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不足与发展

第一篇：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不足与发展

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不足与发展

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地方政府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管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由于地方政府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能力有限，地方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面对繁重的社会性事务来加强管理。总结世界各国经验，成功的途径就是输出政府职能，为地方政府寻求合适的职责伙伴，在政府的监控下，由社会为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职能，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以提高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和竞争力。为此，发展非政府组织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非政府组织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意译，英文缩写NGO。是一个不属于政府、不由国家建立的组织，通常独立于政府。虽然从定义上包含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但该名词一般仅限于非商业化、合法的、与社会文化和环境相关的倡导群体。非政府组织通常是非营利性组织,资金的一部分来源于私人捐款。由于各国文化、法律等的差异，不同国家对这个概念的指称所适用的对象范围也各不相同。美国一般称之为“非营利组织”、“独立组织”或“第三部门”，英国称之为“志愿组织”，还有许多国家则用“社团”称呼。非政府组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分为运作型非政府组织和倡导型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大多数是为了推广其成员所信仰的政治理念，或实现其社会目标。常见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了环境保护组织、人权团体、社会福利团体、学术团体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迅速得到发展，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的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但与社会发展相比，还远未能满足社会各种群体、和各种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且与国外相比，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总量、质量、作用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且发展不平衡，速度较慢，国际化程度不高。总体上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

首先，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数量和规模不平衡。从绝对数量和组织规模上看，我国地方非政府组织不仅远少于发达国家，而且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也较大。如中国每万人拥有非政府组织数量仅2.1个，这些年虽然一些地方开始重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培育工作。但相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非政府组织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结构上，都远不能满足需要。其次，非政府组织发展自我发

展能力比较低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改革的深化，越来越突显出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但就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发展来看，明显显示出缺乏独立的意识，自主治理能力孱弱，自我发展能力的不足。最后，非政府组织特征表现得不充分。在民间性方面，从全国来看，非政府组织具有独立性缺乏，过分依赖政府，官办色彩明显的特点。在非营利性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定位却十分模糊，甚至错位。有的背离了社会团体非营利性的基本特征，成为个人或小集体谋取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政府监管部门把所监管的非政府组织当作创收工具，把原来机关的一些无偿服务变为有偿服务交给这些组织，以收取费用。在志愿性方面，非政府组织具有志愿组织性质，而目前许多地方非政府组织却常常表现为非志愿性。这是因为多数非政府组织是由政府发起成立的，以协助政府管理。

改革开放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健康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又是改革开放的助推器。然而，从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现状来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职能缺陷，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政府应充分认识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领域里的重要作用，积极培育非政府组织，并为其发展创造有利环境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尽快建立完善与地方非政府组织相关的法规，为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政策保障环境。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基于资源优势和权力优势,必然在许多方面处于主导地位,政府有责任为非政府的发展和规范创造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 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基本的法律规则和保障，改变当前政府职能转变无法可依和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彻底扭转把非政府组织当作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来管理的传统做法，变政府依靠权力管理为通过法律来规范，推进包括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社团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使非政府组织的运行和管理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

第二，建立一套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体系，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构造宽松、良好发展环境。纵观世界各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及其法规政策体系，一个共同的趋势，是从重视“入口”管理逐步转向重视“过程”管理，从“静态”管理逐步转向“动态”管理，从“单一”管理逐步转向“分类”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变为放开限制，在简化和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登记注册时的必要手续的同时，加强对其组织运作的动态过程和在各个领域的活动监督管理。

第三，建立公共服务社会化机制，为政府组织发挥公共服务职能创造发展空间。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指导下，政府公共服务方式的创新、公共服务社会化是必然的趋势，建立公共服务社会化机制，政府公共服务分权化，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政府把越来越多的职责转移给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就可以大胆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和开展各种服务活动，发挥职能作用，企业和公众在生活中必将越来越多的享受到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更多的市场主体将参与到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中，这无疑对非政府组织增强其实力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政府鼓励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发挥其优势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将有助于非政府组织之间竞争格局的形成，从而促使组织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加快自身的发展。

第四，引导非政府组织建立自律机制，提高非政府组织的自治能力。自律是健全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的机制不可缺少的环节。从规范的意义上说，非政府性和自治性本来就是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特点。但是，现阶段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很多从政府部门脱胎而来，或与政府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或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导致许多非政府组织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自治化的水平很低。因此，加快非政府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加快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化进程，关键在于政府管理部门的引导。

