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0.阻碍中国伊斯兰发展的瓶颈之二[五篇模版]

第一篇：02.20.阻碍中国伊斯兰发展的瓶颈之二

阻碍中国伊斯兰发展的瓶颈（之二）

张承迁2012.2.12.在信仰方面，第一篇中已经指出苏菲神秘主义的一些要害问题。读者可能认为这太狂妄了，怎么，所有的先贤都错了吗？不是的，先辈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所面对的社会，远远不同于今天的现实，真主将以他们的时代要求他们。“安拉不责成任何性命其能力以外的”（《古兰》2:286）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现实，要承担我们时代的责任。以前人的水平来要求我们自己，就太小儿科了。过去捡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现在还有这种事吗？现在这样做还有意义吗？时代在前进，知识不断在扩大，我们的认识却原地踏步，这说得通吗？

穆斯林在认主独一，真主超绝的认识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对真主的大能、真主创造一切，真主掌控一切，却对应不上。我们的所谓汉“克塔布”（汉文经典），其论点都是以波斯、印度的哲学，风、火、水、土四为要素而展开，比起中国人的阴阳五行还差了一截。现在中医仍然用阴阳和金木水火土来解释身体的营卫，在大体上还说得通，虽然人类已经发现了一百多种元素，但人体毕竟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宏观方面靠这套可就说不清了。中国的阴阳之说，在哲理层面，基本上符合《古兰》中的 “我成对地创造了一切，以便你们思考” 的教道。（《古兰》51:49）作为人类，我们都很奇怪自己的由来，哪一个民族都有许多传说，但是，传说永远不能成为事实。我们可以探索，伊斯兰信仰也鼓励人们探索，以破除迷信，增强人们的信仰。正像作家柯云路所指出的：“人类本能有着迷信的思想倾向。……..科学的迷信，也是一种更高级的迷信。一个很聪明、很有才华的人，也可能陷入自己编的越来越完美、庞大、迷人的科学迷信中而不能自拔。”（《人类神秘现象破译》柯云路著 花城出版社1992版 第39页）所以，各种传说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人应当想一想，他是用什么成的？他被造于射出的水，它来自于脊柱和肋骨之间。”（《古兰》86:5-7）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们人类肉眼借助于科学仪器所能够看见的过程，我们当然不会停留在这里，我们还想知道得更多一些，从现在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情况看，这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人类经历过一段没有记忆的时期。”（《古兰》76:1）所以，真主怎样创造宇宙，这绝不是人类能够描述出来的。我们所处的时空，只是我们这个世界（宇宙）的一种秩序，物质关系。其实，在另一个世界（宇宙）中，它会完全失去意义。“关于灵魂他们问你，你说：‘灵魂是我的养主的事情，你们能知道得很少。’”（《古兰》17:85）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已经逐渐摸到许多规律，但是，对于精神世界的认识仍然是初级阶段，确实像经典所说的，能知道的微乎其微。这首先取决于我们的渺小，我们的目光只能在很狭窄的波段内观察，虽然借助于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已经扩大了很大的范围，可是，面对大而无外、细而无内的物质存在尚且无能为力，漫说精神世界的认识。人类只要服从真主的法则，努力学习，积极探索，真主将根据人的努力和祈盼逐步扩大他的恩惠，像庞然大物的空中客车虽然比不了飞禽的自如，但我们却借此实现了人类飞行的梦想，并极大地提高了运动速度；袁隆平的水稻研究，将亩产提高到千斤以上，能使更多的人吃饱了肚子，难道这不是真主的慈惠吗？抬手做祈祷（杜阿依）只是表述了愿望，而人类必须通过劳动、研究、实验、实践，在真主的祐助下，使我们的愿望得以实现。使者先知教导我们：“拴好骆驼，祈求真主”，我们的表现是，只祈求真主而不栓骆驼，不听先知的话，也不服从真主的法则。

《古兰》为什么一再强调信仰真主创造一切，真主掌控一切。就是因为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多神崇拜，不是追这个大师、就是追那位筛海（长老）；唯独不想真主在决定一切。特别是崇拜死人，修坟造墓，立栱北（墓庐）。先不说浪费土地浪费资源，耗费了多少人的精力财力，培养了多少愚昧无知的人。著名牛街清真寺里，有两座长老的坟，许多人找到那里，跪下就祈祷，拐过来就是大殿，为什么不祈求真主，死人能起什么作用？这样的人成天念清真言还有用吗？

中国穆斯林在信仰真主的理论方面，可以说问题不是很大，比如说真主无比超绝，无方位、无似像、无住所，无所不在，总之不在任何物质规律之内；他创造一切，掌控一切；“他知道陆地上和海洋里的一切。而且，没有一片落叶他不知道，在黑暗泥土里的种子，一切绿润的、干枯的，全在明白的典籍里。”（《古兰》6:59）{注释763}“明白的典籍”即伟大的因果法则。“落叶”即象征着它吸收营养的动力已经丧失而结束，因而说明个人和民族的衰落。“在黑暗泥土里的种子”代表先知的使命，这颗种子注定要发芽并成长为罕见的大树。“绿润的”说明充满活力的人们。“干枯的”是必然性的衰亡。（参见《古兰经译注》）《古兰》启示以我们经常见到的迹象作了深刻的，也可以说，每一片落叶、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服从着因果的法则，这是不会出任何差错的。“安拉，是他创造了诸天和大地，并从天空降下雨水。然后借它生出各种果实作为你们的给养，他为你们役使船舶，以便它在他的命令下行驶在海中，他为你们役使诸河流。他为你们役使太阳和月亮，持之以恒；他并为你们役使夜和昼。”（《古兰》14:32,33）在我们的观察中，人类社会的变迁，令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些都属于宇宙间微观变化。偌大的天体，它们的运转却分厘毫丝都不会差。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就感叹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以秋其代序。”（《离骚》）天体秩序井然的运转，人就可以不守秩序地苟活于世吗？所以易经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实际上宇宙中任何被造物，无论宏观微观，无一例外，都服从着真主制定的法则。如果没有这统一的法则，一切都毫无规律可循，科学将无法研究，人类还能有什么进步吗？

