出比重没有多少增加，但就业比重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可见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国际上达到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在产出还是就业方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虽然就综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来看，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平均发展水平，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离50%a仍有较太差距。可见，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魔与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我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我国的发展很不利。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认为工业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等，无形中也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侄桔。

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我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有关专家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要让大批农民转到城市，使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70%降到30%的时候，“三农”问题才真正解决。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人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我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四、＂三农”问皿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

(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还会牵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败。西部大开发首先是西部广大农村的大开发，而不能只是几个城市的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当把解决西部地区“三农”问题作为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就广西而言，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更要重视“三农”问题，要继续推进科技兴桂、科技兴农战略。从区域发展看，一方面桂东南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发挥地缘优势，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率先实现农业产业战略性调整，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对桂西北起良好辐射作用;另一方面，桂西北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开发特色农产品，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并可尝试搞旅游农业。同时，桂西北还应重视人才引

进，培养、开发当地人力资源，从整体上提高农业人口素质，这也是解决我区“三农”问题的重要方略。

(二)解决“三农”问题对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来自农业外部，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毕其工于一役。追根索源，“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增收、减负的根本保障在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三农”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又需通盘考虑、审慎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无论对农业本身发展，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对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应对人世带来的挑战，还是对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及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篇：当前国际形势与我国周边海上问题解析

当前国际形势与我国周边海上问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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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所处的安全状况和面临的安全条件最复杂的战略主体。步入新世纪10多年，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与发展使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的局面，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2012年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继续“发酵”、部分地区局势激烈动荡、以及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应进一步调整战略，积极应对。

【关键词】国际形势 安全环境 热点问题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继续深入发展。在此情况下，国际形势的变化动向，以及我国国际处境的好坏，对我国正致力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及时了解和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能使我们更好审视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整体环境，更好地理解我国加快改革调整的总体方针政策。

综合运用我国的实力和优势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同各国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外经贸合作与交流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邻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中国同各相关国家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基石。面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通过继续深化同各国的经贸合作与交流，稳定同相关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友好往来，逐步破解外交难题。发展经贸合作与交流要服务服从国家大局，要坚持实现平等合作，互利共赢，要妥善处理合作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避免野蛮式开发，避免因此而激化与当地民众的矛盾。要提高对外经济援助的效率，讲究方式方法，符合国际规范，多参加由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多边援助。要加强文化交流，政党外交，多角度、多层次促进国家关系的缓和与发展。软实力的增强和国际文化影响的扩大，不能急于求成，避免授人以柄。

当前，美国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但经济却陷入危机当中。它已经不可能像二战后、冷战时期那样援助欧洲和亚洲的盟国。在西方遭遇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时，美国自顾不暇，无力救援其他国家。“重返亚太”更多的是炫耀军事力量和军事存在，不仅不能帮助亚太地区重振经济，而且还会导致地区的局势动荡，危及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东盟国家对美国的“重返”态度就不完全一样，有些国家就担心美国的介入会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使小国成为中美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加快国防建设，强化周边防卫力量，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军事手段是解决一切国际冲突的最后手段，也是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没有强大的国防，国家就会任人欺负，国家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其领土、领海就会受到蚕食。只有建设强大的国防，才能产生相应的威慑作用，使任何挑衅者不敢轻举妄动。伴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行，都提醒我们，中国必须适度加快国防建设，特别要加强海军建设。中国海军要拓展强化军事斗争准备，扎实推进现代化。加快国防建设，要量力而行。国防建设要与整个国家的建设、综合国力的增强相适应。我们加强国防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夺地区和全球霸权，而是防御性的。我们没有必要，其实也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同美国展开全面军备竞赛。加强国防建设是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为最高目的，要具备与此相关的防御能力、反制能力、反击能力。

近年来，我国海上存在三大热点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目前，我国在海上方向的所有相邻或相向的国家均与我国存在着海域或岛礁的争议，我国主张的约300万平方千米的管辖海域中，有一半以上存在着争议和矛盾。在我国从北到南的各海域中，依然沿袭着“海域被瓜分，岛礁被占领，资源被掠夺”的严重局面，有些矛盾还相当尖锐和激烈。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尤其是近段时间来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越来越强硬，美国介入南海问题，干预亚洲地方事务，使得南海问题形势发展非常不乐观，南海周边局势也变得日趋复杂紧张化。如何解决南海问题，维护南海主权，成为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南海是我国最大的海域，也是我国与海上周边相邻相向的的各国争议最多的海域。目前，几乎大部分南海海域，包括南海诸岛，都存在着争议。南海周边国家现都已宣布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并且自划海疆，开发油气资源，这些国家自划的海上界线很多都相互交叉，但是它们争夺的岛屿和海域绝大部分都在中国的“九段线”之内。无论从史料还是法理力来看，中国无疑对在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尽管中国一直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发展”，但一些国家仍有意把岛屿和海域争端国际化，争取试图造成既成事实，从而在主权问题上进一步设置障碍，各国之所以加紧夺占岛礁，其关键在于海域资源的争夺。

对于明明是属于中国的海域和岛屿，可日方却偏偏要据为己有，而其进一步的目的就是想独霸“中间线”日本一侧的全部海底资源，同时还要得到中国一侧部分海底资源，分得部分油气，除了欲与我国“抢杀”海上资源，日本还千方百计地在钓鱼岛问题上大做文章。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政府间坦诚、冷静、务实的协商加以处理的，但日本却不断有人在政府纵容下登岛建立各种标志，以显示日本拥有实际控制权，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中国。

日本处心积虑地侵占钓鱼岛，有它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企图。在政治、经济上，日本认为一些存在主权争议、位置重要的岛屿是日本扩大海洋经济区的关键所在。如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要求不能实现，日本将减少200万平方千米的海洋经济区。眼下，日方虽然对钓鱼岛事件的争端基本保持低调处理原则，但仍不断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

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需要足够长远的眼光。尽管目前中国已经是周边数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似乎出现了某种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局势，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把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算作一个整体，基本上所有的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对象集团还是西方世界开创的贸易体系，甚至于中国本身也得益于这个开放的经济增长体系，至少加入 WTO的10多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哪一个国家能够不断推动经济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高质量的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就拥有权力。

因此，对中国而言，要创造性地塑造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一方面，要增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管控双方的分歧，既要对美重视，但也不必处处围绕美国转。另一方面，要调整中国的亚洲战略，让周边国家更多地分享中国崛起的好处，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焦虑。如此中国才能继续持续发展，实现崛起也并不是不可实现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