第二篇：我国发展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可能性

我国发展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可能性。

一、７０年代末结束文革后，进入９０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整体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的形成和快速发展，使得我国的ＮＧＯ、ＮＰＯ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１９７８年改革之初，中国政府就明确了一个任务：政府首先从经济领域中退出来，接着从社会领域中退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来自政府的资源。包括政府提供的财政资源、编制资源和政府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权力。形成了来自内外和市场经济的资源。只要改革开放的步伐继续迈进，中国ＮＧＯ、ＮＰＯ的发展就将面临着这两种资源，同时，也面临着挑战：如何合理利用资源并保证ＮＧＯ、ＮＰＯ的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

二、中国的社会改革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主要标志是“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确立。虽然以往的社会改革更多地是停留在口号阶段，但至少已明确了社会改革的方向，即“政社分开”，将原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职责还给社会，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而近年来民政部门推行的“社区建设”、“社会福利社会化”、“村民自治”则使得中国的社会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和实质性的进展。这意味着中国ＮＧＯ、ＮＰＯ的发展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广泛的基础。９０年代以来推行的政府体制改革后，“小政府、大社会”的逐步形成，许多公共服务的事务政府无力完成，留下空间给ＮＧＯ、ＮＰＯ组织发展，从理论上说，这部分事务只有ＮＧＯ、ＮＰＯ组织能做好。

三、９０年代以来，政府提出“法治化”的要求以来，一方面，各种法律法规不断健全，也包括ＮＧＯ、ＮＰＯ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特别是ＮＧＯ、ＮＰＯ主体地位的确定，是推动我国ＮＧＯ、ＮＰＯ发展的重要保障条件。中国政府对ＮＧＯ、ＮＰＯ采取了“监督管理，培育发展”的方针。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８９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国务院在对原有条例作了大幅度修订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１９９９年８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ＮＧＯ、ＮＰＯ的专门法案《公益事业捐赠法》出台。日前，重新修订的有关基金会登记管理和海外驻华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方而的行政法规，也有望在近期内出台。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发布和执行，中国ＮＧＯ、ＮＰＯ的宏观管理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四、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给社会公民带来变化，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不断增长，从依附于单位组织的单位人转化为拥有充份自由的社会人，社会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市民社会的初步发展，为ＮＧＯ、ＮＰＯ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政治控制的放松和市场化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产生了政府控制之外的资源，使非营利组织有可能不依赖政府而独立地生存和发展。

社会需求，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主体意识的兴起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动力。多种所有制结构的逐步形成以及单位制的不断弱化，使得社会上出现了游离于传统单位组织之外的多元化利益主体，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等。这些大量游离于行政体系之外的利益主体需要有新的利益表达、诉求的渠道与方式，也需要有新的组织形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大一统的保障制度的取消使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弱势群体，由此而产生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体制的转换改变了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个人价值得到承认，主体意识得以增强。争取个人正当利益己被认为是合理的行为，利益保护意识的增强，使人们的目光投向能够代表、收集和表达他们利益的社团组织，希望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来实现自我保护、利益追求以及价值或信念。此外，对于个人满足感、集体归属感以及成就感等高层次精神需要的追求也激发了社会成员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

五、别是我国加入ＷＴＯ后，国际经济、政治联系和合作日益紧密，国际ＮＧＯ、ＮＰＯ进入我国，对我国ＮＧＯ、ＮＰＯ的发展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逐渐普及和推广，并成为全球通行的标准。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势必加深，对中国ＮＧＯ、ＮＰＯ发展的环境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增多，国人对非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的认识也会相应提高，国外通过ＮＧＯ、ＮＰＯ对中国的援助也会增多，这有利于中国ＮＧＯ、ＮＰＯ的发展。

六、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后，由于非营利组织致力于解决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国际性的乃至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及其各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ＮＧＯ、ＮＰＯ越来越重视，普遍加强了支持力度。各发达国家政府，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也都对ＮＧＯ、ＮＰＯ由敌视、怀疑过渡到支持、扶持态度。这将刺激中国ＮＧＯ、ＮＰＯ的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制定国际游戏规则，参与国际事务协商和决策，开展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处理对外交往和经贸合作，呼唤中国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为民间ＮＧＯ、ＮＰ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七、公民的整体意识，自律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提高是有利于ＮＧＯ、ＮＰＯ发展的主观因素。公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起来。中国自古有着社会自组织和自愿结社的传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改革，随着政府逐步退出许多的社会控制领域，自上而下的人为的行政限制越来越减少，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过程的机会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自由权力得到认同，自主精神得到发扬，自治机制得到培育.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推动着整个社会资本建设，而为中国ＮＧＯ、ＮＰＯ的发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