有信仰的人，总以为自己是得天独厚，幸运地走进真主指引的行列，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可是他们想不通，不信仰的人怎么也活得很好呢？而且快乐的指数并不比我们低，真主怎么不管他们呢？他们有的人也很聪明，他们的智慧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只信仰独一的真主，尤其我们每天五次礼拜，反复诵读“我们唯独崇拜你，并只求你祐助。”（《古兰》1:4）为什么我们不能统治别人呢？为什么我们屡次挨打呢！我们有必要重温一段《古兰》教导:“当时你的养主对天使们说：‘我要在地上安置一个代治者。’他们说：‘我们以赞颂赞美你的圣洁，你还要在其中安置破坏和流血的人吗？’他说：‘我确知道你们不知道的’。（《古兰》2:30）这节启示提出重要的两点，首先，真主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代治世界；第二，天使们只看到破坏流血的一个方面，理解不了人类还有治理建设的另一面。我们不理解：有我们顺服并礼拜真主，为什么让他们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当权当政？为什么让欧美的人科技领先？我们就是不检讨自己，我们在信仰上，口头比谁叫的都响，我们一心把斋、礼拜、进天堂，私心滔滔，从来不想别人，不想社会群体，把真主创造人类代治世界的责任抛到九霄云外。真主给你的恩惠越多，你造的罪越大。只是偶尔施散几元或几十元，要不宰一条牛，在清真寺里请大家吃一顿饭，就想差不多可以进天堂了。这是自己和自己开玩笑，白日做梦。好像他信仰了真主就不得了啦！其实信不信真主不是由人来判断的。真主的判断才是最后的判断。走捷径能进天堂，而吃苦耐劳奉献一生的人却下地狱吗？有这样想法的人，是不是忘记真主绝对公正，信仰上谁真谁假，今生的争论毫无意义。

“那些信仰的人、犹太人、萨比安人、基督徒、拜火教徒和多神教徒，在复生日，安拉将对他们判决。安拉确是万事万物的见证者。”（《古兰》22:17）下面是这节的注释：

{1762}这节启示告诉人们，对于各种不同的信仰，在今生将不作处理，而今生惩罚限于伤害和犯罪的范围内。对各种信仰的裁定将在复生之日。这就是为什么其他明明属于错误的信仰，仍然搞得红红火火，并不见有任何受到根除的迹象，这也包含某些错误的派别在内。说明虽然他们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偏差，但只要他们不搞伤害，不组织犯罪，那么今生真主尚允许他们表演下去，他们和信仰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将在复生之日清算。如果他们伤害到别人或集体危害社会安宁，那么灭亡的惩罚仍将兑现。（参见《古兰经译注》）这里启示提到的几种人，信仰的人、犹太人，基督徒都属于一神信仰的范畴；萨比安人是不拜偶像，也不信教而有哲学认识的人；拜火教是拜物教的代表；多神教徒则代表了所有不信教的人，因为他们口说不信，实际他们什么都拜，拜金钱、拜权威、拜明星、拜伟人、拜长老、拜祖先等等。

启示的教导就是提醒人类，不可以自己的认识去判断他人。因为意识形态方面，人类的认识很多都属于瞎子摸象，在任何时候判断都为时过早。随着知识的不断提高，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作为被造的人类，在生存中，重要的是具体做的怎样？是否达到真主创造的目的。“人们啊！我确由男性和女性创造了你们，并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部落，以便你们彼此认识。在安拉那里，你们中最高贵的就是你们中最敬慎的。安拉确是深知的，尽知的，”（《古兰》49:13）

各个民族的形成是真主的决定，有差异也是真主的意欲，以便我们彼此认识，也是真主的安排。这当然是认识彼此的优缺点，以便学习和互相超越。所以说最高贵的是你们中最敬慎的。这里既没有肯定哪一个民族，也没有否定哪一个民族。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可是中国穆斯林由于大量与当年各地汉族人通婚，为了巩固信仰和满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逐渐形成了围寺而居的特殊地块，由于信仰的原因，他们不再与外界通婚并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为避免同化，遂形成一种民族的形式，穆斯林自己也认为自己无疑是使者先知的“翁麦提”（群体）。这一点在世界各地也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即穆斯林族，实际这是一个信仰的群体，它不同于血统形成的民族。可是中国穆斯林不承认汉文化，也不愿学习汉文化，生活方面我们离不开汉族文化而自我封闭地保守信仰，造成信仰与生活脱节，清真寺的经堂教育不能面对社会发展，我们渴望用血统保卫自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争取到民族地位，民族之间的通婚已不可阻挡。信仰可以改变，但是民族成分却不能随意改变，改革开放以前，即使汉民加入伊斯兰，政府发放的肉票也不能改为牛羊肉票。如今最突出的问题，汉民穆斯林照样不能入回民公墓土葬。在回汉通婚的家庭里，为了避免火葬，而突击加入伊斯兰，成为名义上的“回族”穆斯林。

有鉴于苏菲神秘主义的侵蚀，在使者先知的诞生地沙特阿拉伯，于18世纪中叶曾爆发了反对苏菲神秘主义，回归《古兰》教导，整肃社会风尚，净化心灵，反对圣墓崇拜，反对中介说情的“瓦哈比耶”运动。这场以瓦哈布（1703-1792）教长发起的改革运动，虽然几经波折，最后终于在沙特站稳了脚跟，给全世界穆斯林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一扫迷信崇拜的阴霾。作为信仰的人，呼吸了这股新鲜空气，应该感到舒畅，并在《古兰》的教导下，更有一番新气象。当然任何改革都不能求全责备，“瓦哈比耶”也有其不完备地方，可是在革除墓葬崇拜方面是功不可没的。道路是曲折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惯性很难转这个弯。中国穆斯林有幸很早就接触了这种新思想，我们要感谢东乡族的果园哈吉马万福（1849-1934），是他倡导了“伊和瓦尼”凭经论教（俗称遵经派）。可是那时所说的凭经，并不是《古兰经》，而是教法、教律等以及至少500年以上的经典注释和有关的法律汇编。“伊和瓦尼”在当时对破除不符合信仰要求的歪风陋俗方面，确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很快席卷了全国，像天津三义庄清真寺、北京米市胡同清真寺（现已拆除）都属于“伊和瓦尼”。可是他们提倡的念经不要报酬等，逐渐被淡化，反正依靠的还是哪几本教法，阿訇一旦成了职业，不要钱就无法生存。新中国成立之初，“赛来非耶”登上了历史舞台，按道理说这是更激进的“伊和瓦尼”，是更接近“瓦哈比耶”的改革，但是他们重视的仍然是皮毛，例如做礼拜时抬三次手，男人不缠头而戴头巾等，“瓦哈比耶”的重要标识，不崇拜坟墓，尤其不修坟造墓，他们却没有人坚持。按照伊斯兰教法规定，任何人去世以后，都不应该留坟头。就是我们经常遵守的维卡亚教法（俗称伟嘎耶）作者赛·沙·欧百杜拉（？-1346）14世纪出版的是教法的注释，原书是他的祖父在13世纪作出的。其中规定坟墓不能高过一腕尺，约30公分左右。麦加城连这样高度的坟都不允许存在。每年我们去麦加巡礼，总有一些人去世在那里，埋葬以后几个月就把尸骨刨出来，一起倒往山谷里。我们为什么要保留坟头，而且修坟造墓。因为中国儒家重视坟墓，中国迷信也把坟墓的风水看得很严重，穆斯林跟着迷信跑，尤其苏菲信徒崇拜坟墓，盼望死人拯救自己，所以长老的坟都修得很漂亮。我们每年学“十叶派”记念法图麦，可是法图麦在麦地那的坟墓，早在1925年就被刨平了，这一点我们为什么不向“瓦哈比耶”学习呢？我们继承中国人崇拜祖先的迷信，也重视坟墓，造成活人与死人争地。我们如果按信仰和教法的要求，深葬而不留坟头，上面种上花草和树木，埋完一块土地交出一个花园。汉民入教还成问题吗？送走亡人以后，丧家自己买花种下去，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呢！

