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研究现状

第一篇：民法的研究现状

一、我国民法总论的研究现状

大陆法学传统民法典多采用“潘德克吞式”的编制体制，即将民法典分为总则、债之关系、物权、亲属及继承五编。民法总则是规定适用于全部私法(民商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变动、权利的行使。我国没有统一民法典，传统民法典中总则的内容大多规定在现行《民法通则》中，我国民法总论的研究内容也就是传统民法中总则编的内容，本文就我国民法总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现状作一些浅要分析。

一、民法的调整对象和本质

我国《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本文认为，此种对调整对象的表述不够规范，应改为民法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性财产关系，平等性人身关系以及平等性其他社会关系。依通说，民法所调整的平等性财产关系包括三类：财产所有关系、财产流转关系和财产继承关系。财产所有关系是指因直接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财产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经民法调整形成物权;财产流转关系是指因财产的交换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经民法调整形成债权;财产继承关系是指因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遗产而发生的社会关系，由继承法调整。平等性的人身关系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人格关系是指民事主体之间基于彼此的人格而形成的以主体的人格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经民法调整形成人格权，如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等;身份关系是指民事主体之间基于彼此的特定身份而形成的以主体的身份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经民法调整形成身份权，如荣誉权、亲权等。

另外，基于智力劳动成果而形成的知识产权关系一般被认为是兼具财产内容和人身内容的一种特殊的民法关系而独立于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之外。也有学者认为其应属于财产权，但无论如何界定其性质，本文认为知识产权因具有较大的变动性和国际性，不应将其制定在民法典中，而应以民事单行法的方式加以调整。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民事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中的私法关系，是由民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主要特征是，当事人相互独立，法律地位平等，大多数情形民法关系的发生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实际上，民事法律关系只是一种法律形式，它的实际内容则是各式各样的社会生活关系，其构成要素有：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民事法律关系客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民事法律事实。

(1)民事法律主体

在我国民法总论的研究中，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类型存在争议，其主要表现为合伙、非法人团体的民事主体地位和法人的分类上。

《民法通则》中将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分为两类，自然人和法人，其中个人合伙规定在自然人一章中，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民法总论研究中持不同分类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分为自然人和团体，团体中分为法人团体，非法人团体和其他团体，合伙属于非法人团体中，也即赋予合伙以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分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三类，而合伙是区别于非法人团体的没有独立意思表示能力的一种契约关系，因而不具有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

综上可见，其实质同于社团，其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亦具有重要贡献，应赋民事主体资格，拥有独立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至于合伙的法律地位，本文认为应依合伙的规模和构造具体区分，即对合伙予以分类，如合伙内部已形成独立的意思机关、执行机关，具有类似团体的构造，就应适用团体的规定，承认其是独立的法律关系主体。

关于法人的分类，多数学者在著作中都采用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对法人的分类，认为法人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两类。公法人应由公法规定，作为私法的民法只规定私法人，并只调整公法人作为民事主体所从事的民事行为，因而机关作为行政主体其资格的取得不应规定在民法通则中。在私法人中按照成立的基础不同分为社团和财团，社团是人的集合，以社员为其成立基础，公司是其著例;财团是财产的集合，以用于特定的目的事业的财产为成立基础，中国现时各种基金会应属财团法人。以法人的目的为标准可将私法人分为公益法人和营利法人，其目的为公益者为公益法人，其目的为营利者为营利法人。所有的财团法人都是公益法人，社团法人多数为营利法人，也有的属于公益法人。

(2)民事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

物是民事法律关系最重要的客体，我国民法总论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分歧在对特殊物在动产和不动产的分类上，即林木、庄稼、定着物、建筑物、临时搭建物的法律性质。本文认为，如果是成熟的庄稼应认为其属动产，可独立转移;不成熟的庄稼和林木应属土地的一部分，随土地的权利状况发生变化;定着物、建筑物是独立的不动产;临时搭建物因可随时搬迁拆除，为动产。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法确认的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的总和。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依据不同的标准有多种分类，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得到具体体现。在此不赘述。

(3)民事法律事实

民事法律事实是指，民法规定的、能够在民事主体之间引起民法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客观事实状态。我国民法总论的研究中对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和无权代理制度中存在争议。

1.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

民法通则中仅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这样的规定不够全面和严谨，许多学者主张沿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法律事实制度，本文亦赞同此种观点。民事法律事实按与人的意志的关系首先可分为事件和行为。事件包括自然事件和自然状况，事件的特点在于，事件的发生与否是当事人无法预见或无法控制的，非因人的行为所构成。

行为包括适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两大类。(1)适法行为又可分为表示行为和非表示行为。表示行为是指表示某种心理状态的行为，按有无意思表示分为法律行为和准法律行为。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依意思表示的内容发生法律效果，是私法中最重要的法律事实，充分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精神。准法律行为指意思通知、观念通知感情表示行为。非表示行为乃无关人的心理状态的行为，亦称为事实行为，主要有拾得遗失物、无主物先占等。(2)违法行为中，最主要的为侵权行为和债务不履行行为。民法通则中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类似于传统民法中适法行为中的表示行为。