中外ＮＧＯ、ＮＰＯ的差异

由于国情的不同，各国的ＮＧＯ、ＮＰＯ又都具有各自的特征。例如，按主要活动领域的不同，有些国家的ＮＧＯ、ＮＰＯ可以归为“教育为主的模式”，如比利时、爱尔兰和英国;有的是“卫生保健为主的模式”，如日本、荷兰和美国；另外一些是“社会服务为主的模式”，如奥地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此外，还有“文化娱乐为主的模式”和“平衡模式”等。这些模式反应了不同国家在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我国的ＮＧＯ、ＮＰ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同类组织走着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中国的ＮＧＯ、ＮＰＯ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一、历史因素的比较

由于社会发展的进程、民族文化、制度因素等各方面的差异，我国的ＮＧＯ、ＮＰＯ与发达国家的ＮＧＯ、ＮＰＯ在成长的历史背景上就存在很大的差异。就ＮＧＯ、ＮＰＯ存在与兴起的社会背景而言，西方国家ＮＧＯ、ＮＰＯ的兴起是对现代性缺陷的一种改良，属于“后现代”的范畴；而中国ＮＧＯ、ＮＰＯ的兴起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中国ＮＧＯ、ＮＰＯ的兴起同样可以归结为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政府神话的破灭和90年代市场神话的消亡，然而中国的“政府失灵”并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的失败，后者主要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失效，而前者则是在资源配置上的大一统导致的经济发展的无力。同样的，中国所谓的“市场失灵”与西方的市场失灵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市场失灵”更多地是指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政府权力介入下的市场扭曲，而与完善的自山市场经济的本质缺陷即西方意义上的“市场失灵”实质上是两回事。

在一些发达国家，ＮＧＯ、ＮＰＯ的发展相对成熟，不仅表现为其地位较高规模较大、作用较突出、影响较广泛等方面，也表现在它们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起步、成长到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与我国明显不同的是，西方的第三部门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以其特有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为背景，其中包括公、私域界限较清晰的划分，社会力量良好的发育，各类社会群体在社会公共事业中的广泛介入和参与，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发展以及国家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有意识的功能让渡，这些都为ＮＧＯ、ＮＰＯ的自然成长提供了条件。与西方“第三部门”生成于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相比，中国“第三部门”的产生是基于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ＮＧＯ、ＮＰＯ形成的路径主要有三条：第一，表现为政府直接让度出部分公共管理职能，交由社会机制来实现，即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的产生机制，它们与政府改革相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社会化的产物；第二，表现为政府让度出的市场空间发展到一定阶段，孕育出一些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或者草根组织，它们与市场经济发育的程度密切相关;第三条路径是合作型，即政府顺应市场的趋势，引导社会自治模式的形成，如温州市许多行业协会的模式便是政府促动、企业主导的模式，显示出合作的效应。中国的ＮＧＯ、ＮＰＯ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资源由政府逐步向民间流转的结果，是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而进行的制度尝试的结果。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并不缺乏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文化传统和源流。在宋朝，各种“合会”、“善会”等互助与救助型民间组织就开始盛行。特别是近代以来，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涌现了大量的民间组织，既有各种“会馆”、“行会”的行业协会，也有许多慈善组织，更有大量的学术性、社群性、文艺性的团体，以及各种民间秘密结社，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生力军。但是经过50年代的“大清洗”以及1989年的“重新整顿”，再次发展

起来的ＮＧＯ、ＮＰＯ组成成分有了很大的改变，经历了长时期的“一体化”社会，民间的自我组织能力尚未恢复，自上而下成立的组织占有很大比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生背景和独特的演化路径，决定了其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性。体现为：在ＮＧＯ、ＮＰＯ的性质上，中国的ＮＧＯ、ＮＰＯ与政府的补充性强，分权性弱，其发生领域、活动范围与政府让度出来的空间密切相关;在类型上，执行性强，自治性弱，如国外非营利就业分布集中的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等领域，中国ＮＧＯ、ＮＰＯ还发展不足，而执行政府部分管理职能的却比较多；在功能上，服务性强，倡导性弱，以承接政府转型转移出的社会服务职能为主，倡导作用非常有限;机制上合作性强，独立性弱，受政府干预较多。另外，现行法律体系使得自下而上的ＮＧＯ、ＮＰＯ难以取得合法地位，草根组织的机制尚未被制度化。