还有一种现象，有的妇女入教后，非要撺掇人家离婚，并说如果不离，生活在一起即是“哈拉姆”（非法）。古代埃及法老，是公然违逆真主并且是使者先知穆萨（摩西）的死敌，可是他的妻子阿西叶确是信仰者的模范，这怎么解释呢？这与死后与活人争地，阻碍别人信仰是一致的。既不符合信仰也不符合教法。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第二篇：“公务员热”会阻碍中国发展么

“公务员热”会阻碍中国发展么?近日，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司长聂生奎接受了新华社专访，在回应有人认为“公务员热”会阻碍中国的发展时，聂生奎说，我们公开考试录用国家公务员，就是给所有人以公平竞争的机会，确保把优秀的人才招进国家机关，为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服务，这只会促进国家的发展，何谈阻碍中国发展呢?

聂司长的回答和记者说的其实是两个问题。之所以说“公务员热”会阻碍国家发展，是因为“公务员热”实际上意味着人才分配机制的扭曲。从现代国家职能设置来说，公务员主要负责执行政府职能，国家的发展当然需要一支合格的公务员队伍，但是合格的公务员队伍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最优秀的人才；政府固然是现代国家的重要部分，但是社会发展需要各行各业，各行各业的精英都是社会优秀人才，谁能说克林顿一定比盖茨或者乔丹优秀呢。也就是说，合格的公务员队伍不一定都要是最优秀的人才，这并不是说优秀人才不能进公务员队伍，而是说这个进入应当有个度，一旦失衡就会导致社会各部门的人才分配不均，从长远来说，这并不利于社会发展。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优秀的政府官员，也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商人、学者，等等。

目前之所以会形成“公务员热”主要基于两点:其一，政府在全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具有明显的主导地位，不仅掌控着政治权，更掌握着很大一部分经济权；其二，我国自古以来的官本位传统仍然在隐秘支配社会运行。前者是现实体制，后者是文化传统，二者互相印证、互相支持。实际上，在这两股力量的裹挟之下，不仅产生“公务员热”，政府出现的不少问题都与此有关。很多人进了公务员体制后，所琢磨的并不是怎样做好本职工作，而是想着谋取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多的经济利益，恶化的官场生态一方面催生大量腐败，另一方面又让更多人挤破头想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热”不仅会导致人才分配机制扭曲，更会影响社会公平，因为权贵子弟在公务员考试中更容易找到突破口。媒体最近报道大量公职招录内幕，各种潜规则、招考作弊手法层出不穷，这是社会权贵化的必然结果。

但是，我们也不必担心这种趋势无法改变。上世纪90年代就曾经出现过一股下海潮，大量政府中的精英离开体制下海创业，大学生也不像现在对金饭碗趋之若鹜，这与当时的改革颇有关系。“公务员热”能否降温，取决于政府有没有继续改革的决心。

第三篇：阻碍中国发展的七大类利益集团

阻碍中国发展的七大类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阻碍中国的改革发展在中国学术界甚至老百姓眼中早已形成共识。而中共高层在近年来也多次提出〝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说法，不过这些公开场合对〝利益集团〞论述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捅破〝窗户纸〞，指出究竟谁是〝利益集团〞的一员。近期，有大陆媒体转载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利益提团〞分析的论述，总结出〝利益集团〞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群体的狭隘性；二是形态的模糊性；三是获利的非正常；四是集体行为的表面合法性；五是利益的排他性；六是权力的至上性。

前三点意思比较明确。第四点说的是，利益集团在维护或获取他们特有的共同利益时，一般是通过对组织、制度、政策进行影响、干预，故其一切活动都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形式合理性〞，并为了显示这种合法性，往往将小集团的利益置换成社会的共同利益。第五点说的是，由于社会总体资源有限，利益集团只热衷于在集团内部分配和共享权力与利益，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介入和分享。第六点说的是，利益集团以权力为核心，按照权力的大小和亲疏远近来分配和占有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利益。

中共官方智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会长王玉凯将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划分为权贵利益、垄断利益以及地产资源利益集团。

有学者则把中国目前的利益集团分为以下七类。

一、中共中央部委特别是有很大审批和管制权的部门

中国是一个集权制国家，社会的权力集中到政府。但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真正负责管理的是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所以，集中到政府的的权力其实被分割到各个部门，而部门的权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体操作者手中。由于这些年来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社会管理，在这一名义下，中共中央各部门特别是直接负有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之责的部门，管制权和资源配置权越来越大，他们在对经济的调控和社会管理中形成了独特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寻租和腐败充斥其中。

二、中共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

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级中共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制约。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在招商引资、城市化、土地买卖、房地产发展等体现地方政府政绩和利益的活动中，把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

三、国有垄断企业及其高管

中共对经济的主导主要是通过国企尤其是央企体现出来的。央企和重要的地方国企凭藉国家和地方赋予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与金融特权，获取政治租金及超额利润。它们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企业利益，还利用对公权力的影响力，使政策向自身倾斜。

它们千方百计不让其它社会资本进入，甚至就业也只对本企业或行业的子女开放。因此，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收入公平分配的利益群体。

四、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

跨国资本之所以能在中国市场受益巨大，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洋买办〞，他们主要是由一些〝官二代〞、〝官三代〞组成，早年通过官倒或价格双轨制起家，后来多数在国外金融财团、中外合资的金融企业、跨国公司等任职，通过与国内高层的亲朋关系，充当外国机构的代理。改革开放前这些高层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现在他们同时取得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权力与资本结合，也就改变着自身的性质：权力依靠资本自肥，而会主动为资本服务;资本利用权力，直到直接掌握权力。〝洋买办〞近年在国内资本市场攻城略地，他们是国企改革和国内资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五、房地产开发商