2.表见代理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合同法第三章第49条规定了表见代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过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作为无权代理的重要类型，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应规定在代理制度中，这是许多民法学者的共识，但对于其存在基础和发生情形存在不同看法。本文建议根据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表见代理制度的存在在总则中作出概括规定，具体适用情形可在各单行法中加以明确规定。

二、中国民法学的现状

严格说来，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法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恢复民法教学和理论研究，进行民事立法，重建民事裁判机构，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法学。

改革开放初期，民法学与经济法学论战，批判苏联拉普捷夫的经济法学说和贬低、否定民法的错误理论，促成民法通则的颁布，确定了民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地位。以民法通则颁布为契机，民法学研究的重心迅速转向民法学科自身理论的重建。90年代中期，国家95规划民法学系列教材的出版，表明中国民法学扬弃了反映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民法理论，创建了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民法理论，初步实现了中国民法学的体系化和现代化，并为中国民法典编纂，特别是统一合同法和物权法的制定做了法理准备。

中国民法学界准确理解和掌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事立法经验和裁判实践，广泛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的民事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针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法律问题，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民事立法，提出立法思路、起草法律草案，参与民事法律创制全过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事法律体系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

1985年的民法通则，被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1999年的统一合同法，被誉为“最先进的法律”！2007年的物权法，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和人权的“里程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法学界沉着应对所谓物权法违宪的思想论战，毫不动摇，毫不妥协，团结一致，为确保关系改革开放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物权法的最终顺利通过，提供了强大的法理支撑！充分表明中国民法学已经能够担当国家、民族和人民托付的历史重任！

民法学的进步体现在教科书、法学论文和专题研究。教科书为法学入门之阶，但民法学的进步有赖于法学论文及专题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禁区的打破，民法学术研究蔚然成风，产生了一大批长篇专题研究论文和专题研究著作，其中，确有一部分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水准。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中青年民法学者！

现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编纂中国民法典的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具备。按照人类文明进步和法治发展的经验，相对于其他法典而言，民法典更足以代表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高度。这是中国民法学尚未完成的伟大任务！制定一部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科学、进步、完善的中国民法典，为建设一个民主、法治、人权、正义、和谐的中国，奠定牢不可破的法制根基，并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攀上了历史的高峰！

我们的国家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要求中国民法学与世界大国的地位相符！不仅关注和研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法，而且要关注和研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民法、关注和研究我国周边国家的民法。凡有中国商品、中国旅游者、中国投资者和中国企业到达之地，就要研究其民法。我们还做得很不够。中国民法学人，要本着一贯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的精神，跟上国家、民族复兴的步伐，勇于承担国家、民族、人民和历史赋予的使命，敞开胸怀，放开眼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实施“全方位”的外国民法研究！

我们置身其中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是一个物质丰富而精神匮乏的时代。党和国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民法科学所蕴涵的，诸如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法治、协商、自尊、自爱、自强、廉洁自律、人格尊严、意思自治、契约自由、自己责任、平等保护、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利益衡量，及禁止权利滥用等等民法理念和民法原则，当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应当吸收并融入正在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当中！中国民法学界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三、我国民法现状的分析及其现代化趋势

当前，我国民众的民法观念存在对民法知识掌握和运用不够、民法权利意识不强、对民法缺乏正确评价、对民法的信仰不够等四个方面的缺陷，其主要原因在于部分民众整体文化素质偏低、民法制度的实施效果不良、缺乏发达的市场经济和独立的市民社会及传统民法观念的影响。民法观念的现代化是民法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民法观念的现代化必须以民法精神为指针，实现四个转变从重刑轻民观念向民刑并重观念转变、从身份等级观念向人格平等观念转变、由国家全能观念向私法自治受限观念转变、从重义轻利观念向重权兼义观念转变。

第二篇：如何写研究现状

一、为什么要写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写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考察学生是不是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为什么要求学生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呢？不是为了让学生抄袭，而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相关领域理论研究前沿，从而开拓思路，在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二、怎样写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写之前，同学们要先把收集和阅读过的与所写毕业论文选题有关的专著和论文中的主要观点归类整理，并从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在写毕业论文时，对这些主要观点进行概要阐述，并指明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和其发表观点的年份。还要分别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的不足之处，即还有哪方面没有涉及，是否有研究空白，或者研究不深入，还有哪些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或者在研究方法上还有什么缺陷，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写国内外研究现状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注意不要把研究现状写成事物本身发展现状。例如，写股指期货研究现状，应该写有哪些专著或论文、哪位作者、有什么观点，而不是写股指期货本身何时产生、有哪些交易品种、如何演变。

二是要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三是不要写得太少。如果只写一小段，那就说明你没有看多少材料。