二、行政因素的比较

在西方，ＮＧＯ、ＮＰＯ被认为是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政府主要运用经济与法律两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意见，间接参与ＮＧＯ、ＮＰＯ的发展。政府资助ＮＧＯ、ＮＰ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采取拨出部分税收收入的直接资助方式；二是为那些向ＮＧＯ、ＮＰＯ捐款的个人和公司提供减免税的待遇，以及免除审核过的ＮＧＯ、ＮＰＯ税收的间接方式。后者实质上是将本应由政府收取的税款用来资助非营利组织。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所以各国政府都是双管齐下，不过英美等国更侧重间接方式，而欧洲国家更侧重直接方式。政府对ＮＧＯ、ＮＰＯ的约束机制主要体现在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及对其财务活动的监督上。任何组织申请成为免税性质的非营利组织都要接受政府免税审批部门的严格审查，确保其活动符合法律要求和公共利益。免税审批部门每年还要对成千上万个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情况进行调查，如经查实有营利行为，其免税待遇就会被取消;各级政府特别是州政府，对签订合同的过程和服务项目的实际兑现都制定了详细的条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ＮＧＯ、ＮＰＯ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府，自立的条件和能力都存在不足。ＮＧＯ、ＮＰ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般的情况是合作或者对抗，或者是两者的中间情况，这都是对于政府与ＮＧＯ、ＮＰＯ隶属不同部门而言的，但我国的情况却比较特殊，ＮＧＯ、ＮＰＯ在其生成发育、资源获取、结构特征、管理体系等方面都与行政体制有着诸多关联，可以说它们是从体制内生长出来，同时又在特定制度环境中循着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我国的ＮＧＯ、ＮＰＯ有政府推动发展起来的，也有民间自愿组织的，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大多数中国ＮＧＯ、ＮＰＯ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官民二重性”，正因为前面所提及的民间力量的缺乏，政府选择相对于社会选择占明显优势，中国的ＮＧＯ、ＮＰＯ更多地扮演着政府助理或政府延伸机构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政府的合作伙伴或是民间的维权力量。

相对于西方的ＮＧＯ、ＮＰＯ而言，中国的ＮＧＯ、ＮＰＯ更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于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以及组织体制的行政化上。双重管理体制是指ＮＧＯ、ＮＰＯ一方面要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到相关民政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另一方面还必须接受自己的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在某些情形下，一些ＮＧＯ、ＮＰＯ由于找不到自己的“婆家”而不得不以企业的形式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例如北京的环保组织“地球村”，这类组织无法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这就严重约束

了此类组织的发展。

一部分ＮＧＯ、ＮＰＯ存在着功能与成员行政化的现象，使得这些ＮＧＯ、ＮＰＯ打上了政府或官方组织的烙印。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例，其主要领导人共7人其中名誉会长6人，均担任过有关部门的要职，其会长崔乃夫则是民政部原部长。

另外一部分公益性组织的上级组织是由财政拨款的单位，它们基本上都是政府作为为群众或社区服务的群众组织而成立和运作，在经费困难的时候难免向政府伸手，争取政府在经费和政策上的支持。如中国妇联下属的“春蕾计划”、“幸福工程”，共青团组织下属的“希望工程”，计生委下属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等。

其他的如村民委员会、城镇的居民委员会等本来应是非政府性的自治组织实际上也都接受行政指导。在中国的社区建设初期，政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行政力量迅速构建城市基层组织，这使社区组织具有较强的行政化色彩。随着近年来政府机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些组织承当起了比以往更多的政府职能。

三、社会因素的比较

萨拉蒙指出，促进志愿领域发展的压力即动力至少有三个不同来源：来自基层的主动积极的热衷者(beloved)；来自体制外(outside)的从事志愿活动的公共和私人机构：自上而下(above)的政府政策。而最基本的力量是决心自己动手来解决问题，自己组织起来改善境况或争取基本权益的普通民众，正是他们“担负起对我们自己生活的责任”的强烈愿望成为ＮＧＯ、ＮＰＯ的根本动力。然而，但这种具有自主意识的民众却是中国社会所欠缺的，这使我国的民间力量只有很少一部分通过自发的形式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我国的ＮＧＯ、ＮＰＯ缺乏中产阶级的积极参与。在发达国家中，中产阶级是公益活动的重要支持力量，他们不仅是各种公益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也经常是这些ＮＧＯ、ＮＰＯ的领导人员和骨干成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即使是这样，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还是很小—在今天的美国，80%左右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韩国则有75%的人口属于中产阶级。中国距离“橄榄型社会结构”还很远，与改革前的“上型社会结构”和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相比，今天的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在财富的拥有量上，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约占有社会全部财富的15%左右，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则占据了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落后对中国ＮＧＯ、ＮＰＯ开展大规模的公益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制约效应，既缺乏经济上的有力后盾又缺少组织上的“天然领导者”。