在近年房价的疯狂上涨中，开发商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食利者角色。房地产是一个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紧密结合的行业。无论从地方财税、GDP增长还是就业来看，房地产在多数地方都是支柱产业，没有房地产提供的财税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正因为此，开发商也就有挟持政府的力量。在国家的多次房地产调控中，房地产商都联手上书，改变国家调控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房地产也是寻租和腐败发生最多的领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员都倒在房地产上。另外，房地产也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产生了国内最多的富豪。

六、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

他们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员。在他们的发迹过程中，少不了寻求政治权力的庇护。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不分性质，只问大小。资本在做大后，很少没有与权力结合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权力主导市场的社会，用钱来换取安全和更多发展的资源与机会，就成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必然选择。

七、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

专家学者掌握着知识资源和专业权力，包括舆论和话语权力，他们通过为其他利益集团提供服务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理论的指导，政策的谘询，以及对财富〝合法性〞的论证等来进行利益输送。比如，一些经济学者、法学专家、行业协会领导以及媒体高层，与政府和资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后者的座上宾，他们往往身兼多个政府和企业的顾问，在多家上市公司中任独董，以自己的影响力为这些政府部门和企业游说谋利;一些专家学者受雇于政府和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他们的资助下从事研究，名为其提供政策谘询，实是他们想藉助专家学者的研究影响国家决策;一些媒体充当政府和资本的喉舌。更有一些专家学者(主要是某些名家)与中共政府官员、企业高官，组成某些排他性的小团体，结成隐秘的利益联盟。

第四篇：伊斯兰文化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承

宗教文化的巩固和和谐

（参考材料）

伊斯兰文化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承，对巩固中国伊斯兰文化及中国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穆斯林的壮大和延续自己的宗教信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历代的无数学者对伊斯兰文化教育的改善和发展为伊斯兰文化的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和文明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伊斯兰教兴起于公元七世纪，至穆罕默德奉主命传播伊斯兰教，阿拉伯地区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经过长期的斗争，在伊斯兰教义的感召下，遂成为地跨亚、非、欧幅员辽阔的阿拉伯体系，在融合波斯等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使伊斯兰文化形成了中世纪新型的发达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加之，对皈依的各民族实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各项政策，对其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致使宗教信仰和文化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统一，创建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体制，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各族文化交流和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伊斯兰文化是在唐朝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传入中国的。当时，正是释、道、儒在中国发展的全盛时期，儒家推广中庸，反对进去，禁锢人们的思想，儒家文化在中国一直上升到统治地位，为统治阶级服务。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必得要打破当时的非伊斯兰思想和传统习俗而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抵制，因此，当时的回族先民只能保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伊斯兰文化只是以“祖辈传承”“口心传授”的教育方式。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兴起时，正是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封建社会的商品昌盛、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前所未有的辉煌鼎盛时期。因而，招来了大批穆斯林客商、使节、旅行家、匠人和士兵，他们带来了各地的物产、技术、风俗和宗教。唐朝对来华的各民族不改变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因而，在文化交流上呈现出多样性，并为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对外贸易及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唐朝和阿拉伯体系在当时同处于世界文明的顶端和辉煌鼎盛时期，两大文明都奉行开明的对外政策。在长达数百年间，由于文化领域及其他方面的频繁交往，在继承发展古代文明，沟通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两大文明国家的繁荣昌盛，推动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持续发展的时期。宋朝政府十分重视国际贸易，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由于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在华居留时间的延长，出现了“土生蕃客”、“五世蕃客”，穆斯林侨民有了生长在中国的后代子孙，为了延绵固有的文化习俗，开展宗教活动而建立学校——“蕃学”教育子女。在蕃学里面，穆斯林子孙们不但学习汉文化，还学习伊斯兰的一些知识。这一时期，出现了汉文化方面颇有造诣的一些名人，使得很多中国汉人从他们身上了解到关于伊斯兰教方面的知识。伊斯兰教开始在华传播，最终形成了中国的穆斯林民族和中国的伊斯兰文化。穆斯林在宋代虽然不受歧视，宗教信仰也不受限制，但伊斯兰文化仍处于保守状态。唐宋时期的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名列于世界文明的前茅，自然科学的发达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穆斯林因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相同而聚一处，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唐宋政府允许来中国的穆斯林与中国人通婚，定居中国，繁衍子孙，逐渐演变为“土生蕃客”，其子孙后代也就成了后来的中国穆斯林。

唐朝和宋朝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双方之间文化交流是全方位的。穆斯林中很多有识之士把伊斯兰文化和中华华夏文化融合贯通起来，形成了兼具两种文化的回族穆斯林文化。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文化主要与侨民文化的形式存在中国。穆斯林们只能保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伊斯兰文化仍然只能在穆斯林内部“祖辈传承”或者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口传心授”教育。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通过长期的交往，构建了影响很大的“丝绸之路”，为人类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当时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香料之路”的繁盛，使各国使节、阿拉伯商人不断往来，促进了两国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到了元代，由于蒙古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建立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庞大帝国。许多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穆斯林被迫组成“西域亲军”、“探马赤军”，参加了在中国的征战。战后，这些人被屯聚在全国各地，并与当地汉民通婚，繁衍子孙。穆斯林们由于对元朝建国有功，统治者为了维护蒙元帝国政治的稳定和民族特权，从法律上确认了伊斯兰穆斯林的政治身份，执行各教并存、信仰自由的政策，穆斯林可以自由居住，并具有元朝臣民的身份。从根本上保证了伊斯兰教及穆斯林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完整性，这种宽容的政策，在客观上为伊斯兰教文化的广泛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统治者对具有优良文化和高超技艺的穆斯林非常重用，给予穆斯林较高的地位，民族等级划分为第二等。由于穆斯林已由“蕃客”变为“回回”，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随着人数的增长，政治、经济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因此，穆斯林在元代政治舞台上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机构都拥有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处理公文、翻译文书、管理财务的穆斯林专职人员。元朝建国后，还先后在中央设置西域的“回回国子学”等众多文化教育部门，征用大量穆斯林任职，传授西域的语言文化知识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穆斯林们所到之处都建立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传承穆斯林文化教育，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也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接受儒学文化教育。当时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比较迅速，并逐渐形成了“回回遍天下”的局面。