四是如果没有与毕业论文选题直接相关的文献，就选择一些与毕业论文选题比较靠近的内容来写。

第三篇：研究现状

我国手机拥有量早在2002年便

已是世界第一位．至2007年11月

底，全国手机用户接近5亿户．普及率

高达38．5％，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都已经达到或者接近100％的普及率。手机在大学生中的拥有率也高达75％，而且使用手机非常频繁。电话、游戏是手机的主要用途，使用的时间也非常长，这是从“电话轴”“短信雨”中可见一般（谢书铭 颜美艳 在校大学生“手机依赖”问题及对策江西教育 2009/1-2A旬刊）

有关手机依赖的国内研究现状。①车基金会2006年6月

发表《台湾学生使用移动电话调查报告》，其调查对象包括岛内

2242名小学生(五年级以上)和大学生，调查显示近7成学生有手

机依赖症。②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学生课题组完

成的《“短信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及行为影响的问题研究》，课题组

对“手机依赖”的定义是：使用手机(短信息)作为其人际互动主要

手段的群体，存在强烈的、持续的需求感和依赖感的心理和行为。(孙华中

手机依赖的调查》商情 2010（24）)《在校大学生对

第四篇：民法、民诉法与知识产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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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民诉法与知识产权研究 ——21世纪知识产权研究若干问题 郑成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

一位在国际刑法、国际私法等公、私法领域均有高质量专著问世的教授曾说：民法是 他研究国际法的基础;不懂民法原理而研究的国际法，充其量只是国际“关系”，而不是国际“法”。例如，国际公法的许多原则(如“条约必须遵守”之类)追源可追到盖尤斯时代创立的民法体系。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我的研究生一入学，无论过去招收国际法方向的，还是后来招收知识产权方向的，我安排的必读材料中，均包括史尚宽的6本书。原因是它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直是海峡两岸真有造诣的民法学者的基础读物。当然，有的入学前已读过这6本书，或其德文很好，已读过作为这6本书之源的德国民法理论原作，则不在此例了。

知识产权本身，在当代，是民事权利的一部分——虽然知识产权的大部分来源于古代或近代的特权，它们与一般民事权利似乎并不同源。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部分，这在 十多年前中国的《民法通则》中已有了定论。《德国民法典》中，虽然未直接提及知识产权，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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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学者推论为“权利物权”。《意大利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属于“服务”项下的特例。20世纪90年代后的《俄罗斯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虽然也未立专章，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被列在“非物质利益客体”之类。

传统民法的大多数原则，适用于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取得后的最终确权、知识产权的维护，主要通过民事诉论程序，在多数国家均是如此。在2000年之后修订了主要知识产权部门法的中国，也是如此。世贸组织的Trips协议第41、42及49条，均指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无论通过司法还是行政执法)，均主要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原则。

知识产权与一般(传统)民事权利的共同点、知识产权保护程序与一般民事权利保护程序的共同点，是进入知识产权领域首先应当了解的。

不过，由于知识产权的依法保护与一般民事权利，尤其与同样属于绝对权(对世权)的物权相比，出现较迟，新问题较多，所以我认为无论从事研究的研究生、学者，还是立法与执法者，既已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之后，主要精力应放在研究知识产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不同，即研究它的特殊性。研究其特殊性的目的，是把它们抽象与上升到民法的一般性，即上升为民法原理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学者应有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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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如果走相反的路子，即不加判断与取舍地用人们传统上熟悉的一切已被前人抽象出的民法原理，一成不变地硬往知识产权上套，则恐怕并不可取。这样虽然省时、省力，但可能出较大的谬误。

例如，知识产权这种有价权利的“无形”，许多人总说这不是它的特点，因为物权中，物之“所有权”本身也是无形的。这些人至少忘记了：当我们提供或买卖有形物(商品)时，提供标的与物权客体是一致的，均是商品本身(只提供给买主“所有权”而无商品本身的卖主，无疑是骗子)。而我们提供或转让知识产权时，提供的标的是权利本身(如复制权、翻译权)(注：对于这方面的不同，甚至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都已有论述，可惜有些现代民法学家却未加注意。)，而相应客体则另是有形无体的有关信息(如专利领域中的技术方案、版权领域中的作品)。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一般是可以被特定人占有的，而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技术方案、商标标识或作品，则不可能被特定人占有——它们可能被无限地复制，因此可能被无限数量的人占有。照着一幢房子盖了又一幢房子，就出现了又一个新的物;照着一部作品复制出又一部，则决不产生新的作品。这些常识，往往又被有些民法学家遗忘。

所以，经典的史尚宽老先生的《物权法论》中错误地认为“准占有”适用于知识产权。从而可以推论“取得时效”也适用于知识产权 [1]。注意，史先生认为诸如股东权之类权利物权适用准占有并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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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股东权及其客体不可无限制地交给无数人，而特定的复制权、改编权、翻译权之类及相应作品，则可以无限制地交给无数人。中国大陆当代物权法领域有的学者则比史先生更大胆地不再让别人去“推论”，而直接断言：“ 取得时效”完全适用于专利权、版权、商标权等等 [2]。不研究不了解知识产权的特殊性，新、老民法学家都曾一再地出现过类似的很值得商榷的论述。