改革开放的影响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讲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促进了其发展，提高了其地位和经济收入水平；但同时也提高了他们对更多资源获取的渴望。而一旦中国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或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不能充分满足其“被拔高了的渴望”时，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将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中国当今的中产阶级在设计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主要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参照点，他们中大多数人缺少超越自身利益的、更为前瞻的社会关怀，似乎没有强烈的道德激情。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下层民众面临的困难缺乏切身的体验与关注，他们自身的利益获得，与特权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这一切特点，都会使

他们缺乏社会批判精神。”这导致中国中产阶级公益行为的欠缺，中产阶级参与的缺乏是中国ＮＧＯ、ＮＰＯ相比较一些国家的ＮＧＯ、ＮＰＯ‘志愿失灵’更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中产阶级与特权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使得中国的维权型公益组织廖若晨星。

在慈善观念上，中西方也存在着微妙而重要的区别。于海教授在加拿大访问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慈善观渗透着实质性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判断。我们讲‘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是由血缘人伦向外推及的慈善:并且我们的帮助更常落在我们认为值得同情的人身上，这种慈善观使得我们难以产生对素不相识的人和被我们认定为有行为道德责任的人的关怀。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爱有差等’的观念使我们的慈善观缺少博爱精神所具有的普遍抽象的公共品格，而西方的慈善是在‘众生平等’的底线原则给人的生命的一种关怀，这种关怀不仅超越由血缘形成的亲疏关系，也超越由实质的价值观形成的善恶的分际。可以认为，正是中国传统的强烈的血缘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亲亲远远”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与人的交往前所未有地广泛、全面的今天，慈善行为却还基本停留在小农社会阶段，这对于ＮＧＯ、ＮＰＯ的发展无疑是很不利的。

第三篇：非政府组织

一、名词解释：（重）

1、非政府组织：在特定的法律体系下，不被视为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团体、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而且其不以营利为目的。

2、公民社会： 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团队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3、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4、志愿失灵：志愿失灵是个人或集体自愿的非政府组织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在以筹款志愿为基础而建立的非政府组织中，实际上也是问题重重，由此便诞生了志愿失灵的说法。

5、国际非政府组织：是从非政府组织演化而来，是组织目的与活动范围具有国际性，或机构设置与成员构成具有国际性，或者资金或其他的主要资源或用途具有国际性的现代组织。

6、战略：指导全局工作、决定全局命运的方针、方式和计划。

7、战略管理：是对组织的活动和发展实行的总体性管理，是组织制定和实施战略的一系列管理决策和决定。

8、慈善主义的特殊主义：就是由于非营利组织服务的狭隘性，使得其公益只是组织所服务的特定对象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公益，甚至出现为了本组织的共同利益而去损害社会其他成员利益的情况。

9、政府的内部性：指政府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的成本和效益。

二、简答：

1、非政府组织的特征。

答：（1）组织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正式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二是有成文的规章制度及固定的人员；（2）非政府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独立自主的自治组织，二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三是属于竞争性的公共部门。（3）非营利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二是不能进行剩余收入的分配，三是不得将组织的资产转变为私人财产。（4）自治性，非营利组织能控制自己的活动，有不受外部控制的内部管理程序；（5）志愿性，主要表现在组织的志愿性、活动的志愿性及服务的志愿性。

2、非政府组织的现实分类。

答：主要分为以下三类，（1）政府主导的非政府组织，政府主导的非政府组织是指非政府组织是由政府组建的，不管是人事还是财政都是掌握在政府手中，没有独立性。（2）创新非政府组织，创新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指那些虽然由政府的扶持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已经成长壮大，可以独立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3）基层非政府组织，基层非政府组织主要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草根组织，是正真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

3、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功能。

答：（1）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契约失灵，提供公共服务；（2）协助控制政府规模，消除公共权力的寻租现象，降低公共管理的成本；（3）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4）凝聚社会资本，是社会安定有序的源泉和动力；（5）培养人们的互助协作精神，带来了组织间的“伙伴理念”。

4、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治理的发展方向。

答：非政府组织在以往到的公共治理中的活动领域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是环境保护，指的是环境、生态与资源的保护；第二是扶贫发展，指的是救助贫困和促进发展；第三是权益保护，指的是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第四是社区服务；第五是经济中介；第六是慈善救济。

5、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

6、（重）志愿失灵的表现及原因。

答：表现（1）慈善不足，一是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普遍存在着搭便车问题，二是由于潜在的捐款者和非营利组织之间信息不对称；（2）慈善组织的特殊主义，由于部门利益的膨胀，使非营利组织为了维护本部门、本行业的利益而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富人偏好取代了社会需求、弱势群体的需求掩盖了弱势群体的需求；（4）慈善组织的业余性，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只能由富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承担。