“回回国子学”主要以汉文化和穆斯林文化教育为主，培养对象大多是有志于学习汉文的穆斯林子弟，促使他们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穆斯林进士、举人。大量穆斯林儒士的涌现，对传播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客观上推动了穆斯林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发展和各民族间文化教育的交流。当时，还出现了许多致力于教育事业的穆斯林政治家。塞典赤?赡思丁就是其中之一，在他任云南平章政教时，创建了云南地区第一所学校，使云南各族子女接受教育。大理等地也先后兴办了学校，使云南一时文风大兴。元末明初，由于穆斯林与汉族通婚。使汉族皈信伊斯兰教，穆斯林人口日益增多，统治者对穆斯林的政策比较优惠，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当时，穆斯林在社会上所说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可以在各自的家中口头教授子女，在各地设“回子房”作为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在里面教授阿拉伯语语音、波斯语、教义、教法、诵读《古兰经》及生活中应用的语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也为统治者培养一些国家公务人员。

明朝时期，穆斯林们经过几个世纪的迁徙，人口不断繁衍，穆斯林在中国与其他民族在各方面相互融合，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汉语成为这个民族的共同语言，日常生活中也用汉语来交流。加之，朱元璋对回回民族采取压制和民族同化的政策，禁止穆斯林说外语，要求穿汉服，改汉姓，原来穆斯林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不仅不在通用，甚至逐渐被遗忘。随着穆斯林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丧失，出现了精通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大批学者，他们使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妥协，对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明朝中叶以后，统治者采取闭关政策，致使交通闭塞，中国与伊斯兰教世界的联系被迫中断，中国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后继乏人现象日益突出，人们只学习中国传统的汉文化，对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经典的人极少。在新的历史时期，广大穆斯林迫切要了解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义。因此，原先“父传子授”及其他形式的教育已不能使新一代继续保持自己宗教信仰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在各种外因的作用和压力下，出现了伊斯兰经典很缺乏，学习的人更少的危机。为了使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继续传播并发扬广大，造就健全的师资，启发穆斯林知识，阐扬伊斯兰文化，使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在穆斯林人口逐步增多，经济得到了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促使穆斯林培养宗教接班人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开创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经堂教育培养宗教人才的接班人便成为伊斯兰教界的首要问题。由此，明末清初一种具有中国穆斯林民族特色的“经堂教育”在中国西北遂应运而生。

经堂教育的创办者是胡登州，他在阿拉伯、土耳其等国游学回来后，看到国内“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现状，立志以提高国内穆斯林的宗教知识，弘扬伊斯兰教，创办了“经堂教育”。

经堂教育人才之盛，宛如列星，培养一代又一代博古通今，儒、释、道、伊四教兼通的经师。胡登洲的弟子和在传弟子们将经堂教育制度加以发展完善，到了清朝再传子弟们活跃于全国各地，并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不同学派；其中最具特点的学派是：以陕西为中心的“陕西派”；山东省济宁的“山东派”；此外，还有“云南派”等。最具代表的经师有：经堂教育的胡登洲，还有常志美、马联元、马复初、刘智、马注等人，他们翻译了大量的典籍和经堂教材。以马复初、马联元为代表的云南学派，留学而归，培养了很多伊斯兰教真才实学的接班人，著书译作，翻译题材广泛，并作《古兰经》的汉译。汉译《宝命真经直解》是马复初所译的中国第一部《古兰经》。

经堂教育所产生的各种学派，单指教学而论，各派的主要区别是教学上的方法和侧重点的不同，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教义都是一样，各学派都是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及古籍经典。经堂教育的产生和广泛传播与当时穆斯林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并为穆斯林培养了大量伊斯兰人才，弘扬了伊斯兰教，为广泛传播伊斯兰教，维系民族信仰，巩固伊斯兰教在穆斯林中的地位，提高穆斯林大众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堂教育制度现今仍为全国各地清真寺学校所沿用。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经堂教育公元七世纪以来，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在历代私塾教育的基础上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断改良中逐步发展起来，对培养伊斯兰教的接班人和促进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堂教育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千百年风风雨雨的改革，并逐步完善，在汉文化——孔、孟、佛、道教占统治地位的中国进行伊斯兰文化教育继续传播和发展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培养了品学兼优的很多学者，捍卫穆斯林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为稳定和巩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伊斯兰文化在唐宋时期以家庭为单位的“口传心受”的教育为主，到了明朝则发展成为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经堂教育”的形式，说明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者们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逐步改善伊斯兰教的文化教育，其卓越的成就和宝贵的文化教育经验至今仍然对伊斯兰文化教育的方针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但是，传统的经堂教育仍然沿袭古老的教学方法，多数地区不学汉语，没有掌握获得知识的语言工具，由于汉语水平所限，只能借用阿、波及汉语中大量的词汇混合而成的经堂语，将这些词汇融合运用于教学中，形成伊斯兰文化教育中特色的经堂语。“经堂语”用于口译和讲解经典，“经堂语”译出来的混合语言不是普通汉语。但是，这种经堂用语直到现在，不单运用于教学，而在穆斯林中仍然广泛流行。在实际生活中，穆斯林主要是用汉语交流，而又掺杂了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词汇，成为独具特色的回民使用的语言。

到了清朝，统治者对穆斯林的迫害极端残暴，采取先鄙视和利用，后残酷镇压，无情打击的手段。清政府曾在穆斯林聚居区设书院，灌输儒家思想，培养“顺民”，并尊崇儒、佛、道三教，而排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加强对穆斯林的控制，采取拉拢上层人物，推行乡约制，为清政府的统治工具来束缚穆斯林，清朝官员对伊斯兰教非常仇视：从中挑起民族纷争，教派矛盾，把穆斯林视为“奸民”。并规定穆斯林犯罪时“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的政策。从史上来看，伊斯兰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必然要遭到摧残；唐宋时期，以侨民留居中国，人口少，伊斯兰文化允许穆斯林内部祖辈传承。在元朝，穆斯林为元朝立下了功劳，也给予一定的自由空间。到了清代，随着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就引起了统治者的警惕。加之，外来的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不利于统治者的专制，便采取种种措施来打击，寻找各种借口来进行迫害。由于清王朝对回民起义的残酷镇压，经堂教育亦遭到严重摧残，几乎荡然无存，穆斯林们只能保族、保教和伊斯兰文化。明清时期，实行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随着穆斯林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发展，统治者对伊斯兰教文化加以排斥，并强迫穆斯林读儒家经典而出现了伊斯兰著作缺乏，学者极少，教义无能阐扬的局面。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面对清政府的压制和对伊斯兰文化的排斥以及穆斯林丧失宗教文化传统的情况下，经堂教育通过伊斯兰的教义学及有关学科的系统教授，使伊斯兰文化得以在穆斯林中代代相传，没有经堂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很多学者把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伊斯兰教义译为汉语进行宣扬，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堪设想的。