由于无体，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不可能被单独占有，因此以占有或准占有为第一要件的民法上的“取得时效”，就决不可能适用于知识产权。设想一项专利权的所有 人与97家使用者订立了使用许可合同，而第98家未经许可就把该专利当成自己所有的一样使用了，专利所有人在“时效”期内未加追究，是否那97家就都应转而向这位未经许可者交许可费了?因为他已经通过“取得时效”得到了该专利!但如果第99、100、101家 也都与第98家同时同样地为其所为而未被追究，那么究竟谁通过“时效”获得了该专利?这就不仅是个使97家守法人为难的问题，而且是个使当代学者为难的问题了。

又如，有人把物权中“物在权利在”的原则套在知识产权上，坚持认为：只要作品有价值，就应当有版权。他们无视欧盟1996年已在认定时间表(包括广播节目时间表)之类 汇编作品不享有版权的基础上，制定了专门指令，也不论美国至今仍难通过类似专门指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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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保护这种汇编，更不论中国《著作权法》在2000年修订之前连有独创性的数 据汇编都不尽保护、根本谈不上保护无独创性的汇编。

除了对版权的独创性要求指的是什么不了解外，“有价值就有版权”论者也不了解知识产权的“法定时间性”。它使仍旧极有价值的鲁迅的绝大多数作品早已没有了版权(其中《两地书》除外，因为包含另一位死后不满50年的作者许广平的作品)。

虽然德、意、俄民法中直接或间接提及知识产权，但绝大多数国家民法典，均不涉知识产权，而由专门法去规范。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实体及程序法上，完全套用适用一般民事权利的法律或程序，同样会产生不当。例如，知识产权的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侵权行为仍在继续;而物权的被侵权人、人身权的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的多数情况，则是侵权已经停止。因此，侵权诉讼的核心或首要问题，是损害赔偿、恢复原状，还是停止侵权，对知识产权与对物权或一般人身权，是绝不会完全一样的。相应地，诉讼时效的适用，也绝不会完全一样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将本来即应属于民事领域的原经济庭、知识产权庭等等，均归入民事审判庭(民

二、民

三、民四等)，是完全正确的，从总体上理顺了民事审判制度，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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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大的进步。它不仅顺应了国内司法改革的实际需要，而且与世贸组织各项协议所要求的执法体系(结构)更靠近了。

知识产权审判毫无疑问主要属于民事审判。但由于知识产权侵权与确权中的独有特点(例如，一部分重要的知识产权，如专利权、商标权，是“经行政批准方才产生的民事权利”)，多数知识产权保护较有效的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主要两大法系国家，均是由特定的民事审判法院(或法庭)全面受理及裁判与知识产权侵权、确权乃至合同等纠纷相关的一切民事、行政及刑事案件，而绝不会仅仅把这种特定民事审判机构的职能仅限于知识产权的民事纠纷，却将侵权严重构成刑事或确权中的行政案件推转给一般的刑事、行政审判机构去做。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案件技术性、专业性过强，而把具备这种技术及专业知识的审判人员集中在特定的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中(不分散在民、刑、行政等各种不同的审判机构中)，一是节省人力财力，二是避免出差错。由于相应知识产权的技术性、专业性不熟悉，刑事、行政审判机构出差错是难免的。

不仅主要国家均是这样做，而且在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中，主要规范“知识产权执法”问题的“第三部分”，在大量条款涉民事程序的同时，也涉行政、刑事程序，尤其把“行政机关裁决后，当事人不服而要求的司法复审”，作为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不可缺少的补充。由知识产权庭或相应的知识产权法院，越出“民事审判”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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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一并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与刑事诉讼案，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国际惯例。如果最高法院的民事审判改革后，“民三庭”(即知识产权审判庭)被“一刀切”地定为与其他几个民庭一样，只审理民事案，凡进入行政、刑事领域，案件即转归行政、刑事审判庭，那么，在整个改革向国际惯例靠近的进程中，民三庭的改革就离国际惯例越来越远了。近几年，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已尝试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诉讼案(主要是当事人诉专利局)，效果明显好于将这类案子转给并不熟悉专利的行政审判庭。上海浦东法院甚至更大胆地尝试将涉知识产权的民、刑、行政案均由知识产权庭受理，这实际已经与国际接轨了。“一刀切”式的“改革”如果贯彻到这些法院，实质上就是走了回头路。