7、（重）公民社会的价值与原则。

答：（1）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假设一直是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石；（2）多元主义，公民社会倡导个人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社团组织的多样性、思想的多元化；（3）公开性和开放心，政务活动的公开化和公共领域的开放性是确保公众在公共领域进行讨论和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提前；（4）法治原则，保证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独立的领域。

8、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答：（1）创建普及阶段：以社会救济和辐射性服务为工作重点；（2）成长阶段：以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开发为工作重点；（3）调整改革阶段：世界范围内的引导和协助。

9、（重）合作互补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与特征。

10、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原动力。

答：由党和政府主导的这场深刻的体制变革，一方面坚持经济建设，追求经济的发展和效益，另一方面又顾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政府失灵、亟待改革的同时，市场力量又缺乏保障公益和正义的可靠性及有效性，非政府组织从一开始就视为同盟得到认可与包容，这就是中国非政府组织30年来迅猛发展的原动力。

11、（重）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阶级基础及理论。

答：首先，政治精英广泛参与并逐渐成为中国非政府组织赖以存续的重要骨干；其次，知识精英逐渐成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社会价值的精神脊梁；最后，经济精英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支持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新的社会力量。

12、战略分析的方法。

答：（1）PEST分析方法，（P：政治，E：经济，S：社会，T：技术）；（2）SWORT分析方法；（3）战略规划书的写法；（4）战略评估方法。

13、非政府组织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区别。

答：（1）领导者可以被任命也可以从群体中自然产生，而管理者是被任命的；（2）领导者可以不运用正式权利而是运用非权力性因素来影响被领导者的活动，而管理者拥有合法的权力进行奖励和惩罚。

14、非政府组织营销的必要性。

答：（1）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2）营销是非政府组织获取资源的有效手段；（3）营销将推动非政府组织更新运营观念；（4）营销有利于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竞争力。

三、论述：（重）

1、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必要性。

答：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探讨究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必要性，（1）历史原因。在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发展进程中，志愿组织的成长比政府要来得更早，其早期以宗教团体或慈善团体出现，主要是解决诸如灾害、难民、孤儿、贫困等问题。现代非政府组织在更多的公民服务领域，显示着更重要的作用。（2）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使得私有市场技能运行受到限制，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反应了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契约失效”问题使得市场竞争并不能提供市场技能充分运作的法则，而非政府组织不分配盈余的特征决定它不会降级治疗以图盈利，在产品和服务上更值得信赖。（3）政府失灵。政府服务的高昂行政成本及服务的低抑制性，使得政府的行为必须获得更高的支持，而非政府组织能为少数人提供政府不愿意或未能提供的服务。（4）社会的多元需求。公共部门的支出有限，但公众的需求却是无限的，非政府组织一则可以减少公共部门的支出，二则可以弥补公共部门服务的不足；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可以对公共部门构成压力，促使其提高效率，起到监督政策的作用。（5）公民社会成长的需要。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过度强调个人利益的前提下，社会变得越来越疏离，而非政府组织可以让一些有相同理解的人，积极参与相关活动，提供个人善于发挥才能、力量和善意的途径，继而满足社会公民的需要，造就真正的公民社会。

2、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答：问题—

（一）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问题，（1）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公信力低；（2）双重管理体制，治理效率低下；

（二）非政府组织发展中的自身制约因素，（1）资金不足；（2）人力资源水平偏低；（3）内部治理不足。对策建议—（1）完善管理体制，正确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2）制定和完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对非政府组织依法进行管理；（3）改善非政府组织的收入结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4）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建立外部监督机制。

3、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

答：

（一）政府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不可或缺的主导者，（1）政府必须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扶持和培育；（2）政府必须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3）努力建立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竞争—合作关系。

（二）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不可或缺的支持者，（1）职能关系；（2）利益关系；（3）责任关系；（4）互信关系。

第四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行政行为的多样化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行政行为的多样化

—从强制性行政行为到非强制性行政行为

我国通说认为，行政行为就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所实施的能够直接或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单方性、从属性、主动性等特征，并认定强制性为一般行政行为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这一似乎天经地义的诠释，现已因无

法回应实践的挑战尤其是公共合作行政的发展而愈发陷入窘境。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和公民社会的逐步成长，公共行政的多样性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带有契约、指导、协商、鼓励、帮助等具有私法性质的非强制性手段来服务公众、管理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资助、行政信息服务在世界各国的行政中得到广泛应用，并颇受青睐。我们继续置这一类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于行政法学范式之外已与实践的发展相脱节，行政法学研究应尽快把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纳入其研究视野。

（一）问题的提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确立

公共合作行政理念认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主要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资助、行政信息服务等不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我们认为，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行政行为虽不具有强制性，但不能因此否定其行政行为的性质。因为行政主体实施的这些行为具备行政行为的基本要件：