伊斯兰教在中国唐代发展到明代，并没有教派之分，但是从清代开始，随着伊斯兰世界苏非派的传入，在中国出现了四个中国化的苏非派别，在这四大苏非学派之下又产生了40多个分支门宦，改变了老派“格底目”一统天下的局面。到清末，果园哈智马万福从麦加朝觐回来后，联合当时河州十大阿訇，主张“遵经革俗”，坚持拜主独一，反对崇拜教主，反对人与真主之间设立中介，号召教亲们清除渗入伊斯兰教里的非伊斯兰成份，由于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众穆民皆兄弟„的经文，人们就称该派为“伊赫瓦尼”派。虽然有派别之分，伊斯兰文化各派的教学方法也没有改变。

经堂教育在明、清及民国初年，是穆斯林的主要教育形式，但由于经堂教育毕竟是在明清统治者“汉化”、“儒化”政策的压力下，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由穆斯林群众自发地办起来的一种民间教育形式，主要培养宗教职业者，不学本国语言----汉语和其他文化科学知识，重宗教知识，轻社会知识，不考虑应用语言工具和社会效益。因此，传统的经堂教育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改良的过程中发展。从历史发展的规律看，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上层建筑也相应地要变革。旧的经堂教育的现状已不适应现代社会条件，也不适应穆斯林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传统旧的经堂教育改良为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新型的经堂教育”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中国传统旧的经堂教育改良为阿拉伯语和汉语并授的新式经堂教育的先驱者是童琮，他创办了中国穆斯林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穆源学堂”。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王浩然，他曾把“旧式经堂教育”改革为“新式学校教育”。

明末清初，由于社会汉族官僚士大夫阶层对伊斯兰教不了解，普遍存在着一种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和歧视。于是在汉文化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目睹伊斯兰教的教义不被中国汉民族了解，发现其他外来的佛教、基督教用汉文进行广泛宣传，效果极佳。于是，他们就掀起了“以儒诠经”、“汉文译著”为内容的回族文化运动。把伊斯兰教义翻译成汉文，对汉族宣扬伊斯兰教义，从而使更多的人理解伊斯兰教，史称“汉文译著活动”。汉文译著运动的参加者多是胡登洲的再传弟子培养出来的“长攻儒学”，“精通伊、儒学问，会同伊、儒、佛、道，阿拉伯文和汉文造诣很高的一些学者。他们用儒家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广泛宣传伊斯兰教。这次汉文译著活动，仅仅为了挽救宗教，通过汉文来学习伊斯兰教教义，之后，出现了很多汉文译著的典籍。这次运动推动了伊斯兰教的广泛宣扬，为传播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使中国穆斯林的文化教育得以继续深入和发展，在伊斯兰文化史上写上了新的一页。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及“民族平等”的主张。从法律上承认伊斯兰教的存在，规定信仰自由。为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华民国建立后，因长期的军阀混战，民主、和平的时代并没有实现，由于穆斯林经过清政府的摧残，造成经济平困，文化落后的局面，只有在清真寺里进行宗教功修，培养宗教接班人，不关注社会时事。也不学习汉文化，最终陷入了落后的状况，从而导致了没有汉文化就不能向外宣扬伊斯兰教的恶果，因而，穆斯林中的先进分子提出改良旧经堂教育，主张唤醒民众，“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行中文和阿拉伯文并授的新式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发展伊斯兰文化，创办报刊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觉醒运动，史称“新文化运动”。从此，在文化上沉寂多年的中国穆斯林打开了过去封闭保守的传统，掀起了文化复兴的高潮，为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和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以发扬伊斯兰文化，巩固穆斯林之信仰为根本，主张以“教育为兴”之路，以“宗教为救族”之本，倡导新型的伊斯兰文化教育。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些学校除讲授伊斯兰典籍外，同时兼授阿拉伯语、汉语、数学及其他常识，造就了一批中文和阿拉伯文兼通的学者。这些学者不但具有丰富的宗教常识，而且还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不但具有扎实的阿拉伯语基础，而且还有较深厚的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根底，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学问渊博，能著书立说的学者，并在各个领域里创办了各种刊物，开展学术研究，短短的几十年就把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推向了新的高潮。为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多少年来，伊斯兰文化教育已成为穆斯林们振兴民族，挖掘伊斯兰文化遗产，服务于祖国和促进社会文明的传统行为。现在的伊斯兰文化教育仍然可视为穆斯林办学传统的延续。为了促进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穆斯林中一些有识之士在全国范围内创办了100多个穆斯林社团，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团体”、“学术团体”、“救国团体”。这些团体发起最早的是童琮创立的“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影响最大的是白崇禧任总理事长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活动时间最长的是蔡大愚等创设的“兰州回教劝学所”。同时还利用出版，结社之自由，创立了“学术团体”，进行学术研究。哈德成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回教学会”，此后，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团体，积极开展伊斯兰学术研究活动，发行学术刊物，为繁荣伊斯兰文化、振兴穆斯林文化教育，提高穆斯林的文化素质，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当时，中国的时局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穆斯林中的一些有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紧跟时代步伐，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纷纷组织“救国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开展了伊斯兰历史和《古兰经》翻译等一系列学术研究活动。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化复兴运动，推动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其中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回民族救国协会”影响最大。当时，白崇禧主持成立了“中国回民族救国协会”，并先后在全国20多个省建立分会，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活动，穆斯林学者达浦生自觉的开展国民外交，组织访问团，先后访问各伊斯兰教国家，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阴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

我国的经堂教育，自胡登洲创立至今，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又通过王浩然改良为阿拉伯语和汉语并授的新的经堂教育。清末民国初期，穆斯林们又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文化复兴运动，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很显然，在各个历史时期，伊斯兰教界上的老师和宗教职业人员都是一些可以讲解经典,著书立说的学者。而我们现在有关方面的人员，大多数无能讲解经典,只能对照前人翻译的中文来进行讲解，停留在前人的荣誉和成果上不思前进。历代学者对伊斯兰文化教育改革的质量都是步步提高,而我们在新的时代——面临科技、信息、经济大暴炸的年代里，在讲解经典，尤其是讲解古兰经方面的质量反而步步下降。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核心，也是伊斯兰文化教育学校必须学习的主要科目。因此，我们应该刻苦钻研学好阿拉伯语的基石——词法、语法和修词学，在讲解经典方面，自立更生，告别依赖于中文的翻译。尽快使自已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教职人员，参阅伊斯兰文化的各种古典著作，挖掘伊斯兰文化遗产，为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和谐与文明作出贡献.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真材实学的接班人。堵住不符合教律的，不利益伊斯兰文化教育发展的人际关系。宏扬伊斯兰教，在新的时代里，把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推向新的高潮，为发展伊斯兰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写上崭新的一页。