最近修订的专利法，已把专利最终确权的权力给了法院;商标法的修订也准备作同样的改革。将来当事人到法院诉专利局、商标局及相应的复审委员会的案子，将均由法院有关审判庭处理。我们是走多数国家及国际条约所走的路，还是坚持“一刀切”，规定民三庭仅有职权审涉知识产权的民事案子，而在刑庭、行政庭中再各备一批熟悉专利、商业秘密、版权、商标及新出现的域名、网络等等的审判人员，使我们审判人力分散、差错率不断上升?这是国内外十分关注，尤其是国内知识产权权利人所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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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立法、司法机关应当进一步了解国外的普遍做法、国内原有审判经验中的得失，认真研究一下，是否民三庭(及各级法院相应的知识产权庭)可以作为我国民事审判机构的一个极特殊的庭(亦即国外较一般的并非只审民事案的庭)?是否在这个问题上以不搞“一刀切”为宜?民、刑、行政审判分开，总的是对的。但辩证法在一般承认“非此即彼”时，也在特殊情况下承认“亦此亦彼”。这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多次强调的。在1979年有刑法而无商标法时，刑法中的商标专用权保护条款就曾使商标权在1979年至1983年成为一种“依刑法产生的民事权利”。我们最近一段时期经常谈到“入世”以及与WTO接轨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完全处于国际民商事领域的WTO、旨在规范国际领域财产流转制度的WTO，却在(而且仅仅在)其众多协议中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中，对司法审判程序中的民事、刑事、行政不同程序，统一作出了规定。从法理来看，民商事国际条约却涉及行政、刑事，是不是“文不对题”或“名实不相符”?实际这正是国际条约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不“因名废实”的例证。而认为“民”三庭却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刑事案件超出了“民”的范围，名实不符等等，正是较典型的因名废实!也与WTO难以接轨。

在维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中国知识产权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基本上未引入传统民法的侵权法与物权法理论，所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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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太多的困难。90年代初，被侵权人难证明侵权人过错的知识产权纠纷、被侵权人难以证明自己实际损失的纠纷逐渐多了起来。

这时，一部分人试图完全撇开民法的基本原理，在知识产权领域独树一帜。例如，他们论述着“物权的客体不能是物”、“知识产权的客体也不能是作品或技术方案”、“复制权中的‘复制’、销售权中的‘销售’才是客体”;“凡有权利限制的权利均不是专有权”、“债权不受权利限制，因此无例外地属于专有权”，等等 [3]。好在以往十多年里传统民法理论在法学界比较普及，这一方面的失误对我国知识产权研究的影响并不大。

另一部分知识产权界的人，试图引入传统民法原理，探讨“无过错者无民事责任”的《民法通则》106条的适用问题——麻烦就来了(注：见《著作权》杂志1996年第4期、《专利法研究》1999年年刊，等等。)。人们发现：专利管理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多年的查处侵权商品的活动中，大都是违反民法原理或《民法通则》的。例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一旦查到带侵权商标标识的商品，绝不会先去了解商品所有人的主观状态(有无过错)、也不会先去了解商标注册权利人是否已有了实际损失，而是立即要商品所 有人先负一定民事责任——至少是“责令封存”。专利管理机关人员还发现：按照“侵权认定四要件”之一的“实际损失”，《专利法》中的专利权人的“制造权”是不可能被侵犯的。因为任何未经许可之人如果仅仅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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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阶段，大都尚未给权利人造成“实际损失”，从而不能被认定为：“侵权”。

这时有民法学家出来作了解释：《民法通则》106条所讲的“过错责任”仅仅指“损害 赔偿”责任，即债权责任;而停止侵权(如封存侵权商品、制止侵权制造活动)则是依“物上请求权”产生的物权责任，这是不需要以过错为要件的。可惜这种解释不仅没把问题解决，反而让人越听越糊涂了。

首先，几乎国内一切“侵权法”专著上，均讲“四要件”是认定侵权是否成立的提前，而不是说它们仅仅是“损害赔偿”的前提。

第二，如果把侵害活动强制性地制止，又不首先认定它是违法或侵权活动，那么执法机关的强制执行令本身就失去了法律依据，本身就违法了。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解释这一问题的民法学家的论述中，把对无过错的行为的制止，称为物权责任中的“停止侵害”。那么“侵害”不是“侵权”，是侵什么呢?既然是“物权责任”或“物上请求权”，它们指向的只能是对“物权”的侵害，如果说这不叫“侵权”，只能叫“侵害”，那无异于玩文字游戏了。许多人反对以德国版权法97条与101条相比较来说明制止侵权无须考虑主观过错，原因是其中无过错而可禁止的，是物权上的“侵害”;需要作损害赔偿的，才是债权上的“债权”。但这两条无论在德文本还是英文本中，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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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使用的是同一个“侵权”概念，决无与之不同的另一个“侵害”概念。

第三，切勿忘记了知识产权侵权中，有时一并涉及侵害精神权利与经济权利，例如侵犯作者的“发表权”。在这种情况下，“物上请求”不足以补上原有中国侵权法理论的缺，还欠一个“人身请求权”。而几乎所有出来作解释的民法学者，均未涉及这一问题。

实际上，所谓“侵权”也者，除侵犯他人人身权之外，只剩下侵犯他人物权(如果把知识产权等视为“权利物权”的话)。至于有人提出的所谓“侵害债权”，我认为它仅仅在理论上存在。中国《合同法》1998年9月登报的征求意见稿上曾有一条关于“侵害债权”的规定，最后终于删去，原因之一正是多数立法者认为“侵害债权”理论站不住脚。债权是相对权或“对人权”，如果某一合同权可能被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第四方或任何一方所侵权，而受侵害者又有权针对这些“任何一方”提出诉求，那么这时特殊的合同权就已经转化为“对世权”(亦即“物权”)而不再是“对人权”了!讲到合同权之转化为“对世权”的特殊情况，下面再多说几句。