首先，这些行为围绕并旨在实现一定的行政目标。如：为消除盲目生产经营或消费开展行政指导；基于完成公共产品和服务而订立行政合同；旨在定纷止争而进行行政调解；意欲促进社会文明进步颁发行政奖励；为消除社会贫困实施行政资助；为提高行政管理民主化程度、保障公民权利、防止行政腐败，而公布行政信息资讯、提供行政信息服务等。

其次，这些行为以相应的行政职权为背景和基础。行政指导的发出；签订行政合同的动议；行政奖励范围标准的确立、审查批准以及奖励颁发；行政调解的主持；行政资助的提供；及以官方名义发布信息的资格等无不以行政主体享有相应的行政职权为前提条件。

第三，这些行为在主体间成立的法律关系与典型的行政法律关系具有同构化，可以而且必须纳入行政法律关系范畴。具体体现为，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因非强制性行政行为而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两者仍分别处于管理者和管理对象的身份、地位，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依旧不完全对等，行政相对方依然没有摆脱其相对于行政主体的弱势地位，需要得到处于弱势地位者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应该得到的照顾。具体体现在，行政相对方只能永远属于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资助、行政信息服务的受领者。至于行政合同行为与民事合同行为相比较，双方在订立和履行合同过程中，后者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配置几乎完全对等，这是前者所明显无法达到，也是不应达到的。因此，行政行为理论完全可以包容这些非强制性行政行为。

第四，基于通常只有行政行为引起的纠纷才能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这些行为的事后救济，多数亦须通过行政诉讼渠道，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行政指导等非强制行为的行政行为性。

（二）价值功能：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现实选择

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功能和实践意义，它不仅代表着行政法民主、科学、高效的发展方向，而且还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这具体体现在：

第一，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提供了行政相对方与行政主体交涉的选择

“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勃兴，根源于唯理主义和立基于其上精英设计意识在理论上或经验上的失落，标志着人类对政府能力的理性认识”。唯理主义主张理性万能，并主张由社会精英根据理性设计社会的发展，这种主张在行政管理领域必然的逻辑延伸只能是行政机关最能了解行政相对方和社会最佳利益，由处于优势地位的行政机关设计行政相对方的行为。这构成了行政机关大量地对行政相对方使用强制的理论基础。在唯理主义和精英设计意识盛行的时代，强制性行政行为必然成为行政的常规手段，行政机关无须考虑行政相对方的意愿，可以强行作出限制，最大限度地压缩甚至剥夺行政相对方的选择自由。

与强制性行政行为替人作主不同，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更注重于提供行政相对方无从知晓的信息和行为的条件，并指明大致的行为方向，同时允许行政相对方根据这些信息、条件、方向，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自己认为合意的选择，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当然这些行政行为在多数情况下会得到行政相对方积极的响应，但当行政相对方认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干冒利益受损的风险，他们就可以采取与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意向相左的行动，提供了一个行政相对方与行政主

第五篇：非政府组织管理

南开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学院考试卷

2015-2016秋季学期期末(2016.2)《非政府组织管理》

主讲教师：郭道久

学习中心：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专业：__行政管理 ___ 姓 名：___林正聪 __ 学 号：_14092556892452_ 成绩：___________

一、请同学们在下列题目中任选一题，写成期末论文。1.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2.论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 3.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4.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5.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 6.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的措施 7.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 8.制定《中国慈善法》的必要性 9.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倡导功能

10.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以„„为例 11.非政府组织的监管

12.非政府组织问责的原则和措施 13.志愿者风险管理 14.非政府组织的理事会制度 15.慈善事业可以市场化吗？ 16.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改革方向

二、论文写作要求

1.论文题目应为授课教师指定题目，论文要层次清晰、论点清楚、论据准确；

2.论文写作要理论联系实际，同学们应结合课堂讲授内容，广泛收集与论文有关资料，含有一定案例，参考一定文献资料。

三、论文写作格式要求：

1.论文题目要求为宋体三号字，加粗居中；

2.正文部分要求为宋体小四号字，标题加粗，行间距为1.5倍行距； 3.论文字数要控制在2000－2500字； 4.论文标题书写顺序依次为

一、（一）、1.。

四、论文提交注意事项：

1.论文一律以此文件为封面，写明学习中心、专业、姓名、学号等信息。论文保存为word文件，以“课程名+学号+姓名”命名。

2.论文一律采用线上提交方式，在学院规定时间内上传到教学教务平台，逾期平台关闭，将不接受补交。3.不接受纸质论文。

4.如有抄袭雷同现象，将按学院规定严肃处理。

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

摘要：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为其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其数量近年来也在急剧增长。而作为一种展现社会组织公平、效率、民主、责任及公共权威的衡量标志，公信力在维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发展；衡量标志；公信力