第五篇：中国CI再发展之阻碍与对策

中国CI再发展之阻碍与对策

以1989年广东太阳神集团导入CI为标志，CI在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一些大中型企业实施CI战略为自己扩大了市场，赢得了利润。CI在我国的发展风风火火。

最近，有关人士认为继“97CI年”之后，“98年是中国CI大发展的年份”，并预测我国目前进入了CI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不管这一预测和描述是否准确，它反映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CI在原来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有助于实施CI的各行各业和各种社会组织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

但是，当我们回顾CI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时不难发现：其路漫漫！

为什么CI在中国会出现“浪?quot;？为什么其路漫漫？

CI有”浪潮“，说明它的发展状况有好有坏、有快有慢。当我们坐下来冷静思考时，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必然是：它的发展是正常的，它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从另一个角度看，CI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上是有阻碍的。如果希望CI在中国有大的发展，必须进行多方位诊断，分析CI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提出CI在我国再发展的思路和相应对策。

一、CI在中国发展的阻碍

结合国内同行的经验以及根据笔者在宣传、设计、导入和实施CI项目过程中的体会，我认为，CI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存在着多方面的阻碍因素，表现在不同领域的不同方面。

（一）企业界的阻碍与表现

企业界是我国导入和实施CI的先行者。如果没有企业的加盟，中国CI的进程不会有这么快，中国CI的发展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尽管如此，本人认为，中国CI再发展的阻碍在企业界表现得最突出：

1．企业本身的体制。

CI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生的。从CI的发展历史经验看，股份企业、民营企业或私有企业更适合CI的生存和发展。目前，我国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企业加快了转制的步伐。许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纷纷走向股份化或民营化。但是，由于长期积累和遗留下来的问题较多，所以企业体制转化到有利于CI的生存和发展，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2．观念上的局限。

如果企业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实现企业的快速转制，那么，思想意识的缓慢跟进仍然是阻碍CI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观念上的局限性存在于企业领导和员工两个层面。

在企业领导层面表现为：①对CI作用的理解不全面，对CI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②盲目模仿；③缺少大文化战略的思想；④也有部分企业领导对CI简单化理解，认为它与广告、推销等是相同的；③有了钱以后再谈CI的导入等等。

在员工层面表现为：①认为CI的导入是企业领导做的花架子，有自己的不可告人的（政治或经济）目的，不一定是为了企业的发展；②企业正处于困难时期，导入CI是浪费大家的钱财；③企业导入不导入都差不多，形式而矣，是换汤不换药；④认为导入CI只是领导们的事，与己无关；⑤CI是外国的，我们是中国，拿它没多大的用处等等。

3．行为上的不足。

由于观念的不正确，因而在行为上表现出许多缺陷和不足：①头重脚轻。企业实施CI往往”头重脚轻“，即企业重视CI的设计和导入，但在实施方面下的功夫不多不够；②重外轻内。比较重视CI的视觉表现及其延伸，忽视企业的内部管理，忽视企业文化战略基本功的铸造，忽视企业集约化精神的培养；③重利轻义。企业追求短期利润目标，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扌巫什鄄欢啵鲋祷郝虎苤匚辞岜尽Ｆ笠档既牒褪凳〤I的目标应该是美誉度，知名度是为了推进美誉度传播的。但是，许多企业往往追求轰动效应（知名度），忽视了美誉度。绝大多数企业缺乏目标明确的统一的声誉管理行为和组织保障。

（二）设计界的阻碍与表现

设计界是指设计CI战略，帮助社会组织导入CI的咨询和设计群体或组织。应该说，这是一个矛盾的命题：CI设计界是设计CI的，怎么会阻碍CI的发展呢？然而，设计界的表现千真万确地成为阻碍CI发展的一个因素。主要表现在：

1．重表轻里。设计CI方案的过程，注重视觉（VI）设计和表现，忽视企业或组织发展的深层要素--理念（MI）。在CI的各组成部分中，MI是灵魂，VI应着力表现MI才是正道。

2．模仿迁就，缺乏个性。为了让自己的设计方案尽早被客户通过，设计方案往往模仿一些国外成功的或被客户认同的方案，多数设计是对许多成功个案的翻版。我国C市一特大汽车生产厂家导入CI的视觉标识，被多数人认为是对日本一家汽车标志的模仿，缺乏设计的深层文化内涵和表现。当审视已经导入CI的企业开拓市场时，我们会发现各种”第一“铺天盖地，雷同至极，缺少个性。

3．设计机构峰涌，难辨良莠。随着CI市场的扩大以及早期设计CI的颇丰利润，刺激了我国CI设计机构的膨胀。据不完全统计，除各种广告公司外，我国以CI命名的策划公司或团体近千家。如果把声称有CI设计能力的广告公司算在内，我国的CI设计机构似乎过剩。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机构多是好事，相互之间通过竞争可以提高整个行业的水平，优胜劣汰，利于CI的发展。但是，当CI还不普及的时候，这种相对过剩的设计机构鱼龙混杂，让人难辨良莠。从这种意义上说，过多的设计机构对CI的发展是一种阻碍。

4．专业设计人才奇缺。作为在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一种经营战略，CI的导入、设计、实施，需要专业策划和设计人才。这类人才是学科群体的集合。需要通晓市场营销学、管理学、社会学、公共关系学、政治学、舆论学、传播学、广告学、新闻学、决策学、统计学、计算机技术等专业知识，并且具有较强的判断决策能力和较高的政策水平。这一人才群体还必须对所在行业、企业及产品、市场客户群、竞争对手情况都相当熟悉。根据笔者从事高等教育近15年的经验，这类智力型高级软件人才培养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优秀CI人才难觅。目前，虽然国内CI专家团作为人才组合群体弥补了这一不足，但他们的任务重，CI人才仍然相对缺乏。

5．设计费用收取不合理，过高或过低。有些设计单位收费离谱，超出了许多单位的经济承受能力。有些过于偏低，整体导入CI才收费1万至几万元。过低的收费难以保证设计质量。