把世贸组织所规范的范围或者是世贸组织诸协议规范的范围归纳起来，可以说是规范三种财产，也就是规范商品的自由流通、服务的自由流动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说商品是一种财产这个比较好理解，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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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多数人也不会有歧异。但是说服务是一种财产，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多数服务是通过某种合同体现的。讲到合同权是一种财产也可以。不过那已经不是法国民法或者英美法系里讲的“property”了。通常讲property，指的是一种绝对的对世权，和我们中国有的民法学家讲的“泛财产”不一样。“泛财产”论认为除了人身权以外的通通是财产权。这值得商榷。

合同权一般只是对人权。规定“不作为”义务的合同中的大部分未必能产生出财产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从特殊角度看，合同权可以被当成财产权。例如，你的电话被他人盗打了。他偷了你的什么东西?是偷了你的财产。你与电信局签了服务合同，向电信局付了钱，电信局向你提供电信服务。但是你本应得到的服务被他人拿走了，你一分钱电话没打，电信局给你算了五千块钱的电话费。这与从你家拿走了一台电视机有什么区别?你可能以侵害财产权告他。

第一起因服务引起的而法官认为可以不主张对人权却主张对世权的诉讼案是1852年在 英国的Lumley V.Wagner一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财产法》一书的翻译书中引的这一案例实际上是英国劳森写的《财产法》里的一段。中译本把意思译出来了。但翻译得不太准确。原文是a piece of that boy belongs to me.即“那个人的一部分属于我了”。哪一部分呢?他的服务属于我了，他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财产是我的了。现在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了，与抢走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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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一样。在这个时候法官认为，原告实际上是有对世权的。只可惜有的法学学者解释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侵害债权，这跟该书的原意就不一样了。劳森在财产法这一章，举这个案例的标题就叫做“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

所以说，世贸组织调整的范围是三种财产，把服务也作为一种财产来对待。当然服务 有时候是无体的，有时候是有体的。人们常常讲“服务无形”。实际上应是无体有形。比如说表演这种服务，如果说无形你怎么去看呢?因此说有形的无体更加确切些。它们与一般的有体有形的商品不一样。当然，有些服务也是有体有形的，就是说他固化在有形物上了。例如把表演录下像来，经营音像制品，这个在世贸组织里属于服务贸易，不属于商品贸易。因为把服务固化下来以后，卖固化产品，实际上卖的还是服务，并不是卖的盘，那个盘并不值钱。

事实上，中国法院已经多次遇到知识产权、作品及“物”的不同及联系的问题。例如，出版社丢失作者手稿应当负何种责任?时至今日，一部分法官及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出版社仅仅负有物的保管合同中保管者的违约责任。他们只把着眼点放在载有作品的“纸”这种“物”上，而似乎全然忘记了这种物上所载的本来可以无穷尽地被复制的“作品”这种信息。他们把载有这种信息的物与一般物同等对待，因此结论显然对作者不公平，也就不足怪了。德国慕尼黑上诉法院法官Hans Marshall则认为：丢失作者手稿的情况，如果作品系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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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版，出版社除了违约之外，还侵犯了作者的大部分精神权利。作者除请求违约赔偿之外，还有权请求作者精神权利的侵害赔偿(注：参见马歇尔法官2000年11月14日在“中(国)欧(盟)知识产权法官培训班”的答疑。)。这才是真正搞懂了作品真正这种无体受保护客体与有体受保护客体的区别。

无论解释者们如何解释，我国《民法通则》106条明明写的是无过错不负“民事责任”，而不是“损害赔偿责任”。这与德国民法823条、德国民法1382条等是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们不要忘了，在物权责任中，也有“损害赔偿”。不仅史尚宽老先生早就讲过，中国《物权法》2000年专家稿第60条也有重述。所以，讲“损害赔偿”仅仅是“债权请求”指向的，至少不完全。当然，新老学者都可能在理论上列出物权请求中的赔偿与债权请求中的赔偿有一二三四条不同，但若一定要他们拿出实例来说明，可能又是一个令人为难的要求。

进一步说，在理论上，为说明损害赔偿一般以过错及实际损失为要件、停止侵权(或按 部分人所坚持的，只能称“侵害”)则无需以过错为要件，因而把诉求分为“债权请求”与“物上请求”，未尝不可。但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实际生活中，也要坚持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则第一，有时(如上所述)连划分者自己都分不清，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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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请求”项下明明又出了一个使用完全相同术语的“损害赔偿”。笼统地断言“物权请求”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也并不正确。一部分“物权请求”中的“损害赔偿”又明明是要以主观过错为要件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89条所规定的情况，以及“返还原物”之诉 中包含的返还孳息物的情况。

第二，停止侵权的物权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债权责任，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可以互替的——它们之间并无形而上学者所划的截然分明的界线。