NGO，全称“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意 为“非政府组织”，指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志愿者组织。在中国NGO的发展被认为是对传统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革新。NGO活动将有助于增进政府与民间的和谐沟通，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NGO可以以‘社会人’而非任何利益集团的身份出现。因此，NGO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润滑剂”。

对非政府组织而言，其组织公信力指的是社会对此组织的认可及信任程度，是公众依托其实现某种公益价值的心理凭借。作为一个为表达民意、实现民意而自发形成的平台，人们往往对非政府组织抱有比政府和企业更高的期望。而这份期望常常决定了非政府组织是否能够延续生命且蓬勃发展。因此，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定位，务必把公信力作为首要的考虑步骤和建设重点。

一、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信力低迷的困境

自2011年“郭美美事件”被曝光后，红十字会便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余波未平，随即被爆出红会在汶川地震中所征集的8000多万善款不知所踪，接着红会自己承认擅自挪用捐款且并未告知捐款人。去年底前又被相继传出违规出租仓库、利用献血获利等事件，致使公众对于红十字会的质疑再起波澜。统计数据表明，“自„郭美美事件‟后，2012年6-8月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总额为84亿元，比3-5月的626亿元下降866%。”据此可见，红十字会在公众中的信任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公信力也在这一系列的社会事件中严重受损，公众对红十字会的质疑不断扩散，导致对整个社会慈善救济组织出现信任危机。如果不能进行妥善处理，将会导致公众对社会慈善救济组织信任度严重下降，影响到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

公众的信任是非政府组织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根本，公众的信任度高低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公信力高低的表现，也是公众对非政府组织的有效监督。NGO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公众的无偿捐赠，但是红会目前却面临着严重的慈善不足的问题，在遭遇一系列负面事件曝光的影响之后，红会募得善款的能力急剧下降，给其慈善救助活动的展开带来了巨大影响。无形中又加强了其对于政府体制内拨款的依赖性。可见，红会的公信力下滑，也不光是政府对于非政府组织管理体制上的原因，红会自身也是难逃其咎。作为一个慈善救助组织，考量的唯一标准应是公益性。其所作所为，若是忽略了此点，转而追求个人或组织利益的最大化，变得与市场并无二致。公众凭什么会去再相信你不是打着公益慈善的幌子，心里盘算的却不是自己的小算盘。红十字会事件虽然是个案，但是其造成的影响对社会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来说却是非常巨大的，直接导致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下降，融资更加困难。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不光在资金上需要群众的支持，其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群众的志愿性参与。这需要较高的社会配合度，只有公众真正从心理上认同产生信赖感后，才能全身投入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非政府组织如果做出缺乏公众信任的事情之后，公众的信赖感会极度下降，非政府组织非常重要的号召力，也会不复存在。之前建立的社会信任体系也将会直接被瓦解，想要重新取得公众的信赖舅并非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二、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信力的提升

首先要明确并认同非政府组织肩负着非营利性和公益性，以“使命为先”，通过使命导向更好的服务于公益目标。并且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有效激励引导，加强组织的能力建构，保持组织的相对独立想，以及多方的竞争与合作。通过立法解决只能，通过政府和评估机构加强管理和领导，理顺各种关系，经过组织自身加强管理，提升号召力，发挥其更好的作用。非政府组织要认真确立自己的工作宗旨，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认真着力于公益事业，通过自身工作表现，获得公众的认可，从而提高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

非政府组织的命脉在于其公信力。保障公信力依赖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一方面组织内要设立明确和具体的组织信念和使命，在组织章程中设定准确的自律标准，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建立一套约束组织行为的伦理规范、自我评估及社会交代机制，而其中保障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财务管理的规范与公开透明性。公开透明的财务账目，在公众共同监督下，将所有的财务的去处都写得清清楚楚，让公众看得到非政府组织的真正工作，这才能取得公众的信任。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外部监督来提供保障。这就涉及政府引入评估和诚信制度，形成间接管理机制，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财务管理监督，针对不同非政府组织不同的性质，建立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和独立的财务和审计制度。同时，完善社会监督，通过媒体甚至建立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监督。从而全方位的保障公信力的落实，实现社会多元合作的相互监督功能，从而彰显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公共理性价值观。只有真正的建立社会信任体系，才能让更多的公众认识到社会公益是确实可行的，只有构建于公众之间的信任，才能让非政府组织更好的为人民服务，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在于民，也必须用实事反馈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