（三）学术界的阻碍和表现

学术界是研究CI的中间力量。在他们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我国的CI得到较大的发展。CI的正确发展离不开学术界的研究、咨询。然而，学术界自身的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对CI的发展和推进有一定的阻碍。主要责现在：

1．缺乏令人信服的深度研究。

我国接触CI的历史不长，学术界对CI还处于初级研究阶段。多数学者主要是传播美国和日本的CI理论、个案，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普及CI知识。CI是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产物。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西方经营管理战略，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适合我国的文化氛围？与我国的社会结构如何整合？整合程度怎样等等，学者们还缺乏深度研究。当然，CI的实施也就没有多少中国味。

2．不恰当地简化或比喻CI。

为了让更多的人士了解CI、接受CI，一些专家把CI简化为”企业形象'等。这种简化，由于中国文字的特点，让人望字生义，结果理解出现偏差。在我接触的部分企业家中，认为“CI是形象”没有什么新意，中国早就有了。有的学者为了让一些人士明白CI，把CI比喻为“广告”、“传播”、“无形资产'等。结果使人更不明白，造成认识混乱，”不知哪位教授的话是对的“，进而影响CI在一定时期的发展。

3．实施指导不力。

在CI的推进过程中，多数专家主要是侧重CI的咨询、设计或策划。对于CI导入的后期实施，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他们参与较少。导入CI的机构在组织实施时，难以保证设计要求，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认为，在现阶段，专家群体对CI导入后期的实施工作介入太少，阻碍了CI表现应有的作用。

（四）政界的阻碍和表现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官本位思想还比较浓厚。如果政府大力提倡某事，某事就会突飞猛进地发展。现阶段，我国政府的各级机构还处于转变职能的过程中，市场经济意识还未完全植根深处。

1．在认识上，将”名牌“等于CI。

现在，许多地方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名牌研究、推进机构，认为这些机构就是CI机构，它们在推行CI，实施CI。这种看法只是一种低层次的认识。应该说，这些机构对CI的发展有推进作用，但它不等于就在导入、推行、实施CI。在笔者经历的多种场合，部分政府官员对CI表现出较少的了解。1996年，余明阳博士在C市作CI报告，就坐主席台的一位政府官员?quot;CI”几次说成“CA'，令千余听众惊讶。

2．拔苗助长式推行CI。

有些政府官员较早地认识到了CI的作用，希望本地区有企业通过实施CI，提升企业形象，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并主动牵线搭桥，促成企业导入CI。这种企业实施CI，不仅没有内在的推动力，而且还把实施CI当作自己的负担，企业处于被动状态。这是一种拔苗助长的方式。当企业人士还没有完全认识CI的作用，企业没有自觉的CI需求时，其结果打乱了企业正常的经营，对CI在我国的推广不利，会造成误会。

（五）CI自身的缺陷

CI自身的缺陷也延缓了它在我国的发展。主要责现在：

1．从观念上说，CI仍然是一种推销观念。它以实施CI组织自己为中心，与现代市场营销以”市场“为中心的作法有明显的差距。

2．从作用方面看，CI存在”效用递减“现象。这对较晚导入CI，或准备实施CI的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觉得有些左右为难。

3．从实施方面看，由于需要投入的资金较多，因而使许多组织对CI望而却步。

4．从人才准备看，CI实施需要多种人才配合作战，需要专家的全程参与。企业难以有这样多的人才，等等。

二、中国CI再发展的对策

1．中国CI需要再发展

尽管我们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述CI的阻碍因素，尽管CI在某些西方国家不再风光，但是，在现阶段，我们还需要大力提倡CI。

①它可以促使企业经济持续发展。在现阶段，我国多数企业的管理水平落后，通过实施CI，有助于企业提高相应的管理水平，提高员工素质，主动适应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市场。

②地方政府或区域（城市）实施CI战略，有助于提高该地区的经济竞争能力，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

③实施CI，有利于创造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

④实施CI，能进一步改善实施CI的企业或组织与其邻里、社会的关系。

⑤实施CI，将有助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生，等等。

为此，我们必须探讨CI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2．中国CI再发展的对策

①普及CI知识，全面理解CI。

认识和理解是行动的前提。中国CI的推进，必须由多方人士共同参与，普及全面的CI知识，让有意实施CI的企业或组织准备充分。要争取不同的对象对CI有正确和全面的认识。建议各级党校，将CI课程应该列为一门重要的必修课。有关机构应组织专家对企业家、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进行义务培训和一定的免费咨询。在校本专科学生应通过不同方式全面了解CI知识。

②研究导入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CI模式。

日本型、美国型的CI对我们有借鉴作用。但由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背景、条件，人的文化素质等不同，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学术界必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将西方CI的精华与我国传统文化融合一体，发现或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的CI模式。

③各级政府推进企业机制转变，支持企业实施CI战略。

根据十五大精神，各级政府应大力推进企业转变体制，增强适应市场竞争的机制，为企业自觉实施CI提供基础条件。

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重庆市CI专家团“，作为政府智力支持企业的一项重要举措。如果各级政府部以智力支持的方式帮助企业，企业将会有更好的作为。在强调政企分开的时代，政府不应强求企业实施CI战略。”强扭的瓜不甜"。当企业有了导入CI的内在需求后，企业会产生强大的动力。

④多学科专家联合，造就中国CI的辉煌。

CI战略是专家群体智力磨合的整体战略，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共同努力。因此，在导入和实施CI时，选择专家的结构非常重要。就目前来说，单一的广告公司的人才是不足的，这些广告公司需要到大学或科研机构寻觅人才。

⑤设计界要主动与学术界联系，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合理吸收，并采取合理灵活的收费，避免设计中重表轻里，缺乏个性，盲目模仿等缺点。应主动把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与CI设计相结合。

⑥企业家应了解当代市场营销发展的新进展，主动更新营销观念。把自己的先进思想融入企业的战略决策和日常管理小?br>

⑦企业导入CI要谨慎，不能盲目。应该先通过咨询，确定是否需要导入。其次应通过调查，再确定是否必须导入。企业自身的自觉需求一经确定，就应通过严格的条件来选择设计单位。企业切不可将CI咨询、设计、实施、评估以及广告、传播等视为一次付费后可长期受益。CI的实施是动态调整的。咨询和设计并不等于导入、实施。

⑧现阶段，CI的实施应以创名牌为切入点，使创名牌作为CI发展的基础。

⑨以Ch（满意度）战略弥补CI战略的不足，使两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⑩实施大文化战略，促进CI的发展和巩固。