例如：在下禁令违反公平原则或公共利益原则(这两个原则也在不同场合被当作“帝王条款”对待过)时，在下禁令已无实际意义时，国外法院均曾以增计赔偿额以取代禁令——亦即认可了侵权的继续。这种看起来违反常理的事，却并不罕见。最近的一个这类判例，是英国最高法院(House of Lords)于2000年7月27日就英国政府诉布莱克一案所作的判决(案例见http://www.xiexiebang.common law)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其他estoppel。其中最重要的是衡平法的“禁止”反悔法则。它的原文是equitableestoppel，按照意思翻译出来，应当是：“根据衡平法可以反悔的法则”。这个法则是英国上议院一百多年前在“约旦诉莫尼”的判例中立下的。它在1947年又被后来的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在“中伦敦财产信托公司诉海特利斯房产公司”一案中作了进一步发挥。丹宁在判决中指出：只要形势或环境发生了一定实质性变化，原陈述人可以反悔。这个判例成为英国合同法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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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判例之一。后来人们每讲起普通法的“禁止反悔法则”时，总要同时介绍衡平法的“可以翻供法则”(至少英国现有的各种合同法教 科书都是如此)。在这里，“诚实信用”原则就显得不太相干，而“公平”原则倒是实 实在在地适用了。

可见，“诚实信用”固然是民法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则，但不宜将其抬到“帝王”高度，使之君临一切。另外，把它仅限于民法领域，也值得商榷。在公法领域，许多历史上的统治者都认为这一原则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况且，中国的“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语言，正是源于公法。它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前期已有。这就是商鞅刚刚主管秦政时，实践了自己百金奖赏一件平常事的诺言。一千年前的王安石为相时，曾有诗称道此事：“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说的正是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公”行为，也须讲“诚实信用”。所以，总的讲起来，在肯定“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地位的前提下，我同意一些学者对“帝王条款”提出的质疑(注：参看武汉大学《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这里不过是增加几个知识产权领域及其他民商领域的例子。

最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盖尤斯时代即已提出过的权利及客体的“形”与“体”的问题，又值得我们再度研究了。只是切不可返回盖尤斯时代乃至还落后于该时代。正如在物理学领域，人们不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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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但人们同样不能在伽利略已经把自由落体运动定律更新了四百年后，仍旧去重复亚里士多德的定律。

20世纪末，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使我们又在法哲学领域间或听到历史上曾有过的两种议论。在知识产权法学领域，有些胆小的“哲学家”感到版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其专有性要被淡化。有胆大些的“哲学家”则感到不仅版权，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几乎都失去了意义。因为从“质”上讲，“物质不灭”，人们能创造的只是形式(发明专利也不例外);从“形式”上讲，一切形式又都归结为数码，其差别又何在呢?

与当初一部分人认为版权是保护“形式”，不保护“内容”一样，今天，也有些人把 知识产权客体在本质上属于“有形无体”的信息这一事实，与哲学上的“形式”与“内 容”二分法相混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Dietz当初以版权既保护作品 的外在形式，也保护其内在形式，解决了不保护“内容”的困惑。今天，我们也应告诉 将知识产权归结为只能创作“形式”者：当人们创作出有形无体的信息时，在专利领域，它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解决方案，它与另一发明或“现有技术”必须有“质”的区别，方可获得专利。说其有形无体，并不是从哲学意义上的“形式”、“内容”之形来说的。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专利是无用的花架子，没有人愿意去实施，也没有人可能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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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当代数字技术应用中的这种副产品，远不及历史上那两种无意义的议论影响广泛。主要原因是，另一种声音几乎把这种无意义的议论完全淹没了。真正乘上数字之驹，而没有反过来被它骑在头上的更多的人们，开始在研究的阔野上驰骋。一大批脚踏实地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这些成果中，固然不乏幼稚之作，但它们终归是向上的、欣欣向荣的。的确，现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已使历史不能重演了。国际上已开展起几年的对于数字技术、互联网络给社会(不仅仅是给法学界或知识产权法学界)带来的巨大冲击的研究，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国来。国际上多年前已被丢弃的“理论”，即使在中国被独立地再度翻写出来，也仅仅在版权角度有点意义(它不是抄袭或沿用，而可能确是“再创的”，或称“沉渣的再泛起”)，但不再可能被多数了解国际知识产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者误认为“新”东西。

到这里，又要讲几句题外话。沈达明教授在其《衡平法初论》中介绍过，在当代社会，缺少了信托制度，则动产、不动产、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均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于是原先一直坚持“一物一权”信条的法国、日本等等，均先后从英美法系引进了这一制度。沈达明教授的书中曾形象地借德国人的话表达出德国法中的“形而上学”在面临 信托制度时遇到的困难：“你认为应该把信托列入《德国民法典》的‘债权篇’还是‘物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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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如果遇到任何法律问题，都只愿走一概念、二定位、三法律体系、四法律关系的思路，那就有不少路走不通，问题解决不了。欧陆法系国家在20世纪一再引入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即发侵权”、“反向假冒”等初看起来在法理上说不通的概念及原则，已向学习欧陆法系法理的学生们指出：老师都在发展变化，学生决不可再墨守陈规了。

来源：《民商法学》2003年第4期

注释:

[1]史尚宽.物权法论[M].台湾：荣泰印书馆，1979.547-549.[2]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37.[3]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1卷[A].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

第五篇：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是承认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前提下，以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而且在不断研究和分析后，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从总体上来看，对农村经济和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主要着眼点还是比较集中。傅晨（2001）指出，“由于资源禀赋不一样，各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差异很大。在我国，农业发展必须走一条能够增加农产品的产出，同时又能够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村地区市场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以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顾焕章（1998）指出，“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他认为，“从改革的实践来看，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改变我国农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市场化特征,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农业产业化听之任之，无所作为。相反，农业产业化经营也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作为宏管理主体，对农业产业化应加强政策指导，并制定可行的政策，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国外：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创立了人口流动模型，这个模型解释了在城市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还不断流入城市的这种矛盾现象。托达罗的建议是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发展农村工业。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1.1.2模型分析

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即城市的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如图中WS所示。

最初的资本为K1，雇佣的劳动为OL1时，资本家的利润所得为D1WF。因为假设利润全部用作新资本投资，资本量由K1增加到K2，继而增加到K3，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即劳动需求曲线也相应地由D1(K1)外移到D2(K2)和D3(K3)，这三条曲线和劳动供给曲线WS分别相交于L1、L2、L3，OL3>OL2>OL1，说明劳动就业随着工业部门扩张而增加了，增加的数量及劳动力转移量分别为L1L2和L2L3。因为劳动供给曲线WS是水平的，L1L2和L2L3是可能存在的最大的劳动转移量。直到农村的剩余劳动转移完之后，农业的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从而农村劳动者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这时工业部门再想得到更多的劳动力，就必须得提高工资水平，这样劳动供给曲线开始往右上倾斜，如图中虚线SS′所示。这时就到了劳动力转移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劳动和资本一样都属于稀缺要素。

1.2、刘易斯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实际？

刘易斯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存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即二元经济结构，这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我国的工业化模式是一种政府高度介入的模式，农业起初为了贡献工业而成为一个被剥夺的产业，随后又成为被拯救的产业，始终处于经济的“瓶颈”部门。因此形成了工业发展超前、农业发展滞后的二元经济，并且伴随着产生了具有刚性的二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模型还假定农村的边际生产率很低，接近于零，且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提供无限的劳动供给，这一点与我国的现实情况也基本相符。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劳动力非常丰富。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就业不足的现象十分严重，很多农民只是在两个农忙季节才真正参与农业劳动生产，加一块儿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农闲季节就成了“失业者”，因此我国农村实际上存在大量的隐蔽失业者，即剩余劳动力。

并且在农村一家的农活根本不需要一家所有的劳动力参与就能完成得很好，这说明劳动边际生产率很低，接近于零。刘易斯曾表示，他说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不是指一个人时的边际生产率，而是指一个人的边际生产率。当农业部门撤出一部分劳动力后，剩下的劳动力会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保持总产出不变。这和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再者，我国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很低，城乡收入差距可高达几十倍，因此在这样的城市工资水平上，如果没有人为干涉，会有无数劳动力愿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即农村对城市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

刘易斯还有一个假设和我国现实情况是极为相似的，即资本的稀缺性。我国属于具有劳动力禀赋的国家，但是我国的资本却是非常稀缺的。然而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早期阶段，我国把大量的资本投在了城市的工业部门上，对于农业的资本投资是很少的，甚至于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这和刘易斯的传统农业部门没有资本投入的假设是基本一致的。

由此可见，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是比较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国情的，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当然，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其缺陷，刘易斯模型虽然受到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的赞扬，但是同时也受到了种种的批评。而且各国的实践也早已告诉我们，不同国家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差异决定了要利用某个特定的理论和模型对所有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作出具有普适性的解释并找出具有普适性的对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在利用刘易斯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时，应该有所考虑，制定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政策。

1.3、刘易斯模型的政策指导意义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城市工业部门扩大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市，从而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传统农业部门中，伴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不断流出，劳动边际生产率将逐渐与工业工资水平接近，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农业部门逐渐进步，从而传统农业部门得到了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的痕迹慢慢消失。至此达到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劳动和资本一样成为稀缺要素。这说明一个国家要想从劳动力丰富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到具有发达的现代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经济，政府必须鼓励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至少不能阻碍这种转移。

刘易斯模式把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结合在一起。该模式所说的农业部门等同于农村部门，工业部门等同于城市部门，即把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与人口的地域迁移看做是同步进行的。这样有助于避免城市化滞后和过度城市化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相比较其他产业而言过于重视工业化发展，所以现在我国工业化的目标已经达到，但是城市化却严重滞后。刘易斯模式对于我国这种现状的改变是具有参考意义的。

刘易斯模式另外一个积极的政策含义是重视资本的作用。刘易斯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把资本积累看成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动力。并且刘易斯注意到了技术知识增进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在他的分析中，“生产资本的增长与技术知识的增长被看成是单一现象”。因此，可以通过扩大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拉动就业的增长，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解决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